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P住教一國兩制?根本係「反宣傳」

今朝至知有首咁嘅神曲!本來唔想 share,但諗深一層,睇得呢個 post 嘅朋友都應該唔會咁易畀佢洗腦,甚至忍唔住笑。再者,我懷疑製作首歌嘅,根本係搞對抗,放入大量「反宣傳」嘅音樂元素,令聽者不單只唔會感到欣慰,更會悲從中來,例如: 一)Rap 或 hip-hop(雖然呢首唔算 hip-hop)類型嘅曲風,本身已有反政府或反叛嘅意味;揀呢種曲風,已充滿隱喻。 二)前奏部份,係個不完整嘅 E Blue Cycle。入正歌時,又不斷重複 E 和 A7 嘅 chord sequence。到個男人快速 rap 時,音樂又去咗個不完整嘅 C# Blue Cycle。總之首歌 Blues 味甚濃。Blues 即怨曲,怨也;呢個「怨」,係指香港人對回歸所感到嘅「淒怨」還是「怨氣」? 三)到 chorus 部份(即「紅色的底」嗰 part),又突然去返 E key,但風格極 pop,甚至有啲低能,同之前嘅部份格格不入,十足提醒我哋回歸已來所感受到種種外來而跟我哋生活習慣/認知/價值觀格格不入嘅嘢(如拖喼、隨街大小便、人大釋法、政改落閘、銅鑼灣書店、以至最近劉曉波事件等)。 四)男人 rap 嘅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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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萬分鐘的熱度

藝術發展局的推選活動於周一結束,「跨界連結」團隊的陳慧(文學)、李俊亮(戲劇)、陳錦成(視覺藝術)和我本人(音樂)喜獲全勝,連同「藝術3+1」團隊的梅卓燕(舞蹈)、鍾小梅(藝術行政)和自動當選的盧偉力(藝術評論)與鮑藹倫(電影),齊齊入局,教我們一眾「開明改革派」十分鼓舞。看白票一窺選民投票背後因素但教人鼓舞的,未必是來屆3年局內的變化,而是局外文化藝術界朋友對自身權益關注度的提升。是次票數所反映的,可以是多方面,但單看「無選擇票」(即「白票」)的數字,較去屆大幅下跌,便可一窺選民的投票意欲和其背後因素。以我參選的音樂範疇為例,在上屆的2882總投票數中,有793張是白票,比率為28%;今屆的2456票中,只有113張是白票,大跌至5%。同樣情况也出現在其他範疇,如戲劇的白票率由去屆的16%跌至今屆的6%、視覺藝術由24%跌至16%,和文學由32%跌至12%。白票率低顯示選民對「全投」6個範疇的意識提高,選民不再只顧投選自己所屬藝術範疇,還會投選別的藝術範疇的候選人。這一方面可解讀為選民對藝發局委員的角色進一步認清,知道他們入局後實不止照顧個別範疇的利益,還要具備整體文化藝術發展的視野,在理順不同藝術範疇對有限資源的競爭之餘,更可推動它們良性互動和協作,為文化藝圈開展更健康多元的局面。另一方面,「全投」的意識提高亦可解讀為對現今政治環境的低氣壓,特別是對言論和創作自由日漸收窄,以至對人大釋法和政府放任以司法覆核方式「DQ」(disqualify)民選議員的反彈,希望好好運用手中一票,盡量送較開明進步的人進入體制之內,以發揮某程度的抗衡作用。藝術家也要以行動捍衛權益以往藝術家或予人只顧創作、不問世事、「離地」等印象,今次正好反映在這個「我不搞政治,政治也會搞你」的年代,藝術家也要以行動來捍衛自身的基本權益,希望新人可帶來改變。但我們一眾入局的,卻要開展一段極艱辛的路程,最終會否有負所託?須知藝發局的構成中,特首直接委任的委員佔14名,比我們民選的10人多,投票時佔多數,理論上可推翻我們所有的提案或倡議。故此,比方我們欲推動藝發局進行更多的文化政策研究工作(「跨界連結」的共同政綱之一),我們需起碼做以下的3種工作。第一是游說,盡量說服委任委員們文化政策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要事先擬好完備的方案向他們推銷,不能期望只拋出議題讓大會討論會達至什麼實質成果。第二,我們須延續和強化不同藝術範疇間的連結,一起做好準備功夫和力推。第三,亦是最重要的,是加強與局外文化藝術界的連結,將他們的聲音和渴求帶入局內,令局方了解民心所向,作出順應民意的決定。選民須保持自身權益意識「連結局外」有兩方面的含意。一方面我們委員們要建立常設的選民溝通機制,增加藝發局的透明度之餘,也可讓藝術工作者的意願由下而上地進入局中。另一方面,選民們須保持現在對自身權益意識的高度,不能「3分鐘熱度」,選舉過後便冷卻下來,一切交由「代議士」代勞。簡單來說,選民須更積極監察我們和局方,在未來3年維持52萬分鐘的熱度。作者是音樂創作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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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與否至為關鍵

看罷「梁、游案」的判詞。先不爭辯梁、游(下稱「二人」)是否拒絕或忽略宣誓,或暫且接納法官就二人拒絕或忽略宣誓的判決,我仍認為法官在使用《宣誓及聲明條例》(下稱「ODO」)S.21(a)還是S.21(b)作判決基礎時,不無混亂,且直接影響判決結果。ODO的S.21(a)是適用於「已就任」的人,若他/她拒絕或忽略宣誓,就「必須離任」。S.21(b)是適用於「未就任」的人,若他/她拒絕或忽略宣誓,就「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問題是,二人在宣誓時,究竟「就任」了沒有?根據ODO的S.19,立法會議員應是「就任」後才宣誓的,因為S.19寫道「立法會議員須於其任期開始後盡快作出立法會誓言……」。按常理理解,「任期開始後」即已經就任。況且,立法會在二人宣誓前已向他們發放薪金和接受其開支申報,若然未「就任」,哪會這麼做?既然已經「就任」,那只有S.21(a)適用,S.21(b)可以不理;即拒絕或忽略宣誓的二人,必須「離任」,不是S.21(b)的「被取消就任資格」!就「離任」的定義,法官在判詞第92-100段有詳細闡釋和裁決,認為毋須議員呈辭或由立法會主席頒佈,而是「依法」自動發生的(by operation of law),一旦已「就任」的議員即拒絕或忽略宣誓,則被「視作已經離任」(be regarded as having vacated his office)(第100段)。這令我大惑不解,S.21(a)明明是寫「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何以現在變成「該人若已就任,則被視作已經離任」?明顯是跟法例寫法不符。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一)(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二)(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三)(劉進圖)除非……除非法官心裡是認為二人尚未「就任」,於是引用了S.21(b)的「須被取消就任資格」,直接將二人DQ。而令法官心裡有此想法的,正是他多番堅稱沒有影響判決結果的人大釋法文本。人大釋法第二(一)段說「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就職的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未進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絕宣誓,不得就任相應公職,不得行使相應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即宣誓是「就職/就任」的前設;未宣誓,則未「就職/就任」。將人大釋法和ODO一拼解讀時,會衍生以下後果和問題:一)二人宣誓前尚未「就任」,而他們拒絕或忽略宣誓,於是只有S.21(b)適用,即「須被取消就任資格」,不存在S.21(a)「離任」的問題。二)但所有在10月12日宣誓前的立法會議員,其實全未「就任」,那已領取的薪津,是否都要「回水」?三)由當選至宣誓前的「立法會選舉當選人」,若未算是「已就任」的立法會議員,那是甚麼的身份?進駐立法會大樓又是否合法?四)最弔詭和災難性的,是ODO的S.19(立法會議員須於其「任期開始後」盡快作出立法會誓言……)在釋法後實屬違憲,因為宣誓應於「任期開始前」進行。可是,S.19正是立法會議員「須要宣誓」的本地法律基礎。若此條屬違憲,那他們按甚麼本地法律宣誓?已宣誓的議員按「違憲」的條文宣誓,又是否有效?或許法官為了迴避這些問題和震盪,才刻意說人大釋法對此判決沒有影響,然後將ODO的S.21(a)和(b)混亂地交替使用。總括來說,關鍵在於二人在宣誓前是否已經「就任」。若如法官所說沒有受人大釋法影響,那二人按ODO的S.19已經「就任」,拒絕或忽略宣誓的後果,就只有S.21(a)的「必須離任」。但「必須離任」能否如法官在判詞第100段所說可理解成「依法視作已經離任」?這或許是個可成為上訴理據的法律觀點謬誤。但如判決實有按照人大釋法,則二人尚未「就任」,拒絕或忽略宣誓的後果,就只有S.21(b)的「須被取消就任資格」。但這衍生上述的一連串問題。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立法會 基本法 游蕙禎 人大釋法 宣誓風波 梁頌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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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六四 就是放棄抗爭

上週六看六四舞台的《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演後台下一年輕人發問「就六四嚟講,若果為時未晚,可以做乜?」他利申過去十年也有去維園悼念六四,但也真心想問再悼念下去有何用。這類問題每每令我想起昆德拉在《笑忘書》中的一句:人與極權的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我們去記、去悼念、拒絕遺忘,其實就是進行抗爭;放棄這些,就是放棄抗爭。劇中的母親,在89年失去了17歲的女兒。初時朋友、同事、和其他死難學生的父母也非常願意扶持幫助她。可是,當政府發表了「平暴有理,學生是反革命」之類的定調後,他們逐漸疏遠她,孤立她,將她生活的網絡連根拔起。在忍受不了這種孤立無援的狀態下,她決定不再向人提及女兒在六四中死去的事實。就這樣,她的「朋友、同事」回來了;之後的25年,就活在這「沒去女兒的記憶」的世界裡。她記憶的權利被剝奪了。但我們在還未被剝奪此權利之前,是否應繼續堅持?對我來說,六四從來不單是中國人的事,而是人類的事,是一場不義殺人的暴行,就如希特拉屠殺猶太人或希斯堡球場慘案等,必需調查、追究和作歷史的判斷。堅持這些,不會變成太猶太膠或大英倫膠。同理,執著六四,不應變成大中華膠;頂多,是大人類膠。當然,人的RAM和能力有限,若認為香港前途和爭取本土權益是當下的第一優次,六四要放到較低的位置,也無可厚非。但我總不相信前者需用盡我們的RAM和能力,以致連少許悼念六四的空間也沒有吧。又或者說,你選擇全副精力應付前者,但有人選擇悼念六四,你便由他們做吧,毋須加以揶揄或唱反調。同理,像我選悼念六四的,也不會苛責聲稱「悼念六四或要完結」的年輕人,只要他們心底裡真的未有忘記,只是選擇以自己的方式記著便可。回應最初的問題,再悼念有用嗎?若認同「記憶」就是對抗極權的抗爭的話,那悼念當然有用。另外,也視乎甚麼是「有用」。我相信累積,也相信廿多年來的悼念確實令對六四的關注能一代傳一代。我認為這些也是累積,也是成效,即使不是即時和最徹底的成效。最後,又要重覆那老套話,我們做事,不一定出於覺得有效才做;有時,認為正確便做。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題為評台編輯所擬。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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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主辦」實箝制港人創作及言論自由

一般而言,本地藝團很難單靠搞演出的票房維生(限於場地、場租、場數、觀眾數量等因素),因此為擴闊財政來源,都會嘗試申請藝發局的資助,和爭取由康文署主辦個別製作(可以免場租和毋須承擔虧蝕的風險)。可是,即使能獲得藝發局的恆常資助,不論是一年、兩年或三年資助,撥款通常只夠支持藝團的基本營運,要搞製作就需另覓水源或自行承擔「投資」風險。而「康文署主辦」那方面,又不一定是申請便成,一來要看劇團的規模和過往製作的表現,另外康文署也要看個別製作是否符合其「策展」路線才決定是否「主辦」(資助)一個作品。因此,結構上康文署對藝團實操生殺之權,理論上它可以加諸各式各樣的條件要藝團就範,而藝團可能基於生存的考慮而只可無奈接受;有報導指過往亦曾發生同類「刪名」的事件,但鮮被披露,或許也是藝團感怒而不敢言的結果。所以今次糊塗戲班敢於發聲,實是冒著被康文署日後封殺的極大風險,值得敬佩和支持。康文署用的是公帑,但無民意代表在內決策,決策過程又極不透明,以甚麼準則決定「主辦」與否也無人知曉,就連在今次事件上以甚麼理據「刪名」或是否存在審查的指引,也含糊其詞,實在難以接受;說會深入了解事件,又未有交代何時答覆;問及局長,又只懂人肉錄音機讀稿!會否承諾不會對相關劇團秋後算賬?更是天方夜譚,就算承諾了又如何?所以,其實香港這種藝團生態的「結構」,根本存在極大問題。又或者,這根本是從day one 開始政權操控藝團的手段,以箝制港人的創作與言論自由!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文題為編輯所擬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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