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文學與記憶的共同體

「時間,首先令我們變得踏實,然後令我們困惑。我們自以為變得成熟,其實只是懂得令自己安全。我們以為自己變得有責任感,其實只是懦弱。我們所謂面對現實,其實只是避免麻煩而不是面對問題。時間……只要給我們足夠的時間,我們自以為有理有節的抉擇,都會變得搖擺不定,自以為確定不移的事,不過是霎時衝動。」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在《回憶的餘燼》(The Sense of an Ending)裏告訴人們,時間令記憶變得不確定。六四已經過了28年,有些人選擇老一套的方式悼念,另一些人選擇另一種方式來紀念。早在28年前,已經有作家為我們提供了想像的途徑,反思這場悲壯的民主運動,文學一直幫助我們收集記憶,重現歷史,形成記憶的共同體。 在逃亡中相遇 28年過去,回看高行健的劇作《逃亡》,仍然令人感慨兩代人對民主運動的不同看法。1989年中共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後,《逃亡》很有可能是首個反思這場運動而在海外上演的華文戲劇。當年8月高行健在巴黎見到第一批離開中國的流亡分子,9月底開始寫作,一個月後完成。這個劇只有3個角色,兩名20來歲從廣場逃出來的學生,避險時遇到一名40多歲的中年人,他同樣在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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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 哲學家總統?

法國總統候選人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今天進入第二輪選舉。執筆之際,民調顯示他今晚料得票近62%,可說穩勝。香港媒體大肆報道他年輕時的師生戀,妻子比他大24歲,很可惜,這不應是選舉的話題,更不應該是評價馬克龍的標準。那麼,該如何評價這位準總統?我們嘗試看看他向傳媒標榜的哲學背景,再談他的政綱有什麼理念,最後分析他在今次選舉的成功和責任。 馬克龍受哲學啟蒙 馬克龍和其競選團隊經常標榜他的學術背景。他曾是巴黎第十大學的哲學碩士生,碩士論文關於馬基維尼(Machiavelli)和黑格爾(Hegel)的公共利益(intérêt general)的概念。 他經常標榜做過利科(Paul Ricœur)的編輯助理。利科是二十世紀法國極其重要的哲學家,在現象學、道德哲學、歷史哲學和宗教哲學均有嶄新貢獻。如果你翻開利科晚年的大作《記憶、歷史與遺忘》,就會看到利科鳴謝馬克龍的編輯校對工作。馬克龍曾向傳媒說:「利科令我去幹政治,因為他沒有做到。」這句話真假大概無從稽考。但是,熟悉法國政治的人就會知道,他宣揚其哲學背景,意圖躋身法國著名政治家羅卡(Michel Rocard)派系的行列。羅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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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執政左翼的挑戰

法國4月總統選舉在即,執政社會黨1月29日第二輪初選確定了候選人阿蒙(Benoit Hamon),代表社會黨及其盟友參與總統大選。現任社會黨總統奧朗德放棄尋求連任,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在初選中落敗,表明執政社會黨現任的政治家失去民眾支持。在未來兩個多月裏,執政左翼要連任要面對哪些挑戰?如何才能對抗右翼和極右的聲勢? 須重建支持者信心 深化任內成果 首先,在這次初選裏,我們看到執政社會黨在過去5年任期裏的失誤,完全蓋過其成就,左翼民眾認為社會黨必須重振左翼的施政方針,因而在初選裏轉而支持偏左路線的阿蒙,唾棄偏右路線的瓦爾斯。事實上,奧朗德任內致力改善就業,從教育和經濟層面提升競爭力,就任初期向最高收入的10%人口加稅,同時寬減中產階級和單身人士稅收。2012年「競爭力協定」、2014年「責任和團結協定」和2015年「馬克龍法案」等,促進企業投資和開設職位,其中「馬克龍法案」旨在為傳統行業引入大量競爭。這一系列措施,的確令2016年中期失業率下降至2012年以來最低;但是到了2016年尾,失業率又再爬升。奧朗德曾經揚言如果不能處理失業,就不會連任,結果不幸言中。 對工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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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考卷﹕法國高考哲學科演繹課四﹕ 其實我想要什麼?

簡介:哲學是每年6月法國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4小時內,考生須從3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本系列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希望藉此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今周我們選出2016年經濟與社會組考試的題目,和法國49萬多名考生,一同思考。托爾斯泰的經典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講述伊凡‧伊里奇患上絕症直至死亡的經歷。伊凡.伊里奇完成法律系的課程,平步青雲,當了法官,別人認為該成家時候,他就結婚生子,生活安隱。直至有一天,他患上了絕症,身體的痛楚天天加劇,他感到生命開始消逝,眼前不再是他一直擁有的社會地位、財富和家庭,而是無緣無故的痛苦、終日抱怨的妻子和虛偽的法院同事。旁人只是關心他死後的職位誰屬,財產怎樣安排,而他在痛苦和孤獨之中,第一次真誠地面對自己,心裏有一把聲音問自己:「我其實想要什麼?」「我的人生是否一場錯誤?」我們是否總是清楚地知道我們想要什麼?年輕的時候,我們想獨立,想成就一番事業,難免想要名要利,我們想得到的東西彷彿很清楚。伊凡‧伊里奇卻恰恰相反,在死亡來臨之際,原以為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désirer),卻突然變得不確定。我們有時確切知道自己的慾望(désir),有時並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呢?題目﹕我們是否時刻知道自己想要什麼?Savons-nous toujours ce que nous désirons ?愛慾渴求另一半首先,我們需要知道慾望是怎樣一回事。慾望就是渴求一些尚未得到的東西,或者追求尚未到達的境地,例如天氣熱我想飲汽水,或者我想成為一個有學識的人。因此,慾望源自缺乏(manque),人們愈加渴求一些東西,即是愈加感到缺乏它們。柏拉圖在《會飲篇》(Banquet)裏,藉着歌頌愛慾之神(Éros)來說明慾望的含義。當中喜劇詩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就提出了著名的神話,人不只有男女兩種性別,而是有三種,男女和雌雄同體(androgyne)。阿里斯托芬認為,人原本是一個球體,擁有一個頭、兩個面孔、兩對手腳,每個人球可以是男男、女女和男女的結合。雌雄同體的人類妄想可以成為上帝,於是天神宙斯(Zeus)為了削減人類的能力,就把人類砍成兩半,而且為了令人類得以繁殖,安排了男女的生殖器官可以結合起來生育下一代。這個神話雖然不是科學命題,但是卻象徵了人類的原始慾望,每個人生下來都會感到孤單,因而渴求和「另一半」結合起來,愛情和欲求密不可分。由此看來,愛慾與繁殖並無必然關係,不論「另一半」是異性或同性,同樣是渴求自己失去了的「另一半」,既是肉體也是靈魂的渴求。愛慾並不是後來基督教所講的肉體慾望,會招致人類墮落和罪惡,反而人們通過愛慾可以填滿人生的缺乏,令人生得以圓滿,因此我們需要歌頌愛慾之神。追求美好的理念《會飲篇》裏的蘇格拉底並沒有對阿里斯托芬的看法照單全收,他提出人們應該學習去追求真正美好的事物,要知道真正值得追求的東西,並不是瞬間萬變的物質,而是永恆不變的真理。很多人可能都想追求娟好的外貌、名貴的衣服或豪華的房子,但是這些事物之所以美好,是因為它們在特定情况下才有用途,當情况改變了,人們就不一定想追求。例如對患了絕症的伊凡‧伊里奇來說,他最想要的不是娟好的外貌或奢華的房子,而是健康。雖然他的前半生帶給他安隱的生活,但他在臨死前,卻似乎想重新為自己的前半生作出抉擇,不再過隨波逐流的生活。我們可以看到,一般人想追求的美貌,伊凡‧伊里奇想要的健康,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當事人來說都是好的事物,值得追求的事物。蘇格拉底認為,人們並不是必然想要某些事物,而是想要對他們好的事物。因此,蘇格拉底提出,人們應該學習認識為何某件事物會對他們好,這種學習歷程猶如一條階梯,首先人們看到美好的物質,例如美好的外表或華麗的衣服,再進而領悟到美好的理念本身,從而懂得在不同情况下,揀選出哪些事物才是對他們好的。阿里斯托芬認為愛慾本身就是美好的,值得歌頌的,蘇格拉底卻不同意,他認為最關鍵的是人們要知道欲求什麼才能帶來好的人生,因為欲求壞的東西只會令人活得更差,只有欲求好的東西才能令人生圓滿。蘇格拉底主張,人們應該愛好學習哲學,因為哲學才能令人超越美好的物質,看到美好的理念。換句話說,學習哲學才可以令人知道什麼東西才是真正對自己好,從而深刻地了解到自己想要什麼。控制慾望達至自由斯多葛學派的愛比克泰德(Épictète)就用上簡單的語言來告訴人們可以如何了解自己的慾望。他認為,我們需要知道哪些慾望是自己能夠控制,哪些慾望不由自主。能夠自控的慾望包括對事情的判斷、意向和愛憎,不能自控的慾望包括身體、財富、名譽和權力,要不是命運決定我們出生的家庭環境,帶給我們健康或疾病,就是別人操控着對我們的毁譽、服從或背叛。當人們欲求那些不能自控的東西,這時慾望就會處處給人制肘。只有當人們調控他們的慾望,只欲求可以自控的東西,也就是改變對事物的判斷,減少對外在環境的依賴,人們就能達至自由。跟今天消費社會的生活習慣相當不同,人們以為選擇不同的商品,滿足自己的慾望,就可以體現自由。對愛比克泰德來說,恰恰相反,自由不是來自於滿足慾望,而在於摧毁慾望。哲學的任務,就是摧毁對外在環境的慾望,使人逐漸擺脫外在因素影響而過上幸福的人生。慾望可以被控制?柏拉圖和愛比克泰德的哲學,都認為哲學可以幫助人們了解自己想要什麼。如果完全是這樣的話,人們只需學習哲學,就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伊凡‧伊里奇在臨終前體會到自己前半生好像不是自己想過的生活,是否疏於學習哲學的下場?這個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回答,我們嘗試從以下兩個角度來看。慾望無法完全滿足第一方面,柏拉圖和愛比克泰德都認為人們的慾望和意志(volonté)是不同的,人們可以調控自己的慾望來活出自由的人生,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蘇格拉底主張,人們由欲求美好的事物,轉而欲求美好的理念本身,愛比克泰德則主張,人們由欲求外在的事物,轉而操控內在的態度,二人都認為操控人們的意志,就可改變慾望,造就自由的人生。然而,在《會飲篇》裏,不要忘記蘇格拉底引用女祭司俄提瑪(Diotime)的說話,表示愛慾之神總是處於中間的位置,在缺乏和完全滿足之間,在不完美和完美之間,在死亡和不朽之間。這個神話表達出人類的愛慾並不能被完全滿足,人類永遠都處於缺乏和滿足之間,慾望會不斷產生,促使人們追求更美好的事物,而慾望的滿足屬於人們不可確知的事。人類的意志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慾望,因而不可能像愛比克泰德那樣極端地說,人們可以摧毁自己的慾望,達至完全自控的人生。換言之,當人們不能確知慾望怎樣才可完全被滿足,也就是不能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麼。在此,哲學只能引導人們的慾望往真理而非物質世界方面去,卻不能像愛比克泰德那樣完全控制慾望,哲學並不能完全駕馭人類的激情,反而追求真理本身也源自一種激情,而非完全是冷靜的理性。象徵哲學理性的蘇格拉底被俄提瑪的神話所啟發,同時被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所愛慕和追求,他的哲學理論跟非理性的激情有微妙的關係。由此可以看到《會飲篇》同時是哲學和戲劇,一個劇本包含了多種的角色和觀點,各人對愛慾之神的頌詞看似自說自話,實際上蘊含着辯論,充滿戲劇的張力。任何人的獨裁第二方面,在日常生活裏,人們不必然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人們不會時時刻刻反問自己,現在的生活是否自己最想過的。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裏,形容人們的日常生活為不分明的,人與人之間沒有深刻差異。人們並不經常想着要突出自己的個性,反而只是跟從別人想要的東西,模仿別人生活的方式來過活,海德格認為人們好像受到「任何人的獨裁」。所謂「任何人」(Das Man)並非某群特定的人,例如時裝公司的設計決定了個年輕人的品味,或者政府高層代人民決定了社會政策的方向,「任何人」也不是指我以外的其他人,例如社會大眾壓抑了我的個人自由,而是指我完全不在意跟其他人劃分開來,我和任何人皆趨向相同,我不刻意去表現我自己,也可以說把自己隱身於任何人身上。在這個情况裏,我並不知道我想要什麼,因為我並未開始真正為自己而思考,而是把自己隱藏在「大家都是這樣說」「人們都是這樣做」這些口頭禪裏面。我沒有問過自己:「我其實想要什麼?」「我的人生是否一場錯誤?」沒有深刻的反省,自然也沒有答案,如同伊凡‧伊里奇的一生,只是按照其他中產階級的生活而活,並沒有問過自己:「我為何讀法律?」「我喜歡這個女人,但為何要跟她結婚和生小孩?」直面生命的感觸有趣的是,即使人們在特定的境遇裏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也不一定有答案。伊凡.伊里奇在臨終時第一次向自己發問人生的意義,但他似乎得不到確定的答案,除了憶起無憂無慮的童年之外,他沒有想到真正想過的人生是怎樣。反而,他確切地知道他不再無視旁人的虛偽行徑,絲毫不能忍受他們安慰他病情早晚會好轉。如果他真正知道他想要些什麼,大概是僕人格拉西姆對他的照顧和憐憫,沒有夾雜偽裝和功利計算,純粹關懷他人,就是生命最真摯的感觸。文:劉況圖:Nighthawks by Edward Hopper編輯:劉子斌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7月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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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脫歐是自由的勝利?

英國公投結果表明,支持脫歐票數超過一半。雖然英國獨立黨曾拒絕法國極右派國民陣線主席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訪英支持脫歐運動,但勒龐得知公投結果後立即歡呼,稱公投結果象徵「自由的勝利」。為什麼法國以至歐洲各國極右支持脫歐?更重要的問題是,脫歐可否帶來更自由的世界?我們有必要擺脫不少媒體塑造的脫歐形象,例如脫歐對全球經濟和港人投資的影響、歐洲對英國人不清晰和不重要等,轉而考慮英國跟歐洲在政治和文化上互動的關係,才能更好地理解脫歐對歐洲的政治計劃造成的挑戰。英國獨立黨坐大英國公投中脫歐派取得勝利,同時意味着保守黨和工黨的對手更右翼的英國獨立黨(UKIP)取得勝利。英國獨立黨一直主張退出歐盟,認為歐盟令移民湧入英國,影響英國工人的就業機會,並認為歐盟駕馭英國主權,違反民主的精神。他們因而向民眾宣傳,留歐是富人的意願,對一般打工仔毫無益處,因為移民湧入會令英國的最低工資變成最高工資。他們早前就為了宣傳脫歐而製造了一張海報,當中看似都是從中東而來的難民,並附上說明文字為「歐盟辜負了我們」,批評歐盟令英國失卻邊境控制權(事實上英國仍然有邊境控制權),而且暗指中東移民不受歡迎,有種族歧視之嫌。他們着力批評歐盟不民主,在各方面削弱英國主權,小至共同貿易協定,大至國防軍事,均認為跟歐盟各成員國融合有害無益,甚至聲言歐洲共同防衛只會危害英國的國家安全。因此,只有離開歐盟才能令英國變得更強大。英國獨立黨的言論當然不能代表所有支持脫歐的人,但是他們近年得到愈來愈多的選民支持。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英國獨立黨得票為27.5%,比2009年的16.6%大幅增加,超過工黨和保守黨成為最大黨派,地位猶如法國的極右黨派國民陣線。脫歐派獲勝,有利於右翼主張取得更多的民意支持,更加質疑歐盟對移民、歐債和防衛議題上的取態。促使歐洲極右仿效脫歐派勝出,恐怕會引起歐盟成員國的右翼疑歐派仿效,爭取用公投方式來鼓動民意,跟執政黨角力。從英國獨立黨的言論可見,他們成功地把大眾和統治精英(英國國內和歐盟)對立起來,認為統治精英是對民主的威脅,只有離開歐盟才能令英國重拾主權,恢復民主體制。因此,英國獨立黨主席法拉奇(Nigel Farage)稱這場勝利屬於「真正的人民」、「普通人」和「體面的人」,他批評支持留歐的人為「開明的精英」(liberal elite),但實則上是「不開明的」(illiberal)。 他甚至認為加入歐盟,只會令其他國家的國族主義者都有利可圖,英國要獻上更多財富,而窮國就得到更多好處。換言之,他們視歐盟為少數精英操控的組織,把英國主權還給人民才是民主的體現。這是典型的民粹策略,號召大眾團結反對執政黨,大眾厭惡的移民、生活水平無改善、就業困難、惡化的公共服務、恐佈主義危機等,全都化約為執政黨和歐盟管治精英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局面,最終要由大眾來「埋單」。這種把社會和經濟問題單方面歸咎於管治集團和外來者,漠視歐盟同時為英國帶來的經濟利益、多元文化視野和跨國聯合的政治空間,跟歐洲極右派的言論策略同出一轍。這解釋了為什麼脫歐派勝出後,法國國民陣線主席瑪琳.勒龐立即表示響應英國脫歐派,推動法國公投脫歐。同時,意大利極右政黨北方聯盟(Lega Nord)領袖馬廸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和荷蘭極右政黨自由黨(PVV)主席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均表示響應脫歐公投。由此可見,雖然英國公投並無法律約束力,不會即時造成極大震盪,而且歐洲各國的脫歐陣營遠未如英國的強大,但是英國脫歐卻助長了歐洲日漸崛起的極右派的聲勢。在極右言論聲勢日隆的情况下,值得思考歐盟是否只有削弱成員國主權的一面?歐盟為各國帶來了什麼重要的貢獻?一篇文章不可能回應極右派對歐盟多方面的批評,我們現在從文化和政治層面,說明歐盟並不是英國獨立黨所講,對英國毫無好處。反而,歐盟的文化和政治藍圖,有助促進跨國的教育權利和政治權利。歐盟對教育的貢獻英國加入歐盟以來,高等教育界一直享受人才自由流動的好處,學者和學生跟歐盟各國交流愈來愈頻繁。在公投前,英國103間大學的校長就曾發表公開信,呼籲民眾支持留歐,因為歐盟成員國的學生留學英國,為英國經濟帶來大量收益,同時創造38萬個職位。另外,英國留歐以來,鼓勵了歐盟各國的教員和學生加盟英國大學。目前,歐盟成員國的教員約佔15%,歐盟成員國的學生則約佔5.5%。擁有最多歐盟學生的英國大學是倫敦大學學院(UCL),共4500名,佔全校12%。當中1700名修讀大學本科課程的歐盟學生現時繳交約9000英鎊學費,跟英國本土學生一樣。如果將來歐盟學生得不到跟本土學生同等的待遇,文科學生則要繳交高達16,000鎊的學費,醫科更高達 32,000鎊。在2013至2014年,英國獲得歐盟各種研究經費達6.87億英鎊。英國在2007年起加入歐洲最大型的交流計劃——伊拉斯謨計劃(Erasmus Programme),學生和學者可以得到資助,到歐盟成員國的大學交流和企業實習,每年有過萬名英國學生參加,人數持續增加,調查顯示參加者畢業後更容易得到穩定的就業機會。這些留歐的好處,解釋了為何大學學者多支持留歐,而且18至24歲年輕人中,有75%人支持留歐。歐盟大力促進文化交流,很多歐洲年輕人能運用兩三種或以上的歐洲語言,既保持母語所連繫的歷史文化認同,同時形成跨國的歐洲身分認同,維持歐盟的團結。這項文化現象在歐洲以外地區屬罕見,而且在人類歷史上相信也是前所未有。脫歐對基層的影響公投結果公布後,雖然英國不少大學發表聲明,強調短期內學術交流不會受影響,但是假如英國將來沒有義務向歐盟上繳獻金,歐盟自然沒有責任繼續支持英國和歐盟成員國的學術交流計劃,加上跨境和居留的權利受到限制,自由的學術文化環境勢必有所阻礙。跟歐洲許多國家不同,英國高等教育早經高度市場化,倘若未來歐盟的生源減少,自然需要另覓財源,令人憂慮會否進一步加劇其市場化的傾向?人文學科一直受到緊縮開支的政策打擊,未來會否雪上加霜?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受高昂學費影響最深的向來是社會的基層,假如教育資源減少,低下層的社會流動機會自然受到打擊。根據民調機構YouGov 6月初民調顯示,中產階級裏有52%支持留歐,36%主張脫歐,工人階級卻相反,32%支持留歐,50%主張脫歐。換言之,工人階級因為看不到留歐的好處而傾向主張脫歐。問題是,如果脫歐導致教育資源更加緊絀,又會否進一步令工人階級的處境惡化?根據經濟學家托馬斯.辛普森(Thomas Sampson)的計算,脫歐會打擊英國的經濟,GDP會下跌1.3%至2.6%,社會上最窮的10%人的實質收入會下挫,短期內會減少1.7% 至3.6%,長期則會減少5.7%至12.5%。正如英國時事評論員歐文·瓊斯(Owen Jones)早已指出,工人階級覺得被執政者背棄而選擇脫歐,但最終脫歐會否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則不容樂觀,當英國不受歐盟任何監察而調整勞工權利和社會福利政策,工人階級的生活不見得藉脫歐而改善。歐盟的政治使命當英國日後正式啟動脫歐程序,不僅意味着英國跟歐洲的邊界更清楚的劃分,更可能在政治層面跟歐洲的政治使命分割開來。許多人都會記起1946年英國首相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倡議歐洲各國建立「歐洲的合眾國」,避免一國坐大,才能有效維持歐洲的和平。然而,這只是地緣政治的考慮,忽略了歐洲本身的歷史所承載的價值和政治使命,超越地理邊界和經濟同盟。18世紀的康德已經倡議世界主義的理念(cosmopolitanism),戰爭止息不等於和平,各國締結聯盟而成為平等的政治單位,才能令公民享有自由。按政治哲學家德慎(Étienne Tassin)的看法,歐洲具有哲學、文化和政治的3種意涵。哲學的歐洲,指公元前5世紀在古希臘開始出現的哲學、科學和民主的政治組織,文化上追求普遍的真理,政治上追求平等的公民。直至啟蒙運動,歐洲的知識界一直追求文化的更新,擺脫宗教和帝皇權力的控制。文化的歐洲則包括古希臘和羅馬的文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傳播等。政治的歐洲最為複雜,亦最為重要。一方面歐洲繼承了帝國和殖民的歷史,另一方面,戰後歐洲政治家開始構想跨國的政治計劃,在國家之上建立跨國的聯邦制(federation),逐步鼓勵其他國家加入成為平等的成員國。這個計劃不僅是經濟融合,同時是政治和文化議程,帶有世界主義的目標。政治的歐洲極力避免重複帝國擴張的歷史,像拿破崙的法國、納粹德國或大東亞共榮圈,而是建立讓不同文化共存的政治空間。今天的歐盟有24種官方語言,正是要抗拒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單一化,因此,意大利哲學家艾可(Umberto Eco)曾說過一句有名的話:「歐洲的語言就是翻譯。」世界主義的挑戰如果英國脫歐催化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歐洲作為世界主義的政治計劃就會面對更嚴峻的挑戰。許多人咎病目前歐盟制度無法改善地區上的經濟不平等,歐洲議會的權力無法實現人民的意願。政治哲學家巴理巴爾(Étienne Balibar)就一直主張,建立跨國的歐盟制度並不等於令歐洲人民成為民主制的主體,只有當人民習慣在體制外聯合行動,不斷挑戰和制約歐盟權力,才能令人民成為民主制度的主人。換言之,簡單地脫歐並不能令不民主的體制忽然變得民主,反而人民必須挑戰目前的歐元政策、債務重整和歐盟向大企業傾斜的現狀,促進歐盟成員國達至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發展。愛爾蘭史家西姆斯(Brendan Simms)根據英國近數百年的歷史經驗指出,英國一直高度參與歐洲事務,期望統一的歐洲為自己帶來經濟和國防上的好處,儘管自己不欲成為聯盟之一員。雖然英國人民用選票表達了脫歐意願,但是如果政治家看不到右翼民粹對歐洲的政治計劃釀成的倒退,最終英國人民也會承受歐洲解體的遺害。小啓:法式考卷今周暫停,下期照常。文:劉況圖:路透社編輯:劉子斌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2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歐盟 英國脫歐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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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考卷:法國高考哲學科演繹課三:工作即「搵食」?

簡介哲學是每年6月法國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4小時內,考生須從3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本系列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希望藉此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今周我們選出2016年理組考試的題目,和法國49萬多名考生,一同思考工作的意義。百多年前,馬克思的女婿保爾.拉法格(Paul Lafargue)曾寫過《懶惰的權利》(Le Droit à la paresse),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把工作視為宗教,工人遠比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的奴隸更為辛勞,工作摧毁了人們高貴的智力和身體,因而主張工人高舉「懶惰的權利」,對此香港人大概感同身受。早前一項調查發現,香港工時全球最長,每周逾越50小時。於是,人們很自然會認同減少工作,生活會更有質素。但是,想深一層,完全不用工作的人,如退休人士、百萬富翁或死囚,是否生活得最好?從哲學的角度看,我們需要釐清工作的意思,並說明生活質素怎樣才算好,才可更好地理解工作為生活帶來的意義。題目﹕減少工作,會否活得更好?為生存而工作電視劇中老闆經常用一句話教訓員工﹕「唔使做呀?」這個「做」字的意思是工作,整句話是反問「難道你不用為了負擔生活所需而工作嗎?」老闆藉此提醒員工,你是不可能不為生活而工作的,假如你失去工作,你就可能失去生活的依靠。換言之,在一般老闆和打工仔心目中,工作是用來換取金錢,減少工作,收入自然會更少,生活就會更差。馬克思稱這種工作方式為僱傭勞動(Lohnarbeit),以工資來量化工作,而為了工資而工作日漸成為了資本主義常見的現象。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如果工作只是獲取工資的途徑,那麼,人們為了生存,是否不管什麼工作都要接受呢?如果自己不喜歡做收銀員,但一時間找不到其他工作,為了溫飽或養妻活兒,就要接受了,這似乎是許多打工仔的經驗。這樣算活得好嗎?工作的本義是表達馬克思提醒我們,工作日漸成了變賣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工資,其實不是工作的本義,僱傭勞動是現代工作的一種方式,工作還可以有其他方式。他主張工作本身的意義,在於人運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表達自己的思想,既改造了自然界,同時成就了自己。例如我在西藏旅行途中,看到漂亮的風景,於是想畫一張明信片出來,寄給朋友留念。我就把靈感(思想)表達在紙張(自然界)上,這張明信片就帶有我的思想印記,成了我的作品。同理,一個漁夫從海裏捕魚,在市場上出售,這些魚類就不是純粹大自然的產物,而是漁夫勞動的成果。在表達思想的過程裏,我們可以精益求精,繪製更精美的明信片,或者學懂操作各種漁船和機器,令航行變得更安全快捷,魚獲更多。這個工作的過程裏,我們跟同事互相砥礪,就可以令彼此更能肯定自己的價值,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發揮了人類跟動物不同的物種特性(Gattungswesen)。在《資本論》裏,馬克思說在勞動之中,「人類改變了自身的特性,發展了其沉睡的潛能」。換言之,人類不是為了生存而工作,工作不純粹是一項工具,可有可無,不同的工作亦不是毫無差別,因為工作本身有一定的意義,當人們選擇工作時,同時選擇了成為一個怎樣的人,為生活創造哪一些意義。對馬克思來說,減少工作,並不會活得更好,反而是活得更差,因為人們更少地開發自己的潛能,更少地表達自己。當一個植物人難以工作,也就無法開發自己新的潛能,可以說活得比常人更差。表面上好像很令人羨慕的百萬富翁,當他不再需要為了生存而工作,於是什麼也不幹,他就會跟植物人陷入同樣處境,不能繼續開發其潛能,即使富可敵國,但不一定活得更好。掙扎求存與生活意義當我們說馬克思主張工作可以活得(vivre)更好,這裏所講的生活,是指追求自己興趣,發展自己的才能,肯定自己的價值,形成跟其他人共同生活的社群,更貼切的法文是exister。但是,假如人們要為了生存而工作,這樣就不一定活得更好,這裏所講的生存,是指維持生命或掙扎求存,更貼切的法文是survivre。中文有時說工作,有時說勞動,後者聽起來好像是特別辛勞的工作。其實,在馬克思的用字裏,工作和勞動基本上是同一個字,德文是arbeiten,法文譯為travailler,也就是考試題目的用字。雖然馬克思經常說工人(Arbeiter)的處境怎樣悲慘,但我們不要以為馬克思只關注工人,而是他看到工人反映了工作的意義在資本主義社會被扭曲了,工作不應該成為工人勞動那個樣子。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他受恩格思(Friedrich Engels)對英國工人的生活狀况的調查所啟發,見證十九世紀歐洲工業化促使大城市出現,工人從鄉村遷徙至大城市的工廠周圍,以便尋找工作,但是工人的生活環境極其惡劣,經常陷於失業、饑荒和疾病之中,因而特別在意揭露他們的境况,期望社會正視。只要我們想起近年富士康工人自殺的慘况,就會發現十九世紀並不那麼遙遠。工作變成出售勞動力為什麼工人不能在工業急速發展的時代裏活得更好?馬克思認為,工人並不能在工作裏實現自己的潛能,反而必須為了生存而工作,在工作裏工人不再把自己當做主人,而是把自己當成勞動力(Arbeitskraft)出售予僱主,勞動變成了生產所需的資源。因此,我們看到僱主和僱員不平等的地位。僱主擁有資本,如財富、土地、廠房和機器,他可以運用資本來聘請工人,生產各式各樣的商品,出售到市場上賺取利潤,支付生產成本後,再投資到工業裏,購買新的廠房和機器,改善商品,擴大生產。馬克思把擁有資本的人稱之為資本家(Kapitalist),把工人稱為無產者(Proletariat)。工人沒有資產,他必須依賴資本家的土地、廠房和機器來生產。一旦經濟下滑,市場對商品的需求減少,資本家為了減輕生產成本,避免虧蝕,自然要裁減人手,減少投資。這時資本家仍可靠累積起來的資本來過活,但工人就隨時失業,陷入貧困。馬克思強調,工人和資本家同時需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工人競爭職位,資本家爭取消費者的消費意欲。例如幾年前諾基亞的技術敗給新興的智能電話,導致大幅虧蝕和裁員,就成了市場學的經典例子。然而,工人倘若長期失業,在十九世紀隨時會餓死,這解釋了為何工人會把家裏的孩子送到工廠去做童工。在職貧窮與勞動異化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人們可能會說,在經濟增長的時候,工人可以分享到經濟成果,工資有所增長。讓我們看看香港的情况,根據勞工學者的研究,從1986年至2005年,香港經濟大體上持續增長,同時出現去工業化的過程,有近72萬名工人被淘汰了出來,需要轉到服務業的職位,而服務業並不能即時吸納大量工人,於是工人必須把工資要求降低,導致大量在職貧窮的人口。近年,亦有研究發現,隨着大學數目增加,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中位數由1993年13158元,下跌至2013年10860元,20年間經濟並非沒有增長,但工資卻下跌了約17%。這些研究有力地證明,工人並不是必然地分享到經濟成果,也間接地印證了馬克思的判斷,不論經濟向上或向下,工人即使辛勤工作,也不會活得更好。然而,馬克思逝世後才出版的早年筆記《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當中的觀點遠比今天的社會學研究更為基進(radical),他認為即使工資增加,也不能改變僱傭勞動對工作意義的扭曲。他提出了異化勞動(entfremdete Arbeit)的概念,因為工人被資本家命令去勞動,是被迫去勞動(Zwangsarbeit),而不是自主去勞動,在生產過程裏不能實現自己的意願,開發自己的潛能,反而像機器般滿足被指定的要求,而且生產出來的商品也不屬於自己,工作本身帶來的滿足感跟手上的製成品完全分離,工作空間裏也不再有機會跟其他人溝通交流和互相砥礪。試想如果我為了滿足顧客的需求,每天必須畫20張明信片出售,或者每天重複斬叉燒供應300碗叉燒飯,我如何能在重複的工作和生存的壓力下,獲得工作的滿足感,不斷發展自己更多的潛能?共產主義重視共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揭示了現代生活的一個基本的困境。一方面,工作如果能夠表達自己,工作愈多,生活就愈有意義;但另一方面,如果工作只是被迫去勞動,工作增加,生活只會更貧乏,工作減少,生計隨時不保,完全談不上生活得更好。因此,馬克思有別於常見的旅遊雜誌、航空公司或奢侈品的廣告那樣,呈現一個不需要工作的畫面,只有閒暇和享樂,就會活得更好。與之相反,他提議人們應該尋求社會集體的努力,改變工作的方式,由被迫的勞動轉變為自主的勞動,從而解除工作對人的束縛,在工作裏實現人的自由,這樣才能令人活得更好,他把這個目標稱為共產主義(Kommunismus)。中文譯成共產主義容易令人誤解,以為是平分財產的意思,即俗語所謂「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但其實他的意思是共同擁有資本,共同決定生產和共同生活的社會,視共享比個人擁有更為重要,着重培養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展現對他人的關懷多於謀求個人的財富。鄂蘭重視自由行動毫無疑問,馬克思對工作提出了相當深刻的觀察,可是他同時留下了一連串疑問。 人們真的可以不為生存而工作嗎?工作真的可以完全自主嗎?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就嘗試對上述問題,在《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提出另一種看法。鄂蘭提出,人類生活有三種基本活動﹕第一種就是工作或勞動(Arbeit),人類為了生存(survivre)而重複所做的工作,奴隸制的社會由奴隸負責供給人們生活所需,今天的社會則大部分人都要負上這項生活的重擔,人類成了生存的奴隸,沒有自主可言。第二種就是製造(Herstellen),人們製造器具以至藝術品,令勞動的意義更長久地留存在世界上,典型的例子是工匠或建築師着重的製成品。第三種就是行動(Handeln),行動不是任何行為,而是一切無關生活所需或製造器具的行動,行動的過程就是其目的,旨在公開地展現行動者的獨特的看待世界的觀點,以至和別人聯合地行動體現自由,例如公開發表演說,遊行集會表達意見。由此來看,上述三種活動並不是相應於特定的職位或社會階層,例如一個工廠工人固然需要勞動換取工資,懂得操控機械生產一個製成品,但亦有需要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在他人面前展現其不可取代的個性。如果一個社會視奉「搵食」至上,把所有人變成為了生存而工作的人,就等如無視了人同時需要其餘兩種活動,生活就變得更為乏味,變成機器的螺絲一樣隨時可以被他人取代。試想,如果一個人從沒有為自己創造出任何作品,從沒畫過一幅畫表達自己,從沒有為自己或別人織過一件毛衣,又從沒在公共層面為自己真正相信的看法而辯護,更沒試過跟別人不計較後果而攜手行動,即使他衣食富足,但這樣的生活稱得上是有意義嗎?閒暇的自由鄂蘭所講的製造和行動,需要人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和更多閒暇,才能真正享受在其中。被工作佔據了大部分時間的香港人,自然需要減少工作,才可以活得更好。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減少工作騰出來的時間,要在世界留下自己的痕迹,在公共層面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他人建立共同體,這才算活得更好。自由的意思,不是在消費上有更多選擇,而是面對多元的世界,消除破壞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暴力,與他人攜手行動,鄂蘭稱之為政治的生活。文:劉況編輯:劉子斌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1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哲學 自由 法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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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考卷:法國高考哲學科演繹課二:藝術之用

簡介法國高中哲學科始創於1808年,從1970年起至今,哲學是每年6月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高考的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4小時內,考生須從3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本系列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希望藉此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法國高考哲學科分為三個組別,分別為文組(littéraire)、理組(scientifique)和經濟社會組(économique et social)。今次我們嘗試演繹2015年理組的一道題目。藝術品總有一種意義嗎?人們日常語言的意義約定俗成,好像比較少爭議,藝術品的意義是否同樣呢?一方面,值得疑問藝術品的意義可以清晰地界定,抑或難以清晰界定,甚至可以挖掘出多樣化的意味?在商業掛帥的社會,藝術品的意義是否在於其商業價值,拍賣得愈貴是否愈有藝術價值?數年前,岳敏君的畫作《處決》(Execution)在英國以高達290萬鎊拍賣成交,創下中國當代藝術拍賣的紀錄,其商業價值可否界定其藝術意義?不作商業用途的藝術品,又可否衡量其藝術意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莫奈(Claude Monet)決定把多幅畫作《睡蓮》(Nymphéas)無償捐贈法國政府,以示紀念和支持和平。他的繪畫表達對大自然與和平的熱愛,可以如何界定其「價值」?意思和意味有別首先,我們需要解釋一下「意義」這個字。意義的法文sens有多重意思。第一是指意思,一句話的意思,一個作品的意思。莫奈以《睡蓮》命名的一系列畫作,這個平平無奇的名字,指毫不起眼的水中植物,為何值得一畫再畫?是否因應不同地方、季節、光線和氣氛下的睡蓮,造就每幅畫中的睡蓮各有特色?文化中心外的一件雕塑,據說原名為「自由鬥士」(The Freedom Fighter),後來為淡化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關係,被改名為「翱翔的法國人」(The Flying Frenchman)。雖然不同的名稱會引起不同的聯想,但人們看到的仍然是同一個雕塑,當中的人物只有一張翅膀,由此引發人們思考雕塑中人為何會有翅膀?是人還是天使?他是否斷了另一張翅膀?斷了翅膀如何能翱翔?不能飛翔的人是否不自由?不自由的人是法國人、香港人,抑或人類?觀看這些作品,這樣思考下去,就觸及了sens的第二個意思——意味(signification),意味就牽涉解釋。意義和五感互通sens的第三個意思是人類的五感,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和嗅覺。藝術品和語言的一個差別在於,藝術品更着重五感的運用。雕塑除了可以觀看外,更可觸摸,雕塑家更需要觸摸物料來創作其雕像,建築更加可運用到味覺和嗅覺,例如中國和日本等木構建築,年月會把木材的氣味蘊蓄在建築空間裏,傳統庭園多置假山假石、流水和園林等,自然令園中洋溢植物的氣味。音樂當然表現了高度精巧和敏銳的聽覺,同時可以描繪景物,觸發人們從聽覺到視覺的想像。莫奈就非常喜歡德布西(Claude Debussy)《貝加馬斯克組曲》(Suite bergamasque)中的〈月光〉(Clair de lune),除了因為此曲在作曲上有所創新,跟他追求突破傳統繪畫的志趣相通,更在於它用音樂來描繪明亮而寧靜的月色,呼應了他對大自然的熱愛。藝術是真實的生命文學作品表面上只牽涉文字,着重視覺,但如果我們記起普魯斯特小說筆下咬一口瑪德蓮蛋糕(madeleine)的經歷,蛋糕融化在口腔的味道,那種美味和愉悅完全連繫着主人翁的童年,回憶收藏在味覺裏,再由味覺重新引發出來。文字一面令主人翁追尋回憶,另一面重新描繪回憶,呈現在讀者面前。普魯斯特對文字藝術的重視,甚至稱文學為真實的生命(vrai vie),因為藝術令我們離開自己,了解到同一個宇宙裏他人看到的景致,如同在月亮上看到不為人知的異象。借助藝術,我們可以徜徉在多樣化的世界裏,幾個世紀之後,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荷蘭畫家倫勃朗(Rembrandt)和揚.弗美爾(Johannes Vermeer)的畫作綻放的光彩。藝術品的方向感Sens的第四個意思是方向。在日常生活裏,sens可指列車行駛的方向。當人們說藝術品有一種意義,除了上述指意思、意味和感覺外,還可指通過藝術作品,人們獲得某種方向感,彷彿從觀看的位置通向領悟到某種意義的境界。在文學作品裏,人們閱讀文字,通往想像的世界。聆聽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就領略到俄法戰爭的場面,法軍前進和俄軍抵抗,最終俄軍凱旋而回,正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用文字把戰爭重現眼前,讀者由經歷外在的戰爭,到疏解生命的疑惑、欲望和衝突,最終體會到內在的和平。回到真實的視覺在繪畫裏,最顯而易見的例子,莫過於運用了透視法的繪畫,畫家在平面上運用幾何規則,把事物呈現出深度,把看畫的人的目光最終引向消失點。換言之,透視繪畫呈現特定的觀看角度。有趣的是,印象主義的代表塞尚(Paul Cézanne)和莫奈的繪畫完全擺脫了借用幾何學的傳統繪畫風格,塞尚多幅聖維多克山(Montagne Sainte-Victoire)的畫作,以顏色來呈現前景和背景的遠近,而非運用合乎幾何學比例的佈局來呈現深度,因而令畫中景象更接近人在戶外的自然光下觀看風景的視覺經驗。莫奈的《印象·日出》,也是在同一方向上的努力,通過獨特的顏色調配,捕捉人們(畫家)對一瞬即逝的自然風光的真實視覺,而非假設了看畫者站在室內應該看到的客觀景象。因此,廣義來說,印象主義的繪畫不是要引領人們發現幾何原理背後所設定的「真實」,而是回到人們早已在戶外看到的「真實」。柏拉圖貶低繪畫說繪畫要回到人的視覺經驗,是否等於說畫家不過是複製現實的事物?這樣的話,如何談得上畫家的創造力?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在《理想國》(République)就提出過這個疑問。他認為畫家不是模仿真實,而是模彷真實的表象(apparence)。如果一個木匠是按照他心目中的構思來造一張牀的話,畫家比木匠更草率,他不需要學懂製造一張牀的知識,只需要運用繪畫的技法把牀畫出來,因此畫家不是模仿真實(牀的原理),而是模仿真實的表象或複製品(任何一張牀)。愈有才華的畫家,其畫作從遠處來看就愈能騙人,特別是小孩和缺乏理性的人,進而令人們更遠離牀的知識,以為從畫中就可看到真實的牀。由此來看,柏拉圖重現的是認識真實,而真實是不變的理念(牀的原理),畫家以至藝術家並不關心真實,他們只關心感官知覺所接觸的世界,並複製到一定的媒界上,讓人以為這個複製出來的世界就是真實,最終忘卻了追尋真實,釀成重大的錯誤。換言之,藝術品沒有獨立的意義,其意義只能依存於真實,柏拉圖並不重視藝術家的獨立創造,繪畫扭曲了真實。印象派創先河然而,印象派的偉大創新之處,不就在其嶄新的繪畫理念和色彩運用嗎?一方面,印象派採納城市景觀為主題,如莫奈的《聖拉薩火車站》(Gare Saint-Lazare),雷諾(Pierre-Auguste Renoir)的《煎餅磨坊的舞會》(Bal du moulin de la Galette),這些都是巴黎都市生活的剪影。可以說,印象派畫家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宗教、神話和古代歷史等題材、反而更着重捕捉十九世紀以來都市化的急速步代,促成了繪畫上的現代性。另一方面,印象派畫家得力於外攜顏料,可以在戶外寫生,從而有利他們繪畫大自然。莫奈在繪畫時,不依賴草圖,因而不着重呈現事物客觀不變的一面,而着重事物在不同環境下變化不息的多種面向,畫中事物必定離不開光影,光影變化造就異樣的事物。為了呈現光影中的事物,莫奈極少採用黑色,正如他所講,「總之,我使用銀白色、鎘黃、朱紅、茜草的深紅色、鈷藍、翡翠綠等,這就是一切」。莫奈用顏色配搭來取代分割事物的線條,不用黑色來繪畫陰影,應該說連陰影都有色彩!莫奈創造真實莫奈經營的吉維尼(Giverny)花園裏,《從玫瑰園所看到的家》(La maison vue du jardin aux roses)是一系列的畫作,以不同的筆觸來繪畫同一棟房子。他68歲時雙眼患上白內障,視力嚴重受損,他把花園中同一條日本橋畫成很不同的模樣,之前大量採用綠色、紫色和藍色等冷色,後來就讓路給紅色和深色,而且整座橋的細節變得相當模糊,離客觀事物的輪廓愈來愈遠。晚年繪畫的多幅睡蓮,陰沉的色調幾乎佔據了畫布上的所有空間,營造了極度飽和的視覺,睡蓮和水的質感遠超其輪廓給人的印象。不是長年住在吉維尼花園的人,缺乏對光影和顏色高度敏銳的人們,沒有白內障的人,會看到莫奈眼中看到的「真實」嗎?當然不能。因此,印象派絕非模仿客觀的真實,更不是模彷真實的表象(如攝影),而是回到人的視覺經驗,捕捉了日常生活所忽略的事物的模樣,在畫布上創造了自然風光裏千變萬化的色彩。印象派畫家追求美感,同時練就了一雙追求真實的目光和一支創造真實的畫筆。藝術不離詮釋和爭議印象主義對西方藝術史的貢獻,有力地挑戰了柏拉圖輕視畫家的看法。海德格在《藝術品的起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裏,就以梵谷(Vincent van Gogh)的《鞋》(Schoenen)為例,人們看到的不僅是一雙帶着泥濘的舊皮鞋,而且是農夫的整個生活世界——終日辛勤而疲累的勞動,踏着油膩和濕潤的田野,穿過孤清的郊野小路,收成期和旱季交替來臨,時而憂慮溫飽,時而豐收帶來喜悅,在生存與死亡之間掙扎求存。 由此看來,繪畫不是扭曲真實,而是真實本身。複雜之處在於,繪畫的真實總是需要觀看和詮釋,真實的世界不是單一的,而是不斷由畫家和看畫者詮釋出來。因此,藝術品的意義不等同商業價值,商業價值是單一和明確的,但藝術品的意義必定是多樣化的,而且每每引起爭議。四十多年前安迪.華荷(Andy Warhol)把《金寶湯罐頭》放到紐約的美術館裏,挑戰了人們對優雅藝術的定型,呈現了現代社會最日常最刻板的面貌,跟莫奈努力呈現被現代社會遺忘了的大自然,形成鮮明的對比,藝術和生活的關係為何?藝術的意義在於不斷吸納和擺脫傳統,不斷再現生活和挑戰習慣,這才能有力地拒絕商業價值主宰藝術和生活,釋放人類創作的自由。文:劉況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1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藝術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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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潮的重擔與轉機

近日,歐洲難民潮再度引發廣大關注。繼德國宣布歡迎難民入境申請庇護後,本周一法國亦宣布為歐盟分擔救援難民的責任。在這次事件裏,德國率先負起救援難民的重擔,並撥備60億歐元應付救援開支,包括由聯邦政府興建15萬個收容單位,地方政府興建額外30萬個。可說在歐盟中扮演了最鮮明的人道救援的角色。此舉不但體現了歐洲向來引以為榮的道德精神,更可以令總理默克爾有力地駕馭德國國內和國外形勢。 默克爾力壓國內的極右派早前默克爾處理希臘債務問題時,一貫其強硬作風,幾乎自始至終都沒有讓步。這次難民潮卻恰當地借民意之勢來推出政策,積極回應民眾對收容難民的道德訴求,高調宣布預備迎接80萬名難民,接收從匈牙利和奧地利過來的難民,又稱逃避戰禍的敘利亞人可以安心留在德國。有趣的是,德國電視二台(ZDF)在7月做的民意調查顯示,有54%德國人支持收容難民,而8月則上升至60%。另一個調查由周刊《亮點》(Stern)所做,有76%德國人認為必須無條件援助逃避戰火的難民。與此同時,德國各處發生反移民的暴力事件。據統計,至8月中已有130宗,當中61宗發生在前東德地區,這個地區的暴力事件較去年上升約四成。反穆斯林的極右分子發起「愛國的歐洲人反對西方的伊斯蘭化」(Pegida),這年來多次大型動員,甚至稱默克爾為「叛國者」(Volksverrater)。在這個背景下,默克爾呼籲「全國努力」(nationale Kraftanstrengung)來處理這次難民的「衝擊」,不但令德國象徵歐洲的良心,盡得支持者的掌聲,且有效凝聚民意,視極右為影響社會團結的力量。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在國內政治光譜裏,這個貌似左傾的收容難民政策,可以贏得民意來維持中間路線,一方面可以借助民意力壓近年新興的極右政黨德國新出路(AfD),拒絕他們反歐盟和反歐元融合的極右立場,同時抗擊左翼如部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和左翼黨(Die Linke)的挑戰。 加強領導歐盟的姿態默克爾曾運用過類似的策略,提出政策回應民意,來以鞏固支持。在2010年,默克爾原先通過法案來延長德國核電廠的運作期限,但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難發生後,立即順應民意而停止較舊的核電廠運作,並宣布最遲於2022年全面停用核電。這次,默克爾在歐盟中率先高調收容難民,相比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在邊境修築長達175公里帶倒鈎的鐵絲網、捷克總統在民意大比數反移民的情况下同樣抗拒收容難民,形成鮮明的對比,更顯德國文化開放的形象。眾所周知,法國近年極右派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崛起,主席勒龐(Marine Le Pen)曾稱「移民是法國的負擔」。該黨在2012年的總統選舉得票近18%,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升至25%,有機會影響總統奧朗德(社會黨)連任。奧朗德執政後民意支持卻下跌,自然對移民議題有所顧忌,立場不敢隨便再向左移,以免助長極右勢力。德國本就是歐盟經濟的火車頭,在這個情况下,可以更有力地和法國競爭,成為歐洲的道德象徵,包容外來人口和文化。國際關係學者莫爾斯(Dominique Moisi)就認為,默克爾所體現的「德國夢」,一改二戰以來的形象,今天代表着歐洲的基本價值,成為其他國家的楷模。 促進歐洲社會團結有論者指默克爾此舉是左派政策,如果我們批評過德國強迫希臘接受紓困(bail-out)條款,這次就要稱讚默克爾了。然而,這種觀點並非無可置疑。有分析員就指出,德國的基本國策是維持財政穩健、鼓吹自由競爭和建立強而有力的政府形象。正如德國財長所講,不靠借貸,要用盡一切方法來應付難民所需。用傅柯的話來說,經濟自由像一條吸管,是政治主權得以形成的誘餌,此謂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這種路線一方面崇尚經濟交易的自由,另一方面不會放棄政府的主權。如果歐盟以發債的方式來解決希臘債務問題,就等於要德國放棄部分制定經濟政策的主權,這樣德國就不能再以自身的經濟實力在歐盟中維持獨立而優越的地位。故此,德國鼓勵各國共同收容難民,但不會犧牲自己的財政主權為代價。由此來看,德國在希臘債務問題和難民潮兩件事件上,其國策一貫,維持自己的獨立主權,拒絕深化歐盟框架裏各國聯合的機制。這種做法令歐洲的團結(solidarity),只能建立在人道主義的精神和市場交易上,而非為歐洲整體社會的好處(social Europe),也不利於促進社會各族群和階層的平等。 難民要成為主體目前的難民潮難免成為歐洲各國的重擔,要在短期內為難民提供住房、醫療、食物和教育,誠非易事。然而,研究移民的學者維多.德.溫登(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認為,國際關係裏一向以國家為主體,視難民和移民為管治的對象,這無助為他們謀求更好的出路。我們應該視難民或移民為主體,國家體制應保障他們的人權,包括跨國移動的權利。德國知名建築師弗里德里希(Jorg Friedrich)就提議為難民設計新的住所,在市中心找尋空間建屋,以便融合社會。例如活化平底船為居所,在平坦的天台加建住房,在屋與屋之間用木材建造輕省的房屋,方便拆卸和改裝。再者,這次難民潮裏,不應忽視各地民眾的努力,自發提供食物、衣服、藥物和居所、義務教育當地語言和熟悉政府程序。每有政治和經濟不穩,難民就會出現,我們不應視之為歐洲末日的危機,不應受極右派反伊斯蘭教的說辭所誤導,我們需要更積極的社會政策和外交,令重擔變成轉機。作者是旅歐學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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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宿命 難民的前路

日前,記者德米爾(Nilufer Demir)在土耳其西南面Ali Hoca Burnu海灘拍下了這張照片,迅即成為第二天歐洲媒體的頭條。這名不幸的孩子原名為艾蘭.謝努(Aylan Shenu),原籍敘利亞。為逃避戰亂,舉家移居土耳其後,孩子改名為艾蘭.庫爾迪(Aylan Kurdi)。星期二晚,一家人從土耳其乘船往希臘科斯島(Kos)和歐洲,可惜風浪捲走了他的生命,留下了屍體在土耳其的海岸上。影像流傳的宿命事實上,德米爾拍了一系列的照片,媒體選取了哪一張,就呈現了不同的意味。大概圖一最廣為轉載,可見艾蘭已無動靜,土耳其警察背對着我們,正在記錄而非拯救,充分表現了歐洲政府救援難民不力,小孩無辜死亡,最教人同情。研究影像符號學的杜馬絲.費洛哥(Isabelle Dumez-Féroc)博士認為,這張照片象徵了兩個世界,左邊的是虛弱的移民,右邊是挺正的歐洲人,左邊的艾蘭可以是我們任何一個人的小孩,我們對此責無旁貸。她認為,這張照片比單純一個屍體(如圖二)更清楚地顯示事件的脈絡,歐洲人沒有盡其拯救難民的責任。這幀照片廣為流傳正好反映了許多人不滿德國以外的其他歐洲國家(例如英國、匈牙利和法國)處理難民的措施,同時有力地譴責政府不負上人道責任。至於某些媒體則選擇發布圖三,杜馬絲.費洛哥認為這幅照片中警察手抱艾蘭,突顯了歐洲救援難民的行動,令人覺得歐洲政府並非救援不力。可是,網上更多地轉發圖一,而且網民自發地在其基礎上創作漫畫(見另圖),可見民眾的情緒傾向同情難民,不滿政府,媒體不能完全主導影像的宿命。[caption id="attachment_55743"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圖二[/caption]邊境管制釀慘劇此前,媒體不時討論移民對歐洲社會的衝擊,除了德國高調宣布收容難民外,歐洲政府仍在商討各國難民申請庇護的配額。這張照片引起廣泛迴響之後,德法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日內瓦條款要求各國保障難民的權利、「歐洲應該保護那些視歐洲為最後希望的人」。聯合國於1951年簽訂日內瓦公約,清楚訂明難民的定義,並把救援難民的責任擴充至全球的締約國。根據該公約,任何人合理地憂慮其因種族、宗教、國籍、所屬社會群體或公開的意見為由而被逼害,而不能再受到原居地國家的保護,就可算是難民,國際社會有責任保障他們的人權,例如提供食物、住所、醫療和現金援助等。港人亦曾負起救援難民的責任,聯合國難民公署協調過1950年代由中國大陸湧港的難民,1970年代由越南來港的難民。由此看來,在這次難民危機中,歐洲國家保護難民的措施實在有所不足。法國在北部加來(Calais)樹立鐵絲網,防止難民從水路登陸,匈牙利在長達175公里的塞爾維亞邊境樹立鐵絲網,防止難民經此湧入匈牙利和德國,兩年前希臘已經加緊邊境防守,以圖阻止難民入境。然而,這些措施無法遏止新一輪的難民潮,反而帶來更悲慘的人道危機。由於嚴密的邊界管制,難民不得不光顧專營非法入境的「蛇頭」,運用各種辦法偷渡入境,於是令邊界往往成為災難的場所。至2015年目前為止,已有3000人在歐洲申根公約國(Schengen Area)的邊界上死亡。根據國際記者組織移民檔案(The Migrant Files)統計,2000年至今最少有30,816人在歐洲的邊界上死亡。長年研究移民的學者維多.德.溫登(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教授毫不留情地批評,歐洲把地中海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墳場。跨境移民屬尋常[caption id="attachment_55745"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圖三[/caption]說國家邊界造成慘劇,對於習慣中港邊界區隔的港人,也許很難理解,因為香港自1980年以來,邊境管制成為常態,偷渡不再成為日常現象。然而,歐洲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造成大量逃避戰亂的難民。1954年起阿爾及利亞戰爭,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8年布拉格之春,1990年東西德統一,1990年代南斯拉夫戰爭等,均引發大量跨國遷徒的人口。歷史學家努瓦利耶(Gérard Noiriel)因而估計,三個法國人當中,就有一個的上一輩來自外國。歐洲上一波的難民潮是1992年,當時向歐洲申請難民庇護的人口高達568.5萬人,今年預計高達626.7萬人。維多.德.溫登教授認為,從移動的人口來看雖然有所增加,但歐盟的領土亦擴大了,所以並不像極右的政客所以為,這一波的難民潮會形成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伊斯蘭「入侵」歐洲。加上,申請難民庇護不會全部獲批,各國的拒絕比例有所不同,2014年法國為78%,德國則為58%,並不會馬上變成「搶飯碗」的問題。正視移民的權利除了提供人道救援之外,各國政府應如何更好地保障難民的人權呢?維多.德.溫登教授在《應否開放邊境?》和《廿一世紀的移民問題——移民、難民和國際關係》裏提出,首先,應設立國際平台,處理跨國人口移動的協調機制,以避免主權國因為某些政治取態而排斥移民,亦可避免移民備受人口販賣所剝削。其次,歐洲應正視人民有移居外國的權利(le droit d’émigrer)。目前,各國普遍設有投資移民,但這只是富人的權利,而不是所有人的權利。國際公約只是保障了難民的人權,即是因迫害而離開原居地後所享有的基本人權,但並沒有保障人民跨境移民的權利。因此,偷渡成為了非法,會被拘捕,甚至被當場處決。歐洲人口老化日趨嚴重,而非洲平均人口比歐洲年輕,但歐洲目前並無更多適合普通人合法移民的渠道,不借助移民的話,歐洲社會和經濟長遠而言並無益處。經濟學家嘉多(Thibault Gajdos)博士指出,沒有經濟學家能夠指出移民和失業有明顯關連,而如果有關連,通常會減少失業。最後,維多.德.溫登教授有個相當受爭議的主張,就是取消邊界管制。她認為,2005年以來,歐盟每年花費巨額於外在邊界機構(Frontex),管制非法入境、人口販賣和恐怖主義滲透等。然而,外在邊界機構不能杜絕非法入境,也不能避免人道災難,反而難民要鋌而走險。如果歐洲有更多容許普通人合法移民的渠道,自然不會有下一個艾蘭因偷渡而死。前路茫茫人未還習慣了邊境管制的港人,也許覺得這位學者的想法匪夷所思。想深一層,艾蘭一家為何甘於冒性命危險離鄉別井?維多.德.溫登教授指出,戰爭和獨裁,人權受侵害,人民對前境感到絕望,促成逃亡,製造難民。中東的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地各個派系和伊斯蘭國戰爭不斷,非洲的利比亞內戰和厄立特里亞(Eritrea)的軍事獨裁,西方的軍事行動無助維持和平,這就是殺害無數個艾蘭的兇手。對維多.德.溫登教授來說,地區發展不平均是促成難民和移民的根本原因,邊界管制只是某程度阻止其他地區的局勢不穩影響自己,可以說屬於封閉和自保的策略,並不是真正保障人口自由流動的權利。難民都想自由地移居歐洲嗎?事實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黎巴嫩去年都分別接收了過百萬難民,而鄰近的沙特阿拉伯卻沒有接收敘利亞的難民,這說明了邊境管制嚴重地阻礙了人口的自由流動。至於,為甚麼自由移民的權利這麼重要?十八世紀的哲學家伏爾泰說過,有些國家禁止公民離開原居地,因為這些國家管治得很差,如果不禁止他們離開,唯恐全部人民都會走。讓人民有意欲留在你的國家,外國人有意欲來到你的國家,這才是更好的辦法。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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