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移交20年 中港台民主運動必須匯流

早前台灣立法院委員成立「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筆者聯同3名香港立法會議員參加交流會,惹來左派陣營群起攻之,「勾結台獨勢力」;而部分論者也以為香港民主運動只屬中港之事。北京經常號稱要「統一台灣」,卻又顧忌港人到訪台灣及厭惡台灣議會關心香港。若然北京是尊重「國人」,何不應台灣呼籲,民主轉型?亦何不仿效台灣就着「白色恐怖」作「轉型正義」,對反右、文革、六四屠城的罪行作反省及獨立調查?在統獨的偽命題外,不可不察的是,香港主權移交20年,民主運動的世界連結愈益重要,要守護中港台三地的民主、自由及人權,必須共同推動三地的民主運動。 於香港,國際連結的重要,至少可從《中英聯合聲明》講起。1980年代,中國為了聯合聲明出台時得到世界支援,四出尋求國際支持;但1997年過後,爭取國際首肯的另一面,就是孤立政策。北京對內大賣「勾結外國勢力論」,對外警告各國「尊重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對台政策同出一轍,在國際上孤立民主力量,繼而動輒指摘民主力量的匯流是「勾結」或是「獨派抬頭」,要求各方不得關注其民主、人權、自由。北京的外交策略,都是其統治方針的延伸,扼殺公民社會的連結,阻止三地在民主、人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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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一起舉傘:周永康:我們需要穿越回音牆的政治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距離愈遠,人們愈能夠看見當初看不懂、看不透、看不清的事情,包括雨傘運動佈下的種子在漸漸發芽。另一方面,由雨傘運動開始加劇蔓延的各個平行時空,也折射在立法會選舉後各個網絡社群的論爭之中,甚至具體呈現網絡回音牆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落差。一場選舉過後,有人歡喜有人愁,戰鼓鳴天之際,我們是否有能力洞察喜樂哀愁的背後,走出僵局?選舉點票當天,可見每個候選人及其支持者獲勝的歡愉。努力多年,又或幾個月捱更抵夜的競選工程,終於把候選人送入立法會,晉身議員。羅冠聰的五萬多張選票,不少人將其視作對雨傘運動的肯定。此前一天,筆者聞記者朋友語,太古票站有人通宵排隊,但求票投葉劉淑儀,指稱「我們需要實幹的議員,不玩政治」。平行時空 解放網絡上網一瞥,不少高舉本土旗幟的年輕人,表示「香港人無╳得救」,竟會票投「小麗老母」(候任立法會議員劉小麗),「是咪弱智」。同時間,不少人對於游蕙禎進入議會,大反白眼。而黃毓民中箭下馬,除了青政與熱普城支持者在網上各自互片,坊間對於黃毓民的歷來功勞也十分兩極。一方面是支持者、「叛教者」,甚至政治對手對於黃多年來舌辯群雄的讚歎,對其戰敗落馬感可惜之哀;另一方面是不少曾為黃毓民身邊的親信與支持者,極力批評「教主」的政治誠信,選後狂賀「掃黃成功」,一片喜氣洋洋之樂。同一個人,卻在各自的世界有極其對立的理解,以致稍一站邊,便會觸及雷池,被對方劃為同行或異己。這樣的平行時空,在今天香港已然成形。其獨特之處,就是每個網絡社群,都可以各自充斥幾萬人至十萬人不等的回音牆。只要我們選擇活在網絡,我們可以在選前一片「時代革命,改朝換代」的氣勢,與幾萬人同呼同吸,幾萬個like,幾萬個view。但網絡社群以外的世界,幾百萬人各自有其生活,各自各精彩,或各自各煩惱,形同兩個時空。阿拉伯之春其中一位重要推手威爾.戈寧,年初表示懊悔曾經以為網絡是變革的一切:「我曾經說過, 如果你想解放一個社會, 你所需要的只是網絡。我錯了……今天,我相信如果我們想要解放社會, 我們必須先解放網路。」戈寧以為,社交網絡多用作單方面宣示立場,卻甚少裨益人群交流。對讀今天香港,直是當頭棒喝。這狀况不限於在網絡世界極其活躍的本土社群,也包括其他非建制派社群。例如提倡雷動計劃的戴耀廷,早兩日一度心灰意冷,自評是負資產。不少人質疑雷動計劃充滿缺陷,但同時也有一大群人衷心感激戴耀廷的義勇之舉乃當仁不讓,用以彌補非建制派無法協調或協調不成的選舉暗湧。穿越同溫層的政治社交網絡文化在於促使「政治」傾向一種以「我」為中心的立場宣讀。過份集中在網絡,結果是甚少在現實與人辯論,甚至觀察對方的一言一行、起心動念,促進人倫關係。人際互動愈少,也代表人們對話、理解、諒解、辯論的交流經驗愈少。如是之故,政治多集中在權力爭奪及勢力擴張,重心在動員支持者表態,久而久之,一旦飽和,政治理念便甚難穿越同溫層、跨越陣營、凝聚各方,也更難透過政治理解、討論、辯論、協商來創造公平公義又為眾人共享的世界。假如網絡不利保護辯論或討論的政治空間,便迅速淪為戈寧所觀察的仇恨四溢。這由網絡上網軍的出動、大規模洗板、截圖攻擊不同陣營的政治人格、閱畢未經考證的報道繼而群起討伐,致使各方難以對話,都見網絡是一種政治動源或宣傳的工具多於用作各陣營的政治交流。交流的空間在社交媒體上十分狹窄。觀乎此處,我們極需要重塑我城的政治土壤,讓民主參與、討論、決策可以重新植根入香港的社會文化之中。如非我城缺乏民主參與的政治文化,社交網絡平台未必能輕易釋放如此龐大的破壞力。我們要另有一種政治實踐,製造對話、溝通、參與、共享的社區空間,重新理順政治空間的土壤,讓民主、互助、平等、利他的種子得以發芽。不少本土派青年都在選舉後大表失望,表示要走進社區,走入現實世界,宣揚本土理念,這些都是值得鼓勵的方向。「深耕細作」當然並非始自雨傘一種講究民主、互助、平等、利他的政治空間,其實可以上索至雨傘運動佔領區,從而推進另一條政治路線。當年佔領區清場前後,不少人提出「傘落社區」深耕細作,卻有人批評此方向是虛耗民氣,永續革命。「深耕細作」當然並非始自雨傘,社區營造由來已久。但雨傘運動的貢獻在於將社區耕作、互助精神、政治改革幾個元素重新結合,透過佔領社區,開出一條民間自救的政治路線。社區工作並非僅僅為將政治努力轉化為選票,政治團體不應只是提供服務,而更應視社區本身就一個政治空間,有待重新發掘,開拓社區的互助文化、共享經濟、民主參與,從而在人心上逆轉對港京政府的依賴,推動政治、社會、經濟上的變革,從社區開始自主命運。新界西票王朱凱迪提出的官商鄉黑勾結、革新鄉議局、西鐵訂票價格不公、非法泥頭山、社區市集,亦是一種社區自救的嘗試,緊扣社區空間、政治制度、經濟壟斷的狀况,期望議題從地區、社區中打出一條路線。在最近的訪問中,朱便明言希望效法西班牙Podemos的Circle組織模式,民間自發,互供所需,發展至居民大會,突破傳統組織手法中的接case、開議題小組、動員街坊此一循環。這種新的倡議,結合政權資源,能否開出更大的政治空間,仍待未來數年一一嘗試。但事實擺在眼前,如果現實社區有足夠的政治參與空間,不少人又何須只靠社交媒體去參與政治?政治牽涉人的互動,鼓勵眾人使用創意重新塑造世界,但香港的保守文化卻顯然在不斷扼殺這樣的空間。民間需要加倍開墾,才能提供一個另類平台,另類社區空間,讓更多人得以互相接觸、理解、思辯、關懷弱勢,知悉政治不用只是講主權、衝突、敵對、陰謀、擊殺對方,而是有講求民主、互助、共享、平等、利他、光明磊落的未來願景。這些都是雨傘運動埋下的種子,曾經閃爍的人性光輝,有待持續灌溉成長。[文.周永康/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2016年9月16日《明報》世紀版) 雨傘運動 網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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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所謂何事?

我只是想談談悼念一事。青年學生或親歷六四的上幾輩人,無論在手法、立場上如何爭持,其實大家都迴避不了八九六四。無論心底裡多想作出區別,大家最終還是同樣期望藉著八九六四,去確立己見,帶出所信。誰人又可繞道而行?誰人又能輕易全盤否定對方?年輕人想盡快開看著闢新路,用心非常可取;年輕一輩對前路的焦慮與不安,自然也促成其焦點與受八九民運薰陶的人不同,上一輩著實需要諒解。但近年透過否定支聯會,順道否定悼念去確立本土性,又是否過猶不及?「悼念」是否廉價便宜、行禮如儀的事,可能還需要檢察一下悼念時內心是否心誠端正。論語記載曾子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乃透由追憶前人的初衷、價值、貢獻、教誨、恩德,不斷反芻,使存者心中浮起力量,推動存者在生活中奮力實踐,薪火相傳,跨代守護當應守護的事情、推廣當應推廣的價值。對於親受六四觸動的一代,單單責備他們只懂悼念,如同行禮如儀,難免形如侮辱。即使早在本土思潮前,早有人建議支聯會在哀悼以外,要由哀悼提煉出向前走的力量,而不只是一片愁雲慘淡。假如悼念誠心,每一次的悼念,理應都是行動的前奏、延續、提醒,使在地實踐更加堅毅紮實。如果來者只是打卡,實在不必。如果是不理解悼念心意為何,亦可學習。如果我們論八九六四卻不論其初衷、不顧仁人義士的精神,八九民運又從何談起?力量又從何凝聚?當八九六四的意義就只剩下共產黨元老的失德,軍隊的盲目,理想實踐的虛妄,這種八九六四的闡釋與記憶,又到底為港人留下了什麼?當無私付出的先輩,為人追逐的祟高理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似乎都不被肯定、不獲確立、不值尊敬、不應保留,紛紛消失在記憶長河之中,留下來的,是否就只有強大的政權、黑暗的歷史、落魄的靈魂?假如悼念沒有意義,到底是其本質麻痺人性,還是我們忘掉了悼念的本義及方法:對前人發從心底至誠的敬仰,心中不斷反芻,從而青出於藍勝於藍?在八九六四的歷史傷疤尚未縫合前,悼念六四實在不應忘失。因為我們藉悼念記起的不只是當下付出無數的抗爭者,更是一九八九一代民運先鋒的勇氣、赤誠、博愛、堅韌、公正、無私、堅持、智慧及理想。如果這些精神與價值都是我們認為當應繼承的(又假如如某些朋友所言,這些精神價值都是今天大陸所缺乏的),我們又何須撇棄悼念,而非反過來藉著悼念,去豐富香港的本土性?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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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不自主——香港大學離自主與解殖有多遠?

由港大陳文敏事件揭起序幕,「沙皇」李國章又極可能於11月接替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大專學界緊接而來的抗爭,絕對是雨傘運動後一場重要的戰役。陳文敏被港大校委會否決其副校長任命,不是升官調遷的行政榮辱問題,而是京港政商聯盟在大學赤裸裸的政治報復與政治清算。面對雨傘運動港人奮力反抗人大8.31決議、特權政治的延續,期望動搖原本牢牢在握的京港商政經聯盟。否決陳文敏與抗命者被檢控無異,同樣是政權打算徹底清算及提防將會威脅其「政經連體嬰」利益的異議者。學界的抵抗運動將是一場硬仗,而在抵抗之間,我們或許要探問大學的前世今生,才可更好掌握現况:1997年前的大學院校是否曾經固若金湯?為何政權魔手可輕易伸入大學?到底校委與政權是什麼樣的利益共同體?學界的抵抗運動需要如何逆境求生,長遠又需在大破中立下何種大學使命?大專教育之初 只為服務政權本地政權向來透過不同社會工具維持其專權利益,大學插針,絕非始自今天。港英治下形形色色的地方機構、管治委員會、半官方組織、慈善機構、教育機構,以至立法行政兩局的委任,俱是政權宣傳去政治化的香港故事,收編籠絡人心和培養政治盟友的工具,將反抗收編於廟堂之內。八九十年代本地富豪與北京的盟約,更確立了九七後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特權,特首由北京、商界協議任命,政治分贓,共享利益。要理解本地大學教育目標及發展,不能脫離歷史脈絡,空想學府享有學術自由、院校自主,旨在培養公民反抗不公政經結構。當初香港大學在1911年創立,就是為了培養在華買辦精英,權充港英的行政官僚,鞏固港英在華商貿利益,是為本地部分華人與政權合作的濫觴,瓜分權力利益。港英其時對港大開設鼓勵批判思考的人文學科甚有保留,也不歡迎孫中山在港的革命活動。後來中文大學的創立,是南來文人為了保存中華文化及抵抗共產黨而生,亦未有開啟批判本地政權之意;至後來城大、理大、科大應運而生,皆是務求培育技術專才,服務政商權貴。1980年代,大學入學率一直只維持在4%至6%,後來在與經合組織(OECD)較勁的情况之下,大專教育指標慘不忍睹,加上社會期望增加學位的壓力和八九屠城後人才外流,港英政府光榮撤退的計劃才正式確立1995年擴充大學學位至15%至18%的目標。1996年教資會報告表明,「3年學位課程有兩個目的:一是接受通識教育,認識不同範疇事物;二是汲取專門知識,成為有用的僱員」,而非培養批判性公民去反權威、反霸權、反同氣連枝的「政商連體嬰」政權。由高級華人買辦到與財閥結盟,維持政權運作,作出政商分贓,是本港政經結構下的特色。不同派別間的權力結合,正正形成今天的京港商政經聯盟,人人口中的政權。大專教育從來都為政權避諱,有特定政治目標為本地政權經濟利益服務。大學百年來從來都不能逃脫政商聯盟的影響,但我們向來卻甚少質問:這是誰的經濟發展,為了誰的利益,又是為了誰及什麼而設的教育?到底政府宣傳中的教育及經濟目標,當真是為了大眾福祉?抑或只是從港英、買辦到京港政商聯盟之間的利益?大眾是否只是在所謂「經濟發展」過程中分一杯羹,以為得享學位向上流動,實情只是在協助殖民政權穩定管治,投身為人扭曲的職場,助長其貪婪地瓜分利益?政權如果不止是港府或北京,而是包括整個政商聯盟,利益網絡其實一覽無遺,教育從來不是為大眾,而只是惠及小眾。大專教育從未從殖民地中「解殖」,步向真正院校自主,探求真理與公義,也從未為了培養公民反抗不平等的政商社會結構,為長遠共生的可持續社會發展而設。商業邏輯運作 「競爭力」成教育指標英殖在1997年撤出香港後,殖民管治不退反進,京港政商聯盟將殖民政策透過不同方式繼續演化,進一步鎖緊大專教育方向,鞏固其政商利益的穩定。香港的城市發展早在1984年已為政商權力的結盟鎖定,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其後的《基本法》,指明是要急凍城市的政經制度及生活模式,作為「亞洲四小龍」要維持區內競爭力,確保金融中心的地位。董建華上任後,進行一系列拓展政策,指明要提高大專學位持有人至60%,將香港打造成「亞洲國際都會」、「紐倫港」,並因應發展「知識型經濟」,推行高端產業為經濟服務,增強珠三角競爭力,就此需要重新定義大學的目標及培育人才的方向,沉醉於沒有方向的「國際化」政策及環球排名競賽榜,順水推舟展開大部分社會治理架構的企業化,引入商業邏輯運作,商人治港、治校,校委會的企業化運作,只是冰山一角。2007年曾蔭權上台後,提出「深港大都會」的方向,以珠三角城市群為目標,推出十大基建、六大產業,加強競爭力。2011年北京的「十二五規劃」,標明香港有其特定功用,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至梁振英更是強調要內交互利,令香港經濟更具競爭力。其實一系列的城市政策,都是以維持香港經濟體的競爭力為主,由國內經濟到區域經濟到全球競爭。負責撥款予大學的教育資助委員會也曾在多份報告書中提到,大學需要維持「競爭力」,培育具「競爭力」的學生,服務社會經濟。但如果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向來只是有利政權的經濟、政權的穩定管治,殖民香港,瓜分利益,教育政策以至大學培養的,只是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吸引投資者,為政權財閥服務,鞏固現行政治、經濟秩序。教育制度並不鼓勵具批判性及反思能力的公民,去探問並追尋一個更公平公正的城市制度,反思現行政經系統的弊端。改革校委組成 增強政治操控在香港的政經結構下,大學是本地政治聯盟統治攫利的重要一環。校委會當然如是。當管治者以城市的永續競爭作為一種想像,甚至競爭已躍升為城市教育存在的目標,大學在2000年初被檢討下責令需要自我改革校委會組成,美其名精簡架構、增強效率,實際是增強政治委任的影響力,引入商界盟友直接去主導經濟、教育政策(側面觀之,其時梁錦松是財政司長,亦是教育改革舵手),入主大學管理層,強化對教育制度的控制,保護政權的政經利益。陳文敏事件中的「12門徒」,不少人就是來自同一鼻孔出氣的政商聯盟,有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全國政協、商界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青協總幹事、渣打銀行、證監會、貿發局、馬會高層。他們不止是聽中共命令而已,而是本身就在捍衞他們自己心目中的秩序與利益。當「權貴利益是大眾利益」變為常識命理,永續共生、快樂共存,當然不會是這個城市的存在目的,也不會是大學教育、真理之道要探求的方向。這無疑解釋了為何大專學界,由大學、副學士、私立院校、研究方向、課程、畢業條件、國際化、內地化政策的發展總是強調市場導向、市場排名、經濟需要、具競爭力。但「市場及經濟」的名目,從來不是以公共快樂福祉為目標,而是政商聯盟的私利作為風向。當反抗者一踩過界,以至去到雨傘運動層次的抗爭,政治報復就遇上了敢言硬朗的陳文敏。陳文敏事件的表層是北京干擾、中國因素,但向來大專學界真正面對的困局,是政商勾結下的難以自主,以至港人反過來共同勾結,結成共業,穩定政商聯盟的利益。在京港政商權力結合下,教育淪為城市間的惡性競爭而服務,權貴利益壓倒人民福祉,壓制命運自主的可能。雨傘運動中的既是要反抗京港商的政治聯盟,要斬斷政商聯盟的利益輸送鏈,陳文敏只是政權政治反彈、復仇的其中一個顯例。由要求12名校委辭職、力抗李國章接任主席、改革大學治理架構以至校委會的組成到爭取大學院校認同需自我改革,無一項目的不需群眾支持及參與。去殖修例,重思大學真諦,港大開打的一場仗,未來殊不容易,但如果港大可以展開抗爭,聯合學界,對於扭轉香港當下社會情緒,重思香港城市以至教育方向,絕對是百利而無一害。人人口中的罷課、罷教,當然是可行的一環,但師生教職員罷課、罷工需要組織連結與籌備,而非僅僅情緒鼓動,一泄即逝。去年的學界罷課是短期及象徵性的,因為大家都押在之後的佔領中環身上,未以封鎖院校重要部門、全面停課、停頓大學行政運作、影響公共財政為目標,切斷政權的政經利益網絡。因此,罷課同樣可以具有強烈的抗爭性,問題在於: 社會大眾、學生及教職員有多願意獻身守護大學及香港?而當中又怎樣提煉雨傘運動中組織者與群眾關鍵時刻參與權不均、關係處理未佳的教訓,轉過失為得着,推進抗爭?如果決心堅定、組織穩固,港大是次抗爭,將是大學去殖化的重要一仗,去闡明大學本應就是大眾及提倡民主參與的。作為承先啟後的抵抗運動,學界一仗,絕對是我城重豎命運自主旗幟的另一場重要戰役。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高等教育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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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圖強改善事在必行

在消費者意識抬頭的年代,功利重要,我比了錢,你比我貨,無容置疑。但我們不只有消費者一個身份,我們更不是永遠自私自利的人。學生組織侍奉同學,但學生同樣侍奉社會,所以其實同等甚至更重要嘅問題係:學聯的存廢,對社會改革重唔重要?學聯的貢獻,我認不認同?學聯的參與,我會否參與?學聯的改善,我會否置身其中?沒有學聯供八學院聚合,沒有學界商討日,沒有學界公投,沒有學界方案,沒有72遮打抗命,沒有罷課,沒有兩傘運動。一步進一步,一環扣一環。退聯,實際如果不是要瓦解學聯,何以一間大學學生會退聯,然後要其他大學學生會承擔聯會責任。這是自絕學界以外,還是扼殺學界實力?如果是要聯合共舞,聯會就必不可少。新一屆的學生會幹事絕不否認學聯的問題,更帶頭指要改善其中,但絕非拍檯離場,甚至翻檯抹面。我們都知道,在一個內耗的局面,泛民正在猶豫六月是否袋住先,北京在操弄他的政治棋盤,學術界處處繼續被滲透統戰分化瓦解。迷茫中,這就是現實。今天是嶺南存留學聯公投最後一天。我反對退聯,對社會變革而言,一間都不能再少,因為只有不同院校的同學堅實同行,同氣連枝,才可默契充分,在危局中再思前路,繼續邁進。如果你反對退聯,那學生會圖強改善事在必行,請務必參與其中。如果你在猶豫,請想想今天的社會局面,沒有學界並行共進,可以走到今天?如果你贊成退聯,請告訴學界及社會走下去的藍圖及路線圖?原文載於作者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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