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應學習薛國強

這個八月城規會很忙,關注香港城市地景的市民都好忙。繼兩周前一間顧問公司向城規會申請取消中區電車路段,到城規會有條件批准尖沙嘴海旁交由新世界附屬的非牟利公司改建並營運,並獲得康文署沒有經過任何招標下背書。最終電車爭議被發現原來所謂的顧問公司申請,只是一名政府退休規劃師在沒有任何數字和研究支持下的兩頁紙;而看似有完整規劃圖和政府背書的尖東海旁計劃則獲通過。上周為「星期日生活」撰文的陳劍青及時提醒我們,政府、發展商和一介退休規劃師跟你我都有權向城規會遞交申請,最後城市面貌由誰來決定?關於電車我就不多說了。那所謂申請只是幾頁毫無研究支持的紙,其後提出者公開露面的言論,亦早已被不費吹灰之力地駁到。有人說不如申請反對這項取消中區電車路段的申請,應當也不必費太多心力,因為這個申請離十劃還未有半撇。但這並不代表討論沒有意義,因為這個一石激起千重浪的申請,令一些關於香港市區的想像如鬧市內的行人專用區、只准電車駛入、公共交通工具政策、限制私家車數量等,重新進入普及的公眾討論之中,也不是一件壞事。新世界管理好在哪?關於新世界獲康文署支持,向城規會申請將本由新世界管理的星光大道,連同梳士巴利花園及尖沙嘴海濱花園,交由新世界附屬的非牟利公司營運,據指新世界會負責所有翻新(我堅持不用優化)支出,並建食肆、商店和電影館,將管理年期再延長至少十一年。康文署並無招標便支持跟新世界伙拍,當中新世界在尖沙嘴海旁有多個項目,引起利益輸送質疑,很多傳媒和評論都有討論過,我就不重複了。康文署公布他們支持新世界的理據,有一些引起注意。康文署指新世界管理星光大道紀錄良好,經驗豐富,而且新世界支付翻新和管理成本,可為政府慳錢。而尖沙嘴海濱的地段仍由康文署擁有和管理,但會委託新世界轄下的非牟利機構負責日常營運工作。腦子裏蹦出第一個問題﹕新世界管理紀錄良好,好在哪?以一種專業主義的角度來說,我這種沒有管理系統知識的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作為一個跟私營機構合作的政府部門,好的管理實質指的是什麼。是新世界不收分文、成本低?新世界旗下有很多商場和酒店,能將經驗應用至公共空間管理?是新世界一腳踢,康文署把它外判出去便乾手淨腳?從官僚或行政角度考慮,這些優點實在無可厚非,畢竟它的確令康文署節省心力。但尖沙嘴海旁正如康文署和大眾認知所言是一個公共空間(雖然兩者對公共空間的定義可能有出入),那新世界的紀錄有多良好?尖沙嘴海旁本身不夠好嗎?沒有人反對維港是香港珍貴的天然資產,天氣舒服之時,誰不想沿着海邊散步,多坐一會?尖沙嘴海旁座椅不多,但其欄杆的斜壆一直是與生俱來,讓釣魚客、吹風人或情侶而設的座椅。但今天我不知道有誰跟我一樣,行過只想快點走人。星光大道有些段落,例如洲際酒店以外,其實頗窄,遊人把路段擠得水泄不通。如果為了旅遊業,先不提香港旅客是否太多,我或者可以忍。但當CNN將星光大道選為全球最令人失望景點第二位,星光大道亦只有手印和李小龍像,無助讓旅客了解更多香港電影業,新世界的管理對用者而非合作的政府部門而言,紀錄到底有幾好?尖沙嘴海旁本身不夠好嗎?為何維港和東方之珠的天際線不夠吸引力,要靠星光大道、遊玩區、休閒區、美食區來增強自信?新世界付錢翻新海旁的設施,令旗下物業價值提升,基本上我沒什麼意見。但康文署亦將海旁地帶的管理權交予新世界。二○○八年時代廣場前空地被揭發是公共空間,卻被發展商用來租借得益,之後傳媒和公眾搜尋全港到底有幾多由私人管理的公共空間,令林鄭月娥後來宣布,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不應將公共空間交由私人公司管理。為何我們明明汲取過教訓,還要走回頭路?公共並不是露天自從天星、皇后碼頭保育一役,加上上述時代廣場外空地引起的爭議,「公共空間」這四個字不斷出現在媒體、公眾、甚至政府文件之中,幾乎大家都覺得公共空間是好東西,把這四個字祭出來便能搶佔道德高地。問題是似乎政府只是挪用了公共空間的字面意義,大家沒有將實質意義深究下去。以為只要位於室外,就是公共空間,所以起公園、廣場,就是提供公共空間。但公共並不是露天(open),公共背後還有是交流、自由、協商、共同等意義。所謂的公共空間出現了很多變奏,例如是以前時代廣場之類、私人擁有的公共空間(Privately-owned-public-spaces, POPs),變成今天政府擁有私人管理的公共空間,這些都是真正的公共空間嗎?當私人公司對空間行使管理權,它便能限制公共空間的活動,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這種空間是否能呈現交流、自由、協商、共同等的精髓?這方面新世界紀錄良好嗎?哪如果康文署全權管理,海旁是否變成更好的公共空間?根據康文署在公園樹立多個「不准××」標記,康文署的紀錄也不良好。塑造城市的權利所以如果我們真的關注尖東海旁,關注公共空間,關注電車,關注城市地景,對於城市規劃、對於公共空間管理和使用等這一切,根本無法交到誰手上便一勞永逸。新世界在營運公共空間的紀錄不良,康文署也沒好多少,最後唯有靠自己。建議廢除中區電車的薛國強的示範倒是有意義,原來(沒有研究、數據)的孓然一身也能令社會關注城市議題。這不是炒作,這是一種權利。當我們在談投票權、經濟權、表達自由時,大衛哈維提醒我們「創造和再創造城市的自由,是其中一種最珍貴卻又廣受忽略的人權」。而幾代的城市學者如Lewis Mumford、Doreen Massey也說到,市民要塑造城市,通常是在具有平等、自由、協商等精神的公共領域下發生。在這種公私合營、由私人甚至是由康文署管理的空間下,我們行使塑造城市的權利被限制。而當我們珍重言論和示威自由,卻發現在現實連表達異見都不為空間管理者所容許(曾經在九龍站上蓋跟十多名學生考察城市設計而被警衛勸離,另一個例子自然是佔領運動),當尖東海旁有三座新世界物業懷疑可能有理益輸送,而我們卻對它如何改造和翻新海傍無從置喙,電車和尖東海旁的爭議反映了我們一直忽視的塑造城市的權利,其實也跟受珍而重之的投票權、言論自由等密不可分。或者,人人都應學習(沒有那麼膠的)薛國強。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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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台灣都市社會運動先驅夏鑄九 抗爭。告別悲情

夏鑄九教授應理工大學社會創新設計院邀請出任思想家,事前他先來講一星期考察香港的公民社會組織和文化創意機構。他特別請記者帶他到添馬艦政府總部,看看華人建築師嚴迅奇設計的「門常開」,並遙想他錯過了的一場佔領運動。年逾七十的夏老師頂着一頭蓬鬆白髮,身為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的開國功臣、台灣城市研究最享負盛名的學者之一,他自己對於佔領和社運毫不陌生。他接受的後六八的社會科學和建築教育,以及他和學生積極參與的多場台灣都市運動,說明了他的城市研究專業如何以抗爭手法,推動台灣社會進步。走到「門常開」,夏老師跟我們談風水,說維港,討論政府總部的座向。他好奇地問我﹕「誰是陳雲?」我跟他解釋了一遍。「其實YC(陳允中)已經給我解釋過了。」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是他以前的學生,雖然陳允中已解釋過,但他還是請記者和攝影記者再跟他說,證明他對佔領運動的確關注。他明白一場社會運動中總是有很多內部因素,有時學生可能做錯了決定,當時看得他既緊張又心痛。社會運動的激情他當然明白。六十年代他在台灣念建築時,建築還只是工程學院的一部分。直到一九七三年他到美國,在哈佛和耶魯接連念建築和都市設計碩士。「當時美國一九六八學運餘溫猶存,拉丁美洲同學看到我,知道我來自台灣,都說台灣是小法西斯國家。他們很討厭台灣,說毛主席是英雄,蔣介石是魔頭。」一直接受建築、工程和規劃的技術訓練的他當時受到很大衝擊。「那時我認識一些華人同學,他們告訴我馬共和李光耀之間的事,李光耀做的事非常噁心,哪像今天他過身時人們對他一片讚美!」六八一代的思想啟蒙五年的專業訓練後由美回國,原本已經做好要成為規劃和建築師的準備,但他的老師漢寶德提議他,不如協助土木工程系成立一個新的建築所,那就是台大城鄉研究所的前身。教了一兩年,「我發現我不能再做professional,一教就是一輩子,我知道我已為後半輩子做了選擇」。於是他申請經費,再次出國,到柏克萊念博士。「六八年後的美國,是最有理想的一段時間。」首次出國他感受到美國後六八的餘溫,但一方面當時他一直接受的是技術訓練,二來經驗不足,他說八二年再度出國才是真正眼界大開。「在台大我一邊教書,一邊接案子。什麼類型都有,但無論如何執行起來都不是這麼回事,被扭曲,不知道問題在哪。」後來他慢慢掌握台灣城市問題所在,第二次出國念博士就是一場思想革命。「當時正值六八一代剛開始進入學院,他們都是最優秀的學者,為整個人文社會學科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第一次出國時,圖書館只有一本哈維的New Marxist Approach,不但我看不懂,連教授也看得似懂非懂。後來第二次出國時,結構主義、批判歷史、後現代主義等都在地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等把實證主義徹底打垮,那時我才懂得發問,懂得思考如何以專業知識回應社會變遷。」對於第一次出國時老師有多爛,他舉了一個例子。「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污染問題,有個美國教授說為何香港的空氣差,就是因為中國人炒菜用很多油,油煙很大!」一些美國學生深信不疑,華人學生就搖頭嘆息。「發展中國家沒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他們的城市研究理論都是由西方移植過來的,根本不適用。」尋找台灣適用的都市理論夏鑄九兩次出國之間在台大教書和工作時,慢慢明白到台灣社會正開始城市化和工業化,很多城市問題亟待解決,念博士時他就決心找尋一套台灣適用、而非西方移植過來的都市理論,解釋台灣情况。「念碩士時有幾個老師到委內瑞拉首都Caracas為政府做規劃,出了好幾本書,但我看來都沒有抓住問題核心。第二次出國時,老師是新馬克思學派,他分析Caracas的交通問題如何跟官商勾結和土地炒賣結合在一起。委內瑞拉是產油國,沒有石油危機,所以學美國鼓勵全民駕車,於是塞車塞四小時是等閒事,建築系學生要坐車途中畫圖。學者將Caracas的交通問題連結到土地炒賣,跨國公司和政府如何勾結, 石油利益就跟資產階級結合在一起。」城市問題,不是微觀的技術問題,而是社會和政治問題。夏老師為這一套新馬克思理論深深着迷,認為可以解釋台灣的城市和社會問題。「六八後的學者告訴大家要以全新眼光面對整個世界。那時覺得整個社會很有希望,眼下都是社會改革,深信真能改變世界。」於是他逼自己一年內盡量把論文寫完,回台大教書。由戒嚴監控走到公民社會要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教授新馬克思理論,自然逃不過情報機關。七十年代他出國念碩士之前第一年教書,一個跟安全單位有關的親戚告誡他上課太不小心,常常亂講話。「那時我嚇死了,整天在想自己說錯了什麼,我就明白學生當中有情報人員監視。那天什麼事都做不了,坐在椅上嚇壞,那是真實的台灣。」「我在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發現一些梁思成寫的建築史文獻,想帶來台灣,但簡體字不能帶進來。原本我已經打通關係,告訴當局說這些是學術材料,但最後他們還是把字剪掉,只留下一堆圖畫,這已經很通融,不把你抓起來關就客氣了。」後來他念博士後回台已經是八十年代中期,台灣快要解嚴。「我的學生都很活躍,我一早知道一直有人在教室對面的宿舍監視我們。後來到陳水扁做總統時,有一天有個學生坐在我對面跟我討論,他說自己就是調查局派來監視城鄉所的。那時我已經有經驗,我說很好,你繼續做,如果換了一個人我還不知道是誰,他也承認你們也沒有在幹什麼。」八十年代中期之時,台灣社會風氣慢慢開放,民進黨亦正式成立,剛起來的公民社會為台灣民主化做好準備。那時夏鑄九和學生深深感受到台灣社會的不安和躁動。一九八九年的一天,「我跟學生說是時候搞一場都市社會運動了,我們還在討論最有潛力搞起來的是公共交通運動。我們實在太蠢了。」因為話音剛落,兩個星期後,台灣爆發了歷史上首場都市社會運動——「無殼蝸牛運動」。無殼蝸牛運動「一個小學老師拿存款買房子,人家說你只能買到一個房間,於是他又再存錢,一年後只能買到一個門板。氣得大怒,他原本是個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的信徒。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土地政策,土地不能商品化。」夏鑄九的學生積極加入了這名小學老師發起的社會運動,一起發起「萬人夜宿忠孝東路」,佔領台北市中心的黃金地段,甚至找來樂隊、藝術家等作街頭表演,據說是台灣首個「告別悲情」的抗爭運動。社運嘉年華和唱K,夏老師也許是先驅。夏老師將台灣的房屋問題歸咎於土地炒賣。「國民黨搞土地改革,中國歷史上農民第一次有土地可以耕種,國民黨創造了自耕農階級。也能以農養工,才有台灣成功的工業發展。這是國民黨在台灣早期得以安定的原因。可是七十年代都市化和工業化開始,國民黨便忘記了孫中山的政策。台灣企業賺錢,並靠剝削勞工生產商品出口賺錢,再將利潤通過土地炒賣,轉化為財富再積累。」今天台北雖然房價比香港便宜一截,但跟收入相比,上升幅度比一九八九年無殼蝸牛運動時還驚人。夏老師認為在香港和台灣,要抗衡發展霸權的思維非常難。「一九九七年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時,要把林森北路一帶的貧民區拆掉建十四十五號公園。那個地方原本日治時是墳墓,一九四九年跟着國民黨到台北的非軍人或者是沒有軍眷宿舍的窮人,沒人照顧之下就建屋。陳水扁沒有按照承諾為他們安排搬遷,就堅持拆公園。我們的師生就起來,要求先照顧居民的住屋,反對民進黨的綠色推土區。結果一堆民進黨支持者把我們城鄉所的電話打爆,說我們藏污納垢,包容那些好吃懶做不事生產的貧民!」寶藏巖保留 台北保育勝仗今天台大附近的河邊,有一條依山而建的村子叫寶藏巖,它能逃得過被拆的命運也是城鄉所的努力。當年一些隨國民黨來台的軍人和家眷沒有安排住處,就在寶藏巖建起房子來,一住幾十年。一九九七年前後台北市政府希望拆除這些「僭建物」,城鄉所的師生立刻進駐進行研究和考察,希望保留寶藏巖。城鄉所派出夏鑄九跟政府談判,他的對手是時任台北文化局局長龍應台,萬萬想不到的是,「坐下談了半小時,龍應台便直接答應保留!」今天的寶藏巖已是一條藝術村。經過了十四十五號公園的失敗,這是台北都市保育的勝仗。今天夏老師還是聲如洪鐘,雖然頭髮漸漸花白,但一星期在港的考察行程,他還是幾乎不喝水不上廁所、馬不停蹄地到香港各地考察。這幾年他從台大退休以後,到南京擔任訪問學者,觀察和研究中國城市化這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迅速的城市化運動。他在兩岸三地考察、研究的心得,將會在九月廿五至十月四日,在理工大學的十日節跟香港人親身分享。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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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作免費導遊 漫遊巴塞隆拿

復活節假期到西班牙巴塞隆拿亂逛十天。亂逛這個說法是半真半假,因為我只帶了三本書﹕Lonely Planet、George Orwell的Homage to Catalonia和一本關於建築師高第(Antoni Gaudi)的書,其他準備工夫幾乎欠奉,只管先上飛機再開始讀手邊的書。事實證明挑一本關於當地的好書,猶如找到了一名好的導遊,令我對目的地城市有跨越時空的看法。享受了十天無可挑剔的地中海生活,回港後回復日常生活,心情不禁低落苦悶。我問自己,是否可以把香港當成巴塞隆拿,或者以遊走巴塞隆拿的方式,找一位素未謀面的名人導遊帶我重新認識香港?幾乎每個遊客到達巴塞隆拿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大街La Rambla,街名的意思本身就是漫無目的地散步。這條1.2公里長的大街雖然已被遊客攻佔,兩旁的食肆又貴又唔好食,但遊人在La Rambla的樹蔭下漫步已成了在巴塞隆拿的指定儀式。今天遊客坐在行人道上的咖啡座享受地中海明媚陽光,在媚俗至極的紀念品店挑選明信片和畢加索的毛公仔,他們如何想像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初期,由英國遠赴巴塞隆拿加入共產黨游擊隊的George Orwell筆下所描述的,竟是同一條街。我沒有將Orwell的精彩英文原文傳神地翻譯成中文的大能,只能不自量力地將其盡量意譯出來﹕幾乎每幢房子都被工人佔據,掛上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旗;每道牆都劃上代表共產黨的鎚仔和鐮刀;每間店和咖啡室都寫着已被集體擁有;所有稱呼別人的敬語一概消失,叫大家作同志;Orwell想為酒店的服務員打賞小費,卻被酒店經理教訓了好一頓;私家車已被徵用作軍事用途而從路上消失,電車和其他交通工具也塗上紅黑色。從街頭揚聲器傳來的革命歌響徹雲霄;街上沒有穿戴打扮特別用心的人,幾乎所有人都是穿著藍色一件頭的工人工作服和不同類型的游擊隊制服。共產黨曾短暫主導La Rambla如果沒有George Orwell作為我的導遊,我看到的只是當下的La Rambla的中產地中海悠閒度假情調,根本不會想到不過80年前這裏曾經短暫出現過工人或共產黨主導的社會體制。從此我每日經過La Rambla的感受便不一樣,彷彿看到一段陳舊的黑白流動影像在眼前的藍天綠蔭大道下重現,穿著背心短褲、一手捧着咖啡的遊人和身穿工人服的工人在我眼前相遇,高級酒店外飄揚的並非數算有多少顆星、有多高級的旗幟,而是紅黑相間無政府主義旗幟。後來我參加了以西班牙內戰為主題的步行導賞團,祖籍英國的導遊是西班牙內戰專家,他手執一本Homage to Catalonia跟參加者會合,我們在他和George Orwell幾乎二合為一的帶領下,更明白西班牙內戰如何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哨戰,納粹德軍和法西斯意大利如何以西班牙作為各種新型武器的實驗場。現代城市結合古建築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位文學家為她撰寫一本文學巨著,後世來訪者要認識她從是無法繞過。伊斯坦堡有Orhan Pamuk由上世紀中筆耕至今天,在土耳其國力急升晉身為伊斯蘭世界楷模是,以灰冷悲觀的筆觸描繪後鄂圖曼帝國的憂鬱;關於巴黎、倫敦的文學更是讀也讀不完。很少城市的面貌可以幾乎單純地歸功一兩個人,16世紀的伊斯坦堡有建築師Sinan,幾近長命百歲的他為這個城市留下超過300座建築;近代巴黎以寬闊的樹蔭大道傾倒眾生,19世紀侯斯曼將他心中的現代城市藍圖在巴黎實踐時面對的反對,絕不少於新界東北和喜帖街。巴塞隆拿的幸運是它在城市進入現代化的關鍵階段有Sinan又有侯斯曼;一位城市規劃師和一位天才建築師奠定了巴塞隆拿今天在眾多宜居城市榜的前列城市地位。知道建築師的人遠比知道規劃師的人多,我也不例外。帶着一本關於高第的著作上路,穿梭巴塞隆拿大街小巷「集郵」,希望能親身造訪愈多高第作品愈好。世人知道高第至今超過130年還未完成的傑作——聖家大教堂,知道它為富商興建的住宅如Casa Batlló和Casa Milà分別將海洋和土耳其Cappadocia的自然景色融入建築的外觀和功能,為何以高第為首的現代主義(Modernisme)運動會在19世紀末的巴塞隆拿出現?為什麼不是另一時代另一處?隨着當時工業革命成熟為物料的進步提供物質和技術基礎,巴塞隆拿作為整個加泰朗利亞(Catalonia)地區、以至全西班牙的經濟龍頭(工業革命在西班牙可謂姍姍來遲,但巴塞隆拿是當中的例外,當20世紀初西班牙絕大部分地方還是以農業生產為主時,巴塞隆拿已是個外來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的國際都會了),聚集一批經商致富的富豪,很多Modernisme的作品都是這些富豪的物業。然而跟隨高第的步伐浪遊,高第導遊揭示的更深一層、關於現代巴塞隆拿的城市規劃。舊城擴展區步行者勝地1850年代時巴塞隆拿的舊城區已經抵擋不住高速發展和人口膨脹,當時接近2000年前羅馬殖民者興建的城牆,雖然經過多次擴張,但大抵仍然存在,絕大部分居民擠在衛生環境條件惡劣的舊城區內。市政府下令擴展城區,由城市規劃師Ildefons Cerdà主理。他為我們遺下的擴展區(l’Exiample)就是今天巴塞隆拿的「香榭麗舍大道」。當中的主要幹道Passeig de Gràcia今天路兩旁名店林立,雖然屬於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卻非常適宜步行,當中的行人路加上單車徑和行車路的闊度比例,居然是接近一比一!今天各地不少政府以改善的可行道路作為前衛的城市規劃政策,Cerdà一個半世紀已經想得到並且付諸實行。他規劃的街區令我想起紐約的blocks,每幢大廈的高度限制在約六層左右,兩個路口之間大約有十幢大廈,四邊組成一個接近正方形的blocks,這是非常適宜步行的尺度,有街,有店舖,過路又方便。而每幢大廈背後都有後園,從高處鳥瞰,藏在每個blocks中間的都是一片綠意盎然或經過悉心裝置的後園。Cerdà的規劃背後最重視的便是天然光和空氣流通,有意無意間亦構成適合步行、以行人優先、符合human scale的新城區。這樣設計怡人的新區自然吸引城中富豪爭相遷入,高第和一眾Modernisme建築師受到各大富豪委託,在擴展區和Passeig de Gràcia建房子,而且外表愈特別愈能炫富。一個半世紀後的今天,擴展區依然被指為有錢人的遊樂場。挑合適的名人說故事往往是旅行和了解一個城市的引子,他們彷彿是最好的導遊,以不同類型的媒介如文學、建築、藝術、音樂等帶我們翻開和深入城市的各種層次;深入他們的作品和生平,往往為我們揭開當時當地的獨特面貌。旅行回來後心情鬱悶,可能是為這個城市正在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困境苦無出路而憂心。身為熱愛城市之人,我盡可能想出不同辦法「玩」城市,可是面對自己的所在地,卻往往最難在熟悉到閉上眼都不會迷路的城市找出新趣味。巴塞隆拿有高第和George Orwell帶路,或許也是時候翻書櫃、聽唱片,找出一件本土作品,請作者作嚮導重遊香港,翻開香港的歷史和文化層次,重新認識一遍。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歷史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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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的旅行意義 跨國資本流動

上個月沒有寫水貨客,我以為留待今個月這個題目已經過時,豈料光復屯門後,不僅光復元朗,這星期行政會議更正式通過香港國際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旅遊對城市的影響這個題目,顯然不止永不過時,而且只會愈炒愈烈。水貨客、自由行和旅客帶來的收益和問題,其實就是跨國資本如何影響城市發展的其中一環。文化旅遊企業「活現香港」其中一名創辦人陳智遠曾經跟我說過旅行的歷史起源,至今久久不能忘懷。他說歷史上第一場記載的旅行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3世紀摩西帶領猶太人離開埃及。這場旅行沒有歸期,除了「流奶與蜜」外對目的地一無所知。最後摩西一行人花了40年來到神為他們準備的迦南地(今巴勒斯坦),摩西本人甚至捱不到目的地便過身。一年前的聖誕前夕我站在今約旦境內瀕臨巴勒斯坦西岸地帶的尼波山,聖經寫摩西曾經在這裏遠眺他終生沒有到達的應許之地。 旅行的起源:永恆的離散每次記起這個故事它都在提醒我,今天無論我這種背包客抑或狂風掃落葉姿態攻陷名店的大陸旅客,在人類旅行歷史上到底有多麼弔詭。遙想三千多年前摩西和猶太人的旅行」關乎未知、流離、悲傷、苦難和永恆的離散。當天我作為旅客手持Lonely Planet數算還有兩星期便踏上歸途,更多的旅遊更是以吃喝玩樂享受作為招徠。旅行的意義從未如此兩極過。旅行的歷史並非我深究的項目。歷史上曾出現過不少大旅行家,當騎馬依然是最快的交通工具時,長距離旅行始終屬於極少數人的專利。宗教朝聖可說是大型旅遊的始祖。別說耶路撒冷羅馬這些一級聖地,自1981年波斯尼亞小鎮默主哥耶(Medjugorje)六位孩子每天都目睹聖母顯靈,默主哥耶便成為聖地。村子豎立一座耶穌銅像,耶穌面上不時滲水有如淚珠從面龐滾下,攤販叫賣印有聖母肖像的紙巾,信眾急不及待買一包為耶穌拭淚。4000人的小鎮每年迎接超過100萬名朝聖者,據說默主哥耶的過夜客比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更多。伊斯蘭教將前往麥加朝聖為五功之一,每名伊斯蘭教徒一生必到麥加一次,自七世紀以來往麥加的遊人絡繹不絕。信眾尋求宗教救贖,同時需要滿足食宿需要。以前中東的穆斯林走陸路,由大馬士革或開羅等地出發沿阿拉伯半島抵麥加;要不從伊拉克出發橫越浩瀚無垠的阿拉伯沙漠,而且以沙漠為家的遊牧民族貝都因人(Bedouin)還會搶劫朝聖者。沒有信仰的我每次前往宗教聖地並為巧奪天工的建築物讚歎之餘,也不禁想光是抵達聖地的顛簸已足夠讓信眾謙卑。宗教旅行是一場精神饗宴,也許也是一場肉體修行。 旅遊業與旅遊的弔詭然而今天麥加的朝覲早已超越精神層面,成為沙地阿拉伯的旅遊產業重點,每年在伊斯蘭曆法第12個月前往麥加朝聖(Hajj)的國內外信眾已超越300萬人。如果說以前的朝聖過程叫人謙卑,今天為了配合高消費信眾的需要,麥加除了是宗教聖地更是購物勝地。信眾前往麥加朝聖都繞着聖殿天房逆時針繞七個圈,今天跟天房遙遙相對的是麥加城內一座貌似大笨鐘的鐘樓。這個名列全球第二高建築物的鐘樓是一個名為Abraj Al-Bait的商業旅遊設施一部分,耗資150億美金,建成頂級酒店和70,000平方米的商場。城西正興建26間能容納100,000名住客的頂級酒店。有人問這種物慾橫流的旅行是否跟宗教朝聖的本義背道而馳,Abraj Al-Bait的一名銷售人員接受記者訪問時答道﹕「只要做足朝覲儀式,就無所謂食龍蝦還是啃麵包。」圍繞天房和大清真寺滿目都是摩天大廈和地盤, 而且不少地盤都是靠拆除歷史和宗教建築來讓路﹕先知穆罕默德的首名妻子的住所已被剷平,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公廁;穆罕默德一名侍從的故居今天則是希爾頓酒店所在。麥加城市的肌理和經濟生態隨着航空交通縮短天房與各個伊斯蘭城市的時間距離已經徹底改變。 更涉中港政治權力問題如果連宗教朝聖也由艱苦謙卑變味至奢華享樂,來自中國的旅客和水貨客將香港搞至翻天覆地實在沒有什麼好驚訝,而當然香港的問題不只是旅遊業問題,更是中港政治權力問題,香港的對手不只是中央政府,更是各個跟北京同牀異夢的地方政府。水貨客、自由行和旅遊業本來就是全球化在日常生活中最實在的體現。今天標榜享受的觀光旅遊作為一種有利可圖的經濟產業跟資本主義的發展密不可分,如果有人能答得上「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就可以追溯邊個發明了放假;知道邊個搞到返工咁辛苦,就可以追溯邊個令到放假要追求輕鬆享樂來平衡身心。二戰之後火車、飛機等長距離交通的急速發展和普及化,改變了距離和時間的關係,大批美國觀光客湧往西歐;但直至柏林圍牆倒下,冷戰結束,世界兩大陣營的意識營態和地理圍牆倒下,東歐、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不再對外封鎖。當資本主義推倒鐵幕,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具備環球旅行的科技和政治條件的時刻。前紐約時報記者Elizabeth Becker 在她的著作《旅行的意義》,把兩大章留給了中國旅遊業,不論是中國迎接海外旅客抑或中國旅客向外走同樣值得大書特書。她記載了紐西蘭向中國旅客招手的慘痛經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釋放了全球人口最多國家的地理流動力,直至1999年中國遊客才正式獲准單純為了旅遊申請護照,但他們必須跟國內旅行社辦的旅行團。澳洲和新西蘭是最早獲中國列為「核准目的地」的國家,可是時任新西蘭觀光局憶述當年的中國旅行團,跟我們知道中國旅客「零團費」來港一模一樣﹕旅行社以超低團費吸引客人上釣,然後住得差食得差迫他們購物。直至2010年新西蘭跟北京重啟旅遊協議談判,為業界訂下規範,才能杜絕劣質旅行團。 中央地方關係,各省利益糾葛月初梁振英說過要解決一簽多行,上京後卻說要減少旅客人數並不容易,有消息指這是因為地方政府強烈反對。新西蘭不滿劣質中國旅客可以找北京談,但香港的旅遊業問題卻涉及複雜的中央地方關係。陳劍青曾撰文寫到,內地官學研究出版《粵港澳經濟》筆下的自由行並非一份中央給香港的一份大禮,而是自由行如何「加速資本、貨物和人員等要素的自由流動」,令面對勞動成本上升、外資撤出的工業重地廣東省可以完成「騰籠換鳥」,升級為「服務業強省」。既說旅遊業是全球化下最令人容易明白的表現,在於其打破了國與國之間的界;都市學者Neil Brenner 卻提出了其實是一種權力的rescaling﹕國家政府的權力不是一刀切地隨着全球化熱潮而減少,反而將一些權力下放在市政府和省政府,令他們能更有效地從全球化中獲益。於是香港旅遊業、甚至香港經濟的不自主不是北京政府可以說了算,還嵌入了中國的中央地方關係、以至各省市的地方利益之中。 水貨客背後的真相毫無疑問限制水貨客和自由行是必要的,然而打擊之餘也必須看到背後的真象﹕全球旅遊業作為跨國資本流動如何影響城市面貌;將水貨客理解為中國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產業鏈的其中一環。Elizabeth Becker 的著作《旅行的意義》給我的最大感概是,全球旅業產業不斷發展,卻一步步破壞它本來想推動的事。正如麥加為了吸引更多朝聖者而破壞歷史古蹟,香港卻在推動其購物享樂天堂形象同時令本地人難以自在購物享樂。文·何雪瑩編輯/孫賢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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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瑩:城市小販難共生?

要動筆寫本月「城記」,題目多得叫人頭痛。光是這幾天在香港發生跟城市研究有關的熱話,隨便數已有四、五件。最後我捨旅遊業(自由行)為城市帶來的問題、民建聯鍾港武「成功爭取解決露宿者」而選談小販和夜市,應節之餘也因嘴饞。小販是基層謀生的經濟活動,符合左翼理論,同時一些經濟右派也認為讓小販經營是鼓勵各大小型企業競爭,切合自由經濟。這些經濟主張我不必重複,今天我們來談為何小販如此叫現代城市害怕?小販與現代城市如何共生?祖母曾對我說當年戰亂從大陸來港後,當時我爺爺的父母就是在木屋區和七層大廈樓下賣豬骨粥和炒麵為生。誇張一點說沒有熟食小販就沒有今天的我在寫小販的故事。而我相信這個小販故事跟穿珠仔養大一家幾口一樣絕非例外。小販這類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在發展中地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角色。這些不受政府完全監管並在非指定地點發生的經濟活動如街頭經濟,除了是發展中國家的弱勢社群的生計外,更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體系下所產生的常見現象。尤其是當政府不能提供充足的社會福利時,非正式經濟令城市的貧窮人口得以維生,人人有工開更有助維持社會和政治安定。另一方面,當基層人口也可以是企業家,雖然要承受的風險較大,但卻比打工更有彈性,掙的錢可能更多,帶來更大的潛在社會流動性,甚或一代傳一代確立「家族企業」。「生活」再非「現代城市」功用時至今天當香港政府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時,我們卻逐漸摒棄當初一代基層市民賴以維生的小販活動。這種思維在很多社會科學皆有觸及,簡單而言就是將小販由基層經濟活動和維持社會穩定,重新演繹成混亂、落後、危險、不合衛生和跟附近交租的商戶不合理地競爭。地理學者將二戰後歐美城市的管理模式改變描述為由管理式(managerial)轉向至企業式(entrepreneurial)。管理式城市在西方社會有其歷史原因,特別是在戰後英國百廢待舉,工黨政府上台,政府着重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及至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浪潮捲至,政府採用的是新的管治(governance)策略,着重以公私合營或以私有化方式提供公共服務,並為了應對全球化下資本流動性極高,忙於以各種手段為城市吸引來自境內或境外的流動資金。這項策略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城市的主要功用不再是生產、工作和生活,而是能吸引本地或外地投資的磁石。實踐起來的辦法有很多,包括建大型商場、體育館、文化設施、博物館、會議中心和摩天大廈,總之城市應當展現一種吃喝玩樂投資旅遊者都感到安全、刺激、創新的地方。城市不再是供本地人生活的城方,更是用來推廣的一種商品。吸引跨國資本才叫威?這裏暫時無意引申出一種近乎本能的道德批判,我也懷疑香港是否曾經經歷一段長時間的管理式城市,我們似乎直接由發展中地區搖身一變成企業式城市了。不過儘管如此,有時市政府對非正式經濟也能採取比較彈性的管理手法。2000年以後英國城市研究提出「都市復興」(urban renaissance),特別是在一些因去工業化而導致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人口減少、建築破落的老城市,開始鼓勵小販進駐為市中心帶來生氣;一些城市亦意識到當土地用途過分單一,如商業區夜晚無人,純住宅區日間冷清,一些區域在每天指定時段了無生氣,也慢慢接受發展晚間經濟(night time economies)。學者Jennifer Robinson提出「尋常城市」(ordinary cities)的概念,目的就是要打破以西方「現代」都市作為城市發展藍本的單元,是否一定所有城市都要爭相吸引跨國資本才叫夠威?她提醒當決策者留意到個別城市生活的多樣性,就應避免未審先判地論斷非正式經濟一定會對自己的城市不利。所以當香港由發展中城市一躍而成「企業式城市」,努力改造自己面貌希望獲得跨國(或者更準確地是來自中國的)資本青睞,我們對市容的想像就是秩序、明亮和先進,小販這種難以規管的經濟活動代表着不確定、髒亂和落後,是要「嚴厲取締」的。當然我們不可以太「離地」一味歌頌小販,有說深水埗居民向民建聯投訴擔心滾油安全、噪音和垃圾問題等,這些實在的問題是否不能解決?另一方面,香港人把台北當成後花園,去夜市掃街更是指定動作。台北的夜市有滾油噪音和垃圾問題嗎?當然有,要不然前年師大夜市便不會幾近停業。警察小販的默契最多遊客前往的台北士林夜市成形於70年代,至2007年台北市長郝龍斌決定重建士林夜市,2011年完工將夜市攤販遷到大樓內方便管理。台灣輔仁大學的邱啟超博士就士林夜市的管理發表了幾篇論文,其中一篇甚為好玩,他將台北市警察和士林小販之間的關係比喻成一種有默契的好戲,並認為這是現代企業式城市與小販共存的一種方法。我們不必把台灣浪漫化,台北市政府亦是意識到夜市是它們旅遊業的重要資產,郝龍斌就曾對紐約前市長朱里亞尼開宗明義說,台北需要更好的管理小販以吸引本地和外來投資。當夜市大樓建成後有牌小販遷入,但一些無牌攤販依然佔據大東路和大南路的店舖外的範圍。管理當局認為雖然要「打造現代都市面貌」,但同時亦要對無牌攤販有點容忍,畢竟近年台灣經濟不景,年輕人失業率高企,攤販也是選票的重要來源,而且遊客對街邊攤販的情意結並非室內市場可以取代。邱啟超博士認為其實警察和攤販的關係並非你死我亡。警察除了要實際維持治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任務是令人感到安全;小販亦要擺出一副現代文明的模樣,於是兩者只要合作上演一場好戲便能各取所需,為自己經營美好形象。警察要面子希望感到受尊重,小販亦要給予顧客信心。於是邱博士使用社會學家Goffman著名的「劇場表演」理論來解釋每天上演的走鬼戲碼。警察不會在夜市最旺時巡邏,小販亦輕裝以手提行李箱上陣,一旦知道警察迫緊便趕快收起箱子混入人群中。警察見小販畀面不會在他們面前太猖狂,便懂得隻眼開隻眼閉。這種隻眼開隻眼閉方針背後的是一個大問題﹕都市管治是否可以在懲罰性的控制和毫無規範的兩個極端之間中間落墨?士林的例子似乎是一場有默契和共生關係的畀面派對,那麼這種對於非正式經濟的中間落墨,是否可以因地制宜逐漸制度化?現代化都市藍本是否不只得一個?而士林夜市的管理其實並不只攤販和警察兩方,攤販也分流動和固定,有牌無牌,在檔口前或檔口本身,這些本身已是一種在地的權力關係和組織,即使沒有警察和政府的介入,這麼多年來也有着一定的討論和理順空間使用的機制,當中一定未臻完美。政府如果介入必須深入了解這些機制。香港夜市會出現的噪音、垃圾等問題是多種土地用途混雜在一起的結果,但如果將土地用途分得清清楚楚,住宅區商業區購物區毫不相干,城市並不會變得更可愛。西方城市發展的經驗已經清楚告訴我們這個慘痛教訓。忽發奇想,如果小販有商會,可以申請勞工保障,要入會交清潔費用,或者照樣以噪音條例管制小販,無噪音便繼續經營,不知是否可行?這些實際操作就留給說要「嚴厲取締」小販的食環署,因地制宜學習與小販共生,學習「尋常城市」的精神了。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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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瑩:智能城市 是什麼一回事?

本欄首次跟讀者見面,好應該平地一聲雷,為專欄以後的發展定調。以城市研究為主題的專欄在香港似乎從未出現,可以為香港城市研究這塊處女地補足的遺漏實在太多。最後決定以最新的施政報告提出的smart city為題,可能正因為smart city在香港的討論(或欠缺討論)正體現了不少香港城市研究的典型問題。以七百萬人人口的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香港的城市研究是不合常理地落後。光以學術層面,只有中大和港大數年前開設以城市研究的本科學位,大部分都是由地理系和建築學院的個別科目整合出來,而且課程中關於規劃的技術課程佔的比重甚多。不是說規劃不重要,而是城市研究本身是個極度跨學科的課程,除了地理和建築,社會學、政治、文化研究、電影、文學、公共衛生、經濟、人類學、歷史等;更重要的是,將來從事城市規劃專業的人少之又少,但每個香港人每天都生活在城市中,連高等教育也不能培育中對城市生活literate和具批判性的使用者,可見城市研究在香港這個自封的國際城市有多落後。「聰明城市」顯無知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有種後發優勢的概念。發達國家經過數百年逐步前進的科技發展,到發展中國家後來開始引入科技時,科技已進入成熟階段,不需再行冤枉路。典型例子是發達國家經過56k撥號上網的慘痛,十年後發展中國家一開始發展資訊科技,已經是鋪設3G和廣泛應用的Wi-Fi,上網速度快之餘更省下一大筆掘地鋪固網的工程成本。同理,香港的城市發展有歐美和日本等已發展國家作榜樣,好的可以學,差的應該避免。但我們的城市規劃似乎只有落後人家數十年,而沒有任何後輩向前輩學習和汲取教訓的跡象。例如去年多篇外國評論提醒我們,學者首次提出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警告已經是半個世紀前的事,但觀乎地鐵西港島線如何改變西區面貌,還有這星期有朋友拍到喜帖街被重建成威尼斯人酒店的惡俗模樣,我們似乎沒有從人家半個世紀的討論學到什麼。發展和重建當然可以,誰說把社區凝在數十年前的時空便是好事?可是在拆和建之餘,還有什麼配套,似乎我們都沒有從人家付上的代價學到什麼。當政府在兩個星期前的施政報告提出要在九龍東建「聰明城市」時,我的心情相當複雜。喜的是首次在香港見到慢慢趕上國際城市研究的新思潮(這股思潮不一定是好,文章稍後將會再討論),由落後五十年追趕成落後十年;悲的是只有不聰明的政府才會將smart city翻譯成聰明城市,而非較通用也適當的智慧城市或智能城市。更令我有感而發的是,觀乎facebook上朋友的反應,似乎大家都不把smart city當成一回事,或者準確點說當成是個笑話。這點其實我倒明白,因為「聰明城市」這個翻譯的確非常智障,但同時亦反映了大部分人對smart city這個概念幾乎一無所知,剩下的只有訕笑香港政府的假大空。事實上smart city應用得宜的話,絕非笑話。易行、低碳、wi-fi嘗試總結一下施政報告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補充,在九龍東建設「聰明城市」是什麼一回事。基本上大致都以提升人流車流順暢為主,提高易行度(walkability)。將後巷納入行人網絡、建天橋連結區內和九龍灣地鐵站、活化海濱、安置智能交通燈等。其次則是低碳排放,建架空單軌列車,在賣地條款加入綠色條款。最後則是全城wi-fi,發放智能資訊。當然smart city的定義不一而足,因應不同城市的特點,實際應用更加不同,但簡單而言則是如何以科技跟城市生活的各方面更緊密結合在一起。起初smart city主要應用於如何以科技預測和抵禦自然災害方面,後來慢慢拓展到環保如排碳量等方面,甚至引申到政府向管治和民主制度的實質運作。這樣憑空說看來非常抽象,但實際上全面的smart city已在各國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出現。其中最驚人的是韓國的松島和阿聯酋的Masdar。松島:賣點是廢物處理離首爾只有個多小時車程的松島,今年工程完成後,將會是全球第一個smart city。松島位於首爾仁川附近,本世紀初它還是一片沼澤,漁夫棲息之地,2003年韓國政府填海近1500公頃,目的是在仁川國際機場附近建立一個國際商業區,並為韓國的高科技產業提供展示實力的窗口。松島預留四成空間作公園,單車隨處可見,但松島最大的賣點是其廢物處理系統,松島的住宅和辦公室的所有垃圾筒都跟地下喉管連接起來,所有廢物自動分類、回收或作燃料,街上沒有垃圾筒或垃圾車,而且如此龐大和複雜的系統,只需7人操作,其餘都由科技代勞。全城備有感應器監測氣溫、能源和交通變動,中央電腦系統可以智能電話,直接告訴你你等的巴士還有多久才到。松島仍會使用以自己城市生產的垃圾生產的可再生能源。跟松島政府合作無間的公司Cisco正向政府推銷一項科技:每個兒童戴上裝上晶片的手帶,他們的行蹤便能一目了然,家長不怕走失兒童。這樣的城市,又環保又方便又安全,聽上去似乎正是未來城市典範。以科技改善城市生活當然也是自然不過,畢竟汽車和無線上網,哪一項不是科技,哪一項不是令我們的生活更便利?然而有城市研究學者及時指出一個重要問題,其實人享受的城市生活,遠不只聰明咁簡單。正如香港政府提出的智能交通燈一樣,科技能讓城市運作更加暢順無阻,每件事都可以被預知,因為每件事都能被計劃。上網搜尋一下松島的照片,隨了像科幻片的場景外,也令我想起大陸城市的一些「鬼城」或者是新發展的商業區。這不是說新城不好,而是這樣的城市通常毫無自然和歷史感,沒有經時間有機地累積和沉澱的厚度。更重要的是,到底什麼是好的城市生活??Masdar:城市人如零件阿聯酋的Masdar是個比松島更虛幻的城市,在沙漠中建立需要大量天然資源的城市已是不容易。由建築大師Norman Foster規劃的城市有個中央系統中心,以科技監察和控制城市內絕大部分功能。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形容這個城市是「福特」(Fordist)城市,城市中每件事情都會發生在最適當的時間和地方,城市人就如生產線上的一件貨品或零件,於指定時間被送往指定地點購物、看醫生,城市人接受了一套預先計算好最「適當」的行程。一如去餐廳食飯,城市人只能從菜單上揀食甚麼,但菜單的設計和菜式,他們無從置喙。學習城市生活本來是個主動的過程,人們當中未必會作最有效率的選擇,可能會經過一些錯誤和不便,但全智能城市卻剝奪了人們主動學習和探索的經驗。不少智能城市以收集和運用big data為重點,只有收集人類活動的資料,才能全面為城市生活規劃和作選擇,這種做法也引起1984式的疑慮,如果能以兒童安全為理由為它們戴上有晶片的手帶,隨時擴展到釋囚、被監視的恐怖分子亦不足為奇。我不是反對科技引入城市,例如在里約熱內盧,IBM便和其他公司合作,以科技控制水災情况。建立智能城市前不能本末倒置。例如改善九龍東的易行度,本來相當值得鼓勵,釋放後巷的潛力也是好事。但人在地面上行走的經驗如何?除了減少汽車行走、地面上的商店都是千篇一律的連鎖店嗎?抬起頭都是摩天大廈嗎?靠天橋連接而不是腳踏實地,那會是令人流連的步行經驗嗎?它跟附近原生社區的係如何?會否正如大角嘴和奧運站般割裂?要吸引行人,單靠擴闊行人路並不足夠,還有很多政治和經濟的考慮。作為本欄頭炮,以智能城市為題也許並不討好。施政報告公布的內容並不詳細,而民間對智能城市的認識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人只是當笑話看。這證明即使政府多年來的規劃思維落後守舊,我們作為城市使用者,對城市的認識也許未夠literate。本欄希望以後能與大家談談什麼是好的城市生活,畢竟我們已跟這個城市密不可分了。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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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瑩:快樂城市何處找—七百萬人過什麼日子

上個月,我在課堂上問學生﹕「提到城市,你們想到什麼形容詞?」學生的回答包括擠迫、繁忙、昂貴,而我準備的一堆答案則有方便、多元、消費、欲望、混雜。Charles Montgomery的著作Happy City: Transforming Our Lives through Urban Design,以快樂作為對城市生活的期望,正如希望擁有快樂家庭和快樂人生般聽起來似乎理所當然,誰想要不快樂的家庭人生或城市?不過想深一層,城市跟快樂的距離似近還遠,甚至離不快樂更近一些。那麼我們香港七百萬人過着的是什麼日子??「城市注定憂鬱」American Reader雜誌於去年刊出一篇題為「憂鬱地理」(the Geography of Melancholy)的評論。作者說很多重要的歷史名城都跟一種該城獨有的憂鬱拉些關係,也有舉足輕重的文學家為她立下一本憂鬱的名著﹕巴黎、里斯本、維也納、Trieste、伊斯坦堡……這個名單可以一直寫下去。作者說再沒有比城市更能挑動愁緒的事了,她的原因是城市跟墓地有着一樣的特質﹕當城市不斷變更,它就是過去與現在的分野﹕桃花依舊,人面全非,正是這種短暫(transience)和死亡的預兆,讓城市注定憂鬱。?城市人也擔任角色?事實上空虛、寂寞和疏離從來都是當代文學、電影等歷久不衰的主題。早在1903年,社會學家George Simmel的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便指出城市人的精神狀態受城市獨有的人際關係網絡決定。城市跟傳統的村落其中一種最大的分別,正是人際網絡質與量的改變。當城市的功能愈來愈複雜,人口自然多,人們的背景也愈來愈多樣,為了效率人們崇尚分工。每天生活遇見的人很多,但交往卻很淡薄。試想想每天由起牀到睡覺你曾經遇上什麼人?買麵包的、冲咖啡的、買報紙的、開巴士的,分工都很仔細,但你跟他們的接觸可能連一個眼神都沒有。接觸的人是多了,關係的厚度卻減少。Simmel說城市人的接觸都是以一種指定角色出現,無疑人們要滿足各種生活需要及維持社會運作,必然對彼此甚至素未謀面的陌生人高度依賴,但人們對個別指定對象的依賴卻減少了,甚至可以說你跟巴士司機的關係只在於一程15分鐘的巴士,其他時候則是無拖無欠,找另一個人來開巴士對你而言也是一樣,每個人對於其他人而言只是一種功用性的角色。這些接觸雖然是面對面,卻是表面、割裂、短暫而非人性化的。Simmel並非提倡回歸村落生活。事實上即使愈來愈多人重拾耕種,或者如一些台北人辭職搬到花蓮台東開民宿,交通和資訊科技發達也令城市生活之手無遠弗屆。Simmel認為這種城市生活中人際關係的疏離,其實令我們從村落生活中過分緊密而極大的人際壓力中解放出來,沒有了別人過多期望和指指點點,我們才可以做自己,這是自由的代價。從城市設計找尋快樂Charles Montgomery開的藥方就是如何不離開城市都能快樂。其著作Happy City: Transforming Our Lives through Urban Design基本上是針對美國在城市邊緣興起的市郊(suburbs)聚落來寫的。正如很多荷李活電影所見,美國的汽車普及度極高,有車代表有自由,人們搬到郊區每天開三四小時車到城市上下班,為的是一座兩層高有花園的房子和兩個車房。這種市郊在香港幾乎不存在,極大部分香港人都住在極高密度的大廈,即使是新界北的新市鎮,離市中心的車程約有一個半小時,但作者開出的藥方卻依然有參考價值。作者對快樂的定義承襲了阿里士多德傳統,快樂不止於享樂,也要成為社會中的活躍一員。作者說﹕「城市塑造着我們跟其他人的關係,正是城市對我們心理狀况的最大影響。」作者以一系列的心理學實驗和研究,解釋怎樣的城市設計能令人們快樂。他提出的結論其實並非什麼高深道理﹕當人們在居住地點附近能培養輕鬆隨意但常規的人際關係,生活連結在一起,人就活得快樂。這種倡議其實並不新奇,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早就寫過公共生活沒落如何令生活有所欠缺,Jane Jacobs四出奔走高呼街道生活之美,建築師Richard Rogers能認為市郊也能變得更好。Happy City一書引用多個近代例子,佐以心理學研究,說明都市設計的的小改變如何令人類生活帶來大改善。既然環境心理學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書中不斷出現丹麥建築師Jan Gehl的身影自是少不免。Jan Gehl自1960年從建築學院畢業後,本來跟其他建築師一樣起樓,直到他遇上未來太太。未來太太是個心理學家,Jan Gehl開始花大量時間以心理學應用於建築上,例如他花上大量時間坐在廣場,研究人們喜歡坐在哪個角落,每天不同時段哪張長櫈最受歡迎,一條路每平方米應該有幾多人才是不太擠又不太疏落。Jan Gehl半個世紀以來致力提倡建築的規模應令城市人性化,慢慢地主導了城市規劃的辯論。??狹小空間擠出私人空間無疑在香港寸金尺土人多擠迫的城市,講美國suburbs如何浪費能源污染地球和令人際關係疏離似乎刻毒涼薄了一點。但這種擠迫空間亦造就了我們對私人空間的渴求,因為人迫人真係好討厭。每間獨立屋中有五十米距離間隔這種美國suburbs規劃在香港自然不是辦法,但我們總有其他辦法為自己在狹小的物理空間製造另一種私人空間。今天的豪宅莫不以「尊享私人空間」、「恬靜園林」、「高度保安」等作銷售賣點,愈私人愈隔絕愈高貴,就是一種將非我族類排拒在外的心態。近十五年的樓盤太多將入口建在地下,但頭五、六層都是停車場或商場,升高的平台花園只有住戶出示智能住戶證才能進入,相比起太古城等上一代的中產屋苑,不論是否住在太古城都能在公園玩。這種「私人空間」不需要極大的物理空間,而是由各種硬件建設和保安設施構成。日常工作已經夠忙碌紛擾,公共代表的是喧鬧、危險、陌生、不確定,私人則是寧靜、安全、熟悉、不變。但由Richard Sennett到Jan Gehl和本書作者Charles Montgomery也不是叫人完全放棄私人生活,每天如古代雅典人在廣場上辯論,而是一些建築和城市設計的小巧思能幫助城市人在私人和公共空間取得平衡。在大學,一些前輩感嘆今天的宿舍生活不如以往豐富,因為學生總是躲在房間上網。作者引用美國大學宿舍的研究,發現一些每層設計像酒店,走廊左右兩旁都是數十間並排的房間,而pantry在走廊盡頭的的舍堂,學生傾向躲在房間內上網,要煮飯才會在pantry碰到堂友;但如果改成六個人的單位,六間房中間是pantry和common area,學生每次行出行入都會經過common area,他們就會有更多理由和動機不再做房間隱青。改造城市空間是否一定要有錢才能負擔?書中花了很多篇幅記述Enrique Penalosa於1998年至2001年出任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Bogotá)市長時的施政。Enrique Penalosa和另一位即將訪港的前市長花了十年,為全球暴力罪案率最高的城市——波哥大,進行大改變。他們做的事並不是花幾百億起高鐵或文化區,甚至連起地鐵也未必負擔得起。為了改善城市的便利性,鼓勵貧民區居民外出找工作和上學,他發展了非常高效率的巴士系統(bus rapid system)。一般人不喜歡搭巴士因為塞車和擠迫,Penalosa確立了公共交通和行人優先的原則後,設立巴士專用線,資源有限時優先修建巴士專用線的路面,私家車行車線的洞稍後再說;將巴士車身翻新和重新設計,令坐巴士成為一件好潮好有型而非寒酸的事,巴士站亦經精心設計,令等巴士時更方便心情更好。一個人開私家車獨至上班下班,可能不比坐巴士舒服快捷有型。而全球愈來愈多城市引為風潮的單車代步,作者除了力證以單車作為日常交通工具會令人更開心外,亦以數學示範對公共財政上絕對是利多於弊,似乎連雷鼎鳴教授也無法抗拒。都市發展旨於「讓人對話」當然快樂不是城市的一切,一個好的城市更應該是多元、公義和包容。 曾著有The City in History的美國社會學家Lewis Mumford曾經這樣定義城市﹕「城市是設計用來讓重大對話提供充足和多種設施發生的地方。對話就是城市生命其中一個最終極的表現……所以都市發展的一項關鍵是顯然而見的——它應致力令更多人能參與,直到最後所有人都參與對話。」Richard Sennett說城市就是來自四方八面的陌生人碰面停留之地,既然城市本來是多元的,不同、矛盾自是不能避免,城市和社區更應有對話、調和和自我修復的能力,這個星期巴黎所發生的一連串悲劇更證明了這方面的重要性。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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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瑩:雪人來了 帳篷走了

這歌舞昇平的城市忍不住回頭看我的城池在我手的 將要丟失——宋冬野 平淡日子裏的刺 最後一夜星期三下午,獨自坐在辦公室,已經想好金鐘最後一夜照片的caption要配上哪首歌詞。海富中心和遠東金融中心外牆的聖誕燈飾早已掛上,踏入十二月第一天,一串紅綠黃藍燈的燈才敢看準時機亮起,未看過如此五彩繽紛的雪人。Seasons greetings。被雪人踩在腳下的是同樣五彩繽紛的帳篷。雪人來了,帳篷走了。在夏愨道行車天橋中間的石壆,我盤腿坐,打開電腦,開始動手寫這篇稿。摘下耳筒,嘗試感受最後一夜的環境聲音,但宋冬野的低吟在我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這首「平淡日子裏的刺」的歌詞,是韓寒的寫的詩。燈飾亮起,多麼歌舞昇平,在天橋上我回頭看,是我們用兩個半月親手建的城池,正待明早警察清場。在我手的,將要丟失。跟雪人在夏愨道另一邊相對的政府總部,又何嘗不是一座城池呢。由夏愨道轉入添美道那座高牆,就要一座城牆般把政府總部和官員,重重圍住。明天恢復行車的夏愨道、添美道、龍和道、添華道,多麼像一條不能跨越的護城河,把敵軍排除在外。沒錯,佔領區的市民,就是敵軍。不時看到情侶走在原本該是用來行車的天橋上邊走邊親吻。有些人對這些很反感,就是說類似是我們是來抗爭的不是嘉年華不是來談情的話。我也不置可否,社運當然有它的一點紀律,可是連哲古華拉在Man and Socialism也說﹕「冒着被視為荒謬的危險,容我說真正的革命就是受愛領導。要找到一場沒有這個特質的真正革命是不可能的。」(“At the risk of seeming ridiculous, let me say that the true revolutionary is guided by a great feeling of love. It is impossible to think of a genuine revolutionary lacking this quality.” ) 這種愛不單是愛情,還是親情、友情、同袍之間的愛、對城市對社群的愛。是的,我們往社會運動縱身一躍,當然是為了保障個人的未來,同時也是因為我們對身邊每個人的愛,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希望他們能生活在一個公義的社會,這種互相取暖的情感紐帶才是人類作為群居動物,能排除萬難走下去的推動力。 見證愛在滋長除了本來已有的愛,這兩個半月來也見證更多的愛在滋長。9月26晚在中信大廈門外面對面躺着睡身體卻始終保留半呎似有還有的曖昧距離的那對男女,不知他們已經把那半呎消滅了沒有?還是已經分道揚鑣?守過邊防、抵擋過藍絲帶執達吏的義工們,想必煉成了革命情感吧。星期三晚上人群把金鐘擠得水泄不通,誠然氣氛的確有點怪異。彷彿是場最後派對,一家學校要拆卸關門了,多屆舊生忙着在最後一晚趕來拍照叙舊。我繼續一直以來的常規,跟一班在連儂牆外做「並肩上﹕佔領打氣機」投影的朋友坐在一起,最後一次開「打氣機」,將全球各地對佔領者的支持帶到現場。感性氾濫的我以為我會哭,但是我沒有。終於我們回到真正「去飲」的氣氛。就散席了人客深知箇中奧妙將講到一半話題完掉若注定這樣故事尾聲方進場別人話遲極了願時代仍為我留了座——陳奕迅 時代曲 散席以後散席以後我在星期四早上再到金鐘,那裏有暴風雨前的平靜,也有暴風雨後的狼籍。最觸目驚心的是遍地垃圾。還有各物資站和一些留守者在收拾東西,把剩餘物資忙着在現場分發,打包,或者嘗試盡最後努力為它們找個好歸宿。這些都很好,最不忍看的是一地的飯盒、紙皮、半新不舊的帳篷,甚至是完好無缺的枱枱櫈櫈。一直以來這場運動其中一樣為人津津樂道的正是佔領區的乾淨整潔,誠然走到後期廁已不復潔淨,鼠蹤也不是新聞,但最後一天現場的髒亂還是叫我膽戰心驚。可怕的不光是髒,而是當一個城市的衛生沒有維持,新陳代謝出了問題,那顯示了人們開始沒有決心將城市作為起居地的決心維持下去。城裏的人忙着打包,因為武器精良的入侵者已經兵臨城下,只好倉惶逃亡,棄守城池。一座盛載着烏托邦的城池,始終還是有開到荼蘼的一天,童話終究要完。生活是這樣子 不如詩轉身撞到現實又能如何他卻依然 對現實放肆等着 美麗的故事被腐蝕——宋冬野 平淡日子裏的刺 自修室憑弔然而佔領區還是有一張張堅定的臉孔。我本想到自修室最後一次憑弔木匠伯伯一雙巧手造出來的木枱木櫈,這些要求手腦相應達到極致的傳統工藝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快要失傳,這場據說由學生領導的佔領卻最需要師傅們來維持他們的日常生活。如果說追求民主自由是要中產和專業人士為骨幹,但當需要枱櫈和barricades時我們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是多麼可笑。自修室不就是被所謂進步淘汰的師傅跟學生們的一次美妙結合嗎?朋友着我把這些枱櫈都拿回去,不要讓它們白白被送到堆填區。我端詳良久,竟然發現一位穿着校服的中學男生安安靜靜的坐在裏面。請記得那是早上十一時左右。他沒有在讀書,也沒有在玩手機,只是坐,一聲不響的,一動不動的,也許說得太誇張,也許他不久後便離去,但的確讓我想起趕赴刑場前從容就義的烈士。自修室的另一邊竟有女生低頭在微積分的powerpoint notes上做筆記!午後離去,沒有留到最後一刻。不忍心看着自己有份建立的城池衰敗而趨向滅亡。打開電腦看直播,一個個公民抗命者被帶上警車。最後的好夢漸漸消失放下玩具舉起雙手 都沒有微辭——宋冬野 平淡日子裏的刺 清洗淨盡那些地上的粉筆畫,石壆上的海報和塗鴉,在食環人員等努力工作下,不消數小時便清洗淨盡,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這個在馬路中心生長又被棄守的城池,終須歸零。在夏愨道行車天橋上我看見一句話,爾後把它寫在「佔領打氣機」周三晚的告別留言之中。不知道它被洗擦了嗎?沙不怕風吹 在某天定會凝聚——Beyond 歲月無聲文/何雪瑩編輯/ 林韻兒、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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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瑩:雪人來了 帳篷走了

這歌舞昇平的城市忍不住回頭看我的城池在我手的 將要丟失——宋冬野 平淡日子裏的刺 最後一夜星期三下午,獨自坐在辦公室,已經想好金鐘最後一夜照片的caption要配上哪首歌詞。海富中心和遠東金融中心外牆的聖誕燈飾早已掛上,踏入十二月第一天,一串紅綠黃藍燈的燈才敢看準時機亮起,未看過如此五彩繽紛的雪人。Seasons greetings。被雪人踩在腳下的是同樣五彩繽紛的帳篷。雪人來了,帳篷走了。在夏愨道行車天橋中間的石壆,我盤腿坐,打開電腦,開始動手寫這篇稿。摘下耳筒,嘗試感受最後一夜的環境聲音,但宋冬野的低吟在我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這首「平淡日子裏的刺」的歌詞,是韓寒的寫的詩。燈飾亮起,多麼歌舞昇平,在天橋上我回頭看,是我們用兩個半月親手建的城池,正待明早警察清場。在我手的,將要丟失。跟雪人在夏愨道另一邊相對的政府總部,又何嘗不是一座城池呢。由夏愨道轉入添美道那座高牆,就要一座城牆般把政府總部和官員,重重圍住。明天恢復行車的夏愨道、添美道、龍和道、添華道,多麼像一條不能跨越的護城河,把敵軍排除在外。沒錯,佔領區的市民,就是敵軍。不時看到情侶走在原本該是用來行車的天橋上邊走邊親吻。有些人對這些很反感,就是說類似是我們是來抗爭的不是嘉年華不是來談情的話。我也不置可否,社運當然有它的一點紀律,可是連哲古華拉在Man and Socialism也說﹕「冒着被視為荒謬的危險,容我說真正的革命就是受愛領導。要找到一場沒有這個特質的真正革命是不可能的。」(“At the risk of seeming ridiculous, let me say that the true revolutionary is guided by a great feeling of love. It is impossible to think of a genuine revolutionary lacking this quality.” ) 這種愛不單是愛情,還是親情、友情、同袍之間的愛、對城市對社群的愛。是的,我們往社會運動縱身一躍,當然是為了保障個人的未來,同時也是因為我們對身邊每個人的愛,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希望他們能生活在一個公義的社會,這種互相取暖的情感紐帶才是人類作為群居動物,能排除萬難走下去的推動力。 見證愛在滋長除了本來已有的愛,這兩個半月來也見證更多的愛在滋長。9月26晚在中信大廈門外面對面躺着睡身體卻始終保留半呎似有還有的曖昧距離的那對男女,不知他們已經把那半呎消滅了沒有?還是已經分道揚鑣?守過邊防、抵擋過藍絲帶執達吏的義工們,想必煉成了革命情感吧。星期三晚上人群把金鐘擠得水泄不通,誠然氣氛的確有點怪異。彷彿是場最後派對,一家學校要拆卸關門了,多屆舊生忙着在最後一晚趕來拍照叙舊。我繼續一直以來的常規,跟一班在連儂牆外做「並肩上﹕佔領打氣機」投影的朋友坐在一起,最後一次開「打氣機」,將全球各地對佔領者的支持帶到現場。感性氾濫的我以為我會哭,但是我沒有。終於我們回到真正「去飲」的氣氛。就散席了人客深知箇中奧妙將講到一半話題完掉若注定這樣故事尾聲方進場別人話遲極了願時代仍為我留了座——陳奕迅 時代曲 散席以後散席以後我在星期四早上再到金鐘,那裏有暴風雨前的平靜,也有暴風雨後的狼籍。最觸目驚心的是遍地垃圾。還有各物資站和一些留守者在收拾東西,把剩餘物資忙着在現場分發,打包,或者嘗試盡最後努力為它們找個好歸宿。這些都很好,最不忍看的是一地的飯盒、紙皮、半新不舊的帳篷,甚至是完好無缺的枱枱櫈櫈。一直以來這場運動其中一樣為人津津樂道的正是佔領區的乾淨整潔,誠然走到後期廁已不復潔淨,鼠蹤也不是新聞,但最後一天現場的髒亂還是叫我膽戰心驚。可怕的不光是髒,而是當一個城市的衛生沒有維持,新陳代謝出了問題,那顯示了人們開始沒有決心將城市作為起居地的決心維持下去。城裏的人忙着打包,因為武器精良的入侵者已經兵臨城下,只好倉惶逃亡,棄守城池。一座盛載着烏托邦的城池,始終還是有開到荼蘼的一天,童話終究要完。生活是這樣子 不如詩轉身撞到現實又能如何他卻依然 對現實放肆等着 美麗的故事被腐蝕——宋冬野 平淡日子裏的刺 自修室憑弔然而佔領區還是有一張張堅定的臉孔。我本想到自修室最後一次憑弔木匠伯伯一雙巧手造出來的木枱木櫈,這些要求手腦相應達到極致的傳統工藝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快要失傳,這場據說由學生領導的佔領卻最需要師傅們來維持他們的日常生活。如果說追求民主自由是要中產和專業人士為骨幹,但當需要枱櫈和barricades時我們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是多麼可笑。自修室不就是被所謂進步淘汰的師傅跟學生們的一次美妙結合嗎?朋友着我把這些枱櫈都拿回去,不要讓它們白白被送到堆填區。我端詳良久,竟然發現一位穿着校服的中學男生安安靜靜的坐在裏面。請記得那是早上十一時左右。他沒有在讀書,也沒有在玩手機,只是坐,一聲不響的,一動不動的,也許說得太誇張,也許他不久後便離去,但的確讓我想起趕赴刑場前從容就義的烈士。自修室的另一邊竟有女生低頭在微積分的powerpoint notes上做筆記!午後離去,沒有留到最後一刻。不忍心看着自己有份建立的城池衰敗而趨向滅亡。打開電腦看直播,一個個公民抗命者被帶上警車。最後的好夢漸漸消失放下玩具舉起雙手 都沒有微辭——宋冬野 平淡日子裏的刺 清洗淨盡那些地上的粉筆畫,石壆上的海報和塗鴉,在食環人員等努力工作下,不消數小時便清洗淨盡,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這個在馬路中心生長又被棄守的城池,終須歸零。在夏愨道行車天橋上我看見一句話,爾後把它寫在「佔領打氣機」周三晚的告別留言之中。不知道它被洗擦了嗎?沙不怕風吹 在某天定會凝聚——Beyond 歲月無聲文/何雪瑩編輯/ 林韻兒、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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