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沒有做好本分的建制派

年近歲晚,市况淡靜,連新聞大事亦會略為減少。這是常態。而有見及此,每逢佳節,無論印刷或者電子媒體,都會發放一些所謂的「罐頭新聞」。「罐頭」者,預先製作和沒有時間性也,在今天刊登,還是明天播放,均沒有什麼分別。在香港政壇亦有「罐頭政治話題」,久不久拿出來談一下,雖無實際意義,但亦可以給一些政治人物機會,找到一個可以發揮的題目,發表意見。有時候若能配合環境條件,甚至可以成為一個討論題目,在新聞媒體上流傳一段時間。一個常見的「罐頭政治話題」是「泛民作為忠誠反對派」。這個題目本身其實沒有什麼討論價值(因為從來都沒有效果),但其作用不在於進行深入討論,而是給泛民一點壓力,規範一下他們的政治言論、行為。執政者從來沒有認真想過要打開門戶、分享權力,而泛民亦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套全面走入建制的策略;所謂「願意合作」,絕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種姿勢而已。真正要思考扮演「忠誠反對派」角色者,其實不是泛民,而應該是建制派。建制派一致性只表現於個別題目所謂「建制派」者,並非一個單一組合,而是包含多個不同利益的群體,當中有因為親北京而要站在維護建制的立場,也有些乃基於其切身利益而與建制有難以分離的聯繫。儘管他們於廣義上都屬於建制中人,但在實際情况下卻往往存在不一致的利益、立場和意見。舉例:不少中小企老闆反對取消強積金對冲,不過代表勞工階級的工會——就算於政治取向上屬親北京的——就不會(大概也不能)輕易放棄這項訴求。所以,在建制陣營之中,也需要消除分歧、尋求妥協和建立共識。在回歸以來的近20年裏,這項關於在建制陣營內提高團結性的工作,一直都未有認真做好(或應說從來未有認真做過)。當然,這樣說並非指建制派內的不同利益在某些議題上不能採取同一步伐,而是他們的一致性往往只表現於個別題目之上(例如對政制改革的看法),經常給人一種在關鍵時刻會「自動歸隊」的感受。我明白,這種批評不一定完全公平,但建制派缺乏自由意志的形象,確實又頗為深入民心,而這更一直是他們的政治對手所利用的標籤。表面忠誠 不足以助政府施政在一些具體政策上的不一致性,乃低層次的問題;更高層次的考慮,應該是建制派本身對特區管治有其願景。簡單的說,這是關於建制派對自身政治角色的理解與看法。嚴格而言,他們的角色不是要為某屆特區政府或某個領導班子護航,而是應該有更宏觀和長遠的目光,為着特區政府可以有效地管治,香港社會長期安定繁榮、政治穩定而作出貢獻。他們的目光不應短淺至只懂糾纏於特區政府個別政策底下的項目,而是要有更遠大的想法,為了特區管治長遠暢順運作,深得市民支持而去為領導班子出謀獻策、為政策護航、動員社會支持特區施政。要發揮這樣的角色,他們要扮演「忠誠的反對派」的角色,就算未能躋身權力核心,亦要經常以大局為重,替領導層想得更深更遠。他們的看法不一定跟領導班子一致,在這樣的情况下,不盲從、不作無原則的妥協,而是敢於挑戰當權的領導,提出長遠對特區更為有利的政策。建制派的反對應立足於對鞏固特區長遠發展而提出;表面的忠誠不足以協助特區政府施政,建制派應有自己的身分與角色。這也就是說,建制派的政治角色並不是要聽命於當權的領導層,而每次都立即「歸隊」。建制派內部的爭拗,不應是關於反對取消這項對冲、認為那項撥款不足,而是特區的長遠發展需要怎樣的社會福利?勞資雙方如何達至妥協、共識?長遠必須做好的工作應如何平衡利益?直接的說,做建制派,要有願景、要有方向感(甚至使命)。他們要支持的,不是這屆政府或那個領導層,而是特區的發展本身。沒意見願景害怕自由意志從他們過去20年的表現所見,我們的建制派一直沒有做好份內的工作。他們沒有意見、願景;說得難聽一點,他們最害怕社會要求他們有自由意志,請他們作主。所以,長久以來,他們很少主意。建制派的特點是小器,一天到晚在談這屆政府比之前的做得好、那個領導層較這個管治團隊更有辦事能力等等。他們關心的是小圈子的問題,擔心前人的工作未受充分重視,憂慮後繼無人,而不去思考大問題——「後九七香港」需要哪些制度更新工程?需要怎樣尋找突破?這樣的建制派沒有政治想像力。或者讀者會問:你對他們有期望嗎?沒有。但總要有人將問題給他們清清楚楚說一遍。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30日) 建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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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會委任看政治佈局

張宇人、廖長江先生分別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是頗有趣的政治佈局。現屆特區政府的一項弱點,是未能有效團結資產階級。本地好幾個家族財團未有積極支持特區政府施政,雖未至於完全公開和表面化,但早已成為今屆政府的一項特色。當然,跟大資本家、財團的關係未見和諧,這本身不一定是壞事:特區政府覺得地產商唯利是圖,要對其經營、運作有所表示,不再縱容,這大有可能博得市民的掌聲。只是在原先構思的一國兩制的藍圖之中,資產階級應是扮演着領導角色和作為特區施政的主要支持力量,並且是特區政府的合作伙伴,而現在彼此關係卻開始出現嫌隙,甚至演變為摩擦,可謂跟原來的想法有明顯的落差。不過,大資本家、財團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全部,同樣重要的(至少在人數上)是所謂的中小企業家。張宇人先生過去經常表示他為中小企、「微企」發聲,現在進入行政會議,更可進一步為他們爭取利益和政府的關注。現屆特區政府是否刻意利用張先生的身分與象徵,來表達它對中小企的重視,並且希望爭取支持,這不得而知,但值得留意。若能通過這次委任而有效地將團結小資產階級的信息廣泛傳開,這未嘗不是聰明的一招。勞資關係 日趨緊張不過,今屆特區政府也同時打着照顧基層的旗幟,表示會正面面對標準工時、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等重要民生議題。在這些勞工福利議題上,我們最經常聽到的強烈反對意見,乃來自所謂的中小企代表。根據中小企代表的說法,由最低工資到標準工時,無一個項目不是衝着小資本家而來。如果這些勞工保障的建議都順利落實,則不但香港的營商環境將大打折扣,而且中小企也實在難以經營下去。在這些勞工、民生議題上,中小企與「打工仔」(及其工會代表)經常處於對立的位置,各自有所堅持,而未有很多良性的對話。在現屆特區政府任內,其實勞資關係並未有明顯改善(只是勞資衝突在香港並不經常發生,一般人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而已);在標準工時的討論過程之中,雙方日趨緊張的關係,更是進一步表面化。這裏的問題不在於誰是誰非,又或者哪一方的利益更需要保護,而是政府與勞資三方有沒有好好努力去創造談判、議價、妥協的條件與機制。但如果特區政府真的想對一般「打工仔」提供更多保障,則不得不認真對待這些民生課題,並且交出成績。而要真的交出一點成績來,則它不得不在立場上表現出鮮明的態度。張宇人入局 政治佈局的一步張宇人先生進入行政會議之後,勞資之間的關係會有所改善嗎?是特區政府吸納中小企的政治代表,更自覺地照顧他們的利益?還是利用張先生的「江湖地位」,通過他來令中小型企業的企業主讓步和接受妥協?如果特區政府的目的在於爭取中小企的支持,它便需要犧牲勞工利益,利用工聯會作為建制的一分子,向中小企讓步。不過,假如政府是要求中小企妥協,則吸納張先生的作用是通過委任來換取他代表業界在這些勞工議題上作出讓步。直接的說,特區政府的計算,一是輕勞工而重中小企,另一是輕中小企而重勞工,總得要選擇一種取向。現在張宇人先生入局,是這個政治佈局的其中一步,而不可能不是一種政治表示。至於是哪一步,則有待劇情進一步發展。可以想像,很多人會對以上理解作出反駁,說勞資關係並不是不可調和,又或者勞資雙方可各讓一步,而不一定就是一場零和遊戲,也不需要一定是一場政治博弈,特區政府可幫助中小企的同時,也保障勞工權益。但問題是:在過去多年,中小企通常會直接反對進一步保障勞工,因為他們最緊張控制勞動成本;而在僱員方面,早已因為中小企不一定特別重視人情,而放棄了舊時對中小企業及它們的小老闆的通融。要調和中小企與「打工仔」的關係,一點兒也不容易。工聯會怎樣解讀? 中小企有何期望?究竟現屆特區政府打算怎樣處理它與中小企業的企業主的關係呢?這是值得注意的課題。處理得好,特區政府便能在發展一個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這個大題目上,交出成績——好好醜醜也算是團結了資產階級的其中一個相當大的部分。可是,如果處理得不好,則連中小企的支持也失去,在團結資產階級的工作上,一事無成。很好奇究竟工聯會會怎樣解讀這次委任行政會議成員的安排:是多了一個同路人?還是對立的聲音更加壯大?也很好奇究竟本地的中小企、「微企」又對張宇人先生有何期望?會給他一張怎樣的清單,要求他為業界發聲,而不再是只聞政府經常自言要幫助中小企,而一直以來都是只有姿勢,而毫不實際呢?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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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小學生作文的《香港2030+》

讀過《香港2030+》之後,對我們這個特別行政區的前景,開始有點擔心。這份規劃諮詢文件「代表政府對香港跨越2030年全港發展的願景、政策和策略」(頁1)。我當然明白,限於篇幅,以及作為一份面向普羅大眾的政府文件,不可能談得太過細緻,同時也不太方便對背後每一項研究、分析加以說明,畢竟這並不是一份學術論文或研究報告,而是一份旨在引起社會關注和討論的文件。不過,細讀其內容,覺得它在迴避問題:這份文件勉強可以說是對未來發展有些估計、期望,但談不上是什麼願景。我會明白有關部門的困難(今時今日,誰會想主動打開一個在政治上甚為敏感的話題),所以很多有關規劃香港未來的關鍵因素,例如中港融合、區域發展,都只是輕輕帶過,而未有深入討論。避重就輕,有時在所難免;但如果太自覺避開一些重要的問題的話(例如將規劃變為一個關於如何增加土地供應或究竟應該增加多少土地供應的問題),則討論便會變得沒有什麼意思。這正是《香港2030+》之問題所在。讀不出有何新策略《香港2030+》認為全港發展涵蓋3個主要元素: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和創造容量以達至可持續發展。而貫穿這三大元素的一個主要題目是提供土地與空間,和創造發展容量。我自問不太懂人口、基建、宜居環境、可持續發展,對於這幾個方面,不敢隨便提意見,以下的討論將主要是圍繞着經濟發展、就業等課題而開展。面向未來,「香港有需要邁向高增值,並加大土地及空間供應,以提高經濟容量和抗禦力,應付未能預見的經濟機遇和挑戰」(頁35)。雖然文件內亦有提及「一帶一路」,「香港具龐大潛力成為珠三角地區及亞洲的金融商業樞紐」(頁36)之類的宏觀條件,但進一步的討論卻不是關於競爭優勢,而是土地供應,例如「在工業樓面方面,我們要致力解決在短中長期供應不足的情况,特別是要預留合適的土地,以應付倉儲、現代物流及現代工業的需求,並促進工業升級增值,以及藉此支援『再工業化』的新措施」(頁37),接着的討論是關於人力資源、基建。中間有提到創造優質職位和推動創新與科技,但那更多是主觀期望多於客觀形勢與條件的討論。在經濟發展的環節,其實讀不出有何新策略。由現在到2030年或以後,究竟香港經濟及相關的環節(例如人才培養)打算創造哪些新的優勢?如何配合或利用世界或區域的客觀條件與趨勢來推動發展?主要把握哪些相關的機會?完全沒有具體的方案,亦無詳細交代。所謂願景與規劃,更像小學生作文「我的志願」。香港難搞出似樣的規劃 原因有三規劃工作一直不是香港的長處;說得坦白一點,是我們的弱項。以前根本不多談規劃(城市規劃除外,但在這個方面,主要是在於房屋、基建,而不是通過規劃來主導經濟活動、就業分佈),那麼這項弱點便沒有那麼顯眼。現在,政府主動談規劃,則將其弱點展示在大眾面前。香港之所以難以搞出似樣的規劃,原因有三:一、不相信同時也不喜歡規劃:在香港,提出要銳意打造一個新的產業,通常都是反應冷淡。聊聊規劃是可以的,但十居其九不會跟進討論產業政策。事實上,香港人比較喜歡一些即時見效的東西;長線投資和需要等待收成,都很難符合他們的期望。舉例:談人力資源,通常都是「高大空」的討論教育,然後人人認同教育很重要;不過,鏡頭一轉,則討論議題放在引入外地人才之上,要立竿見影,「簡單、經濟、功效快」。二、規劃需要有後續的投入來配合:規劃不是書寫「我的志願」,而是需要在定下方向和目標之後,投入資源,令轉變可以實現。在規劃型經濟裏,這是國家行為;在市場經濟,則政府要想辦法說服議會及市民大眾,某些政策上的傾斜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利,並取得他們的支持,同時又能夠在工商界中找到合作伙伴,將政策轉化為實在的投資,再而演變為發展趨勢。特區政府能否在工商界中挑選合作對象(而不會被批評官商勾結),再而進一步建立伙伴,是一大疑問。有時政府因民望低落而不敢冒險挑選某個產業作為支持對象,有時某屆政府與工商界關係欠佳,基本上難以合作。但能否形成一種合作關係(當然也是利益關係),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所以,表面上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問題,可是實際上涉及政府的認受性、支持度、有效管治的能量等。在這些方面,特區政府有明顯的不足之處。三、規劃需要視野:《香港2030+》嘗試迴避因提到區域發展、分工、配合等敏感話題,而盡量將討論限於香港境內,把問題集中於人口、密度、土地供應等量化的因素之上。無可否認,今天任何人提及區域發展,都一定會引起反應。不過,由1997年開始,實在很難想像我們怎樣可以將香港抽離於周邊區域的發展形態與趨勢,而獨立地處理區域分工、整合等問題。以前在香港進行規劃,主要考慮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境內內部作為框架來思考問題。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我們開始意識到內地逐步開放,於是跨境活動逐漸增加。但在那時候,基本上是香港的市場經濟產生支配作用,影響珠三角一帶的發展,而由內地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十分有限。不過,過去10年的經驗早已告訴我們,以上框架已經過時,內地與香港的連繫是雙向發展。而更重要的是,舊日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存,但由於制度上的差異,只要互不干預,便不會發生衝突。這種想法沒有預見的是,今天內地可以通過市場力量(由「買殼」到「自由行」、買保險「走資」到「炒樓」)來支配香港經濟某些方面的發展。在香港進行規劃的時候,不可能不考慮周邊市場的因素。同樣重要的是,在思考經濟發展時,不可能不認識、了解周邊地方的措施、策略。鄰近地區的發展策略與佈局,直接對我們構成影響。在這樣的情况下,沒有宏觀視野的規劃,一定不會規劃出些什麼東西來。我相信草擬文件的部門不是不知道這一點,而是在現時的施政環境底下,政府哪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去為一套具備視野的規劃藍圖導航?可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迴避問題我說自己讀過《香港2030+》之後,開始擔心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前景。這是因為我們可能連在前瞻未來的時候,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迴避問題。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11月4日《明報》觀點版 香港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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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議會新丁」如何引發新的政治討論

立法會選舉早已有結果,無論站在哪個立場、角度來看,都必須承認新一屆立法會將會有一些新意。至於它的新所指何物?新在哪些地方?則大家可能各有不同看法,這可以是一個辯論題目。是三分天下?這可能言之過早。是「本土」抬頭?但「本土」並非只得一派,在好些議題上未必會有一致意見。是年輕議員促成世代更替?不過好些所謂的「議會新丁」,又並不真的是那麼年輕。究竟應該怎樣理解新一屆立法會的新元素,其實很值得思考,同時也很有期待。強調代際矛盾 忽視世代內部不一致當然,我所講的新元素,並非單項,而可以是眾數。而在眾多新的可能性之中,我最感興趣和好奇的,是在未來的日子裏,社會上不同背景的年輕人(由中學生、大學生,到在職青年,當中不論是否選民)將會怎樣跟新一屆議會──尤其是那批「議會新丁」──進行互動。我完全明白,所謂「議會新丁」本身並不是一個政治組合,究竟他們之間是否會有興趣溝通、嘗試合作,也是一個疑問。同時,「新丁」之中有身屬傳統泛民政黨,未必會成為坊間青年大眾所期望的創新人物。所以,這裏所談的新一屆議會與社會上的青年的互動,難免是一種有點兒簡化的描寫。不過,話雖如此,我還是覺得這樣的提問,應該有點意思。過去我們談世代,傾向於強調代際的(即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矛盾、分歧,而較少了解在一代人之內,當中不同背景的成員之間又有何不一樣的利益、立場、見解。於是,當我們見到年輕候選人進入議會時,即時聯想到的議題就是世代更替,假設他們都是同一個政治面貌,社會上的青年的利益和關懷相當接近,而通過前者將青年的議程帶進議事堂。而下一個提問的問題就是代際矛盾與衝突。我想指出的是,這種分析與討論忽視了世代內部的不一致性,同時也很少認真看看,究竟在同一代人之內,他們有何討論?存在什麼樣的差異?不同取向的「本土」值得留意在新一屆的立法會裏,值得留意的不是出現了「本土派」,而是存在不同取向的「本土」。從2010年前後走過來,香港的政治環境、氣氛以至政治主張上的光譜,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之所以重大,是因為過去很多被壓抑的想法,突然出現了一次「爆炸」,一時之間各種想法都放在枱面,不再收收藏藏,又或者婉轉間接。嚴格來說,很多想法還未可界定為政治主張,更談不上什麼意識形態、綱領,但在特區政府權威衰落的環境裏,挑戰現存制度並不需要很完整的主張,於是各種說法都能夠在坊間引起一些迴響,並在社會上流傳、擴散。對很多建制中人(尤其是親北京者)而言,不同取向的「本土」本質上均屬同類,蛇鼠一窩,都是要打擊的敵人,自然沒有興趣了解其不一致性的含意。但對其他人來說,則應該認真對待這個題目。在過去6、7年的時間裏,「本土」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政治取態,到該詞本身的含意所發生的變化,再而在該旗幟底下出現價值、主張上的分歧,大可成為一個社會研究的題目。而在立法會選舉之前,一直是「勇武」搶得主導,而時下年輕人所謂的「左膠」一翼,則節節敗退。或者正是前者得勢不饒人,露出真面目與性情的關係,反幫助了後者在略為弱勢的情况下取得較想像中多的選票。究竟應該如何解讀選民在「本土」各派中作出選擇,這有待更多統計數據以幫助分析。在此我想指出的是,議會內存在不同的「本土」的想法,為現時社會上的政治討論打開了新的維度,促使市民──尤其是年輕人──認真想想自己在很多大旗幟、大口號以外,其實有何訴求?打算採取哪些手段來改變這個政治環境?究竟有沒有需要發展出短、中、長期的計劃?或者讀者會問:以上討論的出現並非必然,「議會新丁」的出現不一定會刺激討論。回應這個問題,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第一「勇武派」不會輕易放過「左膠」,他們一定會找機會證明「左膠」空有姿勢、虛有其表,表面上是激進,實質上與傳統泛民無異;第二、所謂的「左膠」者不可能長期在民生、資源分配問題上沒有具體的主張,他們或遲或早需要正面面對同代人的利益、立場和意識形態(公義總不能長期只是個抽象概念,而年輕一代是否真的願意在具體利益問題上接受妥協,大家拭目以待)。「議會新丁」總要面對他們的群眾,而青年群眾也要面對那些視為代表他們的利益的代言人。到時候,他們會被視為叛徒、變質(成為了建制一部分)?還是得到認同,並在香港打開一個全新的社會政策討論議程?無論如何,這都是當傳統泛民扮演反對派角色時無法產生的效果(因為只要挖苦泛民便等於表達了意見,深入的東西很快便拋諸腦後)。很多人不太了解年輕人具體訴求在現在的年輕人當中,最為缺乏的正是同代人內部的討論。相信也是因為這一點,其實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年輕人在一些大題目以外,具體而言有何訴求、計劃。有些年輕人並不同意青年運動領袖的主張,但不想捲入無謂的爭論,索性避開;很多不一定贊同運動及運動領袖的做法,但更不喜歡北京和特區政府,於是靜觀其變;好些認同社會運動,要爭取更大改變;也有不少嫌社會運動未夠激烈,需要尋找更大衝擊力的手段……很多時候他們只要回應北京,跟特區政府進行抗爭,已忙個不了,以連串的行動替代深層的討論;行動就是立場與主張,其他的東西大可擱置一旁,而新聞媒體也沒有興趣了解他們在短、中期內有何目標。真正討論如何打造一個較理想的香港社會,長期都只是作為一個題目,而沒有探討。「議會新丁」們總不會甘心於扮演新的泛民罷。且看他們如何自覺或不自覺地引發新的政治討論。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3日) 立法會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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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運動員訪港能化解矛盾?

香港人有一種相當奇怪的習慣,就是每每談論到「體育運動」這個題目的時候,經常會「忽然興奮」起來——政府如此,民間亦差不多一樣。每次體育運動有機會成為一個話題(無論是足球,又或者是奧運項目),各界都會表現得相當興奮,說說這、說說那。可是,興奮過後,一切回復「舊常態」,而再過一段(不太長的)時間之後,甚至會忘記了大家曾經興奮過,而開始追究有無善用公帑,要求交出應有的成績。對於特區政府「忽然」熱心支持體育運動,並打算加大力度推動發展,我(作為熱愛運動之人)當然不希望又是另一次3分鐘熱度、虎頭蛇尾、半湯不水;不過,觀其往績,又實在難以樂觀。把問題看得太簡單這種「忽然興奮」除表現於對體育運動作出信口開河式的承諾之外,同時又會令某些人一廂情願的正面評價一切相關或不太相關的事情。舉例:國家奧運選手來港作親善訪問,並未有發生一些人預期中的喝倒采、衝擊等令人尷尬的場面,於是坊間的意見與分析「忽然」變得正面、樂觀,部分媒體甚至談到這次訪問順利進行,有助緩和中港矛盾和衝突云云。於是,社會上又流傳一種說法,覺得只要內地與香港能相互欣賞,便能培養感情,而兩地之間的關係便能修補(甚至逐漸改善)。以上的想法作為一種主觀願望,這可以理解。但我們必須明白,單憑國家奧運選手來港訪問的經驗而總結出緩和、化解矛盾之可能,實在把問題看得太過簡單,無助於了解各種表面現象底下,存在怎樣的問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明白,到場觀賞國家奧運代表表演的,跟近年對內地人極不友善的,是兩批差不多完全沒有重疊的群體。前者的熱情投入根本上並非後者一改其不友善態度而帶來的轉變。我們其實一直都知道,香港社會上存在這兩種(或甚至是更多種類的)群體,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截然不同,任何一方也無法說服對方改變看法。以前很多人對於這樣的一個狀况的回應相當簡單——只要某一種態度獲得大多數市民所採納,那便成為社會的主流,能將少數邊緣化或抑壓住,於是所謂少數的想法就難以在社會廣泛層面上產生作用。我想指出的是,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裏,以上假設和理解早已站不住腳。目前香港社會跟以前不同之處,不在於反共的人在數量上有所增加:坦白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逃避共產主義而遷徙來英殖香港的人,大有人在;而曾經於1949年後在大陸吃過苦頭的人,亦為數不少。當年所謂反共,很多都是建立在個人或家庭的生活經驗之上。當然,還有忠於或親國民黨的一群。只要嘗試將這幾類人士加起來,就肯定知道那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從某個角度來看,今天的反共情緒,可能還沒有以前的濃厚。不過,現時坊間裏所見到的反共人士,他們不單止抗拒中共,而且還對自己是否「中國人」,亦有很強烈的看法。這是回歸以後的一種新的狀態。以前在香港,對很多人來說,國家與政權是兩個可以分開的概念,個人可以不喜歡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及中華民國,但卻可以熱愛中國。你可以說那是冷戰時代的特有政治環境,甚至認為那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可是對很多香港人而言,則那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立場——有些人覺得可以談國家而不談政治、不參與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也有人認為他們心中的國家、歷史、文化,可以跟政治保持距離。九七回歸之後,北京當然不會鼓勵香港人繼續將國家與政權視為可以分開的概念,而特區政府亦一樣不會這樣做。在這樣的情况下,「國家」的概念只有單一的層次,而這卻跟香港文化格格不入。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他們不會接受因為要愛國,或基於任何抽象概念,而對內地各種腐敗的現象只作有限度的批評,又或者對官方的論述照單全收。香港人的一項特點,就是在這些問題上不會「適可而止」。如何在香港發展出一套可以對黨、國毫無拘束地作出批評,而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很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怎樣建立具香港特色的民族情懷?今天,另一個新現象是儘管反共人士在數量上尚未能夠成為大多數的一方,他們的言論、行動卻往往可以吸引大批同情者的注意、不拒絕或甚至覺得也是一種意見。持最激烈和最激動的言論的人士,我相信到目前為止仍是少數,但周邊很多人卻不會認為他們的意見、行動應受到限制,同時亦沒有打算要抗衡一下。這是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而北京和特區政府最需要了解的,不是時下那些內容並不充實的激動言論,而是為何社會大眾變得如此「無所謂」。一種解釋是儘管他們並不認同激動派(或激烈派)的言論和行動,但卻覺得通過那些人的嘴巴和身體,可以表達出心中某些不滿。也有一種解釋是認為現時特區政府權威低落,任何對政治建制作出挑戰,都能引起一些迴響。「忽然興奮」一下的運動熱,能否幫助北京和特區政府將那些在中間的群眾搶過來,實在是未知之數。而就算能夠拉近一下,結果仍然要回到前面所提到的問題——怎樣在香港建立一套具備香港特色(即不會「適可而止」、自我約束)的民族情懷呢?將聲調提高 必定疏離於社會大眾我們或者需要坦白承認,「一國兩制」這個概念的特點,在於兩地/兩制存在區隔,在1997年前後都沒有認真想過如何將它改變為一個發展性的概念,有助思考國家與特別行政區之間的關係。以前各種官方或非官方論述,強調的是利害關係,由安定繁榮到「中國好、香港好」,其實講的都是工具性的、利益上的關係。至於其他方面,相當空白。現在,無論是官方或者非官方論述,既沒有什麼說服力,同時也脫離群眾。現在索性將聲調提高,開始以惡相示人,結果一定是進一步疏離於社會大眾。這應該是群眾工作的入門知識,奈何有關方面卻完全無意走入群眾、認識群眾。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日) 運動 體育 國家隊 里約奧運 奧運 中國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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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要「未來學」

香港人不習慣看得遠,甚至覺得沒有這樣的需要。長期以來,不少港人認為香港的特點就在於靈活多變,港人善於「執生」、走位,所以每次遇到挑戰均化險為夷,總會想到方法,「船到橋頭自然直」,根本就不需要做多餘的事。也有不少港人認為所謂「看得遠」,只是一種政府干預和規劃的誘惑,令人誤以為這樣做便可以有種方向感,而其實則只是一番「高大空」,不切實際。在這些想法背後,對某些人來說是一種對市場的信任,只要按其信號作出回應,便已足夠;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是一種惰性,長期處於短兵相接的狀態,因為沒有前瞻的習慣,基本上也就不懂得如何思考將來的問題。當然,在香港我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對未來的發展進行討論。但關於香港未來發展的討論,有兩大特點。一是來來去去都是圍繞着一兩個老問題,例如人口老化、將來要維持現有的社會服務(如醫療)水平所可能出現的公共財政壓力等。在這些題目以外,其實甚少有討論、研究、分析。二是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有關未來發展的討論,通常都是看似具體(例如人口老化),但其實卻相當抽象(因為很少會將香港社會內部各方面、周邊地區的發展也視為變數),以至討論不斷重複,而鮮有將問題放在可變的宏觀環境裏,並作出深入的分析。舉例:未來香港的城市發展基本上已不可能完全受內部因素(如人口的增減、內部遷移的形態)所支配,而是就算香港未有打算中門大開,也一定會受到南中國人口的流動(不是指移民而是其日常活動的範圍、習慣)所影響。今天,我們慣性地視之為內地旅遊、「自由行」的問題,但其真實性質卻是區域融合。以「千萬」為點算單位的即日來回的「遊客」,他們的消費口味、習慣、選點,可以對這個城市的空間構成造成顯著的影響。這不是一個好或壞的問題,也不是關於個人主觀上喜歡或不喜歡的事情,而是在考慮將來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時,不得不認真處理的變數。抽象的和對環境因素缺乏了解的未來發展的討論,一般情况下都不會給我們切合實際、幫助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分析。所以,有時候我們不是沒有思考將來,而是那種思維和分析方法並不貼近現實,意義不大。「未來」應是一個眾數我想說:香港社會需要發展「未來學」。這種「未來學」不是重複歐美社會於上世紀60年代那種假設新科技將支配社會未來發展的討論,也不是一些威權國家要以由上而下的大型規劃來主導社會發展的官方論述,而是開始有系統地總結過去香港社會發展的形態與軌道、了解影響未來發展的變數及宏觀環境因素,分析將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轉變的可能方向。這裏所謂的「未來學」是簡稱,嚴格來說它本身並非一門學科,同時也不局限為某種方法;以目前香港的情况而言,「未來學」提供的是一種提問的方法。究竟過去50年、30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塑造了一個怎樣的香港社會?未來的30年、50年將會有怎樣的變化?會見到些什麼趨勢?香港社會將會演變出一個怎樣的面貌?「未來學」意思不在於建構一個將來、方向,然後要求所有人跟隨、配合。我們可以想像,所謂的「未來」應該是一個眾數,有不同的可能可供選擇。而在香港,以港人的性格而言,任何人嘗試宣揚一個未來,都肯定不會獲得認同。所以,這裏所講的未來,不是一個框架,而是一種視野。開拓未來 需立即行動近期很多人談論2047年,但其實我們連由現在到2022年將會有些什麼轉變也不太清楚。而至於由2022年到2047年之間的社會轉變,就更是甚少思考、研究。如果有機會去好好的想一下,今天需要做些什麼,才能打造一個到了2047年會變得較為合理(或廣義的更好)的香港社會,我們能拿出答案嗎?可是,我們心底裏知道,今天所做的(以及沒有做的),都會影響未來和成為未來的一部分。所謂過去、現在、未來,其實相互緊扣,連接在一起。要創造和開拓未來,需要立即行動。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5日) 前途問題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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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舉中的「梁振英因素」

如無意外,這次立法會選舉將會由單一議題所支配,種種宣傳、拉票、動員的活動,均圍繞着一個大題目而運作。這並不是我個人想鼓吹的一種做法,而這也跟政治上的喜惡無關,而是這就是未來一兩年香港的政治現實。立法會選舉將不能避免地跟特首選舉扣在一起,這是最為明顯、容易操作、能夠在市民中間引起迴響的策略選擇。坦白說,廣義上的政治反對派如果不選擇這種策略部署,我會感到十分意外(反正他們亦沒有什麼另類政策供選民參考)。反對派之所以會這樣做,可以是基於政治理念,也可以是出於政治計算;但無論是哪一種考慮,他們都會作出相同的選擇。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存在任何尚未決定的因素的話,那恐怕只在於廣義的建制派打算怎樣回應(例如如何考慮自保),又或者那些所謂的本土派(當中不同取向的個人實在太多,難以找到適合的形容詞)是否有意突出反對派內部的差異,否則整個局面大致上已有一個輪廓,事情已經七七八八的了。「阻梁連任」口號操作上很有效率這個單一議題將會有一個十分簡單和直接的政治口號:阻止梁振英爭取連任。這個議題當然有政治理念的元素,但最重要的是它在操作上將會很有效率——容易為民眾所明白和掌握,對一部分市民來說這可以將一直積累的不滿情緒表達出來;而對另一些市民而言,儘管不一定能夠做些什麼,但起碼可以在選舉過程中想像一下改變的可能性(大家不要忘記,在回歸以來,一直困擾不少香港市民的一個問題,正是一種不能支配生命或帶來轉變的無力感;任何令人覺得有可能產生某些改變的政治動員,都有吸引群眾的本錢)。與此同時,這樣簡單的政治信息足以令建制派左右為難,在選舉過程中處於被動,需要不停解釋他們不一定支持梁振英連任,說起話來一定尷尷尬尬(既不能不批評梁振英,但又不能批得過了頭)。在目前的政治環境裏,建制派在這個問題上不可能模棱兩可,而是必須有個態度(否則在選舉過程中一定更為被動)。問題是建制派向來不敢表現得太有獨立思考能力(跟北京的意思有出入時,便不知如何是好),多說了或少說了都是問題。而選舉政治有其邏輯,當建制派顯得愈被動,他們的對手將更加集中於攻擊這一項弱點。而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市民大眾——這將會是跨越階級的組合,而中產階級一定不會缺席——會對這個議題有所反應。這是時下當代社會的政治(意思是這種情况並不限於香港)的特有性格:大家所關心的並不是這是否最好的安排,又或者是否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而是要將不滿表達出來。這是一種突顯感性的政治,結果不是不重要,而是並不是最重要。做,不一定能為社會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但不做的話,就一定什麼也沒有。這種想法不一定很明智,但現在於世界各地都很有市場。或者有人會很天真的以為,只要梁振英在立法會選舉出現結果之前都不表態參與特首選舉與否,那不就等於不存在「挺梁」或「倒梁」的議題嗎?既然議題不存在,那麼廣義的反對派便沒可能有機可乘了。這種想法的問題在於低估了現時香港社會上民眾的情緒。任何以為只要左右言他、不置可否便可以含混過關者,肯定把事情想得太過簡單。其實,近期建制派在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的問題上不敢明確表態,已充分說明了這個話題是如何敏感。又或者有人會反問:明明立法會與特首選舉兩者是沒有必然聯繫的政治程序,那何來將它們混為一談的道理?立法會選舉應該回到政黨、政團、個別候選人本身的政治主張,而不是借「挺梁」或「倒梁」來將候選人分開為兩大陣營,令整個局面變得兩極化,而什麼候選人的政綱,或他們之間的辯論都變得毫無意義。提出這樣的反問的人,大概沒有認真想過,在今天的香港社會還有哪一個議題會比「挺梁vs.倒梁」更容易令建制派尷尬的呢?在操作的層面上,這是最容易將對手逼向一個相當困難處境的做法,而且一箭雙鵰,那何樂而不為?問題是北京會否先發制人可以這樣說,反對派以「倒梁」作為選舉政治的主題,差不多是肯定的了,問題是北京會否先發制人,在短期內放出另一名(或多過一名)有意參與特首選舉的信息,引開注意,令民眾的焦點不會集中在這個議題之上。北京會考慮這樣做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們擔心反對派利用這個議題來取得更多支持,改變原來議會中的制衡力量;二是如果群眾反應熱烈,大有可能間接影響到明年特首選舉的佈局,到時候矛盾可能變得更為尖銳。以上所講的兩種情况,都不是北京樂於見到的政治局面。他們的介入有可能改變前面所提到單一選舉議題所造成的政治壓力,但會否提早進入這個政治遊戲,主要取決於他們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假如梁振英政府乃眾望所歸、下屆特區政府的最佳選擇,那麼單一選舉議題便不會給建制派造成壓力,他們甚至可以藉着前者的聲望,而今聲勢壯大,到時給反對派打個落花流水;可是假如情况若非如此,則北京或者有需要盤算一下,究竟他們可以接受建制派失去多少議席。這是理想的選舉政治嗎?大概不是。但會發生嗎?很有可能。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7月8日《明報》觀點版 梁振英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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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有勇氣正視挑戰嗎?

最近坊間有關悼念六四的辯論,呈現出一些頗值得進一步了解的現象。這些現象跟辯論的內容無關——坦白說,在當代社會裏誰也沒有權威將某種絕對價值、道德觀念加諸於別人身上時,對民族、國家、政治、宗教等等的態度,早已變為個人生活方式、風格的選擇。個人喜歡作出怎樣的決定,沒有必要通過否定別人的選擇,來為自己的立場找個所謂合理的解釋。而那些所謂辯論,基本上是各自表述居多,甚少真正進入對方的立論基礎、推理邏輯。整個辯論本身,一閃而過,沒有留下很深刻的東西。愈來愈多聲音對年輕人感不耐煩但值得留意的是,在進行辯論的過程中,坊間的情緒起了一些變化。當然,這些情緒上的變化並非在社會上各個階層、圈子均有相同的轉變;我敢肯定,社會上的意見依然相當多元化,暫時仍難以見到一種明顯的轉向。不過,話雖如此,最近我們的確可以開始感受到情緒、語調、態度的變化。說得直接一點,社會上愈來愈多聲音(當然,年輕人可能會憤憤不平,因為主流是由非年輕人所組成)開始對年輕人感到不耐煩。這份不耐煩並不完全是源於對他們的政治主張有強烈意見(說句老實話,其實到目前為止除了知道他們很不喜歡中共之外,仍不知道他們打算怎樣改造這個社會),而是覺得在操作的層面上充滿負能量,難以說服他人這是一條出路。之前很多人會覺得由反國教、「雨傘」等社會運動發展至今,時間尚短,不應提出過分的要求;又或者認為年輕人敢於創新,自會有一番新的見解,由他們來提出新的主張,只是時間問題,不宜給予他們太多壓力。但現在的情况是,那份耐性正在快速消失之中。跟一位年輕朋友提到上述問題,他的反應也很直接(也很有一份豪氣):「誰要你有耐性?」跟他討論什麼是當前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還好他並不知道這出自毛澤東的《矛盾論》,否則他應該早已拂袖而去),他的回應同樣直接:「不要搬出『大局』來壓我!」明顯地,在他眼中,面向政治理想,哪有退讓的道理。在建構新的主體之前,首要工作是解構香港民主運動中的意識形態阻力——「支聯會」代表的是對中國的認同和將香港民主化跟中國政治發展扣連起來,而溫和「泛民」則因為以「和理非」為包裝,掩飾其投降主義的本質。兩者結合起來,成為過去二三十年來香港未能爭取全面民主化和取得更高度自主的主要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好些年輕人認為那時而以「和理非」為手段而處處對北京讓步,時而包裝為愛國愛民主而將香港民主運動引向錯誤方向的溫和「泛民」,確實應該是他們的民主路上的首要敵人(甚於親中及工商界等建制派),想到要先滅之而後快,自有其推理邏輯。在過去一段時間,溫和「泛民」一直不太明白為何自己成為了攻擊對象,其實原因只是那些年輕人還未正式宣戰而已。有人覺得上面所講的情况,背後原因是時下年輕人要挑戰權威,喜歡「拆大台」。要「拆大台」,那是肯定的了。但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年輕人也有「拆細台」的愛好。所以,隨着時間的過去,我們見到更多的是不斷的「細胞分裂」,而不是有機的重新組合。小群體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它們較易組合起來,並且團結鞏固。但我們見到的是很多小群體極力保持其獨特性,而不是通過協商、妥協,尋找起碼可以接受的共識,而打造出一個更有力量的組合。或者他們重視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不會以成敗論英雄,但這樣的一種組織形態可以怎樣長期發展下去,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未來兩年傘後政治不能一事無成未來兩年是香港社會的關鍵時刻。連場選舉當然是重點,但最為重要的倒不是選舉的結果(特首將會如何產生,早已成為定局),而是那個過程。而在這個政治過程之中,又以「傘後」各方勢力(尤其是年輕的一群)的表現,至為重要。我所講的表現,並非指實際取得議席又或者選票的數目,而是他們打算以怎樣的一種方式來表達其政治理想、爭取實現政治主張。真的沒有「大局」嗎?溫和「泛民」較諸建制中人真的更「邪惡」嗎(因為溫和「泛民」所講的自決,最終一定遠低於年輕人的期望)?究竟有無具體目標?有無可操作的政治訴求(例如怎樣在議會內只屬少數而又可推動自決呢)?我想指出的是在未來兩年內,「傘後」政治不能一事無成(令溫和「泛民」沒有好日子過,並不是什麼政治成就),否則那將會是一整代人的挫敗。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因為我認同他們的主張(確實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而是我們應該不難可以感受得到,社會的耐性正在降低,對於一些言論、行動的反應,已再無以前的包容。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好事:「傘後」政治的「蜜月期」已經過去,要進入現實中的政治。他們需要思考結盟、合作;可是,年輕一代人的合作能力是超乎想像的低(他們或可於一個「爆炸點」上跟他人短暫合作,但那種能力很快便消失)。他們需要思考民主步伐、自決以外的課題(簡單如資源分配),但卻一直躲在一些大題目(如自決)後面,遮掩其迴避問題的做法。挑戰已擺在面前,但年輕人有正視這些挑戰的勇氣嗎?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10日) 青年 世代 拆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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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先於主張的香港政治

以政治生態而論,香港是一處頗奇怪的地方。在議會之內及以外,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同一個現象,那就是政治思想、意識形態、主張、綱領沒有怎樣發展起來,但政治組織(無論是否以政黨形式出現)卻供應不缺。這就是說,時有領袖、小圈子、小群體發起搞一個新的政治組織,要與別不同,但卻很少會見到有人願意在某個較大的理念、主張、綱領底下,存異求同,為了某些終極關懷而暫時將不同的想法放下。所謂的方向、最終目標、大原則都無法將他們拉在一起;他們更重視的是一些細節——當然,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那些細節一點也不細小,而是重點,並足以將這個小社團跟那個也是頗細小的社團區分開來。很多人想做領袖 未有很多獨特政見從某個角度來看,香港的政治人都很有性格,不輕易放下個人理想,也不隨便妥協。套用時下流行語,是很堅持。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他們沒有什麼集體意識,也不太相信組織的重要性(當然,由他來領導的時候,又是另一回事)。而我們必須注意,以上所講並不局限於某一政治取向的團體之上,而是普遍適用於整個香港政壇:泛民的、建制的、本土的、激進的、激動的、動武的、溫和的,無一例外。這種缺乏整合能力的組織形態,乃香港政治的一大特色。在短期之內,我完全看不到有任何改變的迹象(而相關的人士大概也不覺得有改變的需要)。在這樣的情况底下,我們政治團體的數量遠超於政治主張、意識形態的數目。政治團體並不是在一個意識形態框架底下推動工作,而是意識形態(如果有的話)作為政治領袖順手拿來包裝某個觀點或行動的工具。這是香港政治的一個有趣現象:在政治舞台上,並未聽到很多不同的說法,但卻存在大量不一樣的旗幟、山頭。我們有很多想做政治領袖的人士,不過就未有很多獨特的、不同的政見。如果以上對香港政治的描寫沒有太大偏離現實的話,這應該說明了一個現象:在政治方面,香港人不善於合作。但為什麼我們的政治人會這麼難以跟其他人於同一個組織內合作共事呢?又或者以更中性的語言來提出同一個問題:為什麼香港的政治人如此喜歡強調(根據他個人的定義)理想或主張的統一和純正、搞小型組織,而鮮會求同存異、尋求最低限度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識基礎呢?為什麼香港政治總傾向於個人化的呢(但又不見得真的有很多政治明星、明星級的政治人、魅力型政治領袖)?但存在這種對小團體的偏好和重視個人化的同時,卻又未有真的見到一些很清晰的政治主張、政綱。說得難聽一點,我們的政壇上的組織、人物,最常的做法是含糊其辭,不會很堅定的釘在某一個政治位置之上。坦白說,環顧議會內外各路人馬,哪一幫是左傾的(只知道肯定不是民建聯和工聯會)?哪一幫是右傾的(有此傾向的倒不少,但鮮會坦白承認)?哪一幫真的搞社會福利?哪一派自認是保守主義?確實難以一一說清楚。有趣的是,雖然不清不楚,這卻好像不會影響領袖們的發言或政治團體的運作。不為什麼 竟可如常運作所以,其實香港的政壇中人很少提問:為什麼?更為有趣的是,他們似乎也很少會回應人家所提出的「為什麼?」的問題。在不為什麼的情况下,香港政治又竟可如常運作,將「政治騷」繼續演下去。他們不單止懂得如何演下去,更會在沒有終極方向、目標的情况下,定下策略。策略?那不是應該先有目標,才有手段的嗎?如果方向不明,那怎樣判斷所採用的手段是否恰當呢?如果大家不談究竟所為何事,那又怎樣決定今天應該採取此方法而不是彼方法呢?但香港政治似乎從來不重視方向感——見招拆招,就是策略;見步行步,就是方向。雖然我們有很多政治領袖,但大部分政治團體卻是長期處於無人駕駛的狀態。時下流行討論政治的世代交替,討論的焦點在於人。可是,世代交替的意思就只在於人選的替換嗎?方向?目標?思想?運作模式?在政治的各個方面,我們可以有所期待嗎?換上一些年輕人,那就等於有一個新的開始嗎?有所突破嗎?還是,原來不同世代的香港人都有共同的政治取向——就是樂於繼續個人化,搞小組織,要組織先於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這是因為他們都享受過程,多於重視成果?還是害怕面對成果(因為它們多數都屬於妥協的結果)?並為此負上責任?會發生轉變嗎?或者這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就算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也無礙有人及團體繼續參與選舉,繼續將舊有的做法重複使用。如無意外,一年(或數年)之後,我們將繼續討論這個議題。好了。原文載於2016年5月13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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