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喜華:兩地刑事通報新安排 難言有效保障港人權益

特區政府日前公布與內地政府就兩地刑事通報機制的新安排,訂明通報時限、通報內容、機制適用部門及通報渠道等。這其實是相當遲來的檢討修訂安排。現行通報機制自2001年起實施,運作至今已逾16年,民間團體多年來已要求檢討機制,若非早前發生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兩地政府亦不會磋商改善機制。 更值得香港人關注的是,「新安排」不僅姍姍來遲,更只屬小修小補,改善仍極為不足,難言有效保障在內地被關押港人合法權益。 通報時限太長亦不合理 兩地政府決議新安排將現時沒有特定通報時間上限,改為加入通報時限,但視乎案件情况由7至30個工作日不等,改進可謂甚微。特殊案件給予如此長的通報時限彈性,顯然只為了方便當局執法所需,但卻忽視涉事人獲通報其親屬的合法權益,也不利保障公民人身自由。 事實上,通報只屬兩地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繫,若雙方同意確實有合理理由影響調查(例如擔心涉案人逃逸),內地有關部門可以在通知特區政府時說明有關情况,由特區政府判斷如何在不影響案件偵辦的前提下,向涉案人家屬通報(例如要求家屬保密)。這才是合理的平衡,而不是以各種理由作延遲通報。 內地《刑事訴訟法》第83條規定,公安機關在拘留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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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喜華:醫生組織「醫委會共識方案」 是善意和解還是利之所在?

新一立法年度即將開始,立法會又再討論各項政治、民生議題。審議《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修訂草案)的法案委員會率先於9月27日續論此項影響醫生業界的草案。以醫學會為首的7個醫生組織已急不及待行動,聯署去信全體立法會議員,提出「共識方案」,要求議員支持,藉此再向政府施壓。 所謂「共識方案」是把衛生署及醫管局各一名委任委員改由全港醫生直選,兩名醫學專科學院(醫專)的委員則保留為委任。聯署信稱:「如因修訂而改為醫專院士直選,兩名直選代表未必在醫委會中代表醫專,無疑將影響醫專在醫委會內的代表性。」猶記得去年反對的醫生組織曾極力要求由所有專科院士選出醫專兩名委員。這要求在今年7月仍見於醫生組織向立法會遞交的意見書內。「共識方案」的提議着實令人費解。 政府融合醫委會改革三方平台的討論,於修訂草案提出醫專兩名委任代表改為選任,令醫生選舉委員佔醫委會一半,更令整體委任委員降至少於四成。此方案更優於醫生組織曾要求的「選舉及委任委員比例1:1」,掃除「政府藉增加委任操控醫委會從而降低醫生水平」質疑。醫生組織失卻反對理據,轉為要求執業醫生選舉委員佔半,同時在產生醫專代表的方法上「打倒昨日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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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喜華:另類房屋助基層渡難關

新政府甫一上任,特首及主要官員均積極落區,了解基層及大眾生活。雖然新官上任,但老問題仍舊嚴峻。上屆政府視房屋為施政重點,惟過去數年住屋問題持續惡化,20多萬人仍坐困劏房、板間房、天台屋乃至工廠大廈等不適切居所,約50萬人輪候公屋,有些輪候時間更延長至逾7年。雖然政府積極興建公屋,惟建屋需時五至七載,預計未來5年供應量僅為7萬伙,每年新公屋落成量僅1.4萬伙,可見未來公共房屋供不應求情况難以改善。 遠水難救近火。試想想劏房孩子每日長時間屈膝牀上,學習、進食、玩樂和休息都在斗室,實在苦不堪言。孩子成長不等人,從小一念到升中仍未完上樓夢,多待一天也嫌多。覓地增建公屋長遠解決住屋問題固然重要,對於每日身處水深火熱、飽受貴租之苦的居民而言,當局以新思維適時推行中短期措施助居民走出困局同樣重要。 小型單位市場受壟斷 劏房租戶任人魚肉 民間團體一直倡議政府訂立中短期措施,包括為租住私樓的公屋輪候冊家庭提供租金津貼,甚或恢復租金管制,避免租客面對無良業主瘋狂加租之苦。奈何上屆政府斷然拒絕,擔心提供租金津貼後,業主隨之加租,租客生活毫無改善,最終只能讓業主受惠;至於訂立租金管制方面,又憂心業主寧願封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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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別自陷於四面楚歌之境

立法會剛成立了法案委員會,審議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再次探討如何改革醫委會。談及醫生專業規管,便令人想起近月多宗病人出現嚴重情況的報導:先有鄧桂思未獲處方藥物引致急性肝衰竭;再有八年前同樣遭遇的死者蔡文超的家屬申訴;及後有少女被刺穿動脈後出現腦缺血中風;亦有病者覆診時已難以行走但未獲跟進,兩日後因頸椎感染致癱;最近法院正聆訊一名市民懷疑被DR集團醫學療程誤殺一案。無論這些個案屬醫療事故或不幸事件,病人及家屬都承受著巨大創傷。 在醫生而言,治療後出現已知副作用及併發症等風險,和醫療事故之間有莫大分別。前者是疾病發展或治療伴隨的風險所造成的不幸,後者卻是醫生的疏忽失誤引致。然而,對病人及家屬而言,治療後出現嚴重情況,很容易產生疑問,尤其在治療前,病人及家屬未有得知有關副作用及併發症等風險時,更會引起猜疑。此時,若醫生用已知風險作解釋,就更可能被質疑是否編織理由掩飾錯失。 過去也曾有投訴人接獲醫院回覆指治療後的嚴重情況屬已知風險,但經進一步查證及覆核,原因卻未如醫院所言,反而是治療未按既定程序引致,實屬疏忽。因此重要的,是協助病人及家屬,甚至令市民辨別治療後的嚴重情況,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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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範式應對半世紀的貧富矛盾

政府統計處日前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據,發表《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報告,當中焦點在於量度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介乎0和1中間,數值愈大,反映住戶收入差距愈大,收入愈不平等)已上升至0.539。數據不僅較2001年的0.525為高,更是自1971年(0.430)有紀錄以來最高。堅尼系數近半世紀以來屢創新高,反映貧富懸殊情况持續加劇及惡化,背後揭示什麼深層次問題?對下月履新的新一屆行政長官及特區領導班子的施政又有何啟示? 經濟增長超高 政策介入不足 基層受惠微小 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經濟不斷增長;然而,在經濟發展的背後,基層勞工明顯未能受惠,社會財富難以從社會上層滲透至下層市民,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勞工均未能全面分享經濟增長成果。九七回歸以來,本地生產總值由當時至今剛好翻了一番,但最低收入組別的月入只上升了三成。數據足以證明,單以財富滲透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處理貧富懸殊是完全失敗的。 統計數據(見表1)顯示,雖然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本港堅尼系數在2016年為0.473,較2011年的0.475稍為下跌0.002,政府政策介入的效果亦稍微由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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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3名特首候選人的醫療政綱

誰是新一任的行政長官,本星期日便有分曉。可惜一場關乎香港未來福祉的選舉,七百萬市民幾近無可置喙,只能在螢幕前「剝花生」、網上給「心心」或「嬲嬲」、甚或留言痛斥謾罵,宣泄一番。然而,就算目不轉睛地觀看近期的選舉論壇,也只是聽到內容空洞的sound bites及對人不對事的金句,實質的政策辯論卻完全欠奉。雖然如此,近屆特首選舉的勝出者,都按照競選政綱施政,所以關心政策發展者,理應認真細看三位候選人的政綱,並作出分析。 一直以來,社會對醫療服務十分關注。候選人的醫療政綱反映著三位對醫療問題的了解及處理策略。醫療議題,大概可以沿「人手」、「資源」、及「方向」作討論。「人手」,就是醫護專業人手能否應付社會需要。眾所周知,香港醫生對人口的比例偏低,每一千名市民只有不足兩名醫生,比已發展國家每千市民達三名醫生為低。按照政府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醫護人力資源推算模型顯示,醫管局去年仍欠缺400名醫生工作,十年後更欠缺500名。除醫生外,其他醫護專業各有欠缺,未能應付香港醫療需要的增長。 曾俊華、林鄭月娥、及胡國興三位候選人均理解到公營醫療人手短缺,並一致提出須增加培訓醫護人員。當中林、胡同樣提出要訂立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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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醫生集團繼續反對醫委會組成的新方案?

討論醫委會改革的三方平台已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並觸及到最核心問題──醫委會的組成。聽聞會上醫生與病人雙方各就組成的改革方案作出熱烈討論,爭持不下。 經去年爭議,大眾應該知道醫委會24名醫生委員中,7名由全港約1萬3千名醫生一人一票直接選出,7名由醫學會28名會董間接選出,10名由五間公共及醫學機構提名後獲名義委任。另外有4名業外委員由政府直接委任,即業外委員對醫生委員比例為一比六,遠低於外國一般達一比三甚至一比一的比例。 醫委會業外委員比例偏低,透明度不足,不利確立公信力,因此多年來醫委會的運作、決策、以至對失德醫生的偵訊審裁,均備受批評為未有保護公眾利益。增加業外委員人數、提升業外委員比例就是改革的正途。可惜去年醫生集團極力抗拒,表面上看似開明的贊成增加業外委員,實質上卻是保守的要求增加相等數量的醫生選任委員,目的就是維持執業醫生在醫委會內的勢力,抗衡任何損害醫生利益的政策。 醫生是聰明的,當然知道上述理由不能「見光」,於是將議題政治化,推說特首藉委任干預醫委會,進而降低門檻,通過有限度註冊令大陸醫生湧港,以包裝保護主義的底因。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去年的改革方案終被拉倒,醫生集團成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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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任特首須夷平的5座大山

問特首參選人:下任特首能否脫去原有公共財政的「緊箍咒」,善用現有超過8000億元龐大儲備,訂立「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由20%以下,上調至25%」新指標?面對經濟周期逆轉,當局亦能制訂赤字預算,增加公共開支以刺激經濟或應對社會需要嗎? 行政長官梁振英宣布不競逐下屆特首選舉,社會上下均着眼於下任特首參選人。回顧過去4年半,梁振英甫一上任,矢言現屆政府將竭力處理房屋及貧窮問題,當中較明確的舉措包括設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訂立未來10年本港房屋供應及規劃、力爭建立土地儲備、縮短公屋興建時間等。在扶貧政策方面,當局亦重設扶貧委員會、訂立貧窮線,甚至設立長者生活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以及各項扶助弱勢社群的服務等,以求撥亂反正,應對各項社會挑戰。然而,各項政策改革尚未功成,且仍有不足,下任特首仍須正視今後本港施政之路面前的幾座大山,為困於山中的港人尋求出路。 一、人口老化 [visualizer id=”32721″] 資料來源: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本港社會首要面對是人口老齡化的挑戰。現時長者人口(65歲或以上)佔本港人口近一成六;到2040年,每3名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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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急症室加費最大輸家?

醫管局大會早前通過服務收費的檢討報告,建議將急症室收費由現時100元倍增至220元,並同時增加普通科門診、專科門診及住院費用,有待政府拍板決定是否落實。急症室服務作為市民健康的重要防線之一,任何收費均需審慎考慮背後理據及對病人的影響。是次加費建議又能否對症下藥?急症室服務供不應求問題已積存多年,套用病人分流制度分類,服務問題已由「非緊急」升級為「危殆」級別,當中從醫療服務指標表現可見一斑。醫管局訂定可於30分鐘內處理90%緊急病人個案,惟過去一年(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全港僅為77.1%,當中新界西聯網更只有66.8%緊急個案於30分鐘內提供治療。至於為75%半緊急病人於2小時內提供治療的目標,實際亦只有66.6%,新界西聯網及九龍中聯網更只有52.2%及52.4%個案能達標。此外,急症室診症半緊急及非緊急個案的平均輪候時間,亦由10年前(2005/06年度)的61分鐘及86分鐘,大幅上調至2015/16年度的108分鐘及129分鐘。輪候數小時看病似乎已成常態,面對流感高峰期,輪候時期更長達數小時至10多小時不等,情况更為嚴重。加費無助解決問題 反殺錯「貧」民醫管局建議增加急症室收費,主要原因是過去10多年私營醫療費用上升,公立醫院收費卻遲遲未有調整,間接鼓勵市民「棄私家、投公家」;加上近年急症室求診人數激增,六成半以上屬次緊急或非緊急類別,反映三分之二使用者未有「真正需要」使用急症室服務。當局希望加費能減少濫用,令有經濟能力的一群轉投私營市場,從而減少急症室服務的人滿之患。此等說法似是而非,明顯無助解決現存問題,反倒殺錯「貧」民。事實上,絕大部分市民均非醫療專業人員,難以從病徵判別病情嚴重與否。例如兒童出現發燒、頭暈或肚瀉情况,後果可大可小。作為家長或病人,本身缺乏醫療知識,發現以上病徵時到急症室求診亦無可厚非。因此,從斷症結果上推論病人「濫用」急症服務,無疑是諉過於人。社會上更不時出現零星報道,例如有父母因子女「生倒刺」看急症,意指有人濫用服務;惟這並非主要求助情况,不能以偏概全。自然需求增長 非濫用人數劇增去年急症室總求診人次多達224萬(2015/16年度),相比過去10年確實上升10%,但同期人口增長亦有約7%,人口亦更為老化。換言之,急症室人次增幅只反映自然需求的增長,非刻意濫用的人數劇增。要回應需求增長,應從人力資源入手,而不是以加費方法轉移病人到私營醫療。况且過半數急症求診人士屬年老體弱長者,當中基層貧困長者佔大多數,他們患病時亦苦無其他求診渠道。本會今年曾向基層長者進行調查,發現若未能成功預約公營門診,受訪長者表示會「使用私營醫療服務」(29.7%),其次是「放棄求助」(20.3%)或「使用急症室服務」(17.2%)。基層長者被迫節衣縮食看病,甚至放棄求助而令病情惡化,可見加費必然影響他們求醫。至於有經濟能力的一群,縱使倍增收費,如他們認為病情緊急,仍會甘願並且能夠繳付。相反,加費一旦落實,首當其衝的便是70多萬名無領取綜援又未能負擔私家醫療費用的基層貧窮人士。求醫私家診所每次動輒數百元,絕非貧窮家庭所能負擔。政府矢言沒有市民因經濟能力而得不到適時的醫療服務,惟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上月公布研究,發現近一成受訪者表示因經濟困難而不求醫;本會本年針對貧窮兒童健康及使用醫療服務調查更發現,超過兩成(20.5%)受訪貧窮兒童患病時不求診,反映因經濟困難不求醫的問題嚴重。公立急症室及門診服務已是基層唯一選擇,增加收費無疑只會加重他們生活負擔。增門診名額 強化夜診服務雖然當局有設立醫療收費減免機制,惟申請準則嚴格、手續繁複,病人入息極低才合資格,需要每次求診時逐次申請,更要申報全家入息和資產,獲批後又只能使用一次,不利市民使用。姑勿論是否成功加費,當局亦應放寬申請準則,及簡化醫療收費減免程序便利市民。此外,現時公立門診名額亦極為緊張,醫管局每年為600多萬人次提供門診服務,雖然未來兩年合共增加4萬多個門診名額,但服務供應仍然求過於供。再者,現時各區雖已提供夜診服務,但基層勞工工時極長,患病仍只能晚上或深宵才下班,夜診最晚診症時間為10時,更局限星期一至五提供,周末周日及公眾假期均無夜診服務,星期日亦只僅診症半天,極不便基層生活所需。為此,除增加門診名額,當局應考慮強化夜診服務,包括將服務延伸至假日,甚至考慮提供24小時門診,加強公營醫療服務。不然只說加費,卻忽視實際需求,誰會是加費下的最大輸家?答案不言而喻。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原文載於2016年12月24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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