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從公院迫爆談到深層次問題

究竟應該如何解讀流感高峰持續,「迫爆」公立醫院的現象?是每年發生兩三次的「偶發」事件?是公私醫療資源調配失衡?還是一個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如果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其性質又是什麼?這類問題不會比一地兩檢、區域融合所引發的爭議來得輕鬆,而在某個意義上可能更加難以處理。不過,我們心裏有數,問題總不會因為主觀上不願面對而自行消失。 簡單問題亦未納入社會議程 早前食物及衛生局曾發表《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內容甚廣,但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關於人力需求與規劃的問題。報告書發表之後,有過一些討論,可是卻未見有更深入的探討,同時亦未有聽到更多的政策、規劃的回應和反思。甚至在專業界別之中,亦無一致意見,對於是否存在問題、有無需要作出一些轉變,也只是各說各話。至於有何進一步回應及具體工作,就更為缺乏。簡單的幾個問題如究竟是否存在人手短缺?對維持服務水平及將來進一步提升服務,是否有足夠人力及其他方面的資源應付?而面向更長遠的發展(例如真的將醫療服務產業化),是否應該以現行模式繼續下去?其實尚未納入社會討論的議程。 對於相關的問題,今屆特區政府似乎有一定的意識。據報章報道,特首林鄭月娥日前跟全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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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變的不會變 不該變的卻改變

我開始相信,或者這是一齣黑色喜劇。 過去20年是香港最需要求變的時候,但社會的主旋律卻是追求不變。而你以為是建制派最不想變(當然,他們確實也不會怎樣思考變革),可是現實卻是連站在對面的反對派也不會認真求變。 在香港,談變是一件相當艱難的事情。 或者就是這個原因,「沒有變過」成為了一種正面的東西。 需否認真想想如何面對轉變的大環境? 近期中央領導人忙着說「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建制中人不知如何插嘴,反而是反對派最有興趣去回應——他們連忙大叫既走樣又變形!我相信他們的意思是,領導人所指「不走樣」之處,正是扭曲最為嚴重的地方。但問題是:他們真的認為回到原型,便什麼問題都沒有嗎?究竟在他們的心目之中,「一國兩制」的問題是出於偏離初衷?還是連初衷也有問題?什麼才是原裝的「一國兩制」?說得直接一點,究竟香港有沒有需要面向未來、放眼長遠,認真想想究竟要如何面對一個不停在轉變的大環境?這一方所說的「沒有變形」,出於為自己辯護;說得白一點,「一國兩制」是政策,不是合約,只要那個「形」尚在,其他由微調到大改,都可以以「全面管治權」之名來操作。那一方所說「走樣」,則其實不知道應該怎樣做(要回去一個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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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看一國兩制: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

曾幾何時,大家對一國兩制的關注焦點,在於「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當時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老一輩的對1949年後大陸的經濟制度的巨變,及後來各場政治運動記憶猶新;較年輕的則了解文化大革命帶來如何巨大的傷害,而同時亦經歷過六七暴動前後的香港。對這些香港人來說,基本上不想中國式社會主義應用到香港之上。在這個意義上,一國兩制是一種限制社會主義進入或影響資本主義香港的安排。當中重要的保證是香港於回歸後,儘管將會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一部分,但仍然可以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經濟。而在個人及企業層面上,私人產權將獲得保護。當然,根據當時的想法,要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如常運作,還需要有原來的法律制度的配合,和對個人權利、自由的保障。 不「畫公仔畫出腸」的脆弱 當時大部分人的假設是,基於各方的種種利益、考慮,以及面對政治現實的妥協,香港的另一制要在中國的大環境裏持續發展,乃建基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隔,和香港繼續發揮其實際經濟功能與效果之上。在這些前提之下,構思兩制的過程中,除了很原則性的提出體現主權(最明顯的是關於解放軍在港駐軍的安排)的需要,以及寫下種種預防中央在港徵稅、動用儲備等等預防性條文之外,其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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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對政府角色做「大手術」?

到目前為止,今屆特首選舉中最有趣的一個現象,不是候選人之間各有不同主張(這完全是意料中事,沒有什麼值得進一步討論),反而是他們竟然對某些問題持差不多一致的意見;其中關於將來政府在管理社會經濟事務的角色,他們都同意需要有所調整。 以目前政壇的氣氛而言,風向是吹向加強政府的參與和強化它的角色。我之所以說這是「政壇的氣氛」,事關在整個社會層面上,其實尚未能感覺得到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共識,認為政府應該更多介入,而市民亦已有足夠心理準備,願意分擔因政府角色調整而增加的開支。就我個人而言,是樂於見到政府思考如何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及要扮演的角色,更多地為有需要的社會人士提供福利。簡單的說,我支持改變政府對發展社會經濟的角色。但這並不等於我可以說現時已能見到一種新的社會共識正在形成,將個人的主觀期望,寫成市民大眾已接受和支持的新安排。在香港社會裏,相關的討論還未正式開始,那又何來新的共識呢? 這是香港的一個古怪現象:在回歸後的20年裏(主要是在2003年前後開始),不是草根階層由下而上的給政府、既得利益集團施加壓力,爭取政府改變其管理社會經濟事務的方法;而是建制系統內部發生了一些變化,產生要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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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的病態

撇開政治正確性的問題(例如這是「鳥籠政治」,沒有任何實踐「真民主」的意義,不談也罷),我們得承認,儘管累積了20年的經驗,至今各路人馬對如何操作特首選舉,仍未真正上手。沒有任何一方能在現存的框框內玩得得心應手,克服它種種先天不足(即制度設計上存在的問題),在有限的條件下發揮最大的效果。當然,各路人馬各有不同的盤算,彼此目標並不相同;我想說的是,無論你從哪一種考慮出發,效果都不會令人覺得滿意。這個狀態維持不變,看來在未來可見的日子裏,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古怪的政治遊戲 我當然明白,特首選舉確實是一個相當古怪的「政治遊戲」。雖然從來沒有明示,這個有限度開放的政治制度和程序有為當選人提升認受性的考慮和功能,但社會各界仍難免會認為參選人應該在選舉過程中要有所表現、「做齣好戲」,爭取民眾支持。在制度的設計上,參選人當然沒有必要將整個過程當作普選來處理。但有見於歷屆特區政府都有政治權威低落的問題,參選人和建制派(作為這個政治設計下最積極的參與者)理應想辦法令未來特首更自覺和努力面向群眾,假戲真做,加強民意的支持。可是,多年以來,在整個過程之中,候選人與眾選委都樂於停留在現存的框框裏打轉,未有怎樣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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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首選舉的最基本期望

對於特首選舉,最基本和簡單的期望,就是不要搞揭瘡疤、爆醜聞。這聽起來好像是很低層次的願望,但這是由衷之言。 坦白說,上一次選舉很難看。在過程之中,甚至有看不下去的感覺。上屆誰是誰非,已成過去,究竟是哪人(或單位)所為,亦無謂追究。可是,過程中所造成的傷害、後遺症,則大家有目共睹。對於那一次經驗,實在應該好好總結與反省。曾經犯過的錯誤,千萬不可再犯。 醜陋選戰 後患無窮 在發表政綱、辯論、拉票以外,選舉這個程序本身,其實是一次新政府與社會、市民建立關係的過程。儘管選舉政治乃一個勝者為王的遊戲,結果比較任何其他東西都來得重要,但假如不好好珍惜,輕視了過程本身的重要性,則整個社會要為某些利益或某個集團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而我們今天應該清楚知道,如果處理不當,其帶來的傷害甚深,不易復元。 當然,我會明白,在選舉出現結果之前,參與者還只不過是候選人(或在獲得提名之前,其實只是參選人),首要任務是爭取勝利,而不是談什麼政治倫理。支配着他們的行為的原則與邏輯,並不會要求大家顧全大局,又或者考慮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而是要壓倒對手、贏取選票。要求他們放棄那種為求勝利而不擇手段的想法和做法,確實有點不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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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四代人‧十年﹕「呵呵!玩認真嗎?」

最近跟兩位年輕朋友聊天時,我表示很佩服他們的耐性。他們追求「真改變」(意思大概是徹底的轉變),但每天都要忍受在不完美的制度、環境裏生活。在某個意義上,那個「真」字很沉重。「真」的尚未來臨,那麼自己面前的不都就是「假」的嗎?每次睜開眼睛時,見到的都是「假」的、不應存在的東西。可是,那些「假」的東西又不會立即消失,反之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同時也成為了自己的一部分(而正因為有自己的參與,一切「假」才會繼續運作)。我半開玩笑的說:每天都要否定自己,不會覺得很難受嗎? 他們很好奇的望着我:「玩認真嗎?」 信一覺醒來壞制度崩盤 的確,有需要認真嗎?如果自我定位為「廢柴」,那可以即時輕鬆一點。又如果自己的行為、動作跟這個很不妥當的現實得以繼續延續下去沒有半點關係,那麼在日常生活中不嘗試去做得好一點點,改良一下,也沒有什麼所謂(將不合理不妥當的制度和做法做得好一點點,反而不能將它們最醜陋的面目暴露出來,那又何來最終令大家覺醒,將它們徹底改變呢?所以,要求自己在一個不合理、不公義的制度下很認真和負責任的做好每一環節,實在沒有這樣的必要)。 只是,我們的生活中,總有夜闌人靜之時。到時會想起,平日沒有做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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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四代人﹕Now Generation的耐性

1. 政治所要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帶來轉變。 政治行動——無論是在制度外的社會抗爭,或者在制度內的議會辯論——皆旨在(通過取得政治權力)帶來社會轉變。但要達成怎樣的效果才算是轉變呢?有人會問那是真正的轉變嗎?也有人會懷疑所謂的轉變,只不過是形式而已,事關那些轉變並未動搖既有的制度,而表面上的轉變反而有助粉飾太平:深層次的問題繼續存在,但又看似已經嘗試作出回應。當然,也有人覺得能夠帶來轉變——無論如何不顯著——總比完全不變的好;轉變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應該談論程度、規模,而不是一個真或假的問題。 何謂轉變? 這個關於如何理解轉變的題目,從來爭論不休,同時也沒有「絕對的答案」。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這個題目會演繹為革命vs.改良之辯,今天則較流行將問題放到個人層面之上:有些人認為這關於個人的態度(例如:「做得幾多得幾多」),但也有人將問題上升至道德層面(例如:「毋忘初衷」),涉及人生、生命價值等等,這不單只是意見上的分歧,而是彼此不同人生道路的選擇。我感興趣的問題,不是誰是誰非,又或者哪一種觀點/態度更為正確,而是當前香港社會上有關政治、社會發展的討論,較之前任何一個時期,於如何理解轉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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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皆醉的true believer一代

偶有機會跟年輕人聊天,覺得他們很有個性。舉例:跟十個人聊聊,八九個認為眾人皆醉,一人獨醒;另一兩個呢?則不太關心周邊的事情,搭不上嘴。當然,覺得自己較為清醒者,不一定是活躍分子——他們提醒我,「花生友」便很典型及經常擺出「眾人皆醉」那種姿勢的。的確,跟他們聊天的一種有趣經驗,是談了大半小時,以為他說灑熱血是講自己,後來才知道那是他對別人的要求。不過,反過來,也有的說話不多,也講不出什麽一套說法,但在現實中,他不多想便跑到火爆的衝突場面,成為群眾的一員。 一位年輕朋友解釋他是在「後2003」的環境裏成長的。以前,「戰後嬰兒潮」世代以及他們父母那一代人,雖然不一定是所謂的政治冷感,但每談到公共社會事務,多謙稱自己不懂,或將語調壓低一下,把話題所觸及的種種,可以跟個人保持一定的距離。那可能是怕事,也可能是虛偽,但更多是知道這類交談會觸及立場、利益、觀念,需要小心處理,如無必要,還是拘謹一點為妙。 後2003的兩點轉變 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社會上整個環境、氣氛都改變了。成年人的世界也跟着改變。兩點:一是特區政府及它所代表的秩序,失去了權威性。二是整個論述環境轉變了。以前公共社會議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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