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朱凱廸」不需要道德審判

自《查理周刊》受襲以來,「我是XXX」似乎成了一種共同的抗議聲、團結的象徵。今天,死亡恐嚇令網絡和街頭都掛上了「我們都是朱凱廸」。然而,這種「廉價表態」卻觸動了部分敏感神經,激發了道德審判的情緒。記得去年法國恐襲後,網絡上的藍白紅頭像不時換來「偽善」或「跟風」的指控。平日對國際間的慘劇(尤其是第三世界)無動於衷,只對法國表示同情就被指是充滿種族歧視。有人質問大家為何只為巴黎祈禱,彷彿忘記很多地方也需要祝福。一句簡單的「Pray for Paris」也惹來聲討。如此邏輯下,換過頭像、寫句祝福,都是條件式的。要不「偽善」和「跟風」,你就必須是時刻關心環球時事的世界公民。送上支持和祝福均講求「資格」。有人說,朱凱廸以性命對抗黑勢力,香港人只不過是「花生友」,沒有資格成為朱凱廸;有人說,其他政治團體和個人亦受到政治迫害,為何香港人都不成為他們,有選擇性的偽善是可恥;有人說,政黨紛紛拋出「我們都是朱凱廸」是廉價表態,不值得尊重。毫無疑問,所有生命和言論自由都是無價,沒有高低之分。法國人和敘利亞人的生命同樣可貴;朱凱廸的言論自由亦非來比其他人重要。一切,我們都必須盡力保護。你有權質疑西方媒體為何不24小時報導每日兩萬多因飢餓而失去的生命,為何不每小時更新敘利亞內戰的死亡數字,甚至為何不再報導和關心被恐怖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捉去200多名女學生的情況,但你總不能期待每個人都必須關心周遭的所有事物,否則關心某單一事件就必然是偽善,隨波逐流。事實是,沒有人能夠在主觀上對每一個生命表現出同質同量的關心。在社會和個人資源的限制下,關心具偏向性是理所當然的。你質問一個流浪動物權益者為何不多點關心同性戀權益,就是為自己載上了道德光環看世界。同樣道理,沒有「我們都是周永勤」,並不代表「我們都是朱凱廸」缺乏真誠;沒有關心「熱普城」在選舉日遭受襲擊,並非代表支持朱凱廸是偽善,選擇性反對暴力。說到底,「我們都是朱凱廸」只不過是一個團結香港人對抗暴力威脅的象徵。當中的人名誰屬並不重要。與其以「我們都不是朱凱廸」與之對抗,責難香港人偽善、沒有同情其他暴力受害者、大搞一番道德審判,不如共同站出來向暴力說不。香港沒有英雄,亦不需要救世主。在這困難時刻,我們只需要團結。無謂的道德審判是救不了香港的;莫明其妙的不滿,更不能改變香港。 朱凱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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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教育就應該容許「政治不正確」

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早前表示,港獨主張「不能進入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局亦發表聲明,表示「如教師在校內鼓吹『港獨』思想,須承擔相關責任和後果」。言論和聲明隨即引起軒然大波,惹來「干擾教師專業」和「打擊言論自由」之批評。雖然「教師專業」和「言論自由」的界線在實踐上並不清晰,但兩者在概念上從不含糊。如果有教師同意《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所寫,教導學生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民主令「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相信社會必定質疑其專業操守,而絕不會高舉「言論自由」之名認同該做法。同理可證,教師是否逾越了言論自由的界線、強行灌輸港獨意識、損害了教師專業,判斷似乎並不困難。教育如思考 應開放多元然而,《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並非法律條文,在今天的政治氣候下,教師又難以迴避一切涉及港獨的學術討論。此時此刻,教育局發出「禁獨」聲明,的確有產生寒蟬效應、阻礙師生正常討論交流之虞。長此下去,任何有違《基本法》精神的敏感議題都有可能變成香港版的「七不講」,不但窒礙學術討論的空間,更扼殺了未來的政治想像,威脅香港民主發展的可能。事實上,教育如思考,應該是開放和多元的。真理愈辯愈明,學術本身的價值正是從多角度發掘事實的本質、推動社會發展。把任何思想標籤為「政治不正確」而杜絕於校園內,無疑是剝奪了學生學習獨立思考的權利。在「政治正確」下被訓練出來的思考,不可能是真正的思考。須知道,當社會閃現了「政治正確」這樣的苗頭,社會的可能性就會減少,人民思維就會退化。尊重教育,我們便應該鼓勵學生多討論、多思考。可惜的是,政治氣候丕變的情况下,不同立場者都有各自「政治正確」的觀點,互不相讓,又互不深入討論。那麼我們如何教學生從思考發展立場,而非「先立場、後思考」?多一點討論 不是更有效助釐清事實嗎?按照基本法,「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人稱之為「法律」,更有人稱之為「常識」(套用王振民的講法)。既然香港的地位又是「法律」又是「常識」,校內多一點有關港獨的討論,不是更有效幫助學生釐清事實、破解「港獨迷思」嗎?相較之下,高調禁止學生在校內接觸港獨,一味宣揚「愛國愛港」、「擁護基本法」,不准學生思考和討論這些統治者口中的「理所當然」,不是更霸道的政治灌輸嗎?作者是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8月27日《明報》觀點版 教育 港獨 港獨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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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禁止參選看「一國兩制」之終局

事隔兩年,有著「8・31決定」精神的鬼魅似乎換上了另一妝容,試圖向立法會選舉張牙舞爪。選舉未曾開始,已有多位支持自決或港獨的參選人紛紛落馬,提名無效。換言之,香港人因政治立場而被褫奪參選權的時代可能已經來臨,議會代表廣泛人民的正當性恐怕會逐漸消失。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的說詞,參選人的政治立場與《基本法》有否抵觸,是決定提名是否有效的主要因素。在回覆上述參選人的決定中,總離不開同一結論:即使參選人已在「確認書」的文本上簽署,「但法律上其實他沒有作出一項符合《立法會條例》第(40)(1)(b)條規定的聲明」,提名於是無效。事實上,規定只訂明參選人的提名表格必須載有「一項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並無「法律上」的附加條件。選舉管理委員會在7月14日的聲明中提及「真誠地簽署」的要求,明顯是在《立法會條例》之上架床叠屋,並無法律依據。即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部分參選人未必是真誠簽署參選聲明,但若簽署聲明本身滿足了法律上的最低要求,法律就必須賦予相應的權利。任何主觀情緒或後果論式的理由都不足以凌駕法律,逐以剝奪個人權利。這是法治之最基本要求,毫無爭議之餘地。或許有人質疑,讓主張港獨的人進入議會,無疑是引狼入室,會對「一國兩制」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既然立法會議員在當選後有憲制責任效忠特區、擁護《基本法》,香港政府就有義務遏止港獨勢力進入議會,在制度內挑戰國家主權、破壞「一國兩制」。誠然,今天政府在選舉上向某些政治立場落閘,將來必定會為「一國兩制」帶來更根本性的傷害。請容筆者簡述之。港人眼中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意涵倒不盡在於主權歸屬,而是制度之並肩而行。「一國」只說明了兩種制度在一個國家之下並存,兩者並無孰輕孰重之分。「一國」是前設,「兩制」是目的。既然現實中「一國」是既成事實(established fact),「兩制」是否可行自然是主宰「一國兩制」價值之核心所在。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的初衷是以制度的迄界線來解決制度衝突之問題,而非著眼於如何控制香港,彰顯主權。在香港人驗證「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兩制如何維持本來的面貌成為了「一國兩制」成功與否的有力證據。「一國兩制」是否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鑰匙,將會是證明其價值之佐證。如上所述,「一國」與「兩制」所指的範疇有別,任何一方失據將標誌著「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沒有所謂「一國」壓倒「兩制」,或「兩制」勝於「一國」之說。由於兩制之間的內在矛盾是預期之內、無可避免,如何堅守以各自制度的方式解決政治上的問題,將體現中央對「一國兩制」之堅持。哪怕是涉及國家主權的政治問題,都必須以香港的制度和方式來處理。沒有「用中國的方式解決了香港的問題,卻彰顯了一國兩制」的可能性。由此路進,香港人眼中的「一國兩制」,一言以貫之:香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主權下,除國防和外交,任何問題都必須根據香港的制度和司法原則來處理,以確保香港人相信的價值得以體現在其生活和政治之中。從制度之內走到制度之外記得「雨傘運動」中不少民眾曾高喊著「我要真普選」,但試問今天又有幾多過來人願意為當日的理念背書?昨日的「我要真普選」,今天可能已換上「我要自決」、「我要獨立」。這種轉變缘何而生?當體制是決定政治體命運的主要因素,改變政治體命運唯有從體制入手。誠然,當日雨傘運動要求的真普選,是在「一國兩制」下尋求解決香港政治問題的一個結論。可惜的是,中央堅持以「8・31決定」變相推翻普選承諾,硬把「循序漸進」的線無限延長,導致香港人以體制改革來解決問題的嘗試走入了死胡同。在中央堅持篩選的情況下,經政治審查出爐的特首是否能夠忠於香港,堅守香港的核心價值來處理中港矛盾再成疑問。「一國兩制」逐漸向中國大陸傾斜,嘗試扭曲它的力量又不可抗力,面對如斯光景部分香港人實在無法再相信「一國兩制」之諾言,唯有聲言走出制度,另覓道路。順此邏輯,挑戰「一國兩制」的力量,無非肇因於信心危機。要解決港獨思潮衍生的問題,必須先要挽回港人對「一國兩制」之信心。信心危機之終局誠如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所言,「自由社會是生活在擁有共同寬容和民主信念的多元性群體」(a pluralism of groups bonded by shared ideas of toleration and democracy)。雖然香港稱不上是理想的自由社會,但香港人崇尚自由社會,至少相信《基本法》能夠保障個人的基本自由,立場不會構成社會的差別化。民主,是唯一有效「篩選」任何政治理念的工具。面對港獨思潮日益膨脹,盲目硬拼只會惹來社會更強烈的反撲,為港獨提供更豐富的土壤。不按照香港的制度和價值來「篩選」參選人,除了逼使他們走出制度,更難免進一步引發港人對「一國兩制」之信心危機。或許有人覺得《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沒有賦予港人推動分裂獨立的自由;但在港人眼中,中央和特區政府亦沒有無視「一國兩制」來打擊香港人某些政治立場的自由和權力。一句到尾,任何政治問題,以香港的制度和價值來處理,才能夠贏得香港人之掌聲、理解和認同。任何政治理念,一旦開花結果,以權威與之抗衡不過是徒勞無功,緣木求魚。盱衡歷史發展,思想是征服思想,唯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途徑。一旦「一國兩制」在大部分香港人的心目中被判死刑,即使再多真正的保證和改善也是徒然,無助穩定香港的政治局面,結果是「一國兩制」將會在現實政治中土崩瓦解。港獨的思忖,並非無中生有。試問如果中央和港府貫徹執行「一國兩制」、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得到保障、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中能夠真正決定自己的命運、真正港人治港、港獨哪有發展的土壤?中國政府如何實踐「一國兩制」,將決定香港人如何思考「一國兩制」。如果有人贅詞強調今次事件保護了「一國兩制」、無損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那就任由這樣的想像發酵吧。因為「一國兩制」以什麼姿態植根於香港人心中,是逃不過歷史的洗禮的。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KantLex/ 基本法 一國兩制 港獨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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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確認書」談危機管理

萬萬想不到為2016年立法會選舉揭開序幕的前奏曲是「港獨」。議題本來沉澱了一段時間,卻因參選人資格再次被搬入鎂光燈之下。一份確認書,簽署與否又是向選民發出的政治信號,又關乎參選人的候選資格,因此參選人都不敢輕舉妄動,正力尋突圍的出路。有人認為,參選人在簽署聲明承諾擁護《基本法》之上,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參選人再簽署確認《基本法》特定條文是畫蛇添足,政治目的路人皆知。無可否認,中央及港府為了避免港獨勢力進入立法會,以確認書篩選參選人,是與「831決定」精神如出一轍的政治審查。正如劉兆佳在無線節目《講清講楚》上表示,即使此舉帶來社會反發,但「長痛不如短痛」,防止港獨勢力在立法會內出現是首要考慮。但問題出現了:確認書是否確保了香港只會短痛,不會長痛?一直以來,港獨缺乏廣大群眾的支持。舉其犖犖大者,有下述兩端。一,民眾普遍覺得香港情況未惡化到要摒棄一國兩制的階段;二,在政治現實上,港獨的可能性不具說服力。於是我們要問,究竟中央和港府為何不惜挑起爭議,必須打壓港獨意識?筆者認為,這無非是中央和港府過度執著「危機管理」和「政治正確」之故所致。「831決定」和確認書所反映的,是中央和港府力圖以法律和行政手段控制政治上的變數,減少不確定性。然而,香港有別於中國,網絡空間開放,言論自由得到保障,任何政治議題必然會進入公共領域。過度執著處理已知的危機,往往會觸發社會上未知的危機。以中國的方式處理政治問題,忽略社會危機管理,似乎是香港管治問題之根源所在。例如中央務求以「831決定」確保所選出的特首是「愛國愛港」,卻引發了雨傘運動,間接衍生了激進本土主義。在任何相對開放的政治體系,要完全泯滅政治之不確定性是沒有可能的;相反,如斯的不確定性更是可欲,是發展民主之前提。尤其在政府失信之情況下,一方面的控制必然會導致另一方面的失控。確認書旨在減少港獨勢力在立法會內出現的不確定性,卻增加了司法覆核衝擊之風險、助長港獨進一步紮根之不確定性。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中央和港府不遺餘力打擊少數港獨派,即使大部分港人未必支持港獨(甚至反對港獨),但他們眼見當前之壓迫,絕無可能選擇站立在高牆之列。中央和港府再繼續一廂情願的政治危機管理,必定會惹來社會進一步之反撲,產生更多不確定的政治亂象。或許有人會問,在國家的立場上,防範港獨抬頭是天經地義,這樣的政治操作有何不妥?這將帶領我們思考第二個問題:統治者應如何處理「政治正確」之主張。本文無意就「政治正確」之內涵進行分析,但在中央和港府圍護一國兩制之立場上,對抗港獨無疑是政治正確。但現實政治中,立場並非為行動背書的唯一準則。記得雨傘運動剛完結,港獨勢力方興未艾之際,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及其《香港民族論》一書。事件隨即成為培養港獨和自決之土壤,令社會關注和探討香港未來的另一種可能。忽視當前的政治氛圍,高舉所謂的「政治正確」,不但未必蠃得掌聲,更可能把事情發展推向另一極。既然政治著重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互動,政府就必須按照人民之情緒而作出適當的調整,避免激起爭端,引致施政困難甚至失效。從近日觀察所得,確認書不但無法阻止主張自決或港獨的參選人成為候選人,更有可能增加部分人對《基本法》之不信任,無助解決當前自決和港獨思潮落地生根的問題。如此多餘之「政治正確」主張,是精明還是自討苦吃,一目瞭然。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所言,世界上有「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和「不知的不知」。危機管理就是平衡當中的不確定性,以圖減少系統之動搖。作為管理政治系統的執行者,政府必須學會衡量政策的政治後果,而非一味力陳自身的主張,以家長性手段將其思忖加諸於社會。以「確認書」硬碰自決和港獨,結果如何,將會在選舉中無所遁形。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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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爭議解毒

真理本應愈辯愈明,但近日就南海仲裁案引發的爭論卻滋生了不少偏見和誤解,令討論不免失之於皮相。假若我們連理解南海仲裁案和南海現狀的最基本能力都缺乏,別說可以通過歷史考證和對話徹底解決南海紛爭。由是,本文旨在釐清當中的一些誤解,為南海爭論「解毒」,以便尋回一條健康脈絡來進行更有建設性的討論。誤解一:仲裁法院沒有國際約束力。中國政府多番主張在南海問題上「仲裁庭不具有管轄權」;究其原因,中國在2006年已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公約》)第298條作出了聲明,排除以強行程序就海洋劃界和領土主權進行任何裁決。6月10日,中國外交部刊登了一篇由中國國際法學會撰寫長達2萬2000字的文章(〈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裁決沒有法律效力〉),試圖說明仲裁法院在南海問題上不具管轄權的法理依據。試問,如果仲裁法院本身缺乏約束力或資格,中國政府何必大費周章,針對仲裁法院的管轄權多次提出法理上的反駁?假如法院完全沒有作出裁決的資格,反駁一句「這個法院沒有資格」便成,根本毋須深入討論和反駁其管轄權的內容細節。由此可見,中國的反應是證明了仲裁法院本身的資格,只不過中國不接受仲裁法院在這特殊情况下具有管轄權。在7月13日中國政府就南海問題發表白皮書當日,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在發布會上質疑仲裁法院不是國際法院,因此認為裁決是非法和無效。劉氏進而質疑仲裁員的構成,更指他們「掙的是菲律賓的錢」。事實上,仲裁法院按照《公約》的第15部分和附件7進行裁決。仲裁法院和仲裁員名單有嚴格規定,附件7第7條更訂明「除非仲裁法庭因案情特殊而另有決定,法庭的開支,包括仲裁員的報酬,應由爭端各方平均分擔」。既然中國不參與,自然是菲律賓「依法埋單」。追本溯源,仲裁法院根據《公約》作出裁決,其約束力無非源自《公約》本身。作為《公約》的起草國和締約國,中國無視《公約》賦予仲裁法院的正當性,轉而在毫無根據的情况下質疑仲裁法院本身的合法性和運作方式,似乎是造成公眾誤解仲裁法院角色的主要原因。協議之路不通 唯有訴諸法律誤解二:菲律賓沒有遵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所達成的協議,是違反國際法。《公約》明文規定:「作為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各方的締約各國,如已協議用自行選擇的和平方法來謀求解決爭端,則只有在訴諸這種方法而仍未得到解決以及爭端各方間的協議並不排除任何其他程序的情形下,才適用本部分所規定的程序。」於是,中國強調中菲兩國已通過雙邊文件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下稱《宣言》)達成協議,以談判方式解決南海爭端。因此菲律賓單方面將中菲有關爭端提交強制仲裁是違反國際法。細看各文件和《宣言》,中菲兩國並未就爭端設立任何具拘束力裁判的程序,亦未排除任何其他解決爭端的程序。即使中國多番強調談判是解決爭議的機制,但經過多年來的兩邊會談和嘗試,中菲兩國似乎未能就有關問題找到一條出路,有效解決甚至擱置爭議。如斯情况下,仲裁法院按《公約》運用其管轄權進行裁決實在是無可厚非。仲裁法院接受菲律賓提交強制仲裁,亦間接證明了菲律賓有其一定的法律依據。既然中國多番強調各方必須遵守《宣言》的義務和承諾,就應該明白沒有國家可以單方面漠視《宣言》卻又要求其他國家嚴格履行當中義務。在爭議不斷的現實情况下,協議之路不通,唯有訴諸法律一途。由是,菲律賓充其量只是沒有嚴格履行《宣言》的承諾,違反國際法之指控不免言過其實。主權爭議主張必是平等和有待驗證誤解三:發展人工島是行使主權、中國的內政。2005年2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接管在中日兩國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台上由日本右翼分子興建的燈塔。同日,外交部發言人孔泉表示,日本政府採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屬於非法和無效的。以上事件清楚說明了一個事實:在有主權爭議之地域,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都不是一個國家之內政,而是國家之間的問題。中國政府絕不會接受日本政府宣稱「接管燈塔是行使國家主權,行為純屬日本內政」。同理可證,在有主權爭議之南海,宣稱「行使主權」絕非一個合理的理由,容許中國在有主權爭議之地方興建人工島和軍用設施,試圖改變現狀。如果日本政府接管燈塔是一個非法和無效的行動,那麼中國在南海所做的——按中國政府的邏輯——便是一連串的非法行動。我們不必否定中國在「九段線」上的主權主張,但不得不承認在有主權爭議之南海,任何行動都決不是一國之事、只屬內政。在主權爭議上,由於各國均聲稱是主權擁有者,其主張必定是平等和有待驗證的。沒有國家的主權主張是比較重要的。更沒有國家可以同時承認國家之間存在主權爭議,卻又堅定表示自己是主權的唯一擁有者,在爭議之地為所欲為。缺乏這種自覺,任何「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爭議」的主張均不過是自欺欺人。解決之路終歸義務南海問題極其複雜。在現實政治之路途上,只有通過積極真誠的對話和行動才有望解決。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法院排除了主權歸屬的考慮,直接對領海和專屬經濟區作出裁決,的確無法解答中國的質疑,更未能徹底解決當中之關鍵問題。然而,南海仲裁案之重要性,倒不盡於裁決結果,而是事件揭示了合作和對立往往是一線之差,解決爭議必須雙方共同努力,堅守各自的義務。按《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這些義務無非是「不採取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行動」,其具體內容十分簡單:不進行改變南海現狀的任何行動。在有主權爭議之南海,資源開發可以透過雙邊協定進行;各國亦沒有理由阻止無法改變南海現狀的漁民活動,挑戰傳統的漁業權利。在東海和釣魚台上跟日本長年有爭議的中國,應該比任何國家都清楚明白何謂負責任的行為、何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能否堅守國際義務,恪守在各種公約和協議作出的莊嚴承諾,在南海問題上表現誠意,務實地和各國認真解決問題,無論在過去、現在和未來,明眼人都會看得清楚的。原文載於2016年7月30日《明報》觀點版 南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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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誤會支持醫委會改革方案的人

《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下稱草案)鬧得沸沸揚揚,無疑是兩種政治力量--(一)改善醫委會架構和效率(二)擔心大陸醫生湧現和醫委會組成不公--角力的結果。奇怪的是,前者是政治訴求,後者是對草案之不信任,兩者之間並無太多的議論空間,何解產生如此巨大的張力,甚至將社會再次推向對立面?首先,醫生團體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港大任命副校長風波」證成了一旦政府易於操控醫委會,業界專業自主將受嚴重打擊;而草案獲通過將意味,「便利非本地培訓醫生到港執業」的目標必然成為醫療政策的一環。即使草案沒有白紙黑字訂立降低執業門檻等目標,任何涉及引入有嚴格資格要求專才的政策必須嚴肅處理,是不證自明的道理。尤其香港市民長遠健康福祉攸關,更決不可輕率。事實上,任何關心醫委會改革的人都無法對以上憂慮視若無睹。既然港人深明草案的魔鬼細節隱含著某種特洛伊木馬,那麼支持草案是否自毀長城的病狂表現?背後原因又是什麼?毫無疑問,所有香港人都關心本土醫療質素。在此基礎上,病人組織和醫生團體的關懷和利益都在同一陣線。因此,草案之爭議性絕非囿於大陸醫生會否湧港這個議題本身,而是各方如何理解這個草案的意義。對醫者而言,執業門檻,未來的醫療質素,病人的長遠利益可能是重中之重;但就病人及其家屬而言,今天的公義才俱有真正的意義。一句到尾,他們的終極關懷是病人在現行的醫療體制內有否被公平對待,能否有效捍衛自身的權益,而不是未來何年何月何日有可能發生的醫療制度危機。有人質疑,只要政府願意抽起兩項備受爭議的條文,草案之爭議聲便會消弭於大氣之中,那麼政府不是始作俑者嗎?但細心思考下,我們不期然會問:病人組織及部分社會大眾為何甘願冒醫療制度危機,支持草案?醫委會的制度和效率一向為人詬病。即使醫生及相關組織可能為改革醫委會作出了不少努力,但病人組織及社會大眾似乎未有感受到。正如政府未能取信於市民,必定是政府的責任;醫委會未能取信於病人及大眾,必定是醫學界之責。假若醫學界在過去的日子曾不斷推進醫委會改革,公眾絕無理由願意打開這個潘朵拉盒子,而不等待下一次的改革。然而,病人組織苦等15年,改革毫無寸進。從這角度看,草案無疑是對抗醫委會制度不公義的唯一機會。從是觀之,責難支持草案的人,並認為他們是與政府狼狽為奸,殘害醫療體制,出賣港人,明顯是捉錯用神,無視支持背後的正當理由。支持草案這種「搏一舖」的精神是如何被逼發出來,值得大家深思。如上所述,本地醫療水平不容有失,因此醫學界反對草案之呼聲是擲地有聲,其立場值得我們支持。但請閣下謹記,當大眾目睹醫學界只動員反對草案,卻未全力動員遊說政府接受梁家騮議員所提的「6+6」方案(遑論由公民黨議員郭家麒提出的修訂方案),而醫委會改革只停留在無邊際之承諾上,必定有很多市民會懷疑醫學界推動改革之真誠。誠如杏林覺醒所言,「醫醫相衛」、「保護主義」、「醫療霸權」等,無助解決問題,更令社會矛盾加深,但一味反對草案亦無助舒緩當前的困局。支持方案,是為今天刻不容緩之改變;反對方案,是恐懼明天一去不回之丕變。兩者絕無孰是孰非之爭議。由是,只要我們切記雙方在是次醫委會改革之焦點有所不同,想必能夠建構更有意義的對話,而非停留於無的放矢之謾罵。如果連改革醫委會都做不好,我們如何進一步從對話和行動之中,建立我們嚮往的民主香港呢?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alexdiscuss力哲 醫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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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為何必須面對「建設民主中國」

在本土主義陡然勃興之情況下,今年圍繞悼念六四的討論也鬧得火熱。當中主軸離不開「建設民主中國」的必要性和責任歸屬問題。有人認為,堅持支聯會主辦的悼念活動不過是無聲吶喊,既不能為香港開創自由的新氣象,更是變相認同其「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在大中華意識漸薄的趨勢下,強調民族自決的聲音漸厚。擺脫中港命運共同體意識,似乎成了本土主義的議題(agenda)之一。有主張認為、六四屠城刻烙在香港人身上的民族意識,必須以反思六四意義作一了斷。此一新趨勢試圖為香港人的民族意識重新定位,把「想像的共同體」侷限於本土。六四當日的鎮壓畫面是大中華意識的起點,今天在本土風潮中卻成了擺脫民族枷鎖,自決自主的力證。「建設民主中國」的爭議源於中港關係和身分認同。在民族自決的前提下,本土派主張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未決,建設彼岸的民主是超出能力和責任所及。與其把精力投放於遙不可及的民主中國上,不如把心思聚焦於更切身之關懷。另一方面,身分認同向來是主觀情緒,無法強加於人。尤其當此涉及國民意識,我們更難輕易以「香港人都是中國人」的身分假設來論證「建設民主中國」的必要性和責任歸屬。在此基礎上,六四學運作為27年前發生在內地的政治事件,其精神脈絡未必能與今天的香港接軌,產生共鳴、更甭說期望新生世代繼承當年學生的遺願,建設民主中國。既然身分認同不能建構一種道德邏輯來論證適用於港人的「建設民主中國」,那麼我們能否無視或否定它?憲制共同體下的民主中國19世紀分析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先驅,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曾寫道:「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蘇聯瓦解印證了改革之破壞性,亦成為中共解放政治權力的心結。在中共的政治思維中,改革是一種侷限於中共內部的過程,必須在紋風不動的憲制基礎上進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3年南巡的內部講話中,對改革論道:「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事實上,共產黨近代史是一個「作用與反作用」的過程。外界越期待中國政府放寬權力控制,中央越會抓緊。講話中習近平特別提到蘇聯崩潰乃源於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出此意識形態的端倪。再者,在實踐復興中華民族「中國夢」的過程中,中共會以民族團結作一起步點來加強民族情緒之控制。由此路進,香港的政治改革根本無法獨立於中國的政治環境。在中共今天的意識形態下,中國內部的政治改革亦沒有前進的動機。由是,香港人的確不能與虎謀皮,光靠大陸施捨民主。如上所述,在現今的權力制度下,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幾乎是緣木求魚。如斯政治格局衍生了本土派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如何在現有的憲制下實現真正自治?要知道,在本土派的光譜中,港獨的旗幟絕非一支獨秀。自治派或城邦派等在推行永續自治或中華聯邦的過程中,都必須通過憲制設計這扇門。而這憲制關乎中國未來之政治體質。事實上,今天很多對「建設民主中國」的誤解是「黨國不分」之故所致。建立民主中國絕非等同爭取共產黨變得民主,兩者決不是邏輯自洽,共產黨在中國建立的圖騰更無萬世不變的可能。從觀察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而得出中國人沒有建立民主國家的可能,進而否定政治體系的改變,是切切實實否定了人類的自由人素質和自由本身。難道我們要學習中共「黨國不分」的一套,以黨為本位去定斷一個國家的命運未來?改變中國的權力架構和憲政基礎,實際上是回應如何實踐港人治港的大前提。中國民主與否,根本上是影響著今後香港的發展。民主派和本土派在「結束一黨專政」上理念如出一轍,正是這個道理。然而,在本土派的立場上、要確保永續自治或中華聯邦的和平實踐,結束一個獨裁政權的生命是不足夠的。政體必須交回人民手中,活化國家的政治生命方可確保其憲政開枝散葉,發展出自我完善的機能。否則任何具侵略性的觸手再次向這個國家張牙舞爪,受害的必定包括香港人。由此路進,要解決現有憲制下的香港民主問題,民主中國是必然條件。分離獨立的政治思忖然而,以上的論述只歸納了民主香港的一些可能。既然在當今憲制下爭取香港民主荊棘載途,民主中國遙遙無期,我們何必蹉跎歲月,而不嘗試在憲制以外尋求出路?這疑問正是支持香港獨立一派針對憲制問題所提出。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以來,中共亟欲以經濟手段在港建立以物質掛勾的忠誠,希圖以繁榮昌盛換取愛國主義落地生根。可惜事與願違,中共的過度積極干預加劇了兩地文化制度上的衝擊和排斥。眼見香港珍貴的制度和文化遺產被染紅,香港日復一日沉淪,本土開始出現索性與中國割席,自己當家作主的獨立建國思潮。在政治上,爭取香港獨立的基礎很簡單-香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已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無論金融,司法,政制都有別於中國大陸,因此只要通過民族自決運動,香港人是可以選擇獨立建國。這裡引申出本土派面對的第二個難題-從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將香港分離,政治上是否可行?實行分裂獨立從來是政治的,而非法律的。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列明:「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 ,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然而,條文是針對去殖民化運動提出,並沒有普遍轉化成簽署國的義務責任,成為國民在法律上享有的權益。從近代歷史角度追本溯源,聯合國的民族自決,無非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和平原則》的精神延續,目的在於籍去殖民化維繫國際社會之和平,而非創造一種從國家內部分裂獨立的想像。尤其在威斯特里亞主權(Westphalian sovereignty)因子之影響下,世界體系在意識形態上都著重國家領土完整多於民族自決。正如耶魯法學院 Lea Brilmayer 教授指出,分裂獨立並不止於建構一個獨立的國家政治體,而是從主權國身上分裂出土地,並聲稱有資格擁有它。由此可見,民族自決並不能單靠民主過程一蹴而就,因為它除了超越了民族本身的利益,更會建立出國與國關係。而這種關係最終必定歸納於政治協商或力量比拼之結果上。在缺乏擁有絕對權力世界機構之情況下,這種關係是法律和道德建立不了的。因此,分裂獨立的考量,必須從政治入手。從今天的政治環境盱衡所得,對本土派而言「建設民主中國」可謂是實現香港獨立的一種功利式手段,當中並無身分認同或責任之枷鎖。政治上,香港並不如台灣擁有國家實體之既成事實。面對中共和世界體系,台灣尚不能自決獨立成國,更何況香港?事實上,阻礙香港獨立或自決的並非政治上道德論理之爭拗,而是改變現狀之政治條件。毫無疑問,它以中國的意識形態為中心,其政治形態為軀殼。由此路進,不民主的中國和民主的中國對港獨的成敗而言,是確實有天壤之別。有人可能質疑,只要一黨專政結束,中國對香港之束縛自然解除,何必建設民主中國?首先,任何自治或獨立運動是建基於人民福祉(well-being)之上。香港的長治久安始終難逃地緣政治。自不用說,中國大陸之政治紛擾是無眼子彈,香港冷不防就會被打中。13億人口的大國在中共呼啦啦倒塌後產生的政治動盪不可小覷,且其影響必定波及周遭地區。難民,內戰,民粹式的民族主義,第二極權抬頭,以上種種可能都會構成香港人苦難的閉環。任何珍惜香港人福祉的人,始終有日要面對「建設民主中國」的困局。情況有如人類始終要面對氣候變化一樣。聲言傾力保護人類長遠的生活環境,卻又公然無視或否定氣候變化的重要性,與偽善無異。當然,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已經寸步難行,更甭說在中國推動。有人可能覺得這是「大中華膠」的幻想,香港人根本無從入手。但我相信任何長期的政治運動都要人類的智慧建立和推動,如何推動改變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如果我們堅持「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香港的民主終有一日會被動盪的政治蠶食得不堪入目。中國人需要我們的民主精神,需要我們的民主經驗,更需要我們親身示範爭取民主的堅持。我們不必每個人都擁抱改變世界的理想,但亦不必妄自菲薄,認為自己的微力無助改變世界。無論是香港的民主,中國的民主,甚至是世界的民主,我們都可以思考,可以作出貢獻。只要我相信自由的可貴,堅持的重要和改變的可能,世界總會變得更美好的。原刊登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24日)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alexdiscuss 中國 本土派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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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誤會了歐盟?從國家主權說起

經過多個月來政治上的拔河,英國人最終選擇了讓英國脫離歐盟。這意味《里斯本條約》第50條將會啟動,進入可能長達兩年的脫歐談判。無論結果是好是壞,英國公投無疑擊起了直捲歐洲各國的千重浪。在意大利,荷蘭,丹麥和匈牙利等國,爭取公投的聲音日益高漲。根據愛丁堡大學4月公布的調查,在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地有約半數人支持舉行公投(註1)。就連之前積極爭取入歐的土耳其,其總統埃爾多安在6月22日也表示有意舉行公投讓國民選擇入歐與否(註2)。驟眼看,歐洲一體化進程似乎遇上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這個史上最大規模的政治實驗,有剎那倒塌之可能。疑歐之背景毋庸說,在英國脫歐之爭論中,主張歐盟威脅國家主權的呼聲最為突出。自從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大量移民從歐洲各地湧入英國尋找機會。社會福利,就業和工資等均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2015年英國因移民增加了約三十三萬人,相當於倫敦百分之四的人口(註3)。《歐洲聯盟運作方式條約》第45條訂立了歐盟境內勞工自由流動的規則,這意味著英國無法就經濟移民實行獨立的邊境管制。在英國憲法傳統下,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享有司法上至高無上的權力,構成英國主權的基礎。正如牛津大學英國法教授戴雪(AV Dicey)論道:「在英國憲法之下,議會有制定和廢除任何法律之權力。而且,沒有人或機構有英國法律承認之權力,來凌駕或駁回議會之立法」。由是,不少英國人認為,因歐盟法規而令英國議會無法獨立處理國內問題,跟歐盟褫奪了國家主權無異。英國人要求重奪話語權的情緒在這背景下發酵,漸次形成了對歐盟甚至歐洲一體化之不信任,導致了脫歐的局面。事實上,英國自歐盟前身「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起始之初已對歐洲一體化存有懷疑。歐洲經過大蕭條和二戰蹂躪以後,英國大部分的貿易已由歐洲轉移至英聯邦國家。50年代的英國出口總額中,歐洲只佔百分之十(註4)。英國與歐洲各國之經濟往來亦不及與英聯邦之間般重要。因此,在1951年《巴黎條約》簽署之際,英國基於經濟和政治考量,放棄了加入「歐洲煤鋼共同體」。經濟上,作為當時歐洲一枝獨秀之經濟大國,英國擔心過度投身於整歐洲一體化,會對其歐洲以外的利益產生負面影響。再者,在歐洲各國都抗拒國有化重要產業的氣氛下,這意味著舒曼計劃(Schuman Plan)的實踐將會與工黨領導下的英國的經濟理念扞格不入,威脅工黨之經濟政策(註5)。政治上,英國質疑「歐洲煤鋼共同體」是為歐洲聯邦化鋪路,戰後英美的特殊關係和英聯邦網絡更令英國自視為國際社會一員多於歐洲一員。1951年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中明確表達了這種懷疑和自信:「英國不能夠認真考慮參與歐洲統合當中。除了考慮到地緣和戰略因素,英聯邦之關係和英國作為英鎊中心的特殊地位,我們更無法認為英國能夠將自身的政治和經濟交託給一個超國家機構。」(註6)。由此可見,雖然概念上「歐洲煤鋼共同體」只是一個以經濟為燃料的政治穩定器,但經濟和政治誘因並未能說服英國付出入歐之潛在代價。正如當時英國外交大臣貝文(Ernest Bevin)所言,歐洲的進一步統合,是「打開後不知會跳出什麼特洛伊木馬的潘朵拉盒子」(註7)。主權之迷思既然歐洲一體化需要一套制度,而制度的約束力本身又難免與國家主權產生矛盾,那麼我們在主權問題上應該如何理解英國與歐盟之關係?歐盟法律適用於英國,源於英國國會通過《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法案第2(1)條和第2(4)條規定,共同體內的條文無須另行立法便適用於英國領土內,而任何英國已通過或將會通過的立法將受共同體法律約束,並按之解釋和執行(註8)。面對英國與歐盟在法律上的特殊關係,不少人都認同脫歐派靈魂人物,前倫敦市長約翰遜所言:「你不能彰顯議會主權,又同時接受《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註9)。然而,這個關係包含法律和政治兩個重要面向,必須釐清:一,《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是英國主動及自願地讓歐盟法律適用於英國領土的一項法案。簡單而言,立法確認了歐盟法律凌駕英國法律,但其效力源自法案所賦予之權力,並非取代英國主權。正如 John Laws 法官在著名的 Thoburn 一案中所言,歐盟和英國之間的憲法關係是建基於英國議會之立法上(註10),「作為主權個體,英國議會無法放棄主權」(註11)。在之後的 HS2 一案中,英國最高法院確認了以上原則,認為歐盟法律凌駕性是有條件地進入英國的司法系統,並無絕對凌駕英國憲法傳統的特質(註12)。英國國會亦明確表示,「多年來,國會通過了限制國會主權運用的立法。這些法律反映了英國內外的政治發展。這些法律包括《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註13)。由此可見,無論在法律和政治上,英國與歐盟的權力關係並無矛盾。由始至終,轉讓權力的主導權和最終權力都掌握在英國人手中。1975年留歐的公投如是,2016年脫歐的公投如是。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結合憲法傳統而建立出的議會主權,是任何機構都不能取代的。誤會歐盟是吞噬國家主權的洪水猛獸,無疑是把國家主權視為「絕對」和「不能妥協」。前英國首席大法官Tom Bingham 在晚年著作「法治」中提醒我們,雖然當今議會的至上主權仍然是英國憲法的普遍原則,普通法的構成部分,但戴雪教授所提倡的議會主權的絕對性在當今英國已不復存在(註14)。從此路進,《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和彰顯議會主權,在法理上是順著同一脈絡的。二,在全球化年代,國家往往不能獨立存在於縱橫交錯的政治體系之外。不少國際組織的成立無非是以制度連結不同的主權國,促進經濟或政治之有序運作。制度通常伴隨著一種義務或法律責任,當中難免對權力有一定約束。今天不少國家再不止於韋伯(Max Weber)宣稱的那種在領土內能正當地使用武力的權威,而是地域或世界組織的一員。這意味著國家的權力不在局限於國境之內,必須和其他權力磨合。按社會學家 Saskia Sassen 的分析,全球化無可避免削弱國家的「排他領土性」(exclusive territoriality),即國家在領土內的權力運用將會受到挑戰(註15)。舉一個簡單例子,任何國家要進入歐洲的單一市場,必須和歐盟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例如無法隨便訂立關稅,或限制貨品和人員的流動。但這決不是對國家主權的威脅,而是國家按協定或組織規定,來履行其承諾,義務和責任。這是政治道德的問題,國家主權無關宏旨。《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師 Martin Wolf 曾言道,英國無疑是歐洲國家,英國人面對的問題只有一個--希望英國成為怎樣的歐洲國家。是歐洲的邊緣國家,還是塑造歐洲未來的國家(註16)?今天,英國人選擇離開這個潘朵拉盒子。諷刺的是,他們卻打開了另一個潘朵拉盒子。雖然前後兩次的決定不可同日而語,但其精神脈絡卻如出一轍。經濟,地緣政治,國家主權等仍舊是爭論之焦點。英國所面對的,始終是國家在歐洲共同體中的角色和利益問題。然而,在任何制度之中,利益永遠不會單方面傾斜。功利式思維無助我們創造或改善任何依靠真誠合作的制度。順此邏輯,如何適當地約束和授予國家權力,將會是今後國際化的重要課題。這不單是政治家需要研究,我們每位公民更必須思考。因為國家,是屬於每一個國民的。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alexdiscuss1.Europe split on Brexit and single market2.Turkey considers following in Britain’s footsteps with referendum on whether to give up stalled EU accession bid3.Migration Statistics Quarterly Report: May 20164.The English & Their History by Robert Tombs, page 7975.The Making of Eurosceptic Britain: Identity and Economy in a Post-imperial State, page 306.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1986), series II, vol. I, no. 4147.The Origins &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45-2008: 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age 248.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9.Reality Check: Did the UK lose its sovereignty in 1972?10.Britain in the European Union by Paul Craig in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11.If EU law is supreme, can Parliament be sovereign?12.“Vote leave, take control”? Sovereignty and the Brexit debate13.https://www.parliament.uk/about/how/role/sovereignty/14.The Rule of Law by Tom Bingham, page 16615.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y Saskia Sassen16.Why I believe Britain belongs in Europe 歐盟 英國脫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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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後悔脫歐、當中我們學會了什麼?

脫歐公投塵埃落定,相信結果教不少人意外。英國脫歐擊起直捲歐洲各地的千重浪是意料中事。蘇格蘭脫英的二次公投,歐洲各國相繼的脫歐運動,甚至世界政治格局之丕變似乎在所難免。意想不到的是,在公投結果出爐之際,不少媒體報導有支持脫歐的選民表示後悔選擇,更有人發起支持二次公投的聯署,迄今收集到超過400萬人的簽署。網絡上充斥著後悔的呼聲,英國的街上亦不見載歌載舞的慶祝。公投的結果和英國民眾的反應,尤如兩個平行世界。究竟這是英國民主路上的一次意外,抑或如法國右翼政黨民主陣線主席馬琳勒龐所言,是一次「民主的耀眼課堂」呢?自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去年6月向歐洲理事會闡明公投計劃,英國脫歐之爭論持續了差不多一整年。留脫陣營舌劍唇槍,鋪天蓋地的資訊都交雜於爭議聲中。選民長時間浸淫於正反雙方的論調中,公投結果理應經過深思熟慮。然而,何解一部分人在結果公佈之剎那,會質疑自己之選擇,甚至期盼第二次機會的來臨?有人聲言,「脫歐」一票無非是姿態上的反抗,根本未有想過英國會脫歐;有人抱怨,他們被人利用,脫歐派用謊言背叛了英國人;有人表示,從未思考過脫歐之嚴重性,其負作用現在令他們如夢初醒。姑勿論事實到底如何,脫歐的衝擊似乎警示了我們,同樣的事情有可能在歐洲各國發生。民粹之形成和影響公投之政治博弈、有人形容為世代之爭、地域之爭、貧富之爭。民主本來是多元的、開放的。不同立場之間的討論理應能夠加深相互瞭解,逐漸建構出尊重全體人民意願和權利的社會。誠如歐洲人權法院指出,民主必須培植於「對話和妥協精神」之上,「不斷追尋對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更是構成民主發展的基本台階」。但自從次貸危機觸發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貧富懸殊的議論甚囂塵上。1789年《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第一條揚言:「社會差距只能基於共同的福祉而存在」,奈何在市場機制決定社會差距之現實環境下,人們開始意識到社會精英,財團和政府機構千絲萬縷的關係奪去了社會公義之鑰匙。由是,「我們是99%」的精神形成了新一代的民粹主義,試圖重奪人民的控制權。及後,這種民粹主義通過歐債,難民,恐襲等危機的爆發在歐洲各國落地生根,形成當今的政治格局。一般而言,民粹主張社會是由「人民」和「精英」這兩組對立的群體所組成。社會內的爭鬥不外乎是「純潔人民」和「腐敗精英」的對壘。由於民主所關懷的是人民的政治,民粹往往表現出一種一元性的道德觀,缺乏妥協空間。在歐洲一體化之進程中,文化和經濟的融合產生不少社會矛盾。歐盟作為牽頭的精英機構,固然成為眾矢之的。荷蘭的自由黨,法國的民主陣線,意大利的五星運動,到近日領導英國脫歐的英國獨立黨等均在如斯「反精英,反建制」的情緒下抬頭。民主建基於人民福祉,政治以人民為出發點本來無可厚非。但當民粹走向極端,形成強烈的「敵我意識」,妨礙理性溝通,就會成為民主的絆腳石。多個星期來,英國脫歐派一直在印有「我們每星期都給歐盟3.5億英鎊,不如留給NHS(國民保健署)吧!投脫離!」的巴士上巡迴英國各地,多個脫歐派的電視廣告亦以此作為宣傳重點。即使負責監督政客和公務員如何運用統計數字的英國統計局出來警告脫歐派的數字誤導選民,媒體不斷提出證據反駁其真確性,脫歐派之追隨者卻充耳不聞。直到脫歐派承認宣傳是「一個錯誤」,數字只不過是「一個目標」,英國人才恍然大悟。3.5億英鎊如是,經濟衝擊如是,移民政策如是,留歐派的證據都沒有被脫歐派的支持者認真檢視和討論。民眾不積極檢視事實之真偽,人云亦云,最終民主被一小撮人所騎劫,人民不能真正成就自決之民主。民主的自覺事實上,英國人後悔脫歐並非證成了脫歐的選擇為之錯誤。更重要的,是英國人不能實行極俱正當性之民主自決。在脫歐派揭開面紗之一刻,英國人才真正檢視脫歐爭議中的事實和根據,共同面對脫歐的命運。在此之前,大部人只拼命為自己的立場護航,並無真正為脫歐的議題進行深入和坦誠的討論。美國政治學者 Michael Walzer 曾警告「選舉中有不可預測的結果。分配性的決定(distributive decision)有時候是不公義的。因此公義必須面對民主上的危機。」其原因是,「少數服從多數」作為以數量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本質上並無斷定公義與否的能力。只有保持清晰的頭腦,孕育超越立場的理性對話,方能提升民主之合理性。只要是英國人經過理性討論,反思和審慎選擇,留歐或者脫歐,在民主的道路上都是值得驕傲的里程碑,都俱有其正當性。可惜的是,今次有部分英國人低估了選票的威力,有的盲目相信花言巧語,有的不曾思考後果,選票在他們手中成為了少數人的政治工具,最後為英國人帶來不願樂見之結果。民主從來不是教條式的「少數服從多數」。以選票代替理性討論來簡化民主,民眾就會不知不覺陷入精神撕裂的民主觀念中。缺乏對民主的自覺,民主難免會淪為純粹的政治博弈,而非人民意願和夢想的載體。誠如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所言,公民伴隨著一種道德責任,即是「能夠用公共理性就根本的問題向對方說明自己的原則和投票意向」,同時「願意聆聽別人和用開放的態度來決定怎樣合理磨合別人的觀點」。在民粹主義推波助瀾的多極化政治中,保持頭腦清晰殊不簡單。但正因為當今政治亂象風起雲湧,世界才更需要我們用文明對抗歪理,用民主精神克服民粹之衝動。英國人後悔脫歐,可能是英國民主路上的一次意外,卻又是教會我們民主之可貴,民主之脆弱,民主自覺之重要課堂。民主路從來不容易走,但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坦誠面對你我,必定會走出一條康莊大道的。原文載於2016年7月4日《明報》觀點版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alexdiscuss 歐盟 英國脫歐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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