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高低與申請公屋

本會去年成功協助非長者單身公屋申請人取得法律援助,並向高等法院入稟提出司法覆核申請,挑戰房委會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HCAL 191/2015)。有關案件剛在上月15日於高等法院開庭審訊,現正等候判決結果。多年來,均有市民質疑單身人士的住屋需要,並認為高學歷人士及學生不應申請公屋,甚至是搶奪珍貴的公屋資源。碰巧,房委會近日發布一份公屋申請人之統計調查,其中非長者單身申請人的教育程度繼續引起社會關注,認為公屋資源被濫用,故筆者希望藉此澄清事實所在。年齡、學歷與收入之關係房委會文件顯示現時非長者單身申請人中,47%教育程度為專上程度或以上,從趨勢上看,當然較2012年只有34%情况有所不同。但我們不得不留意,如果我們轉另一角度看,即仍然有超過53%即7.1萬申請人為中學程度或以下。我們要留意,專上程度包括高級文憑、副學士、副學士先修等課程,而非學士學位課程。如參考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所公布的2013/14學年副學位畢業生之薪酬狀况,部分院校畢業生月薪低於1萬元水平,難以追得上大學學位水平,更莫論「上車」買樓。而在2016年,就有近73%申請人其實只有專上程度或以下,仍然佔一比較高的水平。如果再仔細分析,在2012年,非長者單身共有88,300宗申請,當時大專程度以下有83%,即合共超過7.3萬人。但到2016年,非長者單身申請有134,300宗,大專程度以下更超過9.8萬人,所以,整體人數反而增加2.5萬人。故此,該趨勢並不足以反映整體教育程度有所改善。作為一個公屋分配政策,從政府行政角度看,當然希望愈簡單、可量度愈好。例如在配額及計分制下,訂一個每年配屋配額上限2200個,而計分制則考慮4個因素,包括申請時年齡、輪候時間、是否達45歲,以及申請時是否為公屋居民。無論是2005年的配額及計分制,抑或2015年起實施的修訂版本,房委會明顯針對較年輕人士。整個計分制的安排,反映房委會認為年齡、學歷及收入三者之間有明顯相連關係。即是,房委會認為,年輕人士教育程度較高,收入也較高,所以房委會透過計分制,將所有年紀較年輕人士放在輪候隊伍隊尾。可是,年輕是否必定收入較高,從數字上也明顯未有保證。在2016年,即使是30歲以下,也有超過4.2萬人為專上程度或以下;如果單是中學程度或以下,更有超過2萬人。所以,從趨勢上年輕人士教育程度較高,但並不保證所有年輕人士教育程度更高,更談不上收入一定較高。故如果房委會因為行政方便,而考慮年齡作為重要準則,在這一個以配額上限及年齡導向的分配機制下,何以符合房委會「為無法負擔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屋」之目的呢?問題癥結:置業階梯未完善誠然,公屋單位求過於供,房委會有需要為輪候隊伍排列前後次序。但問題是,房委會應找出問題癥結所在,再對症下藥,而不是以一刀切形式處理,單以年齡作為考慮指標,令部分有住屋需要之單身人士上樓無期,令計分制反而成為處理住屋需要的障礙。對房委會而言,高學歷人士以及學生,往往是房委會要處理的首要對象。而兩次配額及計分制的確立和變動,也明顯針對他們而制定。在2005年未有實施配額及計分制之前,包括學生在內的非長者單身申請人輪候公屋時也包括在「平均3年」目標之內,可見當年申請公屋的誘因比現時更吸引,但當時並未有引致大量年輕人申請。這除了是因為當時有較完整的置業階梯外(如居屋),也因為當時年輕人對置業前景較樂觀,而不選擇輪候公屋。可見,申請人並不是因為計分制而盡早輪候公屋,而是在置業困難大前提下所做出的選擇,望求買一保障。試問,就算是一個專上程度的單身人士,先不論是否需要繳還學費,但要置業又談何容易?現時置業階梯並未完善,私人樓宇固然難以負擔,而單身人士透過白表申請居屋也只見超額認購。如果政府和房委會是有心處理非長者單身問題,應該要考慮如何優化置業階梯,將那些較有經濟基礎人士的住屋需求由公屋轉移到居屋,甚至協助到私樓市場置業,而非只以配額計分制去壓抑需求,導致有真正住屋需要人士被無辜牽連。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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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扶不了5萬單身

扶貧委員會今日公布新一份《香港貧窮情况報告》。自制定官方貧窮線(即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用來評估政策介入的效果後,政府一直宣稱多項的援助措施,如長者生活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及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等,均有效減少貧窮情况。然而一些未被界定為「貧窮」,甚或已獲援助的單身人士,卻仍然面對經濟困境,未能得到有效協助。無疑,援助措施確實減少了單身人士的貧窮情况。2014年,貧窮單身由介入前的152,600人減少至介入後的69,500人,貧窮率由遠高於整體貧窮率(19.6%)的36.1%大幅減少至16.4%,貼近介入後的整體貧窮率(14.3%)。援助措施可將貧窮單身減少五成多,可以說政策效果(即介入前後貧窮人口減幅的百分比)甚為明顯。一人住戶貧窮線偏低政策效果在一人住戶的各群組中較明顯的,是經濟不活躍者、長者及領取綜援者。圖1顯示2014年的政策效果數據,可見援助措施減少上述3類群組的貧窮人口由六成至九成多不等,高於其他群組。再追蹤近年數據可見,自2013年起推行長者生活津貼後,政策效果在長者及經濟不活躍者中,更提升了近一成。不過政策效果在經濟活躍者中卻不斷減少,尤其在失業群組的政策效果只有一成六。非綜援的援助,如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等的政策效果則遠遜於綜援,分別只有三成六及兩成。數據亦顯示,在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單身中,政策介入後仍有6500人表示有經濟需要。這批單身人士可能因各種限制而未能申領綜援,其他措施亦未足以援助,情况值得關注。上述分析顯示,以貧窮線作為衡量標準,援助措施似乎甚有政策效果。但究其原因,只是因為一人住戶貧窮線偏低所致,根本未能反映一批高於貧窮線至低於收入中位數之間的單身人士的援助需要。若僅以貧窮線作標準 高估政策效果現時一人住戶貧窮線低於多項具意義的參考金額水平。如以一人住戶開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低開支水平」的定義,有關水平為6300元,高於貧窮線3500元。同樣,以一人住戶最低四分之一開支組別的平均每月開支(4213元),甚至更低的第10個百分位的每月開支(3900元)作比較,亦高於一人住戶的貧窮線。換言之,即使在政策介入後令單身人士收入稍高於貧窮線而不被定義為「貧窮」,其收入亦不足以應付上述各項較低水平的開支。從圖2可見,若以貧窮線和住戶開支中位數的一半之間的相差,作為評估入不敷支的情况,1人、2人及5人住戶均出現入不敷支,而一人住戶的差額高達八成,其餘兩類住戶則少於一成。若以更低的第10個百分位開支作評估,入不敷支的情况更只會在一人住戶中出現,差額亦高於一成。換言之,不被定義為「貧窮」的單身人士,也可能面對入不敷支的困境。政府若仍然僅以貧窮線作衡量標準,便高估了援助措施對單身人士的政策效果。有說「貧窮線不等於扶貧線」,援助措施不止聚焦於貧窮住戶。不過,按上述分析,現時援助主要協助長者、經濟不活躍者及領取綜援者。對於經濟活躍但就業不足,甚或不能領取綜援的失業單身而言,既未能全職工作自食其力,又不能申領最近推行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可見援助根本未有到位。按統計數據估計,收入高於貧窮線至少於中位數,又未能受惠於援助措施的一人住戶,可能多達4萬多人。另外,如上文所言,因非綜援的援助措施效果不足,在政策介入後仍表示有經濟需要的有6500人。換言之,單身人士中共約5萬人亟需政策措施支援。要加強支援單身人士,政府應將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改革為「鼓勵就業津貼計劃」,以表明支援有就業及就業不穩定的單身人士,並取消資產審查、增加援助金額至500元(半額)及1000元(全額)。政府也應設立失業援助金支援失業者。另外,政府須加強協助沒有申領綜援的單身人士,檢討及增加各項非綜援政策措施的津貼金額。最後,政府應為月入不多於1.2萬元的低收入僱員作7200元供款,以分享經濟成果。政府須研究其他更合適參考水平因應一人住戶貧窮線偏低,政府必須研究其他更為合適的參考水平,以反映政策介入措施對一人住戶及其他人數的住戶的實際效果。希望政府在公布最新的貧窮狀况後,更積極地援助身處貧窮邊緣的5萬單身人士,以免他們陷於入不敷支的困境。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5日《明報》觀點版 貧窮 扶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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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輪候時間未見頂

筆者在本年5月27日曾於《明報》撰文,解釋未來5年公屋建屋量不足以降低平均輪候時間,並分析年建3.5萬公屋單位方可能令輪候時間回復水平。不足3個月,房委會公布最新輪候數字,輪候宗數不至大增,但平均輪候時間已突破4年大關,為2000/01年度以來新高。近日,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先生接受訪問時提及,平均輪候時間可能要在2020年以後方有改善。筆者認為,有關說法不過是「美化」了殘酷的現實:平均輪候時間不但在2020年仍然未獲改善,輪候時間遠超3年個案也只會有增無減。未浮現的輪候時間「平均輪候時間」是指過去12個月獲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請者(長者及2人或以上家庭)的輪候時間平均數字,當中不包括13萬宗非長者單身個案。但平均輪候時間從來都不過是一滯後數字,無法呈現輪候冊真實面貌。以2015/16年度為例,當時平均輪候時間是3.9年,不過該計算時間只包括過去12個月內(即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的12,659宗獲公屋安置的申請,而不包括其餘14萬宗一般申請。故無論當時有多少家庭輪候公屋7年或以上,只要該批申請人仍未獲首次配屋,他們的輪候時間仍然一概不會被計算在輪候時間之內,而這類積壓數字只會愈來愈多。以現時獲配屋的4人家庭為例,不少輪候個案更是由2008/09年度開始申請,即房委會至今只處理至7年以前的申請。但在過去7年以及未來,還會陸續有4人新申請加入。截止2015年3月,單是4人申請已有2.56萬宗,但過往每年只有約2000單位分配予4人家庭,單是完全消化現有申請已需要超過10年時間。一旦他們獲編配,輪候時間效應隨即浮現。姑勿論平均輪候時間最終多少,但當一個4人家庭要輪候近10年時間方獲首次編配,這一公屋政策是否仍然行之有效呢?大單位爭議公屋編配方面,單位一般分為甲類單位(1至2人)、乙類單位(2至3人)、丙類單位(3至4人)以及丁類單位(4至5人)。但自2006/07年度起,再沒有可供6人或以上家庭編配之單位落成。房委會近日指因應5人及6人輪候時間較長,考慮向申請人編配兩個細單位,縮短上樓時間。不過,這方法治標效果也成疑,更談不上治本。過往,房委會有一貫政策,在公屋資源許可下,為6至7人家庭申請者編配兩個單位。但單靠回收單位,未必足以滿足6人或以上家庭的需求。而這正是缺乏新落成三睡房單位的結果。但今次房委會考慮向5人家庭編配兩個單位,其實進一步揭示大單位興建不足問題,由6人擴展至5人家庭。房委會一直傾向興建小型單位(以2015/16至2019/20年度為例,只有23%為可供4至5人編配的丁類單位)。本來,房委會考慮輪候冊住戶人數去推算未來單位大小比例本來無可厚非;不過房委會弄錯重要事實:房委會在規劃單位大小比例上,除估算外,還要先設法處理積壓的申請。現時仍然有超過3萬宗4人或以上家庭申請,但房委會的推算卻無視以上事實,使大單位興建完全追不上進度,大家庭輪候進一步延長。歸根究柢,這除了是公屋興建量不足外,也是房委會未有正視單位大小比例的規劃,致使部分家庭人數需要承受輪候更長時間。房委會為「篤數」、為降低平均輪候時間,過去傾向興建小型單位,導致4人或以上家庭輪候時間過長。此舉不單止對大家庭不公,更重要是衍生申請者在輪候公屋上行為的改變。首先,現時制度下,家庭人數愈多,輪候時間愈長。其中3人與4人家庭輪候時間差距甚遠,故我們接觸不少3人家庭,即使家中剛有小孩出生,但寧願維持3人身分申請,接受較小單位編配。更甚是,有3人住戶正是在加名後,竟然由距離配屋6000個號碼,大增至6萬個號碼差距,隨時要輪候多3年時間。該家庭被告知消息後,就算想返回3人輪候隊伍也不可能。這種「以人數換取時間」的情况並不理想,也非房委會本意。但居民為逃避過長的輪候時間,卻出現了這種折衷做法。輪候公屋行為改變此外,有家庭為縮短輪候時間,寧願由一個5人家庭分拆兩條輪候隊伍申請(3人+2人組合),以換取縮短輪候時間,原因正因為缺乏大單位供應。結果,不但導致輪候宗數因而大增,房屋資源未被好好利用,更無形中衍生額外住屋需求。如果過往規劃有注視大家庭需要,這種「新分戶」情况自然會減少,也配合家庭之間互相照料之目的。近日,元朗橫洲掀起收地爭議。房屋署計劃在2025年於橫洲建成4000個公屋單位。但3年前,當時橫洲建屋計劃目標為1.7萬個公屋單位,建屋規模縮水超過75%。政府已承認未來10年公屋建屋量未達長遠房屋策略目標,而未來5年平均每年更只有約1.4萬個單位落成,輪候情况勢必繼續惡化。居民住劏房、捱貴租,但輪候時間進一步延長時,他們有何選擇呢?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6日) 房屋 公屋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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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雙手都會是沾滿血的

今屆立法會不光采地結束了。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一項明確加強病人權益保障的《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被「拉死」了,等了十五年的醫務委員會(醫委會)改革繼續遙遙無期。事件更令我看到議會的不光采,一些黨派議員竟然可以公然顛倒是非黑白、埋沒良知,用盡他們手上的議會權力去「埋葬」原本可以即時改革醫委會的契機。我們自1992年起開始協助醫生失德的苦主向醫委會投訴,但見他們難獲公義,究其原因在於醫委會業外人士比例甚低,未能足以反映社會對醫生的道德要求。整個紀律程序又非常繁複耗時甚長,令苦主難獲公平對待。2000年手機醫生事件後,醫委會終承認有改革必要並提出改革方案。可惜因政府人事變動及業界抗拒,改革一直停滯不前。自此,醫委會投訴處理時間日益延長,裁決結果及判刑亦未符合社會期望。直至2012年初,食物及衛生局(食衛局)成立「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其中一項工作便是改革醫委會。經多年討論,督導委員會原訂今年內提出醫委會改革的方向。去年張宇人議員自行提出議員條例草案,建議增加四名業外委員,及將有限度註冊期由一年延長至三年。草案雖有助引入合資格的海外醫生到公立醫院工作,紓緩前線醫生人手緊絀情況,但無助解決紀律程序過長的問題。因此食衛局提出條例草案,以達致:一、增加醫委會業外人士比例;二、改善投訴處理機制;三、利便合資格的醫生到公立醫院工作。可見條例草案並不含任何政治動機,只著重令醫委會更向公眾問責、更公義地對待醫生失德苦主、及紓緩前線醫生壓力,令依賴公營服務的基層市民受惠。原本一項社會公義及關顧民生的議案,被個別具影響力的醫生及維護醫生利益的組織,利用社會現時對現任特首的不信任,及對中國大陸的反感,轉移視線成為一項政治議題,藉此來逃避公眾監察,繼續鞏固在醫委會內的勢力,保護醫生自身利益。反對者成功以政治議題包裝,成功羅致不信任政府的傘後組織,煽動前線醫生、醫學生及市民,利用他們的真誠反對,躲在其背後,掩蓋著假仁假義下的保護主義。在煽動群眾的過程中,反對者一直以不盡不實的理據、似是而非的說法、跨張失實的陰謀,挑動社會的仇恨及恐慌,手法極不道德。事後還想諉過於人,推說是政府帶頭撕裂醫患關係、是病人組織企硬、是張宇人設局、甚至是歷屆醫委會主席無所作為,完全否認亂局是他們一手促成的。為何受高深教育的醫生竟可無恥至此?!影響所及,泛民政黨為顧及九月立法會選情而「歸邊」,在政治盤算下放棄了「爭社會公義、為弱者發聲」的參政初衷。所有泛民議員,別再推說是現任特首一手造成撕裂局面,而你們只是無奈地站在反政府一方。這種不負責任的推搪令人更為反感。你們縱容既得利益者,以原用作抗衡惡法的拉布方式保護其自身利益,是助紂為虐,日後也必自食其果:激進的不會投票給你們,理智的也會唾棄你們。你們永遠有欠公義一筆債,日後必要償還。須知道投票議決過程如只著重「票債票償」,實是投機取巧的政客技倆;勇於成義、敢於承擔才是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所為。是次醫委會改革立法在政治力量的動員下,無論病人組織、支持改革的醫生們、及政府官員如何克盡己任,向反對的醫生團體、議員及市民極力澄清,最終也於事無補。條例草案被拉倒,反對者和泛民政客踏在病人苦主身上發出高興的歡呼聲。病人組織被剝奪了首次晉身法定機構、表達病人聲音意見及向醫生問責的機會;苦主在現時苦候五年的漫漫公義路上,仍要再多等幾年,到時延遲來的公義還算公義嗎?病人苦主極微弱的呼喚公義的聲音,你們都聽不到。條例草案被拉倒後,他們傷痛無奈的唉哼,你們都不會理會。同樣使人擔憂的,是在條例草案被拉倒當日,有報章刊登屯門醫院人手不足,醫護對病人比例高達一比三百二十,冠絕公立醫院,新症排期更長達三年。據醫管局估計,未來十年公立醫院尚欠五百名醫生,原本透過條例草案紓緩醫生人手緊絀的措施又未能落實。人手短缺嚴重影響服務質素,更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健康。病人若因此遇有不幸,假仁假義的保護主義者、極不道德的煽動者、及失去「爭社會公義、為弱者發聲」初衷的議員,你們的雙手都會沾滿他們的血。(原文載於7月22日《明報》觀點版) 醫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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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醫委會 才能避免「醫醫相衛」

改善醫生投訴機制以加強保障病人權益的改革醫委會法案,近日引來醫生的大力反對,因此法案能否於本屆立法會通過,實在難說。我們一直收到受醫療事故影響的受害人求助個案,他們要向法定的醫務委員會(醫委會)的申訴調查及紀律研訊機制作出投訴,可說困難重重:投訴往往拖3數年以至近10年,投訴成功率也十分低,令不少人感覺由醫生主導的醫委會是「醫醫相衛」。醫委會委員黃以謙醫生7月4日於《明報》撰文,質疑「醫醫相衛」的說法是看不清楚事實。他認為,事實是審訊醫生失德涉及的法律程序是公正的,出問題乃官僚欠效率和一個只懂「呃人」的政府。對於黃醫生的觀點,本人絕不能苟同。實情是,市民對「醫醫相衛」的質疑並非始於今天。2001年「手機醫生」事件,已令社會質疑醫委會「醫醫相衛」。2007年林鉅津醫生治療病人令其死亡,只獲判停牌6個月但緩刑兩年,被質疑判刑過輕。2014年藝人張崇德劉美娟長達9年的投訴個案,反映醫委會處理投訴時間過長。去年高等法院原訟庭判決,醫委會未有處理對陳以誠醫生的失德投訴實屬不當。上述多宗案件均顯示醫委會的投訴機制必須改革,才能挽回社會對醫生專業的信心。要扭轉公眾觀感 醫生應支持改革我們一直倡議醫委會內業界與非業界委員各佔一半,以有效平衡業界與公眾的利益。是次立法只將醫委會非業界委員比例提升至四分之一,其實只是進一小步。但畢竟,今次立法在不增加醫委會醫生委員數目的情况下增加4名非業界委員(當中3名更會由病人組織推選產生),同時增設處理投訴的初步偵訊委員會以提升效率,值得支持。要扭轉公眾對「醫醫相衛」的觀感,醫生更應支持是次醫委會改革,這樣才能令市民信納醫生是真心真意維護病人利益與社會公義。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原文載於2016年7月6日《明報》觀點版 醫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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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挑戰單身公屋配額及計分制?

本會近日協助一個案,就公屋「配額及計分制」擬提出的司法覆核官司獲批法律援助,並在5月12日召開記者會,向公眾解釋是次司法覆核之理據。可能公眾會有疑問,究竟該政策有什麼重大問題,需要訴諸法律。筆者希望藉此機會作一解釋。根據房委會最新數字,截止2015年3月,公屋輪候冊上有近28萬宗申請,其中超過一半(140,600宗)為非長者單身(即58歲以下)申請。與長者單身及一般家庭申請不同,非長者單身人士要在「配額及計分制」隊伍下輪候公屋,每年能夠上樓的配額不足2200個。而且,其申請更不計算在平均3年輪候目標之內,這明顯與一般家庭申請人有截然不同的對待。 引入「配額及計分制」之背景在引入「配額及計分制」前,非長者單身和其他家庭申請人屬同一輪候冊並獲相同的對待,而過往曾出現一年內有超過3000名非長者一人申請能順利獲配單位。但在2005年,房委會檢討非長者人士申請公屋問題,認為非長者一人申請住屋需求日增,將會削弱房委會協助有更迫切需要的家庭之能力;故房委會在同年9月29日通過建議,引入「配額及計分制」,將非長者一人的每年編配單位的配額上限設定在最多每年2000個,同時設立按申請人年齡等因素而釐定的計分制,並將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剔除在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之外。及至2014年10月,房委會通過《長遠房屋策略——合理分配公共租住房屋資源》文件,修訂配額及計分制,將每年配額上限增至2200個、申請時年齡每增一歲增加至9分、向年屆45歲申請人一次性加60分等,並在2015年2月生效。 50歲以下人士上樓無望政府及房委會一直表示,應給予年紀較大人士有較高的優先次序,故修訂計分制。可是,自2005年實施配額及計分制以來,從來沒有30歲以下單身人士循配額及計分制獲公屋編配。絕大部分配額(超過97%)均分配予40至49歲和50歲或以上的單身人士。可見,舊制本身對年紀較大人士已提供較高優先次序。與舊制不同,今年2月實施的新制更為重視申請人年齡,而不是輪候時間。申請人每大一歲會增加9分,而年逾45歲更會一次性增加60分。可見,申請人年齡成為獲配公屋的關鍵因素。但在改制後,配額僅增加每年最多200個,但已接受配屋的最低分數由100多分激增至超過430分以上;這不單將所有35歲以下申請人上樓夢粉碎,就連50歲以下人士隨時要輪候近10年時間方有機會上樓。截止2014年3月底,公屋輪候冊50歲或以上非長者單身人士有13,800人。基於每年配額最多只有2200個,故單是消化50歲或以上申請人已需要近6年時間。可是,只要輪候冊上繼續有50歲或以上申請人新登記,50歲以下申請人根本上樓無望。 向上流動並非必然房委會因應長策會建議,給予向上流動能力相對有限的年長申請者較高優先次序。而長策會當時主要考慮是年逾35歲人士教育程度較低,難以改善生活環境,故以35歲作為分水嶺。但是次司法覆核申請人由26歲輪候至現時35歲,由於只有初中教育程度,根本不足以為其帶來任何向上流動機會,可見兩者並沒有必然關係。截止2014年3月,仍然有58%為中學程度或以下,即超過73,000人。就算未滿30歲申請人,仍然有33%,即超過22,000人為中學程度或以下。房委會一刀切將申請者年齡視為分配公屋最重要準則,只有年紀大人士方有機會獲得上樓,漠視其他人之住屋需要,這違背房委會「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屋」之宗旨。 求助無門,只好訴諸法律不少人認為,公屋資源應優先給予有需要長者及家庭,本會並不反對有關說法。可是,這並不等同近乎完全剝奪所有非長者單身的上樓機會,不少公屋申請人,仍然要租住劏房單位。本會過去多年多次向不同政策部門反映,要求檢視「配額及計分制」,但不得要領,故我們只好以司法覆核重新檢視「配額及計分制」的合理性。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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