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思想自由之必要

思想和表達自由,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新聞和出版自由,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早在1929年,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就說過「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的話。但很不幸,自1949年以降,這些自由在中國受到嚴重壓制,國人長期活在不自由當中。香港雖稱自由之都,近年新聞出版言論自由的空間卻日益收窄,不少人稱此為溫水煮蛙。蛙熟之時,也就是思想不自由之日。當下的雨傘運動,港人不僅在爭普選,也在爭自由,因為愈來愈多人意識到,沒有民主制度的保障,自由一如建於浮沙之廈,隨時崩塌。問題是:思想自由為何如此重要?又或換個問法,思想不自由,會帶給我們怎樣的傷害?變得恐懼、乏味、難見真理為了便於討論,試想像我們活在一個沒有思想自由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警察不僅維持社會秩序,還要維持思想秩序,確保所有人不會「離經叛道」,故此新聞媒體會受到嚴密監控,書籍出版要通過嚴格審查,網上言論更會受到各種高牆阻擋。但這還不夠,因為要有效控制思想,不能只靠武力威嚇,還需令活在其中的人心甘情願接受官方的意識形態,並在靈魂深處自覺抵制其他「異端」思想。教育和宣傳在這個社會遂變得特別重要。不過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學生成為獨立的思想者,而是通過指令式的規訓灌輸,配以精密設計的洗腦課程和考試賞罰制度,令學生自小缺乏理性反思能力,唯權威是從,並在思想、審美、情感和行為各方面,變得千篇一律,不敢逾雷池半步。至於宣傳部門,則會用盡各種手段抹洗和擋去所有異議聲音,同時使人們相信在各種可能的世界中,當下活着的就是最好的世界。活在這樣的社會,有什麼不好?首先,我們會時刻感到恐懼。你必須小心翼翼,思想不能出軌。因為你知道,如果你讀了一些不該讀的書,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就會有人找你麻煩。更麻煩的是,你往往不知道警戒線在哪裏。一不小心,無妄之災就會降臨。你遂慢慢學會自我審查,時刻揣度那個審查者容許什麼不容許什麼。去到某個點,警察不僅守在外面,同時進駐你的內心。恐懼,無處不在的恐懼,遂蠶食你的生命,並令你失去對人的基本信任。其次,這樣的社會極為乏味。生而為人之所以有意思,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生充滿各種可能性。我們每個人生下來,就有不同的性格和興趣,不同的理想和追求。只要有一個自由的環境,自然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在這樣多元異質的世界,我們不僅自己有機會活得精彩,更可以受益於別人的精彩。例如我雖不是作家,卻可讀到別人偉大的作品;我雖不懂演奏,卻可享受他人美妙的琴音。多元之好,正在於能充分呈現生命的豐富。如果這個社會只剩下一把聲音一種觀點,所有差異被硬生生壓下去,那將是對人性最大的扭曲。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可能性,更是想像可能性的能力。我們的生命,遂未曾燦爛已枯萎。第三,在這樣的社會,我們將難以發見真理。當權者當然不會這樣想。他們會說,他們所代表及教導的,就是永恆的絕對的唯一的真理。但穆勒(J. S. Mill)在其名著《論自由》中早已告訴我們,這樣的斷言背後有個假設,就是他們永遠不會錯。但這個假設並不成立。歷史早已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人任何理論可以有這樣絕對的確定性,因為每個人都有機會犯錯。事實上,人類知識發展的過程,正是不斷試錯和否證的過程。我們渴望找到真理,卻沒有肯定之門。唯一的方法,就是容許不同觀點公開討論自由辯駁。也就是說,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思想的原創、制度的改良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僅無從談起,我們更要為為此承受極大的代價。但這個觀點要成立,必須有個更深的前提,就是我們必須認同真理本身的價值。如果統治者根本不在乎真理,這個論證對他似乎就不見效。問題是,統治者一旦放棄真理的信念,那他還剩下什麼?難道他可以公開承認說,「我所宣傳的所教育的其實都是謊言,但沒關係,請你們繼續相信我服從我?」當然不可能。沒有人願意活在一個明知是虛假的世界。我們努力思考,是因為相信思想有真假對錯可言;我們願意為某個主義奮鬥,是因為相信它真的能帶來更好更合理的生活。一旦我們發現這些全是假的,一切努力便全無意義。所以,只靠謊言支撐的統治,剩下的其實只有暴力。但暴力可以令人懼怕,卻無法令人心悅誠服。失去潛能、公共生活、尊嚴第四,這樣的社會,人的能力將無法得到合理發展,而發展這些能力是人活得好的重要條件。這也是穆勒的觀點。他認為,即使有些習俗被證明是好的,我們也不應強加於人們身上,而應鼓勵他們自己為自己做決定。因為只有在做選擇的過程中,人們才有機會運用人的感知、判斷、辨別、理性推論和道德反思的能力。唯有如此,人才有可能成為懂得思考且為自己生命做決定的人。穆勒因此說,我們不應只看人們結果做了什麼,還應看他們以怎樣的方式去做。這其實意味着,在一個沒有思想和選擇自由的社會,人們的生命將有極大欠缺,因為他們許多寶貴的潛能根本沒有得到發展的機會。第五,這樣的社會,人們將難以參與正常的公共生活。公共參與的前提,是公民能夠無所恐懼地在公共領域就公共事務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但在一個表達自由嚴重受限的社會,這些都無法存在。我們明明活在政治世界之中,世界卻將我們排斥在外。我們遂成為這個世界的異鄉人。這種政治排斥,使得我們對活着的世界缺乏最基本的認同和歸屬。久而久之,我們的生活遂失去公共性的一面。失去公共性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我們活得不完整,意味着我們失去許多只有在公共參與中才能好好實現的能力、價值和社群關係,包括我們的公共理性能力,包括我們對社會正義的想像與實踐,更包括我們與其他公民在公共交往中建立起來的信任和友誼。最後,這樣的社會,會令我們失去做人的尊嚴。巴斯卡(Pascal)有個很有名的說法,就是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蘆葦,而人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思想和尊嚴的關係到底在哪裏?我的理解是,思想彰顯了人是有自我意識和反思意識的自由主體。人的主體性,必須通過自由思想來呈現。不容許人們有思想的自由,實際上就是不把人當人,不尊重人作為有自由意志的主體這個最值得我們珍惜的身分,而這是對我們的人格最大的侮辱。陳寅恪先生如此高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相信其理也在此。每一個體應受國家公正對待如果以上六點所說有理,我們即可見到思想不自由對人帶來多大的傷害。這些傷害,在最深的意義上,腐蝕我們的福祉和尊嚴。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長期活在不自由中的人,他的整個生命將受到嚴重扭曲。他的思考,他的行動,他的情感的培養和表達,他與別人的關係,他感知世界和與世界相處的方式,都會因為不自由而深深受損(而他自己未必充分自知)。我們由此可以認為,確保每個公民享有基本的思想言論自由,是所有負責任政府的基本義務。道理很簡單,政府行使公權力的正當性基礎,必須得到公民的認可。如果一個政府無法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福祉,它的統治便難有正當性可言。讀者應可留意到,我的論證是直接訴諸於個體的福祉,而不是抽象的集體利益或社會總體後果。我的思路是:我們每個人都渴望過上好的生活,好的生活需要一些重要的條件,這些條件的實現需要一個自由的環境,而這個環境必須由政治制度來保障。自由之必要和重要,直接植根於我們當下每個人渴望活得好的欲望。基於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在制度上爭取和捍衛人的思想言論自由,理應是所有思想派別共守的底線。當我們去判斷及評價中國不同的政治理論時,我們可以直接問一個問題:思想言論自由在這些理論中有什麼位置?其建構的理想社會,能否充分保障公民平等地享有思想、言論、出版及新聞自由的權利?這個問題絕非可有可無,而是每個公民基於自身利益的大哉問,也是不同理論的試金石。問題一旦提出,讀者或會發覺,今天中國形形色色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威權主義乃至政治保守主義等宏大理論,往往不重視個體的自由和權利,遑論將其放在制度設計的首要位置。我估計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理論往往預設了一種集體主義式的立場:國家是一整體,有其獨立於個體的意志和目標。在實現其意志和目標的過程中,個體僅是國家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個人自由被認為妨礙了國家利益,前者便必須被限制甚至被犧牲。在這種政治想像中,個體不僅沒有任何獨立自足的道德地位,而且必須從屬於一個建構出來的政治大我。要讓自由在中國生根,我們必須打破這種想像。我們應該學會接受:國家是由一個一個真實的個體組成;每一個體都有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在不影響他人同樣權利的前提下,每一個體的基本自由都應受到國家的尊重和保護。讀者或又會問,既然自由如此重要,為什麼社會上卻有那麼多人不懂得珍惜,不僅不珍惜,還要嘲笑那些努力為所有人爭取自由的人,甚至支持政府各種壓制自由的行為?好問題。原因有許多。但我想最根本的一點,是這些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是或可以是獨立自主的自由人,並視這個身分為生命的重中之重,蓋這種自由意識並非自有永有,而必須是個體在經受種種壓迫束縛的痛定思痛中,在參與公共事務的充權實踐中,在一次又一次生命的慎重選擇中,逐步發展起來。就此而言,追求自由,不僅是在追求一種制度,也是在經歷一種覺醒,更是在構建一種自由人的主體意識。當這種意識遍地開花,自由自會如風如水如空氣般在大地流淌。文/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編輯/ 方曉盈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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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政治學首要做的,也許不是預測、不是解釋,而是理解

這一個多月香港發生的事,帶給我許多思想上的衝擊。其中有三點特別值得先記下來,為自己留點紀錄。第一是讓我更清楚看到,價值和理念,對一場社會運動的重要。或者更廣義一點說,政治道德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這點相信大家都深有體會,不用我多說。第二是我看到自己的無知。說實在話,我對這場運動的許多判斷和預測,一直在錯。然後,我看著許多學者專家和民運前輩的不少判斷也一直在錯,甚至較我錯得更厲害(當然,他們可能不會覺得自己在錯)。而錯得最離譜的,是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在經濟上那麼厲害,但在政治問題的判斷和處理上,較諸一九八九年幾乎沒有進步。從中方官員的言論,到人民日報的那些評論文章,再到各種反佔中運動的政治動員,都讓人覺得中國政府的政治思維,和現代民主政治完完全全接不上軌。這是很令人擔憂的。因為這意味著,中國當權者很可能連理解當下的香港正在發生什麼都無法理解。大約兩星期前開始,我開始承認自己無知,承認在政治形勢的實然和應然判斷上,我其實沒有足夠能力作出合理的判斷,因為任何的判斷,都往往有不少未必是事實的假定,以及許多無法預計的變數。更麻煩的是,我甚至不太知道作出合理決定背後那個標準應該是什麼,例如退場或不退場最主要的考慮應是什麼,為什麼這些考慮便是最重要的,怎樣的決定對參與的個體以及未來的民主運動較為有利,這場運動之後的一國兩制該如何走下去?…….承認自己無知,所以不敢亂開藥方亂給建議,更不敢說自己一定對,別人一定錯。承認自己無知,所以不得不迫自己開始想,會不會香港正在經歷一種範式轉移,會不會主流的理解香港的一些大框架一直在出問題,以至事態發展到今天時大家手足無措,根本無從理解為何會有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以及這場運動的性質是什麼,遑論要找出解決方法。我想,我們都需要承認這種不足。接著下來,持不同立場的朋友,如果能放下門戶之見做一些深入的反思對話,不僅必要而且重要。第三是這場運動,讓我有一種更真實的感受,就是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政治學不可能是(及不應是)一種實證主義式的科學。政治學首要做的,也許不是中性的解釋 (explanation),更不是因果式的預測(prediction),而是理解(understanding)。所有的政治事件,都必然是不同的行動者(agents),基於其信念和利益而做出的不同判斷和行動交織而成的結果。如何好好理解這些判斷和行動,是最基本的。但什麼是理解?怎樣才能做到有效的理解?這是問題所在。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標題為編輯所擬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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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當第一枚催淚彈擲下來

剛回到家,又餓又倦。但我怕一覺醒來,記憶會模糊,所以我想將昨天所親身經歷的如實說出來,為歷史留點紀錄。我好希望其他香港人以及我們的子孫,能夠好好記著,在2014年9月28日這一天,這些和平勇敢的香港人,為我們這個城市的自由民主,為我們這片土地的尊嚴,付出過什麼。我是下午三點多從灣仔地鐵站出來,沿著告士打道經演藝學院走去政府總部。沿途很順利,去到添美道口,警察已在那裡架起鐵馬,將我們和留守在政總的人分開。過不了多久,從灣仔過來的市民已將整條干諾道中站滿,甚至行車天橋上也全部是人,根本見不到盡頭。當時正是黃昏,陽光灑下來,數萬人齊喊「釋放黃之鋒」和「我要真普選」,真是有說不出的悲壯。我在離警方鐵馬不遠的前幾排坐下來。我看著前面的防暴警察,不知為什麼覺得很憤怒,忍不住大聲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香港人,我們爭民主,將來你們也可以享有一人一票,為什麼你們要來鎮壓我們?好幾位警察面有難色,將臉別過去。不過,因為進入公民廣場的所有通道已全部被封鎖,而那麼多人之所以經過前日一天一夜的堅守後再跑出來,正是擔心警方清場在即,於是大家都想將鐵馬推開,讓數萬人能夠回到昨天所站之地。有了前兩天的經驗,大家知道一推鐵馬,一定會吃胡椒噴霧。所以,走在最前的市民,每個人都已戴好眼罩口罩,穿好雨衣,打開手中雨傘才開始推。一推,警察的胡椒噴霧就開始狂射。市民手無寸鐵,唯一方法就只是用傘被動的擋,完全沒攻擊可言。捱不了幾分鐘,所有人便已受傷。我站在後面,開始加入急救隊,幫忙受傷的朋友用紙巾擦眼,再用水洗,同時接收從外面遞過來的水和傘。傷者表情都好痛苦,但沒有什麼人大聲呻吟,甚至沒有人叫罵警察。大家只是默默承受。大概過了十分鐘,另一批市民開始嘗試再推,然後又是另一輪受傷。如果你站在遠處,根本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因為你只見到五顏六色的雨傘在陽光下晃動,卻不知道眨眼間有一批人會受傷倒地。去到第三輪,我覺得這實在不是辦法。力量實在太懸殊,既移動不了鐵馬,又徒令市民受苦。我於是跑去和不遠處負責主持的李永達說,可不可以叫大家暫時不要再推,就在原地坐下來。只要坐下來,人愈聚愈多,警方就不可能清場。可惜這些說話,在當時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一生中第一次如此直接面對警察武力。但很奇怪,現場既沒有慌張也沒有恐懼,大家彼此信任互相幫忙,有人照顧傷者,有人維持秩序,有人補充物資,有人在為下一輪做準備。大家如此平和如此團結,甚至沒想過作出任何反抗。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開外的男人,吃了胡椒噴霧後很憤怒,拿起水樽扔向警察。身邊的人馬上制止,並將他勸離現場。香港人就是和平到這樣。我並不認識這些市民,但此刻想起他們每一位的面容,內心仍然隱隱作痛。他們受的苦楚,不會有任何人知道,甚至不會得到身邊的人的同情,但他們實在是用他們平凡脆弱的身體去為這個城市受苦,去為我們每個人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是抗爭者,不是暴民。大約去到六點,李柱銘來到人群中間。李柱銘正想開口說話,另一輪的推撞又已開始。我於是拿好水,準備迎接傷者。誰不知天空中卻有一個物體大響了一下,然後冒著煙向我們飛過來。人們大叫催淚彈,並開始向後撤退,同時還不忘互相提醒,慢慢走,不要人踩人。不夠十秒,第二枚第三枚又從上空滾下來,落在我的腳下不遠處。我的眼開始劇痛,呼吸開始困難,只好拚命邊跑邊往眼口倒水。有些人痛苦得倒在地上,其他人遂幫忙扶起;有些人要水,其他人遂遞過自己手上的。如果我沒估計錯,這應該是昨天香港警察發射的無數催淚彈的第一枚,向著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市民後退數百米後,見警方沒有進一步行動,很快又集結起來抗議,大概半小時後在干諾道中又是另一輪催淚彈,形成很大的煙霧,大家在煙霧中狂奔亂跳,痛苦掙扎。經過這輪折磨,我一邊往後退,一邊開始擔心。我不知警方還會使用多少武力清場,我甚至恐懼他們會否開槍,在香港重演一次八九六四。我決定往中環方向走,因為我在金鐘現場完全上不了網。我一直跑到遮打花園,並在臉書上發了一條訊息:「各位同學朋友,我剛才在最前缐,親眼看著一批批朋友捱催淚彈。來日方長,我們實在不必要在此刻承受那麼大的犧牲。我在這裡以個人名義,懇請大家,離開吧。帶著你的同伴離開。拜求大家。」發完訊息,我開始往回走,見到一些學生還在往金鐘去,我於是勸退了一些看來特別年輕的,叫他們快點從中環離開。回到人群中間,人山人海,我知道我沒有能力叫大家撤退,甚至也沒有這樣的理由。於是我只好來回在人群中大叫有沒有中大同學。有些同學應聲而出。我低聲和他們說,估計鎮壓很快會來,懇請他們考慮清楚,是否值得冒這麼大的險。就算留下來,也請千萬要小心。我後來見到阿牛(曾健成)有大聲公,遂請他讓我用大聲公和附近的示威者再說了一遍。有位媽媽走來和我說,你說得很好,但後面有許多人聽不到,你可否去和他們說多一次。我舉頭望向遠處那黑壓壓的人群,只感到無力到極點。我心想,唯一的方法,是讓在場的人的朋友和他們說,也許才能起到一點作用。於是,我又一次往中環跑。未到遮打花園,我見到許多人邊跑邊叫,「警察放催淚彈了」。然後,在長江中心附近,大批警察開始佈防。入到遮打花園,前往舊立法會大樓的路亦已被封。再走到遮打道,更是全副武裝的防暴警。我開始明白,警方全面清場恐怕馬上要開始,而且是從中環和灣仔兩邊同時迫向金鐘。我於是在面書發了一條訊息:「各位,中區已嚴密佈防,密密麻麻都是警察,鎮壓在即。年青的朋友,再次懇切呼籲大家,不要抱任何僥倖心理。來日方長。如果你未准備好的,請離開。這絕對不是懦弱。」這個時候,我實在已沒力氣也沒勇氣再一次跑回金鐘。我幾近虛脫地坐在遮打花園,看著十多個勇敢的年青人,手牽著手,一排站在遮打道中間,直面全副武裝的警察,決心以血肉之軀阻擋他們前進。那一刻,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掉下來。我是多麼不願意他們受這樣的苦,多麼想走上去拖他們離開。但不知為什麼,我做不到。這是他們的選擇。他們當然害怕。他們自然也知道,催淚彈打過來,身體要承受極大苦楚。他們心裡想也清楚,他們其實無力抵擋。但他們仍然選擇站在那裡,高叫口號,迎接這預知的一切。我在這些年青人身上,看到一種說不出的力量。我知道,過了今夜,香港將永遠不再一樣。我們會一起走下去。2014年9月29日清晨五點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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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我們非如此不可

{世紀版編按:七一前夕,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出版《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以分析哲學的方法,探究政治為什麼離不開道德。本版此文是書序,也可以視為七一遊行的序文;在遊行前,讀讀,想想。}每個公民,每個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這是人作為社會成員最基本的道德權利。這不是乞求,也不是施捨,而是國家對待公民的基本責任。人一旦意識到這項權利並努力捍衛這項權利時,國家便不能只靠暴力來統治,而必須訴諸道德理由來向公民證明其統治的正當性。我們所擁有的權利,使得我們可以堂堂正正地參與政治事務,理直氣壯地批評和監督政府。[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502"] 《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caption]政治的道德性,來自於我們視自身為道德存有,並堅持站在道德的觀點去理解和要求政治。當我們在生活中充分實踐這項權利時,我們就不再是政治上的異鄉人,而是國家的主人。就此而言,要求正義的權利,是自由主義政治道德觀的起點。但個體為什麼擁有這項權利,因而使得政治必須要講道德?如果要講的話,那個道德的觀點的實質內容又是什麼?這是我的新作《政治的道德》致力要探討的問題。我認為,政治必須講道德,和我們在現代社會如何理解自我與政治的關係息息相關。第一,我們理解自身為具有理性反思能力和道德實踐能力的自由人。這兩種能力的正常發展,使得我們成為有自由意識、道德意識和主體意識的獨立主體。第二,打從出生起,我們便無可選擇地活在國家制定的制度當中。這些制度深遠地塑造、影響甚至支配了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也就是說,個體擁有自由,國家擁有權力。獨立自由的個體遂有權利問:國家憑什麼統治我?我為什麼有義務要服從國家?國家不能說,因為且僅僅因為它擁有權力。國家必須提出合理的理由說服我們,為什麼它的統治具有正當性。否則,國家就是不尊重我們,我們就有不服從的理由。有了以上認識,本書即着手證成一種自由主義的政治道德觀。我的思路是:自由民主政體的基礎,是由一組基本政治價值支持,這些價值包括自由、權利、平等、民主、憲政、法治、容忍和正義等。自由主義賦予這些價值特定內涵,再將它們系統地整合起來,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並將之應用於制度。 自由社會圖像:主權在民本書主要的工作,是從概念上分析這些政治價值的確切意義,理解它們在我們道德生活中的位置,證成它們的道德合理性,從而呈現出這樣一幅自由社會圖像:主權在民,公民享有一系列由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政治與宗教分離,教育和社會職位競爭上的機會平等,以市場作為經濟生產及商品交易的主要媒介,健全的社會福利保障及多元的文化生活選擇等等。在這幅圖像背後,有着這樣的道德信念:作為政治社群的平等成員,每個公民合理正當的權利和利益,必須受到國家充份的保障和尊重。而合理正當的基礎,則須扣緊我們對人的理解及相應的幸福觀來談。自由主義對人的理解,最根本一點,就是視人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有能力和有意願去建構、規劃和追求自己認為值得過的人生,並在此意義上能夠對自己的生命負責。與此相應的幸福觀,就是自由自主乃構成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由此推出,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要盡最大努力確保平等公民能夠過上自由自主的生活。政治上的民主參與,社會文化生活的多元選擇,經濟領域中市場的角色及其限制,以及社會資源分配應有的正義原則等,都和重視人的自主性密不可分。這是一種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觀點。為了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作出區分,人們有時也會將其稱為左翼自由主義,藉此彰顯其自由與平等並重的特點。亦因此故,我直接稱之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左派與右派之爭本書其中一個重點,是嘗試挑戰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思想界一個頗為根深柢固的論爭範式,就是所謂的左派與右派之爭。這裏的右,常被視為是自由主義的同義詞;至於左,則是和自由主義針鋒相對的一種立場。於是,人們形成這樣一種看法:左派要平等而右派要自由;左派擁抱國家而右派擁護市場;左派追求參與式的直接民主而右派主張代議式的間接民主;左派重視社會正義而右派反對社會福利;左派贊成結果平等而右派追求機會平等。我認為這樣的標籤,極為誤導。原因很簡單,如果自由主義真的被詮釋為一套不重視平等和社會正義的理論,那它不僅嚴重背離自由主義傳統,同時也在理論上沒有任何道德吸引力。過去數百年來,無論在理念上還是實踐上,自由主義一直視平等為核心價值,並以此作為它的主要政治網領,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公民平等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男女社會地位及工作待遇上的平等、種族和膚色平等,教育和就業上的機會平等。我們因此可以說,自由主義不僅在爭自由,也在爭平等;不僅在爭某部分人的自由,也在爭所有人的自由;不僅在爭某個領域的平等,也在爭公民在不同領域都能得到國家平等的尊重。背後的基礎,是「人人生而平等」這個現代最深的道德信念。是故,左派和右派之爭,根本不應視為平等與自由之爭,而應視為要什麼樣的平等和什麼樣的自由之爭。如果右派拱手將平等讓給左派,甚至對平等的理念避之則吉,那麼他們將難以證成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同時無法回應今天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出現的巨大不平等和不公正。 自由主義與平等問題馬上來了:如果自由主義真的重視平等,為什麼竟可以容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導致的巨大貧富不均,以及由此而來的其他領域上的嚴重不平等?資本主義的發展令大部分資源和財富集中在極小部分人手上,已是全球普遍現象,並已在各國激起極大民憤。如果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綑綁在一起,並無條件擁抱放任市場,那麼它如何還能夠聲稱自己重視平等和正義?這是真實而迫切的問題。今天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成為批判聲討的對象,與此有極大關係。某些相信自由至上的放任自由主義者認為,這樣的不平等是經濟自由的代價,我們必須接受。也就是說,自由主義既然選擇了自由,那就必須犧牲平等,國家不應用任何手段去干預市場或進行財富再分配。我在本書指出,持有這種立場的人並不如他們自己想像的那麼「自由至上」,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在一個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的商品社會,金錢是使人能免於法律限制而去做許多事的必要條件,因此富人其實較窮人享有更多的行動自由。如果放任自由主義真的重視人的自由,並希望所有人能夠具備基本的經濟條件去實現這些自由,它就沒有理由接受市場萬能,並以自由之名反對任何的資源再分配。以羅爾斯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義,對這個問題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羅爾斯的問法是:如果我們視社會為自由平等的公民共同參與的公平合作體系,那麼怎樣的資源分配原則才能得到所有合作者的合理接受?羅爾斯的答案是,在保障了公民的基本自由及公平的機會平等後,不平等分配只有在對社會最弱勢的人最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容許。基於這組正義原則,既然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只會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窮人不能在經濟合作中受益最大,那麼自由主義自然不應接受這樣的制度安排,而應另謀其他可能,例如他所稱的財產所有民主制或自由社會主義制。 我是不是過度理想主義?由此可見,羅爾斯從來不覺得自由主義有必要無條件地支持資本主義。對他來說,既然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那麼首要的問題必然是:從自由平等的觀點看,怎樣的社會才是最公正的社會。自由和平等從一開始就不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共同構成正義社會的道德基礎。我認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才是中國自由主義更值得追求的目標。政治哲學思考,離不開我們的時代以及時代帶給我們的挑戰。只要對人的生存狀態有一份基本關切,我們都能見到,在今天的中國和香港,無數實實在在的個體正在受到許多不公正的對待,這裏面有苦難有屈辱有貧困有歧視和有做人基本尊嚴的喪失。在制度暴力面前,個體如斯脆弱。如何找到一個道德基點,去理解和批判這些社會不公,去證成一種更合理的政治制度,去拓寬我們的道德想像,是我的哲學思考的起點,也是我的政治關懷所在。我是不是過度理想主義?我們的世界真的會因為我們的道德較真而有變好的可能嗎?這樣的哲學努力,對於我們的公共政治文化又有什麼價值?讀者在這本書中,將會見到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歸根究柢,我認為人具備一種道德本性,這種本性由我們當下每個人每天的道德實踐來證實和呈現。我們活着的世界,由我們組成。我們在道德上較真,在政治上執著,我們的世界就有變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可能。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書名: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作者:周保松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英國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博士,研究方向為道德和政治哲學,尤其是自由主義和社會正義理論。[文/周保松 編輯/袁兆昌]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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