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一個怎樣的下屆特首

距離香港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只剩下5個月,究意香港需要一個怎樣的下屆特首、誰是下屆特首理想人選,已成為當今社會輿論焦點。不久前財政司長曾俊華心直口快地指特首工作是份「衰工」,「衰工」在哪裏他倒是沒有「畫公仔畫出腸」。其實毋須解釋大家都心知肚明。相對而言,當今世界,紐約市長、倫敦市長、東京都知事、台北市長都好做,因為只需面對一個「老闆」,就是選民;北京市長、上海市長、天津市長、重慶市長也好做,因為只需面對一個「老闆」,就是中央。香港特首之所以是份「衰工」,正因要面對兩個「老闆」,就是中央和港人。問題是兩個「老闆」價值觀分屬「兩制」:中央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港人則「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特首夾在兩個「老闆」中間,如果有本事堅持一國兩制原則、尊重「兩制」差異,兩者不可偏廢,自然建功立業、名垂青史;若分寸拿揑不當、有所偏差,很容易「順得哥情失嫂意」,甚至「豬八戒照鏡子」——裏裏外外不是人,特首會被罵為「衰公」。古云「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香港需要一個怎樣的下屆特首,由當前香港時勢來造就。團結港人 縫合撕裂第一,下屆特首必須能夠團結港人、縫合撕裂的社會,走向大和解重建凝聚力。新一屆立法會甫開鑼就淪為「鬥獸場」,正是回歸以來前所未見的社會撕裂縮影,預示今後行政立法關係沒有協調只有惡鬥、不是制衡而是掣肘。而從本屆特首主政以來,建制派在董建華、曾蔭權時代基本上「一致」的局面成了明日黃花。泛民本已分化為溫和與激進,而最近本土、自決、港獨冒起,令非建制派更呈碎片化,整個社會凝聚力蕩然無存。4年多來,政治生態急劇惡化,其源蓋出於管治者的敵我意識及由此衍生的鬥爭哲學。必須指出,毛澤東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矛盾」論述本是「階級鬥爭為綱」錯誤路線的人治產物。在法治社會尤其香港一國兩制格局下,任何一個公民守法就受法律保護,充分享有《基本法》賦予的各項公民權利自由,犯法便被依法懲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可能以政治思想劃線將公民分成「敵人」和「人民」,也不應該因不同意見「欽定」部分政團為「愛國陣營」,將另外派別打成「反中亂港勢力」。任何人只要擁護一國兩制、遵守基本法,都應予團結,保障其公民權利,不能用內地黨國不分的一套要求港人並據此分敵我。顯而易見,下屆特首必須摒棄敵我意識,深諳一國兩制包容性,具備大和解理念,要懂得管控多元社會的分歧,以對話代替對抗。必要的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目的是團結港人、煞止撕裂,弘揚「獅子山下精神」。這是港人對下屆特首最大期盼!堅持一國原則 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第二,下屆特首必須既堅持「一國」原則,也捍衛香港核心價值,這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石。本屆特首最令港人失望之處,就是大家渴望依照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及附件一、附件二規定實現行政長官、立法會普選,卻被2014年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搬龍門」葬送。特首不僅沒有為港人據理力爭,反而在政改報告中罔顧參照「超級區議會」模式循序漸進的主流民意,一意孤行提出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不作修改,誤導人大常委會;而掛「有商有量」羊頭,賣「一錘定音」狗肉,更令政府誠信盡失。「雙普選」被歪曲為「管治權之爭」,以「落三閘」將其閹殺,嚴重損害香港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核心價值。當港人基於「存在決定意識」起來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時,自然有理性和非理性表現,非理性的「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便形成港獨、自決的沉渣泛起,對香港社會穩定帶來衝擊。常言「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下屆特首應做到堅持「一國」原則與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有機統一,重要任務是以「按照基本法,實現雙普選」為己任,向中央坦誠進言:相信香港市民包括泛民大多數是愛國愛港的;4屆行政長官候選人都是依照基本法附件一由八分之一選委提名產生;中央擁有實質的行政長官任命權可以「守尾門」。在這個基礎上由人大依照國家憲法第62條第11款撤銷或修改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重啟政改。這一撥亂反正戰略決策,對清除港獨、自決思潮具有釜底抽薪作用。另外,基本法規定香港必須就第23條自行立法。鑑於香港回歸近20年,而近來港獨猖獗,下屆政府履行憲制責任就23條立法不可避免。而捍衛香港核心價宜,就要尊重「兩制」差異,避免將內地定罪標準原封不動搬來香港,必須保障港人由基本法規定的言論、新聞、結社、集會、示威權利自由不受削弱和影響。當然亦不對叛國、分裂國家等罪行姑息養奸,應嚴懲不貸。這也是港人對下屆特首的重要期盼!帶領香港實現經濟轉型第三,下屆特首必須帶領香港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經濟轉型,保持可持續發展,闖出一片新天地。公正地說,本屆政府在房屋、扶貧、安老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總的來說純屬修修補補,站得不高、看得不遠。整個經濟結構過度倚賴房地產、金融業「塘水滾塘魚」畸形格局沒有變。20多年來,香港經濟轉型茫無頭緒,新的經濟增長點影都不見,跟新加坡差距愈拉愈遠。關鍵在於本屆政府以舊思維在舊格局中兜兜轉轉,不僅沒有引領香港經濟走出新景,而且不能為年輕人一代提供向上流動機會,不少人成為民粹主義政治捧場客,甚至將盲目反體制視為晉身代議士的「終南捷徑」。世紀之交互聯網狂潮初起時,香港和內地處於同一起跑線。10多年過去,內地產生了阿里巴巴、騰訊等一批網絡巨擘,湧現出馬雲、馬化騰等一批年輕世界級企業家。而香港近幾年正路不走走歪路,掉進泛政治化泥沼,完全走錯了方向。最近,馬雲連電子商務的概念都認為過時了,提出未來30年要擁抱「新零售、新製造、新金融、新技術、新能源」等五大新趨勢,正構築未來商業的基礎設施。人家已龍騰虎躍,香港仍坐井觀天、內耗空轉、繼續沉淪,真是豈有此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有道「心態決定狀態,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定位決定作為」。下屆特首必須以摩西《出埃及記》氣魄,制訂長遠發展科學規劃,以「洪荒之力」帶領香港找出經濟轉型突破口,鼓勵和支持年輕人科技創新、「互聯網+」創業,扶持中小企業在「一帶一路」尋覓和打造商機,借助卸任世衛總幹事後的陳馮富珍等人才在國際上宣傳香港、推銷香港,為香港招商引資,重振香港國際化優勢,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開拓新紀元。這是港人對下屆特首又一期盼!關於下屆特首,「中央接受」、「有管治能力」、「有較高認受性」固然是基本條件,正如《君王論》(馬基維利著)所總結的「唯一應當盡力避免的則是受到憎恨」!古語「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民心者得天下。下屆特首屬誰,還看人和!作者是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日) 特首選舉 2017行政長官選舉 特首跑馬仔 2017特首選舉

詳情

政治表態要落實到政策調整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中共開國領袖毛澤東「雄文四卷」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撇開對毛極富爭論的評價,不因人廢言,這個「敵友」區分何嘗不是香港一國兩制的首要問題!今屆特區領導人執政4年多,社會空前撕裂、內耗不斷、對抗升級、沉淪加速,以致一國兩制「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本土自決派異軍突起,突顯當今管治者製造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此僵局、亂局其源頭出於對泛民主派定性誤判視為「敵我矛盾」,乞靈於鬥爭哲學,加劇深層次矛盾,致使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哀莫大於心死」,甚至導致港獨沉渣泛起,政治生態急劇惡化。張德江王光亞講話「回到常識」鑑於將泛民視作敵我矛盾的極端政策後果並不良好,今年中,中央官員明顯修正去年5月底在深圳指斥泛民為「反對派」、「頑固派」、「死硬派」的敵我思維,作了新的政治表態。標誌之一是人大委員長、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5月中訪港時,與泛民4位立法會議員近距離接觸溝通,稱泛民為「不同意見派別」;標誌之二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6月底接受《紫荊》雜誌專訪時,明確肯定泛民中大多數是愛國的,指出「泛民的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的角度看,也屬於建制人士」。於是,有建制派中人稱王光亞「對泛民能夠講的好話都講了!」張德江作為中央領導人和王光亞作為中央官員對泛民講好話,實際是「回到常識」,回到一國兩制「初心」。眾所周知,基本法第5條莊嚴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存在決定意識,泛民的價值觀及其政治訴求如「我要真普選」、「平反六四」、「反對越境執法」、「ABC(Anyone But CY)」等等,無非由「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所衍生,屬多元社會正常現象,應為一國兩制框架所包容,豈有視為「敵我矛盾」此理!問題不單涉及香港一國兩制,若將泛民視為「敵我矛盾」,試問怎麼可能令同樣信奉資本主義價值觀且一直受反共意識薰陶的2300萬台灣同胞相信中共「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善意、誠意、真意?這對台海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有利還是有害?若將泛民視為「敵我矛盾」,試問怎麼可能令同樣信奉資本主義價值觀且不時受「中國威脅論」渲染的美國、歐盟、日本、澳洲、韓國、新加坡等相信中國反覆宣示的和平崛起、和平外交?這對中國與外部世界和平共處影響正面抑或負面?顯而易見,將泛民定性為敵我矛盾,斥之「非我族類」,奉行鬥爭哲學,根本有違一國兩制初衷,缺乏大格局、大智慧,是典型的「小不忍則亂大謀」。正如孟子所言:「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仇寇」。所謂「促進和諧」豈非緣木求魚?政策調整才能使政局良性轉化張德江、王光亞「回到常識」的政治表態無疑是糾正「一左二窄」涉港第一步。然而,政治表態的好話必須落實到政策調整,才能使政局由惡性循環向良性發展轉化。若「好話講夠,政策照舊」,好話就淪為假話、大話、空話!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37年「7‧7」盧溝橋事變後,抗戰軍興。中共及時將1935年《八一宣言》中「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表態落實到政策調整,即: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暴動,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新編第四軍;將「蘇維埃區」改為「抗日邊區」。於是迎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局面,從此中共茁壯成長。1978年中,針對當時猖獗一時的「兩個凡是」,中共改革家胡耀邦在鄧小平支持下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這一政治表態很快成了全黨主流意識,隨之落實到政策調整,即:平反「文革」及歷次政治運動冤、假、錯案,大量解放幹部;改正「右派」結論;摘掉地主、富農帽子;中止「階級鬥爭為綱」,實現「經濟建設為中心」工作重心轉移;通過歷史決議,徹底否定「文革」;為劉少奇恢復名譽;推行「包產到戶」,廢除人民公社……終於開拓了改革開放新局面,為今日中國富強奠下基礎!同樣道理,今天香港要扭轉誤判泛民定性、誤判政治形勢造成的僵局、亂局,中央官員關於「泛民中大多數是愛國的」,只屬「不同意見派別」,「泛民的立法會議員……也屬於建制人士」的政治表態,也必須落實到政策調整。「牽牛要牽牛鼻子」,中央對港政策調整突破口應該是撤銷或修改2014年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不折不扣依照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以及附件一、附件二,凝聚共識,重啟政改,讓港人實現基本法賦予的行政長官、立法會「普選產生」的權利,避免中央失信於港人。香港回歸即將20年了,「雙普選」被一推再推,遙不可及,令「一國兩制」方針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畫了龍而未點睛。障礙在於違反改革開放政策、違反一國兩制方針、違反基本法的「8‧31決定」。要害在於它的指導思想建基於「階級鬥爭為綱」僵化思維,根本不相信港人包括泛民大多數是愛國的,視泛民為敵我矛盾,將「雙普選」的「政治內涵」和「法律內涵」公然定性為所謂「管治權之爭」、「爭奪管治權」,毫不諱言「去到盡」封殺泛民參選行政長官「入閘」機會。京官南下「宣旨」形同「宣戰」,「一左二窄」自鳴得意。「8‧31決定」令矛盾激化,直接催生79天「我要真普選」的「雨傘運動」,結果被認定「體制內抗爭走到盡頭」;於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派生旺角暴動、港獨冒起、本土「自決」抬頭;部分年青選民在立法會選舉投「不滿票」、「發泄票」、「鬥氣票」。實踐已充分檢驗「8‧31決定」的極為惡劣影響!該決定是回歸近20年最嚴重的「左」的錯誤!如今,中央領導人、中央官員最新政治表態否定了泛民「敵我矛盾」定性,重申「泛民中大多數是愛國的」,因而「8‧31決定」將泛民視為「爭奪管治權」的「敵對勢力」立論基礎徹底崩塌。作為配套的政策調整,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國家憲法第62條第11款行使撤銷該「不適當的決定」。最低限度亦要將於法無據、亂搬龍門的「過半數提名」還原到基本法附件一所規定,4任特首候選人產生皆循此例的「八分之一提名」。要作如此政策調整方能與中央官員最新政治表態相配合。不能政治表態稱「朋友」,政策層面當「敵人」。政策落後於實際乃施政大忌!新人事新思維 從撕裂走向和解常言:「以史為鑑」。30多年前與真理標準政治表態相適應的政策調整,堂堂中央「5‧16通知」可以撤銷;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議可以撤銷;中共「九大」政治報告可以撤銷;確定林彪為接班人的黨章可以撤銷……試問權威性遠不能相比的「8‧31決定」撤銷有何難哉?實現這一政策調整,可令一國兩制「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香港社會可化危為機,在新人事新思維主導下,從撕裂走向大和解,由對抗轉為對話,內耗空轉變作政通人和。至於滿腦「敵我」、熱中鬥爭、渲染港獨「留敵作富貴之資」的人則再無機會竊據要津為禍香江。鄧小平倡導的一國兩制將永葆其美妙之青春,耀眼於全世界!作者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梁振英 831決定

詳情

救香港──啟動23條立法 修改8.31決定

香港一國兩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一方面港獨勢力愈來愈囂張,組黨、參選,公開鼓吹「革命」、「奪權」、「滲透」、「勇武」,明目張膽與堅持「一國」原則對着幹,與台獨、藏獨、疆獨合流,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威脅香港安定繁榮,將「東方之珠」推向「讓磚頭飛、讓鮮血流」的動亂深淵;另一方面,充滿「階級鬥爭為綱」、敵我矛盾思維的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將《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普選權利歪曲為「管治權之爭」,戾橫折曲與尊重「兩制」差異背道而馳,採取關門主義「左」的一套,斷送政改機會,且大有「吃了秤砣鐵了心」之勢,使部分港人失去對一國兩制希望,激起一些青年逆反心理,吸起港獨精神鴉片。左、右衝擊之下,香港社會正以自由落體加速度向下沉淪。請看,立法會選戰公認回歸以來最爛:「醜陋的中國人」那種一盤散沙、窩裏鬥劣根性大發作;台灣藍綠惡鬥不問是非、只問陣營劣質政治全盤學足;各種論壇言不及義,不聞諸葛亮「隆中對」,唯見「小學雞」互窒鬥嘴;各派別「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總之,「黃鐘毁棄,瓦釜轟鳴」。難怪有老報人慨嘆:「吾不欲觀之!」香港社會何止病了,簡直瘋了,不救不行了!要救香港、要救一國兩制,千頭萬緒抓根本,必須雙管齊下:啟動23條立法打擊港獨,以此堅持「一國」原則;修改8.31決定啟動政改,以此尊重「兩制」差異。缺一不可!啟動23條立法打擊港獨香港是法治社會,基本法第23條明確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這是香港特區不容推卸的憲制責任。香港回歸近20年了,有什麼理由推搪不作為?這合乎法治精神嗎?「國家安全」是全方位概念,不能孤立看待港獨。如果香港面對港獨猖狂態勢仍不就23條立法,任由港獨打着「言論自由」旗號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或「播毒」於校園,橫行無忌,試問台灣民進黨、西藏流亡政府、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豈不是大可以香港民族黨為榜樣,來港設分支打正「台灣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招牌參選立法會及到添馬公園聚眾插旗?發展下去,港人是否樂見疆獨來港斬人、藏獨來港自焚、台獨來港佔領立法會以配合港獨的勇武呢?况且,當今美國「重返亞太」劍指中國、朝鮮堅持核武玩火、韓美部署薩德系統、日本甘當反華「爛頭卒」、蔡英文拒納「九二共識」、南海風高浪急成為「火藥桶」,中國國家安全形勢嚴峻,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皆有維護職責。既然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為國家安全就23條立法責無旁貸,豈有讓香港「中門大開」之理?關鍵在於,基於一國兩制,香港在第23條立法過程中,絕不能夠生搬硬套內地定罪標準,一定要保障基本法賦予港人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要令港人放心。23條立法後,例如劉曉波寫那些文章在香港不構成犯罪、維權律師不會被抓、傳媒可照樣罵共產黨、「六四」燭光晚會可繼續舉辦、銅鑼灣書店事件不會重演。「罪」與「非罪」界線劃清楚,打擊叛國、分裂國家犯罪活動於法有據,23條立法只會令一國兩制更平穩!修改8.31決定重啟政改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啟動23條立法同時,必須修改2014年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糾正關門主義「左」的錯誤,切實尊重「兩制」差異,重啟政改,化解僵局、扭轉亂局。事實上,正是由於8.31決定違反基本法「落三閘」,令港人渴望的行政長官、立法會普選迄今「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在失敗、絕望情緒支配下,部分年輕人出於叛逆心理,也「去到盡」,「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玩港獨。大家不妨追根溯源:2014年9月1日,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來港宣講8.31決定的「政治內涵」和「法律內涵」,毫不諱言8.31決定的指導思想基於如下定性:香港圍繞普選問題的爭論,「本質上不是要不要普選、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之爭」云云。顯然,8.31決定背後的理論基礎仍不脫「階級鬥爭為綱」、「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了政權,就失去了一切」那套僵化思維,與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規定行政長官、立法會「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的民主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時空差異,完全違背一國兩制應有之義!8.31決定「左」的錯誤還在於根本不相信香港同胞包括泛民主派在內大多數都是愛國的,實際上將泛民主派視為敵我矛盾,打入「另冊」,千方百計剝奪泛民主派的行政長官參選權,嚴重偏離了一國兩制初衷。大家知道,儘管泛民在回歸以來歷次立法會地區直選總得票率都穩定在56%至66%之間,但由於政制設計人為扭曲,在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1200個委員中(筆者是其中一員)泛民只佔17%左右席位。鑑於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由八分之一委員提名產生,泛民雖然不滿亦勉強接受選委會安排。但8.31決定規定提名委員會組成辦法照足選委會的同時,卻違反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無視4任行政長官候選人產生辦法得到各派認可行之有效的歷史,竟然亂搬「龍門」改為過半數提名,挖空心思封殺泛民代表人物參選行政長官的權利,還自鳴得意「去到盡」。這一思路,與50年前5.16通知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宣揚「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那一套如出一轍。結果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將「千千萬萬」、「浩浩蕩蕩」趕到對立面,導致社會撕裂、對抗升級,是如假包換的「左」的錯誤!8.31決定對近年港獨冒起具有直接責任!根據國家憲法第62條第11款,人大有權撤銷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若認為「撤銷」震盪太大,可以採取折衷辦法將8.31決定中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門檻由二分之一改回基本法附件一原來規定的八分之一,於法有據、4屆有例。相信這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皆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在這基礎上重啟政改,令港人包括年輕一代看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希望,樂在其中,「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一國」「兩制」不可偏廢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兩者不可偏廢,是完整準確執行一國兩制的「真經」,不容來自「右」的或「左」的「歪嘴和尚」念差讀錯!啟動23條立法、修改8.31決定,香港方可由亂入治,政通人和,「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作者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原文載於2016年8月30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23條 831決定

詳情

曾蔭權被檢控對香港政治生態的影響

10月5日香港發生一件爆炸性新聞,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廉政專員公署落案起訴兩項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隨即當日下午在東區法院提堂,獲准以10萬元保釋。消息傳出,全城震驚:因為4天前,被廉署調查了3年半的曾蔭權才以前特首身分在香港會展中心出席國慶升旗禮和慶祝酒會,而一個月前的「9.3」還受中央的邀請與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一起在北京登上天安門城樓觀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盛大閱兵式,嗣後還接受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的宴請,故此廣大香港市民和不少觀察家認為曾蔭權被查的事應已「大步檻過」,豈料國慶剛過,就在曾蔭權71歲生日前兩天,他就被「落鑊」,如此風雲突變,城中不少人都跌破眼鏡!作為前行政長官的曾蔭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實踐中,是一位繞不過的標誌性歷史人物。1998年夏,亞洲金融風暴肆虐香港,國際「金融大鱷」三箭齊發,向港元、港股、港資發動猛攻,令香港社會經濟即將爆發系統性風險之際,時任回歸後首任財政司長的曾蔭權,與許仕仁、任志剛兩位財金部門同事一起,果斷決策,動用港府外匯基金入市「打大鱷」,成功擊退國際炒家,保住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後來,曾蔭權「台階式」升任政務司長乃至在2005年接替董建華成為行政長官。2010年,曾蔭權策劃「起錨」行動,促成民主黨與中央人民政府理性溝通,終於在立法會高票通過了政改方案,打破了5年原地踏步的僵局。鑑於曾蔭權在「一國兩制」中擔任過的角色,他的被檢控自然引發一系列的「衝擊波」和連鎖反應:證明特首非凌駕三權第一,是突顯了《基本法》第25條所規定的「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並非「一紙空文」。另外還表明基本法第47條所規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條文絕非「聾子的耳朵——空擺設」。說明自上世紀1970年代中香港雷厲風行推行廉政的優良傳統和「金漆招牌」並無褪色!不久前,在「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宣稱「行政長官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法律地位,在中央之下,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這番話在香港社會引發很大爭議。這次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檢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恰恰以鐵的事實證明行政長官絕非凌駕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而是行政長官也和所有香港居民一樣「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必須指出,香港實行普通法,恪守「無罪推定」原則。曾蔭權雖然被控告兩項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但有罪還是無罪,還須由高等法院的陪審團裁定。筆者也曾在2013年1月被控以「莫須有」的所謂「串謀詐騙、洗黑錢」等罪名,結果在今年5月20日,由高等法院的陪審團以3個「8比0」裁定對我的控罪全部不成立。所以在現階段,市民對曾蔭權的案情乃至結局毋須妄下判斷。廉署律政司決不能搞「雙重標準」第二,曾蔭權被檢控,罪名在於「沒有申報」。於是公眾注意力和聯想力自然聚焦到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收取澳洲財團UGL 5000萬港元是否「沒有申報」的事件上。基本法第47條規定「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那麼,梁振英在2012年7月1日就任行政長官之日,有否將與UGL簽的將會收取400萬英鎊的協議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並「記錄在案」呢?更為嚴重的是,梁振英在與UGL協議中寫明同意為UGL出任推薦人及顧問,如果梁有提供服務收取400萬英鎊,那豈不是成了「兼職特首」?如果梁沒有提供任何服務而白白收取400萬英鎊,那不是赤裸裸的「受賄」?公眾強烈認為,既然廉署和律政司以「沒有申報」為由將曾蔭權「落鑊」,那麼,廉署和律政司也應該以相同標準來審視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收取UGL 5000萬元的申報狀况,決不能搞「雙重標準」!這點對梁振英的管治權威的影響非常深遠!傳媒無視「無罪推定」 貼「貪曾」標籤第三,曾蔭權被檢控,也是對當今社會上某些媒體違反法治精神、專搞「輿論審判」、「未審先判」的錯誤做法一個深刻教訓。曾蔭權首項控罪涉及在2010年11月2日至2012年1月20日期間,涉嫌在行政會議商討及批准雄濤廣播有限公司(DBC數碼電台前身)提交的多項申請時,沒有向行政會議申報或披露他與雄濤的主要股東黃楚標商議有關租賃一個位於深圳東海花園的三聯式住宅物業事宜,以及2010年11月涉嫌向黃楚標的公司支付一筆80萬元人民幣款項。第二項控罪涉及約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曾蔭權涉嫌建議把建築師何周禮轉交考慮根據授勳及嘉獎制度予以提名時,沒有向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發展局和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披露(或者隱瞞)何周禮已獲聘用並負責曾蔭權租賃物業單位的室內設計。曾蔭權的兩項控罪都不涉及《防止賄賂條例》的貪污犯罪(其中某些罪名不適用於行政長官),而是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屬於普通法(非成文法)的罪行,犯罪構成要件不涉及貪污賄賂對價問題。令人遺憾的是,在過去3年多,若干傳媒無視「無罪推定」的法治原則,先入為主地給曾蔭權貼上所謂「貪曾」標籤,甚至將3年來梁振英的施政失誤,也歸咎於所謂「貪曾遺禍」!正如其夫人鮑笑薇所哀嘆「過去3年半,我們每日都受到不停滋擾」。到如今,律政司對曾蔭權的起訴卻與「貪」字無關,但曾蔭權卻已被某些傳媒含血噴人指為「貪曾」3年多,這公道嗎?有天理嗎?與京對港政策有關第四,曾蔭權的被檢控,與北京近年收緊對港政策有關。本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個整體,但近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8個字卻常常在正式文件中「間歇性失蹤」。從去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10」白皮書首創「全面直接管治權」,到人大常委會帶有明顯階級鬥爭為綱思維的 「8.31」決定,再到把非法佔領馬路的治安事件上綱上線為「顏色革命」、「勾結外部勢力」,再到最近的某些官員鼓吹行政長官位於「三權之上」論、莫名其妙的「去殖民化」論、「兩制隔離成為香港發展障礙」論、「香港法官錯誤理解基本法」論等等,加上內地官媒對李嘉誠所謂「撤資」大肆圍剿一系列事態發展,令人深深感到「上面」對港政策愈來愈左,愈來愈緊。因為曾蔭權在2012年3月特首選戰唐梁之爭是助唐斥梁的,因此坊間有人認為檢控曾蔭權是對公務員隊伍施下馬威,以便加強梁振英對公務員的管控,甚至以此震懾「曾班子」潛在的競爭對手,為2017年連任鋪路。不過這些一家之言未必有理!「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其要義在於「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3年來香港社會出現回歸18年來前所未有的社會撕裂、政治爭拗,其源蓋出於鬥爭哲學、敵我意識、冷戰思維。曾蔭權被檢控是否有罪自有法律、陪審團裁決,但「一國兩制」必須回到鄧小平倡導的初衷,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基本法,要反對右,主要是防止左,「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原文載於2015年10月20日明報觀點版

詳情

「階級鬥爭為綱」只會毁掉「一國兩制」

歷史將會記載:2015年6月17日,根據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衍生的香港特區政府「4.22政改方案」因得不到「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而遭否決。實質上是政改方案背後的「階級鬥爭為綱」指導思想受到擁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的廣大香港同胞堅決抵制,「一左二窄」治港思路終於遭到歷史的無情懲罰!《基本法》第5條莊嚴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鄧小平曾經指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10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然而,從去春至今夏的整個政改討論過程中,人們看到、聽到的是人大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之類涉港官員依據「階級鬥爭為綱」思路發出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謬論: 政改方案背後是極左強硬路線第一,明明基本法第45條明確規定了行政長官「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12月也決定了2017年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的時間表,李飛、張榮順等卻將行政長官的民主普選定性為所謂「管治權之爭」;第二,明明基本法第26條明確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李飛、張榮順等卻將部分不同政見「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選行政長官定性為所謂「爭奪管治權」;第三,基本法第25條明確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涉港官員卻以政治扭曲法律,將內地違反法治原則的所謂「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學說搬來香港,內心上將泛民主派視為「敵我矛盾」,公開則把泛民在香港並無觸犯現行法律並合法當選立法會議員的部分人以政治原因扣上「反對派」、「死硬派」、「頑固派」帽子,揚言要「堅決鬥爭,決不含糊。具體到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設計,就是要把這些人排除在外,不僅要限制他們『入閘』、阻止他們『出閘』,即便他們僥倖當選,中央也會堅決不予任命」云云。所謂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同胞都是愛國愛港的」已成為不折不扣的彌天大謊!如上所述,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派生出來的「4.22政改方案」,剝下繁瑣細節的「畫皮」,後面就是赤裸裸的曾在內地肆虐30年禍國殃民的「階級鬥爭為綱」極左強硬路線!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頭30年受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左傾錯誤路線危害,政治上、思想上先後經歷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適「資產階級反動思想」、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冒進、反右派、「三面紅旗」、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反右傾、反習仲勳、「四清」,直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政治運動一浪高於一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人權慘被踐踏;其間1949年至1950年、1962年以及1970年代,大陸爆發3次「逃港潮」,數以10萬計偷渡客「以腳投票」,向「階級鬥爭為綱」極左路線說「不」,雖抵達香港享受「免於恐懼的自由」,然而卻是「往事不堪回首」,對內地「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一套心有餘悸!所幸到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被「十年浩劫」折磨得死去活來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老一輩革命家大徹大悟,果斷結束了「階級鬥爭為綱」口號,將中共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拓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改革首先是終止國內階級鬥爭,將所謂「地、富、反、壞、右」的「階級敵人」帽子摘掉,將知識分子「臭老九」標籤撕掉,「團結一致向前看」;開放首先是終止國際階級鬥爭,摒棄「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的「世界革命」夢幻,向歐、美、日、港、澳、台資本主義世界「招商引資」,接受外部世界的市場經濟、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法治觀念、世貿規則、全球經濟一體化等新觀念、新常態。由於這一系列偉大的戰略決策,形成了中國社會變革、經濟騰飛的良好態勢。正是在這樣的大氣候、大格局,鄧小平打破共產黨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傳統思維,破天荒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先後在香港、澳門付諸實踐,希望對未來台灣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起到良好垂範作用。由此可見,若「階級鬥爭為綱」思維依然存在,根本不可能有「一國兩制」創舉的催生;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背後的「階級鬥爭為綱」思維,不僅從根本上毁掉香港「一國兩制」,而且必然從根本上毁掉兩岸和平統一! 泛民否決政改是正義之舉香港立法會泛民主派議員在廣大市民支持下,以極大的道德勇氣否決「4.22政改方案」,純屬對「一左二窄」錯誤治港路線的抵制,完全是正義、合法之舉:第一是對「階級鬥爭為綱」一套說「不」,捍衛了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第二是對不「尊重兩制差異」的錯誤傾向說「不」,捍衛了「一國兩制」方針;第三是對以人治淩駕法治、違反基本法的嚴重偏差說「不」,捍衛了基本法!就表面而言,「一左二窄」的治港路線來勢洶洶,令到部分善良港人或恐懼、或擔心、或無奈,有人「含淚」主張「袋住先」。但是,歷史證明錯誤路線得逞於一時,卻不能推行於永遠!君不見,1977年2月「兩個凡是」謬論橫空出世,「君臨天下」;第二年就遭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辯論的迎頭痛擊,到當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兩個凡是」土崩瓦解,稍後「樹倒猢猻散」,「凡是派」終於退出歷史舞台。可以斷言,這次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政治生態必將面臨嚴重的族群撕裂、社會內耗、管治懸崖;到了明年1月,台灣大選「藍天變綠地」,屆時對港、對台政策「後果並不良好」,同遭「滑鐵盧」,一定會促使中南海對「去到盡」的治港路線反思、問責、調整。「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的法則是不可抗禦的。「階級鬥爭為綱」思維早已被歷史證明理論上是荒謬的,實踐上是危險的!「一左二窄」的錯誤路線必定會撥亂反正!「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必定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詳情

撐「袋住先」須為自私付出代價

日前中大民意調查數據顯示,46%接受訪問的市民主張否決根據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制訂的政改方案,而支持「袋住先」的人士則佔40%。這組數字突顯了社會的兩極分化,空前撕裂,10年前曾慶紅副主席訪港時的主旋律「和諧香港」果真「往事只能回味」!筆者自去年9月以來,多次在本報力陳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違反改革開放政策,違反「一國兩制」方針,違反《基本法》的錯誤,指出其指導思想乃「階級鬥爭為綱」陰魂不散的「一左二窄」本質。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然而8.31決定是「適當的決定」抑或「不適當的決定」,香港社會政改討論豈可迴避這一大是大非問題!毫無疑問,希望香港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是全體港人的共同期盼。正因如此,部分市民懷着善良的願望對依據8.31決定的政改方案傾向「袋住先」,原因是被特區政府和某些建制派人士叫得震天價響的「由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終究比只由1200個選委投票更民主」的「理由」所迷惑! 一段權威論述為了令贊成「袋住先」的市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妨先聽聽下面一段權威論述:「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着限制了。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受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受同等的被選舉權。」「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以上精闢論述,並非哪位泛民人士的「異端邪說」,恰恰是引自71年前即1944年2月2日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社論〈論選舉權〉!依據上世紀40年代中共發出的「歷史的先聲」,大家對照一下去年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落3閘」的「第一道閘門」:「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4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眾所周知,儘管泛民主派在香港回歸以來歷次立法會地區直選中獲得55%至62%選民支持,但由於不合理的安排,在上屆選委會中只得17%席位;按照8.31決定,泛民主派在未來提委會的席位當然亦和上屆選委會一樣維持不變只獲得17%左右席位。問題是,8.31決定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法律規定,無視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早已行之有效、各方認同的「八分之一」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主程序,包藏禍心的提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如此一來,在未來提委會只有17%席位的泛民主派代表人物要想如同2007年公民黨梁家傑、2012年民主黨何俊仁一樣「出閘」便變得比登天還難,泛民按照基本法立法原意的「均衡參與」的公民權利被一筆勾銷,只剩下建制派候選人於法無據的「壟斷參與」!顯而易見,以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為框架的政改方案:第一是明目張膽的令泛民主派代表人物「被剝奪了被選舉權」(《新華日報》社論語),違反基本法第26條、第25條和第44條;第二是橫蠻無理的取消了500萬合資格選民當中55%至62%泛民支持者的提名權,正屬於「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而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着限制了」,同樣是違反基本法第26條和第25條!當然,撐「袋住先」的群體主要是建制派及其支持者,有些人內心上會自私地覺得:照8‧31決定框架設計的政改方案,不給泛民代表人物「出閘」也好,不讓泛民支持者選擇自己的行政長官候選人也好,「反正我作為普通選民有權投票選行政長官就是好」! 馬丁‧尼莫拉的沉痛自白對於這種自私,最好記住馬丁‧尼莫拉的一段沉痛的自白:「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人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同樣道理,對於某些朋友來說,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基於所謂「管治權之爭」敵我意識、鬥爭哲學、冷戰思維,實際上剝奪泛民代表人物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公民權利,你袖手旁觀不出聲還要撐「袋住先」,因為你不是泛民代表人物;8.31決定剝奪55%至62%選民的提名權和選舉自己支持的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公民權利,你隔岸觀火不出聲還要撐「袋住先」,因為你不是55%至62%當中一分子!這種自私會帶來什麼後果呢?很明顯,撐「袋住先」就是容忍「一左二窄」治港思維固定化,任由違反基本法的錯誤決定合法化,默許不公正、不公義、不公道的假普選合理化,接納踐踏香港自由法治核心價值做法常態化,發展下去,「一國兩制」遲早蛻變為「一國一制」,港人不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都要淪為「一黨專政」的「臣民」,都要生活在「不講普世價值、不講新聞自由、不講司法獨立……」等「七不講」的世界,人們終究要為自己撐「袋住先」的自私付出巨大歷史代價!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詳情

劉夢熊: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試金石 ——致第十二屆人大全體代表的公開信

尊敬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還有幾天,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即在北京開幕。正如習近平主席強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因此,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諸位有着「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的重大責任。眾所周知,國家憲法第62條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其中第11項是「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本屆人大第三次會議面對一項完全應該納入議程的議題,就是去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以下簡稱8‧31決定)究竟是一項「適當的決定」抑或「不適當的決定」?如屬「不適當的決定」,當然要由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予以「改變或撤銷」!這正是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一塊試金石。《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國家憲法第31條的規定,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4月第七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基本法》(包括3個附件)的憲制基礎和相關法律規定,應當得到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即人大常委會決定或釋法的恪守和尊重。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和很多香港社會人士看來,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從指導思想到具體內容,嚴重違反改革開放政策、違反「一國兩制」方針、違反《基本法》,是不折不扣、如假包換的「不適當決定」。首先,從8‧31決定的指導思想來分析:去年9月2日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到香港宣講8‧31決定時公開把香港社會關於落實中央承諾的行政長官、立法會「雙普選」的爭論定性為所謂「管治權之爭」。然而法理上任何一位合乎基本法第44條行政長官擔任資格規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即使是泛民主派代表人物)履行基本法第26條賦予的「被選舉權」參選行政長官,無非是爭取多數選民的選擇和授權出來為社會服務而已;假若當選,乃光明正大獲人民授權,上台既不是靠武裝起義,也不是通過軍事政變,亦並非搞黑箱作業、老人干政,合法的民主選舉如何談得上什麼「爭奪管治權」?李飛主任的「說明」,恰恰暴露了8‧31決定背後「階級鬥爭為綱」陰魂不散,完全是逆改革開放歷史潮流而動,指導思想已犯了「左」的錯誤!8‧31決定8處違基本法而從8‧31決定的具體內容來說,則起碼有8處違反《基本法》的地方:第一,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註:附件二此處為「備案」)」,根本就沒有在政改「三部曲」前由人大常委會先作框架「決定」的憲制安排,8‧31決定完全缺乏憲制基礎;第二,2004年人大常委會「釋法」將政改「三部曲」修改為「五部曲」,但「解釋權」不能與「修改權」混為一談,人大常委會只有「解釋權」,而基本法「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見基本法第159條),人大常委會將「三部曲」「修改」為「五部曲」已經是越職越權;第三,即使按照人大常委會2004年「釋法」,人大常委會在「號外」的「第二部曲」角色只是對「號外」的「第一部曲」即特區政府的政改報告「加以確定」,而無權作具體、明確、量化的「決定」。8.31決定越俎代庖,犯了提前介入的程序錯誤;第四,香港立法會議員「由選舉產生」,毋須中央任命,屬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範圍。根據基本法附件二,立法會產生辦法如需改變的「第三部曲」只需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而非「批准」,而基本法第17條明文規定「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8.31決定居然事先「下旨」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不作修改」,混淆了「批准」與「備案」的概念,此項「決定」根本就於法無據!第五,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變必須「循序漸進」,然而8.31決定卻無視回歸以來4任行政長官候選人產生的八分之一提名民主程序已行之有效、深入人心的歷史,一舉將提名門檻提高至「過半數」,又越權硬性規定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不作修改」,只能「原地踏步」,徹頭徹尾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法律規定;第六,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變必須「根據實際情况」,然而8‧31決定「去到盡」的「落3閘」框架決定完全脫離香港實際情况,因為沒有任何政黨(包括建制派的民建聯、工聯會)在香港首輪政改諮詢提出過如此保守的框架方案,這種「長官意志」毫無民意基礎違反「按照實際情况」的法律規定!第七,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提名候選人過程中,「每名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8.31決定卻在提出行政長官候選人「限於2至3名」的同時又規定每名候選人須獲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提名,不僅不具可操作性,實際上僭越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基本法的修改權,又是有法不依,亂搬龍門!第八,基本法莊嚴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但8.31決定分明將有社會主義印記的「民主集中制」套到資本主義香港,以敵我意識看待香港泛民主派及其支持者,違反基本法「均衡參與」立法原意,挖空心思阻止一個得到55%至62%選民支持的政治派別代表人物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這已經是「一國一制」而非「一國兩制」,從根本上摧毁基本法的憲制基礎!違反基本法決定應當堅決抵制十二屆人大諸位代表,以上對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剖析批評,全部建基於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相關憲制基礎和法律規定。結論是:對於違反基本法的錯誤決定,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不久前閉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相信必將成為本屆人大三次會議的「主旋律」之一。經典著作家指出,「一個實際行動勝過一打空洞的綱領」,因此,希望本屆人大三次會議認真、深入、細緻審視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對這項「不適當的決定」,應援引憲法第62條第11項予以「改變或者撤銷」!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從指導思想到具體內容都有嚴重偏差和錯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香港政局前所未有的動盪和撕裂,台灣「九合一選舉」中「台灣變香港」的疑懼成為國民黨慘敗外因,而且導致很大可能明年「藍天變綠地」,都與「一左二窄」的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有直接或間接關連,可謂「禍港殃台」。若本屆人大三次會議依憲「改變或者撤銷」8.31决定,讓香港特別行政區嚴格依照基本法,重啟政改程序,打造香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局面,則祖國改革開放大局幸甚!香港「一國兩制」幸甚!兩岸和平統一大業幸甚!順致崇高的敬意!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劉夢熊2015年2月26日(按:小題及重點黑體為編者所加)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中港關係 政改

詳情

劉夢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 向「袋住先」說不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在首輪政改諮詢掛「有商有量」羊頭,賣「一錘定音」的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狗肉」,以致千夫所指,怨聲載道,公信力盡失,造成第二階段政改諮詢淪為與「自己友」自彈自唱的「獨角戲」。值得注意的是,林鄭政改三人組面對社會各界對8‧31決定有法理根據的批評質疑怯於接招,對 8‧31決定是「適當的決定」抑或「不適當的決定」完全迴避,卻有如「人肉錄音機」一樣,喋喋不休要港人對根據8‧31決定指引的政改方案「袋住先」,十足「癡人說夢話」!當前,社會對於是否「袋住先」之爭,不僅是要不要普選、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且是要不要維護《基本法》權威,要不要捍衛香港自由、法治核心價值的大是大非原則問題!香港之所以由百多年前一個資源貧乏的小漁村發展為今日的現代化都市、國際金融中心,主要靠的是自由、法治核心價值。但8‧31決定為着防止泛民主派所謂「爭奪管治權」,不惜扭橫折曲,大打茅波。明明回歸以來歷次立法會地區直選泛民主派得到55%至62%選民支持,在上屆選委會卻只獲17%席位,而按照8‧31決定將來的提名委員會,要參照上屆選委會組成,但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獲過半數提名才有資格「出閘」;如此一來,何止泛民主派代表人物被粗暴剝奪了基本法賦予的行政長官「被選舉權」,更嚴重的是投他們一票的選民群體真正選擇行政長官的自由被一筆勾銷!試問,如此踐踏過半數選民自由和尊嚴的8‧31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如果港人「袋住先」,豈不是對自由的嘲弄,從根本上摧毁香港自由核心價值嗎?眾所周知,正如筆者自去年9月以來在本報發表的系列文章所揭示,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罔顧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政改三部曲」的憲制基礎,無視2004年人大常委會釋法當中「確定」的含義,違反基本法根據實際情况、循序漸進等法律規定,背離基本法「均衡參與」的立法原意,混淆「批准」與「備案」的區別,亂搬龍門,邏輯混亂;一句話,是政治扭曲法律、人治凌駕法治的產物,具有「一左二窄」特徵,是「管治權之爭」的階級鬥爭思維反映。試問,如此嚴重違反基本法的8‧31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如果港人「袋住先」,豈不是對基本法的顛覆,從根本上摧毁香港法治核心價值嗎?「500萬選民有得投票」 是公關伎倆在推銷「袋住先」過程中,梁振英特首和林鄭政改三人組最慣用的「公關伎倆」就是如下「說法」:「500萬選民有得投票,不是比1200個選委投票更民主更進步嗎?」問題是,「500萬選民有得投票」的前提是什麼?當中55%至62%選民所支持、屬意的政治代言人被視為「敵我矛盾」打入另冊嚴防「出閘」,過半數選民意志不受尊重,這個所謂「500萬選民有得投票」與北韓金氏王朝以及薩達姆主政時的伊拉克「一人一票普選」又有何區別?應該說,除了極個別居心叵測的政客,以及某些慣於人云亦云、亦步亦趨,多的是鸚鵡學舌本領,少的是獨立思考精神的建制中人之外,不少贊成「袋住先」的市民確實真誠希望有普選,可惜他們混淆了「人大常委會決定」與「人大決定」的區別,也不曉得國家憲法第62條全國人大行使的職權包括了第11點「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出於對「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尊崇而接受「袋住先」的;一旦他們明白真相,自然會作出不同反應。所以,最近民調顯示,支持「袋住先」的市民首次跌破半數,往後隨着「真理愈辯愈明」,若有關方面死撐8‧31決定不容改變,「袋住先」的支持度肯定「低處未算低」!歷史「袋住先」的經驗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59年廬山會議,當時不少中共領導人明知彭德懷元帥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批評是有根有據的,但基於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黨的團結的所謂「顧全大局」,對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袋住先」,結果全國性「左」的路線變本加厲,釀成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歷史慘劇;1966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錯誤判斷形勢,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揪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黨內很多高幹本來是不認同的,但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大氣候下,不得不對《通知》「袋住先」,換來代價是從開國功臣到平民百姓人權慘遭蹂躪的「十年浩劫」!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了幼時背熟的葉挺《囚歌》中一段:「為人進出的門緊鎖着,為狗爬出的洞敞開着,一個聲音高叫着: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裏爬出!」對照今天港人渴望普選,卻面對8‧31決定不公平、不公義、不公道的「落3閘」,是不是應該有葉挺將軍「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裏爬出」的風骨,對於違反基本法、損害香港自由法治核心價值的8‧31錯誤決定炮製的政改方案,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為了「一國兩制」不至蛻變為「一國一制」,為了捍衛香港自由法治核心價值,堅決向「袋住先」說不!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政改

詳情

劉夢熊:「管治權之爭」思維 危害「一國兩制」

當前,圍繞政改問題香港面臨回歸17年來最大的社會撕裂和對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走向「管治懸崖」,甚至危及兩岸和平統一前景。就表面爭拗而言,一方面港府堅持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不可動搖,執意以8‧31決定框架推銷政改方案;另一方面泛民主派、不少學者和廣大市民對8‧31決定違反《基本法》提出於法有據、理直氣壯的批評質疑,對由此引伸的政改方案持否定態度。實際上,早在2014年9月2日,南下「宣旨」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已明言:政改問題「本質上不是要不要普選、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之爭,是香港長期以來存在的各種政治問題的集中反映。」這就赤裸裸的揭示了8‧31決定以政治扭曲法律、以人治凌駕法治挖空心思阻止泛民主派「爭奪管治權」的「底牌」,其違反基本法決非偶然!30多年前,在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果斷中止了「階級鬥爭為綱」路線,開拓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新時期。遺憾的是,「階級鬥爭」、「國際階級鬥爭」、「誰戰勝誰」、「生死博弈」的革命黨心態、鬥爭哲學、冷戰思維作為「左」的理論基礎在不少當權者腦袋中根深柢固,去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在中央黨刊鼓吹階級鬥爭的長文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令人驚詫的是,李飛一類涉港官員竟然無視基本法第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規定,把充滿階級鬥爭色彩的「管治權之爭」一套意識形態搬到資本主義香港政改課題上,不禁「令人倒抽一口涼氣」!將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以及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的有關決定實現行政長官、立法會的「雙普選」的民主進程及當中的「百家爭鳴」說成所謂「管治權之爭」,是對民主普選意義的褻瀆,對「一國兩制」方針的踐踏,對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破壞!怎麼成了「管治權之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條莊嚴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基本法第2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25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40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既然基本法對香港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行政長官擔任資格有如此明確的規定,為何港人履行基本法賦予的公民權利,希望實現有真正選擇的公平、公義、公道的行政長官真普選居然會被定性為「管治權之爭」?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不是任何特權階層或利益集團的天下,選擇誰出任人民公僕管治社會,由人民當家作主來決定怎麼成了「管治權之爭」?任何一個合乎基本法第44條規定資格的公民出來參選行政長官,無論其政見如何,他的理念、政綱、能力都需要受到選民檢驗和認同,即使其身屬泛民主派,參選是法律賦予的公民權利,出任公職是奉獻社會,怎能說是「爭奪管治權」?難道當今香港管治權仍是西方中世紀「君權神授」、中國封建社會皇權「奉天承運」的格局?如果「管治權之爭」說法成立,豈不是說基本法所規定的港人「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條文純屬多餘!所謂「管治權之爭」的說法,完全違背世界民主潮流。當今民主國家從總統、總理、首相到州長、市長都是由不同黨派、不同政見人士依法公平競選產生,有能者居之,既是標準的民主機制,也是公認的法治程序。例如蘇聯瓦解「變天」後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亦可屢次競選總統,乃民主常態,絕不會有所謂「管治權之爭」的奇談怪論!追根溯源,「管治權之爭」思維其源蓋出於「階級鬥爭為綱」過時理論。猶記十年文革1967年「一月革命」風暴席捲神州之時,流行最廣的說法就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權,就失去一切」,其前提就是把政權(包括管治權)視為一黨一派之私產,以「革命」的名義不容人民當家作主,不准人民有真正選擇領導人的權利。所謂「管治權之爭」思維,是封建專制遺毒、文革奪權餘毒、敵我意識流毒樣樣有,而單單沒有民主觀念、缺少法治精神的大雜燴!要驗證所謂「管治權之爭」對「一國兩制」的危害其實非常簡單: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倡導「一國兩制」時是將香港、台灣連在一起講的。鄧小平清楚地表明,兩岸和平統一之後,「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當今台灣早已自由選舉地區領導人,政黨輪替亦成常態。假若大陸將所謂「管治權之爭」概念套用到台灣,不准台灣沿用現今的民主普選,硬要台灣接受類似「8‧31決定」框架,試問台灣會贊成如此的「和平統一」、如此的「一國兩制」嗎?肯定百分之一百抗拒!「心魔」不除 港無寧日其實,所謂「管治權之爭」是貨真價實的偽命題。因為根據基本法規定,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有實質任命權,而且行政長官須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加上香港同胞絕大多數都是愛國愛港,普選就是普選,民主機制就是由人民當家作主行使真正選擇權,哪來「管治權之爭」?根本就是「杯弓蛇影」即「心魔」而已!應當回到習近平總書記堅持的「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軌道,重新審視「8‧31決定」,慎重反思治港政策,重啟政改五部曲!實踐必將證明:「心魔」不除,港無寧日!「一左二窄」不改,兩岸和平統一亦緣木求魚!附言:1月22日《文匯報》發表一篇署名「黎子珍」題為〈劉夢熊對「8.31決定」的無理批評違反基本法常識〉的文章。該文一是無視國家憲法第62條第11點規定,反覆將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講成「人大決定」,犯上常識性錯誤;另外就是指鹿為馬,將2004年人大常委會釋法的「確定」篡改為「決定」且恣意發揮。水平如此之低,恕筆者不予回應!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