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的基礎是人民信任

4年前,筆者在本報為文批評選民登記本身實屬多餘,理由是外國的民主選舉,投票權通常伴隨戶籍一同登記。香港沒有戶籍申報,但制度的邏輯,皆以其登記資料作為與政府聯絡的對口單位,選民的資料便真確得多。一個人報稅、領取車牌填報的地址相信比「誠實填報」可信,但香港選民登記與其他政府部門的資料分得很開,亦沒有嚴格核對地址,容易讓選民隨便登記地址,製造灰色地帶。法例規定登記資格需為選民的「主要地址」,定義含糊,比如說一已婚家庭,家中父母常到訪暫住,對父母來說,本身、子女的居住單位也可說成主要;長者居住老人院,但仍保留居住單位,不論填報何者,也可說成主要。舉行選舉本身,本為提供市民可信、公平的制度選賢任能,但這種登記自由,不但對維持選舉公平沒有幫助,反而有機會製造種票。就筆者親身經歷所見,選舉事務處竟可容許有選民以虛構地址登記,有大廈最高18樓,可以登記20樓;更嚴重的,是有居民親身指正有從不認識的名字在其單位新登記作選民。政圈一直流傳,有政治勢力真正掌握每區一份戶籍名單,能夠有能力調動一些較忠誠、合作的選民到競爭激烈的選區登記,樓盤的空置單位、相熟家庭都是登記目標,他們成為選舉最後的救命丹,只要候選人在選舉中期需要重點救援,便發動這批忠誠選民投票,那怕他是否居住本區。與其勢力相熟的朋友說,他不喜歡這樣,即使勝出,不是真正的勝利,但老闆的指令無可奈何。過了4年,制度沒有改變,也不期望真會改變,我對選舉事務處已失去期望。我對那朋友的回應是:如果你覺得這是問題,一定有渠道說。但很多人寧可享受這優勢,完全不覺得那是破壞制度的問題,雞蛋與高牆,你怎麼選?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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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我執 放過港大——回應劉遵義

劉遵義任職中大校長的年代,倒行逆施,強行推出破壞中大傳統的政策,造就一班學生校友組織「劉遵義施政監察」,督促劉校長正視異議聲音,直至劉校長卸任,組織才完成其歷史使命。記得2010年,我到舊政府山的行政會議門外請願,時任行政會議成員的劉遵義已卸任中大校長,對請願者不揪不睬,惟我一句「我是劉遵義施政監察!」卻換得他回頭一看。從其動作,始覺他對任校長時學生的挑戰,相當介懷。近日他撰文批評港大衝入校委會會議的學生,認為應該監禁他們、判其社會服務令,再次證明劉教授對異見學生,怨懟不變。 體諒的可貴當年的處處對質,想必劉教授恨透我等被寵壞的小混蛋。不過事隔多年,我只希望劉氏伉儷放低上一代精英的我執,念及香港大專院校未來,在港大的事上尊重制度,盡快處理物色委員會對副校長的推薦。劉教授,無論怎樣的怨恨,什麼要監禁學生,都不應出自教育工作者的口。校園的自由風氣,維繫的基礎是體諒,這讓我想起一段往事。2009年,劉遵義離任校長之際,適逢沈祖堯以準校長身分與校方舉辦交流會,我們一班學生籌思如何品論劉的功過,結果決定贈送倒數鐘餞行。然而送鐘始終是相當挖苦對方的事,對佔上風的沈祖堯來說,大有資格在媒體前批評學生,他沒選擇這樣做。我當時負責發言,他反而主動相約見面,大談教育理念,我亦趁機把難處道來。本來的師生對立,就這樣化解了。他其實毋須這樣對待我這一個抗議學生。我感激大學容許我輕狂,這段經歷亦令我明白大學制度裏包容、體諒的可貴,一念之間,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結局。若教育工作者處理學生異議的手法,不求諸教育體制,反而直接訴諸法律監禁,此誠教育界之可悲。校委事件後,先有李國章批評學生是文革翻版、行私刑,再有劉遵義暴徒之說。兩位中大前校長作為過來人,不妨再閱蔡子強老師〈愛在漫天風雨時〉一文,希望你們記得高錕校長是如何包容校園異見。 尊重制度就不應該「等埋首副」劉教授在文中又指學生應尊重民主制度,失敗者要大方承認結果,又以學生行動為例,歸結並非所有香港人準備好接受民主政制。我實在恕不苟同。民主制度的結果為人所承認及服從,前提是制度能夠保障不同人的權利,平衡不同人在當中的利益。如果一個民主制度,完全忽視我的意願,無法讓我參與,甚或侵犯我的權利,欠缺令人服從的正當性,那便沒有服從制度的基礎了。這也是直接行動的來源,學生行動對與錯也好,這次事件令大家發覺原來幾個校委成員,便可以不理反對聲音閉門造車,告訴我,你們的所為何來公正?港大委任副校長的制度,一貫由負責遴選副校長的委員會透過全球招聘並推薦,為各方默認可行。現在的問題是校委會不依慣例,押後委任一事,沒有合理解釋,只見親建制陣營連日批判薦任者陳文敏,告訴我,究竟是誰不尊重制度?如果劉遵義認為尊重制度重要,希望他明白大學制度的價值,本來就是最大程度地容納異見、容許學生自由發展;如果劉遵義認為尊重制度重要,請說服劉太、李國章等校委尊重物色委員會的決定。如此看來,未準備好接受民主政制的,不就是一班對幕後黑手唯命是從的離地權貴嗎?這應該不算脅迫,而是很多關注大專教育人士的懇求,下一代還有沒有未來,全在你們一念之間。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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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安全草案

鉛水事件發展至今快一個月,除了陸續發現新落成樓宇驗出問題食水,事情大致上已難有新爆發點。去年台灣曾爆發「地溝油」食物安全危機,其經驗告訴我們公眾關注度會隨着時間而逐漸降低,事情終歸以改進政府監管標準收場。這次食水含鉛問題,除了肇事的公屋勢將更換喉管及有苦主追討賠償外,大概亦須循改進建屋物料驗收及加強喉管水龍頭檢測等方向解決。此事不啻為年底區議會選舉的前哨戰。過去數周,有建制派為免泛民獨領風騷,忿速行軍,招致洋相頻頻,或誣陷對手,終使《文匯報》亦要道歉;或如牛頭角下邨以為食水可放心飲用,誰知政府驗出問題樣本,立即改口超標。其實建制派作為執政聯盟的一部分,要反敗為勝方法很多,若事情最終無可避免以改進食水安全方向解決,大可草擬有關食水安全的私人條例草案。眾所周知,回歸後香港立法會問題,在於凡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牽涉政府政策的法案,需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也就是把議員的立法權力操控於特首手中。儘管如此,多年來仍有民主派議員嘗提出草案,礙於行政長官拒簽,使多頁心血可能只換來一段報道,這令議員的精力鮮有放於制訂法案,在鉛水問題上少了一道工作板斧。但建制派呢?大可暫且擱置行政主導心魔,與特首夾好台詞,先由某建制政黨大聲疾呼立法,特首繼而恩恤首肯,付諸立法會表決,非天方夜譚之事。大部分市民也不知箇中奧妙,還道泛民為什麼不能提出呢。正常的立法機關,黨派間早應互相拿出法案比劃,唯獨香港的格局,使議員連制訂食物安全法案也受限制。手握大權,不往正道而行,卻連大學任命副校長也要花時間干預,這正是令人扼腕的地方。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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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鉛水無毒 先把鉛水喝掉

公共關係真的很重要,面對鉛水事件般的危機,更見重要。7月10日,衛生署在啟晴邨被驗出食水含鉛後,衛生署代表在居民大會如是說:「現時評估仍是低風險,間中超標無損健康,除非長期飲用。」;7月13日,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會見記者時表示:「相比世界其他國家個案,有關樣本超標水平不算太高。」7月15日,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主任程卓端醫生仍在記者會強調:「一生拉勻計飲不明顯威脅健康。」食衛局長高永文同日在立法會表示:「若食水含鉛量符合世衛標準,長期飲用應該無問題。」在政治危機關頭,官員重複着搞不清周遭情形的說話,只會令問題火上加油。你不會在火場面前說「一生拉勻計呢,火都不太威脅人的生命……」這陣膠味,完全是幫倒忙。按此說法,以後有人駕車超速,大可向慈母辯解:我的車速一生拉勻,也不明顯快很多。或許,只是或許,居民短期飲用含鉛食水,真的不太威脅健康,但專業人士所以為公眾信任,不但是基於其所屬範疇知識,更包括應對事情的幹練。他們應該明白,當工程黑幕不斷被揭示出來,愈強調沒有問題,反而愈令人覺得有問題,現在新公屋居民大都人心惶惶,說怎樣調查怎樣預防也比說沒問題好,官員的措詞卻像不解苦况,並沒有從居民設想的打算。這反而令筆者想起福島核事故時,有一電視主播大塚範一,為了證明災區食品無害,多次在節目前試食。雖然他最後真的不知為何患癌症死了,但至少比高官們有勇氣,知道站在市民一方的道理。市民期望的,是各方如何化解食水被鉛喉污染問題,下次高官們真要再說含鉛食水沒問題,請先把水喝掉,不過喝掉前,請先告訴大家如何才可免於含鉛食水之患。作者是南區區議員、民主黨中常委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US/sdk.js#xfbml=1&version=v2.3”;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大陸建材出事?)自九十年代短樁案後,房署驗收就極為嚴謹,今次大規模出事,恐怕不是一兩個水喉匠的責任,或是材料出事,卻仍然發出合格證,導致下游用戶全部中招,跟台灣地溝豬油事件相似…全文:http://wp.me/p2VwFC-dTBEdkin #鉛 #建築 #公屋 #評台Posted by 評台 Pentoy on Thursday, July 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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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人數以外的意義

以往七一遊行後的討論,常拘泥於人數多寡,甚至曾就點算方法是否科學有過一番爭論。今年雖不再質疑人數,但重點不過是放到人數比以往減少而已(如見《明報》昨頭版標題「遊行人數大跌九成」、「歷來第三低」)。筆者認為,政改否決後的七一,反而是一個好時機,容讓我們跳開人數框架的掣肘,尋找人數以外的意義。今年遊行人數下降,事前並非不能料到,回顧每年民陣遊行數字, 2010年由2009年的7.6萬減至5.2萬人、2005年更由53萬降至2.1萬人,凡政改表決年的七一,人數均較往年下跌。但是公民社會組織擺放的街站,一年比一年多,團體擺放的街站由東北、三跑、性別議題等等到傘後落區深耕的團體,幾乎囊括了社會關心的民生議題,以及政府缺乏關注的小眾權益。遊行也成為政黨、公民社會與市民溝通的「接點」:他們費盡心思製作宣傳品,向市民介紹他們的理念,他們也從市民的捐款與反應,得知市民的想法,甚至支取營運團體一年的經費。政改過後,正當大家也在說民主派和公民社會應該着力於民生議題,與親政府陣營角力,街站的訴求,恰好證明很多團體已準備好為不同的民生議題打拼。七一遊行亦非純粹表達對政府不滿的寒暑表,在一場大型運動過後,一次「接點」,賦予了議題推動者重新上路的機會。政治運動總有疲憊之時,參與者自會思考參加遊行能否達到自己希求的功效。人數固然是重要指標,但不代表它便代表遊行的一切。不久將來,面對高鐵超支、三跑上馬,關心我城發展的市民,要走出來者,終歸會再走出來。至於把修改《基本法》和遊行人數掛鈎,或是借故批評主辦者種種的評論,其實相較這麼多用心做事的團體,主辦者渺小得多吧,太誇張了。作者是民主黨中常委、南區區議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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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順發言 違反基本法起草歷史

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表明,提名委員會由公司票轉為個人票不可行,不但否定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曾言公司票有修改空間的說法,而是再次令公眾感到,中共官員愛以天朝式思維,重新解讀《基本法》起草歷史。歷史需要不斷重提,才不至於被刪改忘記。張榮順表示,提名委員會不是拍腦袋想出來,是基本法起草時香港社會廣泛討論確定下來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諮詢報告第五冊條文總報告》可見,起草委員是這樣理解選舉:「選舉的意義就是直接選舉或每人有平等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其他任何解釋均會引起不信任或被騙的感覺,及有違《中英聯合聲明》。」以公司票分界別選出選委,把市民的被選舉權限制於個別界別內的個別代表,張副主任拍腦袋得出公司票轉為個人票不代表更加民主,是對起草基本法的歷史不尊重,也是國家對人民承諾的不尊重。張榮順又認為,修改提名委員會要均衡參與及廣泛代表性,不能單單增加選民人數,變成另一種形式的直選。這正是親北京人士多次老調重彈的說法,由於起草過程中提委會選民基礎沒被清晰定義,當李柱銘認為選民基礎就是普選,譚惠珠可以解讀為各階層代表,結果成為北京收緊被選舉權的工具。但若選委選民人數不增加,根本無法體現平等的被選舉權。陳冠中在《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指出,天朝式思維就是黨的說話就是最高法權,黨的意志就是不成文憲法,那怕以往是怎樣理解,都可以隨形勢轉變。當再三有中共官員,昨天加一塊叫機構提名的障礙,今天加一條公司票的新註腳,疊加愈來愈多的僭建,便是香港玩完之時。作者是民主黨中常委、南區區議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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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棄辦大學啟示

耶穌會棄辦大學,雖非各方所願,但足以窺見本地教育政策不濟。着力發展專上教育的城市,本應盡其所能,延攬優秀辦學團體興學,給予土地、政策配套等種種支援。香港不是沒有專上教育需要,長久以來,大學入學率只有18%,相比歐美約五成學生獲資助學位,明顯低於國際標準,政府不肯投放資源予資助學位也罷,發展私立大學本來也可以成為契機。特區政府卻反其道而行,明明前皇后山軍營用地已預留發展自資高等院校,卻要把它轉作公屋發展。據《蘋果日報》訪問,有接近耶穌會人士坦言此舉的確打亂了建校部署。或許未算是最關鍵的原因,但教育局在整個過程與辦學團體有多少溝通、有否就覓地問題在政府內部捍衛過半句?否則,耶穌會毋須改於鹽田梓選址,該區交通不便、業權紛陳,可以料想建校比皇后山困難。相對而言,鄰近城市發展專上教育,似乎比香港更進取。內地的「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列明,欲吸引本港大學到珠江三角洲開辦分校,說到底,就是以本港大學的名氣為大陸專上教育抬轎,試圖輸送本地大學的教學人才到大陸任教。本港大學固然明白大陸教育制度滿目瘡痍,侵吞公款、關係為先、利益輸送都是常態,要不然也不會發生像中大深圳分校研究院侵吞公款的事件,但北進的誘惑與利益,始終挽住一些本港大學的心,一來中大願設深圳分校,深圳政府甚至提供4年財政支持,支持港大與深圳合作營辦醫院。香港人資助的院校,就是這樣報效祖國,貢獻優勢予鄰近的對手城市。又要重彈彭定康的老話:香港人的自主,正一點一滴斷送在一些人的手裏。毋須把問題升至一國兩制,僅從教育作為優勢產業看,特區政府也沒有與鄰近城市競爭的意識,連做好自己也做不到。作者是南區區議員、民主黨中常委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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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袋不袋住先的選擇

練乙錚在《信報》〈「袋住先」的國際標準就是「袋一世」〉道出殘酷現實:選舉專制(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幾十年來體制不曾朝民主選舉優化」。事實上這種體制,中共——建制派回歸以來已經發展成熟,有系統的社團、同鄉會、來港人士選民登記,配合精密配票,泛民早已在立法會連部分直選地區也敗給建制。 不袋假普選 假普選猶在所以袋不袋住先不過是問題表象,通過政改,固然如林鄭月娥所言已完成《基本法》的「普選」使命,從此袋一世,但即使否決,我們還是無法迴避香港邁向選舉專制的本質。這種分析,彷彿民主倒退已是時勢使然,我們再難改變什麼。香港遲早玩完,這也成為有些溫和派袋住先的論據:「繼續反對還有何用?不如趁還有議價能力和中央和解。」如果專制選舉全是命定之局,或許說法有其道理,但國際抗爭經驗說明,這種殘酷很可能是常態,問題是在野力量如何莊敬自強,在逆境繼續發揮推動民主化的角色。有人以為只要單靠抗爭,政權就會讓步放權,但很多時民主化的契機,是經過長年獨裁統治後一次管治危機開始。東南亞國家經歷解殖及工業發展,同樣出現很多選舉專制政權,學者William Case透過比較各國處理經濟危機後認為,雖然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確能以操控選舉、分配政治精英利益和限制公民權利等手段化險為夷,菲律賓、印尼、泰國卻因處理手段拙劣(clumsy manipulation),諸如無法有效吸納、報酬不同派系精英、獨裁手段乖張使危機惡化,使之成功民主轉型,然而,他指出這些國家的成功有賴強大的反對力量,緬甸同樣處理危機不佳,但因反對力量薄弱,使專制統治延續。 陣地的重要選舉專制開出的是兩個戰場,反對派既要在局部開放的選舉爭勝,也要憑其實力向政權施壓,於政改角力中爭取成果。所以對民主陣營來說,如何在時機來臨之先積存自身影響力,應是否決政改後最重要的課題。多年以來,我們迷信六成市民在選舉支持民主派候選人,忽視經營群眾的重要,實質力量仍然大有不足。我們可有想過,為什麼我們可以在6440選民的法律界取得立法會議席,卻無法取得9078人的工程界、6291人的飲食界選民支持?當選舉專制成熟,在社區以至不同專業界別掃清民主聲音,我們可以怎樣保住、以至奪回失去的陣地?回顧整個政改過程,令人扼腕的是,不少人不去審視天朝強國憑什麼賜恩香港,仍花相當心思乞靈於曼德拉式和解,甚至最近仍有消息指溫和泛民密謀上京面聖,完全是本末倒置。個別城邦建國領袖,苦心孤詣挪移政治光譜,以為多了港獨作為政治選擇中共自會退讓,不但離地,一樣無補於事。2003年七一遊行後,天朝可以耗費巨資在港擴大群眾動員能力,佔領過後,社區、各界的陣地爭逐將會更加全面,或許花光心思頂住赤化仍無法違逆時大勢,但還不認清問題本質繼續搞內耗、鬥學聯、垮政黨,坦白說,不見得對局面有絲毫幫助。作者是南區區議員、民主黨中常委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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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民主派的出路

正如吳靄儀評湯家驊,我亦相信不論黃成智還是狄志遠,也是誠心試圖撮合民主派人士與中央官員溝通的,何况兩位力戰北區民建聯多年,儘管今天凋零,仍比空談民主之輩有功。他們、湯家驊以至很多溫和泛民的躁動也不是不能理解:泛民愈硬,中央愈保守,是否應堅持較開放態度,去爭取一些可以爭取到的空間(湯語)? 政改對錯說得太多,反而想談談共識問題。很多人不明白,成立已久的政黨都要面對相同問題,成員對新政治局勢的研判分歧,立場便容易不同,因此黨內民主便變得相當重要,這種狀態,有點類近囚徒困境(雖然又博弈論,很老土)。近年的政治議題常拉扯政黨於溫和與激進之間,黨內往往有保守派和進取派,就像敝黨,因為溫和位置,使之成為每次政治爭議的關鍵少數,如果彼此恪守共識,按立場辦事,溫和派既保持不同人士溝通本錢,進取派也可在社會行動坦然行事,雙方雖無法完全認同,但至少在同一旗幟,圓自身所希。然而人畢竟有幾分自我盤算,傳媒最愛爭議,現實是只要背着組織立場說異見,通常博得較大關注,而且是連鎖、吸引。沒有黃成智的文章;也就沒有許智峯的紀委投訴;沒有湯家驊的政改期望,便沒有毛孟靜的割席失望。但是,這不健康,雙方或許終於可擁抱自己的政治歸宿,但公眾看來,政黨立場便模糊,甚或有人認為是左右逢源,終歸是雙輸。我骨子裏不是溫和民主派。亦必須坦白承認,我的一些關注由立場差異而來。但我已決定不再競選主席,過去為了證明年輕一輩足以勝任,我是為了爭取黨內共識,掩住相當的理念、立場與執著行事。因為我相信主流民主派的勝敗關係到仍能否得到多數市民支持,各說各話連群眾基礎也會失去,更不消說8‧31根本不能接受。作者是民主黨中常委、南區區議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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