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進圖:領展壟斷可一擊即破

房委會把全港公屋商場「打包上市」,形成了壟斷公屋居民購物的領匯房產信託企業,後易名領展。近月領展動作頻頻,一面把旗下商場分拆出售,一面到內地收購商業地產,惹來不少批評,質疑領展背棄公屋居民利益。對領展提出尖銳批評的,既有在野的泛民議員,也包括親建制的新民黨,但似乎沒有人能提出有效的制約辦法。其實要打破領展壟斷並不困難,房委會只需在各公共屋邨建立網購物流站、流動蔬果車、互助茶水亭,三管齊下,「領展霸權」可一擊即破。 互聯網購物近年大行其道,網上消費選擇極多,價錢較實體店便宜,配套的派送服務亦相當發達,內地不少實體商場因此大受衝擊,被迫朝「體驗式消費」轉型。香港亦正往同一方向發展,但公共屋邨有先天缺陷,就是許多單位白天沒有人在家,父母出外上班、孩子去上學,物流公司白天送貨沒人應門,晚上送貨人手安排不便,而整天在家的長者多不懂上網。如果公共屋邨內有可靠的網購物流站,代居民暫管網購商品,並協助年長住戶下單購物,公屋居民就可以不去領展商場的超市仍能買齊日常生活所需物品,既省時間又省金錢。 「一站一車一亭」 破領展霸權 新鮮食品方面,現時不少公屋居民喜歡光顧食環署的街市;屋苑附近沒有食環署街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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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痛的回憶

這三年來,時局劇變,社會撕裂,對許多人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創傷,這些創傷積累交疊而成的刺痛的記憶,該如何面對?該如何醫治? 黃絲帶信徒的刺痛記憶很多,和平理性的雨傘運動無疾而終,政府寸步不讓,政改胎死腹中,命運無法自主,前途一片灰暗。愈是有理想、有熱情的年青人,經歷的打擊就愈大,李波事件令他們目定口呆,肖建華被失踪更不可思議。大學校委會淪陷,監警會變天,廉署大地震,社會仿佛失去了一切制衡的力量。立法會選舉結果出來,曾經短暫興奮,但DQ風波加人大釋法,令他們的心沉了下去。行政長官選委會誔生前夕,梁振英宣布不連任,他們再次短暫興奮,然後是另一次的失落,民意從來不是決定性因素,永遠敵不過權勢加謀略。 藍絲帶信徒的刺痛記憶也很多。一場雨傘運動,令他們成為年輕人眼中的頑固保守勢力、自私自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感到被誤解、被憎恨、被標籤。看到元旦旺角街頭的騷亂,示威者掟磚縱火,他們覺得這個城市很陌生,不再是他們熟悉的香港。聽到本土派議員的「港獨」宣言,以及侮辱中國人民的宣誓表演,他們憤概滶動。七警案裁決出來,全部入獄兩年,他們大惑不解,質疑法院不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仿佛都不可信任,議會只是沒完沒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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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特首參選人的問題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突然宣布不會尋求連任,引起許多猜測:這是否意味北京將會調整治港方針政策?或只是更換特首而原來的方針政策不變?同樣,各個特首參選人的政綱最惹人談論的,就是在維持一條「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還是在修正梁振英的治港路線?然而,什麼是「梁振英治港路線」?怎樣才能知道各個參選人的施政取向,到底與原來的大同小異,或是大有分別?以下的問題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客觀的參考。如果每個特首參選人都能坦率地回答這些問題,選委和公眾就能夠作出判斷。管治(1)現屆特首要求各政策局提交法定機構或諮詢組織成員任命建議時,先交由中央政策組某顧問審閱及提出增訂修改建議,這安排是歷屆政府沒有的,你認同這個做法嗎?你會延續這安排還是回復從前的安排?(2)特區政府過去邀請各家大學的學者協助進行政策研究,一向交由研究資助局負責審核學者提交的建議,現屆政府收回權力由中策組自行審核,你認同這個做法嗎?(3)現屆特首處理土地發展事宜,親自主持多個跨部門專責小組,變相架空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而直接指揮政策局及執行部門,你認同這個安排嗎?特首責成執行部門與擬發展區域內的土地業權持有人進行「摸底」討論,並據此修訂發展藍圖,你認同這個做法嗎?(4)現屆特首對立法會內的主要政黨會向主要官員下達統一行徑指示,例如要求官員集體杯葛曾批評特首的政黨黨魁、禁止官員出席該政黨的周年活動,你認同這個做法嗎?(5)現屆特首動輒透過司法程序處理與立法會的衝突,例如因應議員擲杯報警,隨後告上法庭;宣誓風波中亦主動針對立法會主席裁決提出司法覆核,你是否認同這種處事手法?法治(1)香港社會發生了持續79天的大批民眾佔領街道的社會運動,警方一度施放80多枚催淚彈,仍無法驅散民眾,其後發生多次警員與示威者對峙及衝突事故。警隊在此大型運動中的執法手段和尺度引起社會大眾廣泛爭議,認為過寬與過嚴的意見都不少,現屆特首認為毋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檢討「佔運」期間的執法安排,你認同這個判斷嗎?(2)現屆特首上任時曾表示《基本法》23條立法非其任內工作,但月前改為表示23條立法有迫切的現實意義,你認同這個說法嗎?你任內會否就23條進行立法?如何保證立法不會違反基本法及《國際人權公約》中關於公民權利的規定?(3)現屆特首競選時曾承諾按照前法官李國能建議,修訂防賄條例,取消某些條文不適用於特首的豁免,令特首與全體公務員按相同標準接受防賄條例監督,但現屆特首上任後一直沒有履行承諾,你認同這種做法嗎?你上任後會否在一年內提交修例草案?(4)現屆特首在任內遭廉政公署調查時,並沒有表示會採取嚴格措施迴避利益衝突,例如把與調查有關的行政決定(如是否提供相關的行政會議紀錄),以及其間的廉署高層人事任免,交由獨立的高級官員負責,你認同這種做法嗎?(5)人大常委會在法院審理宣誓風波案途中釋法,現屆特首並無透露事前曾否游說勸阻,你出任行政長官後若遇到同類情况,在北京有決定前會盡力游說北京避免釋法嗎?教育(1)現屆特首委任了一名欠缺教育工作經驗的人當教育局長,其表現不斷引起教育界非議,你認同這種做法嗎?(2)現屆特首改變往屆特首視大學校監為名譽職務的做法,積極行使大學校監的權力,主動介入各大學的人事任命、籌款及榮譽學位頒授事務,你認同這種做法嗎?(3)現屆特區政府堅持保留備受爭議的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只答允改良,你認同這做法嗎?房屋(1)現屆特首以增加房屋供應作為解決樓價及租金過高導致居住困難的主要方法,但並沒有就資助房屋(居屋)提出明確的短中長期建屋目標,你認同這做法嗎?會否提出具體指標?(2)現屆政府一度推行「港人港地」政策,但淺嘗即止,你認同這做法嗎?會否規定日後大部分政府推出拍賣供私人發展的土地,加入「港人港地」的地契條款?(3)現屆政府一度建議在大嶼山與港島之間填海興建人工島,以橋樑或隧道連接大嶼山與港島,作為日後市區發展的土地儲備,後來突然撤回工程研究撥款文件,你是否認同這個計劃?上任後會否重新提交撥款文件?政制(1)現屆政府按照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推出政改方案,結果無法通過立法會,你上任後會否游說中央政府放寬8.31決定,給予香港政制改革較大空間?(2)在未能普選特首前,會否像現屆政府那樣絲毫不作改革?或是會設法擴大特首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基礎,讓更多市民有機會參與?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22日) 特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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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釋法風波(四)

人大常委會就公職人員就職時如何依法宣誓一事解釋《基本法》,制定了多項香港原來法律沒有的新規定。到底這些新規定是否適用於過去已經發生的宣誓個案?換言之,人大釋法有沒有追溯力?獲立法會主席准許再度宣誓並成功進入立法會的民選議員劉小麗等人,會否因為首次宣誓無效被人大釋法效力影響而喪失議席?贊成「人大釋法有追溯力」的法律觀點認為,釋法是解釋基本法條文的涵義,並非修改條文,因此應該追溯至基本法生效時(即1997年7月1日)便作如此解釋;按照基本法第158條,只有在釋法前已作終局判決的司法案件不受影響,其餘案件則要跟從釋法決定來作裁決。從這個角度看,法院若判斷劉小麗等人首次宣誓時不符合釋法決定羅列的準則,包括「真誠、莊重、準確、完整」地念完法定誓辭,便應宣告他們宣誓無效及喪失資格。立法會主席雖准許他們再度宣誓,但這准許違反了釋法決定,因此是無效的,釋法的追溯力會導致他們失去議員資格,其議席須補選。倘沒「禁止反言」原則 會有何後果?反對「人大釋法有無限追溯力」的法律觀點則認為,參照終審法院在吳嘉玲居留權案的先例,就算終審裁決後人大釋法,令終審法院的判決無法成為先例,及後新的居留權官司須按人大釋法決定來判案,但與吳嘉玲案同期的已入禀而性質相若案件,則應與吳嘉玲案作同樣處理,不受釋法追溯力影響,以免造成明顯的不公平。若法院參照這個先例,則劉小麗的司法覆核入禀在釋法前發生,便可不受影響,其他再度宣誓才成功的議員若在釋法後才遭遇司法覆核,則可能受釋法影響。反對「人大釋法有無限追溯力」的另一法律原則是「禁止反言」(estoppel)。這是普通法制度裏一項很重要的根本原則。這個原則一方面承認司法機構對成文法例的解釋可以追溯至法例生效之時,另一方面則保護所有在司法解釋出現前的無辜行為。舉例來說,如果今次人大釋法羅列的宣誓準則,是由香港終審法院在判案中作出,法院毋須因此宣布過去所有不符合新解釋的宣誓行為都違法無效,因為過去宣誓和監誓的公職人員都是按照當時他們對適用法律的理解行事,倘若他們的理解是真誠而合理的,法院便不應該因為對法例有了新的解釋,而把過去合法的行為變成非法。如果沒有「禁止反言」原則,釋法決定有無限追溯力,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呢?非但今年9月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可能因首次宣誓無效而喪失議席,就連已落任的上屆議員,例如習慣在宣誓中「加料」的梁國雄議員,也可能被追溯,因宣誓不夠「莊重」或念誓辭不夠「準確」而喪失資格。按照人大釋法決定,宣誓無效便喪失資格,便不能享受議員待遇或行使職權,難道法院應該判梁國雄議員交還議員薪津,並判其所有議會投票無效?再推遠一點,首屆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集體在中央領導人面前宣誓就職,念的是普通話誓辭,不少人發音錯漏百出,難道法院該追溯判他們宣誓不夠「莊重」、「準確」而就職無效?這些假設性的極端例子說明,普通法制度設定「禁止反言」原則,限制法律解釋的追溯效力,不但符合公平原則,也是出於現實必要。還有一個關於人大釋法應否有追溯力的法律觀點,過去較少被提及,但在未來的司法訴訟中很可能會出現,就是人大今次釋法的本質乃立法行為而非司法行為,所以應按「立法行為無追溯力」原則處理。過去香港法院一般會把人大釋法等同終審法院釋法,都看成為權威機構對基本法條文的含義進行解釋;但今次人大釋法引入了許多原來條文沒有提及的概念和細節,其性質似是立法多於司法。加上人大常委會是國家的立法機關,按照國家的《立法法》來行使權力,本質與香港司法機構截然不同。既然人大釋法的本質是立法行為,便應該依照立法行為除具體訂明否則不具追溯力的原則來處理。追溯力問題涉複雜案情判斷除了上述幾點,人大釋法決定可否有追溯力的問題,還涉及一些複雜的實際案情判斷。舉例來說,釋法決定假設宣誓只有黑與白兩種情况,即「真誠、莊重、準確、完整地念完法定誓辭」的便為有效,否則即為無效。但現實世界往往有灰色地帶,例如監誓人要求再度宣誓,可能是因為對首次宣誓的某些內容或表達方法有疑問,或者聽不清楚,為了確保宣誓有效而要求再度宣誓。此外,監誓人過去要求再宣誓,亦可能是基於其他理由,例如發音太緩慢、不夠一氣呵成。這和是否「真誠」、「莊重」或是否「準確」、「完整」,並無必然關係。如果不考慮這些實際情况,一刀切地把所有二度宣誓都視為無效宣誓,將會造成許多不公平和混亂的後果,令人大釋法廣受劣評。(系列完)系列文章:評釋法風波(一)(劉進圖)系列文章:評釋法風波(二)(劉進圖)系列文章:評釋法風波(三)(劉進圖)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5日) 法治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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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釋法風波(三)

如果人大常委會不釋法,特區法院會如何處理梁頌恆、游蕙禎兩人宣誓的司法覆核?人大常委會釋法後,法院對這宗官司和較早前梁天琦等人參選被阻的司法覆核,又會有什麼不同?如果沒有釋法,高等法院對行政長官通過律政司長提出的司法覆核,有兩個可能的處理辦法,其一是尊重三權分立原則,不推翻立法會主席容許兩人再度宣誓的原來決定,因為立法會主席當時諮詢了法律顧問,是參照高等法院之前的判決先例,以及過去兩屆主席對宣誓問題的處理方法。換言之,是把球踢回立法會主席的場,讓他決定維持原判或改變立場。高等法院另一個可能的做法,是接納律政司一方意見,認同梁游兩人的宣誓涉及故意侮辱宣誓效忠對象,與過去的誓辭「加料」個案不同,足以構成拒絕宣誓,按照《宣誓及聲明條例》宣布取消兩人的公職資格,立法會因出缺進行補選。這個做法比較符合大多數港人的意願,法律界也不會有很大意見,對其他已成功宣誓的議員也沒影響,本來是一個最適當的解決辦法。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一)(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二)(劉進圖)高院已無法把球踢回立會主席然而,人大常委會不願意給特區法院這個機會,搶先釋法,有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委員認為,北京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若律政司長不幸敗訴,便無法阻止梁游兩人進入議會。另一個解讀是,中央領導人要傳達強烈的信息,表明中央的底線,絕不容許宣揚港獨者進入立法會行使公權力,所以就算相信特區政府會勝訴,也要藉釋法展示立場,阻遏與梁游立場相近的人藉立法會傳播港獨思想。不管是哪一種解讀,在釋法已成現實下,高院已無法不處理梁游兩人宣誓是否有效的問題,單單把球踢回立法會主席的場;但高院亦無法處理釋法引起的各種憲制與法理疑問,這些重大問題很可能要留待終審法院去梳理。現階段最有可能出現的情况,就是宣布不論是按照釋法決定或宣誓及聲明條例,梁游兩人的宣誓都屬於「拒絕宣誓」,依法喪失議員資格。既然殊途同歸,就不用對釋法作過多解讀。釋法決定改變梁天琦案前景梁天琦案與梁游宣誓案不同。如果沒有釋法,梁天琦成功覆核選舉主任取消他參選資格決定的機會本來頗大,這是因為《立法會條例》雖然規定了參選人須簽署法定聲明,承諾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但沒有明確授權選舉主任去審查提交聲明的人是否真誠,也沒有列出審查聲明有效與否的準則,亦沒有訂出處理聲明引發爭議的程序。過去歷屆選舉都沒有發生過審查聲明導致取消資格的情况,參選人因此有合理期望,只要簽妥交回法定聲明,就符合了法例規定;假如選舉主任對聲明的真確性有懷疑,可以轉介警方調查,然後交律政司檢控,他若被定罪才會喪失資格。人大釋法決定改變了梁天琦案的前景。釋法決定把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變成出任公職的資格與條件,並非只是一般的參選手續。按照這個決定,選舉主任主動去審查參選人是否符合資格,在法理依據上就有了基礎,除非選舉主任行使審查權力的方式極不合理,否則法院不會推翻其酌情判斷。難怪有法律學者認為,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公職人員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的條文時,刻意擴闊釋法範圍至包含參選要求,帶有「僭建」成分,藉此影響司法機構正排期審理的參選立法會被阻官司。客觀效果是介入特區法院訴訟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釋法決定並非只是釐清某些基本法條文的概念、確立一些法理原則,其客觀效果是很具體、很細微地介入特區法院當前正在處理的多宗訴訟。這是過去4次釋法都沒有的,對香港的司法獨立有實質的影響。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4日) 青年新政 梁天琦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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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釋法風波(二)

為什麼人大常委會要就香港兩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問題釋法?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替釋法決定做說明時表示,個別議員「在宣誓時擅自篡改誓辭或在誓辭中增加其他內容,蓄意宣揚港獨主張,並侮辱國家和民族,被監誓人裁定宣誓無效。香港社會以至於立法會內部、立法會與特區政府之間,對上述宣誓的有效性、是否應該重新安排宣誓產生了意見分歧和爭議,並由此影響到立法會的正常運作。鑑於上述情况……為有效打擊和遏制港獨活動」,人大常委會決定釋法。就算有合理目的 仍要講究程序時機所謂「蓄意宣揚港獨主張」,相信是指宣誓時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標語;「侮辱國家和民族」,相信是指用英文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名字時扭曲發音,「People’s Republic」變了「People’s Re-fxxking」、「China」變了「支那」。這正正是梁頌恆、游蕙禎兩名民選立法會議員首次宣誓無法生效並引發廣泛批評的原因,也是特首入禀高院尋求司法覆核的依據。換言之,人大常委會這次釋法,主要是為了阻止梁游兩人宣誓就職,藉此傳達中央絕不容忍港獨主張和侮辱國家民族。梁頌恆和游蕙禎的幼稚及不負責任行為,相信大多數香港市民都不認同。中央政府對兩人的挑釁和侮辱強烈不滿,需要以嚴厲的表態來回應,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堂堂中國政府的身分,跟兩名「小學雞」議員截然不同,就算有了正當合理的目的(阻遏港獨主張和辱華言行蔓延),仍然要講究行事的手法、程序和時機,權衡利弊得失,經過廣泛諮詢、取得大眾支持後才實行。人大釋法對特區的法治影響深遠,是否必須使用人大釋法的手段來阻止梁游就職,值得商榷。時機不對 過程倉卒混亂首先,釋法的時機不對。高等法院因應特首入禀覆核立法會主席容許梁游再宣誓的決定舉行聆訊,案件已完成庭審階段,正等候法官頒布裁決。人大常委會選擇在這個時刻釋法,客觀效果是阻止香港法院依照普通法制度判案,強迫法院按照釋法決定來判案。這和《基本法》第158條有關解釋權的條文精神上有牴觸,也和過去4次釋法決定的做法不相符,對香港的司法獨立有嚴重的負面影響。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是特區法院在審案時可以解釋整部基本法,但對關於中央政府管理事務或中港關係的條文,在終局判決前要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人大常委會對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內的條文一般不作解釋,由特區法院自行解釋,對其他條文可作解釋,解釋會約束特區法院,但不影響之前已作出的判決。這條文是建基於互相尊重,而非互相鬥快,搶閘製造既定事實逼對方接受。人大常委會過去4次釋法,一次是應終審法院要求(剛果案),一次是在終院裁決之後(居留權案),另外兩次是在沒有官司時發生(達至普選步驟與替任特首任期),從來沒有試過在香港法院審案中途釋法,刻意干預香港法院的司法裁決。「搶閘釋法」予人的印象是,中央完全不信任特區法院可以作出符合基本法的裁決;為了阻止「辱華議員」就職,不惜付出犧牲香港司法獨立的代價。其次,釋法的過程太倉卒混亂,沒有足夠的諮詢和討論。如果人大常委會認為有需要釋法,應該照會特區政府,由律政司在聆訊中提出理據,說明哪一條基本法條文涉及中央政府管理事務或中港關係,按第158條應在終局判決前提請中央釋法;或者等待特區法院有了終局判決後才釋法。而且,從提出釋法到落實執行,應該有足夠時間,讓社會各界人士尤其是法律界人士,就釋法的利弊和各種具體做法,深入發表意見,盡量形成社會共識,這樣才能以最佳的執行方案達成目標,把震盪減至最低。今次釋法從醞釀到宣布前後只有大約一個星期,社會大眾和法律界人士對細節一無所知。之前律政司長還信誓旦旦說,議員宣誓風波可以在特區司法體制內解決;若干日後便被北京以行動「架空」,甚至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這些「圍內人」也是釋法前夕才臨時獲照會。一些愛國團體在報章賣幾個全版廣告,便算是取得輿論支持。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釋法安排,過去前所未見,令釋法蒙上黑箱作業的陰影,不必要地削弱了全國人大的公信力。釋法能否達到預定目標?其三,釋法的實際效用有限。如果說釋法是為了遏制港獨主張及辱華言行,那便該認真考究一下:到底人大釋法能否達到這個預定目標?釋法肯定可以達至的效果,是令梁游兩人失去議員資格,令憎惡兩人的群眾情緒得到宣泄,或許還有殺一儆百的效果,令日後立法會的當選人不敢借宣誓來宣傳政治立場。可是,梁游兩人被剝奪資格後仍可以參加議席出缺引發的補選。就算兩人因言行過分出位、闖禍後又堅拒道歉,失去公眾支持,沒有實力再參選,非建制陣營仍會協調人選爭奪議席,參選的人仍然可能是本土派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會變得較聰明,更懂得「打擦邊球」,在競選時和當選後不會公然鼓吹港獨,但可能要求「命運自決」、「前途自主」、「民主自治」等等。難道中央未來每聽到一個新的疑似港獨口號就釋法一次?一旦與梁游兩人政治立場近似的參選人成功當選,在政治上便等於公開摑了中央一巴掌,釋法的短期效用馬上逆轉。當這些本土派人士莊嚴宣誓進入議會後,連同已經在議會內的幾名本土派議員,若要提出排斥內地、排拒中央的尖銳言論,難道釋法就可以禁止嗎?本土派主張在4年前根本沒有市場,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卻拿下逾一成半的選票,反映不滿中央治港手法的港人與日俱增。中央一味以釋法的強硬手段來遏制,能平息爭議爭取民心嗎?倘若民心不服,導致下屆立法會選舉本土派得票進一步增加,釋法的長遠作用便是適得其反。無助平息爭議 不利特區管治其四,釋法的不良副作用很多,非但無助平息爭議,反而會引發更多爭議和衝突,不利特區有效管治與社會和諧。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把本來很平常的就職禮儀,變成了隨時可導致喪失公職資格的政治審查關卡,建制派人士固然可以不斷入禀法院,質疑民主派或本土派議員就職時的宣誓,是否符合「真誠、莊重、準確、完整」等釋法訂立的準則,許多與港獨或辱華完全無關的宣誓問題都會成為司法及政治風波。非建制陣營人士同樣可以入禀法院,挑戰建制的公職人員,例如質疑特首就職時隱瞞違法僭建內幕、隱瞞收受UGL機構巨額分手費、是否真誠效忠香港特區。不論哪一方的質疑成功,便會引發一場補選,社會爭議只會不斷延續甚或升級,立法會將更難正常運作,行政立法僵局更難打破,有效管治和社會和諧更加無法達成。阻止港獨 應循正途其實,中央要阻止港獨思潮蔓延、杜絕辱華言行,應循正途而行:只要一面檢討香港年輕人愈趨激進的原因,對症下藥,更換治港班底、調整政策方針、梳理深層次矛盾,一面敦促特區政府,就防止分裂國家和侮辱國號等問題早日立法,像當年就保護國旗、區旗進行立法一樣,只要本地立法在維護國家利益與保障言論自由之間取得平衡,經法院案例確認,就能長治久安。回歸初期有遊行人士藉侮辱國旗宣示不滿內地的政治立場,經法院確認屬犯法行為後,這類示威手段便銷聲匿迹。這就是循正途保障國家利益的範例。原文載於2016年11月12日《明報》觀點版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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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釋法風波(一)

香港法院審理兩名議員宣誓爭議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解釋《基本法》,就基本法第104條中公職人員「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規定的涵義、適用範圍和法律後果等,作出詳細決定,令宣誓風波掀起另一場更大的爭議。先看人大常委對公職人員「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的涵義所作的4點釋法決定:「(一)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就職的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未進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絕宣誓,不得就任相應公職,不得行使相應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二)宣誓必須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內容要求。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必須準確、完整、莊重地宣讀包括『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容的法定誓言。(三)宣誓人拒絕宣誓,即喪失就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宣誓人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也屬於拒絕宣誓,所作宣誓無效,宣誓人即喪失就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四)宣誓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監誓人面前進行。監誓人負有確保宣誓合法進行的責任,對符合本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有效宣誓;對不符合本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無效宣誓,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比對香港的《宣誓及聲明條例》,人大釋法對公職人員宣誓就職新增了不少要求。條例本身已包含宣誓人須真誠宣誓的要求,不真誠宣誓即發假誓,屬刑事罪行;過去法院詮釋條例時則指出,宣誓人須準確及完整地念完法定誓辭,誓辭內容不可增減修訂。人大釋法將這幾點要求從本地立法層次,提升到基本法涵義的層次,並且新增了「莊重」地念誓辭的要求。釋法實質修改了香港本地立法何謂「莊重」?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認為,「故意以行為、語言、服飾、道具等方式違反、褻瀆宣誓程序和儀式,或者故意改動、歪曲法定誓言」,都不符合莊嚴宣誓,這說法反映北京官員的立場,但並非釋法決定的內容,對香港法院沒有約束力。而且,公職人員宣誓時的衣著及言行是否莊重,涉及主觀判斷,容易引發爭議;假如產生爭議,便要由香港法院按具體情况判斷,這等於把一道政治難題交了給法院。此外,釋法決定還就依法宣誓涵義增添了3項具體細緻的要求,即未合法宣誓前不得行使職權及享受公職待遇;不真誠或不莊重宣誓等同拒絕宣誓,立即喪失公職;監誓人有權判斷宣誓是否無效,一旦確定無效便不准再次宣誓。這3點規定是條例沒有的,並且與香港原有法律下的慣常做法不同,例如過去法律一般容許議員再次宣誓、容許未宣誓的議員支取薪酬及進入立法會大樓。釋法決定實質上修改了香港的本地立法,這是很不尋常的。是否僭越特區立法權?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文件,一般只作原則性的規範,例如訂明公職人員須依法宣誓,具體宣誓安排是由香港本地立法規定。這是因為基本法第17條訂明,香港本地的立法權屬於特區立法機關(立法機關最終全體由香港市民直接選出),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人大常委會備案,如違反基本法便發還重議。但人大常委會無權修改,就算法例出現不足或漏洞,也是由特區立法機關自行立法來補救,遇上緊急情况立法機關可以一日之內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必要時還可以訂明法例有追溯力,例如追溯至宣布進行立法計劃之日,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如今中央的釋法決定細緻地介入香港本地立法的具體規範事項,而且大幅修改原有法律安排,這就難免產生疑問:是否有必要這樣做?是否僭越了屬於特區立法機關的立法權?就算中央政府認為香港的宣誓法例有缺陷,為什麼不可以由特區政府緊急立法補救,而要借用中央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把許多基本法第104條根本沒有提及的具體細則寫進去,變相修改和擴充基本法條文,以此來取締或修改香港的本地立法?如果說這種在香港立法權上鑽一個洞的做法沒有問題,那麼,有關叛國、分裂國家等高度敏感問題也可以由人大常委會藉釋法來變相替香港立法,基本法第23條訂明的由特區自行立法的保障就意義全失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1日) 基本法 法治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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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基本法不等同不擁護

立法會選舉新界東選區參選人梁天琦被選舉主任剝奪參選資格,理由是他曾發表港獨言論,並在報名後公開表示不會修改立場,所以認定他並非真誠地擁護《基本法》,因為基本法第一條規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選舉主任的決定很可能會引致司法覆核訴訟,法院將要就何謂「擁護」基本法作出歷史性裁決。筆者認為,內地政治制度下擁護可包含不得公開質疑,田北俊因發表倒梁言論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即為實例,但香港的政治及法律制度與內地不同,按照香港法制,擁護一詞的涵義是指遵從,即遵守和服從,這與提出質疑及尋求修改並沒有必然矛盾,選舉主任的決定很可能踰越了香港法治的界線,變相引入了內地的思想及言論審查制度。所有立法會參選人在報名時都要簽署法定聲明,確認他們願意擁護(英文是uphold)基本法,成功當選的候選人在正式就職前也要依法宣誓,再次確認他們會擁護基本法。這些法律規定顯示,如果有候選人在競選期間以行動表明他不擁護基本法,律政司可以刑事檢控他違反法定聲明。同樣道理,如果有當選者在進入立法會後以行動表明他不擁護基本法,律政司可以檢控他發假誓,若經法院定罪,便會喪失議席,並可能會入獄。換言之,香港現行法律制度已有防止立法會候選人及議員不擁護基本法的條文,並且具有刑事檢控的阻嚇力,沒有需要再授權選舉主任對參選人進行是否擁護基本法的把關審查,選管會過去亦從沒有類似的把關審查的先例,這次的做法很可能踰越了法例的授權,即於法無據。如果立法會當年制訂選舉法例時,有意圖授權選舉主任對參選人作出是否擁護基本法的審查,由於這樣做牽涉重大原則問題,嚴重影響參選權利,立法會理應一併制訂相關的審查準則和審查程序,例如容許被審查人士聘請律師,就選舉主任的質疑提出答辯,若審查不獲通過可向獨立的仲裁機構提出上訴等,但相關法例裏完全沒有這些規定,很難令人相信如今這套審查程序符合立法意圖,若不符合,就是非法僭建。選舉主任否定梁天琦參選資格的唯一依據,是他不擁護基本法,證據是他曾發表港獨言論,雖然梁天琦簽署了擁護基本法的法定聲明,選舉主任仍認定他並非真誠地擁護基本法。按照這個先例,參選人若公開質疑基本法某些條文,表明會尋求修改或廢除這些條文,便等同於不擁護基本法,這樣做嚴重違反香港一貫的法律詮釋原則,嚴重侵犯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亦不符合現代民主社會的慣常做法。舉例來說,代表婦女平權組織參選的人可能會公開質疑基本法有關保障原居民傳統權益的條文,指條文賦予男性原居民特權,違反男女平等的憲制原則,應予修改或廢除。代表鄉議局的參選人當然會大力反駁,指原居民權益條文屬於港人基本權利範圍,屬於不可修改的條文,2047年後仍要一直維持下去。不管我們覺得哪一方的詮釋較有道理,我們都不㑹質疑任何一方不擁護基本法,這就說明公開質疑與尋求修改並不等同不擁護,只要在未成功修改前繼續遵從,就算是擁護。怎樣的行為屬於不擁護呢?以擁護香港屬於中國為例,如果有參選人或當選者私下勾結外國政權,尋求趁中國內部出現動盪時發動政變,奪取香港政權並促使香港脫離中國,這樣的行為不單觸犯叛國、間諜等刑事罪行,更是違反擁護的誓言,必須依法檢控,剝奪其參選或當選資格。但如果參選人只是對當前的中港政治關係感到不滿,希望在基本法規定的50年不變於2047年屆滿後,以和平理性的方法,尋求北京同意修改基本法,藉此修訂香港的憲制地位,我們可以完全不認同這種主張,可以指這些主張現實上絕不可行,卻不能指發表這種主張的人就是不真誠擁護基本法,沒有資格參選立法會。這就是遵守憲法與言論自由並存的基要原則,也是英國、加拿大等民主國家容許主張蘇格蘭或魁北克獨立的人成為國會議員的基本道理。原文載於《明報》新聞網(2016年8月3日) 基本法 立法會選舉 一國兩制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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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仇恨佔領港大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新任主席李國章上月底首次主持會議,不同陣營不同取向的校委難得一致同意,成立獨立的檢討委員會,檢視大學運作規條,這本來是消弭爭端重建互信的契機,可惜校委會主席或校長沒有第一時間出來解釋交代,現場一度信息混亂,不清楚檢討委員會何時成立及如何運作,醞釀罷課的學生圍堵會議廳,阻止部分校委離開,要求澄清對質,校方召喚大批警察到場,造成持續對峙及肢體衝突。兩個資訊世界 聽不到對方的聲音校委會對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會議後的信息發布極為重要,這是現代管治常識;動輒召喚警察進駐校園,容易激化矛盾,這也是常識。衝擊的學生同樣要對事件負責,就算信息不夠清楚,但基本事實是通過了獨立檢討動議,學生及教職員代表都投了贊成票,場外學生仍然選擇衝擊,情理上說不過去,客觀效果是失去公眾支持。弔詭的是,學生與公眾彷彿生活在兩個不同的資訊世界。倚靠主流媒體報道來了解今次事件的公眾,普遍會得到對學生負面的印象,認為學生過分激進;倚靠社交網絡及新興網媒來了解事件的年輕人,卻可能得出相反的印象,同情學生被打壓。兩日後李國章召開記者會,作出各種偏頗及欠缺事實依據的指控後,大專學生對事件的評價更趨向責難校方。生活在這兩個資訊世界裏的人,開始聽不到或選擇不聽另一個世界的聲音。諷刺的是,對於策劃罷課的學生,李國章措辭愈是尖酸刻薄,愈有助於激怒同學響應抗爭。對於一些力主委任李國章以強硬手腕整頓港大的建制鷹派人士,學生的行動愈是激烈,愈有利於說服北京支持強硬對付港大。可悲的是,鬥爭挑起仇恨,仇恨造成更多鬥爭,這是一個無底深潭,港大正在仇恨與鬥爭的漩渦中沉淪。在港大修讀人權法碩士課程的楊政賢,日前在網上發表文章,標題為〈昨晚,我在港大介入了一場種族仇恨〉,文章說他在校內食店目睹一位本地學生無緣無故以粗言辱罵兩個內地來的同學,罵他們是侵略者,說這裏不是他們的地方,叫他們返大陸。他出於正義感與同情心,介入為無辜的內地生辯說,卻被質疑是香港人抑或中國人,為何幫着另一邊說話,這質疑刺痛了他的心。他請求用手機攝錄了事件經過的內地同學勿放短片上網,否則他可能成為眾矢之的,遭人標籤為「左膠」出賣香港。令楊政賢痛苦的是,他完全明白那位罵人的本地生,是基於過去數年的真實生活體驗,以及對荒謬時局的觀察,才產生針對內地人的敵意與躁動,他無法討厭他罵他;但他同樣無法接受他宣泄憤怒的方法,港大的人權法律教育讓他學會包容異見尊重異己,他恨自己無法更有力地排難解紛,他害怕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會變成像美國的白人與黑人那樣,成為仇恨的俘虜和犧牲品。只為了享有活在愛中的自由執迷鬥爭的當權者應該看到,過去兩年的鬥爭路線已經在中港關係的泥土上,播下了仇恨的種子,特首和校委們可以倚靠警察保護;千千萬萬的內地旅客、內地學生、內地來港公幹人士,他們卻隨時要承受無理的屈辱與歧視。當這些事情通過媒體報道廣傳內地,倒過來又會令千千萬萬在內地生活或旅遊的香港人,隨時承擔報復與打擊。這是北京領導人想看到的結果嗎?熱中抗爭的大學同學也應該看到,擇善固執是對的,不妥協、不放棄、不認命、不沉默,統統都是對的,請堅持下去;但請不要為仇恨開門,不要讓仇恨佔領校園,不要讓仇恨進駐心靈。不為別的,只是為了讓你們繼續享有活在愛中的自由。原文載於2016年2月6日《明報》觀點版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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