青年工作無法踰越的鴻溝:價值觀的認同

11月3日林泉忠教授在《明報》發表〈為何「崛起」中國得不到台港年輕人的信任?〉,讀後頗有感慨。佔中期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黃之鋒所說的「今天你們剝奪我們的未來,但有朝一天我們將決定你們的未來」這句話。即便有人現在小看這句話,但這並不妨礙它終將變為現實。梁啟超有〈少年中國說〉,毛主席說「世界歸根到底是屬於你們的」。裏面的道理都是一樣。青年是社會的未來,社會的命運最後還是由現在這幫青年人決定的。在經歷持續幾年的連串社會運動後,如果還看不到青年人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的決定性作用,那就太愚蠢了。「人心未回歸」 值得反思香港和台灣不同,與大陸的隔閡遠遠沒有台灣深(台灣有長期獨立發展的歷史,最近120年中和大陸處於同一政權下僅4年)。直到1980年代末為止,很少聽到香港人自認不是中國人。香港回歸18年,現在所說的年輕人,大都是在回歸之後才成長、接受教育甚至出生的。現在才來說「人心未回歸」,箇中原因確實值得反思。由於《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障了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憲政地位至少50年。香港人產生一個不同內地人的身分認同(identity)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一個人在外國對自己是什麽人的認同,很能說明身分認同的問題。筆者在外國求學時,正值回歸後不久。香港學生和大陸學生並不在一起活動,香港學生見到大陸學生,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這種場面話,但那不過是表面的客氣。最近我再向一些大學了解,這個情况並沒有改變。語言並不是唯一的障礙,很多說粵語的中國大陸學生也很難和香港人「埋堆」。而很多香港新移民學生在美國大學多半參加香港學生的活動,而不是中國大陸學生的活動。那些新移民,有的不過在香港生活了幾年而已(註1)。必須強調的是,這種身分認同,並不能視為一些人所鼓吹的「民族論」的例子,但也不是和上海人廣東人等類似的單純地域認同。它位於兩者之間,但更接近後者。在一國兩制長期存在的現實下,硬是要抹去香港人的身分,既不現實亦不應該。現在要討論的是,能否讓他們在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第一認同)的同時,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第一認同出於本土意識,是最自然而且最重要的:一個人固然可以有多個身分認同,但要產生和第一認同同質的第二認同(註2),其難度顯然更大。這需要有更具吸引力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去鼓勵這一點。中國提攜 非必然帶來親近感無人會質疑,中國可以提供物質方面的鼓勵。香港在回歸後持續發展是中國紅利,但這種提攜並非必然帶來親近感。比如,中國近30多年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紅利帶來的,但中國人反美情緒仍然很重。從宏觀上說,香港需要中國比中國需要香港更甚,但從微觀上說還是等價交換。况且,大陸最近幾年的宣傳中,屢屢以恩主自居,似乎沒有中國,香港人一天也活不下去。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只會帶來反感而不是親近。非物質方面,中國缺乏吸引港人的價值觀。現在中國自己也處於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正在進行道德重建,遑論要輸出價值觀。况且中國說的和做的又有很大分別。目前眼看得見的,正如林泉忠文章也已經論及的中國一系列令國際側目的行為:包括信息封鎖、踐踏法治、打壓言論、無信無義、仗勢欺人等,讓絕大部分已經普遍享受了開放、自由、(部分)民主、法治薰陶的香港青年從心底裏就不認同。要一個品嘗過自由滋味的人自願回到牢籠,正如要當代的中國人接受朝鮮的價值觀一樣,是不可能的。加強認同的另一個法寶是民族主義,但這在香港的成效很難奏效。一來,民族主義通常依賴單方面的宣傳,但這在香港難以做到。二來,民族主義通常要製造敵人,但無論中國炮製的日本還是美國的敵對形象,在不受制於片面宣傳的香港青年中很難得到共鳴。香港上一次民族主義高峰是1996年的保釣運動。但那並非全然是因為保釣本身,而是加入了大量由民主派所主導的爭取與中共對抗的道德高地的因素(民主派指中國不保釣「賣國」)。如果官方在香港宣揚這種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引火燒身,因為對官方不利的例子多不勝數。不難預見青年工作收效微在此大環境之下,儘管特首和中央現在也說要做青年工作,但不難預見其效甚微。比如,增強與內地交流,增進了解。一來太過虛偽,一面特首和高官的子女都自小送往英國讀書,一面說青年上大陸。二來,增進交流效果也不好,甚至會走向反面。有道是距離產生美(海外學生中有一句話:出了國更愛國),接觸愈多,可能愈反感。比如「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就是在北京學習畢業的,現在走在對抗中央的最前線。比如控制學校,從中小學到大學「奪回」宣傳控制權,甚至培養幹部行群衆鬥群衆之術。這種做法的負面效果已經在反國教運動和最近的港大副校風波中暴露無遺。縱觀歐美,學校基本都是自由派最集中的地方,這是自由社會的必然趨勢。違反社會規律強行奪權,只會激化矛盾,適得其反。歸根到柢,中國要搞青年工作,關鍵還在於首先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和行事作風提高到可以讓香港青年有認同感的程度。這顯然不是香港特區自己能夠達成的任務。註1:筆者沒有做過認真的研究和統計,只是根據個人體驗註2:有些認同是不同質的,比如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和認同自己是醫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0日) 青年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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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作無法踰越的鴻溝:價值觀的認同

11月3日林泉忠教授在《明報》發表〈為何「崛起」中國得不到台港年輕人的信任?〉,讀後頗有感慨。佔中期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黃之鋒所說的「今天你們剝奪我們的未來,但有朝一天我們將決定你們的未來」這句話。即便有人現在小看這句話,但這並不妨礙它終將變為現實。梁啟超有〈少年中國說〉,毛主席說「世界歸根到底是屬於你們的」。裏面的道理都是一樣。青年是社會的未來,社會的命運最後還是由現在這幫青年人決定的。在經歷持續幾年的連串社會運動後,如果還看不到青年人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的決定性作用,那就太愚蠢了。「人心未回歸」 值得反思香港和台灣不同,與大陸的隔閡遠遠沒有台灣深(台灣有長期獨立發展的歷史,最近120年中和大陸處於同一政權下僅4年)。直到1980年代末為止,很少聽到香港人自認不是中國人。香港回歸18年,現在所說的年輕人,大都是在回歸之後才成長、接受教育甚至出生的。現在才來說「人心未回歸」,箇中原因確實值得反思。由於《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障了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憲政地位至少50年。香港人產生一個不同內地人的身分認同(identity)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一個人在外國對自己是什麽人的認同,很能說明身分認同的問題。筆者在外國求學時,正值回歸後不久。香港學生和大陸學生並不在一起活動,香港學生見到大陸學生,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這種場面話,但那不過是表面的客氣。最近我再向一些大學了解,這個情况並沒有改變。語言並不是唯一的障礙,很多說粵語的中國大陸學生也很難和香港人「埋堆」。而很多香港新移民學生在美國大學多半參加香港學生的活動,而不是中國大陸學生的活動。那些新移民,有的不過在香港生活了幾年而已(註1)。必須強調的是,這種身分認同,並不能視為一些人所鼓吹的「民族論」的例子,但也不是和上海人廣東人等類似的單純地域認同。它位於兩者之間,但更接近後者。在一國兩制長期存在的現實下,硬是要抹去香港人的身分,既不現實亦不應該。現在要討論的是,能否讓他們在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第一認同)的同時,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第一認同出於本土意識,是最自然而且最重要的:一個人固然可以有多個身分認同,但要產生和第一認同同質的第二認同(註2),其難度顯然更大。這需要有更具吸引力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去鼓勵這一點。中國提攜 非必然帶來親近感無人會質疑,中國可以提供物質方面的鼓勵。香港在回歸後持續發展是中國紅利,但這種提攜並非必然帶來親近感。比如,中國近30多年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紅利帶來的,但中國人反美情緒仍然很重。從宏觀上說,香港需要中國比中國需要香港更甚,但從微觀上說還是等價交換。况且,大陸最近幾年的宣傳中,屢屢以恩主自居,似乎沒有中國,香港人一天也活不下去。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只會帶來反感而不是親近。非物質方面,中國缺乏吸引港人的價值觀。現在中國自己也處於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正在進行道德重建,遑論要輸出價值觀。况且中國說的和做的又有很大分別。目前眼看得見的,正如林泉忠文章也已經論及的中國一系列令國際側目的行為:包括信息封鎖、踐踏法治、打壓言論、無信無義、仗勢欺人等,讓絕大部分已經普遍享受了開放、自由、(部分)民主、法治薰陶的香港青年從心底裏就不認同。要一個品嘗過自由滋味的人自願回到牢籠,正如要當代的中國人接受朝鮮的價值觀一樣,是不可能的。加強認同的另一個法寶是民族主義,但這在香港的成效很難奏效。一來,民族主義通常依賴單方面的宣傳,但這在香港難以做到。二來,民族主義通常要製造敵人,但無論中國炮製的日本還是美國的敵對形象,在不受制於片面宣傳的香港青年中很難得到共鳴。香港上一次民族主義高峰是1996年的保釣運動。但那並非全然是因為保釣本身,而是加入了大量由民主派所主導的爭取與中共對抗的道德高地的因素(民主派指中國不保釣「賣國」)。如果官方在香港宣揚這種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引火燒身,因為對官方不利的例子多不勝數。不難預見青年工作收效微在此大環境之下,儘管特首和中央現在也說要做青年工作,但不難預見其效甚微。比如,增強與內地交流,增進了解。一來太過虛偽,一面特首和高官的子女都自小送往英國讀書,一面說青年上大陸。二來,增進交流效果也不好,甚至會走向反面。有道是距離產生美(海外學生中有一句話:出了國更愛國),接觸愈多,可能愈反感。比如「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就是在北京學習畢業的,現在走在對抗中央的最前線。比如控制學校,從中小學到大學「奪回」宣傳控制權,甚至培養幹部行群衆鬥群衆之術。這種做法的負面效果已經在反國教運動和最近的港大副校風波中暴露無遺。縱觀歐美,學校基本都是自由派最集中的地方,這是自由社會的必然趨勢。違反社會規律強行奪權,只會激化矛盾,適得其反。歸根到柢,中國要搞青年工作,關鍵還在於首先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和行事作風提高到可以讓香港青年有認同感的程度。這顯然不是香港特區自己能夠達成的任務。註1:筆者沒有做過認真的研究和統計,只是根據個人體驗註2:有些認同是不同質的,比如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和認同自己是醫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0日) 青年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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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作無法踰越的鴻溝:價值觀的認同

11月3日林泉忠教授在《明報》發表〈為何「崛起」中國得不到台港年輕人的信任?〉,讀後頗有感慨。佔中期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黃之鋒所說的「今天你們剝奪我們的未來,但有朝一天我們將決定你們的未來」這句話。即便有人現在小看這句話,但這並不妨礙它終將變為現實。梁啟超有〈少年中國說〉,毛主席說「世界歸根到底是屬於你們的」。裏面的道理都是一樣。青年是社會的未來,社會的命運最後還是由現在這幫青年人決定的。在經歷持續幾年的連串社會運動後,如果還看不到青年人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的決定性作用,那就太愚蠢了。「人心未回歸」 值得反思香港和台灣不同,與大陸的隔閡遠遠沒有台灣深(台灣有長期獨立發展的歷史,最近120年中和大陸處於同一政權下僅4年)。直到1980年代末為止,很少聽到香港人自認不是中國人。香港回歸18年,現在所說的年輕人,大都是在回歸之後才成長、接受教育甚至出生的。現在才來說「人心未回歸」,箇中原因確實值得反思。由於《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障了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憲政地位至少50年。香港人產生一個不同內地人的身分認同(identity)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一個人在外國對自己是什麽人的認同,很能說明身分認同的問題。筆者在外國求學時,正值回歸後不久。香港學生和大陸學生並不在一起活動,香港學生見到大陸學生,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這種場面話,但那不過是表面的客氣。最近我再向一些大學了解,這個情况並沒有改變。語言並不是唯一的障礙,很多說粵語的中國大陸學生也很難和香港人「埋堆」。而很多香港新移民學生在美國大學多半參加香港學生的活動,而不是中國大陸學生的活動。那些新移民,有的不過在香港生活了幾年而已(註1)。必須強調的是,這種身分認同,並不能視為一些人所鼓吹的「民族論」的例子,但也不是和上海人廣東人等類似的單純地域認同。它位於兩者之間,但更接近後者。在一國兩制長期存在的現實下,硬是要抹去香港人的身分,既不現實亦不應該。現在要討論的是,能否讓他們在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第一認同)的同時,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第一認同出於本土意識,是最自然而且最重要的:一個人固然可以有多個身分認同,但要產生和第一認同同質的第二認同(註2),其難度顯然更大。這需要有更具吸引力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去鼓勵這一點。中國提攜 非必然帶來親近感無人會質疑,中國可以提供物質方面的鼓勵。香港在回歸後持續發展是中國紅利,但這種提攜並非必然帶來親近感。比如,中國近30多年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紅利帶來的,但中國人反美情緒仍然很重。從宏觀上說,香港需要中國比中國需要香港更甚,但從微觀上說還是等價交換。况且,大陸最近幾年的宣傳中,屢屢以恩主自居,似乎沒有中國,香港人一天也活不下去。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只會帶來反感而不是親近。非物質方面,中國缺乏吸引港人的價值觀。現在中國自己也處於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正在進行道德重建,遑論要輸出價值觀。况且中國說的和做的又有很大分別。目前眼看得見的,正如林泉忠文章也已經論及的中國一系列令國際側目的行為:包括信息封鎖、踐踏法治、打壓言論、無信無義、仗勢欺人等,讓絕大部分已經普遍享受了開放、自由、(部分)民主、法治薰陶的香港青年從心底裏就不認同。要一個品嘗過自由滋味的人自願回到牢籠,正如要當代的中國人接受朝鮮的價值觀一樣,是不可能的。加強認同的另一個法寶是民族主義,但這在香港的成效很難奏效。一來,民族主義通常依賴單方面的宣傳,但這在香港難以做到。二來,民族主義通常要製造敵人,但無論中國炮製的日本還是美國的敵對形象,在不受制於片面宣傳的香港青年中很難得到共鳴。香港上一次民族主義高峰是1996年的保釣運動。但那並非全然是因為保釣本身,而是加入了大量由民主派所主導的爭取與中共對抗的道德高地的因素(民主派指中國不保釣「賣國」)。如果官方在香港宣揚這種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引火燒身,因為對官方不利的例子多不勝數。不難預見青年工作收效微在此大環境之下,儘管特首和中央現在也說要做青年工作,但不難預見其效甚微。比如,增強與內地交流,增進了解。一來太過虛偽,一面特首和高官的子女都自小送往英國讀書,一面說青年上大陸。二來,增進交流效果也不好,甚至會走向反面。有道是距離產生美(海外學生中有一句話:出了國更愛國),接觸愈多,可能愈反感。比如「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就是在北京學習畢業的,現在走在對抗中央的最前線。比如控制學校,從中小學到大學「奪回」宣傳控制權,甚至培養幹部行群衆鬥群衆之術。這種做法的負面效果已經在反國教運動和最近的港大副校風波中暴露無遺。縱觀歐美,學校基本都是自由派最集中的地方,這是自由社會的必然趨勢。違反社會規律強行奪權,只會激化矛盾,適得其反。歸根到柢,中國要搞青年工作,關鍵還在於首先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和行事作風提高到可以讓香港青年有認同感的程度。這顯然不是香港特區自己能夠達成的任務。註1:筆者沒有做過認真的研究和統計,只是根據個人體驗註2:有些認同是不同質的,比如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和認同自己是醫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0日) 青年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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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安理會有必要改革

聯合國成立70周年之際,各位領袖齊集聯合國大會,又掀起了討論聯合國改革的熱潮。確實,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的改革已經是相當迫切的事了。成立聯合國是由美國總統羅斯福倡議的並得到中英法蘇等大國領袖支持的偉大事業。它超越了其前身缺乏權力的國聯,真正在國際事務上發揮了作用,是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政治發明之一。儘管如此,經過70年的發展,它也顯示了其落後於時代的弊端,愈來愈有改革的必要:大國政治延續 否決權礙發揮效能第一,聯合國安理會是大國政治的延續,而大國政治是近代叢林法則所延續下來的不合理的政治遺產。從政治倫理上,大國政治違反了「國與國之間一律平等」的道德,在民主的理念已經愈來愈深入民心之際,各個國家,無論大小,都有參與國際政治的呼聲,也都應該在國際政治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二,五大國是70年前的政治現實,而不是70年後的政治現實。現時國際局勢已經發生巨變:昔日的戰敗國和平崛起,對世界貢獻良多;昔日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在國際的影響力日漸增大;而英法俄,儘管還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但已經難復當年優勢地位。第三,五大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有一票否決權,阻礙聯合國安理會發揮更大效能。由於這個否決權的存在,安理會無法對大國的違法行為作出決議,比如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也無法防止大國的包庇,比如美國對以色列、俄羅斯對敘利亞。大國政治基於政治現實難以一下子廢除。即便「各國一律平等」也不乏爭議。若對國際安全體系做出最大貢獻的美國和一個太平洋小島國有相同的一票,似乎也不合理。但無論如何,聯合國不能排斥各國參與政治事務和改革的呼聲。因此,依照循序漸進的原則,廢除五大國的一票否決制,擴大安理會的民主成分,當是安理會改革的一個目標。那麼改革應該如何改呢?(1)增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常任理事國毫無疑問必須增加,2004年就開始結成四國集團爭取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日本、德國、印度和巴西都理應被增補:日本和德國早已成為和平國家,並在亞洲和歐洲長期成為地區和平發展的火車頭;印度很快就會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潛力無可限量;巴西是拉丁美洲第一大國,在拉美的影響力日益強大之際,巴西作為區域強國的影響力無可置疑。此外,以阿拉伯國家為首的伊斯蘭世界也理當有一個席位。此五國均應享有否決權。當然,如果從循序漸進的角度看,如四國集團提出的,它們可以暫緩實踐否決權,這種策略能夠爭取到更大的支持。(2)增無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除具否決權的10國之外,還應考慮增設(10個)無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它們應該以地區均衡參與,增加第三世界的代表性,及反映各國的實際影響力為原則。這有助於安撫反四國集團的「咖啡俱樂部」。此外,安理會還應繼續設置10個非常任理事國,它們繼續每兩年為各國投票選舉產生。這樣,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將由現在的15個,擴大為30個,大大增加了民主成分。(3)改革否決權制度由於常任理事國增加,也應同時改革否決權。一個可行的方案是把它分為兩級:原五國享有兩票否決權,而新五國則享有一票否決權,這樣否決權票共有15票;只有否決權票大於5票(過三分之一)才能否決議案。該設計將大大減輕一票否決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故在安理會表決中,一個議案得到通過須有兩個條件。第一:30國中需要取得至少18國的支持,這沿用現在15國中需要9國支持的比例(60%)。第二,在擁有否決權的10個國家總共15票否決票中,不能超過5票反對。這樣基本上照顧了大國利益和各國均衡參與的要求。既有利益者拒讓渡權力 設改革障礙目前,聯合國改革的最大問題是既有利益者不肯讓渡出手中的權力,口頭上說支持改革,實際上卻為改革設置重重障礙。若堅持這種立場,只會令聯合國日漸喪失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最終淪為與國聯一樣被邊緣化的命運。這實在不是世人和先賢們所願意看到的。原文載於2015年10月26日明報觀點版 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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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向日本道歉嗎?

安倍終戰七十周年講話,既承認了日本的侵略,表達了繼承歷届政府反省和道歉的立場;同時又表示,戰後與戰爭無關的後代不需要反覆道歉,但應以史為鑒,為和平做出更大貢獻。這篇在日本國內和國際被高度評價的講話,卻被中國指為道歉「不直接」,又認為「不需反覆道歉」不可接受。日前,日本有政客針對中國作出了回擊﹕中國怎麽不為元朝侵朝侵日道歉?中國民族主義者一時語塞。二千年各有不義 無謂糾纏回看歷史,中日之間有着長達2000年的交往歷史,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平的,交惡只有四次,總年份不過幾十年。第一次是唐朝侵略並滅亡百濟(朝鮮三國之一),作為百濟盟國的日本出兵朝鮮,幫助百濟抵抗中國侵略和復國,被中國在白江口之役擊敗。中國顯然屬非正義的一方。第二次就是元朝侵略日本。13世紀,元朝兩次征日,但被日本頑强抵抗和幸運的「神風」所挫敗。不過,平心而論,這不能完全算在中國的頭上。因為元朝其實是蒙古侵略中國的「蒙據」時期。元的領土遠遠大於之前「中國」的範圍;有專家考據,「大元」這個稱號是蒙古帝國的漢譯;元朝時中國人是最下等的民族,其性命和一頭驢相當(蒙古人殺死一個南人只需要賠償一頭驢);元朝不用中國的儒家治國,而大量採用中亞人輔助蒙古人執政;統治階級上層官員既不懂漢語也沒有意願學習;被朱元璋趕出北京後,元繼續存在多年(中國歷史書上稱為「北元」),與中國為敵,甚至俘擄了中國的皇帝;大清的國統被認為是得之於元而非明(皇太極自稱得到元傳國玉璽故建立大清);最重要的是,現在蒙古國才是舉世公認的蒙古帝國的繼承者。所以對此最直接的回擊就是,要道歉,找蒙古去!儘管如此,中國在元朝侵略日本時也擺脫不了幫兇的責任,第二次元日戰爭時,大量的漢人海軍是侵略日本的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要中國道歉也並非沒有道理。而且,中國很多「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邊疆領土,都是元朝時才歸附「中國」的。一個兩難問題是﹕如果不承認元朝是中國的,「自古以來」的理論就失去基礎。中國不能既認定元朝是中國,又否認元朝擴張是中國的對外侵略。第三次是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國出兵相助。這是日本的不義之戰,正好和中國唐代侵略朝鮮引發的白江口之役相提並論。第四次就是近代中日的戰爭。從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斷斷續續大約50年時間,日本是不義的一方。但中日的交惡,並非始於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尤其是日俄戰爭後,很多中國人把日本視為黃種人的偶像,紛紛東渡日本求學以及找尋强國之道﹕包括孫文、梁啓超和魯迅等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有在日本的求學和活動的經歷。中國人反日,其實是在民四條約(二十一條)之後的事,如果從1915年開始算,那麽中日交惡僅僅30年時間而已,其中還有大約一半時間是處於和平狀態。以上就是中日之間的交惡歷史。四次衝突,兩次中國不義,兩次日本不義,算是打個平手。如果要糾纏道歉,還真是糾纏不清。寬待歷史恩怨 是為現實交往其實,中國歷史上最該道歉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鮮、越南和柬埔寨。限於篇幅,這裏討論一下朝鮮的情况。從漢朝開始算,中國侵略朝鮮的次數數也數不清,而朝鮮對中國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即使進入近代,中國還嘗試進一步侵略朝鮮。1882年,中國取得在朝鮮的不平等的領事裁判權。1884年,中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仁川設立租界(日本和西方在朝鮮設立租界反在中國之後)。1884年,中國干涉朝鮮的內政,扼殺了以變革和現代化為目標的甲申政變。中國國內不斷有吞併朝鮮的呼聲,比如袁世凱就密電李鴻章說﹕「思日本既能廢琉球,我又何不可廢朝鮮改行省?」若非日本的制衡,朝鮮恐怕早已被中國吞併。中國後來把甲午戰爭美化為幫助朝鮮對抗日本,但朝鮮人如果不是傾向日本,也至少是袖手旁觀。因為日本要讓朝鮮「完全獨立」,而中國還想繼續把民族覺醒的朝鮮當作自己的附庸,肯定是更不得人心的一方。直到民國,還有「愛國學者」鼓吹要「收復朝鮮」(地理學家葛綏成著《朝鮮與臺灣》)。二戰之後,朝鮮發動侵韓戰爭。中國也出兵朝鮮對抗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聯合國軍。在安理會的決議案中,明確中國為「侵略者」。由於中國的參與,共產主義政權在朝鮮延續到今天。朝鮮戰爭誰是正義的一方?正如奧巴馬所說,看看NASA的衛星夜景圖就知道了﹕三八綫一邊燈火通明,一邊暗淡無光。現在,韓國成為亞洲最發達的民主國家之一;而朝鮮卻仍然處於封建統治之下,除了肥胖得行動不便的領袖外,每個人都瘦骨嶙峋。朝鮮人民的悲慘狀况,金家自然是最大的責任者,但助紂為虐者難道就沒有道義責任嗎?如何認識歷史上的罪孽?如何平衡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偉人曼德拉樹立了極好的榜樣。面對黑人要求報復白人的呼聲,他力主「認識真相,放下仇恨」,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南非成為彩虹之國。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認識歷史,不隱瞞不歪曲,但不把歷史作為現實政治的工具,不把歷史上的恩怨變為現實交往的障礙。我們同樣要清楚認識到,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元朝,現在沒有打過一場戰爭的「日本國」也不是窮兇極惡的「大日本帝國」。雙方都應持寬容之心。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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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難民問題應有所作為

日前,國際難民問題日漸引起國際關注。根據聯合國報告,目前世界有6000萬難民,世界正面臨有史以來最嚴峻的難民危機。而這些難民,幾乎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援。難民的新聞日復一日,卻顯示了問題確是相當嚴重的。聯合國的這一提法當然不是事實的全部,在人數上由於統計的口徑問題與一般的認識也有所差異。同時歐美國家所做出的努力也不應抹煞。比如歐洲多國政府現時都為接收地中海難民而盡最大努力:歐盟中的意大利和希臘讓難民在本土落腳;歐盟委員會決議讓旗下各國按配額分攤難民,以減輕地中海國家(即難民第一個落腳點)的壓力;德國表示願意接受高達18%的配額,顯示了其在歐洲的領導力和責任感;法國,雖然不願意接受多達14%的配額,但已經宣布設立大批新的移民安置點,也顯示其盡國際義務的決心。其他一些國家有不同反應,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難民會為本國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很多國家寧願出錢,都不願意真正接收難民。但儘管各國都面臨阻力,到最後估計大部分還只會在接收多少人的問題上討價還價而已。 北美積極 中國失聲北美國家在接收難民問題上一向積極。據美國最新發布的難民報告,美國自從頒布難民法以來,在幾十年間接收了超過300萬的難民。在地中海難民問題上,最近美國就宣布10月之前接收2000名敘利亞難民,以後將接收更多的難民。而美國的鄰居加拿大已經宣布準備接收多達1.1萬名難民。但是,在難民問題上,中國卻很礙眼地失聲了。作為一個崛起中的負責任的大國,有錢有力,更提出了「一帶一路」,建設命運共同體的宏偉目標,卻令人尷尬地在難民問題上至今仍袖手旁觀。直到現在,政府既沒有任何積極的表態,就連民間也對此漠不關心。即便在視野理應更為開闊的香港,討論到難民問題時,也是隔岸觀火。媒體討論的多是難民如何產生,說西方國家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卻幾乎沒有人說,中國在國際難民問題上也應該有所作為。事實上,中國是否真的和難民無關呢?如果說地中海難民距離中國還遙遠了點。那麼對來自近在咫尺的鄰居緬甸的難民,中國若仍置若罔聞,就未免和要成為責任的大國的抱負不相稱。羅興亞人(Rohingya)生活在緬甸,卻一直沒有取得緬甸國民身分。根據聯合國說法,他們是受到迫害最嚴重的少數民族之一。過去一些年,羅興亞人大規模逃亡。周邊國家,如孟加拉、泰國、馬來西亞都設立了大規模的難民營,作為他們的第一落腳點(香港應該還有第一收容港的記憶)。這些國家都付出很大的努力,但在持續作為第一收容點多年後,都無力繼續接收。現在還不得不拒絕偷渡船靠岸。很多難民就此悲慘地被拋棄在茫茫大海之上,釀成人道主義災難。目前,大量的羅興亞人逗留在馬泰印的難民區,等待其他國家接收。羅興亞人的景况有其歷史原因。但現在國際社會的當務之急,不是責備任何一方,而是如何保障這些難民的基本人權——生存的權利。中國有理由在羅興亞難民問題上做出更大的努力。 羅興亞難民問題 中國不應置若罔聞首先,緬甸是中國的友好鄰邦,長期和中國交好,目前是中國戰略上尋求印度洋出海口的最重要國家,並不是和中國無關的國家。中國不應該認為羅興亞難民僅僅是緬甸的事,或者是馬泰印等鄰近國家的事,而置若罔聞,因為中國同樣也是鄰近國家。其次,中國領導人提出中國和東盟的關係是命運共同體。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亞洲人的事應該由亞洲人解決。緬甸是東盟成員,羅興亞難民正是亞洲人的事(其實敘利亞人也是),現在就是兌現這個承諾的時候了。第三,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在南海問題上關係緊張,最近甚至和一向「聽話」的馬來西亞在南海對峙。如果能在這個問題上幫助東盟國家一把,那麽無疑也會增加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樹立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信心。第四,和羅興亞人沒有什麼關係的美國,長年不斷接收羅興亞難民,僅去年就已經接收多達1000名羅興亞人。如果中國落在後頭,無法顯示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相當的國際責任。誠然,中國接收難民沒有先例,很多政策和設施都無法一下子到位,國人心理上一時也未必適應。這是一個實情。但凡事都有第一次,中國要成為可以令世界信服的負責任的大國,不能僅僅把錢花出去搞基建買油田就算了,而是要真正承擔可能需要付出代價的責任。如果說出兵對抗恐怖主義會擔心傷亡和報復,那麼考慮幫助東南亞鄰邦接收部分難民是一個值得嘗試的開始。作者是歷史學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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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都需要「自虐」史觀

中學歷史教科書在東亞國家受到異乎尋常的重視。台灣爆發反課綱「微調」運動;香港也有對歷史教科書調整的討論;日本的歷史教科書更是常年引發「右傾」和「自虐」的爭議。中學歷史是大部分人最後一次接受系統的歷史教育,中學也是世界觀形成的重要階段。如歷史學家葛劍雄所言:「對絕大多數中國人,無論普通民眾還是高層領導而言,他們獲得歷史常識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來源,就是教科書。」(註一)所以中學歷史教些什麽、如何教,都足以影響大多數人一生的認識。 教科書的史實和史觀教科書寫的好不好,首先要看史實,其次要看史觀。史實固然應該求實和全面,但即使史實寫對和寫全了,若史觀不對,亦難令人滿意。日本「右翼」教科書的代表扶桑社的《新歷史教科書》,從史實方面來說並非不堪,除了慰安婦問題外的其他主要的二戰史實也都具備。比如,承認九一八事變是日軍的陰謀;承認七七事變是日本先大規模增兵;承認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承認日本在南京殺害了很多中國人;承認強制勞工;承認日軍令「(亞洲地區)人們也遭受極大的損害和痛苦。尤其是中國的士兵和民眾,由於日軍進攻而犧牲慘重」。可見,「最右翼」的歷史書也沒有否認歷史,其最大的問題在於其史觀。比如沒有日本「入侵」某個國家的字眼,而這個字眼都用在西方國家對日本和亞洲國家之上;描繪了戰爭的悲劇,但是描繪日本人所受的傷害的文字更多;在描述戰爭的原因之時過多地強調了日本的「不得已」而忽略了本身的擴張欲望;在說到太平洋戰爭時,過分強調了對東南亞解放的一面。中國斥之為美化歷史。 應否誠實認識本國罪惡歷史?在教科書問題上,安倍認為「日本也有值得驕傲的歷史」;日本大部分教科書直面二戰罪惡,而右翼就認為主流日本教科書提及太多的「負面歷史」,視之為「自虐史觀」。毫無疑問,每一個國家的歷史都有值得驕傲的部分,中國如是,日本也如是。可是,世界各國,至少主要的國家,其歷史都不是清清白白的,除了那些「驕傲」的歷史之外,或多或少都背負着血淋淋的罪孽。英法西葡當年是殖民帝國不用說,德國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是遠較日本罪孽深重的戰爭策源地。俄羅斯在東進過程中滅國無數,至今還割佔了中國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也有販賣黑奴、種族隔離和印第安戰爭的罪惡歷史。於是,擺在每一個歷史(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問題是,應否誠實地認識本國的罪惡歷史,歷史教育是否只能強調那些「驕傲」的部分,而刻意淡化那些「罪孽」的部分?誠實是必須的。但是,大部分國家,包括中國都沒有能夠這麼做。因為很多人擔心,那樣會導致國民對本國的質疑,損害民族自尊心,亦有其他政治的考慮。翻閱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註二),就會發現它同樣是「驕傲」歷史觀的教科書,同樣掩蓋了中國在歷史上罪惡的一面。它們沒有告訴學生:中國在秦漢時期無端發動對百越的侵略;漢武帝僅僅因為西域不進貢寶馬就悍然發動了滅國戰爭;隋煬帝的「三征高麗」與唐朝對高麗和百濟的侵略都是不義的戰爭,給高麗和百濟人帶來巨大的災難;明朝奉行「大國主義」,令周邊國家倍感屈辱;清朝對準格爾蒙古實行「永絕根誅」的種族滅絕政策;晚清對台灣原住民「開山撫番」,與飽受中國批判的美國西進別無二致;所謂的「對越自衛還擊戰」其實是一次侵略越南的戰爭……而對於中國歷史上(特別是近現代史)中國人對中國人的罪孽、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罪孽,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或絕口不提,或刻意歪曲,或一筆帶過。連描述史實也做不到,更遑論「自虐歷史觀」了。沉浸在這樣驕傲歷史觀中的中國學生,怎能不篤信中國有史以來就是「和平的獅子」?又怎能不對周邊各國對中國的值得理解的警惕感到困惑?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對歷史的誠實程度甚至還遠不如日本。諷刺的是,在強調「階級鬥爭」的年代,中國教科書倒並不忌諱本國歷史上的罪孽,惟認為那只是統治階級的罪孽而已。 能反省自己歷史 最值得驕傲在這方面,Howard Zinn所寫的《美國人歷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是一個值得借鑑的例子,該書集中討論了美國歷史過程中的種種罪惡,很多反美人士都從這本美國人寫的書中尋找反美的材料。按照日本右翼的標準,這是一本徹頭徹尾的「自虐史觀」的代表作。該書有其偏頗之處,但作為一本反傳統的不講「驕傲」的本國歷史教科書,它給美國歷史教育帶來的衝擊是巨大的。可喜的是,經過早期的爭論之後,愈來愈多的歷史教育學者都承認該書所帶來的啟發,目前它已經成為大部分中學美國歷史課程的必讀書,反映出美國教育界對「驕傲」歷史觀的矯正。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而事實也證明,敢於正視自己國家的歷史,承認自己國家歷史有污點,承認自己的歷史有罪孽,並不會減少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自豪感。因為他們認識到,能夠反省自己歷史,正是他們最值得驕傲的地方。儘管現階段難以達到,但中日兩國的史學界和教育界都應把它作為長期目標而不斷努力。註一:〈歷史教科書的「底線」〉,2013年,《同舟共進》註二:以人教版中國歷史為例作者是歷史學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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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應誠實面對慰安婦問題

二戰結束70周年,相關話題再次被熱議,慰安婦問題就是其中熱中之熱。其他關於日本「二戰認識」的問題,基本上只有中韓還在糾纏。菲律賓阿基諾三世在東京說菲律賓人早已和日本化敵為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勸告中國不要再「反反覆覆」地要求日本道歉。說到底,在其他國家看來,中韓之所以糾纏二戰的「遺留問題」,都是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有組織地強徵慰安婦 可視為政府罪行但在慰安婦問題上,國際社會幾乎一致地認為日本做得還不夠。有組織地強徵慰安婦在定性上可被認為是「主動」的政府行為,故可歸結為政府的罪行,而非像戰爭中普遍存在的強姦婦女那樣是戰爭罪行。可以說,在世界輿論中,如何認識慰安婦問題是判定日本是否誠實地對待歷史的最主要標誌。慰安婦是日本「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制度,它一直是有組織的,但在二戰之前並非強徵。它和中國古代的軍妓制度沒有太大區別。德國二戰時也在歐洲設立大量的戰爭妓院。因此,二戰時的慰安婦問題的爭論點就在於:是否存在日本政府或者軍隊的強迫行為?這種行為是否存在普遍性?之所以有如此爭議,是因為慰安婦問題直到1980年代末才引起廣泛關注,距離事發40多年。而二戰慰安婦的來源也很複雜,有自願為帝國服務的日本婦女;有用廣告以金錢招募或被誘騙的朝鮮婦女(註一)。而在固定的慰安所內的中國慰安婦多屬兩種情形之一:要麼是通過當地中國人所設立的機構,根據合同提供給日軍經營的慰安所;要麼是在日僑甚至是中國人所設立和運營的慰安所,供日軍嫖妓。如具代表性的上海大一沙龍、南京人民慰安所、蕪湖鳳宜樓慰安所都是中國人開的(註二)。日軍直接抓人作慰安婦反而是少數(註三)。日本右翼分子於是得以聲稱,當地中國人提供的婦女是否被強迫和日軍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狡辯日本對她們的來源一無所知。「強迫說」多依賴事後(多是四五十年後)的口述,僅根據檔案史料很難發現具體強迫的證據(註四)。比如在2014年4月吉林發現相關的檔案,被視為「鐵證:強徵慰安婦係日本國家行為」(註五)。但披露的材料僅是日軍開支中有慰安婦的採購費,只能證明慰安所是普遍的且有的屬國家行為,但無法證明慰安婦是被強迫的。此外,一些編造的「事實」,比如吉田證言,也給認定慰安婦這種罪行帶來負面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右翼分子堅持慰安婦並非是強迫的原因。美國所提出的慰安婦屬性奴的觀點駁斥了該理論:無論慰安婦在最初是否為日軍所強迫,只要日軍通過買賣得到,後來又限制了婦女的人身自由,那麼慰安婦的地位就是「奴隸」。從這個角度出發就可以肯定,日本在戰爭中的很多慰安婦罪行確實是政府的責任。河野洋平在1993年8月4日的講話中承認日本在二戰期間有強迫慰安婦的行為(註六)。但日本最近的調查證實,其講話的基礎吉田證言是編造的。這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不安。即便政府屢次重申繼承河野講話的精神,但若講話的基礎被日本廣泛認為存在問題的話,日本政府僅稱不否定該講話並不能令人滿意。安倍「人口販賣」定性慰安婦問題安倍4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用「人口販賣」(human trafficking)定性慰安婦問題。他還說,將繼續支持河野洋平的講話的精神,並為打擊國際人口販賣繼續作出貢獻。安倍這番言論引起了韓國、中國以及一些美國韓裔人士的不滿。但如果了解「人口販賣」這個概念的話,就會認同這是一個進步而不是相反。「人口販賣」是國際上公認的罪行。在聯合國2011年的定義中,「人口販賣」是指以威嚇、武力、脅迫、拐賣、欺騙等手段,以性奴隸、强迫勞工和商業性開發等為目的的人口貿易行為。與非法律用語「慰安婦」相比,「人口販賣」的定義更為明確,包括的對象的範圍更大(如包括强迫勞工),而且方式也更為明確(如包括誘騙等手段)。經過「再定性」,日本亦更難逃脫罪責(至少參與了販賣)。國際社會盼日本能明確國家責任然而安倍在演講中並沒有明確提及日本官方的責任,因此國際社會仍然希望日本能夠在終戰70周年的發言中進一步明確國家責任。若如此,相信對國際社會支持日本發揮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有極為正面的促進作用。1995年,日本設立過亞洲婦女基金會,給慰安婦受害者提供「賠償金」和首相簽名的道歉信。這個計劃有相當誠意,且得到東南亞與歐洲國家(菲律賓、印尼和荷蘭)的良好反應。如果計劃得到徹底實施,當有助問題的徹底解決。但是它在韓國、中國和台灣卻遭到猛烈抨擊,因為有人認為其中一半的資金來源於民間而不是政府,就等於否認了政府的責任。故最後只有小部分韓台婦女接受和解。於是基金會未能完成全部任務。在終戰70周年之際,日本政府可用國家的名義重啓亞洲婦女基金會。這與日本以往簽訂的國家之間的賠償條約不矛盾。仍在世的慰安婦已經不多了,日本應當把握最後的機會正視歷史和懺悔。若日本能夠作出這種表態,中韓也應給出正面的回應。註一:日右翼分子認為她們都是自願的,只是後來出於羞恥才稱被誘騙註二:見何吉《日軍強迫中國婦女為「慰安婦」資料摘編》,儘管標題如此,但當中並無日軍直接搶掠婦女為慰安婦的原始檔案資料註三:中國提出的直接被日軍抓去的慰安婦的例子,多為戰時的臨時場所,從性質看更似集體強姦場地。儘管有時也被稱為慰安所,和國際一般所指的日本官方制度下的慰安所並不一樣註四:Yoshiko Nozaki, The “Comfort Women” Controversy: History and Testimony,承認難以找到日軍強迫慰安婦的檔案。http://japanfocus.org/-Yoshiko-Nozaki/2063/article.html註五: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4-25/6108350.shtml註六: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023/c157278-25895323.html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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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被否決 優化應繼續

政改以28:8的大比數被否決,反映了港人在政改問題上的分歧。儘管有建制派愚蠢的「蝦碌」作為喜慶的佐料,但無改政制停滯不前的苦澀。政改問題還帶來香港政治撕裂。有人認為,此時應該專注民生,不提政治。此言差矣。我認為,政改被否決後,拋開真假普選的議題,正是雙方採取積極主動的姿態,在政治上彌補裂痕的良機。具體地說,政改雖然被否決,但應該適時重啓優化選委會組成與選舉方法的討論,為2017年特首選舉作準備。重啓優化選委會討論  準備2017特首選舉第一,《基本法》第45條規定,選舉方法必須循序漸進,也就是說在達到普選之前,如果選舉方法原地踏步,就是違反基本法。所以,即便普選方案被否決,政府也必須提出一個有進步的選舉方案,而不是絲毫不變。第二,人大8.31決定規定普選的框架。如果沿用選舉委員會的方式,那麽8.31決定則不再適用。所以,8.31框架下的「按照第4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的限制也不再適用。所以,根據各種法律文件,第5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如何產生,是很大程度上開放的。第三,中央在政改期間,一直認為如果普選不通過,那麽就會沿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但並沒有認為選舉委員會需要一成不變。第四,在政府方案拋出之後,政務司長儘管一再強調方案不會修改,但同時又鼓勵泛民提出提委會組成和選舉方法的修改建議,認為在方案通過後還可以通過「本地立法」的形式加以改進。這證明,提(選)委會構成的微調和優化,並不涉及中央是否批准的問題。所以,優化問題並不屬於重啓政改,亦不需要重啓五部曲。第五,政務司長三番四次強調,提委會的組成,本應是普選討論的重點。可惜泛民被公民提名所挾持,以致政改一直失焦。但這說明,政府方面也認為,原先選委會的組成確實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第六,選委會的構成和選舉方法嚴重偏離香港的現實,已經無法反映基本法所規定的「廣泛代表性」的要求。這幾乎是一個廣泛的共識。就政府公布的第一輪諮詢的意見看,各建制派團體都認為提委會需要優化,因為他們也認同原先的選委會機構不符合「廣泛代表性」。既然如此,第5任行政長官的選委會也不應該延續這種缺乏代表性的制度。第七,政改期間,泛民內部有很多人也支持優化提委會的方向。可惜在激進派壓力之下,一些主張這個方向的人士還被開除出黨。「政治正確」居然也成為提倡自由的泛民的禁忌。普選否決後,泛民基於現實,繼續強行主張公民提名注定無法得到支持。這反而可以令大部分的泛民擺脫被激進派施行的道德綁架。溫和泛民支持優化選舉方法的討論,也不用擔心選票流失。如果這樣也會有選票流失,證明那些選票原先也不可能再屬於他們。事實上,愛國的溫和派泛民在後政改時代的最緊迫的任務是和激進派,特別是港獨派,進行切割,而不是妄想再拉着這部分選民。在焚燒基本法事件中,不少資深的泛民為支持而支持,提出各種歪理為激進派辯護,黨同伐異之風令人側目。中國的政治文明,還遠遠沒有達到可以允許蘇格蘭獨立投票的階段。在中央眼裏,支持還是反對港獨,是分辨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的首要標準。如果不旗幟鮮明地反對港獨,就完全缺乏和中央溝通的可能。第八,在建制派和泛民勢如水火的今天,如果能攜手在優化選委會問題上取得共識和成果,這是重建政治互信的第一步。建制派雖然有國家機器的優勢,但泛民畢竟還是代表香港至少一半選民。無論哪一方,都不應期望對另一方趕盡殺絕。求同存異,互為補充才是理性社會的常態。第九,在民主精神被喚醒的情况下,不應該漠視這種民主的呼聲。儘管基於政治的考慮,不可能達到他們的要求,但在矛盾仍然處於激化的階段,置之不理不是合適的態度,反而會讓不滿情緒繼續滋長。相反,如果正視這種矛盾,在政改被否決之後,繼續擴大民主,才可以讓矛盾不會如火山一樣爆發,有利於社會凝聚正能量。第十,如果選委會成分能夠逐步實現民主化,「公民提名不可或缺」之類的不符合基本法的訴求的支持度必將下降。有利於減少日後政改的阻力,為普選鋪平道路。在現在選委會組成和選舉方法中:公司票轉董事個人票、工會票轉會員票,符合擴大民主成分,不難取得共識,陳弘毅教授的方案已經有提議;第一界別中,增加新興行業的席位也是理所當然的;第三界別中,減少漁農界席位,增加婦女界、青年界組別都是容易達到共識的,新民黨的建議中就有現成詳盡分析,不妨以此作為基礎;第四界別中,區議會代表是否廢棄互選產生(而導致建制派取得所有票),轉而採用比例代表制,也可以是一個討論的方向。社會應該就這些可能的選項,從易到難,尋求最大共識。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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