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然:漂泊生活

V: 倫敦的郵票加了價。兩年前還在讀碩士,每個星期都寄信給你,寫完信之後就從宿舍走落山去郵局買郵票,那個時候一枚郵票1.33鎊。總覺得要寫信寄信才算是個真正的留學生。100年前,胡適先生在美國留學,單在一年時間,他就寫了1040封信。 剛過去一年,你也來了讀書,一起生活。一年時間很快就過,你也畢業回香港了。我在英國這邊還要多待一會,然後明年1月去台灣做9個月研究,那個時候專欄名稱大概也要改改名,叫「台灣通訊」了。讀書做研究的生活就是漂泊,有朋友今年到德國讀書,女朋友到機場給他送機,他在facebook說了一句「上路了」,讀起來就覺得感傷。人在外面,居無定所,每隔幾個月就要搬家搬竇。每次搬家都頭痛不已,我的家當都是書和酒,都是最重最難搬。 你和我又再分隔兩地,又是那種你睡覺時我吃晚餐、我睡醒時你吃午餐的時差生活。用着之前剩下的幾張信紙,給你寫信。我本來還數好散紙,齊齊整整的1.33鎊,殊不知現在郵票一枚已經要1.4鎊,唯有用卡付錢。倫敦就是這點好,什麼都可以用卡用電話付錢,不像在香港,出街總要帶個裝滿銀紙硬幣的大銀包。 自己一人常常不想煮飯,所以走到唐人街吃個晚飯。給自己煮晚餐,就算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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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然:最長的一天

早陣子,V問我為什麼不在專欄多寫一點足球。大概是聽我嘮叨太多,不想再聽,希望我轉移一下發牢騷的對象。這麼多年來也實在難為了V,因為不只做阿仙奴的球迷不容易,喜歡一個喜歡阿仙奴的人也不容易。這些年來阿仙奴的表演都慘不忍睹,已經十幾年沒有贏過英超了。再難看的再丟臉的敗仗都吃過,像8:2、4:0等等的比數入面,阿仙奴都是落敗的一方。 不是足球迷的人,永遠不會明白我們見到球隊落敗的心情是如何。我常常說,在倫敦最開心的時間是入場睇阿仙奴,最傷心的時間也發生在球場之內。球場可以是天堂,也是地獄。 辛苦工作一星期,終於等到Saturday 3pm,英超開波的時間。幾萬人跟你一樣穿著紅色球衣,歡天喜地非常雀躍來到球場,扯盡喉嚨支持球隊。然後呢?歌也有得唱:贏輸都無時定嘛,上年看十場比賽,輸了五場。主場落敗,除了坐滿作客球迷的那個角落之外,愁雲慘霧籠罩球場。 有一次,輸了比賽之後,坐我旁邊的那名紋身怒漢,先是又打又踢前後的櫈,然後在看台上大叫嚎哭蹲了下來,久久未能平服。肯定在投注站押了重注給阿仙奴。阿仙奴球迷還是睇波不賭波,傷心少好多。比賽完了,慢慢走到Arsenal地鐵站。上車之後,全車乖客都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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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通訊:鄰舍與仇敵

足球場上宿敵對決叫打吡大戰,像西班牙的皇馬對巴塞就叫國家打吡(El Clásico)。在上世紀統治西班牙的獨裁領袖佛朗哥將軍,本身是皇馬球迷。他不斷利用政治手段,從影響球員轉會到走入巴塞球員更衣室出言恐嚇,卑鄙手段應有盡有。佛朗哥是要針對巴塞隆拿球隊,希望皇馬可以繼續稱霸。但更重要的,是針對巴塞隆拿的最大民族——加泰隆尼亞人。獨裁者就是喜歡耍這些伎倆,要全面將敵人封殺。 誰是Kings of London? 死敵有很多種,像皇馬和巴塞,就是政治問題的延伸。但不是所有死敵都如此政治敏感,像英國足球的很多宿敵,都叫做「同市宿敵」,純粹是兩隊距離太近,大家覺得對方「篤眼篤鼻」。像利物浦和愛華頓都在利物浦市之內,兩個球場只是隔着一個Stanley Park。《聖經》上說「要愛鄰舍如同我們自己」,還要「愛你的仇敵」,看來在足球場上應用不來,信徒們要多加努力。 一山不能藏二虎,像曼徹斯特的曼聯和曼城,兩隊已經鬥得難分難解,再看看倫敦,就肯定是「七國咁亂」。單單是頂級聯賽、英超的球隊,就有五隊來自倫敦。誰是Kings of London是討論七日七夜都不會有結論的問題,因為即使車路士是今年的冠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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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通訊:管弦樂團的五粮液?

在倫敦五大管弦樂團入面,除了皇家愛樂樂團(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之外我都喜歡。幾次聽皇家愛樂的經驗都是失望收場,已經跟自己說了,不會再看他們了。無論是弦樂抑或木管,音色又散又黯,連奏貝多芬第七交響曲也沒氣沒力。更奇怪的是,幾乎每次都在皇家愛樂的音樂會遇到怪觀眾,一次是放大版西蘭花髮型的英國貴婦坐在我前面,一邊聽一邊擺動西蘭花頭,擋住視線也隔走音樂。 離奇的經歷 另一次就更加離奇,有好一班觀眾在每個樂章停頓之後都大拍手掌,旁邊的觀眾都已經耍手擰頭叫他們靜下來,但都於事無補。整晚音樂會響了幾十次掌聲。散場的時候,很多一身紳士打扮的老樂迷都口黑面黑,不斷搖頭。聽古典音樂的大忌,就是樂曲未完切勿拍掌,有時就算最後一個音符已經奏完,指揮的手一天未放下、那首音樂仍然未完,因為那種空白停頓也是音樂的一部分。 至於倫敦其他樂團,除了手執牛耳、肯定是歐洲頭三大樂團的倫敦交響樂團(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之外,愛樂管弦樂團(Philharmonia)是我入場看得最多的一隊。樂團總指揮是作曲家沙隆年(Esa-Pekka Salonen),他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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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通訊:拉陶在倫敦

今年11月,西蒙.拉陶(Simon Rattle)將會率領柏林愛樂樂團來港,伙拍「香港人」郎朗,慶祝回歸二十周年。那個時候我應該不在香港,不過就算在也未必搶得到票,這畢竟是十年難得一遇的音樂大事。拉陶早在2005年來過香港一次,讀李歐梵教授的《音樂札記》,就提到當年票價昂貴依然一票難求,香港樂迷絕對不少,至少比想像中多。 大指揮家的分身術 雖然應該看不到拉陶在香港的演出,不過人在歐洲,特別在倫敦要看高水準的音樂會,不是難事。單在倫敦這城市就有5個水準頂尖的樂團(倫敦交響、倫敦愛樂、皇家愛樂、愛樂、BBC)各自演出,一個星期你要看3場4場都沒有問題(為何小小倫敦會有5個樂團?樂團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日後再談)。而且門票不貴不難買,學生還有特惠票,看音樂會是我在倫敦最喜歡的消遣。以前住在市中心的國王十字附近,徒步行去巴比肯(Barbican Center,是倫敦交響樂團和BBC的主場)或者河邊的皇家節日音樂廳(倫敦愛樂和愛樂的主場),都是半個小時多一點,剛剛好可以聽完一首貝多芬交響曲。不少人問,如何開始聽古典音樂?作為非常業餘的樂迷,我認為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堅持完整聽幾次,聽多兩次熟悉旋律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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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八舌:特朗普真的當選了? 脫歐5.0—I know that feel, bro

在倫敦讀書跟香港最大不同,是同學都來自七大洲四大洋。大家閒談、感興趣的都是世界大事,像美國大選,像英國脫歐,像香港的民主,各自分享「家事」、交換看法。我旁聽一門有關台灣文化與社會的課,班上就有個來頭很猛的美國同學,本身是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教授,專門研究西班牙語系的20、21世紀文學。休假一年,來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讀一個碩士學位,希望學好中文。最近幾次見面,他總是有點愁眉心鎖,不是因為中文太難學,而是擔心特朗普當選。擔心是正常的,當特朗普由上年6月宣布參選,誰想過他可以得到共和黨提名然後選到今天跟希拉里叮噹馬頭?就在幾個月前,很多英國人(準確一點,是支持留歐的英國人)都絕不相信會真的脫歐,就像今天很多美國人(那些支持希拉里,又或者是討厭特朗普的人)都不相信特朗普會贏一樣。為什麼會誤判?就是我們活在回音壁(echo chamber)之內,以為自己了解一切看透世事,同時覺得跟自己持相反立場的人愚蠢無腦。打碎回音壁 一切有可能最初說脫歐公投,在倫敦的人大部分都覺得脫歐不可能,只要走在倫敦街頭,你感覺到什麼叫多元文化,不同種族膚色的人都生活在同一天空,這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價值。只要想到因為排外反移民而脫歐,大概每個倫敦人都覺得這是反智和倒退。但只要稍為離開倫敦,你會得到完全不一樣的景象。我老師住在肯特郡(Kent),就在倫敦的東南面,她說在那邊見到不少反移民的噴字,噴字內容的驚嚇程度比得上「華人與狗不得內進」。這種排外的態度,是生活在倫敦、擁抱多元價值的人不能想像的,但卻真實存在於英國之中。而今年6月的公投結果,證明了決定脫歐或留歐,不是倫敦人說了算,而是整個英國的人投票決定。當我們看看公投結果,整個英格蘭地區,除了倫敦跟寥寥幾個地區之外,脫歐的都是多數。很多人說,美國總統選舉跟英國脫歐非常不同,至少在選舉制度上就差很遠,英國公投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而美國大選則用選舉人票。不過,當特朗普說,今次的美國大選結果會驚天地泣鬼神,不止是英國脫歐的翻版,而且會是英國脫歐5.0(特朗普語「Brexit times five」)。就算沒有人相信特朗普這番話,倫敦人都相信,因為脫歐之後,倫敦人知道一切都有可能,再沒有理所當然。然後看看今天因為脫歐而一團糟的英國,我開始明白這位美國同學為何會擔心得如此滿面愁容。文﹕亞然@倫敦編輯:何敏慧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1月6日),圖為「英國獨立黨」(UKIP)前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圖)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站台。 選舉 英國脫歐 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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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專訪羅冠聰——展示赤誠走下去

「我現在的心情,是很平靜。因為不同的可能性都已經預計過,所以目前最重要的都是應付選舉。」現在是立法會港島區候選人的羅冠聰,剛剛在香港仔擺完街站拉票,晚上近九點趕到銅鑼灣接受訪問。訪問在判刑前進行,看見羅冠聰,他的心情的確是平靜的,每天由朝到晚的選舉宣傳,大概已經佔據了羅冠聰的所有心思、心力。剛過去的星期一,裁判官判刑,被控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成的羅冠聰需接受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其戰友黃之鋒及周永康,則分別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和入獄三星期、緩刑一年。今次判刑之後,牽涉羅冠聰還未開審的案件,還有三宗,但這一切一切,對於羅冠聰而言,他都願意承受。等待的過程最難過,而且是等待判刑,面對的是留案底、社會服務令,以至是監禁,都是沉重的後果。「這些事發生在兩年前,當你決定公民抗命的時候,就要面對判刑這個後果,特別自己是運動的核心成員。」一個年輕人,因為政治信念而付出代價,最壞的情况是監禁。「我想如果坐監的話,最好的一件事是可以調整好自己的生理時鐘,可以專心讀書。坐監的時間大概可以讀到過去一兩年讀過的書的總和吧。」我和阿聰是同年出世,他還比我年輕幾個月,訪問之前,我一直嘗試代入他的角色去回答我所設下的問題。我了解公民抗命的概念,明白接受法律制裁是抗命的一部分。但一想到要面對判刑,就不敢想像當中的壓力。羅冠聰所說的冷靜、堅定,不是「裝」出來的,而是如他所說一樣,「一步一步」走出來。從猶豫到堅定 藉行動印證信念「一個人可以為他的理想付出多少的代價,是一步一步、慢慢體現出來。我最初上莊(註:成為學聯常委),仍然很猶豫應不應該填那份『佔中意向書』、做不做運動的核心,然後經過很多事,像新界東北衝入立法會、七月二日組織公民抗命等,這些都是一步一步走出來。有這些理念,然後以什麼程度貢獻自己,往往只有在真正面對的時候才知道。而我每一次的行動、實踐,都在印證自己的信念。每一次我都發現,我的信念比想像中,來得更堅固。」羅冠聰在過往的一些訪問中,常常形容自己最初投身政治,是「順心而行」,到今天仍然保持得住當初的「心」。「關鍵是,無論最後判刑的結果如何,都不會後悔,而且必然要承擔。所以就算可以有多次機會去選擇,我都會同樣地做。一切都是坦然的。所以我覺得,就算真的要坐監,到時的感覺是怎樣都不重要。」由最初猶豫是否簽佔中意向書,到今天參選立法會,短短兩年時間,逐步走來都不容易。羅冠聰好肯定地說:不後悔。不過,自從選了政治這條路,回望兩年前,感覺就是回不去了。「很多過往的connection都不同了,不關心政治的朋友幾乎全部失去,以往打劍擊所累積的朋友、足球隊的隊友都失去了。生活180度轉變,facebook上的東西跟以前不再一樣。生活影響我們的思想,可以說是100%回不去了。但人生就是這樣,是選擇。」從政本身這條路也不好走。兩年前,一場雨傘運動引發社會熱中政治,但如羅冠聰所說,大眾的情緒來得快,去得更快,佔領之後政權沒有絲毫的退讓,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變得出奇死寂,剛過去的七一遊行人數,跌到只剩兩三萬人。「相比起政治制度沒有變化,社會的冷漠對我打擊更大。制度沒變化,可能是未變化,又或者是觀察不到。之前到美國交流演講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在美國讀書的香港本科生,他說他是因為雨傘運動,才在大學讀香港歷史,他說他希望讀博士做香港研究。在其他會議中,不少越南的activists(社運人士)都說是受到雨傘的啟蒙。」「2014年的時候,七一遊行有50萬人,今年只有兩三萬,那些人去了哪裏?我不覺得每一個人都要去遊行,但如果他們對遊行這方法、手段不滿的時候,有沒有其他方法去實踐政治訴求?我又見不到。所以我覺得選舉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宣揚我的理念。」着重公民社會、宣揚民主自決,是羅冠聰提出的方向。「如果覺得遊行無用,其實仍然有很多空間可以做,我們現在不只得一個目標(真普選),我們應該雙線發展,做更多有意義的事。這包括朱凱迪提出的社區經濟、小麗(劉小麗)提出的社區自主等。」重建社區網絡,建立公民社會,就是羅冠聰等人爭取民主的手段。傘運後的沉重兩年兩年時間,對羅冠聰來說是漫長的。雨傘運動之後,成為學聯秘書長,然後面對「退聯潮」,之後是法庭的審判,還有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作為當日跟政府談判的代表之一,雨傘運動肯定是羅冠聰人生的轉捩點,但兩年以來,這段經歷卻是異常的沉重。「我有一段時間,是不敢看(傘運)相關的書、紀錄片等等,直至最近我才開始翻看當時的片段。」「每次見到相關的片段,都會覺得尷尬,覺得不知如何面對整件事。對雨傘、對自己的角色都未沉澱到,根本沒有心理準備去重溫。」選擇繼續走政治這條路,就必須面對過去。終於有勇氣重看佔領運動的片段和文字,跟羅冠聰原來心中的想法又有多大落差?「愈是看到相關的片段,愈感覺到當中的positive。之前大家都被一個大的結果所籠罩,雨傘失敗了、政改否決了。但當重看這些片段的時候,就見到一些detail的地方,是有質感的。大家當時的互相幫助、堅決,像自修室的搭建、金鐘的廁所入面有十多種洗手液等等。這是一種理想狀態的體現,對我自己有很大的影響。」回顧傘運 當時不應該拖回望雨傘運動,如果有一個機會,可以讓羅冠聰回到兩年前,他會希望改變什麼?「可以有機會改的話,我覺得『拖』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假如一場運動要促使政府在鎮壓和讓步之間作出選擇,我們必須速戰速決。當然現在所有都是後設,而當時的決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響。但如果可以再選擇,我會令到最後的結果不是『拖』。我知我當時有能力去做到這個影響。」選擇不去「拖」,他的意思是要提早把行動升級,「這些都是後設的想法,到現在也不知道,不過就算不知結果會怎樣,我都會選擇不去『拖』。我覺得我有準備,去跟政權『賭一鋪』」。年輕人,無論是否參與政治,都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年輕會逐漸離自己而去。「光環的存在,suppose是源於學生by nature沒有受到利益所驅使而行動。當有朝一日,失去學生的身分,但仍然靠着信念、靠着原則去做人、做事的時候,就要花很多的工夫去說服其他人。而他們信不信又是另一回事。這的確是很大的挑戰。所以要將自己和老舊的政客分開,我會懷疑他們是否當政治是『打份工』。但香港需要變化,香港不需要那些議員。」「在香港,要展示自己是赤誠的人,係相當困難。沒有學生身分之後更難做到,但我相信香港需要一些人去帶來改變。」■問:亞然,中大政政系畢業,寫作人■答:羅冠聰,香港眾志主席,前學聯秘書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學生。今年報名參選立法會港島區地區直選。香港島候選名單包括:黃梓謙、劉嘉鴻、葉劉淑儀、何秀蘭、張國鈞、詹培忠、鄭錦滿、羅冠聰、沈志超、王維基、徐子見、司馬文、許智峯、陳淑莊、郭偉強新界東候選名單包括:方國珊、林卓廷、廖添誠、陳云根、梁國雄、張超雄、楊岳橋、麥嘉晋、鄭家富、葛珮帆、侯志強、李梓敬、鄧家彪、范國威、陳玉娥、黃琛喻、李偲嫣、陳志全、梁頌恆、梁金成、容海恩、陳克勤新界西候選名單包括:黃潤達、尹兆堅、高志輝、周永勤、鄭松泰、鄺官穩、田北辰、何君堯、梁志祥、郭家麒、黃浩銘、李卓人、黃俊傑、麥美娟、馮檢基、陳恒鑌、張慧晶、呂智恆、湯詠芝、朱凱廸圖:蘇智鑫編輯:王翠麗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8月21日) 立法會選舉 學聯 學運 2016立法會選舉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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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老華僑:我係中國人

上周日介紹了雷競璇教授的新書《遠在古巴》,後來跟雷教授一起搭船過珠海,訪問難得飛越半個地球、到北京睇閱兵和回鄉探親的古巴老華僑——周卓明先生。73歲的周先生,如果你在街上碰到再跟他閒聊幾句,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你永遠不會估得到他其實未曾在中國真正生活過。我說這個訪問「難得」,是因為古巴華僑,以至所有古巴人要到其他地方旅行,都不是容易的事。世界各地到古巴旅遊的人非常之多,特別是為了避寒而到古巴過冬的北歐遊客。但相反,古巴人離開古巴、去其他國家旅行就不簡單。雖然近年古巴在國際之間都有所開放,國民只需要在旅行之前,到目的地的駐古巴大使館申請簽證就可以出境。但古巴人去旅行最困難的地方,是要用外幣代用券買機票(按:古巴行貨幣雙軌制,因此有兩種貨幣,一種為本土所用的披索;另一種為可兌換外幣的CUC,其幣值跟美金一樣。遊客到訪古巴必須使用,另外在黑市市場中也使用CUC)。因此,要買一張機票,古巴普羅百姓是負擔不起,買得起的通常要靠外地的親戚資助。像雷教授訪問過的幾十名古巴華僑,大部分都未曾離開過古巴。古巴華僑 比老爺車更快絕種另一個難得的地方,是古巴華僑已經到了「瀕臨絕種」的地步。就像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及到,隨着古巴的開放,古巴華僑將會像古巴街上的老爺車一樣,漸漸在古巴這個罕有的共產舞台中退場。而華僑退場的速度,肯定比老爺車快,就像雷競璇在一年前寫這書時,華僑還有300多人,今天最新的數字,華僑數目只剩下130人。這個只會下跌的數字,同時間又在跟希望研究古巴華僑歷史的學者競賽,迫使學者要用最快速度進行研究。因為在這些華僑之間,他們讀書較少,對自己的身世也不以為然,留下來的文字檔案紀錄都不多。能夠整理這段歷史的方法,基本上只剩下「口述歷史」這途徑。雷教授在法國讀博士時,是研究非洲政治,學術界研究非州史亦是以口述歷史為主,而他所跟從的老師偏偏認為口述歷史不可靠,所以雷教授本身對口述歷史也有點排拒。不過,去到古巴之後,他發現如果要整理好古巴華僑的故事,除口述歷史外別無他法。而古巴華僑的一個特點——老實,正好讓口述歷史變得可靠。「古巴華僑讀書較少,他們的對答都是直腸直肚,他們不會就着你的問題去加鹽加醋,變成精彩故事。」在訪問這些華僑之後,雷教授說,通過他們的分享,至少能將歷史的輪廓刻劃出來。之後再花上工夫做多方面驗證,都是一個很好的研究,一個很好的經驗。一顆沉實的鑽石周卓明先生跟其他老華僑一樣,都是非常老實、非常謙虛。他在訪問中,曾經提過自己在古巴革命之前,仍是年輕人的時候參與民治黨(民治黨是洪門組織,洪門又稱天地會,最初以反清為目標,及後又衍生出三合會。民治黨在北美各地都有分部,今天的古巴民治黨,實際為普通聯誼的社團),黨內的人認為他是「一顆鑽石」,只要得到打磨就會有很大成就。觀乎今天周先生能夠代表古巴參觀閱兵,也多少證明了自己是一顆鑽石。如果是一個同年齡的香港大叔有這樣一段經歷,大概會在整個訪問中不斷重複自己是一顆鑽石。但周先生從來沒有吹噓自己有多厲害,這就是沉實的古巴華僑。周先生沒有參與過古巴革命,也沒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要大書特書,他沒有說古巴政府的不是,也沒有怎樣崇拜卡斯特羅,他只是一個尋常的老人。但古巴華僑跟中國、特別是不少香港人的老家——廣東四邑(新會、台山、恩平、開平)一帶,有很深的關係,在訪問的字裏行間,我們多少可以窺探到古巴人的生活,亦可以了解上幾代人為了生活越洋謀生的故事。這些故事對我們來說,隨時像雷教授一樣,是長輩親戚當年的寫照。這些故事會隨時間而失傳,也正正是這些故事可貴的地方。[caption id="attachment_56109"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夏灣拿市中心一景,攝於2010年12月。[/caption]然:亞然/周:周卓明/雷:雷競璇周先生是古巴老華僑,從小就在古巴長大。父親是在廣東珠海市斗門縣人,所以今次周先生在觀賞閱兵後,也回到珠海探親,訪問也因此在珠海進行。周先生的媽媽是古巴華裔,不懂中文,周先生能夠掌握中文的讀寫聽說,除了父親有限的教導之外,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學識。這次訪問,由周先生的身分一直談到他的生活,當中經過古巴革命變天,國家大門由開放變封閉,到今天又逐漸重開。我們從訪問中了解為何當時有過萬華僑越洋來到古巴,也聽聽華僑怎樣看今天中國。是古巴人還是中國人?然:你在古巴土生土長,並且在古巴讀當地的中、小學。你會覺得自己是古巴人,還是中國人?周:我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因為我的性格跟古巴人十分不同。古巴人的性格很開心快樂,因為有酒飲、有音樂,又可以跟女孩子跳舞,但這些性格我一直不太習慣。古巴人喜歡享受,大多時候都不會想工作,是「做又得唔做又得」的態度,很自在,無論是革命前革命後都一樣,沒什麼分別。我自己就跟中國人一樣,都是勤奮、堅毅。就算現在名義上退休,也需要在中華會館工作。看電影學中文然:你在古巴是讀當地學校,學的講的都是西班牙語,你是怎樣學到中文?周:自小我爸爸就教我們兩兄弟講斗門話,我爸爸是一個廚師,因為需要工作,他沒有太多時間教我們講中文。但幸運地,我母親當時在華區一間中國戲院工作,她負責帶位。所以我每天都陪她上班落班,而這段時間就可以看中國的電影,特別是香港的電影,所以睇得多、聽得多,就學到如何講廣州話。而且大部分的電影,都是粵劇,所以有中文字幕,透過字幕,我可以一邊聽、一邊認字,我就學到如何寫字。(按:當時古巴華區非常興旺,單是播放中國電影的戲院就多達4間,分別為:新民、金鷹、新大陸和太平洋戲院;除戲院外,在50年代的古巴有4份中文報章發行:分別為:《民聲日報》、《華文商報》、《開明公報》和《光華報》,從中可見華人社區在古巴的盛况)然:你學懂中文,跟你之後在中華會館的工作是否有很大幫助?周:我最初在一間叫永興隆的商店做學徒,不過工資好低,一個月只有10披索。但幾乎要做所有的工作,做了一段時間後就成為全職工人。到革命勝利之後,政府就沒收了永興隆。沒收之後,接手的上司認為我在工作方便做得很好,所以讓我負責做「收錢」。他們之後又讓我到一些學校進修,之後成為永興隆副經理。一段時間之後,古巴請了些中國的專家,到古巴教種植柑橘,他們需要翻譯員。而在當時的古巴,翻譯員是相當缺乏,他們就想到我和哥哥可以做翻譯,因為我們懂得中文,又懂得西班牙文。(按:當時雖然有很多華僑在古巴,但他們絕大部分都沒有好好的西班牙語基礎)當時我負責為兩個專家做翻譯,一位教授關於昆蟲知識,另一位教授種植技巧。事前我亦需要有很多的備課,因為我們不懂得那些術語。當時那所農業學校的校長都想我們兩兄弟留下來,繼續教書,不過我們都拒絕了,並且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後來,中國大使館說我們之前做得很好,所以就問我們有沒有興趣到中華會館工作。這工作可以對當地華僑有幫助。我是這裏的工人,是做古巴人和中國人的一道橋樑,所以再忙碌我都甘心情願地做。[caption id="attachment_56110"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周卓明工作了四十九年的中華總會館,此大廳懸掛的匾額為清朝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大使崔國因題贈。[/caption]為何這麼多四邑人走到古巴?然:當時的中國人選擇去古巴,是否一個很熱門的選擇?為什麼會這麼熱門呢?當中以四邑人為主?雷:當時去古巴的中國人主要來自四邑,因為再早時間於19世紀中期,當時統治古巴的西班牙人認為,古巴氣候跟廣東相近,如果派北方人去到這麼熱的地方,他們不能適應,所以必須找廣東人。慢慢就集中了不少四邑人在古巴。而當時古巴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這麼多華僑到古巴,一方面是因為生活容易,搵錢相比起美國都容易。他們到古巴所掙到的錢,像做雜貨店,當年一個月有四、五十披索,等同美金一樣,這筆錢回到中國、回到香港之後,都是一筆大錢。所以很多人十分樂意去古巴。另一方面,因為古巴政府十分貪污,因此入境古巴比較容易,可以用錢買「假紙」(按:簽證)進入古巴。還有一個原因,是古巴較少歧視。種族歧視較少,比起美國等都少。然:為什麼古巴人不會歧視中國人?那麼古巴人是怎樣看待中國人?周:沒有歧視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中國人有份參加古巴獨立戰爭。古巴之所以能夠脫離西班牙管治,中國人有好大的功勞。這些中國人幫了古巴,有不少更為這個國家犧牲,所以古巴人都很重視中國。當時有個說法,有四個人有資格可以當總統:一個是多明尼加人,一個是波蘭人,另外兩個都是中國人,一個是胡德,另一個係黎明。他們都參加過獨立戰爭。所以古巴人不單沒有歧視、而且他們佩服中國人,他們認為中國人是能幹的人,都是十分堅決的人。革命的前後然:古巴的革命,對於你的生活有怎樣的影響?你會否記掛着革命前的古巴?周:其實革命之前,最大的好處,就是物質很豐富,什麼都有。而且華區(唐人街)好興旺,可以接觸到不少中國文化。但同時在革命之前,也有不少缺點。就以我自己來說,我最初在永興隆工作,我的工資比其他人都少。特別是革命之前,大部分的老闆都是國民黨人,他們喜歡「白鴿眼」,他們看不起我當時只是一個工人。所以我想參與很多活動,希望可以見識更多,都被他們反對。這些都令我十分灰心,這是革命之前的事。革命之後,所有生意都被沒收,做生意的華僑,都再沒有興趣留在古巴。當中不少跑到美國、離開古巴。這段時間很多華僑都離開了古巴。對於我,革命後最大的改變,就是華區不再是真正的華區。而且,革命後資源缺乏,所有東西都要配給,對人民影響好大。而革命後的好處,除了我自己的工作較順利之外,就是教育、醫療這兩方面變成免費,對古巴人有很大幫助。中國的變化與古巴的不變然:你是否已經來過中國很多次?第一次到中國是什麼時候?當時的中國,跟今次看閱兵的經驗是否有很大的不同?周:第一次到中國是1971年,當時還是「四人幫」的時候。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很多東西都不明白,就像我帶些衣服送給親戚,他們說不能穿這些新衣,一定要穿有修補過的衣服。我覺得很奇怪,為何不能穿新衣服?又常常見到商店關門,他們要常常開會要讀《毛語錄》。但到第二次第三次來的時候,就見到變化。初時親戚都住得很差,要坐石頭。到後來,他們有電又有自來水。我每次來都見到有進步。以前最初來的時候,古巴什麼都比中國好,現在則完全相反。然:跟古巴相比,今天中國令你最深刻的東西是什麼?你又希望古巴將來可以變成怎樣?周:現在中國賣的東西先進很多,我舉個例,我以前買一頂帽,那條頸帶需自己綁好,現在中國賣的帽,有個索帶可以直接收緊,不用打結。這都是我未見過的。我想我最希望的古巴,是可以繼續前進,可以開放,跟其他國家有多些接觸。雷:古巴在革命之後,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古巴華僑不像美國華僑一樣,有好多新補充生力軍,像在台灣、香港來的華僑。古巴華僑,50多年來沒有改變過,現在剩下的老人家,他們的面貌、生活方式、思想等,可能都和我父親當時的景况差不多,所以其實很奇怪。就像一個群體冰封在一個時間,然後等待消失、人數愈來愈少,剩下今天的130個。然:這其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從古巴華僑的角度,他們認為自己一點也不特別,甚至希望古巴可以快些開放,讓「外國勢力」帶到古巴進步。但同時間,在古巴以外的人,特別是學者等,都會對即將逝去的這段華僑歷史而感嘆,這是一種很大的矛盾。雷:沒錯,下次來古巴的一批中國人,將會說普通話、是北方人,來的目的是投資。基本上完全不一樣。然:那麼你想過移居來中國居住嗎?周:我有想過,不過到後來,我也不再年輕,不能工作。來到居住會麻煩親人照顧,既然現在古巴又有地方住、又有朋友,何必來中國呢?自己都老了,就在古巴住多幾年吧。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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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數中的古巴

最近一個電視節目《在那遙遠的地方》被人鬧到飛起。我沒有完整看過每一集,但看過第一集的簡介,見到北韓旅遊區內的「演員」、見到在鏡頭中出現的監視人員,我還是覺得新鮮好奇。不過,我想這麼多人批評這節目,最大的原因,是TVB天真地以為幾集節目、跟隨官方的指定旅遊路線,就可以「探索在國際媒體的報道背後,北韓人最真實一面」(TVB宣傳字眼),這實在是眼高手低。要探訪神秘國度,從來不易;要真正了解這些國度的日常生活,更是難上加難。最近雷競璇教授的一本新書《遠在古巴》,講述這個位於地球另一邊的神秘國家,探究華人在古巴的故事。雷競璇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揭開什麼面紗、窺探什麼最真實的古巴,寫書的目的很簡單,同時最有意義,就是「能不能為這些老僑保存一點記錄」。為這些老僑保存一點記錄對於一般人來說,能夠聯想起跟古巴有關的事物,可能除了一支支的雪茄,就已經想不到其他。對政治有點關心的人,或者知道古巴是世上僅餘的四個共產國家之一(我沒有算上充滿特色的偉大祖國,另外三個是老撾、越南和北韓),又或者聽過卡斯特羅和哲古華拉的大名。想到這裏,又會從哲古華拉想回梁國雄……簡單來說,我們對古巴一無所知。但對於不少中國人而言,古巴跟他們都有莫大淵源,而雷競璇就是其中之一。在十九世紀,近十四萬華僑,或被賣、或被拐到古巴,接替黑奴成為古巴的苦力。古巴之所以需要大量苦工,是因為古巴盛產蔗糖,而生產蔗糖的兩大過程——開墾農地和甘蔗的收割都需要大量勞力。而當時古巴的蒸氣火車,據說也是由中國苦力建造。可見中國苦力對古巴的貢獻絕對不少。直至上世紀,古巴革命之前,仍有不少華僑選擇走到古巴「搵食」。而雷競璇的祖父和父親就曾到古巴工作過一段頗長時間。重讀遠方父親的信當年雷競璇的父親到了古巴,留下妻子在香港,分隔兩地的溝通方法就唯有書信。因為雷的母親識字不多,由香港寄往古巴的回信,多數由雷競璇代母親筆錄或撰寫。雷競璇說,在母親生前一直不願意提起古巴,到母親過世後,留下當年父親的一札來信。當雷重讀這些信時,一方面憶起當年代母寫信的情境,也同時燃起到古巴,並為古巴華僑書寫的念頭。《遠在古巴》一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父親當年的家書。書信的日期是上世紀的5、60年代,也是古巴最最動盪的時間,卡斯特羅就是在1959年的革命後上台,從此改變古巴的命運,也改變了古巴華僑的命運。雷競璇父親的書信,很大部分圍繞着「何時離開古巴」這個問題。在字裏行間,可以感受到當年身在亂世的古巴,那種無法掌握的生活:昨天還能夠匯款、買機票,明天就被政府禁止。在1961年,雷的父親已開始打算離開古巴,經過5年時間,才千辛萬苦回到香港。而這幾年的折騰,或多或少令其父親抑壓不已,在回港兩年後就離世。書的最後一部分,是幾位古巴老華僑的訪問精華,同時也時雷競璇另一本新書的預告。因為他正在整理足本的訪問內容,希望在將來出版。而這部分的古巴華僑,有曾為國民黨將軍張發奎效力的老兵,因為不想再打仗(國共內戰)而遠走古巴;也有在古巴出生的華僑後代,參加過古巴革命而成為政治活躍分子。革命後的古巴,一切都公有化,華僑不能再像以往一樣做生意,不少華僑選擇離開,即使留下的也逐漸老去。時至今天,仍留在古巴的華僑只剩下一百多人。書中的受訪者,更有幾位現已離世。記錄這刻的遙遠就像雷競璇在書中不斷強調,今天他所寫下的古巴獨特景象,像街上的老爺車、古巴人的快樂、隨處的載歌載舞,以及哈灣拿的老華僑,隨着美、古的關係破冰,資本主義世界經過幾十年的叩門,古巴的共產大門將會很快打開。當古巴大門一開,這些古巴的特色,也是古巴的精神,就會慢慢消失,古巴將不再「遙遠」。在拉近古巴之前,必先要好好記錄這遙遠的一刻。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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