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秉權:伸向歷史教科書的黑手

有線電視《新聞刺針》根據一份教科書的評審報告報道,有準備明年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因為「措辭不恰當」等問題,被教育局課本評審小組要求修改。不過這些內容並非新的表述,在學界已有一定共識,不同出版社亦有類近表達,同一內容以往經歷同類評審均獲得順利通過。 這次「刪改」歷史教科書事件,到底是否評審專家換了人?人沒換,但人變了?標準變了?史實變了?還是出於政治需要,連歷史教科書都要為它服務? 這些被「槍斃」的內容和評語包括:「近代歐洲的崛起,是世界歷史上重要的一幕,造成了今日西方優勢的基礎」(評語:觀點值得商榷);「1937 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評語:用詞不當);「中共一黨專政;黨與政府的關係:黨政不分,在中共一黨專政下……」(評語:用字不當、概念不清);「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中國收回香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內地」、「中國堅持收回香港主權」(評語:措辭不恰當)。 就「近代歐洲崛起」與「西方優勢」一點而言,評審到底是認為兩者並無因果關係,還是今日「西方優勢」已不再,中國才是遙遙領先? 「1937 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是「八年抗戰」的概念,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力推的「十四年抗戰」表述(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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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林鄭月娥與教育部黨官的交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後的首個訪京之行,拜會10多個中央部委和國家機構,有匯報或合作性質的(港澳辦、發改委、教育部、商務部)、有禮節性的(銀監會、全國婦聯),也有項目性的(亞投行、故宮博物院、中國鐵路總公司等),遍及商務、金融、教育、西九故宮館、一地兩檢、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等範疇,格局可謂相當齊全。 在眾多公布中,筆者最留意的,仍然是內地與香港的教育合作問題。 到國家教育部拜會中央黨校副校長出身的國家教育部長陳寶生時,林鄭月娥坦言,自己不是教育專家,工作近37年亦從未做過教育工作,是一個「門外漢」,但深知教育極其重要,教育的支出並不是開支,是一種投資(據《大公報》報道)。 林鄭月娥這種「教育門外漢」的說法十分聰明:第一,這是基本事實,夠坦誠;第二,能夠表示謙遜,讓對方顯官威;第三,可以聽候指示。 畢竟,面前的京官不止是國家教育部長,還是中共教育部黨組書記、國家教材委員會副主任,負責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讓祖國和習主席的「偉大、光明、正確」進入學子腦袋、抵禦西方思想入侵中國教材。 林鄭月娥續說:「我的教育的理念很簡單,就是希望培養的下一代青年人有國家觀念,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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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給蔡若蓮副局的一條題目

蔡若蓮校長,是信得過的人,將香港教育交託她,黨和國家最放心。美中不足,是她只能任教育局副局長,多了一個「副」字。 她信得過,是因為她原是教聯會副主席,立場、成績有目共睹。不信教聯會,難道信教協? 她信得過,是因為她是福建中學(小西灣)的校長。港英政府1966年的一份機密檔案,已經將福建中學、香島中學和培僑中學等學校列為共產黨控制的學校,且受控制年份始於創校時期(詳見江關生著作《中共在香港》下卷)。 這麼信得過,但政府新聞稿的簡歷卻隱去了她福建中學和教聯會的背景,小編居心叵測。 她信得過,是因為她是接下「紅色傳統」的人。她在中央台香港回歸廿周年的訪問中,談及福建中學創立香港學界第一支升旗隊,而他們很久以前的國旗,是傳承自1949年一面由北京運到香港的五星紅旗,並照此製成圖樣,令第一面國旗在香港問世。 「我們每個禮拜上學的第一天,我們都會舉行升旗儀式,讓我們的孩子,不光對香港有情,有寬廣的世界觀,更加有中國心。」 蔡若蓮對「中國心」是用上「更加有」而不是「還要有」,語氣上比香港情和世界觀更重一些。 「我想這個是我的使命,我也希望我這個接力棒,能夠接得好。」 如今,這個棒已由福建中學(小西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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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自己破壞法治 如何信你一地兩檢?

「一些領導幹部法治意識比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等問題,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習近平,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全面依法治國研討班講話,2015年2月2日。 「中國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習近平,於巴基斯坦議會引述《論語》,2015年4月21日。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昨天,特區政府公布廣深港高鐵西九總站「一地兩檢」方案,在香港境內設內地口岸區,由內地執法人員在內行使內地法律,希望香港市民相信內地講法治。 港人對內地法治信心已被破壞 可惜,「回帶」一看,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信心已被嚴重破壞,正如習主席所講有些領導幹部有法不依、徇私枉法,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舊事包括:銅鑼灣書店案的越境執法疑雲,無回鄉證者被「擄走」,「強力部門」對目標對象可行使「專政」,超越法律行事;2013年,禁書商姚文田被誘騙到深圳拘捕,判刑10年;2013年,港商潘維曦被人在香港綁架回內地,判囚16年半;1995年,港商蘇志一被內地拘捕,肇慶公安多次「押人」回港取證,蘇被囚終身;2004年,內地公安懷疑到摩星嶺跨境執法被警方拘捕,最後不了了之釋放。 在推銷「一地兩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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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寫在劉曉波頭七

劉曉波先生「頭七」,他的妻子劉霞仍然與外界隔絕;想悼念的朋友大部分繼續沒有人身自由,通訊時有時無。結集劉曉波文章的專頁「Free Liu Xiaobo & Liu Xia——我沒有敵人」昨天忽然無法運作了。 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由病至死至火化到海葬,大哥劉曉光說「體現了社會主義和舉國體制的優越性」,讓他3次在中外記者面前「感謝黨和政府」,似黨國發言人多於似家屬。 「社會主義和舉國體制優越性的死亡和葬禮」與大家連日來看到的「死亡直播」和「謊言實錄」實在讓人感到天淵之別。 「死亡3天內火化」真的是瀋陽習俗? 到底劉曉波的後事安排有多「細緻周到、完美、出乎意料」?如何體現「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我們一起來檢視一下。 第一,劉曉波死後被「速戰速決」,草草了事。劉曉波由7月13日下午5時35分病逝,到7月15日早上6時半舉行簡單告別儀式後火化,前後不足40小時,可以說屍骨未寒。「死亡3天內火化」到底真的是瀋陽當地的習俗嗎? 誠然,在當地,3天火化(連死亡當天計)確實是有的,但三五七天的也不少。 以下是當地的一些個案:瀋陽市政協原主席張鴻鈞,2006年8月12日死亡,7天才火化;瀋陽飛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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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黑手政權的假仁假義

對劉曉波的處理,中共當作為與西方意識形態的鬥爭,從2009年選擇在12月25日聖誕節對劉重判11年已可見一斑,刻意在西方最重要的節日對國際社會公開挑釁,宣示你愈關注我愈重判、你愈干涉內政我愈寸土不讓、你愈有影響力我愈打當頭鳥。 中共的邏輯 劉曉波被關至末期肝癌快死才獲保外就醫,之後中國政府透過各種渠道,公布照片、片段,早晚匯報、星光熠熠專家會診、「家屬感恩」、破天荒的美國德國專家探視,試圖向外界顯示當局對劉曉波何其大恩大德、何其仁至義盡,讓其享受「超部級」的醫療或善終待遇,目的是想將加害者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證明是劉自己身體不濟,才無力回天。 中共的邏輯,是想大家注視它後期對劉曉波的好,而不想大家回看它早期對劉的惡(文字獄)。 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對待,筆者有以下疑問和譴責。 第一,官方首輪公布的片段顯示,劉曉波獄中的健康似乎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連他自己也說:「我體檢、抽血、做彩超(彩色超聲波)挺好的。」如此國賓級待遇,為何劉曉波的肝癌一驗出就是末期?請問早期和中期去了哪裏?這是監獄檢查的問題?還是檢查不出監獄有問題的問題? 第二,據瀋陽市司法局的公布,劉曉波入獄時已表明他有乙型肝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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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繼三權合作之後 習近平又有新要求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訪港,雖然沒有接觸普通市民,雖然沒有「向群眾學習,多同群眾座談,多到困難和矛盾集中、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去,切忌走過場」,雖然沒有「減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不封路、不清場閉館」,雖然沒有以身作則落實自己主催通過的《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但觀其行之餘,我們還要聽其言。習近平的一些「重要講話」香港人還是要留意的,因為這些講話是當面對新一屆特區政府下的指令,講話精神亦可能會寫入秋季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報告之中,正式成為更具體的中央對港方針,影響香港一段時間。 由於傳媒對習近平七一講話(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已有不少解讀,筆者倒想討論習近平接見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的談話。 首當面要求三權負責人要有國家觀念 在接見特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時,習近平首次當面要求他們要有「國家觀念」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之後特別點出三大工作範疇,包括解決經濟民生、青少年國家歷史文化教育、打擊和遏制港獨。 新華社對習有關講話的報道如下: 「不論是行政機構主要官員,還是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都要有國家觀念,在開展政務活動和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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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由幼兒做起?

行將上任的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說,必須讓香港孩子有國民身分的認同,在幼兒階段就應該開始培養「我是中國人」的概念。筆者作為父親,曾經與參加兩歲學前班的兒子一起上playgroup,由英語和普通話老師各負責半小時課堂。其中一堂普通話課在十一國慶前,內容為升國旗、播國歌。在國歌背景下,孩子們看着內地老師緩緩升起小型國旗,之後再由家長與孩子逐一拉線升旗。由於有道具可玩,小孩們不管是哪國國旗都很自然地參與其中,老師說了句:「升旗多高興!」不過,對於國歌和國旗的意思、升旗的意義,老師則沒半點講解。 對於林鄭月娥的「在幼兒階段就應該開始培養『我是中國人』的概念」一說,其實並無新意,因為教育局本身已有相關指引。由課程發展議會編訂、教育局建議幼稚園採用的《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有相關內容,「中國」和「國家」共出現4次,分別為: 品德發展:初步認識自己於家庭、學校、社會、國家、世界不同生活範疇的角色和責任(在發展目標和評估重點各出現一次); 個人與群體:初步認識中華文化及作為中國人的身分; 「個人與群體」的教學原則:靈活運用生活事件作為學習材料,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讓幼兒加深對家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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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插手香港教育的「大條道理」

筆者之前在多篇文章分析過,北京對香港的教育將積極插手,證據包括國家教育部首次在全年工作要點明令要「全面落實中央對港澳教育工作的各項任務」、教育部與香港教育局成立其他部委與香港合作罕見的「會商機制」、機制首次明確要求香港一年兩次「會商」課程教材、考試評價、教師隊伍建設、政府管理等具體內容、《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將「支持港澳加強青少年學生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加強內地與港澳在師資、課程、教材、教學、考試評價、督導等領域合作」規劃進去等。 本文續談內地有關國家教育主權在香港實踐的主張,及它影響香港教育的方法。 首先談國家教育主權。 有內地學者認為,國家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部分,不論在內地或港澳,全國範圍內有效。 主要研究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教授常樂曾撰寫論文指,「目前我國教育界普遍認為,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主權在教育上的具體體現。著名高等教育學家潘懋元即指出,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是一國處理與該國教育有關事務的最高權力,對內表現為一國處理其國內教育事務的最高權力,對外表現為其處理教育事務時的獨立自主權。劉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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