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吾:不「佛系」,你叫我往哪兒走?

有朋友跟我呻說,現在做mentor(師友計劃的老師),都不能跟現在的大學生溝通:「他已經不是有錢家庭出身,問他想做什麼又答不出來,問他要往哪個方向走又說沒有想。我以為他愛玩,問他玩什麼,他說什麼都不特別玩。女人不玩,男人也不玩,機也少打的。這樣的人,究竟有什麼樂趣?」 我想起4個字——「佛系青年」。 在大陸,「佛系青年」變成「潮語」。只要在網絡鋪陳出「佛系生活態度」,大家都會「給讚」廣傳。 不要跟我說目標和未來。新一代會挺起胸膛告訴你:我的生活目標,就是「歲月靜好」;你問我什麼,我都會答你「都行」、「可以」、「沒關係」。你問我有什麼目標?沒有太多,總之在都市生活,不要有太多起起跌跌,有飯吃有屋住,已經夠好。 延伸到工作態度,根據中國大陸媒體報道,全國政協委員俞敏洪指,他也曾在公司中遇到過這樣的「佛系」年輕人:「每個月拿幾千元工資,任務交差了不會再多做別的事,讓他當管理幹部他都懶得幹。這在我年輕時絕對不可能啊!那時候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都成習慣了。現在其實可以退休了,但不忙就覺得空虛,感覺沒為自己努力,沒為社會做點什麼。」 那很難理解嗎? 我們從小到大看的電視劇集,不是有很多類似的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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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自我感覺良好的自己可笑嗎?

對我而言,議員做過什麼事情呢?大抵是老師帶我們去教協買一些便宜的文具和零食。如果你在香港,不是新移民,也不是最底層的人士,議員是不會理會你的。 記得小時候,我的朋友會覺得自己有一票可以投而感到高興。 因為,當時我認識一個從國內來香港念書的女孩子。她是第一批在香港的大學念書的陸生。她很聰明、很懂事,而且世故。畢竟,那時候在國內競爭來香港的人,一點也不容易。到她在香港待了7年,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也可以在香港第一次參加立法會選舉的投票。那時候,我和我在香港出生的同學,都在想:有什麼好投?反正都跟我沒有關係。那時候的議員,甚少會真的對大學生很關心的。對我而言,議員做過什麼事情呢?大抵是老師帶我們去教協買一些便宜的文具和零食。如果你在香港,不是新移民,也不是最底層的人士,議員是不會理會你的。 但我從中國國內來的朋友就不是這麼說,她很珍惜人生首次可以投票的機會。她說,在她生活的那個地方,投票是沒有意義的;大抵都知道結果怎麼樣,大家才去投票。她說,她終於都可以投票了,她很高興。她把所有寄到自己信箱的所謂「政綱」細閱一遍,珍而重之地選擇,最後投了票。 最終投了誰?不重要了。 現在,她在美國了。她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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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說髒話

你身邊有沒有人會說髒話呢? 我有。你也一定有。只是你接受還是不接受而已。 念大學的時候在某電台做實習,巧遇詞界神人才子黃霑先生,得悉髒話之流利,令我肅然起敬。後來到陶傑先生的節目當主持,敬陪末席,咪後有着各式各樣的廣東髒話點綴其真知灼見,「小狗懶擦鞋」齊備。身為小聽眾的我,當然記得這種「小時光」,尤其是他罵蠢官的蠢行時,用上這些字詞,聽得過癮。 浸大學生會的學生代表衝上語文中心,說了一字髒話,但基於過程有面書(facebook)直播,因而引發左中右萬箭齊飛,飛往浸大學生身上。建制面書專頁剪輯短片,於各大WhatsApp老人吹水組廣傳,友人家中長輩都收了三四次,勾起了他們對文革的回憶。自稱中間理性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無寶不落,於面書發文,指學生應該學好普通話,考好普通話不為過。就連泛民之友、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葉建源都好像「驚浸大學生唔死」或是「驚人唔知佢唔係啞嘅」,對鏡頭發表他對浸大學生「衝擊」語文中心一事的「意見」,認為學生表現「粗魯無禮」、「不能接受」。 學生一方的說辭是,校方單方面「忽然提出」要學生畢業之前要修讀普通話課程,不及格者就有機會不能畢業,學生多次以各種形式表達不滿,不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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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來吧我們冷靜下來 聊聊同理心之害

當耶魯大學心理學系教授保羅布倫(Paul Bloom)寫他的書《失控的同理心》的時候,有這麼一個故事。他的同事朋友問他在做什麼,他說他在寫一本書,一本關於同理心的書。但當他補上一句,「我反對同理心」的時候,眾人就會感到錯愕,因為,「大眾習慣視同理心為絕對善,就好比我們絕不嫌錢多、絕不嫌自己太瘦……也絕不嫌同理心過剩」。 布倫認為,很多人理解「同理心」,就是了解他人、換位思考。他不反對這個解釋,但只要稍作深入討論,他認為這種「認知同理心,作為善的動力同樣過譽,畢竟精準判讀他人欲望與動機正是變態心理的一大特點,這種能力若逆向運用便成為剝削和暴行的機器」。 舉幾個例子。以下例子只為陳述同理心過剩之害,而沒有針對任何個別事件之意,敬希留意。 關愛座的論爭:只要一張照片,看到學生在玩電話、老人站着,那個學生就會瞬即成為「沒有同理心」、「不換位思考」、「不關愛老人」的孬種。網路上有很多「討論」說新一代沒有「同理心」。年輕一代就會在網絡反擊,看着老人「健步如飛」地「搶位子」,那你有對着一天到晚都站着的銷售員、侍應,上班16小時的上班族,甚至是剛在校隊練習完畢的學生運用過「同理心」嗎?覺得他們同付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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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群眾的聲音去哪兒?

試問誰人未發聲?發了,靜了,完了,沒事了。 在網絡,這幾天有些人在問:何以在立法會的集會,會如此門庭冷落?第一天集會只有幾十人,我電台的同事在現場採訪,有參加者說記者傳媒加警察的人數都比他們多。然後,你看到立法會議員終於都在最後一個月在聊「修改議事規則」懶人包,是一些短片,一些語帶幽默視像陳述的短片。其實整個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的綱領,一早就出來了:增加主席權力,總之所有事情都由主席話事,主席有權在流會後任何時候復會。 很可怕嗎?也許是的。因為,「拉布」似乎變成了在議員宣誓案被取消資格後,唯一對抗政府的武器,但泛民的資深議員如涂謹申都會在發言時說他不喜歡拉布。 然後,泛民議員又入了一些修訂議案,希望以「討論泛民的議事規則修訂案」這手段,去拖延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的程序。 只是,為什麼市民不出來呢?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很多「政工作者」活在自己的泡泡 我的知識分子朋友K說,這次市民不出來,是給泛民過去的做法一記耳光,對他們清晰地表明,你們以前的做法,已得不到市民的支持:「雨傘運動的時候,我都有時會覺得你(即健吾)的說法很狠。如你說雨傘退場後,整場民主運動將會停滯,甚至倒退。又或是你說『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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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收你做我的迷

歌唱組合C AllStar 早陣子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他們休團前的最後一次演唱會,成員之一的On仔(陳健安)因為練了一身美好的肌肉,嘉賓及網民大力擊節讚賞。可是事後On仔於社交網絡撰文,指自己那一天因為要練那一身的肌肉,結果令自己的身體「非常乾身」,聲帶都受影響了,唱到第三首歌的時候已經失準。 硬件練得上好了,軟件卻不配合。 帖文一出,他的「粉絲」當然鼎力支持,說他都唱得很不錯、身材練得很好。有些歌迷私底下都知道,On仔失準,而且他唱最多,一聽就知道,基於「粉絲」的愛,大家都保持緘默。只是,在網絡,大家都明白,有支持你的人,就自會有討厭你的人。有人開始質問,是不是為了「保持樂團的形象」,就令YouTube上觀眾拍的片子全部下架;也有人問,是不是為了在極短時間內練出這樣子的身材,就以針藥輔助。有健身教練對我說,也許是脫水太快,身體沒有脂肪,就會影響聲帶的表現。別人如何說他們的演出,我沒有意見。只是,身為朋友,識於微時,我得要關心On仔的身體狀况。他說他的健身過程是全natural(沒有使用針藥),我就相信他好了。 只是,不少他們的聽眾,都覺得On仔這次的決定,有點傻氣。有「粉絲」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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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在香港這種醬缸中的我和你

我記得10年前我還在中文大學當全職教員的時候,那時很多人都只是剛剛開「面書」(facebook)。還有很多人在用MSN/ICQ。那時電話還只是傳簡訊和打電話。所謂智能電話也只不過是這十年八載的事情。 現在,智能電話已在我們生活之中。過去20年我看着不少朋友,由平日以「手機不充電」自居,覺得別人找不到自己,可以擁有很多自己的「自己時間」,不用見人,是「自由」的體現。現在呢?她手機沒有電,會感到情緒不安;手機跌爛了,她會不捨得買新的。手機的屏幕裂了,他還是一直在用。現在去旅行什麼的,第一時間打點的就是上網功能。總之一定要「一直在線」(keep connected)。 我們天天用智能手機吸收大量資訊,其實在看什麼呢? 根據那些從2000年代分析網絡風勢的「專家」言,我們的時代理應會由「網絡2.0」走進「網絡3.0」。「網絡2.0」的特色有什麼?大抵是,內容不用錢,總之就是不知道什麼人(大多是匿名的)博客或什麼,提供資訊,供養媒體。所謂「user-generated content」(用家提供內容,媒體只是提供平台)的做法,減省了媒體成本,但同時也帶來「媒體民主化」的後果。媒體內容「去精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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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非常勤講師

讀書為了什麼? 早陣子,網絡流傳一個笑話,指香港人就算得到諾貝爾獎,只有約800多萬港元獎金;若研究成果有3人提出,獎金由3人瓜分,每人200多萬元,就連大埔一個2人單位都買不到。 再翻翻報紙,《明報》報道,美國有大學的博士生,只有能力成為「兼任講師」,年薪中位數只有2.2萬美元左右。有美國的講師在多間院校任教6個課程,年薪雖有4萬美元左右(約31萬港元),但由於他有租金及學貸等壓力,每月需要繳還約1500美元(約1.2萬港元),需要當補習、校對等兼職幫補。該名被訪者,數年前因合約被削半,就只好在學校假期時間賣淫,賺取每小時200美元(約1560港元)的肉金。 類似狀况在日本亦有出現。早於2007年,學者水月昭道寫了一本小書,叫《高學歷Working Poor》,指出日本的博士畢業生增長很快,但每年死去、退休等的教授卻不多。結果,博士生錯過了求職的黃金時期(不少日本的企業仍有年齡上限,亦有企業認為聘請念太多書的博士生對他們工作沒有好處),結果就只可以找教席。當「常勤教授」(常任/全職教授)的席位沒有讓出來,博士生也只可以成為各家大學或短期大學的「非常勤教授」(兼任教授)。也有指日本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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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如果真的要為這3年作反思

民主運動走到現在,有什麼進展?有說是公民覺醒。 覺醒了麼? 3年前,很多人在聊公民覺醒。那時候,我有朋友說,他不是不醒,而是,你叫醒我,我不知道往哪兒去,那我就唯有裝睡。這句說話,正正代表着香港人—— 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六七暴動、文化大革命、林彬、《大丈夫日記》、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是什麼。六四事件過後,香港人看着英國人把前途交給中國人,他們以為自己面前有兩條路:有能力的移民,沒能力的啞忍。再天天聽聽許冠傑那些《話知你97》、《同舟共濟》,左一句「我話知你97,其實香港適應力強未嚇窒(好鍊得)」、右一句「香港是我家,怎捨得失去它。實在極不願,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那時候,香港人知道「維穩」這組詞怎麼解嗎? 我記得,「雨傘」之前,反對派的人,都待我很好。走到街頭,錄音拍照,有說有笑。運動過後,一個一個反對派因各種理由看我不過眼,覺得我「為什麼幫『墳場新聞』」、「憑什麼走到今天有這麼多followers(facebook(面書))」、「憑什麼做電台節目」。 有一陣子,他們的WhatsApp群組又或是面書瘋狂人身攻擊。有社民連的助理在面書問,為什麼旺角的大媽都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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