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濼生:安全衛生劏房 解燃眉急合情合理

運輸及房屋局長陳帆提出考慮資助社企租用唐樓,再以成本價劏出數間房,以2至3年租約租給有需要市民。陳帆強調:政府最重要是解決市民困難,劏房只要合法、安全、衛生就沒有問題。 其實在香港劏房本身並非違法。我們覺得住劏房的人很慘,主要是因為很多劏房環境惡劣,空氣混濁不流通,夏天溫度動輒35度以上,眾多住客擠迫在細小的空間又要共用廁所浴室,安全又沒有保障,呎租卻堪與豪宅相比,還往往遭濫收電費水費。陳帆落區目睹劏房住客苦况,哽咽強忍眼淚表現誠懇。他提出以安全衛生劏房去紓解問題,堪稱實事求是,值得一讚。 取締劏房 只會害苦劏房客 相反,「離地」的官員會不理後果,總之不合法就要取締。殊不知這樣做只會害苦了劏房客,對改善他們的處境毫無幫助,首當其衝的或會流離失所露宿街頭。由於取締了非法劏房,劏房租金進一步攀升,仍留住劏房的人士生活只會更困苦。 不論合法非法,劏房業主近年肯定享受豐厚利潤,因此往往會被視為剝削者。陳局長的建議會被一些人認為等同把劏房合法化、合理化,間接鼓勵投資者製造更多劏房應市。但劏房本身並非不法。如果投資者按法定要求,營造更多合法安全衛生的劏房應市,客觀上只會壓抑劏房租金的上升,又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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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港獨」的一些思考

(前言:港獨議題近期成為城中熱門話題。港獨思潮是如何萌芽和興起的?港獨思潮為何會成為當今社會的熱話?它與當今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狀况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都是市民揮之不去的疑問。《明報》觀點版邀請了各界人士撰文,期望展開一場平和理性、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以增進讀者對此議題的了解。本周我們從政治、歷史等角度探討港獨議題,希望帶出更寬闊的視角。觀點版編輯)年輕人有理想有夢想並對自己忠實本是很好的事情。有年輕人追求獨立自主,當然也值得鼓勵。做父母的,有誰不希望子女能自立和為自己的事情負責?然而,當年輕人要追求香港人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自決,那就不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會影響其他人的事情。年輕人有理想有夢想並忠於自己十分可貴,但自己做的事若影響到別人,就要小心。香港《基本法》保障港人的言論自由。若在朋友之間討論,甚至在報章上以個人名義討論,並表達自己支持港獨,我並不認為有問題。我甚至覺得吐出自己的心聲,比壓在心裏更好。然而,自己此刻支持港獨,仍應勇於檢討這些想法。肯反思肯檢討,個人才能進步;大家都肯反思肯檢討,社會才會進步。是否也要尊重他人安居樂業的自由?我支持表達和探索的自由。但反對任何人組織推動港獨,更反對支持港獨的人去參選立法會。學生在校內以個人身分談港獨甚至支持港獨,沒有犯法亦不應受懲處。但校方不應該容許學生在校內派宣揚港獨的傳單或組織推動港獨的團體。我反對讓支持港獨的人去參選立法會。他們根本不接受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怎樣能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和為特區服務?有組織地推動港獨必然會傷害特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並因此間接傷害其他港人的根本利益。絕大多數香港人都希望能安居樂業,寄望社會繁榮進步。港獨支持者自己要做夢問題不大;訴諸行動影響別人,等同把追夢帶來的快感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有人說「香港人」是個獨立於中國人的民族。有人這樣想沒有人可以干預,因思想確是自由的。然而一旦這些人訴諸行動,要搞社會運動,那就不是個人的事。年輕人是不是也要尊重其他人以安居樂業為重的自由呢?我認為大家無論感情上多麼盼望「獨立成國」,都必須明白:追這個夢跟安居樂業是互不相容的。香港人口有730萬,面積僅1100平方公里,資源匱乏,怎麼能自給自足?大家可否認識到香港倚賴大陸市場和大陸產品的程度?大家可知道在恆生指數50隻成分股中,H股加紅籌股,以2016年1月的市值計,佔整個市場的41.6%?破壞了跟中央政府的關係,香港還可能作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嗎?客觀上,香港要追「獨立成國」的夢可以,要實現則根本是不可能的。但要付出的代價卻非常巨大。年輕人若真的要亂來,恐怕將來要自立謀生會非常困難。若自己經濟獨立也不行,屆時那種無奈感恐怕更難以承擔。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建議《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在舊條文加入闡釋,包括要求教師「在不預設立場的情况下,引導學生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筆者是同意的,但「不預設立場」應該是一種態度,特別是以人為本、虛心求證的態度。「預設立場」即不問因由、當正自己已掌握真理。老師和同學都應持以人為本、虛心求證的態度,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據聞建議中的修訂守則亦引入涉師生戀的條文,要求教師避免與學生發展不恰當的師生關係,舉例闡釋如建立不當的親密關係。這正好是一個例子。為什麼說「發展師生戀」不對?是不是預設立場?自由戀愛不是現代人的基本人權嗎?原來客觀而看,容許師生戀會產生很多問題,一是同學和老師可能會分心,分心會影響學業亦會影響老師的教學;二是師生涉及權力關係,可能會出現不公平特別是濫用權力的問題;三是如出現三角戀麻煩更多,對老師履行老師的專業將會更難;四是學生思想心智尚在發展階段,自制力往往較弱,情緒亦較衝動,複雜的事端出現機會很大。師生戀不是不可能,如等到同學畢業離校後完全沒有問題。港大陳文敏教授撰文如是說:「有些人說,討論可以,但結論只能有一個,這種『討論』不正就是政治灌輸?通告的威嚇字句,令人想起內地的『七不講』政策,教育淪為愚民的政治工具!」筆者對這說法不能認同。師生戀、亂倫,可不可討論?結論可不可只有一個?客觀地分析,師生戀、亂倫可不可以使社會進步?可不可以保護幼小?結論是「不可以」當然不等同「愚民的政治工具」!至於內地的「七不講」,我早已指出「七不講」中的第一條就是「普世價值不要講」,但是,中國的領導人顯然認同普世價值的存在。如果普世價值不存在,2008年北京奧運的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又怎麼能叫得響?怎麼能打動人心?「獨立成國」一切就變得理想嗎?普世價值當然存在。然而普世價值究竟是什麼?普世價值理所當然是舉世公認的,舉世公認的即是人同此心。大家既然都有共識,緣何會變得政治上那麼敏感?原來世人多把手段(means)和目的(ends)混淆了。要認清手段和目的之不同,得靠相當的智慧。不少人把西式民主視作價值、視作目的。但中共不認同西式民主為達至普世價值的最佳手段,相信她可以「以自己的方法」追尋「中國夢」。由於普世價值的普遍性,「中國夢」和「美國夢」應該沒有什麼分別,不外是自由、平等、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免於恐懼、世界和平等。今天的中國,當然仍未達到這些理想。但試問哪個國家堪稱已達到這些理想呢?今天香港的一些年輕人追求港獨,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未達到他們的理想。但是香港縱然「獨立成國」,難道一切就變得理想嗎?作者是珠海學院商學院院長原文載於2016年9月5日《明報》觀點版 港獨 港獨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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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處理高瑜案手法難理喻

筆者認同中央政府自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也認同中央政府對維持現時政體和對國家安全的關注。但是自2008年中央政府對一些合理維權但不衝擊執政黨權威的民間活動的手法,實在難以理喻。高瑜案即為其中表表者。每個國家都會重視國家安全,並會設法把威脅國家安全的人士繩之於法。美國就有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其2016年的預算就近412億美元。花重金維護國家安全,並非因為美國怕會亡國。而是因為要保護國民和保護國家固有的價值。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安全包括維持一黨制。有人問:結束一黨制怎麼會影響國家安全?難道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國家安全部、國防部、駐港解放軍和其他相關部門是窩囊廢嗎?提出這問題的人顯然不明白國家安全。國家安全不是在有亡國威脅時才算受到威脅。若有狂徒亂斬無辜、又或炸毁設施、製造混亂,國家安全已變成重大問題。國共內戰期間國民喪命以千萬計,雖或曾招致日本乘亂入侵,中國最終亦沒有「亡國」。但國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此亦印證國家安全多不是亡國的風險。很多人認為一黨制不民主。但一黨制不是家天下的帝制。它已包括領導層跨氏族跨階層的更替,只要黨在選拔人才方面公平公正,又何須多黨?如果掌權者並非只代表某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又不自囿於教條,不見得有什麼問題。因此若多黨卻都唯利是圖,倒不如一黨而聽任全民通過法治和新聞自由監督。多黨而各出奇謀上下交征利,不見得有什麼好處。中國大陸自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不用多談,亦不容否定。但維穩護國雖屬重要,我就真的不明白為何中央政府對合理維權反應過敏。對合理維權反應過敏有百害而無一利。費解之餘,筆者舉凡有機會接觸到北京官員,都會力陳對合理維權反應過敏之弊。我舉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數據,指出自1997年回歸以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初期維持上升勢頭。表示信任的,2008年6月曾升至57.7%;表示不信任的跌至12.2%。但此後卻好景不常。今年6月,信任的只有35.6%;不信任的升至41.9%。這趨勢的變化使人唏噓,亦間接造成「去中國化」浪潮的興起。 趙連海高耀潔遭打壓 打擊港人對中央信任2008年發生了什麼事?其後又發生了什麼事?關心國是的朋友,不論政治立場,都好應正視和思考。2008年出現的是三鹿奶粉事件和高耀潔醫生揭示賣血是造成愛滋病蔓延的主因,但河南當局卻視而不見、反遭整肅的事件。2008年趙連海兒子被診斷有2毫米的腎結石。他成立了「三聚氰胺毒奶受害者集體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並號召所有受害孩子家長聯合起來進行維權訴訟。翌年趙連海卻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2010年趙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雖然他最後獲准保外就醫,事件已大大打擊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至於高耀潔,雖然國家主席胡錦濤批准她前往美國接受頒獎,而2007年3月14日她在美國首府華盛頓亦領取了「生命之音」「全球女性領袖」獎。然而中央政府未能防止河南當局對她的打壓,以致高氏於2009年8月出走美國。此後多起維權人士懷疑遭打壓事件的出現,進一步影響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心。最近,被廣泛報道的年邁記者高瑜於去年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被捕並遭判刑7年,亦是難以理喻。事緣海外媒體《明鏡月刊》披露了高氏泄露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况的通報》一文,即所謂「七不講」,即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共產黨歷史錯誤不要講等等。這個「七不講」本來就十分反智。講也可以有不同的講法。共產黨要自我完善,就不能有任何禁忌不能講。中央政府現急須進行的是艱巨的人心工程。展示它開明的一面,改善跟不同意見的人的溝通,重建國民對政府的信任,應從高瑜案開始。作者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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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政改方案並不合理

我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反對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首先,他們說由提名委員會先篩選候選人,即是假普選。指假普選為普選不能接受。然而,在一國兩制之下,篩走反對國內行的一黨制的特首參選人,難道不合理?中央政府的官員多次聲明不會因泛民身分而禁其參選,指中央政府只是不接納對抗中央政府的人參選。何解大家不信中央?泛民反問何解中央政府不相信香港的選民。他們說香港選民務實,不會選出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然而,中央政府有責任為13億人民維持穩定安全的環境。如果萬一真的選出一個敵視中央政府的人當特首,而該人又號召各方敵視中央政府的人,或要求獨立、或要求結束一黨制,後果不堪設想。社會動盪恐難避免。為何對「愛國」如斯敏感?我要問反對派:要求參選特首的人、各級政府官員和司法人員盡忠職守是否過分?北京稱這樣報效國家的人為「愛國」,是不是錯用字眼?為什麼大家對「愛國」這個十分普通的詞語如斯敏感?以致去年國務院推出的有關一國兩制的白皮書即被視為衝擊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意味着河水不犯井水。自稱維護一國兩制的香港人當然不應挑戰國內的制度。但不少香港人公然挑戰國內的一黨制、甚至要求獨立。奇怪的是他們居然指摘中央政府侵損一國兩制。到底是他們損害一國兩制,還是中央政府損害一國兩制?人難免會犯錯誤。國家領導人亦不例外。但是,如果我們公允地說話,我們得承認:在他們的領導下數以億計的中國人脫貧並免於飢餓;中國兒童全數接受免費教育;中國人的壽命已升至75,遠高於印度人的66。中國人現時享有的個人自由亦是有史以來最高的。美國的一間獨立性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一篇報告如是說:「接近六成的印度人對國家的方向表示不滿,只有38%的人表示滿意……印度人對國家方向的滿意率低於中國的82%、德國的53%、和巴西的43%,但仍高於美國的29%。」風險資本家李世默在TED演說中指中國行的是能人治國的制度,由國家精挑細選出賢能的人士擔當領導要職。執政黨以政績贏取人心。今天大陸人享有空前的人身自由,可以自由選擇職業、創業、結婚。非黨員還可選擇宗教信仰。筆者認為黨員本應容許選擇宗教信仰,但中共這套也是政教分家(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the state)的一種,也有一點好處。以提委會作為篩選機制並不理想,但這是基本法45條的要求;且在一國兩制之下篩走反對國內政制的人不容其參選也合理。長遠來看,篩選制度應作改良,但底線是參選人應是尊重一國兩制的人士。香港特區既然是一國兩制的產物,要求特首參選人尊重一國兩制可是過分嗎?上星期五筆者是一個政改論壇的講者。席上有人說通過政改香港恐會跌下懸崖、萬劫不復。何解會有這憂慮?大家千萬不要被危言聳聽的政客嚇倒!普選下特首對市民的問責性提高。如果特首表現差,市民可把他踢走。不是更好嗎?席上另一講者梁家傑說對於被篩走未能參選的人來說,這又算什麼?政改方案誠然並非理想,但是為何要否決一個能提高特首問責性的方案?作者是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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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濼生:西方民主形式不等同公義法治

關焯照對本人〈佔中的社會成本和效益〉一文提出兩點批評,本人有如下的回應:第一點,關焯照質疑本人只引用兩位美國大學教授Martin Gilens和Benjamin Page合著文章的一個實證結果,即 「在美國政制下,大財團和精英分子對政策的影響力非常大,是主要的得益者。一般國民對政策的影響力則差不多完全測度不到。」卻沒有披露Gilens和Page文章實證結果的弱點。關焯照提到的「文章實證結果的弱點」,不過是偏低的R-square。但這並不影響作者所論證的結果。偏低的R-square,只不過意味着作者統計模型所包括的變數(因素)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影響政策結果。但是兩位教授的迴歸分析中,關鍵的係數(coefficient)卻已清楚地、具有統計顯著性地標示:一般國民對政策毫無影響力,但經濟精英分子和商界卻有非比尋常的影響力。(見附表)第二點,本人提出美國雖為民主大國,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指數卻低於香港,是以美國反要向香港學習,而不是香港要向美國學習。關焯照問:根據這個邏輯,既然香港在依法的表現優於中國,是否意味中國在民主發展上應該向香港多多學習呢?我的答案當然是應該!法治長期以來是新中國最弱的地方,因此四中全會提出以法治國為重點探討中國的改革,值得大家支持和關注。關焯照文最奇怪的地方在於認為「將民主與公義或依法作比較是不太適合的」。「最好的方法是比較民主排名。根據權威智庫機構經濟學人訊息社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制定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排名,美國,香港和中國在2012年的排名分別是21,63和142。從排名的結果來看,香港和中國明顯落後於美國。」筆者正是要指出:民主指數高不等於社會就更公義和有更強的法治。我想彰顯公義和落實法治應是人民合理訴求。但我卻發現民主指數高不代表就必能滿足人民對公義和法治的訴求。關焯照不理人民對公義和法治的訴求,而只着眼於西方對民主的定義。民主指數設計是基於西方民主的定義,當然指數愈高就愈民主。但這又說明什麼呢?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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