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因為在乎──《在乎》

這束文章,是我過去十年所寫。現在結集成書,取名《在乎》。 選用這個名字,是因為書中所寫,都是我在乎的人和事。因為在乎,我遇上一些人,做了一些事,然後因着這些人和事,我成為現在的我。如果我不如此在乎,我的人生會很不一樣,也就不會有這本書。 為什麼我要如此在乎? 在面臨壓力或承受挫折時,我會停下自問。我知道,我的憤怒和憂傷,還有我的責任和牽掛,許多都源於此。如果拿走這些在乎,我會活得輕鬆許多。 道理看似這樣,但在真實人生,每每要做重要決定時,我卻感受到有些事情是非在乎不可。你會覺得,如果不這樣做,就過不了自己的一關,就不再是自我期許的那個自己。這種感受,發自內心,而非來自外在壓力。我漸漸明白,當你真正在乎一個人一件事,儘管在做選擇,但卻往往「別無選擇」和「非如此不可」。如何理解這種必然性, 以及如何活出這種必然性,是我很重要的人生功課。 在乎是反思和實踐 在乎,意味着你將生命全心全意投入其中,意味着有些事有些人,對你至關重要。既然重要,也就意味着背後有理由在支持,而非隨意而為,無可無不可。這些理由,往往是你相信的價值。而價值,可以公開言說,可以嚴肅論證,因此也就有可能被質疑,甚至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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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零之前

「什麼都沒有,只有一道黃光在他腳踝附近閃了一下。他一動也不動地站立了片刻。他沒叫喊,像一棵樹那樣,慢慢倒下。因為沙的緣故,甚至沒發出聲響。」這是小王子離開地球,或者更準確點說,消失於世界的一刻。這是死亡嗎?──許多讀者會問。作者聖修伯里沒有明確告訴我們,因而留給讀者許多想像的空間。只是讀者或許沒有留意,這個慢慢倒下去的意象,其實是我們每個人最後都會走過的一刻。這一刻,是我們人生的終點。死亡這件事,我一點也不陌生。我從很小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已目睹各種死亡。老死、病亡、夭折、少逝、自殺、意外,甚至刑場槍決,我都見過。有的很快忘掉,有的傷痛不已,有的則留下永難磨滅的印記。關於死亡,我最直接的體會,就是人死後,會歸零。這種感受,去過火葬場告別遺體的人大抵都會明白。一刻前,親人的身體還在;一刻後,在熊熊火光中,形軀瞬間化為灰燼,什麼也沒留下。這是十分殘酷卻異常真實的一幕。在死亡面前,所有堅固的,都會煙消雲散。這是我們所有人的歸宿。有一天,我也會歸零。歸零,是個什麼概念?用英文講,就是你本來是something,現在變成nothing。你本來是世界的一分子,本來好好存活在某個地方,本來忙着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本來正和某些人親密交往,突然間,這一切都不再存在。世界熱鬧依舊,你卻不在其中。歸零,意味着你從世界徹底退場。人世間所有事物的對照,很難想像還有什麼,及得上生死之別。一邊是存在,另一邊是虛空;一邊是白日,另一邊是黑夜;一邊是意識,另一邊是寂滅;一邊是同在,另一邊是孤獨;一邊是所有美好之可能的必要前提,另一邊是所有美好之不再的必然結果。對照如此巨大,但從這一邊跨到另一邊,卻又如此容易。常常,死,就在一瞬間。你來不及思考,做不及準備,趕不及道別,死亡便已來臨。每天新聞中出現的地震、海嘯、空難、車禍以及身邊親友突如其來的厄運,在在提醒我們,生的脆弱和死的無常。如何面對人的歸零,是人類恆久的困惑。宗教和哲學,由此而生。靈魂不滅,死後永生,六道輪迴,皆可視之為對此的回應。這些信仰,確實給人許多力量和安慰。畢竟在知性上與精神上,「人死歸零」都是人類很難接受的事。人異於動物者,是人有存在意識和價值意識,因此能意識到己身的存在及存在本身的可貴,因此也就難以面對己身注定從存在走向不存在的命運。我也曾為此困惑不安。我主要不是害怕死亡過程中可能要忍受的各種痛苦,畢竟那一刻尚未到來;也不是耽於人世間的種種美好,雖然那確實教人留戀;更不是對死後那未知的世界有什麼恐懼,終究那是我難以觸及的神秘。最最教我困惑難過的,是看着自己最尊敬最親近的人永別這個世界。永別是什麼意思?就是永遠不能再見。試想像,你和你在乎的人曾經言笑晏晏,曾經朝夕與共,曾經相濡以沬,曾經患難相隨,然後他走了,氣味還在,舊物還在,音容還在,唯獨他不在了,永永遠遠地不在了,你遂感到難以言說的荒謬和傷痛,為什麼昨天還在,今天就不在了?到底他去了哪裏?這有什麼道理?我曾努力尋找宗教的慰藉,過程艱難,惟最後空手而回。生命來到此刻,我終於接受人死歸零這個事實。人生哲學最根本的問題遂是:如何活好餘生。所謂向死而活,就是朝向歸零,好好存活。有人或會馬上問:既然人到最後終必歸零,所謂活得好不好,有什麼意義?認真努力地活和隨意懶散地活,又有什麼分別?是的,人終會死去,但在離開之前,人活得好不好,對每個當事人來說,卻有重大意義。道理很簡單:我的生命是我的,不是別人的,而我只能活一次,因此我必然十分在乎自己活得好不好。如果我能用心活出充實而美好的人生,我的生活就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這種意義和價值,真實體現於當下活着的我身上。我們都知道人的生命有限,但正正因為有限,所以如何在有限中活好自己的人生,才變得如此迫切和如此重要。認真地活和懶散地活,對當事人來說,最大的分別,就是前者較後者更有機會不枉此生——我們希望活得不枉,因為我們在乎自己。由此可見,死亡之必然,不僅沒有消解意義問題,反而是問題成為問題的重要背景。如果人可以長生不老,讓生活永恆地重複,那麼意義問題就會變得微不足道,因為如果一切都可不斷從頭來過,怎麼活其實無甚所謂。又或者反過來想,如果有人將你的生命壓縮到只剩下一天,那麼如何過好這一天,對你就會是非常沉重的挑戰。你必然會問:誰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什麼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要怎樣安排時間,才能最有意義地活好這一天?要答好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關於生死的實踐智慧。有人或會進一步質疑說,這種說法如果不是自欺,就是自我安慰,因為如果站在更宏大的宇宙的觀點看,我們將發覺,每個個體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微塵,無論活得多麼認真多麼精彩,對世界也不會有任何影響。人的生命,實在太短促太渺小,是故怎麼努力,最後也是徒然。我不這樣認為。我們毋須否認,客觀而言,人確實是宇宙的微塵。但即使是微塵,我們仍然是宇宙一部分。如果我認真地活好自己,我就真實地為世界帶來那怕是極為微小的轉變。這點轉變,是因我而變。小王子用心馴服玫瑰,宇宙就會因為有過這樣的愛情,而變得美好一點;小王子用心馴服狐狸,狐狸眼中麥子的顏色,從此就別有情懷。這樣的馴服,難道不是在改變宇宙,並為世界增添一抹動人的色彩嗎?!還記得小王子和飛機師告別時,小王子說:「夜裏,你仰望天空,既然我住在其中一顆星星裏面,既然我會在其中一顆星星裏面微笑,於是,對你來說,就好像所有星星都在笑。你啊,你會擁有許多會笑的星星!」是啊,天上萬萬千千的星星一直都在,但因為小王子,因為和小王子的相遇,飛機師眼中的星空遂從此不再一樣。這樣的不一樣,要用心才能看見。不少人以為,只要承認人死歸零,同時從所謂宇宙的觀點來觀照人,那麼就必然會得出一種近乎虛無主義的結論。實在毋須如此。我們在世界之中,我們改變,世界就會跟着改變。因此,如其所是地接受人的有限,並在有限中盡力活出生的美好,世界自會不同。這樣的一種態度,並不是叫人盲目樂觀,以為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大的社會改變自然就會到來;也不是教我們變得保守,只將自己關在個人的小天地,然後無視外面世界的種種不義。我只是希望指出,對於我們在有限的人生可以做什麼以及應該做什麼,實在不必先為自己設定一個永遠無法達到的目標(例如要以一己之力改變整個世界),然後再以這個目標來否定自己或別人在許多事情上的努力,繼而陷入一種虛無主義的狀態,以為所有的價值堅持和道德追求都是徒勞的和無意義的,因此人們愛怎麼活就怎麼活。我覺得,只要我們能夠如實地理解人的生存處境,就會知道即使我們多麼微小,我們在現世一點一滴的努力,也絕不會徒勞無功。當然,改變有多大,影響有多深,視乎很多條件,既要看人的環境和際遇,也要看個體的目標和付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愈來愈多人認識到這個道理,並身體力行地活出磊落公正的生活,我們的社會就有變好的可能。社會改變,需要我們一起努力;而願意努力本身,已是改變的起點。最後,我們也須留意,即使人死歸零,也不意味着我們生前所做的一切也跟着歸零。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道,即使我們死了,世界仍然存在;只要世界仍在,我們為這個世界播下的種子,就會繼續生長,甚至有機會繁衍四方。即如此刻我寫下的文字,只要還有人在讀,還有人受其影響,就不會因為我的消失而消失。換言之,我們此生努力的種種成果,其實不會隨着個體生命的逝去而逝去,而會以不同方式留存下來,活在他人心中,並惠及後來者。人類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他們留給我們用之不盡的精神財富。這是真正意義的不朽。作為個體,我們的生命極為短暫;作為群體一員,我們卻活在一個綿延不斷的傳統裏面。這種延續性,在相當大程度上,幫助人類克服了個體生命歸零的限制,同時給予個體用心活好此生的動力。談到這裏,現在讓我們回到《小王子》,看看它是如何教導我們活好歸零之前的人生。聖修伯里在一九四二年歐洲戰火連天的時候,寫下這樣一部看似不食人間煙火的童話故事,他到底想和世人說些什麼?在我看來,他最為關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在現代處境下,人類怎樣才能走出孤獨,活好自己的人生。藉着小王子的成長之旅,藉着他的童心,聖修伯里告訴我們這些大人,千萬不要將生命虛耗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對權力、金錢、和虛榮無止境的欲求,只會使人活在孤獨的、非本真的和異化的狀態,而不會教人活得幸福快樂。出路在哪裏?出路在我們能夠學會好好瞭解自己,認清生命的本質,繼而知道什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價值,並懂得在生活中活出這些價值。這種想法,在小王子和飛機師的一段對話中表達得最為清楚:「你這邊的人,」小王子說,「在同一座花園裏面種了五千朵玫瑰……他們沒法在花園裏找着自己在尋找的那樣東西……」「他們找不到的,」我回他……「其實他們尋找的東西在一朵玫瑰花上或一點點水裏面就可以找得到……」「就是說啊,」我回道。小王子又加上這句:「可是眼睛是什麼也看不見的,得用心去尋找。」小王子在這裏告訴我們,人類努力謀求幸福,卻遍尋不獲,因為他們不懂得用心。只要用心,人類便會見到,幸福其實就在身邊。所謂用心,是說你要知道幸福,不在於你擁有多少財富以及花費這些財富買下多少玫瑰,而在於你能否懂得去馴服屬於你的那朵獨一無二的玫瑰。馴服,不僅是一種領悟,更是一種踐行:只有將整個生命投入到你要馴服的對象,關心她愛護她聆聽她尊重她,你才有可能得到信任和愛,才有可能找到活着的意義和價值。這裏所說的馴服的對象,可以是你的愛人,也可以是你的朋友、你的志業、你的家園,甚至是你自己。我們在這些生命的聯結中,肯定自己的存在。我甚至覺得,馴服,從根本處言,是一種存活的基本態度。這種態度,不計算不虛偽不委曲,一言以蔽之,一點也不「大人」,而是一種力求回到事物本真狀態的努力:在愛中見愛,在友誼中見友誼,在志業中見志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沙漠中,找到那口生命的井。小王子會死去,玫瑰會死去,狐狸也會死去。與此同時,他們一直活着,活在所有喜歡他們的讀者心中,啓迪和滋潤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因着他們,我們的星空也會微笑。只要用心,我們都可以是玫瑰、狐狸和小王子。編輯﹕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2月18日) 哲學 死亡 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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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藏書閣:閱讀的月色

一個人年少時,在什麼環境下讀什麼樣的書,大抵也就構成他其後生命的底色。這個閱讀的起點,每個人不一樣,因此難有所謂普遍的閱讀途徑或人人適用的書單。這種偶然性和差異性,或許也是使得許多讀書人具有鮮明個性的重要因由。閱讀,尤其是年少時代的閱讀,有點像是心靈播種。你種下什麼,就長出什麼。我在大陸農村出生,在偏遠小鎮長大。我開始愛上看書,大約在小學一、二年級。最初看的是連環圖,有點像現在的漫畫。教我徹底着迷的第一本小人書,是《三國演義》,而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偶像,是百萬軍中救阿斗的常山趙子龍。那時家裏窮,買不起書,都是去街邊書攤租來看。書攤老闆也隨意,用長繩將兩棵樹連起,然後將連環圖一本一本掛上去,有二三百本之多,讀者想看那本取那本。租金是兩分錢一本,但不能借走,必須坐在樹下小板櫈看。夏天天氣熱,蚊多,街上灰塵撲面,但很奇怪,只要一捧起書,我就馬上將外面的世界忘得一乾二淨,可以一直看到書攤收檔。最早讀神話和歷史故事我最早的閱讀,是從神話和歷史故事開始。大約到了三年級,識字多了,不再滿足於連環圖,於是開始找大人書來讀,例如《封神榜》和《西遊記》等。《封神榜》特別教我着迷,尤其是那位會遁地術的土行孫,最最教我驚嘆不已。印象中,《聊齋誌異》、《水滸傳》、《七俠五義》、《隋唐演義》、《楊家將》、《大明英烈傳》等都是那時候讀的,而且讀得趣味盎然。我自小家裏不鼓勵我讀課外書,所以都是背着家人偷偷看,不敢讓他們知道。那時小鎮沒有圖書館,我於是學會去大人家串門,留意他們有沒有書,然後懇求他們借我。有時班上有同學買了一本最新的《故事會》,大家就會排隊輪著看。那時的我,有嚴重的閱讀饑渴症,什麼書都讀,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史》之類,因為裏面的戰爭場面很吸引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不知從哪裏借來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見別人說這是世界名著,滿心歡喜,誰不知很快便讀不下去,因為我無法記着那些長長的翻譯人名。我是直到後來上了大學,才開始讀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等俄國作品,可見那些譯名給我的挫折。雖然讀得亂七八糟,而且愈讀愈多,但在我的少年時期,真正令我完全忘我投入的,大概只有兩位作家﹕金庸和瓊瑤。多年後回望,我甚至覺得,如果沒有他們,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讀月刊《武林》迷上金庸先說金庸。我什麼時候迷上金庸的呢?這背後有個故事。那時是八十年代,李連杰剛拍了《少林寺》,全國為之瘋狂,每個男孩都迷上武術,人人幻想自己有天也能成為武林高手。其時有本月刊叫《武林》,正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每期十多頁。我讀了幾期後,開始不能自拔,讀完一期就癡癡的等下一期。如果有書癮這回事,金庸就是令我上癮的書毒。怎麼形容呢?就是你一旦拿起來,就不可能放得下,而且會整個人陷進去,腦裏無時無刻都是書中情節,什麼事都不想做。不幸的是,讀了幾期後,可能是版權問題,郭靖黃蓉便已消失。這真是害苦了我。我當時並不知道金庸是誰,也不知道去哪裏可找到他的書,但我知道,沒有了郭靖黃蓉黃藥師洪七公,我的日子過得很不爽。過了一段時日,我認識的一位同樣嗜書成迷的高年級同學,有天拉我到一邊悄悄告訴我,他知道那裡可以找到金庸。原來當時鎮上有家地下租書舖,專門出租港台原版武俠小說,以金庸、古龍、梁羽生為主,都是店主專門託人從香港偷購回來的。書舖不公開經營,必須要有熟人介紹。在那個年代,出租這些港台書籍,是有風險的。我還隱約記得,第一次去那家書室,就是由那位高年級同學陪同。屋子晦暗,裏面別的什麼也沒有,全是書。或者準確一點說,全是金庸、古龍和梁羽生,而且全部用牛皮紙包上封面,看上去一點不起眼。當時我心想,媽呀,如果有天堂,這裏就是。店主是個五十歲左右的男人,不苟言笑,直接告訴我,留下按金十元,書租兩毛錢一天,每次只租一冊,而且必須低調,不能告訴別人書從哪裏來。兩毛錢一天,是個什麼概念?當時租看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最多也就幾塊零用錢。那怎麼辦?我必須一天看完一冊。那些都是繁體字啊?沒關係,看不懂就猜。所以,我很快無師自通學曉繁體字。但要上課啊?也不要緊,那就「走堂」吧。走去哪裏?走去學校後山的橡膠林,那裏風涼水冷,人迹罕至。不怕老師處罰?我當時不會逃班主任的課,至於其他老師的,只要和班長做些「私人協調」,走一兩節課然後偷偷溜回課室,是可以「特事特辦」的。讀《神雕俠侶》躲到公廁看那真是超爽的讀書歲月。我沉迷或沉淪到什麼地步呢?我記得讀到《神雕俠侶》時,真箇神魂顛倒,一分鐘也停不下,於是放學騎自行車回家時,我過分到一手扶着車把一手拿着書,邊騎邊讀。回到家,看小說可是死罪。那怎麼辦?於是我晚上就躲到公共廁所看。公廁有電燈,家人又不會發現,絕對是好地方。美中不足的,不是廁所太臭,而是不能看得太久。這樣的讀書日子,維持了一年多,我就跟著家人移民香港。來港的那年夏天,在深水埗北河街的板間房,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四處觀光,而是去樓下的租書店,將金庸一本一本搬回家,一次過過足癮。再後來,我知道公立圖書館原來也有武俠小說,於是將古龍、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借回家,完完整整讀了一遍。第二位我喜歡的作家,是瓊瑤。我忘記了怎樣發現瓊瑤的,反正來香港後,我很快就喜歡上台灣文學,讀了不少如三毛、琦君、張曉風、白先勇、司馬中原的作品,但他們的吸引力都及不上瓊瑤。原因不用多說,情竇初開,瓊瑤的小說是另一種教人上癮的書毒。《窗外》、《在水一方》、《幾度夕陽紅》、《彩霞滿天》、《心有千千結》等,我一本接著一本,和書中男女主角同悲同喜,顧影自憐,不能自已。讀瓊瑤易令人憂傷讀瓊瑤和讀金庸,是兩種不同的體驗。金庸的書,會陶冶你的俠士氣概。瓊瑤的書,卻特別容易令人憂傷。是自作多情也好,是強說愁也好,反正你就是快樂不起來。那種憂傷的情緒,我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直到後來上了大學才慢慢好轉。瓊瑤和金庸,也讓我愛上中國舊詩詞,因為他們的作品經常提及李煜、李清照、柳永、蘇軾、辛棄疾等,於是我順著這些線索,逐個找他們的作品來讀,甚至背了不少。我今天和大家分享這段經歷,並不是叫大家一定要讀他們。事實上,有不少人是不太願意公開承認自己是讀金庸和瓊瑤長大的。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感激他們,為我的少年時代帶來那麼多的快樂和哀愁。如果有某些作家,在你成長的某個階段,令你整個人投入其中並與之同悲共喜,實在是件幸福的事。這些作家是誰,他們的作品夠不夠偉大,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能否將你帶進一個新天地,讓你看到一些「欲辨已忘言」的風景。一旦見過,你就會停不下來,就會自己主動向前尋找你的閱讀桃花源。少年時代的閱讀 影響大於想像現在人到中年,回過頭看,我發覺少年時代這些雜亂無章的、興之所至的、狼吞虎嚥的閱讀,對我後來的思考、寫作甚至做人,較我接受的正規學校教育,影響可能還要大。我知道現在不少人的閱讀方式,是頗為精打細算的,例如一定要知道某本書對自己的學業和工作有什麼用處,才願意將書打開。但我的經驗告訴我,最快樂最忘我的閱讀,往往不是這樣。這些年少時光離我很遠了。許多早年讀的書,現在都已記憶模糊。有時候我會問自己,到底那些年讀的書,對今天的我,還留下多少痕跡。然後我發覺,影響遠遠大於我自己的想像。為什麼這樣說呢?讓我舉個例子。我自小喜歡賞月。不管何時何地,只要見到天上有月,我都會忍不住放慢腳步,甚至停下來,兩相對望一會,然後心裏自然泛起某種哀愁,又或腦裏自然念記起某人。我最初也奇怪,後來便明白,那和我自小的閱讀相關。試想想,細味過蘇軾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又或「起舞徘徊風露下,今夕不知何夕」百千回後,你看到的月,和那些從來沒讀過的人,怎麼可能還再一樣?!月是一樣的月,看月的人,卻有別樣情懷;而情懷,是你的閱讀歲月沉澱而成的月色。也許這就是文化。你讀過的書,不知不覺走進你的生命,鋪成你的底蘊,並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滋潤你的生活,豐富你的情感,並默默引領你前行。閱讀的美好,就在這裏。原文載於2016年5月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周保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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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是一場修行

嚴格來說,這不是一本專著,而是政治哲學論文集,主要收錄了我對當代自由主義的一些研究,尤其是羅爾斯(John Rawls)的政治思想。裏面的篇章處理的問題雖然各有不同,但卻有一共同關懷,就是思考什麼是自由主義以及它為何值得我們追求。我近年慢慢發展出來的自由主義左翼的觀點,不少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包括自由左翼對分配正義的看法,對資本主義與自由之間關係的剖析,對文化保守主義的回應,以及對道德與幸福能否及應否契合的問題的討論。這些問題看似抽象,但都是現代自由社會需要處理的大問題。理解正義理論的關鍵我將此書取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不僅在於我認為這是理解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的關鍵所在,也在於我認為自由和平等是自由主義最為重視的政治價值:自由個體以平等尊重的方式彼此相待,共同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基本權利、憲政民主、機會平等、文化多元、完善的社會福利保障和公平的財富分配等等,都是自由主義追求的目標。如果我們將這些目標放在今天的社會,當可清楚見到自由主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香港為例,不少人一直以為香港是最接近自由主義理想的城市,因為政府一直奉行「小政府、大市場」和「低稅率、低福利」的政策,是全球最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從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香港其實極不公正。首先,香港沒有民主,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特權階級手上,公民根本沒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可言;其次,我們當下享有的不少基本自由正受到嚴峻考驗,包括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第三,香港的貧富懸殊嚴重,逾百萬人活在貧窮線之下,不少低下階層連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問題,遑論合理的財富分配以及公平的平等機會。由此可見,在所謂安定繁榮的背後,香港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壓迫宰制,離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目標甚為遙遠。繁榮背後存在各種壓迫宰制我們的世界,有變得正義一點的可能嗎?我們對正義的嚮往和追求,會否令我們承受更大的苦楚和絕望?在一個不公義的社會,我們努力要求自己做一個正直的人,是否過於天真過於傻?這是極為困難的切身之問。政治哲學或許有能力告訴我們一個合理公平的世界應該是怎樣,甚至也有能力告訴我們應該如何才能慢慢趨近那個世界,但它能否告訴「我」,作為世界的一員,到底該有多大義務去令這個世界變得好一點?如果這個義務有可能令我受苦,甚至要我付出很大代價,而我身邊的人卻無動於衷,我是否仍有理由繼續去做我該做的事?我是否仍有自信說,沒關係,只要我所做的事是對的,無論效果多麼微小,我仍然願意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這些困惑歸結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道德,對我們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麼?它是外在於我們欲望體系的一種社會約束,抑或在最深的意義上構成我們的自我?這不僅是柏拉圖或羅爾斯這樣的哲學家會問的問題,也是生在當下且在乎這個世界變成怎樣以及在乎自己活得如何的我們,每天均須面對的實存之問。對此,我沒有一個既定的答案。我將問題提出來,放在這裏,供大家一起思考。也許,只有直面這些問題,並在種種人生試煉中認識自己,我們才有機會明白,人應怎樣活着以及人的尊嚴寄於何處。就此而言,哲學是一場個人的修行,且終其一生不止。只有在實實在在的公共參與和政治實踐中,抽象的理念、複雜的論證和理想的價值,才有可能走進我們的生命,幫助我們活得真實,活得完整。蘇格拉底的一生,是這樣的典範。「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去年雨傘運動期間,在金鐘佔領區的天橋上,掛着魯迅先生這幾句話。曾在好幾個寒冷的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坐在天橋下,靠着微黃的路燈,一起默讀,以聲援不遠處正在絕食的學生。我當時想,同學其實是在用自己的身體,為我們這個城市開路。開路很艱難,一起走的人也不多,但只要堅持下去,路總會愈走愈寬,愈走愈遠。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本文摘自《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繁體新版序)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哲學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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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抗命者言(下) — 政治的道德

?當囚車緩緩從金鐘夏愨道開出時,已近下午六時。我隔着窗往外望,天色灰暗,華燈初上,香港依舊。我們坐的,是普通的旅遊巴,而不是俗稱的「豬籠車」。我是第一個上車,坐在最後,附近有韓連山、李柱銘、何俊仁、單仲偕、李永達、葉建源、楊森,前面有梁家傑、余若薇、毛孟靜、何秀蘭、劉慧卿、黎智英等一眾民主派政治人。我和他們幾乎全不相識,照道理也沒太多交集可能,沒料到會在如此景况下同囚一車。我們沒有被扣上手銬,也可使用手機向家人和朋友報平安。開車前,警察告訴我們,目的地是葵涌警署。我後來知道,當天209名抗命者分別被送往葵涌、北角、長沙灣、觀塘及屯門警署。葵涌是第一批,分坐三車,共約60人。在車上,何俊仁向我們簡單說明了一下在警局要留意什麼。他有經驗,因為他在7月2日及9月28日已先後被捕兩次。李柱銘顯然是首次,因為這位香港首席資深大律師的被捕常識,和我似乎差不多。車到警署,我們被安置在一個有蓋停車場臨時改建的拘留中心。停車場相當大,但非密封,可遠遠見到出口處傳來的光。最教我寬慰的,是再次見到首批被捕的同學。雖然只是分開個多小時,竟有重逢的喜悅。過不了多久,第三批被捕者也已來到,包括長毛及其他民間團體的朋友。警察用鐵馬將我們三批人分開,然後開始一連串的拘留程序,包括登記個人資料、打手印、拍照和錄口供等。自由人和犯人之別?在整個過程中,警察異常客氣殷勤,令我有時以為自己不是犯人,而是上賓。但在一些細節中,我還是很清楚地知道這只是錯覺。以上廁所為例。我們要先舉手,待批准後,再由兩名警察「陪同」。但我們去的,並非警察廁所,而是拘留房裏面的。拘留房在二樓,有粗厚的鐵門分隔外面;進去,左右兩排,中間是狹小晦暗的通道;每間房有四張水泥牀,上面什麼也沒有;蹲廁在門口處,極簡陋,沒廁紙也沒水龍頭;我們如廁時,警察就在門外隔着鐵欄守着;出來後,再帶我們去另一處洗手。到了清晨三時多,我成功「踢保」準備離開時,我對身邊警察說,我想再去一次廁所。他好心對我說,出去用外面那個吧,就是接待處那個供普通人用的。我一入去,回到正常,遂馬上明白,這就是自由人和犯人之別。說起來,這是很平常也很不平常的一夜。所謂平常,是因為這夜之前或這夜之後,一定會有無數犯人經歷同樣的事情,而且因為種種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原因,我們確實沒有受到什麼不合理對待;所謂不平常,是說香港有三位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兩位前特首參選人,十多位立法會議員和政黨領袖,領導這次雨傘運動的學聯和學民思潮的同學,還有一位在這場運動中走在最前線且影響力如日中天的歌者,在同一夜被捕並囚於一室,確是香港未曾有過的事。??年輕人不認命 挑戰犬儒?這些人為什麼要走到這一步?他們所做的,外面的人能夠理解嗎?那夜我坐在他們中間,平凡如我,看着身邊那些自我少年時代起便已領導香港民主運動的前輩,以及許多在政治領域默默耕耘的年輕朋友,既有一種歷史就在當下的切身感,也有一份香港未來我也有責的沉重。不少香港人喜歡稱所有從政的人為政客。這種稱呼,往往預設了這樣一種態度:凡從政者,必為私利;而政治本身,必是權力鬥爭的毫無道德可言的污穢之地。既如此,我們必須遠離政治。不僅要遠離,且必須對那些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人抱持戒心,因為世間並無公心(public spirit)這回事。政治一如市場,每個參與者的行事,都是為了極大化個人利益,不同只在於市場爭的是錢,政治爭的是權。但就本性而言,人骨子裏就是自利者。「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遂成醒世名言。滑落到這一步,那些不加辨識地否定政治道德的人,其實不是對我們生活的世界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而是將自身理解為徹底的自利主義者,同時以極度犬儒的方式去評斷他人。香港的成年人,包括不少「社會賢達」,常常就是用這種「價值觀」去「言傳身教」下一代。但這樣的「價值觀」到底有多大的解釋力和說服力?讓我們嘗試用心聆聽一下,在這次雨傘運動中,年輕一代到底在爭取什麼。年輕人說,他們要香港有真普選,使得每個公民享有平等權利去決定誰可以做特首;他們不要官商勾結,不要跨代貧窮,不要為一個小小蝸居耗盡他們的青春年華;他們還希望政府廉潔和公平,並好好捍衛我們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他們不是價值虛無,更非自私自利,而是站在道德的觀點,要求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公正,讓人活得更像人。他們如此相信,故如此行動,同時如此要求那些擁有權力的人必須以政治道德為念。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他們的義憤,明白他們的感受,體會他們對這個城市的愛。雨傘一代,不僅在這次民主運動中充分了解到自己是有自主意識的道德人,同時也在用他們的信念和行動,努力再啟蒙那些世故的成年人,希望他們看到另一個香港和另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我們甚至可以說,正因為香港的年輕人堅信政治必須講道德,所以才有雨傘運動。它所代表的,的確是一種不認命的精神﹕不願意相信奴役就是必然,權力就是公理,剝削就是公平。他們不僅希望用撐起的雨傘去挑戰不公的制度,更要去挑戰長期支配港人的自利犬儒心態。??標籤「政客」 喪失愛與正義?既然我們活在政治之中,同時對政治有所期許,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輕省地將所有積極參與政治的人標籤為政客或政棍,然後以一種事不關己卻又恍似洞悉世情的犬儒姿態去嘲笑他們。理由有三。第一,這種說法極不公道。遠的不說,即以當晚坐在我身邊的李柱銘先生和長毛為例,他們實在是為香港民主運動付出了一生心血。長毛固然不知進出警署和監獄多少回,更在這次運動中慨然向群眾下跪,而李柱銘先生獲尊為「香港民主之父」,在七十六歲高齡仍然願意為了香港的未來從容被捕,如果我們不懂得感激他們,還要嘲笑他們為政客,又怎說得過去?!第二,政治的好壞,直接影響我們每一個人及我們的下一代。如果我們一早認定所有從政者皆用心不善,然後站在外面冷嘲熱諷看熱鬧,那麼我們也就等於承認政治沒有是非對錯可言,並以自證預言的方式導致政治的崩壞,而不是一起努力去共謀改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以自利的虛無的心態看世界,最終崩壞的,是自己的靈魂,因為在我們的眼裏,再看不到善和正義,在我們的心裏,再感受不到愛。我們生活的世界,本身並非沒有愛和正義,或至少不是沒有愛和正義的可能,只是我們自己放棄了這樣的信念,遂令我們的生命失去愛和正義。?政治最高目的:實現正義?儘管如此,但這並不表示我要否定政治裏面有着形形色色的權爭。事實上,權爭內在於政治,因為政治必然牽涉到權力和資源的分配。一如我們追求民主,就要接受政黨政治;接受政黨政治,就要接受不同政黨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同時接受他們必須要通過選舉贏得權力,因而難免有各種各樣的策略考慮,甚至要作出極為艱難的政治取捨。即使如此,我要強調的是,權爭本身不應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也不應是政治人行動的最高原則。政治的最高目的,是實現正義;政治人不墮落為政客而上升為政治家的最重要標準,是踐行正義。韋伯(Max Weber)或會不同意我的觀點。他認為,以政治為志業的政治家,必須具備三種素質: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但追求正義不在其中,因為「何謂正義」並沒客觀標準,而且很易陷入他所說的「心志倫理」而忽略「責任倫理」。簡單點說,就是會為了堅持道德理想而罔顧政治現實。我無法在此詳細回應韋伯,但正如韋伯自己所言,政治實踐的最高境界,不是這兩種倫理觀互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這次雨傘運動最為激動人心之處,也許正是讓我們看到新一代年輕人,如何既有對心志的堅持,也有對責任的承擔,並在變動不居和強弱懸殊的政治現實中去努力協調這兩種政治倫理。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成熟。?漫漫長夜的政治哲學討論?讀者或會好奇,漫漫長夜,除了應付警方各種指定要求,我們這群人在裏面到底還做了什麼。由於不准使用電話上網,我們遂只有兩件事可做﹕閉目養神或聊天。我因為不累,所以大部分時間是和何俊仁及楊森先生聊天。聊什麼呢?政治哲學。這是我意料不到的。兩位前輩很友善也很健談,我們從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理論,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法律哲學,談到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到奴役之路》和波柏(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甚至還扯到馬庫塞(Herbert Marcuse)的《單向度的人》,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及當代中國知識界種種。在警察環伺和隨時被叫出去辦理手續的環境中,雖然討論時斷時續,但這樣的哲學交流還是極為愉快,以至後來離開警署時,我和楊森先生不禁以擁抱來道別。我後來知道,當天在警署討論政治哲學的,並不止我們,還有我的一名學生。他叫Max,從十月起便在金鐘紮營佔領。他本來計劃和我們一起靜坐被捕的,誰不知中午出去吃飯後再也進不來,因為警察已將佔領區所有入口封鎖。在幾經掙扎下,他決定自行前往灣仔警察總部自首,並在交代「罪行」過程中,將他的公民抗命理念完完整整向警察交代了一次。據他事後回憶,警察聽得津津有味。他從灣仔警署出來後,便過來葵涌警署等我出來。作出同樣選擇的,還有我初識的劉志雄牧師。他在7月2日預演佔中時已被捕過一次,這次也是因為中午出去吃飯後回不來,但最後仍然決定自首以明志。據他自述,「十一點幾,沒有傳媒鎂光燈,孤身的我,走入葵涌警署自首。結果,我的號碼是59,而58就是長毛」。我到現在仍然不太能理解,像劉牧師和Max這些人,做決定那一刻,到底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氣,而勇氣背後又承載了多少對這個城市的愛。但我知道,我應該用心去理解,否則有負他們。??無畏風險集體「踢保」大約去到十二時,警方告訴我們可以自簽保釋,不用交保釋金,但要一月份回來警署報到。學生和社運團體的朋友,開始陸續離開。何芝君、何韻詩、何俊仁和我等商量過後,建議餘下的人選擇集體「踢保」,迫使警方要麼無條件釋放(但仍然保留日後起訴權),要麼正式起訴。我們認為,「踢保」雖然有風險,例如隨時要多坐十幾個小時,但這也是一種政治抗議。我們也同意,既然一起進來,也要一起出去,表達一種團結精神。在接着下來幾小時,我們一個一個被警員單獨叫去,詢問是否願意自簽離開,然後我們一個一個回答,不願意。在此過程中,我親眼目睹何韻詩非常勇敢和擔當的一面。她後來在面書上有細緻描述,容我在此詳引:順序上我是學生後的第一個,呼喝我過去的警員大概看我是個無知歌星仔,不必對我客氣多禮,沒想到他們叫我選續保的日子時,我竟提出不接受保釋,該名威武警員當下呆了一下,回過神來,再擺官威地說了一句﹕「好,那放她到最後處理。」 結果,所有人一致不接受保釋。警方大概也知道再拘留這群人對他們也沒什麼好處,隔沒多久,我又被呼喝過去,同一位招待我的警員遞出一張無條件釋放的紙,警方屈服了。我提出等眾人一起離開,他們拒絕,要我立刻簽,我要求徵詢律師意見,警員再次面露不悅。見律師後,他們把我單獨調配到跟眾人隔離的另一區,大概是要「懲罰」我,但真對不起,找錯對象了,嚇唬誰?眾人陸續離開,結果我是葵涌警署61名被捕者內,最後一個被釋放。去到清晨三時半,警察告訴我,可以帶齊隨身物品離開。我站起來,離開待了一夜的拘留中心,並在接待處候齊其他朋友,然後一起步出警署。我第一眼見到的,是在寒風中候我整整一夜的十多名學生和朋友,裏面有杜婷、小珊、黎恩灝、張秀賢、Benny、Joel、John、Max和Steve等,還有早我幾小時出來的Napo和Eason。師生情誼,山高水長。謝謝你們。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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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抗命者言(中)——我的自辯

網上圖片2014年12月11日下午四時許,金鐘清場時刻終於來臨。先是擠在我們前面的記者起了一陣騷動,然後中間空出一道缺口,警察遂從缺口湧入。我們一排排坐下來,手緊拖着手,身體向後傾,抬頭仰視天空,時不時高喊「公民抗命,無畏無懼」,「我要真普選」,「人大不代表我」等口號。數不清的攝影機和錄影機,數不清的人頭。很嘈吵,也很寂靜。我們好像在世界中心,卻又好像在世界之外。 良民淪罪犯 誰有權定論?我很平靜,思緒卻不受控。我想起了蓮生,鍾玲玲的小說《愛蓮說》中的女主角,1971年因為參加維園保釣運動被捕。我的大學時代,曾反覆讀過此書且深迷其中。我在想,從1971到2014,從維園到金鐘,從保釣到普選,到底存在什麼我不知道的秘密。我又想起上星期最後一課時,我曾和同學一字一句細念《正義論》那段論愛與正義的話﹕「傷得最少的愛,不是最好的愛。當我們愛,就須承受傷害和失去之險。」(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我的思緒,甚至回到9月22日,整場運動開始的第一天,我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和來自不同院校的同學談「民主實踐與人的尊嚴」。那天陽光燦爛,同學清一色素白,金色光線灑在一張張年輕人的臉上,眼中滿是希冀和純潔。還記得當時我和同學說,我們活在世界之中,我們改變,世界就跟着改變。我的思緒很快被打斷。第一名被捕的,是中大學生會的石姵妍同學;第二名,是學聯的鍾耀華同學;第三及第四名,是學民思潮的周可愛和吳文謙同學,第五名是學聯的黎彩燕同學。被捕過程是這樣﹕先由負責警司走到抗命者跟前,宣讀拘捕令,然後問抗命者是否願意自行站起來。如果答否或保持沉默,幾名警察就會過來,捉緊抗命者的手腳,再將整個人抬起來往外搬。女的由女警抬,男的由男警搬,然後押往停在數十米外的旅遊巴。我坐在第二排,近距離看着前面的人一個一個被拘捕帶走,第一次如此真實感受到,良民和罪犯,也就是瞬間之事。一秒前,你還是自由身;一秒後,你便成階下囚。諷刺的是,到底誰有權擁有這些權力,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從哪裏來,卻正是當下我們這些坐着等被捕的人所奮力抗爭的。很快到我這一排,我轉身和背後的韓連山、李柱銘、黎智英等先生握手,謝謝他們一直以來的努力。我抬頭,見到「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的橫額仍在隊伍中間。去到何韻詩,人群起了一陣哄動,但與他人無異,她很快也被帶走;接着是何芝君老師。再接着,就到我旁邊的年輕學聯義工Mena。我鬆開她的手,輕輕說了句,別怕,待會見。輪到我時,我向警司表明,我會自己站起來走出去,兩名警察遂將我押出人群。離開前,我喊了句「公民抗命,堂堂正正」。那一刻,是下午五時,在209人中,我排第23。 真正敵人非黃絲藍絲我和其他208名被捕的公民,和早前伴隨佔中三子向警方自首的六十多人,再聯同7月2日凌晨在中環被捕的511人,都清楚表明是在實踐公民抗命,目的是要中央兌現承諾,容許香港在2017年實現真普選。故我稱這些人為抗命者。這場雨傘運動,從9月28日警察發射催淚彈並觸發逾十萬示威者佔領金鐘開始,到12月15日銅鑼灣清場為止,歷時79天,無數市民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一整代年輕人政治覺醒,是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公民抗命運動。「一切都回不去了」,是許多抗命者的共同體會。但我同時知道,並非所有市民都認同這次運動,部分甚至極為反感,認為佔領者知法犯法,破壞法治,影響市民生計,幹着一件明知徒勞且嚴重傷害香港利益的事。公民抗命作為一種公開的政治抗爭,必然會對其他公民及政治社群帶來影響,我們這些行動者,遂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去解釋一己行動的正當性。故我想在這裏,為我的信念做點辯護。更重要的是,香港是我們每個人的家。如果自由民主法治公正是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那麼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真正的敵人,不是黃絲帶或藍絲帶,而是剝奪我們政治權利的體制和在現有體制下享受各種特權的人。要改變這種景况,我們不可能無止境地逆來順受,然後寄望特權者有一天突然良心發現。我們知道,這不可能。我們的權利,只能由我們一點一滴地去爭;要爭,我們就必須團結;只有團結,我們才有力量。這是我們必須認清的現實。故此運動過後,我們實在不應再糾纏於藍黃之爭,而應盡可能尋求理解,共同面對前面更為艱難的挑戰。 守法社會 為不義政府違法公民抗命的核心理念,是指公民有意地公開地不服從法律。為什麼要不服從?因為要做最嚴正的政治抗議。為什麼要抗議?因為政府做了極不正義的事。為什麼非要用這種方式不可?因為之前已試過其他法律容許的方式(例如遊行靜坐或簽名運動),政府卻不為所動。如何確保這種方式能令政府改變?沒法確保。因為公民抗命是一種弱者的抗爭,同時是在公然挑戰政府的統治權威,因此為了維持其統治,政府有很強的理由去依法拘捕抗命者,甚至給予嚴懲。更為弔詭的是,抗命者為了顯示對既有法律體制的忠誠,更會自願接受刑責,而非主動逃避又或作出武力反抗。既然如此,公民抗命的力量從哪裏來?從不抗命者那裏來。公民抗命的本質,是抗命者希望通過自我犧牲,激發大多數人(包括政府人員)的良知和義憤,從而形成更大規模的社會抗爭,最後促成社會及法律改革。如果沒有大多數公民的支持,僅憑極小部分抗命者的血肉之軀,不可能對政府產生壓力。就此而言,公民抗命不僅是政治抗爭,同時也是道德教育。這場運動,有人認為我們不僅要佔領街頭,還要佔領人心,爭取大多數市民的支持。這個說法,對公民抗命來說,顯得尤其重要,因為得不到人心,抗命者所付出的犧牲便可能得不償失。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們才能較易理解公民抗命理論為何特別強調「公開」(public)和「非暴力」(non-violent)這兩項原則。唯有公開,公民才有機會知道抗命者行動背後的理據以及了解抗議之法的不公正性,從而增強對抗命運動的信任和認同;唯有非暴力,才能避免政府轉移焦點,甚至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由強力鎮壓運動。正因以上特點,所以我們很難要求它畢其功於一役,僅憑一次行動便能達到目標,因為它不是武裝暴動或顏色革命,而是相當漫長的和平抗爭。故意違法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如果我們可以通過不違法來進行更有效的抗爭,我們便沒有理由違法,甚至有義務去守法。由此可見,公民抗命是處於合法抗議和全面革命之間的抗爭方式﹕它雖然違法,但它無意否定整個法律制度的權威。或者更準確點說,它的終極目的,是用違法的手段去促使整個制度變得更加公正。這裏面有個基本假設﹕我們當前的制度,雖然某些法律和政策極不公正,但整體而言仍然具有政治正當性,因而值得我們對其忠誠。但我們須留意,在一個不民主政體中,因為其整體政治正當性較弱,公民的忠誠度自然跟着降低,一旦當權者對抗命行動暴力鎮壓,激起民憤,公民很可能便認為再沒有守法義務,抗命行動遂很易演變成暴動甚至革命。以史鑑今,要避免這個局面,唯一之途,是積極回應人民訴求,推行民主改革,從根本處讓人民覺得沒有公民抗命的必要。 贏得不同階層支持 舉世關注如果從上述框架出發,我們可以見到,雨傘運動實在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公民抗命運動。雖然運動最後以清場告終,且暫時無法迫使政府作出任何讓步,但卻已取得很了不起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市民的廣泛支持。雖然政府及不少主流媒體一直將運動標籤定性為一場不得民心且受外國勢力操控的違法活動,但根據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從九月起所做的四次追蹤式調查顯示,「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分別為31.1%、37.8%、33.9%和33.9%」。這意味着,每三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支持「非常激進十分危險」的抗命理念。調查進一步告訴我們,「共有兩成(約130萬人)在不同時間曾到佔領現場參與支持。雖然佔領運動由學生主導,支持者卻遍及不同人口群組及社會階層」。數字說明一切!一個長期崇尚守法且被視為政治現實保守的社會,竟有如此多公民,冒着被催淚被打被捕的風險,承受着和家人和學校和教會分裂的壓力,為着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自發地參與一場為時三個月的公民抗命行動,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更有無數個體在其中經歷深刻的政治啟蒙,成為獨立理性負責任的積極公民,並贏得舉世的關注尊重,我們有任何理由說,這是一場失敗的運動嗎?我們身為香港人,能不引以為傲嗎?中共罔顧民情,一意孤行,香港權貴指鹿為馬,見利忘義,他們雖然暫時擁有權力,卻從此不會得到港人的信任和尊重。2014,絕對是香港的分水嶺。 佔領行動十惡不赦?  政府代補償 共同承擔商戶損失最後,讓我回應幾點常見批評。第一,佔領者長期佔有道路,影響交通,並令到附近商舖蒙受損失,無論動機多高尚,都是犧牲了無辜者的利益。這個問題不難處理,只要由政府去補償市民的經濟損失即可,例如寬減受影響商戶的稅項。道理很簡單。這次運動的目的,是為所有市民爭取最基本的政治權利,這些權利對我們每個人皆極為重要。由於佔領行動不得已導致某些人利益受損,那理應由所有人共同承擔。政府代表人民,政府稅收來自全體納稅人,由政府代為補償這些損失,既簡單,也是應有之義。第二,佔領就是違法,違法就是違反法治,而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故佔領行動十惡不赦。對於這個批評,我們可以追問一句,我們真的在所有情况下,都有無條件守法的義務嗎?馬丁.路德.金在著名的《伯明翰監獄來鴻》中告訴我們,法律有正義之法和不義之法之別,並引用聖.奧古斯丁的觀點﹕「不義之法根本不是法。」我們有守法的義務,因為法律能夠有效保障我們的生命、安全和權利,並使得我們能夠合理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有某些法律嚴重侵犯我們的基本權利,我們就沒有必然守法的道德義務。相反,盡己所能去矯正不義之法,才應是我們的責任。 犯罪者難恃「抗命」違法第三,公民抗命就像潘朵拉的盒子,只要打開,就會後患無窮,因為任何人都可用公民抗命為藉口做違法之事。這是過慮。任何基於道德良知和公共利益的抗命行動,抗命者都有責任公開提出道德理由來為自己辯護。更重要的是,抗命者並沒打算逃避自己的法律責任,而法官亦應有能力分辨什麼是具道德正當性的公民抗命。不加區分地將公民抗命等同一般犯罪行為,是混淆視聽。我也認同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即使在一個接近正義的民主社會,公民抗命仍應被視為穩定憲政體制的工具,法官在處理相關案件時亦應審慎考慮背後的理由。第四,有人認為這次佔領行動是間接式的公民抗命,而非直接違反所要抗議之法,因此很難得到市民支持。這並非事實。從前述民調可見,由始至終都有逾三成市民支持佔領行動,而他們當然知道,佔領本身和爭取真普選,沒有直接因果關係。有人或會問,為什麼不選擇直接公民抗命?原因很簡單,做不到。我們無法違反一條直接和人大8.31決議案相關的法律。事實上,首次提出「公民抗命」的美國作家梭羅,當年便是基於反對美國對墨西哥戰爭及奴隸制而拒交人頭稅,最後因此而入獄一天。這是典型的間接公民抗命。篇幅所限,我的自辯只能在此結束。我在這裏唯一沒交代的,是民主為什麼如此重要,以及人大決議為何如此不義。但我早前在這裏發表的《個人自主與民主實踐》一文,已就此有詳細討論,讀者可自行參考。 告別夏愨村,不傘不散最後,讓我回到現場。那天被捕後,由於第一輛旅遊巴已坐滿人,我必須在警察監看下,一個人,站在夏愨道,等候另一輛車。我不許向後望,只能直望中環。直到那一刻,我才清楚意識到,我要永遠告別夏愨村了——這個香港人用心搭建了三個月的城市桃花源。我甚至有點覺得,我選擇坐下來,原來有另一重意義,就是站在村口,守護到最後。其後,我再沒有回去過。我幾乎忘了。12月20日晚上,我從中環碼頭坐的士過海,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下,我驀然發覺,竟又置身金鐘。從車窗外望,連儂牆上又有了許多新的許願,一張一張,不傘不散。文__周保松編輯/ 王芷倫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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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抗命者言(上)

(圖中為朝雲鏡頭下的周保松)我是2014年12月11日下午五時零一分,在金鐘夏愨道被香港警察正式拘捕,罪名是「非法集結」和「阻差辦公」,於我則是選擇公民抗命,並承受刑責。在我的人生規劃中,從來沒想過會行到這一步。而這一步跨出後,對我日後人生有多大影響,此刻也無從預計。但趁記憶和感受仍在,我希望將經歷和反思如實記下來,為歷史留點紀錄。我決定響應學聯號召,在警方清場時和平靜坐直至被捕,是12月10日晚上八時多的事。當時我一個人,在干諾道中人來人往的天橋石壆上,看着泛紅的天空,靜靜躺了大半小時,覺得已想清楚,心裏踏實,竟然沉睡了一會。醒來,見到有個女孩子蹲在馬路上,一筆一筆畫着一個叫「天下太平」的大圖案,裏面有一把一把的黃雨傘。我一時有感,也在地上拾起兩枝粉筆,走到無人之處,寫下「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兩行字。站在高處,看着下面燈火依然通明的自修室,以及四處留影不捨的人群,我知道,這是最後一夜。回到家,已是深夜,我告訴妻子我的決定。經過好幾回討論,我最後總是說,我沒法不這樣做。妻知我心意已決,不得已地說,但願你明早起不了牀,而到你醒來時,一切已經過去。早上八時半,我起來,三歲女兒正要出門上學。我抱着她,說爸爸今晚不能回來吃飯,很對不起。我特別叮囑妻子,不要告訴女兒爸爸的事,免得留下童年陰影。最近這個月,她在電視上見到警察,就會大叫「警察拉人」,聲音中帶着恐懼。回到金鐘,已近十時。步出地鐵站,陽光普照,世界卻已不再一樣。夏愨村一片狼藉,連儂牆上萬千的心願已經不見,只剩下「We are Dreamers」三個字,孤零零掛在牆上。原來寫着「就算失望,不能絕望」的外牆,現在只餘「初衷是愛」四個大字。字是白色的,紙是黑色的,牆是灰色的。9月28日,我就在這道牆數步之外,撐着傘,與無數市民一起,親嘗第一枚催淚彈的滋味。當時,我不曾意識到,那是香港歷史轉捩的一刻。我更不可能料到,七十五天後,我會穿上政政系系衣,和無數市民一起,擠着地鐵回到金鐘——他們去上班,我去等被捕。我在牆前默站良久,在陽光中,見到Johnson(楊政賢)和Eason(鍾耀華)從遠處聯袂走來。兩人都是政政系學生,中大學生會前會長。Johnson是民間人權陣線前召集人,Eason是學聯常務秘書,與政府談判的五名學生代表之一。在接着下來的清場當中,Eason是第一批被捕,Johnson是最後一批。我們沒有多說什麼,只在一張「We will be Back」的條幅前留下一張合照,便一起向着夏愨道和添美道方向走去。在那裏,一眾抗命者早已坐在地上,等待最後時刻。? 港府從「權威」墮落到「權力」去到現場,我才發覺人數很少,坐着的也就二百來人,遠較圍在外面的記者和旁觀者少。我更料不到的,是泛民派很多立法會議員也來了,李柱銘、黎智英、余若薇、楊森等也在。這和我昨夜的想像很不一樣。我本來以為,會有許多年輕人留下來的。但我對此並不失望,甚至隱隱覺得慶幸。年輕人的付出已經夠多,實在不必再有更多磨難。但真要深究原因,我估計,經過這兩個多月,年輕一代對於公民抗命的理解,已經有了根本轉變。如果將盧梭在《社會契約》中的話倒過來說,就是香港政府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從「權威」(authority)墮落到「權力」(power)的過程。沒有正當性的權力,最多只會使人恐懼屈從,但卻無法產生政治義務。而當公民不再覺得有服從的義務,公民抗命中最核心的「忠於法律」的道德約束力便會大大減弱。就此而言,港府管治的正當性危機,經過這次運動,已經發生根本轉變。之前的危機,源於權力沒有得到人民的投票授權,但人們仍然願意有條件地接受,因為權力機構在相當程度上仍然能夠自我約束並符合一些基本要求,例如謹守程序公正和專業倫理。現在的危機,是當局以不受約束的姿態恣意濫用公權力,遂導致權力正當性的進一步喪失,結果必然是更為廣泛的政治不服從。我最初坐在後面,但後來覺得既然是要陪伴學生,和他們在一起會好點,遂移到第二行最右邊。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名叫Mena的年輕女孩。我以為她是學生,問起才知道已在職,從十月起便已在學聯幫忙,是眾多義工中唯一選擇坐下的一人。我問她,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她說因為這樣做是對的。我再問,你父母知道嗎?她笑了笑,說早上用了一個小時說服媽媽。和我同排的,還有周博賢、何芝君、何韻詩、羅冠聰等,再遠一點有我以前的學生黃永志和中大同期同學蒙兆達和譚駿賢;而坐在我後面的,有韓連山、毛孟靜、李柱銘、李永達等。然後我發覺,今天坐下來的,不少都有政黨和NGO背景,像我這樣的「獨立人士」好像並不多。 為什麼我們「非如此不可」?因為警方清理障礙物進度緩慢,所以中間有好幾小時,我們是坐在原地等待,聽着警方一次又一次用廣播警告留守者必須盡快離開,並逐步封鎖佔領區。但現場氣氛並不緊張,大家好像在等待一件必然會發生且知道會怎樣發生的事,遂沒有過多的焦慮和恐懼。我雖然內心平靜,但在某些時刻,當我坐得累了,站起來看着密密麻麻的記者,看着不遠處嚴陣以待的警察,看着天橋上俯視下來的旁觀者,再低頭看看身邊一臉疲憊的學生時,總難免浮起幾分迷惘傷痛﹕為什麼我們在這裏?為什麼其他人不在這裏?為什麼我們的「非如此不可」,在別人眼中卻是如此毫無所謂?香港這個城市,真的值得我們為她這樣付出嗎?我必須老實承認,在警方開始拘捕行動時,我腦裏真的想過,只要我站起來,走出去,我就不再是「他們」,我就可以坐地鐵回到校園,重回我的安穩生活。眼前需要承受的一切,本來並不屬於我的世界,我也沒有對人做過任何承諾,為什麼非要坐下來不可?我問自己。這其實是我這兩個月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想了解,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那麼多年輕人站出來,走上抗爭之路,甚至願意為此付出極大的個人代價。那當然不是受人唆擺,或為得到什麼個人利益。根據鄭煒和袁瑋熙早前做的一個頗有代表性的佔領者調查,參與運動且堅持留守中佔最大比例的,是教育水平高且收入不錯的年輕白領和專業人士(超過55%)。按道理,他們已是既有遊戲規則的得益者,如果只為個人着想,他們實在沒有理由這麼做。他們站出來的主要原因,是「要求真普選」(87%),即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夠行使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 最深的政治覺醒:權利與尊嚴但民主對他們為何如此重要?不少人馬上會說,那是因為民主能為他們帶來其他好處,例如更好的經濟生活或向上流動的機會。就此而言,民主只有工具性價值。我認為這樣的解釋,沒有太大說服力。我相信抗爭者會更願意說,他們如此在乎,是因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給人平等尊重,才能讓人活得有尊嚴。但這並不是說,尊重和尊嚴是一些抽象的理想的中產的「後物質主義」追求。絕非如此。人們正是在具體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真實感受到制度加諸其身的不公正不自由,才慢慢體會平等尊嚴的政治可貴。我因此認為,這些價值之所以能成為人們行動的理由,必然是因為,這些價值早已以某種方式走進他們的生命,並成為他們理解自我不可分割的部分。唯其如此,他們才不願意別人用經濟利益換走他們的政治權利;也唯其如此,當他們視為應得的政治權利被粗暴剝奪時,他們才如此深切感受到尊嚴受損。也許這個才是這次雨傘運動中,青年人最深的政治覺醒。對於統治者和許多成年人來說,也許這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他們無法理解,人除了是經濟人,還是道德人;人除了要麵包,還要權利和尊嚴。新的一代,不再願意用舊的價值範式去理解自身和理解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當觀念改變,行動就跟着改變,新的主體就會形成。任何不能有效回應這種政治自我的表達和實踐的制度,都會受到極大挑戰。這個過程要經歷多少苦痛和承受多大代價,是我們所有人——尤其是當權者——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向自己內心的信念交代正是受這些問題困惑,在我當天的背包裏,除了衣服和水,我還帶了一本Christine Korsgaard的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規範性的起源》)。當時《倫敦書評》一名記者好奇,走來問我讀什麼書,我們遂在一片嘈吵中聊了一會道德和身分的問題。《獨立媒體》的記者也過來問我為何要坐下來,我想了好一會,說這是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我覺得,如果在某些重要時刻,如果你經過深思熟慮後仍然願意堅持某些價值,那必然是因為這些價值對你極為重要,甚至構成你人格的一部分。為了這些價值你可能要付出很大代價,但的確是在成全自我。這種成全,不是向別人交代,而是向自己交代,向自己內心的信念交代。我相信,在這場運動中,每一名認真的參與者,都經歷過這樣的覺醒和反思,並在最後做出自己認為對的道德選擇。所以,在廣角鏡下,我們很容易只見到波瀾壯闊,卻見不到一個一個真實個體如何在其中真實踏實地活出他們的信念。清場前夕,我多次站起來,細細凝視每一張臉。有三張臉,我印象特別深刻。區龍宇,退休教師,一生關心工人權益,兩袖清風,好讀書,為人爽朗正直。十九年前,我們在英國初遇,曾為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激辯兩天兩夜。這場運動一開始,他便全情投入,在面書和年輕人自由討論交鋒,在各佔領區踏實做事,完全不像一個「六十後」。當天他握着我的手,說,我老了,無所謂。你還年輕,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應好好考慮是否值得留下來。周豁然,中大人類學系學生,人如其名,豁達安然,喜歡耕田,關心環保,是中大農業發展組核心成員,更積極投身土地正義聯盟的各種行動。6月20日反東北發展集會後,她首次被捕。7月2日清晨,我在遮打道,親眼看着她再次被警察抬走。9月28日,她在示威現場最前線。她後來告訴我,她當時選擇了不戴眼罩不撐雨傘,直面警方的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當天她和朱凱迪、葉寶琳等坐在最後面。我走近她,細聲說,你已被捕兩次,這次就不要了吧。她笑了笑,什麼也沒說。朝雲,公民記者,人瘦削,臉蒼白,眼中常有憂鬱。佔中運動開始後,他辭去工作,全程委身,無役不與。將來人們回望,或許會見到,如果沒有朝雲的攝影和文字,我們對這場運動的認識,將會很不一樣。但朝雲不僅僅是紀錄者。預演佔中,他被捕;旺角清場,他被捕;金鐘清場,他留到最後,按下最後的快門,將相機交給朋友,被捕;銅鑼灣清場,再次被捕。當天,我們沒有機會交談。我們隔着人群,遙望對方,彼此相視而笑,然後道別。能夠和這些朋友一起,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氣。謝謝你們。(上篇。待續。)文__周保松編輯/ 王芷倫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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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個人自主與民主實踐

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那篇被人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論文〈兩種自由的概念〉中指出,自由和民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不應將兩者混淆。自由在這裏所指的,是一個人能否免於外在干預而行動的自由,民主則是指人們能否在政治上實行自治。伯林稱前者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後者則屬於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範疇。他繼而指出,一個開明專制君主,完全可以給予臣民相當大程度的個人自由,同時一個民主政體亦有可能剝奪公民的行動自由。換言之,自由與民主之間,在概念上沒有任何必然聯繫。伯林這個觀點,符合不少人對香港的判斷,就是香港是個「有自由,沒民主」的社會。倘若真的如此,那麼香港當下的雨傘運動,背後主要的道德理據是什麼?我想許多人會說,我們追求真正的普選,或學聯同學所稱的命運自決,但普選自決和自由之間,真的一點關係也沒有?我認為不是。我希望指出,自由和民主其實有極為密切關係。今天的年輕人站出來爭取民主,背後有着對個人自主的追求,而個人自主則是自由的基礎。 自由的概念談下去之前,讓我們對「自由」這個概念做些分析。什麼是自由呢?當一個人在某個特定處境,能夠免於束縛和強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時,他就是自由的。這些束縛和強制,往往通過制度和法律加諸我們身上。如果我們不服從,就會受到國家權力的干預。故此當我們談及思想言論自由時,即表示我們能夠免受政府限制而去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談及遊行集會自由時,即表示我們能夠免受警察干涉而去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第二點需要留意的是,自由是個複數而非單數的概念。當我們談自由時,總是在談免於某種特定限制而去做某事的特定自由,而不是在談自由本身(freedom as such)。所以,當我們形容香港是個自由城市時,我們其實在描述一張自由的清單,裏面包括人身自由、言論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新聞和資訊自由、擁有私人財產和選擇職業的自由、遊行集會結社自由等等。但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也會設下不少限制,例如在公共場所不許吸煙,不容許購買盜版唱片或隨便過馬路等。由此可見,自由不是說人們可以為所欲為,更不是說所有自由同樣重要。自由社會最重要的,是保障我們的基本自由。這一系列自由,構成一個自由體系,這個體系定義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權利和基本自由息息相關。當我們視某些自由為基本權利時,即意味着這些自由具有很重的道德分量,政府有責任去保障這些權利。 民主的理解現在讓我們轉去討論民主。我們一般對民主的理解,就是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定期選出國家元首和國會議員。廣義一點說,民主其實是個集體決策的過程,由平等的公民就重要的公共事務作出共同決定。和君主制及貴族制不同,民主制體現了一種平等公民集體自治的理念。那麼,民主和自由之間,到底有何關係?我們會直接見到兩重關係。第一,完善而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基本自由的支持。我們平時所談的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或憲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其實包括兩個部分﹕一方面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另一方面是憲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好的民主實踐,不應只着眼於投票,同時要看民主的價值能否得到充分實現。例如我們必須要有組黨結社的自由,否則便不可能有多黨競爭;我們也必須要有新聞及出版自由,否則選民便無從了解不同的政治觀點;我們更需要良好的法治制度,包括司法獨立,確保法律不會成為壓迫異見人士的工具。第二,民主選舉是保障公民權利很重要的制度。道理不難理解。正如伯林所說,如果專制者夠開明,的確可以給予人民較多自由,例如較大的言論空間。但這個權力,完全掌控在專制者手上。只要專制者變得不那麼開明,或者換了另一個統治者,這些自由就可能隨時被取消。但如果統治者是我們選出來的,他就必須向我們問責,不能為所欲為。我們手上的選票,實際上是最好的權力制衡工具。民主之於自由,絕非可有可無。沒有民主,自由將變得十分脆弱。我們只要看看香港近年的情况,尤其是新聞出版自由及法治方面的倒退,對此應該體會甚深。日後政府如果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公民自由恐怕會受到更多限制。 核心是選擇討論至此,相信大家不會有太多爭議。但伯林很可能會說,這不正正印證了他的觀點,即自由還自由,民主還民主,兩者雖然互補但在概念上卻涇渭分明嗎?不見得。民主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是選擇。我們今天坐在這裏,無非是要爭取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權利,從而打破政治權力被小圈子利益集團壟斷的困局。這種選擇並非可有可無,更不是喝咖啡或奶茶的小問題,而是政治選擇:我們共同決定誰有權利統治我們。這種選擇如此重要,因為握有權力的人,會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影響我們的生活。大家可以想想,坐在政府總部和立法會裏面的人,他們所做的每個決定,包括政改方案、社會福利、房屋及醫療政策、教育與環境保育的作為等等,都在不同層面影響我們的生活。既然影響如此巨大,我們作為社會一分子,作為自由的公民,自然有正當的理由問:「梁振英,如果你從來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憑什麼可以有權統治我們?」作為獨立平等的公民,這是自然不過的質問。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觸及自法國大革命以降整個現代政治的核心精神: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權。香港回歸十多年以來,從董建華、曾蔭權再到梁振英,政府管治的認受性危機愈來愈嚴峻,問題的癥結,不一定在於這幾位特首無能,而在於他們的統治沒有得到香港市民授權。當市民的不滿得不到回應,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抗議,使得政府施政寸步難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是建制派人物,但他也曾多次公開聲稱,2017年香港如果沒有真普選,不管誰做特首,香港都將難以管治。為什麼?因為他也清楚看到,時代變了,市民對民主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如果繼續維持現狀,危機只會加劇。但我們也經常聽到有人嘲諷說,殖民地時期又不見香港人如此熱中民主,回歸後卻有這麼多不滿,骨子裏還是殖民地心態作祟。這種說法沒有道理。第一,事實上早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香港人已開始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運動,中間不知經過多少困頓挫折;第二,退一步,即使當時不爭取,不代表今天的爭取便不合理,否則我們就不用談什麼社會改革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回歸以後,香港不再是殖民地,而是可以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特別行政區。所以,港人努力爭取普選,正正說明港人在告別殖民地心態,並視自己為這個地方的主人。那些嘲諷者,或許認為特區政府和殖民地根本沒有本質區別。但這種想法,不僅在政治上極度不正確,而且忽略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回歸以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已出現根本轉變。 主體意識轉變所謂主體意識,就是自覺自己是這個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員,有權利參與社群的公共事務,而不只是局外人或過客。就此而言,主體意識是一種自主意識。它包含兩個層面。第一,我們理解自身為自己的主人,而非他人的附庸或奴隸。我們渴望掌握自己的生命,同時願意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第二,既然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有份的,同時政府的決定影響我們每個人的福祉,我們因此希望有權參與屬於我們的政治。換言之,民主政治的背後,有着對個人自主的肯定和堅持。我認為,這是理解今天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關鍵。但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代,如此重視自主精神?這是好問題。要知道,在中國傳統社會,這種想法沒有任何位置。對當時的人來說,可以做什麼及應該做什麼,主要由家長、家族或傳統來決定,作為個體的「我」幾乎沒有發言權。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西學東漸,尤其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個體的「我」才開始出現並受到重視。去到今天,如果我們稍稍留意自己的生活,當發覺我們早已活在一個重視個人自主的時代:從相信什麼宗教,讀什麼專業,從事什麼工作,到和什麼人結婚以及過怎樣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我們如此在乎選擇自由,因為我們視自己為選擇的主體,希望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我們的選擇當然有可能出錯,也未必得到其他人認同,但我們不願意將選擇權交給別人,因為這是我的生命。尊重個體的自主性,不是抽象的哲學理念,而是現代自由社會的基石,並在最深的意義上界定和構成我們的自我。一旦明白這個道理,人們自然會問,既然我們在生活的每個環節皆如此重視自我作主,為什麼在政治上,我們卻沒有權利去選擇自己喜歡的特首?問題一旦被提出,我們馬上見到,我們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斷裂:在經濟、文化和社會諸領域,我們享有相當高度的自由,但在政治領域,我們的自由卻受到嚴重壓制。這種斷裂,日積月累,將會對人帶來極大傷害,因為我們無法在社會生活中體驗和實現作為自主個體的道德完整性。「道德完整性」的說法看似抽象,其實不難理解。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整體,一旦我們充分意識到自己是個自由人同時極為看重這個身分,我們必然渴望我們的道德自我能夠在不同領域得到全面實現。我們不僅希望在經濟領域可以有擇業和消費的自由,社會領域有言論和信仰的自由,同時也希望在政治領域有平等參與的自由。如果這種自由被強行剝奪,我們不僅是政治權利受損,同時也是道德自我受損,因為我們將無法在公共生活中活出自主的一面,而公共生活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實踐完整自我不可或缺的場域。也許正是在這樣的道德背景下,我們才能較好地理解,為什麼活在一個沒有政治參與的社會,人們會感受到強烈的屈辱和被排斥,並自覺一己尊嚴沒有受到基本尊重。有了這種理解,回過頭來看香港人的生存處境,我們即可清楚見到,我們其實長期活在這樣的割裂狀態。我們所理解的自由生活,根本沒有政治參與這一塊。我們有吃喝玩樂的自由,有投資炒樓的自由,但卻極為缺乏政治參與的自由。然後我們自小被反覆教導,香港本質上是個經濟城市,人本質上是個經濟動物,所以沒有民主,影響的只是那些玩政黨政治的人,但對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任何影響,更加不會損害我們的自由。故此,政治最好遠離,民主大可緩行。但從以上討論可見,民主和自由,絕對不是在概念上互不相關,因為民主的實踐,本身就是政治自由的實踐。換言之,伯林那個著名的命題是錯的。在民主政治中,每個公民都在行使選擇的權利,共同決定我們的政治命運。這體現了個人自主和集體自治的理念。這個理念,是我們的時代精神,也是個人自由和尊嚴政治的基礎所在。我相信,自主的主體意識一旦成熟,威權制精英論和形形色色的務實主義,終將無法阻擋年輕一代對自由民主的追求。雨傘運動發生以來,引起社會許多爭論,甚至有所謂的黃絲帶藍絲帶之爭。但無論我們對這次運動有什麼想法,都值得認真細想﹕如果香港是我們所有人的家,自由民主是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那麼如何努力將這些價值實踐於制度,落實於生活,就理應是我們共同的關懷。金鐘被清場後,生活重回「日常」,但這份關懷不會遠去,也不應遠去,而應該是我們所有香港公民共同承擔的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辜負我們的年青人—— 一整代年青人用淚水用鮮血用勇氣用青春用愛為香港付出的一切。文/周保松編輯/ 方曉盈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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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個人自主與民主實踐

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那篇被人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論文〈兩種自由的概念〉中指出,自由和民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不應將兩者混淆。自由在這裏所指的,是一個人能否免於外在干預而行動的自由,民主則是指人們能否在政治上實行自治。伯林稱前者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後者則屬於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範疇。他繼而指出,一個開明專制君主,完全可以給予臣民相當大程度的個人自由,同時一個民主政體亦有可能剝奪公民的行動自由。換言之,自由與民主之間,在概念上沒有任何必然聯繫。伯林這個觀點,符合不少人對香港的判斷,就是香港是個「有自由,沒民主」的社會。倘若真的如此,那麼香港當下的雨傘運動,背後主要的道德理據是什麼?我想許多人會說,我們追求真正的普選,或學聯同學所稱的命運自決,但普選自決和自由之間,真的一點關係也沒有?我認為不是。我希望指出,自由和民主其實有極為密切關係。今天的年輕人站出來爭取民主,背後有着對個人自主的追求,而個人自主則是自由的基礎。 自由的概念談下去之前,讓我們對「自由」這個概念做些分析。什麼是自由呢?當一個人在某個特定處境,能夠免於束縛和強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時,他就是自由的。這些束縛和強制,往往通過制度和法律加諸我們身上。如果我們不服從,就會受到國家權力的干預。故此當我們談及思想言論自由時,即表示我們能夠免受政府限制而去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談及遊行集會自由時,即表示我們能夠免受警察干涉而去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第二點需要留意的是,自由是個複數而非單數的概念。當我們談自由時,總是在談免於某種特定限制而去做某事的特定自由,而不是在談自由本身(freedom as such)。所以,當我們形容香港是個自由城市時,我們其實在描述一張自由的清單,裏面包括人身自由、言論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新聞和資訊自由、擁有私人財產和選擇職業的自由、遊行集會結社自由等等。但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也會設下不少限制,例如在公共場所不許吸煙,不容許購買盜版唱片或隨便過馬路等。由此可見,自由不是說人們可以為所欲為,更不是說所有自由同樣重要。自由社會最重要的,是保障我們的基本自由。這一系列自由,構成一個自由體系,這個體系定義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權利和基本自由息息相關。當我們視某些自由為基本權利時,即意味着這些自由具有很重的道德分量,政府有責任去保障這些權利。 民主的理解現在讓我們轉去討論民主。我們一般對民主的理解,就是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定期選出國家元首和國會議員。廣義一點說,民主其實是個集體決策的過程,由平等的公民就重要的公共事務作出共同決定。和君主制及貴族制不同,民主制體現了一種平等公民集體自治的理念。那麼,民主和自由之間,到底有何關係?我們會直接見到兩重關係。第一,完善而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基本自由的支持。我們平時所談的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或憲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其實包括兩個部分﹕一方面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另一方面是憲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好的民主實踐,不應只着眼於投票,同時要看民主的價值能否得到充分實現。例如我們必須要有組黨結社的自由,否則便不可能有多黨競爭;我們也必須要有新聞及出版自由,否則選民便無從了解不同的政治觀點;我們更需要良好的法治制度,包括司法獨立,確保法律不會成為壓迫異見人士的工具。第二,民主選舉是保障公民權利很重要的制度。道理不難理解。正如伯林所說,如果專制者夠開明,的確可以給予人民較多自由,例如較大的言論空間。但這個權力,完全掌控在專制者手上。只要專制者變得不那麼開明,或者換了另一個統治者,這些自由就可能隨時被取消。但如果統治者是我們選出來的,他就必須向我們問責,不能為所欲為。我們手上的選票,實際上是最好的權力制衡工具。民主之於自由,絕非可有可無。沒有民主,自由將變得十分脆弱。我們只要看看香港近年的情况,尤其是新聞出版自由及法治方面的倒退,對此應該體會甚深。日後政府如果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公民自由恐怕會受到更多限制。 核心是選擇討論至此,相信大家不會有太多爭議。但伯林很可能會說,這不正正印證了他的觀點,即自由還自由,民主還民主,兩者雖然互補但在概念上卻涇渭分明嗎?不見得。民主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是選擇。我們今天坐在這裏,無非是要爭取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權利,從而打破政治權力被小圈子利益集團壟斷的困局。這種選擇並非可有可無,更不是喝咖啡或奶茶的小問題,而是政治選擇:我們共同決定誰有權利統治我們。這種選擇如此重要,因為握有權力的人,會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影響我們的生活。大家可以想想,坐在政府總部和立法會裏面的人,他們所做的每個決定,包括政改方案、社會福利、房屋及醫療政策、教育與環境保育的作為等等,都在不同層面影響我們的生活。既然影響如此巨大,我們作為社會一分子,作為自由的公民,自然有正當的理由問:「梁振英,如果你從來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憑什麼可以有權統治我們?」作為獨立平等的公民,這是自然不過的質問。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觸及自法國大革命以降整個現代政治的核心精神: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權。香港回歸十多年以來,從董建華、曾蔭權再到梁振英,政府管治的認受性危機愈來愈嚴峻,問題的癥結,不一定在於這幾位特首無能,而在於他們的統治沒有得到香港市民授權。當市民的不滿得不到回應,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抗議,使得政府施政寸步難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是建制派人物,但他也曾多次公開聲稱,2017年香港如果沒有真普選,不管誰做特首,香港都將難以管治。為什麼?因為他也清楚看到,時代變了,市民對民主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如果繼續維持現狀,危機只會加劇。但我們也經常聽到有人嘲諷說,殖民地時期又不見香港人如此熱中民主,回歸後卻有這麼多不滿,骨子裏還是殖民地心態作祟。這種說法沒有道理。第一,事實上早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香港人已開始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運動,中間不知經過多少困頓挫折;第二,退一步,即使當時不爭取,不代表今天的爭取便不合理,否則我們就不用談什麼社會改革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回歸以後,香港不再是殖民地,而是可以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特別行政區。所以,港人努力爭取普選,正正說明港人在告別殖民地心態,並視自己為這個地方的主人。那些嘲諷者,或許認為特區政府和殖民地根本沒有本質區別。但這種想法,不僅在政治上極度不正確,而且忽略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回歸以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已出現根本轉變。 主體意識轉變所謂主體意識,就是自覺自己是這個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員,有權利參與社群的公共事務,而不只是局外人或過客。就此而言,主體意識是一種自主意識。它包含兩個層面。第一,我們理解自身為自己的主人,而非他人的附庸或奴隸。我們渴望掌握自己的生命,同時願意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第二,既然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有份的,同時政府的決定影響我們每個人的福祉,我們因此希望有權參與屬於我們的政治。換言之,民主政治的背後,有着對個人自主的肯定和堅持。我認為,這是理解今天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關鍵。但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代,如此重視自主精神?這是好問題。要知道,在中國傳統社會,這種想法沒有任何位置。對當時的人來說,可以做什麼及應該做什麼,主要由家長、家族或傳統來決定,作為個體的「我」幾乎沒有發言權。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西學東漸,尤其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個體的「我」才開始出現並受到重視。去到今天,如果我們稍稍留意自己的生活,當發覺我們早已活在一個重視個人自主的時代:從相信什麼宗教,讀什麼專業,從事什麼工作,到和什麼人結婚以及過怎樣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我們如此在乎選擇自由,因為我們視自己為選擇的主體,希望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我們的選擇當然有可能出錯,也未必得到其他人認同,但我們不願意將選擇權交給別人,因為這是我的生命。尊重個體的自主性,不是抽象的哲學理念,而是現代自由社會的基石,並在最深的意義上界定和構成我們的自我。一旦明白這個道理,人們自然會問,既然我們在生活的每個環節皆如此重視自我作主,為什麼在政治上,我們卻沒有權利去選擇自己喜歡的特首?問題一旦被提出,我們馬上見到,我們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斷裂:在經濟、文化和社會諸領域,我們享有相當高度的自由,但在政治領域,我們的自由卻受到嚴重壓制。這種斷裂,日積月累,將會對人帶來極大傷害,因為我們無法在社會生活中體驗和實現作為自主個體的道德完整性。「道德完整性」的說法看似抽象,其實不難理解。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整體,一旦我們充分意識到自己是個自由人同時極為看重這個身分,我們必然渴望我們的道德自我能夠在不同領域得到全面實現。我們不僅希望在經濟領域可以有擇業和消費的自由,社會領域有言論和信仰的自由,同時也希望在政治領域有平等參與的自由。如果這種自由被強行剝奪,我們不僅是政治權利受損,同時也是道德自我受損,因為我們將無法在公共生活中活出自主的一面,而公共生活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實踐完整自我不可或缺的場域。也許正是在這樣的道德背景下,我們才能較好地理解,為什麼活在一個沒有政治參與的社會,人們會感受到強烈的屈辱和被排斥,並自覺一己尊嚴沒有受到基本尊重。有了這種理解,回過頭來看香港人的生存處境,我們即可清楚見到,我們其實長期活在這樣的割裂狀態。我們所理解的自由生活,根本沒有政治參與這一塊。我們有吃喝玩樂的自由,有投資炒樓的自由,但卻極為缺乏政治參與的自由。然後我們自小被反覆教導,香港本質上是個經濟城市,人本質上是個經濟動物,所以沒有民主,影響的只是那些玩政黨政治的人,但對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任何影響,更加不會損害我們的自由。故此,政治最好遠離,民主大可緩行。但從以上討論可見,民主和自由,絕對不是在概念上互不相關,因為民主的實踐,本身就是政治自由的實踐。換言之,伯林那個著名的命題是錯的。在民主政治中,每個公民都在行使選擇的權利,共同決定我們的政治命運。這體現了個人自主和集體自治的理念。這個理念,是我們的時代精神,也是個人自由和尊嚴政治的基礎所在。我相信,自主的主體意識一旦成熟,威權制精英論和形形色色的務實主義,終將無法阻擋年輕一代對自由民主的追求。雨傘運動發生以來,引起社會許多爭論,甚至有所謂的黃絲帶藍絲帶之爭。但無論我們對這次運動有什麼想法,都值得認真細想﹕如果香港是我們所有人的家,自由民主是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那麼如何努力將這些價值實踐於制度,落實於生活,就理應是我們共同的關懷。金鐘被清場後,生活重回「日常」,但這份關懷不會遠去,也不應遠去,而應該是我們所有香港公民共同承擔的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辜負我們的年青人—— 一整代年青人用淚水用鮮血用勇氣用青春用愛為香港付出的一切。文/周保松編輯/ 方曉盈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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