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主派選委之道無他 但多思考少說話耳

4星期前(1月18日),我在這版位對於當下社會就特首選戰那種「人人都是專家、消息人士」的拆局模式表示有保留。但其實這樣做的又豈止是一群「食花生」的局外人? 在上年12月的選委會選舉,民主派報捷,拿得超過300個選委席位。當選後,不少民主派選委都就他們對特首選戰的想法發表意見。在某程度上,這是必然的,因為作為以「民主」掛帥的人士要面向公眾亦是應該的。所以,民主派選委就特首選戰概括地發表一些大原則或一些他們想見到的政綱是好事。 不過,有些民主派選委的公開評論並不止於上述的概括層面;相反,他們把自己的幾乎每一個想法、每一個對選戰事態發展或其他民主派選委的取態的每一個回應、每一個考慮都詳細地為自己做「即時旁述」。他們的「即時旁述」從多渠道發表,包括媒體文章、臉書(facebook)或傳媒的記名或不記名訪問。 恕我直言,我不認同這種「自我即時旁述」的作風。 在政治戰略層面上,我看不到這種作風會對民主派選委的整體部署有何好處。如果「自我即時旁述」者是表裏合一,這就變相把選委的所有考慮與部署給全世界(包括建制陣營)看到。試問誰會在打仗時把自己整盤佈局拿出來給敵方看到?如果「自我即時旁述」者只是想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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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時間與精力的拆局與傳聞

「梁振英是因為家庭理由不連任。」「梁是因為選委會不夠票不連任,但國家會賦予重任作為安慰獎。」「梁是因為選委會不夠票及UGL事件不連任,將來可能會因UGL惹上官非。」「梁是因為內地派系鬥爭而不被支持連任,將來可能會在內地被黨『雙規』。」「梁是因為得罪了某宗教團體而不能連任。」 「林鄭月娥必定勝出,因為她得到中央全體支持。」「林鄭不能勝出,因為她得不到中央全體支持。」「林鄭必定勝出,因為她得到中聯辦、港澳辦派系支持,就算習近平都要就範。」「林鄭不能勝出,因為中聯辦、港澳辦派系支持的都會受到習近平反對。」「林鄭必定勝出,因為她有足夠民意,又得到香港建制派支持。」「林鄭不能勝出,因為中央會擔心她延續梁振英路線,所以一切民意支持都只是泡沫,必定會爆破。」 「曾俊華不能勝出,因為他沒有本地建制派支持。」「曾必定勝出,因為中央就是喜歡他沒有本地建制派支持。」「曾不能勝出,因為他已被中央官員『亮了紅燈』。」「曾必定勝出,因為這些『紅燈』只是來自被整頓中的中聯辦、港澳辦;又或者這些『紅燈』是為曾打造勢孤力弱的形象,好讓他吸納民主派人士支持,使他能成為得到跨黨派支持的特首。」「曾不能勝出,因為他以民意騎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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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帶來的希望

聖誕節將至,各大商場都以美輪美奐的裝飾「慶祝」,以圖吸引多些消費者在商場購物。在這華麗繽紛的環境下,大家很容易就會忘記第一個聖誕是怎樣的。大概2020年前,羅馬帝國進入全盛時期,在整個地中海區稱霸。那時候的羅馬東方領土有一個名為猶太(Judea)的地區。這地區有自己因各種歷史理由發展成有別鄰近地區的文明、文化,但在耶穌出生時,猶太已經是在羅馬帝國的手中。當時的猶太表面上有高度自治,他們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宏偉基建、有自己的王。但這位猶太王的王位是主要靠多年奉承羅馬權貴而奪得的。他的管治模式是靠製造猶太民族各方對立、撕裂來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而且是靠強硬處理、撕裂,去向羅馬稱臣。那時的猶太人民怨氣甚重、社會極度不公義,其金碧輝煌的大基建只有掩飾各種政治、社會敗壞的狀况,人民感到絕望。第一個聖誕就是在這背景下發生的。耶穌是在大概2020年前誕生的。他的誕生當時並不起眼,他的父母是平凡的木匠、村姑。他出生的「蚊型」小鎮曾經是遠古猶太王族的起源地,但到耶穌出生時已經是一個人丁單薄的地方。總言之,在耶穌出生時,相信他為人類帶來希望的人少之又少(如果大家相信《聖經》記載,就只有他的父母、少量牧民、觀星術士、軍政高官)。對耶穌有希望的人就算到他死與(如果大家信的話)復活時仍然是猶太的極少數,遑論羅馬帝國整體。耶穌建立的教會最終能成為羅馬國教及傳遍普世,是建基於面對各種打壓都不絕望、不放棄,有希望、有堅持的信徒。希望永不會離我們很遠今個聖誕,不少香港人感到絕望。我們的領導表面上是高度自治的體現,但其實只是為日漸成霸的政權服務。我們的社會極度不公義。我們應享有的「一國兩制」已被人大常委濫用釋法權而蠶食。我們的民意代表亦被批鬥。我們身邊認識的親戚、朋友、鄰居原來有不少都對這批鬥模式有所認同。我們就算想移民,都會發覺世界各地以民族主義掛帥的政客幾乎全勝,令整個世界都日趨危險。不過,聖誕的故事就正是向我們呼喚,提醒我們凡事要滿懷希望、不要絕望。無論情况是有多麼困難,希望永遠都不會離我們很遠。有時,希望的出現並不是立即會被大家看到的,但只要大家相信、只要大家耐心、只要大家繼續盼望,希望的威力一定會遲早呈現。懷着希望 締造正義和平新天地《聖經》記載,依撒意亞先知(基督教:以賽亞)曾說,上天賦予的正義必將降臨,到時,「豺狼將與羔羊共處,虎豹將與小山羊同宿。牛犢和幼獅一同飼養,一個幼童即可帶領牠們。母牛和母熊將一起牧放,牠們的幼雛將一同伏臥。獅子將與牛一樣吃草。吃奶的嬰兒將遊戲於蝮蛇的洞口,斷奶的幼童將伸手探入毒蛇的窩穴。在我的整個聖山上,再沒有誰作惡,也沒有誰害人,因為大地充滿了對上主的認識,有如海洋滿溢海水。」就讓我們在今個聖誕懷着希望,以堅定的信念與仁愛締造正義、和平的新天新地。阿門。(作者按: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作者是執業律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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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上訴法院梁游宣誓案判辭

兩星期前(11月16日),我就原訟法院的梁頌恆游蕙禎宣誓案判辭作出了8點評論。兩日前,上訴法院亦就此案頒布判辭。在以下的上訴法院判辭評論,我會像兩星期前一樣,把焦點放在憲法問題上而不在一些較細節與技術性的本地法例演繹上。我亦不會重複一些上訴與原訟判辭基本相同而我兩星期前又已經就其評論的觀點。上訴法院結論帶出一些難題在這基礎下,我對上訴法院判辭的觀點概要如下:一、上訴法院認為,人大常委在上月就《基本法》第104條的釋法是完全對香港有約束力的。就此,對於那「釋法已超越了解釋基本法」的觀點,上訴法院說內地立法機關釋法是一個大陸法制度的概念,當中可包括對法律的補充(法院更就此引述終審法院一個案例),與我們香港運用的普通法不同。所以,除非梁游那方有大陸法法律專家提交證據說這釋法是越權,否則香港法院無權過問釋法哪一部分沒有約束力,要完全接受。無論是從實際或法律分析角度來看,上訴法院的這個結論都帶出了一些難題。二、先從實際角度去說,一個要在法院質疑任何釋法範圍的人士能從哪裏找到一個像法院要求的專家提供證供呢?理論上,要找一個這樣的專家是不難的;但如果這專家是居於內地,要他去發表一份這樣的證供很可能會連累到他吧(大家應該明白我是什麼意思)。就算這專家是居於海外,他都仍可能會受連累(譬如說,身在美國的內地維權法律學者滕彪要出書時都受到各種阻礙)。再者,假設政府那方找到個內地頂尖法學院的什麼大教授提證撐人大常委,香港法院信一個海外學者還是內地「護法」才好?三、從法律上,就算真的找到一個專家去說人大常委越權都未必有用。列出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權力的第158條說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這就帶出一個問題:香港法院有沒有權解釋人大常委的釋法權?當上訴法院決定要回答這問題後,它提供的法律答案其實是什麼都已經不重要:.如果答案是「香港法院沒有權」(這基本上是上訴法院最終選了的答案),又或者是「香港法院有權」但法院把人大常委釋法權解釋得十分闊,人大常委就會知道就算是在香港本地層面上他們都是為所欲為的。以後人大常委想怎樣做都能橫行無忌,香港法院亦沒辦法,唯有被牽着走。.如果答案是「香港法院有權」,然後把「何謂解釋基本法」以正常普通法邏輯狹窄地演繹,結果可能會更糟糕。在當下的環境,這只會鼓勵人大常委就第158條本身釋法,內容會先說香港法院無權解釋第158條,然後就把釋法權說得闊到可以補充與修訂基本法,甚至香港本地法例。如果結果是這樣,法治與一國兩制所受到的打擊會比起現?更嚴重。四、還有,如果這案上訴到終審法院,有一個可能就是終審法院裁定這問題不是香港自治範圍內,把基本法第158條的解釋權提請人大常委解釋。到時,人大常委的解釋就很大機會如上述那樣廣闊。而傷害可以是更大的,就是如果政權擔心終審法院未必願意作有關提請,人大常委很可能會在終審法院作任何決定前自行就基本法第158條釋法,在同一案件內第二次企圖繞過法院。原訟法官的智慧與苦心五、所以,現在再回望原訟法院的判辭,就會開始領會到原訟法官的那份智慧與苦心(老實說,我兩星期多前寫在此版刊登就原訟法院判決評論的文章時還未有所領會,這是我的錯)。他一方面模糊地承認釋法的地位,但然後說他根本不需要靠釋法去達到他的結果。他亦以此為由完全「避」了釋法是否越權的問題,但在「避」之中又隱晦地提出解釋基本法第158條權力可能最終是在人大常委手上。這有意無意地提示上訴法院最好都是「避」了釋法,因為如果不「避」,無論怎樣處理都是「死路一條」。最終,上訴法院沒有「接納」原訟法官有意無意的暗示,導致了上述的困難局面。六、不過說到底,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為何原訟法官在法律問題上要很有智慧地左閃右避?為何上訴法院就算只是想去處理一個法律問題,都要變成無論怎樣判都會鼓勵人大常委更橫行無忌(而上訴法院其實有努力在釋法框架內盡量為司法奪回定斷宣誓有效與否的話語權)?為何如果把這案件依法上訴下去又可能會為香港帶來多一個釋法憲制危機?答案就是我們有一個有權用到盡(甚至過盡)的人大常委與其代表的極權,及他們在港的一些四周威脅「釋法陸續有來」的代言人。他們的言行對香港法治、對一國兩制已經構成沉重傷害,而我們的司法制度亦被推了出來去承受這一切。不懷好意、隨時等機會作惡的權力持有者,鹵莽的行動者,廣泛的受害者,這場宣誓風波簡直是一場莎士比亞式悲劇。(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作者是法政匯思召集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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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法利塞人都不如的「基督徒」

上星期六,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最新一群樞機主教就職彌撒講道時,哀嘆我們的世界愈來愈撕裂、愈來愈主張隔離:「那些在我們身邊的外來人、移民、難民很快就被標籤為敵人。他們來自遠方或有不同風俗就是敵人。他們膚色、語言或階級不同就是敵人。他們有不同思維或有不同信仰就是敵人。」教宗把這現象稱為「仇恨與暴力瘟疫」。雖然教宗這番話應該是就着近期歐美的排外情緒而說的,但其實亦同樣適用於香港的難民情况。先說一點簡單事實。逗留在香港等候其個案被處理的尋求庇護者只有一萬多個。按照近年的數據,因被指犯了刑事罪行而被捕的佔尋求庇護者大概一成多,當中包括當非法勞工、盜竊等罪行。不少涉及刑事罪行的尋求庇護者都是因我們審核庇護者申請制度緩慢而在香港滯留多時的人,在前路茫茫的情况下無奈犯案。就算是那些被人蛇組織帶來到香港做「黑工」的尋求庇護者,他們不少都是家庭甚至村落的唯一經濟「希望」。他們不惜背起巨債、付錢給「蛇頭」才能來港,然後來到後才發覺被「蛇頭」剋扣「工資」。但他們又敢怒不敢言,變相成為奴隸。換句話說,這些尋求庇護者的遭遇往往與我們被「賣豬仔」去南洋、美洲等地的祖先不相伯仲。對,不是所有在香港的尋求庇護者都是被迫害的難民。不過在港難民的數目本身已經很少,而違法的就更少,違法者(甚至不違法而靜待的)當中亦有不少令人心酸的故事。對於不是因迫害而來的尋求庇護者,捍衛難民權益的人士不反對依法辦事,他們只是要求整個過程能彰顯基本的人類尊嚴。可惜,有些香港政客因政治理由誤導公眾、挑起仇恨,左一句「假難民」、中一句「他們用盡資源及危害治安」、右一句「應該把他們統統拘留」。更令人驚訝的是,帶領這運動的,竟然是自稱為天主教徒的周浩鼎、與自稱為基督教徒的梁美芬。他們好像把耶穌在《聖經》瑪竇(基督教:馬太)福音的教誨——「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都忘記了。耶穌還給了一些例子:「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裏,你們來探望了我。」抹黑尋求庇護者,就等同褻瀆耶穌的教誨。盼政客能好好反省有些人可能會說,像周浩鼎與梁美芬這些「天主教徒」、「基督徒」根本就是像在耶穌時期那些只說規矩、不理教義的法利塞人(基督教:法利賽人)。其實,這樣說根本就是便宜了周與梁等人,因為法利塞人着重規矩而漠視社會時通常都不會肆意加害他人。所以,周與梁連法利塞人都不如,他們只是像耶穌時期那些對着不仁權貴就攀附、見到像耶穌與其追隨者的外來「鄉下佬」就迫害的耶路撒冷大司祭。耶穌曾說,我們每次虧待弱者,我們就是虧待耶穌。希望那些標榜自己為「天主教徒」、「基督徒」的政客在難民及其他社會問題上能好好反省。(作者按: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作者是執業律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3日) 立法會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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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法院梁游宣誓案判辭

高等法院昨天就梁頌恆與游蕙禎立法會宣誓案頒下判辭。特首與律政司長被判勝訴,梁與游被裁定已拒絕或忽略作出議員就職誓言,立法會主席不能再為他倆監誓。他倆的議席從10月12日(即他倆第一次嘗試宣誓那天)起已被褫奪,議席亦已懸空。我對法院判決的初步看法如下(我暫不評論一些在判辭內就《宣誓及聲明條例》、《立法會條例》與《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較仔細的分析):法院判辭 似帶矛盾一、法院說明,就算沒有人大常委在11月7日聲稱就與宣誓有關的《基本法》釋法,其結論都會是一樣。這再一次展示今次釋法是完全不需要的。二、不過,就着今次人大常委釋法,法院的判辭就帶來一點疑似矛盾。判辭一方面說有關釋法對法院有約束力,更說每當其內容提起基本法第104條都是包括釋法內容;但另一方面,判辭又說因為法院不需要靠釋法內容作出決定,所以不會分析有關釋法有否超越解釋基本法層面。究竟法院是已全面接受有關釋法,或是還有一手保留?三、更教人迷惘的是,法院在說不分析有關釋法是否超越解釋基本法,但同時又說或者有理據可以說基本法第158條內何謂「解釋基本法」這個問題最終是由人大常委決定,因為最終釋法權是在人大常委手上。就此:.根據基本法條文與香港法院過往案例,基本法所有條文的最終解釋權的確是在人大常委手中。理論上,這的確能包括解釋何謂「解釋基本法」。然而,法院這個說法使人擔憂的地方並不是其法律上的對或錯,而是赤裸裸地提醒香港人,如果人大常委要把其解釋權藐視法治地說得闊到超越「解釋基本法」,我們都可能是無可奈何。.但就算是如此,人大常委一日還未就何謂「解釋基本法」釋法,香港法院仍然是有權根據其普通法原則解釋基本法,包括何謂「解釋基本法」!判辭只提人大常委的終極權但不提香港法院還有的解釋權,無意間製造了一個香港法院被矮化的觀感。.既然有以上的憂慮與觀感,又既然法院已不需要引用釋法去裁決,法院理應就何謂「解釋基本法」的問題完全不發表意見,而不是說一些但又不說一些吧。四、判辭看來是具體地以梁、游的行為作分析,看來對其他就其宣誓合法性受質疑的議員指標不大。不過,或許值得一提的是,判辭在衡量何謂「莊重」宣誓時,焦點好像是放在有關法例中就誓辭字眼與形式上的要求,並不是以普羅大眾覺得宣誓者表現是否「正經」為標準。為特首權力開不明朗先例五、法院接受了特首可以按基本法第48條有關他執行基本法條文的責任,就他覺得有違反基本法的情况提出司法覆核。這為特首權力開了一個很不明朗的先例。基本法並不止牽涉一些政制運作的條文,很多牽涉公權、生活、商業、人權的事務都能在基本法內找到。基本法第48條是否真的賦予特首無限權力去提出內容包含基本法的訴訟?這有待未來案例去釐定。六、同樣地,判辭說特首有權入稟法院去挑戰立法會主席就宣誓有關的決定。這是否亦意味着議員如果就立法會主席對其宣誓作出的決定不滿意,這議員亦能要求法院推翻立法會主席的決定?七、判辭以基本法第104條的宣誓要求不止適用於立法會議員而亦適用於政府要員與法官等為由來解釋為何法院有權處理宣誓問題。這結論與以上第五點結合後,或許會惹人擔憂:如果特首可以像在這案件那樣企圖「踢走」立法會議員,他同樣地可以這樣企圖「踢走」法官。譬如說,如果特首用此權力去企圖褫奪曾在判決中維護港獨人士權利的法官又會怎樣?就算最終法院判特首敗訴,特首如果這樣向法官「開刀」,難道法官們可以不擔心?八、法院的分析好像只顧特首的公權,而忽略了基本法賦予的言論自由、議會透過選舉產生等權利。判辭更忽略了香港法院過往多次說解釋基本法與本地法例時要把對任何市民權利的限制狹窄地演繹,反而把基本法第104條與本地法例對當選人士參與議會事務的限制廣闊地演繹。不過,這亦可能是因為各方的法律代表沒有具體提出這些看法。最後,我希望那些以往每當不同意法院裁決就謾罵法官的市民能以以上分析為例,領悟如何較溫和地就法院判決提出疑問。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一)(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二)(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三)(劉進圖)(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作者是法政匯思召集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6日) 游蕙禎 青年新政 人大釋法 梁頌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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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始終要靠政權懂得自制

我認識有一份憲法,它給當權者很大的權力:(1)這份憲法其實是靠當權宗主的議會立法才存在的。雖然憲法內有設定一個修改的程序,但理論上其實宗主的議會要以立法形式自行通過憲法修改亦是無可奈何的。而任何地區憲法以外的自治問題都要靠宗主的議會自行立法才能毫無疑問地處理。(2)宗主是這個地方的議會的一部分。宗主或其代表更能完全控制地方議會幾時開會、幾時不開,更可以決定議員任期未滿就舉行大選。(3)宗主的代表可以隨時否決立法草案;而就算宗主的代表願意讓草案通過,宗主本身亦可以在此的一年內蓋過其代表,自行否決已通過的草案。(4)地區的行政權是完全在宗主或其代表手上的。他們有全權去委任行政會成員及委任任何立法機關議員為行政機關各部門的部長。但就算這都有「法律漏洞」讓宗主或其代表運用:部長只需要在被委任後3個月內成為立法機關議員就可以了。理論上,只要部長少於3個月換一次,他們根本不需要是立法機關議員。換句話說,政府是任由宗主或其代表委任與罷免的。(5)地區的法官全部都是由宗主的代表與其行政會去委任的。理論上,他們要委任誰都可以,甚至不一定要有法律背景的人士都能被委任為法官。這麼有權的當權者,還要是在憲法內依法賦予給他們對我的權力,究竟是什麼地方?是北韓?是某地區的極權政府?權力愈大濫用危機愈大的道理錯。這個地方是澳洲。在憲制上其宗主是英王,他/她的代表是澳洲總督。在憲制上,英王與總督在澳洲政制基本上是可以橫行無忌,在理論上一切都可以任他們擺佈。就算澳洲議會在憲法內是要民選的,但英王與總督絕對有足夠憲制權力令議會寸步難行。不過,現實中的澳洲並不極權。英王與其議會不會做任何東西去剝奪澳洲的自治權。總督不會濫用其立法權,更會確保他任命的政府是由議會民意代表帶領的。他亦不會把法官委任政治化,只會把資深及廣泛地備受尊重的法律界人士納入司法制度。為何理論與現實會有這麼大分別?這就是法治精神很重要但又時常被忽略的一環。當權者往往在法律上有很大的權力,而憲法賦予的權力就更甚。憲法通常是一些概括性、原則性的文件,所以無論是自由民主或極權地區的憲法都會給當權者較多的權力,以便處理不同的情况。但在尊重法治的地區,當權者會明白「權力愈大、濫用危機愈大」的道理,除了靠法律規限其權力外,自己都會慣性地盡量克制。沒有了這份克制,就算是最高超的法例、設計上最有制衡的憲制都會邁向極權。完美示範指鹿為馬這就把我帶回星期一頒布的人大常委釋法。有人說,無論是《基本法》條文與香港案例都清楚表明,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無限的,而回歸後這權力亦只是行使過5次。既然如此,為何香港某些人要對人大常委釋法那麼抗拒?首先,除了有一次釋法是明顯地牽涉香港自治範圍以外的外交事務,其他4次釋法都是因為政治而非法律因素引起的。無論是把有關居港權的基本法條文夾硬說到不存在,或把基本法內的政改三部曲潛建多兩部,或把基本法內5年特首任期神奇地變成2年,或把基本法內不存在宣誓條文說到理所當然地存在,香港人見到的並不是什麼法理、邏輯,而是指鹿為馬的完美示範。既然是指鹿為馬,就即是有法不依、政治凌駕法律。這算是依法用權嗎?試問這樣又怎會令香港人認受人大常委釋法?第二,19年內5次釋法真的算少?以澳洲的總督極權作比較,在澳洲自治115年以來,總督只試過主動罷免總理及解散政府一次。在憲制上有類似極權的丹麥國王對上一次任個人喜好解散民選政府已經是1920年的事。所以,如果以「釋法權是無限的權力」作為標準,19年內發生5次絕對未必算少!合法地體現輸打贏要第三,當政權用釋法來蓋過香港的獨立司法權時(如在居港權問題釋法與今次宣誓問題釋法),這基本上就是合法地體現輸打贏要。正如梁愛詩近日被問到為何人大常委要在法院判決前釋法,她說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擺明是只能接受政權勝利。一個可以確保政權一定勝利的權力被用來繞過香港人信賴的獨立法院,又怎會令香港人、國際投資者對香港法治有信心?第四,這個無限釋法權使用得不恰當原來只是冰山一角。基本法賦予人大常委的只是無限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但政權就藉這權力去得更盡,在釋法文件內開始解釋及修改香港本地法律。這是基本法內不容許的,但政權仍「博大霧」,在釋法文件外的各官員解釋企圖把釋法的權力說到無窮無盡地大。香港政府與建制派更就此借勢研究褫奪多名立法會議員的資格,而政權更喊打喊殺地說要怎樣怎樣向議員刑事追究。在這情形下,香港人見到的不止是違反法治精神的有權用到盡,而且連過了盡頭後不存在的權,都說到好像存在那樣。說到底,一個不懂得克制地用權的政權,根本沒有法治可言。(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作者是法政匯思召集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9日) 法治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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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用到盡 愈維穩愈不穩

近年,有5件事清楚展示中港當權者在香港事務上怎樣為了目的,不惜一切地權力用盡。第一,中央為了各種「國情」與「港情」,決定不讓香港人有真普選(不要說這是因為香港人「不聽話」而造成的,澳門「很聽話」都不見得有真普選)。所以,他們不惜一切,粗暴地以「8.31決定」模式來把篩選夾硬說成普選。這個決定觸發了一場比原本各方預料的佔領中環規模、影響力大得多的雨傘運動。而當中港當權者在群眾力量前都一步不讓後,這亦促使到本土、自決、港獨等運動的萌生。第二,中港當權者為了政治整頓香港高等教育界,不惜一切地把一個國際、獨立遴選制度拋出窗外,阻擋陳文敏成為港大副校長。他們更在不同大學的校委會/校董會加插極度親共的社會人士。這些舉動促使大家不再相信政權不會有權用到盡,因而間接搞垮了版權條例與醫委會改革等草案,更令就讀大學的年輕人對政權更加反感。第三,內地為了不讓一些在內地被視為政治敏感的書從香港流入,就不惜一切,把一家小書店的人員以各種方法扣留在內地,然後要在視像錄影片段內「招認」一切。其中一名書店人員更是從香港「被自己方式」進入內地,惹起強烈跨境執法嫌疑。這事故引起不少港人對言論自由、人身安全、一國兩制失去信心,亦為「一地兩檢」等議題成為重大憲制危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第四,中央為了要香港一些人士在國際社會寸步難行,就不惜一切,令到黃之鋒不能在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入境。他們更向外國政府施壓,弄到他們連李柱銘與陳方安生等溫和派人士都不敢會見。一些中國公民出外受到自己政權這些對待,只會令更多香港人對於他們是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更薄弱。第五,中港政權為了不讓他們因政治理由不想兩名民選議員(雖然我對他們的言行舉止十分有保留)就職成為議員,就不惜一切,做出各種東西。他們企圖「依法」干預立法會事務,採取法律行動。與他們友好的立法會議員無視法院現階段不禁制這兩名議員宣誓就職,利用程序偽術繞過、矮化法院的決定。他們與其友好不時說「現階段」不會人大常委釋法,但一時又說「相信」香港法院會解決問題,一時更說要出白皮書「協助」法院處理案件,變相向司法機關「出口術」。這些行為嚴重影響港人對三權分立、法治的信心,而且把一件政治事件升溫至憲制危機層面。「顧及國家穩定」說法不合邏輯所以,當政權不斷為求目的、權力用盡時,反而只會愈維穩、愈不穩。當然,有些人會說,政權不能只顧香港穩定,其處理香港事務手法亦要顧及國家整體穩定。但這種說法並不符合邏輯:上述的各種措施的原意都是為了控制香港一些不穩的初步迹象,使其不會影響內地的穩定;但如果措施只是令香港更不穩,內地又怎會因此更穩定?作為一個在非建制支持者中日漸買少見少,而又不盲目地否定政權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某些經濟與民生政績的「大中華膠」,我對上述的用權到極情况感到十分心痛。(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或團體)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6日) 中港關係 一國兩制 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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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的今日,我不能忘記

我不能忘記,香港其實早在上世紀40年代已經應該與英國當時在亞洲其他的殖民地一樣,邁向民主政制。但因為當時中方(國共兩邊都如是)及本地的親英建制派反對,民主化討論最終無疾而終。我不能忘記,到了討論香港主權交給中國時,中方曾承諾會讓港人治港、讓香港人有民主。所以,在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中國對香港人能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作了莊嚴的承諾。我不能忘記,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立法局的選舉制度是有循序漸進地邁向民主。但中方不能接受這進展,在1997年7月1日不讓當選的立法局議員「直通車」、把他們的議員身分廢除,然後自行委任心腹來組成臨時立法會。我不能忘記,縱使中央粗暴地把臨時立法會壓落香港人身上,在香港主權交給中國的時候,香港人根據人大的決定有合理期望能在2007年能普選行政長官,及2008年普選立法會。我不能忘記,縱使中央言而無信,把特首與立法會普選日期推遲到2017年及2020年,香港人仍然靜靜等候民主佳音,和平甚至平淡地高呼「還政於民」。我不能忘記,當中央成功游說某些民主黨派與香港主流民意接受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時,當權者曾承諾將來的立法會選舉會繼續邁向民主化。我是香港人 我要真普選我不能忘記,在2013至2014年期間,香港人以不同方式向當權者展示,他們沒有忘記2017/2020雙普選的承諾。在2014年6月,近80萬香港人以民間電子公投形式表達他們對真普選的訴求。我不能忘記,在2014年8月31日,中央一手令香港人對民主政制的合理期望全面破滅。然後,官員還要以最傲慢、兇惡的嘴臉及語調面對香港人。我不能忘記,在2014年9月22日,大學生為爭取真普選罷課,中文大學的百萬大道人山人海。罷課在其後的幾天移師到添馬公園持續,多名人士在公園開講座。到了9月26日,一個親建制社團租用了添馬公園,爭取普選的團體被迫把其活動搬到政府總部外封鎖了的公民廣場對外的街道。這反而造就了那深夜的「重奪公民廣場」行動。我不能忘記,在兩年前的今日的凌晨時分,戴耀廷宣布啟動佔領中環。那個凌晨、甚至到在早上時分,這宣布一度在要求真普選的市民圈子內劣評如潮。但當香港人見到警察怎樣處處留難人數其實不多的參與者後,民情轉變的很快,人群開始湧到金鐘,然後佔領街道。我不能忘記,在兩年前的今日的下午,當記者問梁振英會否動用催淚彈鎮壓時,他「陰陰嘴」笑。然後,警察就先亂用胡椒噴霧、然後再瘋狂地發射80多枚催淚彈,期間更舉起指示,說如果人群不散就會開槍。我不能忘記,在兩年前的今日的那一夜,除了雨傘、口罩、眼罩就基本上手無寸鐵的市民一路舉手表示和平之意,一路窒息、一路嘔吐、一路感到刺眼、一路受傷,但仍無懼當權者的暴力,繼續不退縮。那份壯志、那份勇氣、那份對民主的堅持,無人能及。在其後的兩個多月,雨傘運動參與者成為了世界和平抗爭的典範,感動人心。我不能忘記,在兩年後的今日,香港人還未得到應有的民主政制,政權的壓迫亦愈來愈肆無忌憚,但我與不少香港人一樣,到今日都還未忘初衷,會繼續努力一起守護香港。我不能忘記,我是香港人、我要真普選。縱使民主前路茫茫,我相信香港人仍會「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傘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作者按: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作者是執業律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8日) 傘運兩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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