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恩:香港需要更多「生命守門人」

應對近年為社會帶來極大困擾的學童自殺問題,政府特別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並在2016年11月發表最終報告。根據報告,委員會主席葉兆輝建議教育局應為學生身邊的人包括教師、朋輩、大學人員及家長提供「守門人」訓練,加強及早識別及支援有風險學生。 鑑於現時的年輕人比較傾向與朋友分享他們的不安及感受,因此報告建議為年青人提供「守門人」培訓,教導他們如何正確應對朋輩的自殺訊息,以及協助他們識別有需要協助的朋輩。所謂「守門人」概念,其實可遠溯至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 (Kurt Lewin,1890-1947) 臨終前一篇論文《群體生活的管道》。文中勒溫指出,人類社會傳播過程中,信息會經過某些管道流動的關卡,即「守門人」,而守門人之主要作用在於選擇和篩選其接收到的信息,並決定哪些信息得到流通。 「守門人」的概念,一直影響深遠,並奠下了大眾傳播理論及新聞學研究中組織心理學派的基礎,而守門理論及相關分析,亦逐漸運用在不同領域,例如在心理學及輔導理論相關範疇中;由於守門理論具有「監控、保護」的意涵,便順理成章被視作對應精神疾病症狀或自殺防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簡而言之,即是當有人因受負面情緒困擾而發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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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恩:不要將孩子留在Twilight Zone——有關虐兒個案強制上呈機制之爭議

寫在前面:Twilight Zone按字面意思是黃昏之意思,但就英語慣常用法而言,黃昏時段正好在白天與黑夜之交界,因此twilight zone亦可解作「模糊區域」,例如twilight zone between good and evil 便是善惡之間的灰色地帶。 正文:早前,小女孩臨臨懷疑被虐致死個案引起全城迴響,而討論焦點除了案情本身以外,校方在事件中的責任問題,連帶目前的虐兒個案跟進機制亦成熱議內容,連勞福局羅致光局長亦曾公開表示局方樂意探討有關機制。 其後,傳真社取得臨臨生前一些在校園內拍攝之照片,揭發校方可能並非如早前受訪時回應時所述毫不知情。事件經曝光後再次發酵,不論網路上還是專業界別的群組亦對此事憤憤不平。當中,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在個人社交平台發文提及「強制上報」,更引發新一波有關虐兒個案強制上呈機制討論。 以上,是本文撰寫之緣起,而下文則分為兩大主軸,首先是論及目前機制的「模糊區域」,之後會再談到「虐兒個案強制上呈機制」一旦啟動有機會出現的其他「模糊區域」。 Twilight Zone之由來 首先,必須清楚地向各位讀者指出,正如羅局長多次澄清,目前確有機制供校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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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hidden的agenda——非主流文化與香港社會發展

位於觀塘某工廈,早前因參與演出的外國樂隊事前無申請工作簽證而被入境處控告的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繼續成為本地文化藝術業界圈子的熱議課題。事實上,Hidden Agenda曾因地契及牌照問題多次搬遷,而Hidden Agenda的支持者及關注團體亦經常將Hidden Agenda及同類表演場地無法合法經營的經歷視作政府打壓非主流文化發展,扼殺藝術生存空間的明證。 要探討hidden agenda事件仍有沒有可能為香港社會帶來積極意義,撇開政治打壓一類坊間已有大量討論的角度,我們必須先清楚了解事件中「地」與「人」兩大元素,即活化工廈政策及青年生涯規劃。 先從「地」的因素談起,自從政府於2010年提出「利便舊工廈重建和整幢改裝的活化工廈措施」以來,全港1400多幢工廈中當局共接獲200多宗申請,而成功申請的100多個個案中超過四分三最終獲批改裝成寫字樓、零售及酒店等純商業活動,只有十多宗申請跟文化藝術娛樂活動有關。儘管行政長官梁振英近日回應查詢時仍然高度評價有關計劃的成效,但單從數字分析,所謂善用土地資源的目標似乎令人有過分傾斜商界,忽視多元發展之觀感。 無可否認,香港的工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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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掌過去與未來 速評金像獎頒獎典禮2017

一年一度的電影金像獎又再一次結束,而以下是本人一些簡單觀察。 1.《美人魚》《七月與安生》代表的是北進想像,可惜兩者在港的口碑卻不及《樹大招風》《點五步》及《一念無明》等充滿本土情懷的電影。明顯地,從文化研究角度看,港人的本土意識愈來愈濃裂! 2. 當我們嘗試盤點去年的港產片,尤其前述的所謂本土情懷系統,大致會發現兩大主流,其一為關社派,當中包括《大手牽小手》《幸運是我》及《一念無明》,至於《樹大招風》和《點五步》則較明顯強調香港本土歷史的重塑,我姑且稱之為歷史派。有趣的是,關社派得到的迴響並不如歷史派大,而得到網民支持,而最終得到較多獎項的《樹大招風》,其諷喻更是力度最大,甚至因此而無法在大陸上映。更值得關注的是,繼上屆《十年》後,今次已是國內媒體連續兩屆將最佳電影「從缺」。 3. 若果《十年》代表的是香港人對未來的焦慮不安,《樹大招風》呈現的便是對過去的反省。事實上,港人在三大賊王的失敗經驗中,不難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例如影射賊王轉型做大陸生意的挫折的章節,便是不少人的集體回憶。而透過導演在銀幕上的虛擬重構,及現實中電影受到的打壓,本影片正好強化港人對昔日老好日子的緬懷,及對現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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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達明演唱會2017觀後感

達明演唱會在於香港人而言,除了是定期的多媒體盛宴,或一代人的流行文化聖殿,更是觀測香港整體社會文化氣候變化的參照。若由此為進路,剛過去的達明三十一周年演唱會,撇除打壓及封殺等負面消息所形成的低氣壓,更叫人寒心的,其實是達明在舞台上不自覺地呈現對前途問題的無力感。 堂皇敘事的崩裂 由1949年白光的《等著你回來》影射早年南來文化人的逃亡潮,及港式文化最終可能花果飄零的暗示,到1984年達明成立與同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的歷史偶然,甫開場,達明已直接提醒香港人,無論多偉大的城市最終亦可能瞬間陷落,歷史也難以避免被沖刷侵蝕,唯獨記憶的傳承可常留人心。 正當大家仍緬懷我城早已消逝的光輝歲月,突然曲風一轉,一隊大軍衝上舞台,並掀起演唱會的序幕。之後一連串諷刺曲目以超濃縮篇幅極速揭示國家機密如何控制和改變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記憶——當然,老觀眾當中或許有人會批評加入1984及動物農莊的內容作為比喻不過是過分煽情的陳腔濫調,新意洞見欠奉,但觀乎近年政局發展那種愈來愈粗淺粗糙粗暴的程度,根本容不下昔日知識界諷喻世情人事時講究的優雅和精巧! 事實上,在文學顧問鄧小樺的參與下,達明並非轉向成直接攻擊的重金屬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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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薯叔造勢晚會看後薯叔年代的政局想像

一套有效的宣傳影片,除了令人感動的光影,令人印象深刻的臺詞,還要注意受眾反應。 薯叔的觀眾,主要有兩類人,一是香港溫和的親建制派及泛民支持者,即湯家驊諸人日思夜想染指的,保守估計約佔全港六成人口的中產中間派。重寫中環價值,甚至龍和道宣言,針對的正是這個族群這些年來渴望療傷的心理需要。 至於第二類,則是未知是否仍然存在的中央鴿派,當然包括最終擁有一人一票的習近平。到底七月一日習大來港是偶像天團騷,還是警匪動作片,昨晚活動最大目的,正是透過畫面引發想像及討論。 昨夜晚會的聰明之處,在於選址。場地不大但聚焦,畫面一定好看,又不易招惹三教九流或左右兩派極端分子。最重要的還是有話題性。你罵我殖民主義餘毒未清?我其實幫黨國重塑佔中2.0!更意想不到的是,畫面一出,洗版的自然會洗版,但「激進派」的朋友,不但馬上割蓆,還要大力狂插,一方面加強網上討論效果,更讓國內鷹派什麼反對勢力總盟主的說法不攻自破⋯⋯我想,這樣顯著的效果,亦非其競選團隊可以事前佈局。 唯一可惜的是,這套宣傳影片可能太遲出爐,即使一人一票要轉身,也要付出一定程度的犧牲。試想像如果宣傳影片早三五天曝光,中央只需要輕鬆出招,例如將小明平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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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善用十分鐘,學會聆聽少年夢(家長篇)

「每日暫停十分鐘,聽聽少年心底夢」這句來自政府宣傳片的口號對於大部分香港人而言,絕對是耳熟能詳,而事實上大家亦清楚明白,假若父母都能做到這件簡單的事,近年困擾全城的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或可得到紓緩。然而,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的家長跟子女溝通十分鐘也好像出現困難?香港人工作忙碌生活壓力大,自是問題的其中一個源頭。但據筆者在工作間內外耳聞目睹的實況看來,欠缺相關知識及技巧,也是問題之核心。 真誠聆聽的重要性 原則上,父母都是教養子女的專家。一般而言,父母都很了解子女的脾性,也明白子女的強項與不足。 可惜的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其實不單是理性分析或協助解決問題的專家或教練。他們欠缺的,其實是願意聆聽的同行者!舉個例說,年輕人面對測考成績不理想的困擾,一方面後悔自己不夠努力而自責,另一方面又擔心被師長父母責罵,惜父母的反應卻多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一類駁斥,或虛無地以「下次比心機便好了」作為回應,偏偏錯過了「後悔」、「自責」與「擔憂」等負面情緒及其意義,更遑論作出適當引導。 試想像一下,如果父母們問的是「其實你最擔心的是什麼?」「為什麼你會後悔?」,孩子是否有更多空間表達自己的感覺?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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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自殺與青年政策

為應對學童自殺問題,公民社會早已決心自力救濟,來自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及持份者成立「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聚合一起想方設法,希望從政策層面或實際操作角度出發,向坐擁大量資源的香港政府提出建言。 其間,聯席曾約見官方設立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及相關官員,亦曾在不同中小學舉辦「休整日」和發表文章。本天真地以為經常把人民福祉掛在嘴邊的特區政府會汲取慘痛經驗,考慮從根本反思現有政策之缺失;豈料報告書過後,政府高層仍未脫數字管理的惡習,只視人命為不同的個別事件,不但未有成立高規格的小組統籌規劃有關事宜,更把責任推到「醫、社、教跨部門專業平台」的前線人員,白白錯失撥亂反正的契機。 更甚的是,不恤民命的吳克儉局長,不顧教育問題環環相扣的本質,堅持將弄得天怒人怨的TSA(全港性系統評估)改稱為BCA以圖借屍還魂。事實上,稍有社會經驗有正常智慧的普通人都知道,引發親子衝突的家庭問題,除了家長管教方式及孩子本身性格等家庭內部因素外,過分重視學業成績的教育制度及其衍生的文化氛圍及其派生的朋輩壓力,亦可能是問題癥結之一。單從TSA改成BCA一事可見,所謂問責官員根本無視人命、不負責任。 政府長期忽視青年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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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服風波與性別教育

早前網上流傳,某校有個別男學生在便服日不理師長勸告穿著女生校服,並以一身女生打扮於校園內及校園附近食店出沒,最終引發該校師生就校規問題展開激烈討論,後來更成為網民熱烈談論的焦點。 由於無法取得一手資料,包括師生當時各自抱持的理據,及討論時雙方的言行態度,本文無意亦無法就有關事件進行公平而具建設性之評價,或提供緩和雙方緊張狀態之溝通良方。然而,撇開校規執行及師生關係等議題,更值得反思及延伸討論的是,為什麼當有人穿著「異性服裝」時,尤其當男性穿上女性的服飾時,我們總會覺得有問題?由此路進,下一個進深問題是,衣著服飾的規範,到底有多大程度促成人類社會的性別定型及其衍生的社會禁忌? 隨著平權意識近年愈見高漲,加上潮流文化推波助瀾,所謂男裝女裝的界線似乎愈來愈模糊,男女通用/中性(Unisex)的時裝趨勢大行其道,部分時裝品牌甚至以此作為招徠。除了文化因素,2010年女教師入稟法院控告要求女性教員必須穿裙上班的校長違反《性別歧視條例》一案,更打破不少行業明文或不明文的服裝規定(dress code),女士穿褲子不但代表時尚,更是打破傳統職場上女性只屬花瓶角色的迷思。與此同時,女性學歷愈來愈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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