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爆學習:我女兒一年級,為了TSA,她要學方程式!

近來,老覺得女兒的眼神少了往日那股慧黠和靈氣。才7歲的孩子,能有什麼煩惱啊?只是有點累吧?但今天,朋友說:你女兒最近怎麼沒有以前那麼活潑開朗啊?當頭棒喝,不能不正視問題了。就讀小二的女兒平日放學回來,我都要她先把功課做好才玩。不過她的功課每天6至8份,一周有兩至三次的中文小默,一周一次的大默,還有英默。此外,除了中英文課本的習作,額外的補充練習,網上功課,還有各樣的工作紙。她做功課和溫習兩個小時很平常,做完已經要吃飯,所以她很久沒有出去外面玩了。今天下午,小妹又嚷着要到公園玩,大女兒幽幽地說:「家姐不能來,我要做功課啊!」我聽後心如刀割,說:「今天天氣好,你先去吧!」「好哦!」她高興得跳起來。我向來反對把孩子的時間被功課填得密密麻麻的,偶爾功課實在太多,第二天又有默書,看孩子到八時還沒有完成功課,快到睡覺的時間了,便叫她停止。但原來,欠交功課是有代價的。受罪也是孩子承擔的,只不過她一直沒有講。做了那麼多訪問 第一次訪問自己的女兒近日就TSA衍生功課多功課難這個問題,今天決定採訪一下小朋友。女兒告訴我,做不完功課原來是讓孩子很恐懼的一樣事情,因為第二天會被罰沒得放小息。所以即使是玩的時候,她也常常想着她的功課,晚上也在牀上老想着:「明天老師會如何處理我?」所以常常難以入睡。天呀?才7歲的孩子,睡不着?我只知道她去年拿了學業成績獎,卻不知道這個獎背後的代價。我這個做母親的也太疏忽了。我問:那你喜歡上學嗎?她說,喜歡是因為她的同學,不喜歡就是功課太多和太深。很多時候因功課不會做,所以就呆坐,做得慢(這令我很內疚,因為她找我幫她時,我經常在忙工作,沒有立時幫助她。現在的小學功課題目深,孩子根本看不懂,沒有父母輔助是做不了的。)。孩子說,她的理想世界是功課只有三份,和沒有現在這麼艱難的題目,她情願自己多些時間看書,多些體育堂讓她跳繩,還希望可以更多時間和同伴追逐玩耍。她稚嫩的聲音說:「這樣的話,我會開心些和自由些咯!」女兒的確熱愛看書,一看書可以天塌下來也不察覺,可是功課多,所以閱讀時間不夠滿足她。而且因為要應付功課,經常不能出去玩,有點不開心。矛盾的是,做父母的我們一方面不想操練孩子,成為扼殺他們自由思考的幫兇,但是另一方面,你的孩子若是不及格,欠交功課都要受罰,頻頻被老師警告,他的自我形象又會如何?但要是你和學校合作操練孩子,你就在把一個有靈氣的孩子變得雙目無神,成機器人般,這樣你又接受得了嗎?我說機器人式,一點也不誇張。去年的小三TSA的中文閱讀理解是25分鐘內要看三篇文章,完成23條問題,那就是平均8分鐘做一篇,每一篇平均回答8個問題,那就是一分鐘回答一條問題,這還沒有把閱讀的時間算進去!去年的英語TSA閱讀和寫作是25分鐘看5篇東西,回答25條問題和寫一篇30字的短文。這樣的挑戰連大人也覺得困難,何况是8歲的小孩?難怪如今很多家長發覺孩子並不是閱讀文章,而是一開始就是忙於找答案。數學的刁鑽問題也不少,如去年小三TSA有一題是:2×362=____×2。這樣的題目,孩子很容易就以為是簡單的乘數,而不知後面還有一個×2是什麼意思。我女兒對刁鑽題目稍有領略。去年小一上學期開學兩個月就有「思考題」:如果5+4=?-1,那麼「?」是什麼?如果2+?=?-3,那麼「?」和「?」分別是什麼?我向老師反映這equation是不是6歲孩子能回答的問題時,老師說這類題目他們不叫做equation,而且已經跟學生講解過了。但是這顯然是超過孩子年齡段可以處理的知識,除了神童級學生可能答對外,這些題目只有增加孩子挫敗感,讓他們對學習望而卻步而已。局長放假外遊時 孩子在做哪種練習面對這些連大人也覺得棘手的問題,難怪衆多學校從小一起就用TSA模式來操練小孩。比如,女兒小一的時候,上學期就要學海量的中文字,開學了一個月左右,有一天,她回家對我說不會做作業,原來是要學部首,學校教了6個「手」字部、5個「足」字部和3個「心」字部的字,回家的功課就是要再找「手」、「足」和「心」字部各五字。這可把我難倒了,「踏」、「跑」、「跳」、「踢」和「跌」,學校課文已有,「怕」、「快」、「忙」課文也有,如何再找一些孩子日常生活接觸過的概念的字呢?我想不到,只有查字典。因為孩子世界裏能明白的字,課本已有,所以只有連難寫的「蹦」、「躁」和「蹶」、「懷」、「情」,都叫她抄下。這還是一天的功課的一部分而已!單是這一個練習,就要求孩子一天內寫38個她之前完全不認識的字,試問孩子能吸收多少?我事後見老師,她們說教學的程度是一年要比一年的深,要孩子「學快一些」,爭取第一學期學會260個生字,讓他們下學期能夠做閱讀理解。這令我這個大學唸語言系的人摸不着頭腦,難道老師們不懂得學語言是要循序漸進,先打好基礎才逐漸加深的嗎?哦,後來才知道原來閱讀理解是TSA必考的形式,這樣早早裝備孩子是有苦衷的,我明了。小學一年級 還要學多少中文字?這樣的學習是否有效?並不一定。我這個去年小一中文科考第四名的孩子,今天竟然問我「跳」字怎樣寫!這明明是小一上學期已經學過的呀。這件事完全證明了現在的小孩因為要學海量的字,他們的小腦袋因處理不了,所以馬上把大部分學過的字忘掉。而且,因為一下子學字很多,還是很複雜的字,所以筆畫亂寫,倒方向寫是家常便飯。同時,孩子連簡單基本的加減法都未掌握好就給他們equation來難倒他們,讓他們摸不着頭腦。這樣的學習,究竟有多有效?過深的課程讓孩子連基礎都打不紮實,學過不久就忘掉,這樣的教育讓孩子學到什麼呢?對孩子的思想從稚嫩年齡就受到這種煎熬,我感到很無奈。TSA模式的考題難度是遠遠超過6至8歲孩子的認知能力,而孩子打從小一的功課都是為了考TSA鋪路,比如海量的字、艱深的字、刁鑽的數學題等。而且,這些艱深的課程,也滲入了幼稚園的課程。即使有很多研究顯示幼兒不宜過早正規學習,現在小孩3歲就要拿筆,認字,我女兒5歲讀高班就要學寫:「十月一日是國慶節」、「十月一日有升旗禮」、「中國國旗是紅色」之類的艱深的字。幼稚園的每個假期也有假期作業。這些過多和艱深的功課讓很多幼兒從小厭惡學習,扼殺學習興趣,又如何能能實踐教育局宣稱鼓勵的自主學習的目標呢?有很多家長最近已經表達了TSA衍生出來的功課多功課難,讓孩子休息不夠,缺乏玩耍。但是我發覺有相當多的人仍充滿了「勤有功,戲無益」的陳舊思想,認為玩是奢侈,是浪費時間。我認為這過時的觀念必須改變。不少研究報告顯示,自由遊戲時間對孩子的心智、認知、社交和情感發展都是必要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更提倡孩童每日至少有一小時的自由遊戲時間。可是在TSA的陰影下,孩子只有做不完的功課、默書、測驗、考試,不用說玩耍,連閱讀、運動、做能培養對家庭投入感的家務都沒空做,更不用說有時間欣賞音樂和藝術的美。最近出席一個TSA研討會,有一位支持TSA的專家表示,題目深,分數低是不要緊的,因為有統計學的方法去計算。我聽後覺得這觀點很有問題,因為他沒有考慮過要應付考試的是有血有肉的8歲小人兒。我想問問那些聲稱TSA不能取代官員和御用專家們,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你們能不能代入孩子們的小腦袋思考一下,這些艱深刁鑽的試題?「為什麼做來做去的都是我看不懂,又解不明的難題?是否我太笨了?」或者那些聲稱一個月可看幾十本書的官員,可否至少看看研究幼兒學習的著作,認識一下幼兒認知和腦部發展的運作是怎樣的吧?能不能虛心學習一下,如何用幼兒能吸收的方式給予他們可以接受的教學,而不是用教成人的方法教幼兒?幼兒學習和成人學習是不同的,比如,幼兒學習語言是從環境中聽、講、說話中吸收,而不是用語法、聲母、韻母等成人學語言的模式系統學習,當今的試題卻是把幼兒當成人考。親睹過孩子不但學得辛苦,而且過深及過多的知識因為不吸收轉眼就忘,效果不怎麼好,不禁要問:我們的教育是要培養富創意、多元思維、獨立思考的人才,還是只會條件反射式尋答案的機器人?究竟教育是為滿足官員的指標,還是培養孩子,我們社會將來的主人?政府宣稱TSA是一把尺,那我要問:這把尺是用來讓孩子學習得益的工具還是用來讓孩子對學習望而卻步的刑具呢?如今,TSA及功課多功課難的問題,也成了千千萬萬父母焦慮的來源。在目前畸形的社會制度下,很多人的生活已經充滿壓力,但現在連子女童年的基本權利都捍衛不了,就使很多家長感到生氣和沮喪。我們家長在繁忙的工作當中,不單要協助孩子做超過他們年齡能力的功課,更無意義的是孩子沒能力吸收和獲益,事倍功半,大家都很沮喪。父母要麼和教育制度攜手一起扼殺孩子的童年,要麼和教育制度對抗:可是你忍心你的孩子因欠交功課或拒絕考試,被同學老師白眼嗎?唉!我親愛的孩子啊,媽媽嘮叨的說了這麼多,你明天還得背上11磅的書包上學,媽媽還要確保你今天的功課沒有欠做,免得你明天被老師罰。但是,媽媽好懷念你昔日閃閃發亮的黑豆小眼睛啊!媽媽顯得很無力,很對不起你。救救孩子!(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載於《明報》副刊世紀版(2015年12月8日) 親子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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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詠恩:永遠擦洗不掉的血跡

1989年的春夏之交,解放軍以槍和坦克,屠殺了衆多投身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莘莘學子和北京市民。26年過去了,中國許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六月四日是一個怎麼樣的日子。今天已踏入中,老年的人們,除了小部分,在強權下亦選擇了遺忘和緘默。當權者對民眾採取那套強制性的遺忘政策,看似相當成功。然而,六四的傷痛一天沒有解決,依然有人疾呼:「『拒絕遺忘』、『毋忘六四』」!不過,總有一批人,是怎麼都不會忘卻這天的:那就是中共當局。要是他們忘卻了,就用不着每年在六四前夕大動干戈,誠惶誠恐,草木皆兵地對付他們眼中的刺兒 。每年五月中旬開始,被官方認爲敏感和六四有關連的人士:從趙紫陽的前祕書鮑彤,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維權人士胡佳,六四槍傷者齊志勇,以至衆多的維權律師,都會陸續被公安不同程度的監控、軟禁、強制帶離居住地或被旅遊。每年這個日子,年邁的天安門母親都被阻止公開悼念在他們痛失的孩子們,難屬要在嚴密的監控下,坐當局的車才能被帶到戒備森嚴的萬安公墓悄悄拜祭親人。去年,天安門母親的成員被當局上門談話,家門被設崗,外出被跟踪,使集體祭奠的計劃告吹。今年,天安門母親訴說當局不止竊聽他們的電話,連他們在家裏開會的談話內容也被竊聽器錄下。天安門和多名學生中彈身亡的木樨地,也是牽動當局神經末梢的地方。爲了阻止人們悼念,當局不惜動用龐大的警力加強巡邏,部署大量公安及便衣戒備,今年更不讓記者進入天安門廣場,事前更宣佈封鎖木樨地地鐵站部份入口。官方嚴防人們紀念六四慘案,每年大量投放維穩資源,如此高度重視,是否說明領導們比許多人更加不能放下這記憶的包袱?26年後,長安街的槍聲,坦克履帶滾動的聲音,是否依然在他們的腦袋裏繼續迴響着,血跡斑斑的光影和受難者痛苦的呻吟,是否還迴盪在他們的夢裏?今天,掌權者似乎成功地把許多老百姓的記憶壓下去了,但這段歷史在他們自己的腦海中卻清洗不去。對六四這日子,他們如臨大敵,神經繃緊,他們很清楚血腥鎮壓是一個嚴重的罪過,唯恐年輕一代了解真相,老百姓被喚起回憶,人民會再次激起憤怒,對政權的統治構成威脅。當年,他們採取鎮壓是因為怕丟了政權,四分之一個世紀後,今天的恐懼,還是怕丟政權。然而,國家機器再龐大,抹殺記憶其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即使人民被強制失憶,當權者自己卻無法釋懷。當權者的恐懼,令我想起了莎士比亞戲劇「馬克白」裏的馬克白夫人。她和夫婿合力謀殺了國王後,攀上了權力最高峯的皇位,但內心總不平安,爲了鞏固王位,不惜一切屠殺所有對他們構成威脅的人。馬克白夫人成了皇后,但罪疚感終日揮之不去,她變得神經兮兮,每天晚上夢遊,強迫性的搓著雙手進行洗手儀式喃喃唸着:“Out, damned spot! Out, I say!” 可是她手上那血跡卻怎麼擦也擦不掉。我相信,六四的血跡,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永遠擦洗不掉的污點。每年的清洗記憶儀式將一直繼續下去。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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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撞擊高牆的雞蛋——高瑜

「二十年了,我仍舊會做一隻蛋,不停去撞擊那面高牆。」這句話,是大陸資深記者高瑜寫在她的書《我的六四》的感言。寫這句話時,她已經坐過兩次一共七年的牢。正是她這種不畏強權、鐵骨錚錚的精神,使年過七十歲的她再身陷囹圄:她去年四月底被警方帶走,拘留將近一年後,上月北京第三中級法院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她入獄七年。在記者界,恐怕沒有多少人坐過三次牢,她也恐怕是八九民運後進監獄最多的人。然而,即使是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監牢,堅毅的她卻是無怨無悔。前中新社記者的良知她曾經說過,很多人六四坐過牢後都不敢再碰政治了,但是七年的牢獄並沒有磨掉她的意志和對新聞的熱忱。高瑜曾是中新社記者,在行內的資格老,人脈廣,洞悉時局,判斷力敏銳,政壇的風吹草動逃不過她一雙慧眼。她寫的政治評論都一針見血,對領導人的批判不留情面,她的消息不是捕風捉影的傳言,都是她親自考究過大量依據後分析的結果。高瑜是個典範記者,無畏權勢,視監督政府為己任。她尖銳的批判都是針對手有特權的高官和權貴,但對權貴資本主義下被犧牲的弱勢群體,如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卻抱有很強的同情心。雖然她享譽報界,拿過六個國際新聞獎,卻一點架子沒有,剛直慷慨,更樂於幫助後輩,很多跑中國新聞的香港記者都曾受益於她的指教。然而,在寫轟轟烈烈的文章之餘,她很有愛心,家裏養了一群無家可歸的小貓。然而,她毫不妥協的精神及銳利的筆鋒,注定了她的一生惹禍連連。高瑜前兩次的入獄,都跟她的影響力有關。高瑜在八九六四的角色高瑜在八九民運扮演了調停的角色,爭取人大常委與學生對話,她受託於時任人大常委的《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勸學生撤離廣場。當時學生同意了,她協助學生起草聲明要求軍隊不進城作回校的條件,又按胡老先生的建議把聲明改成公開信遞交人大常委會,希望藉此解決學潮問題,可惜失敗告終。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高瑜在上班途中被當局帶走,成了六四第一批被捕的知識分子之一。她後來說,她被捕是因為當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把她一九八八年一篇引述學者嚴家其提出「不能再搞非程序的權力更迭」的採訪定性為「動亂暴亂政治綱領」。已故自由派學者陳子明認為她的被捕說明當局要切斷人大與民衆之間的聯繫及遏制常委會依憲法行使職權,扼殺了在萌芽中的「議會政治」。第二次被捕的經歷高瑜第二次的被捕是在一九九三年。中國在申辦二○○○年奧運會失敗後的一周,她要啓程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者的兩天前,她被安全人員從家中帶走。一九九四年三月,法庭針對她給香港《鏡報》和《華僑日報》的四篇評論文章以「泄露國家重要秘密」罪把她判六年。高瑜在法庭陳述表示,她從中央辦公室一個熟人給她看的江澤民講話中抄寫了引述鄧小平指導思想的部分,其內容與十四大報告內容一致,不是秘密。她認為她那次的牢獄是中國申奧失敗向國際社會抗議的表現。她出獄後,已不能在大陸媒體工作,但她又重新拿起了筆,一如既往地寫出精湛的政治分析供稿香港和海外媒體。然而這位出名剛毅不屈的女性,也有被拖垮的時候。去年她被捕後的兩周,在央視新聞上,竟然出現了她認罪的鏡頭。認識高瑜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她的書提到一九九七年在獄中曾被自稱雜誌社的人要求她坐在錄影機面前被「採訪」,目的是勸她認罪,但是被她拒絕了。這次,剛強的她卻認罪了,怎麼不令人吃驚?事後才知道她的兒子也和她一起被抓,同樣是被指涉嫌泄密,到她十一月出庭時,高瑜在庭上翻供,透露她認罪是因為當局拿她的兒子來威脅她。為真相而付出的代價在過去的二十六年屢次坐牢,最令高瑜揪心的就是她的獨子。在他的青少年關鍵期中,深受母親入獄的壓力而輟學,影響了他的前途。高瑜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白天被抓走,因為當局沒通知家人,她的丈夫和時年十七歲的兒子當晚聽見槍聲,以為她被打死了,兒子說要去天安門找母親,被爸爸阻止了。她弟弟也急得去了四十多家醫院找停屍房尋找她的蹤影,過了三個半月後他們才被通知她已被監視居住。這次,當局就是抓準了這位堅強的女性,卻是心疼的媽媽的弱點,抓子要脅。愛子心切的她做了違心的認罪,而這認罪便成了法庭把她定罪的證據。高瑜為了她的新聞理想,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在一九九四年的法庭陳述中,她這樣講:「誰沒有兒女情長,誰沒有母子親情,誰沒有相濡以沫幾十年的手足之情,但是為了中國的現代化,為了中國的新聞事業,我願意付出我的一切。」「揭露」「七不講」?高瑜案諷刺的地方,也是上周法庭的判決書直接確認了坊間傳聞中的中央九號文件。不是黨員的高瑜本人,也因為被指控揭露這份黨指示意識形態「七不講」的文件,成了意識形態收緊方針下的受害人。日前,高瑜的律師傳達了她譴責法院對她的宣判「無恥」,並在上訴狀認為對她的判決是「對司法公正的踐踏」。可喜的,高瑜還是一如既往的思路敏銳,不平則鳴,似乎一年以來的監禁,無損她的堅毅及勇氣。不過,她畢竟是七十一歲的老人了,而且有心臟病,高血壓,美尼爾綜合症(即耳水不平衡),長期皮膚敏感等頑疾。一九九○年,在被抓後的十四個多月,四十六歲的她突發心臟病暈倒,當局釋放了她。可是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她已七十一歲了,親人說在法庭見到她非常消瘦和頭髮斑白,擔心她的身體能否再支撐餘下的六年刑期。而且,一直支持她的丈夫在她被捕前半年去世,她還沒有從喪夫之痛恢復過來。她的嘴巴被封了高瑜在一九九四年的法庭陳詞這樣說:「你們對我的判決只能摧殘我的身體,而不能摧垮我的精神……我確信中國的歷史一定會宣判我無罪。」 雖然她這次的法庭陳詞沒有流傳出來,但我相信她依然確信歷史會判她無罪。在同齡人弄孫為樂,安享晚年之際,她的嘴巴被封了,體弱多病的她也不知道能否熬到出獄那一天。就算是撐致刑滿,她也是個七十七歲了老人了。強勢的當局看似贏了,弱勢的她看似輸了,然而我相信名留青史的會是她,而不是把她送監獄的人。近年中國當局似乎很在意國家的軟實力,花很多的資源在海外建立孔子學院,舉辦文化展等等來弄好形象,然而這幾年接二連三的把自由派記者、學者、律師、NGO人士拘捕或判刑,就足以抵消任何努力建立起來的形象,得不償失。孤身上路的巾幗英雄高瑜在她《我的六四》一書問:究竟到底誰是強者?誰是弱者?「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共當局要人們做的(是)丟棄靈魂去做砌高牆的一粒石子,或是化為高牆腳下一把泥土。但是中國還有無數枚包裹在薄薄的,脆弱的殼裏,獨立的,無法取代的靈魂在向那面堅硬的高牆撞擊。」是的,她就是那二十多年後,為了堅持追求和理想,還要不停地去撞擊高牆的一隻蛋。向孤身上路的巾幗英雄致敬。原載於《明報》世紀版 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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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是真正的國情教育?

行政會議成員及人大代表羅范椒芬日前建議準教師上一個月的國情班作為入職要求及讓大學生到內地上一個學期課的言論,引來議論紛紛。雖然此舉經多方批評後,她已表示收回強制的要求,改建議自願參加,但強調出發點是希望青少年可「更全面客觀了解」國情。 國情班難「全面客觀了解」國家我十分贊同年輕人加深對祖國的認識。我曾經在內地工作和生活4年,這寶貴的體驗讓我更了解和關心祖國,不過以一個過來人的角度,覺得短短一個國情班對「全面客觀了解」國家還遠遠不夠。以「國家的大,國家的難,國家的複雜」,讀懂它豈是一個速成班可解決的?要了解,就要在生活中體驗。住民宅、坐公交車、跟普通人交朋友,而不止是跟官員或精英階層打交道,這樣才能了解老百姓的掙扎與追求,體會到國策如何影響普通人的命運。現在很多中港官員喜歡把香港人缺乏國家民族觀念和認識歸咎於殖民地時代的教育。果真是如此嗎?我們的祖輩,不正正是逃共產黨、逃三反五反、逃大饑荒、逃文革、逃上山下鄉而來香港的嗎?單單是這段過去60多年的歷史已經是一部客觀的國情教育教材了。現在「愛國愛黨」的社會賢達們,許多不也是逃港難民的後輩嗎?難道不知道香港人太了解這段近代史嗎?也想問問,同樣是在殖民地長大的官員們,自己對祖國又有多少了解?香港很多的官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認識的中國只是局限於一年幾次的官方的場合,開會、飲宴、住高級酒店、出入有車接送(兩會期間還開通特別通道讓他們不受塞車之苦)。每次都是官方接待,見的是官方的人,看的是官方安排的東西,這樣走馬看花及片面的接觸,能有多了解客觀全面的國情?每年兩會代表抵京參加人大政協之際,有多少弱勢群體的上訪民眾正是在被「清理」掉?任意羈押、關黑監獄、送精神病院、強制遣返拘留等等,他們每人都有一段故事:農民失地,強迫拆遷,國企遣散賠償不足,因司法不公而個人蒙冤的個案等。單單是看一個案例,就是一堂國情課,反映了當今貪污腐敗,官商勾結,黑箱作業,有法不依,有權有錢就能肆意妄為的現象。可是,代表們在官方場合談笑風生之際,有人願意了解這些國情嗎?這些老百姓的聲音有誰願意聽?難道這些不是更真實全面的國情嗎?以羅太前日被電台聽眾問到六四工運人士李旺陽離奇死亡事件時,說事件屬「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言論,就可以看得出有些高官們對國情是選擇性的了解。李旺陽的死亡充滿疑點:在有線電視採訪播出4天後,他的家人被通知他在醫院自殺,發現他頸項綁着繩,但雙腳着地,而且遺體在不能獨立查驗的情况下被迫火化,質疑死因的朋友們還被當局監視軟禁或逮捕。湖南當局的驗屍報告「鑑定」他死於自殺,不許獨立調查死因,連香港普通市民也氣憤得上街抗議,我們的高官們卻擺出不置可否的態度。究竟是他們不了解國情,還是我們不了解國情?我在內地生活4年,近距離的看了很多。我看到被迫拆遷的小市民是如何的惆悵:要拆你的房你就得走,賠償額不足,原來住市中心的,不是被迫搬到市郊,就是只能租房,老百姓沒有吭聲的權利。建立幾十年的社區網絡被毁了,胡同消失了,誰會惋惜老北京文化的消失?我也看過太多從來沒想過跟政府對抗的小市民,突然飛來一個橫禍,如在醫院輸血感染愛滋病或乙肝、地震中失去孩子、嬰兒喝了三聚氰胺奶粉,或遭遇天災人禍,只要你追究官方的責任,自己就馬上變成當局維穩對象。不但申訴得不到解決,還遭暴力對待及拘禁的例子數不勝數。更不用說異見或維權人士、自由派學者、維權律師、記者、NGO工作者等,即使是為社會進步努力,但往往因跟政府主旋律不一致,只能冒着險在夾縫中艱難地生存。當然,我在國內看到的,不單是官員壓迫老百姓,我也看到了在權力不受約束的社會中,人性的醜陋是如何發揮得淋漓盡致:稍有權的壓迫比自己弱一點的人,那被欺負的人又去壓迫比自己更低微一點的人。手有權力或金錢就什麼都可以幹,管他合法不合法。正義,誠實被認為是幼稚、愚蠢。有見於此,我才深感到法治、民主、自由的寶貴,以及我們捍衛這些核心價值的重要性。要是官員賢達們唯恐自己不夠「愛國愛黨」,拱手奉獻出我們的核心價值,要香港變成大陸二線城市一樣,那就令人太痛心了。 真正深愛祖國 才會指出缺點我擔心羅范椒芬提出的國情教育模式既不全面也不客觀,被人牽着手看片面的和被過濾過的「國情」,恐怕也不足以培養出真正了解國家的人才。羅太說香港人要虛心地去了解國家,正是這樣,我們該鼓勵年輕人獨立思考自己雙眼看到的國情。不單要看國家的輝煌,也要看它黑暗的一面,因為正正是真正深愛祖國的人,才會指出它的缺點,思考如何幫助它,這樣,國家才會有進步。作者是自由撰稿人、前法新社駐京記者及美聯社記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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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

十年前嚴冬中的京城,寒風凜凜,凋零的枯葉在北風中蕭瑟。一月十七日的早上,收到一個轉發自趙紫陽家人的短信﹕「他終於自由了。」沒有真正的自由哲人其萎。因拒絕鎮壓89學運而被軟禁快16年的前總理趙紫陽悄悄的去世了。然而,即使逝世了,他依然沒有真正的自由。為了掩蓋他的死訊,官方如臨大敵。那一陣子的北京,瀰漫着一股壓抑,淒涼的氣氛。新華社的報道隻字不提他生前的職銜,只稱他為「趙紫陽同志」,用不能再短的兩行字說他因疾病搶救無效逝世。國內報紙只能用新華社的通稿,放在最不顯眼的邊角處或後頁。北京老百姓,沒有幾個知道這個前總理去世的消息。在街頭採訪了幾個人,年輕的,根本不知道趙紫陽是誰,年老的,從我口中才知道他的死訊,多問兩句他們的感受,卻都靦腆的擺擺手,不好意思,不說了。去趙家祭奠的人在胡同口就被警察、保安人員狠狠的盯着。踏入他的靈堂,看見他生前書房溫馨的擺設,感受到一個有良知的領導人多年受到的委屈。想起六四,想起學生純真的民主夢的破碎,眼淚不受控制的掉下來了。從四合院出來,保安人員命令要馬上把白花摘掉。唉,怎麼害怕成這個樣子呢?在他遺體告別禮當天,京城颳起了凌厲的寒風。北京市內佈滿了嚴密的保安措施,十里長安街,每個街角都停有至少一輛警車、一個便衣、一個穿制服警察和一個紅袖章人員站崗。天安門廣場的氣氛緊張,警車和警察也比平常要多。跟出租車司機說我去八寶山公墓,我們一路看見路上嚴密的保安措施,他狠狠的說﹕「他們就是心虛!」官方把通往墓園的路封了,只能在長安街下車,走到十字路口被截停,被兇巴巴的工作人員要求拿出身分證,然後他粗暴的沒收我拿着的邀請函,冷冷的打發我走。那天在八寶山一帶有很多人流連,不外乎是被拒之門外的記者及前來緬懷趙紫陽的普通市民和上訪民眾。戴着白頭帶的訪民拿着趙紫陽的遺照痛哭流涕,哭着說﹕「他是好人!」當天還有好些身分敏感的異見人士被站崗了一天,不許出門。後來聽說,官方不讓家人在儀式中掛輓聯,他們只能在儀式後掛上寫着﹕「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能做你的兒女是我們畢生的榮幸」及「倡民主堅守良知家人為你驕傲/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的輓聯匆匆拍照留念。回辦公室的路上一直被跟蹤,坐公共汽車,轉地鐵,出站,逛了天安門廣場一圈,又進站,跟着我的不明身分男子似乎要讓我知道他的存在,讓他忙了大半天,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為「大陣仗」維穩感悲涼新華社在遺體告別禮後發出的評價說「趙紫陽同志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同時強調「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當天的心裏有說不出的悲涼和無奈。悲哀的,不止是一個開明領導人的逝去,而是目睹一個號稱盛世的時代,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怎樣出動龐大的維穩力量,動用一兵一卒去阻止人民知道一個被軟禁了十多年的前領導人的死訊。為何這樣怕?怕,恐怕就是會喚起人民對六四鎮壓的回憶,怕喚起他們對一個在「黨的生死存亡關頭」中拿出良知,拒絕對學生開槍的領導人的懷念,怕的是人民對他的懷念會觸發起他們對民主自由的嚮往。老百姓的淚,也不單是為了哀悼趙紫陽而掉,他們是在哭六四那些不該逝去的年輕生命,哭那些破滅了的希望與夢想﹕一個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國,一個讓人民臉上露出純真無邪笑容的國度。此祭趙紫陽逝世十周年。作者當年是法新社駐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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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放下糖果與雞毛掃

在中國人社會,小孩有主見,往往被認為是諸多要求。大人不耐煩了,用糖果逗他們。這招不管用?好,出動雞毛掃打你,看看你就範不就範。沒有真正的聆聽及誠意的對待他們的心聲,孩子在淚光中被迫低頭,可是事情真的得到解決了嗎?你贏得了他們的尊重嗎?當自己的聲音沒有被聽進去,卻被大人耍走,甚至被打罵,諸位有沒有記得作小孩的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記得是非常委屈、不解、氣難平。問題沒得到解決,剩下來的只是怨氣和憤怒。這些情緒長期累積下來, 一股悶氣屈在心裏,不但產生對抗及絕望的情意結,也成為雙方關係中一個更大的死結。中國人社會這種家長式的專制文化,家庭如此,政治不也如此?今天香港的管治,不也正是這種模式嗎?人們上街要求真普選,爭取公平公正的社會,得來的回應卻是:一、你們不滿,一定是發窮惡,要求民主只是借題發揮,解決你的就業和買樓問題就可以了;二、 你們在街上流連,影響香港形象,阻人做生意,再不走我們就來武力清場。來一個胡蘿蔔,一個大棒,可是都迴避問題的癥結。強行灌輸意識形態下錯藥首先,引起不滿的是人大為2017年普選設限,讓小圈子選舉制度無法產生普羅大眾揀選的領導人。這個問題上,政府是寸步不讓,沒有作出丁點兒的妥協。官員與學生代表的對話像雞同鴨講,顯示政府毫無誠意解決問題。就業和買樓,的確令許多中青年人頭痛,但是,單單強調經濟上的問題,也就是漠視了人們對民主的基本訴求,彷彿他們的不滿是可以拿些錢就能把問題解決,這是對他們的侮辱。昨天《文匯報》報道政府對年輕人會加強國民教育工作,報道如屬實,這樣的意識形態強行灌輸更加是下錯藥。然而,樓市高踞,物價騰貴這些現象都是表徵,背後的原因是政府政策長期傾斜權貴和地產商,導致無論多麼努力工作的中青年人都沒法置業,也激化了社會不公。但是政府有膽量解決這些導致這些現象的根本問題嗎?不讓人們選一個能真正代表他們聲音的特首,恐怕很難解決這些問題。更要命的,恐怕是此制度下產生的特首是向中央政府問責而不是向港人問責。現時的特首不受歡迎,是因為在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未見他為港人反映民情。比如,他有沒有提過「民主回歸」是30年前中國領導人對香港人的承諾?他有沒有把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如實向北京反映?把佔領運動演繹為境外勢力煽動,不但乾乾淨淨的推卸了自身的責任,不用反省管治上的失誤,也製造了一個假想敵來迎合主子對「顏色革命」的恐懼感。有設限的選舉制度下,必然會產生不能代表民意的特首,這不但化解不了當前的危機,還會為激化政府與市民對立,為將來的社會矛盾埋下伏筆。場地平復了 人心能平復?目前的清場行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縱然佔領人士可以被趕走,帳篷及橫幅等可以被清理得一乾二淨,場地平復了,但人心能平復了嗎?這代人爭取民主的決心是這樣輕易清洗得掉的嗎?一個政府,面對這麼強大的反對聲音依然可以視若無睹,一點不協商,不妥協,仗着手裏的權力,用武力去壓制反對的聲音,這又會否成為以後管治香港的慣例?而無權力的我們,只能引頸期盼領導人能早日擺脫家長式的思維,認識到渴求民主的人們是可平等對話和談判的公民,而不是要用糖果或雞毛掃對待的小孩。否則這樣下去,留下來的不單是怨氣和憤怒:這些對抗和絕望的情緒,有一天必會化成更大的危機。作者是自由撰稿人、前法新社及美聯社記者原載於《明報》觀點版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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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在害怕什麼?

沒有在極權社會生活過的人,很多都沒有意識到什麼叫做「免於恐懼的自由」。因為,大家把我們的自由和公民權力看成呼吸空氣般理所當然。然而,你能否想像到每時每刻被恐懼感籠罩着的感受?你的電話可以隨時被當局監聽,電郵及網上通訊被監察,你更可能因集會或發表言論被捕,而執法者可以到你家裏翻箱倒篋搜查你的個人物品。然而,這些都不是遠離我們的事情。不錯,在香港,目前我們仍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的自由,更享有獨立司法的保護。然而,近日香港發生的一連串事情,跟國內維權人士被政治打壓的遭遇是何其相似,使人不得不憂慮到我們一直以來享有的公民權利是否迅速受到蠶食,香港的執法是否已漸趨「一國一制化」?噤若寒蟬9月底,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因衝入政府總部公民廣場被鎖上手銬,家被搜查,沒收電腦,記憶卡等,警察拘捕他的罪名是涉嫌非法集會、擾亂公眾秩序,並拘禁40小時被拒絕保釋。事件中,學聯的周永康與岑敖暉同樣以非法集會罪名被捕,他們的家亦被搜查。日前,又聽聞香港警方拘捕一名曾在高登討論區網頁號召人到旺角參加集會的網民,控以涉嫌「非法集會」及「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的罪名。警方表示在網絡煽動他人進行非法行為要負上刑事責任,或會採取更多拘捕行動。一周多前,一名學生在反佔中街站外舉起一把寫有「光明磊落 暗角打鑊」字句的傘,被反佔中者包圍,發生肢體碰撞,事後被包圍的3名未成年學生及一名市民因涉嫌「阻差辦公」被捕,被扣留逾28小時。今夏,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批評有人在七一遊行期間製造混亂,盼將「尋釁滋事」者繩之於法。關心大陸新聞的朋友,都會熟知「非法集會」、「擾亂公眾秩序」、「尋釁滋事」等罪名是大陸公安經常用來打壓異見和維權人士的口袋罪,也常被用來對付請願、示威、罷工等的參與者。這些人士除了被拘留或判刑,公安也在他們的住所進行抄家,搜走文件及電腦以取得他們的聯繫人及尋找罪證。就在今年初,爭取社會公義的新公民運動發起人,法律學者許志永就是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4年。拘捕發表「煽動」言論的網民,造成殺一儆百,噤若寒蟬的效果,也多麼像國內公安對付維權人士的情節!為毒奶粉受害人爭取賠償的維權人士趙連海2010年被北京法院指「在網際網路上惡意炒作」,並「煽動糾集」群眾在政府門外聚集,被以尋釁滋事罪判監兩年半。香港目前沒有尋釁滋事此罪名,但警方把此概念植入香港,不得不令人擔憂。維權律師浦志強今年5月份參加六四研討會就是以「尋釁滋事」罪名被捕,而要求官員公布財產的多名維權人士如劉萍、魏忠平、李思華在今年6月也是以「尋釁滋事」罪名判刑。密切注視使我憂慮的是,以上在香港發生的這些例子,罪名不涉及暴力和傷人行為,而是因為當事人的言論和政治立場不為政府所容忍。這都令人懷疑具有政治動機的檢控,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會產生一定的威脅,那就是一個令廣大市民產生恐懼感,人人自危,並被暗示:「我們正在密切注視你們,小心言行!」在大陸,很多跟官方持意見不同的作家、教授、維權律師、記者及他們的家屬,對這樣的恐懼感一點都不陌生。時刻籠罩着他們的這種恐懼,已經滲透到他們生活中每一個角落:電話及私人對話被竊聽,電郵及網上通訊被長期監察,出外被跟蹤,時不時被公安邀請去「喝茶」,敏感時期被軟禁家裏,被禁止出境。他們的家人也長期被騷擾,如干擾他們就業,住屋及升學等等。公權力無處不在,他們的生活沒有絲毫的私隱,每一個幽暗的角落都成為他們心裏揮之不去的陰影。久而久之,即使看不見監視他們的人,但是電話裏的雜音,遠處傳來的腳步聲,或突如其來的敲門,照樣使他們的精神長期處於緊繃的狀態,在睡夢中也無法安寢,構成無處不在的心理壓力和恐懼感。前捷克總統哈維爾曾是共產黨統治下的異見作家,曾被多次囚禁監獄和在秘密警察的長期監控下生活。在1989年,有一次他就是被當局以類似擾亂公共秩序或滋事的「流氓罪」(hooliganism)監禁8個月。他寫過一劇本Largo Desolato,描述一個異見作家在秘密警察的威脅下誠惶誠恐的生活:他不敢外出,每次有人敲門都使他心驚肉跳,他極度恐慌的心理狀態使他的寫作靈感枯竭,他的非正常生活,也吞沒了往日的他,終日戰戰兢兢的狀態使他對自己充滿懷疑,最後連身邊最親密的伴侶也不能忍受他。雖然這都是發生在國內及前東歐的事,好像距離我們香港普通市民甚遠。你可能認為,我不是維權人士或麻煩人物,這些都跟我無關。然而,在一個公權力不受制約的制度下,難道有人能夠迴避恐懼的陰影嗎?在大陸,你可能只是失去耕地的農民,被強迫拆遷失去住所的老百姓,孩子被三聚氰胺奶粉毒害的家長,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或是不幸在醫院輸血而感染乙肝或愛滋病的病人,然而,你只要追究政府責任,或是不識時務對社會大聲疾呼,你很快就會成為被當局監聽、跟蹤、拘留或威脅的對象。他的名字叫孫中山4年前,余若薇大律師曾在《明報》撰文前瞻性的指出,莫須有罪名與政治打壓事件並非只會在內地出現。香港法例其實滿佈與「尋釁滋事」相類似的罪行可用作政治打壓:在公眾地方鬧事、行為不檢、妨擾、擾亂公共秩序、阻差辦公等罪名,都很容易當權者濫用。她當時指出,法律隨時可成為苛政的殺人工具,只看當權者如何運用,而僅僅4年之後,今天比比皆是的例子完全印證了她的憂慮。在目前的歷史關頭,維護我們現有的公民權利,防止當權者濫用權力的責任比任何時候都重要。而為了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公平與法治的社會下生活,為了他們的基本的公民權利不被進一步蠶食,我們必須爭取真正和透明的選舉制度和問責政府。所以,別嘲笑我們的年輕人不懂事,批評他們要求真普選是開價太高,是不着邊際的幻想,他們是在為我們的子女爭取一個廉潔公義的將來。一百多年前,香港曾經有過這麼一個年輕人,不滿當下體制的專制、腐敗和濫權,要改變未來,他的名字叫孫中山。在旺角的街頭,有人張貼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話:「當有一日,香港變得同中國大陸一樣,請唔好問點解,因為,最後個團火係由你哋自己吹熄的。」作者是自由撰稿人及半職母親,前法新社及美聯社記者,曾旅居英國及北京文章原載於《明報》世紀版 佔領 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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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詠恩:給寶寶的信

親愛的寶寶:恕我在你還沒有滿月,我已經帶在襁褓中的你上街圍觀佔中。大熱的天,你是否覺得渾身不舒服?不過幸好你很乖,只有要吃奶時才哭。在發放催淚彈的第二天,在旺角集會好心的叔叔阿姨幫你搖扇,遞上水,冷凍貼,濕毛巾,送上溫馨的問候。金鐘的哥哥姐姐也告訴媽媽,小心人多,不要留得太晚,誰知道警察什麼時候會來清場啊。可是媽媽非來不可。因為,媽媽怕,到你跟媽媽一樣大的時候,不知道你還有沒有集會和言論自由了!為了你將來還有一些基本的公民權利和自由,媽媽必須趁現在站出來爭取真正的普選,雖然,這可能是徒勞無功的。幾週前,媽媽眼看17歲的黃之鋒哥哥的電腦,記憶卡,及硬盤統統被警察抄走,人被鎖上手扣被帶到警察局拘留,不是因為藏毒,藏武器,是因為他號召「非法集會」和「擾亂公共秩序」。我的心一股涼意:怎麼情節這麼像國內維權人士的遭遇?孩子,我們一直相信,到2017年會有普選,這是30年前中國政府作出的承諾。可是,今天我們發現,這原來是有設限的假普選,但是因為政府叫它做普選,我們便要相信和接受這就是普選——這不是叫我們所有人活在謊言中嗎?還有,寶寶,到你33歲時,是2047年了,那正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黃金時代,那時也剛好是 1997後的50年,是一國兩制的正式結束的時候。到時,香港跟中國大陸回歸一制,不再享有特區的獨立行政,司法制度等,那香港現有的核心價值如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到時還能保持嗎?30年,不是那麼長的時間。我們當然熱切期望中國國民到時會享有民主自由及基本權利,但是目前的發展狀況使我們不容樂觀。1989年鎮壓後,誰知道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國內人們的集會及言論自由更比以前收窄了,中國的政治還會變得更保守,還回歸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呢?就是最近的半年,不斷聽見國內的作家,律師,記者,教授,公益和維權人士被打壓及關押的消息。一個監禁自己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的國家,有什麼希望呢?寶寶,媽媽給你的座右銘是:行公義,好憐憫,常存謙卑的心。但是我害怕你將來認真想實踐公義時,你的嘴巴會被堵上,我害怕你寫文章會被帶走,參加像今天這樣的聚集會被起訴,大聲疾呼的時候會被警察戴上手扣及把你的電腦電話抄走!到時媽媽已經70多歲了,沒能力來參與營救你了!原諒媽媽,有你之前並沒有想好這些問題。幾十年後,你和你的同輩的人便要面對這樣的挑戰了,到時你們會怪你的父母輩沒有好好的為你們爭取過公民權利嗎?媽媽的同輩朋友中,有不少人對香港前途感到灰心,正在考慮移民。但是你媽媽已經在外國生活過,正是因為熱愛我們的家,希望能對香港及祖國能做些事,97年前才選擇了回港。那時是真心相信祖國對我們的承諾,相信香港“明天會更好”,現在我們心灰意冷了,你叫我去哪兒呢?為什麼我們這些對社會有承擔的中青年人要被迫一走了之?這是我們熱愛的香港啊!孩子,此刻你在酣睡,媽媽的淚水滴在懷中的你的小臉蛋。孩子,不要怕,為了你的明天,為了你和你的小朋友將來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媽媽必須要繼續努力,為你爭取基本的權利!愛你的媽媽2014年10月 民主 父母 回歸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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