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環制度化——香港政制的新構想

香港政改問題陷於僵局,政府方案很可能無法通過。政改若不能邁步向前,這是香港人民的失敗;但接受一個經過篩選的「普選」,對很多人來說也同樣苦澀。如果沒有釐清當中的矛盾,就無法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香港轉眼間回歸已經18年,再過幾年,就距離50年不變的大限剩下30年而已。故討論50年後的安排已不是一件遙遠的事。本文試圖從前瞻的角度探討一下政制的問題。 中港根本矛盾是權力分配香港和中央的矛盾到底是什麽?從根本上說,就是中央和香港的權力分配問題。在憲制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但是香港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首先,香港脫離中國管治久遠,沒有像內地一樣受中央嚴格管轄的歷史性因素;其次,在回歸談判的時候,中國作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在《基本法》中也規定了港人的這種權利。這說明,港人高度自治是有歷史性和憲制性的雙重道理的。當下政改的焦點在於中央和很多港人對於高度自治的理解有不同。中央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要收窄香港的自治,要通過篩選而排除一切中央不放心的人;而港人,特別是民主派,則希望按照原先的理解,實現真普選。泛民固然可以說中央違反承諾。但把中央說得毫無誠意也不合適:首先,中國在回收香港的時候,給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制度性安排,本身就已經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特殊照顧。印度收回法國和葡萄牙殖民地的時候,直接是中央直轄,自治程度比一般的邦還不如;其次,港英時期,總督由英國委任,在整個殖民地時代,英國都沒有提出過在香港實現行政長官選舉的規劃;再次,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僅僅聲明特首通過選舉產生,而沒有規定必須普選產生,換言之,中國原本並沒有在國際條約中落實香港特首普選的義務;第四,即便在六四後,中央和民主派之間已經完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最終實現普選的規定仍然留在基本法之中。最後,中央同意普選的時間表在2017年,按照基本法本可以把這個時間拖到2042年。客觀地說,我很理解港人對基本法所規定的高度自治的期望。但是,考慮到中國的政治制度,如果要中國在現階段就實現這種期望是不現實的。關鍵在於,這個承諾在一開始就給得高了。具體地說,基本法所規定的特首的權力太大,以致中央感到無法承受失控之禍,故不能讓港人享有不受篩選的普選。為此,即便被指為「搬龍門」也在所不惜。 母國委任總督 選舉行政首長從國際上的一些例子可以得到啟發,那就是總督制度。在英、美、法等很多海外領地,都沿用一種雙重架構,由母國委任總督(或高級專員),當地的行政首長則由真普選產生。那些行政首長的權力並不如香港特首的大,他們必須受到總督的節制,而且總督還擁有一部分內政的權力。一個例子是直布羅陀。直布羅陀的總督是英國委任的,除了掌管直布羅陀的外交和國防權力之外,還負責直布羅陀的警察權。掌管警察權是一個重要的權力,因為在和平時期的非暴力對抗中如果出動軍隊,會承受很大的國際壓力,但是如果可以用警察,則壓力小得多。另一個例子是美治時期的琉球,美國設立的美琉民政府擁有對負責本地事務的琉球政府的監督權,且擁有對民選行政主席和立法機構的議案的否決權。這種否決權意味美國在可能的重大問題上,對琉球的內政進行合法的干預,保證了琉球不至於出現難以控制的動盪局面。再一個例子就是法屬波利尼西亞,由法國總統委任的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擁有法律公布權,民選主席和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案,必須得到高級專員的簽署才能生效。以上的幾個例子,均以不同的方式平衡了母國和海外領地(託管地)的權力分配:一方面,領地的公民可以擁有真正的民主;但母國也擁有足以控制海外領地的合法權力。在中國政府不可能讓香港人按照民主而自由選擇在基本法中擁有巨大權力的行政長官,而港人亦有值得尊重的民主訴求的前提下,新的中港關係能否參照上述例子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方向。一來,中國不介意給香港人一定的民主,比如立法會,就有真正的民主選舉的成分,即便選舉方法進行修改,也只是需要人大常委備案而不是批准。當中固然有功能組別等操控手段,但立法會在行政主導的政制中權力有限是個重要的因素。以此類推,如果新制度下的行政長官並沒有足夠的權力撼動中國對香港的主權,那麼中國也未必不肯把民主選舉特首的權力給予港人。二來,港人雖然無法選出和現在權力一樣大的特首,但總算也能夠選出權力相當大的特首。在接受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和前提之下,即便特首權力小一些,以削權換取民主也不失為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三來,民主制度向來是香港人所追求的,只有實現民主,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香港的社會分歧,做到政通人和。從這個角度出發,雙方各讓一步,對香港的整體利益都有好處。當然,具體新特首和中國「總督」的權力有多大,這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一個可能的方向就是把現在西環制度化,比如特首如果要推行重大政策或者進行重大立法,必須得到西環的同意。甚至可以讓西環擁有警察權,但香港保留獨立的檢控權和司法權以作平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US/sdk.js#xfbml=1&version=v2.3”;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後政改時代,掙扎的戰場,將會擴展至生活每一層面……」全文:http://wp.me/p2VwFC-dB4#區家麟 #等埋發叔 #評台 #pentoyPosted by 評台 Pentoy on Thursday, June 18, 2015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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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一旦開戰 誰最高興?

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海域大規模填海造島、美軍又在造島工程附近頻繁偵測,引發南海局勢緊張。有人甚至說美中很可能會為此開戰。美國讓香港在香港政策法下於簽證、貿易、金融等領域享有比中國大陸優惠的待遇,除了靠美國國務院定期考核香港自治狀况之外,另外一個條件,便是美國海軍艦艇能時常進入香港停靠補給。如果美中在南海爆發戰爭,香港絕對難以置身事外。一旦開戰,香港人應該站在什麼立場?能保持中立嗎?到時若有以左翼進步人士面貌出現的中共人員動員大家到美國領事館外示威,香港人要響應嗎?美國害怕與中國衝突嗎?這些問題很難有速成答案。但美中開戰的機會,到底有多大?中國不少官方知識分子,現在都相信美國是一個沒落中的強權,美國企業都依靠中國貿易。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這個想法更見主導。不少人認為中國已可以擺脫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原則,在亞太事務上更進取地挑戰美國,確立中國的亞洲霸主地位。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在中國學術、政策討論欠自由的環境下,這種能令領導和人民感覺良好的觀點在回音谷中自我共鳴,成為唯一的主流意見。北京今天大概相信,中國在南海大規模造島,美國及其亞洲盟國一定會無奈接受現實。中國在有爭議海域確立「有效管理」,假以時日,那些地區便自然成為無爭議的中國領海了。但美國真的會礙於經濟利益不敢與中國硬碰嗎?中國自1972年起,一直在亞太地緣政治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等方面,扮演美國好幫手的角色。1970年代中國幫助在越南失利的美國壓制蘇聯勢力在亞洲擴張。1980年代以後,中國開放和釋放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到出口加工區,令美國企業通過工序外移激烈降低成本成為可能。美國依賴中國,但中共也十分依賴美國。1990年代其實是中共存亡的一個分水嶺。在1989年和蘇聯、東歐共產黨倒台之後,西方不少人認為要對中國經濟圍堵;中共在圍堵下倒台後,美國的財團便可以長驅直進。中共當時十分慌張,於是便主動進行更激烈的自由市場改革,歡迎美資長驅直進,換取美國撤除封殺。這就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提出深化改革的背景。中共保命與華府傾中的1990年代克林頓上台後回應中國的激烈改革,提出「Engage China」的政策:主張只要與中國多做生意,便能為中國帶來政治改變。當時的江澤民政府,開始邀請美國的大型投資銀行參與國企改革,讓它們將大國企煎皮拆骨,帶去紐約、香港等地上市,從中漁利。美國的寡頭金融資本在中國如魚得水,成為民主、共和兩黨傾中政策的經濟基石。中共通過靠攏華爾街保命的思路,在朱鎔基1993年一次高級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表露無遺。當時中國正經歷過熱、貿赤和財赤惡化的三重經濟危機。朱在安撫參與會議的全國各地領導人時說:「美國很多大公司的董事長從去年以來都訪問過中國。美國一個很大的投資銀行,叫摩根士丹利,要把60%的資金投入亞洲,特別是投入中國,這對推動香港股市起了很大作用。我現在講這些,是要說明形勢對我們很有利。」(《朱鎔基講話實錄》,I, 384頁)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發展,亦是從1990年代中開始。北京在1994進行一次過的人民幣貶值改革,加上一系列的補貼出口業政策,中國便完全嵌進了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國用其不斷膨脹的貿易盈餘投資美債,令美元成為支持人民幣供應高速增長的本位幣。這乃是中國銀行體系在過去20年不斷放水「谷」經濟,人民幣也不會像1997年的東南亞貨幣一樣面對崩盤危機的底蘊。中共得到美國統治階級的支持而得以保住政權,而美國企業則分享到巨大的中國崛起紅利。在這個美中共生關係之中,中共高幹將財產家人轉移到美國,美國財團高薪聘請太子黨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入場券,一直是公開的秘密。中國奇蹟終結 華府對中政策逆轉這個共生關係,在過去5年出現急速變化。美資在中國日益受到羽翼漸豐的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擠壓,再加上工資猛漲,令它們在中國投資的效益下降。去年《經濟學人》在「中國失去魅力」的報道中引用美國通用電氣CEO Jeffrey Immelt說「中國很大,但很困難;其他地方一樣大,但沒那麽困難。」可說是一葉知秋。2013年之後,美國經濟穩定復蘇、邁向能源自足、美元重回上升軌迹、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同時中國經濟滑坡,以美國為市場的出口工業,於是加速離開中國而在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重建供應鏈。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開始減少。這個經濟變化,正在削弱華府親中派的物質基礎,我在《明報》2013年9月〈美國親華和反華力量逆轉〉一文,早已論及。最近美國聯邦調查局相繼拘捕被指為中國盜取商業和高科技機密的中國教授,美國證監交易委員會又高調調查摩根大通聘請中共太子黨的貪腐指控,更特別針對王岐山,可說是美國對中政策轉向強硬的體現。美中衝突對美國的經濟成本在下降。而美國自冷戰到反恐時代,都是靠提供安全保護傘向盟友敲詐經濟利益。若美國任由其亞洲新舊朋友如越南和菲律賓被中國擠壓而坐視不理,亞洲各國難免會對美國失去信心,愈走愈遠,甚至影響到「跨太平洋伙伴關係」(TPP)的談判。到時美國的經濟利益損失,將會更大。在軍事層面,中國1949年後的歷次邊界戰爭,都是依賴人海戰術的陸地戰,解放軍的海上作戰經驗十分缺乏。去年中國在西沙設鑽油台,在遇到越南大規模反中抗議與暴動之後,也無奈將鑽油台撤走。說美國很怕與中國發生衝突,只是夜行吹哨,自欺欺人。中國近年不斷吹噓海上軍力提升,如果華府有人很樂於通過實戰來測試一下中國的海戰實力,反而毫不出奇。中國當下在各個領域,都是鷹派當道。北京繼續在南海擺出強硬姿態,最後與愈來愈不怕與中國衝突的美國擦槍走火,似乎是十分可能的發展。對於這個可能的變局,香港將要如何應對,香港人可是沒有怠於思考的本錢。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社會學系副教授 領土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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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或是解開南海爭端的鎖匙

克里訪華後,南海的局勢並沒有平靜。美國高調地讓CNN記者登上P-8A偵察機,全程記錄下美軍的巡邏路線。這種巡邏一直進行,但很少公之於世。美國的行動是留有餘地的,比如沒有進入島礁的12海里之內,沒有違反國際法,這大概是克里和中國領導人會談後之默契。但隨即美國軍方又宣稱,不排除以後進入12海里內之可能。萬一美國這麼做,那麼是否違反國際法就很有爭議了。中國在擴建的幾個島礁,有幾個(比如赤瓜礁)的原生地貌在高潮時不能露出水面,按照國際法不擁有領海。人工建築並不能改變其不是島嶼的地位。故根據國際法,其主權海域只有500米,即人工建築的範圍。而像永暑礁,其原生地貌在普通的高潮時只有一塊礁石能露出水面半米到一米之間,但在大風浪的時候,則全被覆蓋。它算不算是可以擁有12海里的領海的島嶼還可能有爭議,情况就比較微妙。現在看來,中國的策略就是置之不理,堅持繼續造島。初看美國確實沒有什麼太好的應對方法,美國不至於堵截中國的船舶。但美國也有殺手鐧,比如調整一向的中立政策,明確承認菲律賓甚至越南對已經實控的島礁的「仲裁權」,但在最終的主權問題上仍然保持中立,如同對釣魚島一樣。若美國這麼做,足以對中國在南海的造島造成實際的衝擊。因為根據美菲軍事同盟條約,美國可以進一步把軍力部署在菲律賓控制的島嶼,如中業島上。根據該條約第5條的第2項,美國對菲律賓在太平洋擁有仲裁權的島嶼有防衛的義務。儘管根據基辛格在1970年代的電文,此項不包括南沙群島,但是如果美國現在以菲律賓控制此島已經足夠久(達44年),故已經實際擁有仲裁權,在國際法上並非完全無理。這將會大幅度提高南海的緊張局勢。馬英九「和平倡議」的新鮮處在此情况下,一向低調的台灣突然發聲,令人不禁關注台灣可能充當的角色。台灣在南海問題上一直被邊緣化,這矮化了台灣控制東沙島以及南沙(天然狀態下)最大的太平島的事實。馬英九日前提出「和平倡議」,主張各方在國際法的框架之下和平解決南海問題,儘管其主張仍然跳不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套路。但是其新鮮的地方有兩:第一,按照國際法行事,暗示可能放棄不符合國際法的九段線主張;第二,在擱置主權後,採取分區開發,暗示其他國家也有合法區域。另有傳蔡英文智囊揚言若當選總統就會宣布放棄南海。但此舉若成真,無疑令南海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台灣放棄南海不可取,但如果台灣可以主動宣布九段線是島嶼主權歸屬線,還其本來面目。這將會為南海局勢帶來曙光,甚至可能成為解開南海爭端的鎖匙。南海問題複雜在九段線第一,南海諸島本身的利益很小,它們之所以有價值,在於有沿岸國希望通過它們而得到海洋利益。如果海洋利益劃分已經確定,這些島嶼自身的實際價值反而極小。而按照國際法和國際實踐,南海諸島所能得到的海域理應非常有限。參照越南的白龍尾島,比南海諸島任何一個都大,在中越北部灣劃界中僅享有3海里的專屬經濟區。按照此標準,南海諸島所能帶來的海域極為有限。第二,南海問題複雜的地方在九段線。中國政府雖從來沒有說過九段線是中國的領海。但也沒有澄清過這不是中國的領海,惟在媒體中按照國界線的方向宣傳。若此舉成真,則幾乎整個南海的水域、海底和上空全部一下子變為中國一國的私產。各國有史以來一直在南海所擁有的航海自由將會受到極大的威脅,而周邊國家對沿海海域的漁業權利以及在近岸大陸架上的石油開發權利將幾乎蕩然無存。這對幾乎所有利益相關國都有嚴重的影響,必遭各國的強烈抵制。故是南海問題的核心矛盾。第三,民國政府是當初畫出九段線(當時是十一段)的政府,它有充分的史料和權威,說明九段線的真實含義,即島嶼主權歸屬線。而且,台灣也是當初最早提出九段線為歷史性主權或歷史性權益的政府。這兩點都經不起推敲,台灣有義務對此澄清。第四,如果台灣能夠宣布九段線僅為島嶼歸屬線,那麼大陸要堅持其他解釋就失去基礎。這正好為大陸政府立場後退減少阻力,至少毋庸懼怕被民族主義指摘為「賣國」。第五,如果九段線被確認為島嶼歸屬線,南海各方就可以在國際法的框架之下處理南海問題,這符合各方的利益。若各方都能承認國際法,那麼南海的航海自由就不再成為問題,美國沒有必要再擔心航海自由的問題,自然就沒有理由在南海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主張海域和九段線有重疊的印尼,也會因此和中國沒有任何矛盾和利益衝突,這個東南亞首屈一指的大國能夠更好地在東盟國家和中國之間進行斡旋,有助於南海問題的解決。綜上,台灣在南海問題上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努力推動南海的和平。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領土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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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立法會——破解政改僵局的最佳選擇

香港政府推出了保守的政改方案,方案除了一如所料沒有在831框架之下作出任何讓步之外,更加連各學者提出的給予泛民否決權、白票守尾門、以及兩輪投票制等方案都欠奉。政府和建制派所宣傳的讓步,只有降低參選人提名資格票數(從150票降到120票),不記名投票,以及逐一表決三項。這裡面,除了逐一表決算是稍有誠意之外,其他兩項都是聊勝於無。「不記名投票」甚至更有利於建制派,因為在否決高民意的反對派人士的時候就更加毫無顧忌了。最令人失望的是報告不但沒有寫明政制日後可以繼續優化,更進一步說這個方案已經是完全滿足了基本法第45條的要求的普選方案。這就意味著,以後不存在優化的責任。這點連建制派鐘樹根也提出過「好醒」的看法(曾鈺成語),政府還繼續口頭宣示說以後仍可優化,這坐實了梁家傑所說的「袋住先就是袋一世」的意見。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831決定之後,即便一向主張在袋住先的基礎上爭取更大的共識的溫和派,面對政府給出了這樣「有損尊嚴」的方案,袋和唔袋,確實難以取捨了。現實擺在眼前,無論袋還是唔袋,都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沒有實質的幫助。從這次政改看,對2020年立法會選舉方法的改革實在不可能有什麼的期望。如果袋住先的話,遊戲有了新的玩法,這自然是好了這麼少少。但是反效果就是,泛民必然會進一步分裂,在群龍無首和新的力量未能充分成長之前,很可能被建制派乘虛而入,最後連唯一的堡壘立法會也失守。這對民主更是嚴重的打擊。現在的民意很明顯,袋住先與否雙方涇渭分明。有人認為民意調查是可以決定投票的標準,但這種說法并不可行。如果民意真的這麼有用,美國總統就不用選了,靠民意調查就可以了。但事實上,美國選舉的結果和民意相反的情況多不勝數。說白了,民意只有一面倒的情況下才真的可以作為一個標準,其他情況下,不過是一個參考。但現在的情況正是後者。民意調查各家都在做,互相之間的結果也不同。雙方都認為對方的結果是錯誤的。事實上,民調的結果也確實容易誤導。問題的設計就是產生誤導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說,儘管建制派所做的民調說絕大部分人支持政改,但一看問卷,問的是「是否希望一人一票選特首」,有八成支持。但這等同於支持政改方案的一人一票嗎?此外,抽取調查對象的方式也很影響結果,比如用固網電話,必然會導致長者佔多數;街頭取樣,又很容易讓調查人員有傾向性地選擇對象(盡管他們不一定有意如此);網上投票,又會傾向年輕人。有機構會把結果用其他數據校正,但這又要考慮權重等各種帶有主觀性的因子,加上這些額外的計算,又如何能說服本來已經是互不信任的另一方嗎?再說,對民意的解讀也不一樣。由於議案需要立法會的三分之二通過,故此,如果支持民意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間的話,泛民議員是否應該投贊成票呢?儘管通常說來,少數服從多數就是民主,但是重大議題,設置三分之二的高標準,自有其道理,故此,如果支持的民意不超過三分之二的話,泛民議員絕對是有權認為自己的否決票得到了民意的支持。進一步,如何分析結果,比如「沒有意見」或者「中立」,算成是支持還是反對呢?這也對最後的結論關係重大,因為至少有一至二成的對象給出了這種表態。按照必須三分之二議員贊成而通過的標準(而不是不少於三分之一議員反對即作廢),這些「沒有意見」或者「中立」應該理解為棄權票,故此,他們更應該被歸納在「反對」一項中,但在建制派的調查中,它們都被計算為不反對。最后,議員是否要依從「民意」而投票也是有爭議的。比如,功能組別的議員,只需要對其代表的功能組別選民負責,一般社會上的「民意」理論上不是他們所要聽取的意見。就算直選的議員,他們需要聽從總體的民意呢,還是選他的那一部分人的民意呢?顯然,這也會帶來爭議。這樣一步一步細究下去,這個民意的意義真的不大。現在分別隸屬三間大學的民調機構的「港大民研計劃」、「中大民調中心」及「理大社研中心」宣佈合作,滾筒式地進行民意調查。可能會對瞭解真正的民意有幫助。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面對面的辯論,沒有辦法令市民對議題有充分的瞭解,這種民意到底有多準確,還是值得懷疑的。何況還有我以上討論的各種論點。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公投,或者變相公投,都難以得出準確的民意。公投在香港沒有憲政基礎(因為在基本法中沒寫)。其他形式的「變相」公投,由于沒有法律意義,都會被視為「假公投」,正如李慧瓊所說的,泛民不支持假普選,我們(建制派)又怎麼會支持假公投呢?你不能說她沒有道理。但真正的符合憲制度手段也不是沒有。基本法第5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方法,自然可以算是重要法案。可見,特首解散立法會重選,是有憲政基礎的,這個方法戴耀庭提出過,但他錯誤地認為是「必須」解散。事實上,「可」僅僅是一個選項,而不是一個必須的途徑。但現時政制爭議如此相持不下,何不選擇這個選項呢?梁振英呼籲市民要把反對派議員「vote them out」。如果真的能把反對政改的議員選出去,那何樂而不為呢?因此,長毛再次提出的解散立法會重選,確實是一條可行的途徑。而且是唯一有理有據,即符合法律又有強制力的方式。那麼,為什麼林鄭又顧左右而言他呢?政府不肯,我猜想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基本法第52條規定:「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辭職。所以,一旦立法會重選,還是沒有能夠達到三分之二票數,梁振英就須立即下台。怕輸,可能是政府不肯解散立法會的重要原因。其實,如果輸打贏要,在政府得知重選之後仍然無法通過,還有不重新提交法案的選擇,這樣可以避免下台的厄運。當然,萬一如此,政府將承受極為重大的壓力。但政府是否敢於面對真正的民意,承受如此風險,這是衡量政府是否真的有決心「一定要得」的試金石。解散立法會重選,可能會面對和2016立法會選舉時間上過於接近的問題。但這點,只要能夠達成政治共識,並不是一個難以解決的方法。它帶來最大的好處是,到底怎麼選擇,有了一個客觀、合法而雙方都理應可以接受的方式。無論是袋還是不袋,雙方都願賭服輸好了。那樣,大家都不要再玩無聊的blame game,可以放下政制的爭議,繼續向前走。是否解散立法會,主動權掌握在政府手中。所謂說得好聽不如做得好看,政府說「一定要得」,到底是真心實意,一往無前,還是說說而已,就觀其言看其行吧。 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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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測的中國未來:崩裂抑或北韓化?

最近亞洲和西方評論界,因為資深中國通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題為〈將臨的中國崩裂〉的文章,再次掀起了「中共是否快倒台」的討論。這種環繞「中國崩潰論」的爭議,自從蘇聯瓦解之後便老是常出現,但沒有一次準確。沈大偉的文章,到底有何特別,可以再次掀起討論?「中國崩潰論」老是常出現沈大偉的論點,難說獨特。他認為習近平的反貪運動,打擊面大,在黨內樹立衆多敵人,令精英派系互相平衡的管治格局難再維持。中國有產精英無不急着找方法將財富轉移到海外,以及北京大大加強對文化、媒體與教育的控制顯示的不安全感,都是中國變局將臨的徵兆。沈的文章引起廣泛注意,其實並非因為這些有點人云亦云的論點,而更多是因為沈的身分。沈在衆多西方中國通中,一直被歸類為與中共友好的一類。中國外交學院在去年發表《美國知華派評估報告》,將沈選為最有影響力中國觀察家的第二名。而沈在過去10多年,經常進出中共中央黨校交流,與中國不少權力精英有深厚交往。沈的著作,一直都強調中共政權穩定能耐,唱好多過唱淡。現在沈忽然出來高調預言中共倒台,熟悉他的論者都問:是他從中共內部聽到什麼外界不知道的資訊嗎?他為何會冒着與中共關係惡化的風險寫這篇沒有必要的文章?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只有沈本人才知道。客觀地評價他的論點,我們可以說他對中共危機的判斷,基本正確,但也有重要遺漏,所以無法看到除了政權崩塌之外,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危機,也可能導致另一個結局:中國政體的北韓化。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危機中國在去年的經濟增長只得7.4%,是1990年以來的最低數值。當然7.4%的增長率相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還是一個令人羡慕的高數值。但對真正理解中國發展模式的觀察者來說,卻是令人心寒。出口依賴的中國經濟在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後一度極速下滑。當時北京急急推出大規模的財政與金融刺激,命令國有銀行積極放貸,推高社會投資,對冲出口下滑帶來的衝擊。結果與國有銀行關係密切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瘋狂借貸,不理長遠利潤爭相展開各種建設。很多白宮級的地方政府建築物、不理產能嚴重過剩加建的鋼廠、各地的鬼商場及鬼城,都是在這段時間建成。這些效益低下的建設令地方政府和企業單位負債纍纍。渣打銀行在去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整體債務佔GDP,已經從2008年的147%增加到2014年中的250%,超過了大部分其他新興國家,達到非常危險的水平。最近Mckinsey的報告,更算出有關數值在今年2月已達282%。經濟減速,企業和地方政府收入減少,他們還款和支付利息,將愈加困難。這個負債與GDP的比例,一定會繼續飈升。根據德意志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負債嚴重的各地地方政府,將會面對中國自1980年之後從未遇過的巨大財政危機。若部分負債單位撇帳,衝擊銀行體系,則會令經濟下滑加劇,然後迫使更多負債單位撇帳,造成惡性循環,使經濟減速演變成更嚴重的事態。無論中國經濟最後是硬着陸還是軟着陸,其經濟將不再高飛,已是毫無懸念。問題是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政治穩定,很大程度是拜高增長所賜。高增長不單令大部分家庭的生活得到持續改善,更讓地方政府能有充裕維穩經費去監控與收買抗爭者、異議者。經濟轉勢,這種穩定能否繼續維持,是很大的問號。就在中國經濟形勢變壞之際,海內外媒體皆被習的反貪打虎運動嚇得目瞪口呆。但大家忘記了習的崛起,其實充滿隨機性。在歷代中共領袖中,毛澤東與鄧小平帶着革命時代的戰功當政,鄧更有結束文革的光環。後來的江澤民和胡錦濤,均是由鄧小平挑選,在得到黨內元老認可下上台。習近平則是首個通過中共派系互相妥協產生的領袖,其合法性可說是比之前的歷任領導都弱。習近平快要執政時,發生了王立軍事件。王向美國使館和北京提供了什麼秘密資訊自保,到現在仍是一個謎。但這幾年不斷流傳的有關其他太子黨密謀政變推翻習的謠言,聽起來一點也不誇張。如果有關謠傳屬實,那麼習一上台即發動打貪運動,便變得不難理解。習要打破黨內鬥爭的潛規則不斷拉大老虎下馬,就是要建立一種恐怖氣氛,強迫不服他領導的其他太子黨派系向他俯首稱臣。沈大偉等問的,正是這樣嚴厲的打貪運動,會否迫使走投無路的權貴聯合起來向習反撲,令中共內部鬥爭白熱化?北韓夢根據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經濟危機引起的草根社會躁動若遇上體制內的精英分裂,政權崩塌或轉型的機會便大大增加。中國經濟滑坡與中共黨內鬥爭,絕對有可能引領中國走上這條道路。但同時我們也不可以忽略其他可能性。1989年之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維權人士與自主組織的控制與撲滅愈加嚴密。在沒有中間層的組織與領導下,由經濟滑坡帶來的民憤,可能難以聚合成有實力的政治挑戰。而被習近平反貪逼迫得喘不過氣來的其他黨內精英,就算多不滿習路線,也會計算到萬一內鬥加劇導致政權轉型,他們將可能失去一切特權,所以不敢公開挑戰他,只好乖乖地接受習威權。但習的清洗觸動太多利益,也開了清算前朝人的先例。他會不會因為擔心一旦任滿便遭清算,而嘗試回復終身抱權不放的亞洲威權常態,甚至建立權力世襲的體制?如果中共成功熬過現時的經濟政治危機,其愈來愈歇斯底里的社會控制與黨內清洗,會不會讓中國的政治體制向北韓趨同?當然,中國的經濟比北韓多元開放,怎樣下滑,也難想像中共統治會完全蛻變成為北韓般封閉。但早在2012年,當時的國家領導胡錦濤,便明言北韓的政治控制模式值得學習。中國政體的北韓化,可能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遠。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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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參與的政改共識的妥協方案

政改到目前還陷於僵局,令人沮喪。我認爲,政府和民主派各有責任。一方面,民主派的責任是完全否認了831決定的框架,有的甚至否定基本法,這種在理論上正確但無視政治現實的要求是無法成功的。另一方面,政府絲毫沒有給出有實質性意義的讓步也是重要因素,831決定完全封殺了民主派作爲提名人的可能,但政府所提出的各項建議中,沒有給予民主派任何的補償,這也注定無法得到民主派的支持。我認爲,政治的技巧與勇氣都在於妥協和承擔。在希望港人能夠在2017年實現第一次普選(即便是假普選)的前提下,我認爲政府需要提出一個讓民主派有實質性參與權的方案,并在最小而僅僅具有象徵性意義的程度上突破831決定,且需要在憲政的高度上規定選舉方法依然能夠循序漸進。我提出的意見如下。1)在具體提名程序中,採用「分界點票,勝者全贏,逐一表決」這個民主而均衡參與的方案。(7.03vii)選舉方案需要民主派至少可能擁有實質性的反對權。既然民主派通過現有機制無法選出其支持的人選,那麽他們就應該可以排除他們不喜歡的人選。民主派擁有過半數的選民支持,但根據現時方案,只讓他們在最後投票中有實際意義的參與,但如果三個都是爛橙,對於他們來説等於沒有選擇。這當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需要制度性地設計出一套方案,使民主派在有實際意義的提名階段擁有(或者有望擁有)否決權。讓候選人至少不會都是他們心目中的爛橙。這才能最低限度地符合民主和普選的原意。我的方案歸結為十二個字:分界點票,勝者全贏,逐一表決。具體的規則是:第一,在投票篩選中,候選人必須在四大界別的每個界別都過半數才能取得特首候選資格。從理論上說,提委會設立的出發點和選委會一樣是均衡參與以求得廣泛認同。可以設想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一個候選人在第一和第二界別拿了全票,而在第三和第四界別總共只拿了一票。從票數上說,他也是過半數,也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這顯然不能說他得到廣泛認同。為了達到廣泛認同的目的,分界別點票是理所當然的做法。從實踐說,在立法會投票中,一向都是分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兩大界別點票的,這證明分界別點票也早已被承認為一種取得“廣泛認同”的方式。從法律考慮,如果某個候選人拿到每個界別的過半數,他(她)就必然能拿到所有提委的過半數。而人大決議中也沒有規定總數過半數就必定能出閘。因此,這符合人大決議。第二,在每個界別內的各個界中,採用以簡單多數為原則的勝者全贏的計票方式。比如,在第二界別(專業界別)有十個界,每個界30人。在投票時,如果某界(比如資訊科技)對某個候選人有12票贊成,11票反對,7票棄權,則他可以得到整個資訊科技界的支持票數(30票)。在極端的情況下,如果投票結果是贊成和反對票相同,那麼這個票數可以對半分,棄權票則不計數。如果某個候選人可以在第二界別中贏得六個界的支持,那麼他就可以獲得這個界別180票的支持,符合第一條的要求。勝者全贏是一個體現某個界的整體意見的方法,符合均衡參與和民主的要求。它在美國選舉中被廣泛應用,是得到驗證的有效方式。第三,在具體操作上,採用對候選人逐個投票的方式進行,推委對每個候選人只需投一次票。投票的票數分兩個流程計數。第一個流程是資格流程,候選人在此流程中所得票數採用上述的界內勝者全贏再分界別點票的方式計票,候選人必須贏得每個界別的半數以上的支持票才可以進入第二個流程。第二個流程是排序流程,對於通過了第一個流程的候選人,在此流程中其總票數以贊成票一人一票的方式相加,而非勝者全贏。比如以上資訊科技界的例子中,該候選人在排序流程中就在該界可以得到12票。以這種方式把所有推委的贊成票相加,對所有通過了資格流程的候選人進行總票數排序,最前的兩至三人可以成為特首正式候選人。此方案的好處有三:第一,民主派有望通過這種方案獲得實質性的否決權,具體說來就是民主派有望在第二界別的提名委員選舉中獲得至少五個界別分組的大多數票,從而運用勝者全贏的拱杆擁有第二界別的否決權。如果這樣,民主派則有望否決他們不喜歡的參選人,不讓三個都是爛橙。與之相適應,在提委會產生方法的問題上,我建議擴大專業界別的選民基礎(7.02vi)。在九個需要專業資格的界別,把學生會員和准會員亦納入選民中。這個做法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以後將會是正式會員。在作為選民的身份上,他們和正式會員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非要讓他們和正式會員有所區別的話,那麼可以規定他們只有選舉權而沒有被選舉權。在2011年選委會投票中,民主派佔優勢的是教育界、高等教育界、法律界和科技資訊界。在會計界有一定的競爭力(9票)。如果民主派能夠取得這五個界的控制權,那麼就可以有權否定一個不符合民意的候選人。如果選民基礎能擴大,加上努力競選,再聯合一些獨立推委,這樣的可能性並非沒有。但民主派并不是一定能夠贏取五個界別的,比如在2011年他們就衹能贏取四個。因此,對於建制派來說,也有機會在提委會委員選舉中挫敗民主派。這對雙方都大致公平。第二,這個方案既不違反基本法和831決定,甚至更加符合以功能組別為基礎的均衡參與(以界別為單位體現該界別的整體意見)的原則。這個方案設計貌似有違一人一票的民主,但是推舉委員會存在的初衷就是強調均衡參與多于民主。如果2017年堅持非普選產生的推委會,就意味著必須承認均衡參與的重要性,而擁有六成選民支持的民主派就不應該被完全排斥在外。這個方案可以讓非建制派有均衡參與的空間,也令一些極端的建制派不能僅倚仗鐵票而漠視少數團體和廣大選民,同時亦符合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樣“有商有量”地醞釀出得到廣泛支持的特首候選人。第三,和白票守尾門相比,即便出現難產的情況,也不至於重新啓動勞民傷財的普選,而可以把再選舉限制在提名階段。如果在投票中無法產生任何一個合資格的候選人,那麽可以重複協商和提名程序,直到產生候選人爲止(7.03viii)。以美國十九到二十世紀歷次總統選舉中各黨的黨内協商而產生候選人的初選爲例,投票次數儘管有時多達幾十次,還是能夠最終產生總統候選人,因此不應低估香港提委會的協商和妥協能力。2)在普選投票階段,採用改良型的守尾門方案。在普選階段,我建議采用一輪選舉,以得票最多者當選的方式選出行政長官人選(7.04i)。這可以給予民主派更大的參與能力,增高民主派支持政改的可能。但最重要的是要使民主派有臺階接受政改。爲此,選舉方案需有哪怕是象徵性意義的突破。現在,雙方的角力焦點在於是否堅持831決定的框架。如果雙方都不作出讓步,顯然僵局無法打破。我提出對陳弘毅教授所提議的白票守尾門方案做一改良。即在選票上除了三個候選人之外還留有一個空白,讓選民可以自由地寫上他們心目中的特首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如果這個名字的票數比任何一個正式候選人都要多,那麽他就可以當選。陳弘毅的提議中也稍微提及寫上任意人的選項,但是他把這種票視為白票。這是本質的不同。這個方案的優點有四: 首先,此擧看似荒謬,但在國際早有成例,如美國各州總統選舉中就留有這項。其次,它在制度上避免了流選的可能,免除了選完又選或者倒退回小圈子選舉的隱憂。第三,由於這種做法可以讓不滿意正式候選人的選民選擇自己支持的人,不至於僅僅爲流選的目的而瞎折騰,有助於增強投票意欲。第四,儘管在理論上這個額外的名字有可能當選,但在實際上,卻完全不可能。因此,中央完全大可放心。第四,重要的是,這個這個方案不違基本法,因爲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句話說明選舉特首的過程必須經過提委會提名這個程式再普選產生,但並沒有說明當選人必須是提委會提名出來的候選人。萬一出現了白票當選者,其身份是選民自發填上的一個沒有候選人身份的人。為了符合基本法,可以用法例的形式禁止除獲得提名的候選人之外的人以各種公開的方式以候選人的身份進行競選宣傳、拉票和籌款。比如,無法參加電視辯論,無法在街上籌款,無法貼出街招呼籲“投我一票”。另一方面,這個方案也突破了831決定中的“依法從行政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但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缺點,反而是一個可能打破僵局的優點。因爲,如果中央能同意這個方案,那麽即滿足了民主派對突破831框架的要求,也能保證選舉中的“零風險”,因此,中央只是象徵性地讓步,而民主派也只是象徵性地突破831決定。但這個象徵性的讓步讓雙方都有迴旋,對政改通過的意義可能是巨大的。如果中央能做出讓步,這當是最可行的讓步方案。對民主派來説,此方案也有一定的被接受的可能。首先,對民主派來說,機會盡管極少,但這總算是一個機會,不至於為零,而普選的結果也不是中央可以操控的。其次,盡管被選舉權還然是不平等的,但卻勉強符合每個人都有被選舉權的原則(因為誰都可以被寫在選票上);最後,這也讓普選方案突破了831框架,民主派至少有理由找到一個臺階。3)在憲制的高度上保證政制能繼續向前發展。儘管政府多次說過,選舉方法以後可以繼續優化,比如譚志源局長說可以考慮在提交決議案時,以法律語言列明普選制度日後仍可優化。但這種模棱兩可的語氣顯然是無法得到信任的。唯一可望增強信任的,就是在更高的憲制的層面規定選舉辦法必須繼續優化。我提議的,在議案中承認2017年的特首選舉是“普選”,但不是基本法第45條所規定的“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普選”。這種提法即不違反人大常委2007年的決定(即2017年可以普選),又獲得了按照憲制必須繼續循序漸進的空間。因爲首先,中央和建制派不斷強調普選有多种形式,那麽現在2017年的普選自然可以是一種尚未達到基本法要求的“最終”普選的形式;其次,現在2017年的普選也確實沒有滿足基本法列明的“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的要求。這種提法和譚志源局長的提法的差別是,這個提法強調了2017“普選”並沒有達到基本法的要求,因此,繼續循序漸進就是一個必須的憲制的責任。而譚的提法則意味著2017選舉已經達到基本法要求,以後的優化不過是錦上添花的可有可無。因此,如果議案中這樣寫了,立法會通過了以及人大常委批准了,就意味著,政府和人大以後必須按照基本法繼續推進選舉的改革,而不僅僅是現在政府所承諾的“可以”繼續優化。只有這樣才可能減少民主派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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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之源起

李光耀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新加坡國父,其政治智慧、務實作風和領袖魅力不容置疑。在他一手構建的制度下,新加坡在短短幾十年間一躍成為亞洲少有的富裕穩定並持續增長的發達國家。那麼新加坡模式有多大的適用性?我認為,那是李光耀根據新加坡特殊的歷史民族淵源和社會文化土壤,在適時的歷史節點為新加坡度身打造的。它本身有很多可供借鑑之處,但很難亦不應被複製。東南亞諸國和中國一樣是民族國家。在原住民看來,和自己差異極大的華人的遷入侵犯了自己對固有土地的權利。儘管東南亞華人在各國都佔有重要(經濟)地位,卻無法在人數上取得優勢,加上歷史原因,他們處於相當尷尬的位置:他們無法通過民主選舉取得政權,卻總被抱以戒心。新加坡得以建國,亦是這種民族矛盾的直接後果。作為英國在東南亞的統治中心,新加坡是唯一被獨立管轄的以華人為主的行政區,有先天性的建立華人國家的優勢。在1959年獲得完全自治地位後,李光耀推動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但這樣一來,華人人口和馬來人相當,馬來亞就有成立華人政權的可能。這當然和馬來人優先有着本質的衝突。1965年,新加坡被迫退出聯邦,獨立建國。李光耀是純粹實用主義者新加坡剛獨立時危機重重。她是一座億萬馬來人包圍下的華人孤島;周邊大馬來由主義盛行;懷有敵意的馬來西亞和印尼虎視眈眈。她面積窄小,資源極度匱乏,人口素質低下,內部還有嚴重的民族問題。新加坡能否生存,何以為繼?李光耀是純粹的實用主義者,不囿於任何一種理論或體系。無論是在構建國家制度、政府架構還是推行具體政策措施之時,他的最大原則就只有一個:用於新加坡能否奏效?當時,新加坡民眾的主體是遵循儒家傳統的出身底層的華人,他們習慣刻苦耐勞,敬重有學之士,天性隱忍順從。民衆尚未充分受民主洗禮,亦未對民主有熱切追求。李光耀深信當時新加坡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快速帶領民眾走上富裕和穩定道路、有長遠規劃、高效務實、廉潔自律的政府。他認為民主制度並無法確保選民不會因為一時一刻的不理智而產生平庸甚至愚蠢的領導層。成熟穩定的西方國家如果短時間出現庸碌無為的領導人問題不大,但對於新加坡這個起步於貧窮落後且面臨生存威脅的國家來說,只要走錯一步就會萬劫不復。因此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把國家的精英最大限度地收攬進統治與管治層,對於李光耀而言是最順理成章和最務實有效的選擇。在經濟方面,他深信發達國家成功的先例充分顯示,資本主義是推動新加坡經濟技術發展的唯一選擇。於是,他開創了結合精英集團政治統治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一體的政治集權、經濟自由的新加坡模式。李光耀出身於典型儒釋道華人家庭,他不認為也不相信西方推崇的民主自由普世適用。他認為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必須服從於有效統治和社會穩定的大前提。但受過嚴格英式教育的他也深知,民主自由既無法走回頭路也是一件必須的外衣。是故新加坡有國會,但沒有任何政黨可以威脅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法律上有言論自由,但是實踐上卻動輒得咎,嚴刑以待。無可否認,李光耀開創和推行的制度對當年被迫獨立的新加坡而言或是「最優解」。但它是否為現在新加坡的最優制度卻不乏疑問。李光耀雖已退居幕後多年,其威信和影響力仍是維繫這個制度的極為重要的力量。但從近10年看來,新加坡民主自由的呼聲愈來愈高,反對黨在選舉中已經取得一定突破。李光耀時代終結之後,新加坡模式的效用和走向仍有待觀察。當今的香港和半個世紀前的新加坡不具可比性。她沒有覆亡的危機,有大陸為腹地,有繁榮的社會,民眾素質良好,精英衆多且不為政府壟斷,人民早已享受了自由,對民主有熱情的追求。如果我們認為人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是應該追求的價值和目標而非統治工具,那麼就應該向前走而不是倒退。新加坡模式在香港亦因此不具可複製性。如果說新加坡是一個輸不起的國家,那麼香港不但輸得起,而且不太可能輸。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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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蝸藤:溯本清源——中國香港誰欠誰?

現在祖國和香港人民的矛盾日深,於是有人刨根問底起來。很多大陸人都認為香港人吃大陸的,喝大陸的,還反抗大陸,真是不知好歹。比如有篇熱帖《香港,祖國欠你什麼?》就是一個例子。一看而知,文中充斥著各種錯誤。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從一開頭就錯了。首先,從一開始,祖國就對不起香港!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上面的幾千名原居民祖祖輩輩是安分守己的中國人。但在170年前,他們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一下子突如其來地變成了英女王的子民,被碧眼金髮的“鬼佬”統治,成為祖國的棄民。祖國為什麼要拋棄這些忠實的子民?其目的自然是為了阻止英國的進攻,換得祖國人民的和平。香港人的犧牲換來了祖國的和平。那麼,是祖國對不起香港?還是香港對不起祖國?如果說,在割讓香港的時候是相對和平的,香港人並沒有付出太大代價,那麼19世紀末,租讓新界時,新界人所付出的代價就大得多了。新界面積廣大,並非小小一個港島可以比擬,這片土地上有成熟的傳統華人農村社區和結構。當時,英國人只不過對中國政府加以口頭上的威脅,中央政府甚至連象徵性的反抗也沒有,祖國就忙不迭地把諾大的新界出租給英國,為期九十九年。新界人就如前香港人一樣,一下子變成了“鬼佬”統治下的“二等公民”。和割讓香港時不同,新界租讓過程中充滿著反抗。那就是著名的六日戰爭:以鄧氏為首的鄉紳領導原住民鄉勇進行對港英政府進行反抗,英國出動員警、英軍和甚至啹喀兵進行鎮壓。戰時為期六天,鄉民死亡人口達數百。這對當時新界的人口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比例。中國租讓新界,事先並沒有和新界居民商量,也絲毫沒有考慮新界人的意願。六日戰爭反映了新界居民對這種轉讓是極不情願的。因此,出租新界,完全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和平而出賣了新界人的利益。新界人的犧牲是為了祖國而作出的犧牲。那麼是祖國對不起香港,還是香港對不起祖國?更有甚者,有證據顯示,新界原居民的反抗是新安縣官員所鼓動的。惟在六日戰爭期間,原居民所期盼的幫助卻無影無蹤。新安縣的官員理應知道,在條約已經簽訂的情況下,原居民的反抗改變不了新界成為港英治下一部分的現實。因此,從種種跡象看來,新安縣官員僅僅是為了給英國人製造一些麻煩,而根本不是為了幫助他們抗英。就是這種祖國官員不負責任的輕率所為,直接導致了多達數百人死亡的慘劇。(其實,可以類比的事件還有臺灣。當初中國割讓臺灣是為了避免日本進一步進攻中國。臺灣人的犧牲,完全是中央政府自私的出賣,他們的犧牲換來了祖國人民的和平。因此,同樣也是祖國對不住臺灣,而不是臺灣對不住祖國。這裡就不細說了。)祖國在沒有向當地人諮詢的情況下,不顧當地人的反對而割讓香港,以致香港人民遭受外族統治,甚至被血腥鎮壓。這是祖國的原罪。有種比喻說香港回歸是兒子回到母親的身旁。根據這個比喻,我們要慶祝回歸之餘,其實更要對當時狠心的母親拋下幼子進行深切的反省和謝罪。儘管可幸的是,幼子在養母的撫養下生長得比絕大部分在親母下長大的孩子還要出色,但這種反高潮的結果並不能掩蓋當初棄子的原罪。可惜,祖國的歷屆政府都忙於指責前任“喪權辱國”,至今沒有對香港的原住民做出任何道歉。其次,香港在戰後為祖國作出巨大的犧牲。在二戰之後,香港就成為了大陸難民人的避難所。從1949年開始到回歸之前,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香港出現了多次避難潮和偷渡潮。在1945年,香港僅有人口50萬,到49年,由於大陸變天,大批人逃難到香港,香港人口驟然增加3倍。香港突然變成一個大規模的難民營。在1950到1981年之間,因為歷次的政治運動,從大陸偷渡到香港的人口高達200-250萬。香港的人口因此再次倍增。很多人如果不是能夠被香港收容,將會在大陸失去生命。比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崔琦就是其中之一。這些人口大部分是貧困人口,他們的流入,驟然降低了香港的人均生活水準,極大地增加了香港的社會負擔,影響了香港的治安和居住環境,以致香港長期處於戰後的蕭條之中,直到70年代才有好轉。有研究指出,戰後香港一度成為一個貪腐社會,和大量難民人口的湧入有密切關係(因為他們對腐敗的容忍力強)。顯然,香港為大陸付出了社會發展緩慢的巨大犧牲。再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這些剛剛從中國逃離的新移民而造成的人口結構的改變減緩了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使戰後香港錯失了如同其他英國殖民地比如新加坡那樣走向民主、自治甚至自決命運的良機。這對香港歷史影響重大。在1950-80年代之間,中國對香港的經濟意義極小,因為由於中國自己的封閉以及國際禁運,經香港來往中國的傳統轉口貿易比之前大幅下降。這種與中國經濟脫鉤的狀態,反而促進香港轉而發展製造業。靠著獅子山下的精神,香港製造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國際品牌。這導致70年代香港經濟的飛躍。而這時期內香港作為中西方交流的唯一視窗,對大陸反而意義重大。比如韓戰時的西方重要物資(比如必不可少的醫藥),都是經香港走私到達中國的。第三,改革開放後,香港進一步為中國發展提供動力。改革開放後,香港和大陸走在互惠共贏的道路上。香港資本在珠三角的大量投資,是中國特別是珠三角發展的巨大初始動力。如果不是香港的資金和技術(包括管理)的轉移,珠三角在80年代無法迅速崛起。當然,同時,香港人也在大陸獲得了很大的回報。這難以說那方面更加得益。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除了在正常的經濟交往之外,香港人也在其他方面為大陸作出了很大的額外的貢獻。首先是很長一段時間內,香港人給大陸的親戚提供了很多金錢和物質上的支援。儘管從微觀上說,這都是出於親情的個人選擇,但是從宏觀上說,這是一種長期單向的資金流入。其次,香港人為大陸所造的慈善事業多不勝數。香港的富豪如李嘉誠霍英東邵逸夫等無償捐助的各種款項對中國各種公益和公共事業的發展有目共睹。而港人在各種國難時的傾力資助也令人難以忘懷。比如華東水災,香港在短短十天內就籌集了4.7億港元的善款。要知道,同期中國通過聯合國所收到世界各國的捐贈才5000多萬人民幣。第三,香港人在內地的經濟活動,比如買房和購物也直接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的發展。和現在的大陸水貨客引起很多香港人的負面情緒不同,當時港人的北上置業和消費是受到極大的歡迎和鼓勵的,很多珠三角的樓盤在一開始就是以港人為目標,港人的北上消費其程度也從來沒有到達影響當地人生活不便的程度。值得指出的是,這種發展是以部分香港人的痛苦為代價的,這就是困擾香港婦女多年的包二奶問題。第四,所謂大陸對香港的優惠大都似是而非《香港,祖國欠你什麼?》中談及“祖國對香港做了些什麼”,基本集中了各種祖國對香港的“優惠”。但絕大部分都是似是而非的。在此逐一分析:“1、在政治上很講信用。”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中央政府,講信用是應該的,不講信用是不應該的。儘管講信用值得肯定,但是把講信用作為一個“優惠”指出來,本身就是莫名其妙。何況,中央是不是對香港如同文中所言的講信用有很大爭議。比如,中央承諾的普選就被廣泛認為是不講信用地搬龍門,變成了中國特色的假普選。“2、在財政上不用繳稅。”這是基本法規定的一部分,也是原先已經答應的事。何況,中央不向香港收稅的同時,也沒有向香港進行類似北京和上海等地所做出的國家的投資。“3、在發展上特殊保護。”這是少數有點道理的論點。回歸之後,香港確實壓制了很多珠三角城市的發展。但也要考慮到香港自己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優勢,也是導致國家扶持的原因。“4、在貿易上免稅通關。”事實上,作為自由港,香港讓大陸免稅通關的項目多得多。再說,儘管回歸了,香港在貿易的問題上,也沒有能夠和內地城市一樣完全自由流通,免稅的僅僅限於273種產品。而這些項目,很多本來就是中國入世之後的承諾。“5、在旅遊上全民支持。” 內地人往香港旅遊,不是中央政府大力推動的結果,而是中央政府放鬆限制的結果。內地人願意到香港旅遊購物,不是內地人有犧牲精神,無私為香港GDP作貢獻,而是因為香港的商品價格低廉,品質保證。大陸旅遊人次超出了香港的承受能力,正是造成陸港矛盾激化的根源之一。“6、在經濟上甘當後盾。”一個經常被大陸提及的“例證”恐怕是97年的金融危機,中國在口頭上表達對香港的支持。但事實上,香港擊退金融大鱷,完全是靠本地的資源,沒有用中國一分錢。其他的所謂後盾,其實不過是經濟上的互惠互利。“7、在民生上優先照顧。”論據不外乎是香港從中國進口水、食品和電力等等。把貿易來往說成是“照顧”真是荒謬之至。香港從中國進口這些東西不是免費的,而是根據市場價格購買的,其中水的費用還明顯高於市場價格。中國也從其他國家進口這些東西,比如從沙特進口石油,從美國進口大豆,從泰國進口大米,這些是不是沙特、美國和泰國對中國在民生上優先照顧?一個諷刺性的事實是,現在不是大陸把“奶源源不斷地送到香港”,而是香港把奶(通過水貨)源源不斷地送到大陸。“8、在國際上高度尊重。”這個論點是說中國允許香港參加國際事務。但這本來就是中英聯合聲明規定的事,在港英期間,香港也有這種權利。這裡再次把守信用說成是一個“優惠”。可見,除了個別的論點是有道理的之外,所謂中央給予香港的“優惠”,不是本來就在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之中就明確規定的,就是經濟來往中正常的互惠互利,根本談不上什麼特別的額外優待。但是在一片浮躁的“恩客”心態下,所有這些正常的事情都被可笑地看作是大恩大德。結論:祖國和香港,誰對不起誰?一塊土地,以及其上的人民,並不是一件物品。中國主權內擁有香港和香港人,並不意味著中國可以把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民視為隨意處置的寶物。中國為了大陸人的和平,在19世紀裡三次把香港九龍和新界通過不同的形式割讓給英國,卻從來沒有理會香港人民的意願,讓香港人承受巨大的痛苦,這是香港人為中國大陸人付出的巨大犧牲。一個不能守衛領土和子民的中央政府,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項羞恥,但是對香港人來說,這更是一件罪行。香港回歸中國,固然是一個洗刷百年恥辱的時刻,但更加應該是一個開始贖罪的時刻。從這個意義來說,即便中央給予香港一些特殊的額外優惠,也不為過。而一國兩制,讓港人可以繼續自己的生活方式,馬照跑舞照跳,承諾“河水不犯井水”,至少在我看來,這僅僅是最起碼的要做到的事,而不應該視為一種恩賜,更何況,當時還有為臺灣作示範的考慮。在80年代香港問題談判之際,中英都本理應仔細聆聽港人的意見。惟中國拒絕讓香港人登上談判桌,讓港人無法正式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內地草委又把持了起草的大權。缺乏經驗的起草委員會和中國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的條文錯漏,帶來了一系列關於港人身份的訴訟,成為引起最先激化陸港人民矛盾的雙非兒童的根源。新中國成立之後,香港更是為祖國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最為矚目的就是她出於人道主義,相當主動地接收了多達數百萬因為各種原因來到香港的大陸人。這些原大陸人後來固然為香港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如果沒有香港的接納,都可能會得到截然不同的人生結局。為了接納這些難民,香港社會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包括貧困、住房、缺乏凝聚力、延緩社會改革和進步、甚至錯失自決的機會。被說成是香港歷來最龐大的國際人道救援行動的越南船民問題,困擾了香港幾十年,但其總人數不過區區二十萬。可想而知,幾百萬人湧入香港,對香港有什麼影響。要深究起來,香港接收幾百萬大陸難民和偷渡客,才是更大的人道主義救援行動。當香港在70年代崛起之後,除了各種形式的投資之外,香港人又以巨大的熱情通過各種方式資助留在大陸的親友,以及通過捐贈和慈善事業無償援助大陸人民。港人對大陸的幫助是有目共睹的。一些不明就裡的內地人對香港人多持負面的態度,在他們的眼中香港人是不知好歹的白眼狼,占了大陸便宜,還要“反大陸”。以上已經分析過了所謂“占大陸便宜”都是不實之詞。現在再來分析一下香港人是否“不知好歹”。內地人對港人的負面態度的一個來源是對中國最常見的地域歧視的正常反應。以前香港富有,內地貧窮,確有不少港人以負面的眼光看待內地人,這無疑是值得批判的。但考究起來,這和上海人看不起鄉下人,廣東人看不起北方人,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都是一樣的,並無本質上的不同,無須特意誇大。而現在隨著內地經濟發展,反而是內地人看不起香港人(比如叫港燦)。但在其他很多方面,港人還是有著一些基於一國兩制而優越於內地人的生活素質(比如自由與法治)。這也不可避免地引發複雜的心理。一些內地人在香港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是激化內地和香港人民矛盾的重要原因。但很少人明白到,這些運動的根源是什麼。比如最近引起風波的雙非兒童問題、限制奶粉問題、孕婦入境問題,很少人意識到其根源首先是基本法擬定的錯誤,其次是中央強力支持的特首梁振英強行試圖用行政手段解決問題的結果(比如是梁振英下令不許多於兩罐奶粉離境,在入關時堵截孕婦)。梁振英雖然表面上解決了問題,但是由於並沒有採取正確的方法,反而激化了更大的內地人民和港人矛盾,明顯是缺乏大局觀。少數港人的“驅蝗行動”和“光復行動”以及偷拍兒童便溺擺上網等行為都是必須譴責的。這是加劇兩地人民矛盾的重要原因。有人討論港獨和揮舞港英龍獅旗,這在缺乏香港言論自由傳統的內地人看來,也確實是大逆不道。這些港人的所作所為給很多內地人的感覺就是不想再做中國人,從而引起“數典忘祖”的憤慨。這些情緒都值得理解。但是,如果明白到香港首先是一個被出賣和犧牲的地方;無論是割讓還是回歸,港人的意見從來沒有被尊重;香港和大陸脫離了170年,在長達66年的時間內,實行和大陸完全不同的制度;回歸之前的港英時代,香港的成功遠遠在大陸之上;而在回歸之後,香港昔日的繁榮卻在不斷褪色;昔日的文明和價值觀不斷被侵蝕;香港逐漸從國際大都市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中央許下的承諾遲遲不能兌現,等等,大家就多少可以理解部分港人的那些錯誤行為。香港被收回17年,但人心始終沒有回歸。教訓是深刻的。討論祖國和香港誰欠誰,似乎無關緊要。但是,只有把道理說清楚了,才能把握歷史脈絡,從而懷有敬畏之心,真正尊重港人,信守承諾堅持一國兩制。這也是解決人心回歸的問題的唯一的正確之道。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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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誥烽:中共是最大的自決派

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拋棄了英國人講政策、做實事的傳統,改以毛主席在中共黨大會作政治報告的風格,挑動意識形態爭論,批判港大《學苑》「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輯鼓吹港獨。事後梁愛詩說「香港從無主權所以不存在自決」。馮煒光則建議民主派議員多讀歷史。左派報章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在此意識形態爭論的大風大浪之中,或者我們也應該響應建制派的呼籲,多學習黨和國家的歷史,多了解國情。我在去年6月於《明報》這個欄目的文章,指出承認少數民族的分離自決權和實行聯邦制,乃是列寧國家建設理論的支柱。那麼當年事事以俄為師的中共,到底是怎樣看「自決」的呢? 中共曾支持少數民族獨立建國只要你看看中共的歷史文獻,便會發現當年中共在很長時間都在追隨蘇聯的少數民族自決理論。1924年,蒙古的革命黨在蘇聯支持下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脫離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和各地軍閥,均不予承認,唯獨剛成立的中共視蒙古獨立建國為少數民族行使民族分離自決權的範例。1928年於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更正式承認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利。後來中共在井岡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在1934年的憲法大綱,便有「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的著名條文。中共支持分離自決權,不止於講的層次,還以真槍實彈幫助少數民族獨立建國。例如紅軍在長征期間,便曾鼓動今為四川甘孜藏區的進步政教精英組織軍隊和建立波巴人民共和國(波巴即「藏人」的意思)。1936年,在五世格達活佛領導下舉行的波巴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宣言,便明確表示:千餘年前,我們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加普帝國……這個帝國獨立300多年,卒被中國漢族皇帝千謀百計的征服了……(漢族)毁我們的神教,佔我們的田地,搶我們的財產,挖我們的金礦,姦污我們的婦女……我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忍受就是滅亡!大會認為:要想永遠解除這些痛苦,只有全體波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起來獨立,只有永遠脫離蔣介石漢官、軍閥及一切侵略者的統治而自由而獨立。我們的旗幟是「波巴獨立」,我們當前的任務是「興番滅蔣」!到了今天,格達活佛仍為中共敬仰。現在甘孜便有一座「朱德總司令與五世格達活佛紀念館」,裏面有一座由江澤民題字的朱德與格達活佛促膝長談的銅像。 一建政便變臉中共承認少數民族的分離自決權,到1949年建政前夕都沒有改變。毛澤東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原文中,便表明「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及在自願原則下和漢族聯合建立聯邦國家的權利」(有關段落在1949年之後的版本被刪走)。最近有中共黨史專家更發現,在1948年底到1949年8月中由周恩來主導草擬,毛澤東批改,作為中華人民共和憲法前身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多個草案,均保留了「承認少數民族的自治自決權」和中國行自由聯邦制的條款。但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之後,中共對少數民族自決權的立場,便忽然出現180度的轉變。中共中央在1949年10月5日發給第二野戰前委的一份電報,即指示不要再提民族自決權:「關於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今天不應再去强調,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曾强調過這一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黨領導的新中國業經誕生……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就不應再强調這一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於被動的地位。在今天應强調,中華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和互助團結……」這不能說得再白了:當初提出少數民族自決權,就是要騙少數民族支持中共推翻國民黨,現在目的已達,還不走數? 民族問題框架下的香港問題那麼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跟香港有何關係?雖然香港人口大多是漢族華人,但中共其實一直都將香港問題放在民族問題的框架之中思考。大陸出版有關民族問題的入門書、教科書,很多都包括港澳台問題的章節。1981年鄧小平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在解釋何為「一國兩制」時,便曾明言這源自1951至59年中共在與達賴喇嘛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的西藏政策:可以研究一下我們對西藏的解決辦法。我們對西藏問題,同達賴曾達成協議,我們那時答應達賴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對西藏不進行改革。我們是遵守這個諾言的。我們完全按照這樣去做了,一直到1959年達賴自己叛國,逃跑到外國為止。最近中共的香港白皮書重新解釋一國兩制,說香港的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而是「單一制下」的地方自治,就是要將香港納入「單一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體系。到底香港的自治要被閹割到什麼程度,中共才會高興?我們只要看看大陸那些少數民族自治區的狀况,自然便會心中有數。人大8‧31決議之後,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曾驚嚇表示,「中央是香港最大民主派」。從中共1949年之前支持少數民族自決獨立的歷史來看,中共原來曾經也是最大的自決派。它在1949年後忽然反對邊地的民族自決權,並非理論上和原則上的反對,而是一種撕毁承諾的行為。如果你再追問,為何堂堂大黨會不守信諾至此?那就真的不要再說了。 參考書目杜玉芳 〈祖國統一的路徑抉擇——「西藏模式」的形成及影響〉《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1年第2期陳揚勇〈《共同綱領》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兼談新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唯色〈被利用的格達活佛〉2011年10月5日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0/blog-post_05.html)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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