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維出世:偽左膠電影的誕生——指控大致合理,證據卻是一派胡言

有天乘搭港鐵,有個中年漢子走進了車廂,車卡半滿的,他身子靠在門旁,手裏拿着報紙的馬經版,驀然大叫,說道﹕「想知道長X集團李氏父子他娘的什麽什麼,請打XXXXXXXX(電話號碼)。」車廂中的乘客很自然地退避三舍,他每隔半分鐘便重複獨白一次,說話時有吃螺絲的問題,把現場的氣氛,由緊張變成滑稽。 沒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受僱而作出這些行為,他究竟是不是行為藝術家,又或者另有YouTuber在拍現場各人的反應,不過我想現場九成九的人,都會覺得此人精神異常,簡單地說是癡線。 當然,沒有人會上前跟他搭訕,說其實集團父子的令壽堂們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或者慰問他買這個集團的股票或期權,到底輸了多少,再又或他的家人,有沒有人把照顧他的工作外判給別人。 近年觀察,也真的多了很多在街頭裏自言自言地謾駡的人,看真一點他們也沒有掛上藍芽耳機,生活的壓力當然會令人內分泌失衡,精神病患者揮刀令人傷亡時有所聞,近者則有在港鐵車卡裏這些密閉空間放火,可是你有壓力,我有壓力,沒有人會怪罪在他們生活的社群裏,沒有足夠的關懷他們。 電影《一念無明》最大的缺失,是讓觀眾站在幾乎全知的角度去審視主角的全部,然後歇斯底里地去批評其他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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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無明—— 錯在創作的起跑線

電影《一念無明》公映至今的票房有千多萬,也是時候來檢討電影的成績,塵埃落定時,說一兩句公道的說話,蓋棺來定論。 四維出世從不阻人發達,本人的原則是,本土出品,有負評劣評也要等電影下畫後才說,要討論的是電影的本質,不是要影響別人的生計,除非我的劣評可以大幅增加票房收入,令發行商片商收入倍增,那我可義不容辭。 有影評朋友事先「警告」在下,温馨提示下已有心理準備,剛巧跟他看史高西斯的《沉默》,片頭放的是《一》片預告,光只看這短短一分多鐘,難受的感覺像世上已千年,我跟朋友相視而笑,說道果然很惡睇,礙於電影片尾有鳴謝他,他也不方便說兩句,而給電影打負分,也不是他的專業強項,因而這粗重工夫也就留給在下。 公映購票入場前內心有很多的鬥爭,問自己要不要捱過這101分鐘?一般來說,當社會上對某部本土電影有太一面倒的正評,不少人會希望四維出手,來確認(Endorse)一下電影的成就。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也只好硬着頭皮上陣。影評不易為,電影看畢,也真想到去勞工署申領工傷賠償。 電影藝術,一直一橫。縱橫測試,先直後橫,立竿見影,無所遁形。上期談到電影水平的測試,我們也可應用在《一》片中,看看合不合格。 隨着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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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直一橫

今年,由三位年輕電影工作者合導的《樹大招風》,在剛頒發的「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奪得了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剪接五項大獎,為新一代的電影人,打了一注強心針。 電影正場公映已然落畫很久,獎亦頒過,塵埃落定,也是時候檢視一下電影的成就。電影的監製是杜琪峯和游乃海,當然杜sir是主要的催生者,過去杜導為本土電影比賽鮮浪潮付出不少努力,希望從鮮浪潮得獎者中,提攜新一輩的年輕人,這點善心可以理解。 這部全由三位新人擔當為導演的電影(歐文傑是電影《十年》其中一段《方言》的導演,嚴格來說,可說是未正式拍過長片,且在電影的籌組過程中,《十年》還未開拍),故事是以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後為背景,以當時的三大賊王為故事的骨幹。三大賊王在影片中化名為葉國歡、卓子強和季正雄,分別由導演歐文傑、黃偉傑及許學文主理。 這種合導的類型,正常是以三部分的形式出現,現在影片選擇剪輯為一部長片,難度當然不少,剪接的獎項,可謂實至名歸。 據說電影的劇本籌備經年,故事由三組編導分別創作,最終要結合為一整體,首先把關的當然是電影的監製,可以說,杜游的組合對這部電影有很大的主導或主引性。 過去的文章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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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互聯互通

姑勿論美國影藝學院,在奧斯卡當晚頒最佳電影的時候是否甩轆,抑或被雌雄大盜核數師偷走了真正的信封,《星聲夢裡人》(La La Land)或《月亮喜歡藍》(Moonlight)均不是我個人的選擇,Damien Chazelle兩部片下來,證明是嚴重的被高估,是不是歷來最年輕的最佳導演得獎人,我倒不在意,現在反為是太早寵壞了他。《月亮》不是不好,卻未到最佳電影的層次。 在9部最佳電影的名單,最應該得獎的是Kenneth Lonergan的《情繫海邊之城》(Manchester By The Sea),這引證了在一切文化領域水準均每況愈下的年代,不到50歲的作者是不夠火候的。如果算埋被冷待低估而沒有入選名單史高西斯的《沉默》(Silence),最佳電影更應是他的囊中物。論作品的完整性,《情繫》應該秤先,論創作的野心與視野,《沉默》無出其右。利益申報,個人不是史高西斯的死忠,過去的文章也不大提及他,不過毫無疑問,《沉默》是部不可多得的傑作。最佳電影,應該是《情繫》與《沉默》之爭,而不是《星聲》或《月亮》。今天要討論的焦點不在此,日後有機會再談。 上回提到文化軟實力,還想補充一些。美國的文化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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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看‧做做—— 從《聖杯騎士》看創作法式

或許是我的偏見,諾貝爾文學獎要頒給歌手唱作人,Leonard Cohen獲獎會比Bob Dylan合理得多,起碼Cohen的音樂,文學的味道濃郁強烈,况且,Cohen的出身本來就是文學家,出版詩集的時候,Dylan還未出道,而Cohen也有小說發表。所以當這兩天傳來Cohen的死訊,不勝唏噓,因為這個獎他再也沒機會平反了。有質素的人走得七七八八,波蘭電影新浪潮的健將安德烈‧華意達(Andrzej Wajda),一生創作不斷,傑作眾多,光是想像,在鐵幕時期的波蘭,A Generation、Kanal、Ashes and Diamonds、《大理石人》、《鐵人》等佳作是如何拍成的,換轉是我城,現在稍為敏感的題材,就算有資金拍得成,也沒有戲院願意放映,歐洲人和港豬,當真有分別。嚴肅地對待電影藝術的作者已不多見,Terrence Malick(泰倫斯馬力克)2015年的作品《聖杯騎士》(Knight of Cups),排除萬難,終於有片商願意發行,今年公映,可惜口碑票房均不理想。沒有人會覺得《聖》片會比馬力克2011年的經典之作《生命樹》(The Tree of Life)好,事實上《生》片在概念到化為映像的層面上有很多Avantage,澎湃的影像令人目不暇給,不太明白故事也可引起討論,可是評論的責任不是去描述或渲染馬力克的處事作風或電影的故事有多麼的神秘,或是因為神秘,所以不解,大條道理,不求甚解。評論起碼而要嘗試揭開面紗,引領觀眾理解電影。評論的責任在IMDB的評分,《聖》片只得5.7分,而他的前作《愛是神奇》(To The Wonder)也只是5.9分,《生命樹》在Sight and Sound 2012影評人選史上最佳電影排102位,導演選的也排132位,但在IMDB也只得6.7分,是否意味着電影拍得很差很爛?須知道,IMDB的評分是大眾打的,他們看不明白,自然不會打一個高的分數,此時評論的責任,就是要作觀眾和作品的橋樑。以前曾經談過,馬力克從The New World(2005)到《生命樹》,創作的方法有很大的轉變,他從以故事為先的做法,轉化為以影像為Exploration的起點,再重組Narrative,觀眾初看時會覺得散亂,再看時會慢慢在腦海中重組一些人物和事情的想法。要爭論先有故事,才有形式,還是先有形式,後有內容,其實並沒有意義,好的作品,永遠分不清楚是誰先誰後,最後是渾然天成,形式與內容是化不開的。我中學的美術老師,他以教育藝術家的方法,來引導中學生,他教曉我們創作的方法,是六字真言:「想想、看看、做做」,現在看來是終生受用。很多時候,並不需要先想後做,可以是先做做,看看,再想想。現在馬力克的境界,不一定需要有一個完整的劇本,他可以有一個很初步的概念,先拍拍,剪剪,看看,想想,然後再拍,故事就會慢慢的呈現出來。構圖、顏色理論等視藝常識我在中學時期已學會,在大學念建築時學的是Formal Composition、Spatial Composition和空間的平衡,電影是複雜的藝術媒體,怎樣從空間中轉化為平面的「影像能量」然後呈現在畫面,是一門大學問,再加上鏡頭的移動,情况會更複雜。最近有些工作是協助拍攝團隊製作影視作品,發覺對構圖、顏色理論等視藝「常識」的掌握,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每一次爭論都好像要講一課似的,為什麼這樣可以,那樣不可以。內人每當看完平庸的作品後,往往會批評為沒有藝術的感觸(Art Sense),作為評論或顧問,可不能這樣說了算,有理論支撐,才能說明問題所在。在此感恩我的美術老師在他如日中天風華正茂的時候,有緣能在生命的軌迹中,與他相知相遇,特別感激他的傾囊相授。李重政老師,感恩、感激、感謝。在香港,用拍拍、剪剪、看看這方法最著名的當然是王家衛,可是王導拍攝進度緩慢,緩慢意味着不肯定,找不到出路,且主題永遠糾纏在男女間有緣無分的愛情層次,而馬力克無論在主題、影像發掘深度的藝術層次上,均比王導高。有幾多高?幾層樓咁高啦。可見得用同一件兵器,也不一定是高手,還要看你的資質和勇氣。况且,馬力克過了十年磨劍的階段,現在是手執樹葉都是劍,手起刀落,快刀斬亂麻,作品生產的速度加快了很多,《生命樹》(2011)之後是《愛是神奇》(2012),待了幾年到《聖杯騎士》(2015),然後有紀錄片Voyage of Time: Life’s Journey和IMAX版本Voyage of Time: The IMAX Experience(2016),剛完成的有Weightless(2017),進入後期製作的有Radegund,似乎馬力克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後,創作不絕。73歲了,要與時間競賽。朝聖之路以《生命樹》來跟《愛是神奇》或《聖杯騎士》作比較,不太公平,且亦可能落入評論的盲點,因為《愛》和《聖》片本來就是《生》片的延伸,是《生命樹》的一部分。如果說《生》片是描述主角回顧50年代對家庭和對比他聰慧和有勇氣但不幸意外身亡的弟弟之懷念,甚至是懺悔,感嘆有天慧的人早逝,自己憑什麼活下來,那麼《愛》片就是主人翁長大成人後,成家立室,然後面對婚姻的困局,而《聖》片就是婚姻失敗後,遇上的眾多的Affair霧水情緣,嘗試找尋出路。所以馬力克並沒有重複自己,其故事和主題,均大有發展。《生》片詰問生命之源,因此影像連結到太音之初,宇宙之始;《愛》片探討婚姻,邂逅在法國的Mont Saint-Michel教堂,水天一線,與天、與地、與海、與自然對話,深信是天賜良緣,佳偶天成,可惜事與願違;《聖》片着墨的是Pilgrim,是朝聖之路,是另類的公路電影,蜿蜒的公路、天橋、隧道,蔚為奇觀。可能自安東尼奧尼之後,沒有人可以把人物、建築、空間、距離、規模(Scale)的關係,在銀幕上表現得那麼細緻精準。他大量的使用廣角鏡闊景深(Deep Focus)的畫面,前中後景的細節也看得十分清楚,這十分考導演與攝影師對空間、演員走位、機位移動所形成構圖的掌握。馬力克有能力把人與周圍環境的關係,在畫面上漂亮地精確的呈現。人物的大小,前後左右,遠近高低,移動的方向,均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表露無遺。加上道路的意象不時重現,主觀鏡移動的速度,令觀眾不自覺的吸進了他的影像世界。篇幅所限,下期再拆解故事結構。文:四維出世編輯: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1月13日) 影評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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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Soon for Goodbye

敬愛的基阿魯斯達米先生:記得首次見面時,你着我們不要這樣稱呼你,叫你阿巴斯就可以了,真沒想過,平日在照片上總是架着黑眼鏡,表現冷峻而酷氣的你,會是那麼平易近人。沒法子相信,幾天前看報得知你離世的消息是真實的。2013年的夏天你隨着硬照攝影展首次來到香港,電影節也為你特事特辦了座談會,且還應邀來到演藝的電影電視學院給學生們上了彌足珍貴的一課。早前在網上得知因你腸道有事昏迷入院,本以為你能熬得過來的。來自伊斯蘭的國度,百無禁忌,吃飯第一口就是燒肉,這口燒肉多多少少跟胃腸癌有點關係。那次有緣有幸能與先生近距離對談,沒想到三年前的初遇,卻成永訣。那天見到先生你,雖已七十多歲,可精神煥發,健步如飛,甚至可說有點精靈鬼馬,怎樣說也不能跟死亡兩字拉上任何關係,當時想,以你的樂觀與精神狀態,少說也可拍多十來兩年的電影到八、九十歲。萬萬的沒想到,那年上映的《東京出租少女》,已是你的最後遺作。先生離去後,在當今世上可稱得上是電影大師的人,真的是一隻手掌五隻手指數得晒。相對於高達(Godard)的詩化影像和對電影語言格新的追求、荷索(Herzog)的影像意志、艾里斯(Erice)的含蓄內斂、塔爾(Tarr)如影若舞的長鏡頭和馬力克(Malick)意識流水行雲般的敘事,先生的電影,永遠來得平易近人,好像每一鏡頭都沒啥特別,可是加起上來的調度和蒙太奇,想像和引申,可謂次次有驚喜。人選擇電影,電影選擇人,對於先生,後者應更為真確。因為工作的關係,你需要拍一些以兒童為主題的短片,相信你拍第一部短片The Bread and Alley(1970)的時候,你並沒有想得太多,只是把小孩子在後巷對一頭看門犬的恐懼拍出來。事情往往是,當你在工作時,你便知道你擁有某些別人沒有的才華,如構圖擺鏡頭的能力、捕捉現實的能力、重組故事的能力、調度的能力、觀察自然的能力、控制節奏的能力、給故事的困局找出最自然解決辦法的能力等等,這些自知之明,能令你一步一步的走過來。你的電影,活像電影的教材,你教曉我們,電影可以是什麼。尤其在今天,有電腦合成的技術,有什麼鏡頭、場面不能做?可電影非關這些,不單只是單一鏡頭帶來的震撼,電影是所有元素相加、整個歷程所帶來的衝擊。你的電影,製作上看上去很容易,可是創作上是絕對的困難。怎樣從現實中取材、重組、延伸,才是最困難的。再者看似簡單的影像捕捉,也不是每個人也可擺到這些機位捉到那些構圖,看過你的攝影展,便明白對自然有所感通的人,才能夠捕捉這些鏡頭。要說你的電影,不得不提《大寫特寫》(Close-Up,1990)。電影的偉大之處,非單只擷取現實,而且是介入現實,改變現實。影片是一件真人真事的新聞誘發,故事的主人翁Sabzian有天乘公車時在看電影導演麥馬巴夫(Mohsen Makhmalbaf)的劇本,與鄰座的女士搭訕時冒認是該導演,然後應邀到她的家庭探訪、暫住,更說可以給他的兒子拍戲,後來東窗事發,被拉了進差館。先生你看見新聞,立刻拉了攝影隊到現場,說要採訪拍攝紀錄片,就這樣,你把各人的訪問、法庭的審訊、Sabzian的自辯,一一記錄下來,再安排麥馬巴夫接Sabzian出獄,到事主的家庭請罪,然後將所有的片段記錄整理,竟然可以剪輯成為一部經典作。對於苦主的家庭,Sabzian可說是白撞,存心欺騙,對於Sabzian,他只是想跟人認真嚴肅地談論電影藝術,且事主家庭亦沒有經濟的損失。可是先生的介入,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變成知名的電影,各家庭成員變成電影演員,把Sabzian所說的空話,紛紛兌現成現實的一部分,從涉嫌詐騙變為沒有欺騙的成分,電影之乎社會,你教懂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大寫特寫》是你唯一非直線線性時間的電影,你說本來倒敘非你的原意,事緣有一次在影展放映時,放映員把菲林的本數放錯了(DCP年代可沒有這個美麗的誤會),把故事由記者伴隨警員到事主的一家開始,可是你發覺故事這樣起始更迷人。永遠持開放的態度,是創作者必備的條件。記得你說過,你很少重看自己的電影,惟二之一是《大寫特寫》,其二是《雪馨》(Shirin,2008),因為你說這其實不是你導着演員去演的。你說,看人的表情真耐看。對人永遠留有好奇、謙卑及關愛之情,是我輩永遠要學習的地方。你說過,《雪馨》當屆得不到評審的青睞,是你走得太前,相信你離去以後,歷史會證明,此話非虛。你最後的兩部作品《似是有緣人》(Certified Copy,2010)和《東京出租少女》(2012),都是拍攝伊朗境外的故事,這是安東尼奧尼以降,能在自己的國土以外,仍然能夠交出傑作的作者。可以洞悉世情,人情練達,能夠從人的生活中,觀察到最宇宙性的東西,且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尊重,這種能耐,學一輩子也學不完。沒有機會看到你在中國拍攝關於清潔女工不可能的愛之故事片Walking With The Wind了。如果能夠拍成,應該是「中國電影」的里程碑。你原計劃共長24小時1分鐘的短片集成24 Frames Before and After Lumiere,不知有沒有機會看到一鱗半爪?生命無常,相聚相知的時間永遠太少,要這樣說聲別矣,也真是來得太早。謝謝留下這麼多傳世的作品,讓我們在孤獨的長夜中,給我們生存的信念,知道電影是什麼,人生是什麼。It’s Too Soon For Goodbye.一路好走。一位影迷2016的炎夏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7月10日) 電影 伊朗電影 阿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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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執總姜國元,就沒有作家安裕

上回在《星期日生活》開了一個不小的天窗,以面積計,應該是《明報》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多得編輯的排版,和白雙全的重組,原來天窗的中間,有一顆十字星,好像有緊急救援的意味,也不脫宗教性的延伸。很出奇,當天的天窗,並沒有「編者按」,想必是代執總梁享南上任在即,管理層以不變應萬變。這次炒姜危機,算是暫時安頓下來,以現時來看,新執總到任,應可穩定軍心。世界變得太快,市民的眼球,很快被別的事情所吸引。這一次炒姜事件,管理層的解釋是因為報業紙媒的前景嚴峻,裁員是為了減省開支。《明報》的母公司,世界華文媒體(0685)是香港上市的公司,每年要向投資者公布業績,財務的資料可以在港交所的披露易網站找到。世華的總資產3.73億,總負債1.80億,資產淨值1.93億元,算是健康的資債比例。集團的除稅後盈利年報,從2012到2015年,分別是6434萬、5797萬、4927萬、3109萬,按年倒退從9個百分點,增至36個百分點,情况不錯不是太樂觀,可是還未到嚴重虧損的地步。我是報業外行人,不清楚執總的新酬應值多少,不過應該怎也不能跟一個位大企業的行政總裁或司局長的數百萬年薪比擬,要不是無冕皇帝這一行,就會有很多年輕人搶着入行。面對電子傳媒的挑戰,紙媒受到威脅,是不爭的事實,至於是否要急於炒一個年薪一百幾十萬的執總,集團的盈利就可能以千萬計地翻倍回升,這個問題,相信不用讀過工商管理碩士的讀者,也能回答。况且,炒了執總,現在補回一個,一來一回究竟可省多少錢,省下的這個錢,究竟可不可以令集團的盈利回升(不至於說起死回生吧),一個有正常智力的人,也可以回答。有沒有可能跟姜跟各員工坐下來,商議集體減薪,以補回新舊執總的年薪差額,這個就是考驗管理層危機管理及公關的能力。想說的是,這次炒姜的經濟誘因,從常理推測,是很少的很少的。現在紙媒生態佔領運動之後,以華文的紙媒來說,有幾多張中文報紙可以看,真是兩隻手指可以數得晒。不論社論立場,基本的事實報道,是最底線的要求,現在也沒有幾張報紙可以辦到。面對行業的轉型而帶來的經濟動盪,也不光是《明報》特有的,銷量冠軍的報紙也要面對。而且雨傘運動之後,社會嚴重歸邊,流失中間偏右的讀者,也是正常的事。報紙的市場定位,來自視野、公信力和報格,歷史證明,沒有獨特視野的紙媒,人云亦云,面目模糊,只會滅亡得更快。一雞死一雞鳴,新近也有紙媒誕生,為的是一張紙媒的記者證,為電子媒體的市場打拼。近年創業版上市的瘋炒,且殼股賣殼成風,引起了港交所的注意,推出新的指引,增加殼股上市的難度,來打擊賣殼的風氣。殼股出現的誘引,來自供求,大量的需求,來自國內,因為在內地,要上版難度更高。另一誘因,是法制的問題,萬一大股東要負刑責,在一國兩制下,兩地對資產的處理也有所不同,對比周正毅和黃光裕的命運,就明白為什麼一殼難求。新上市公司,分別有半年及一年的大股東股票禁售期及公司禁賣期,殼股上市一年後,財技的運作便開始,東主要為賣殼作準備,要一步步的把公司的資產賣走清肉,方可把有上市地位的空殼賣給買家,這是經濟上的處理。不止一次傳出,有大腕要買《明報》,而傳媒機構,當然不可能把日常用以作業務營運的資產賣走,如果買家的動機,是要把人民的喉舌,變成建制的喉舌,那麼要清的,就不是經濟上的肉,而是政治上、精神上的肉。這次炒姜風雲,如果經濟的誘因是這樣的微不足道,那麼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令人有另一番的遐想了。前線記者挺住數年前,有新的管理層入主《明報》,可見社論的立場愈趨保守及建制,可幸的是,前線的記者,在編採的方針上,大致上是挺住了;總編在鯉景灣被斬,前線的記者,在報紙的路向上,基本上還是挺住了;這次不明不白的炒姜風波,紛擾一番,前線的記者,在局面上還是挺住了。有些事情,不以管理者的意志為依歸,立志當記者的,而且還是在這樣的媒體當記者,怎樣說也有點風骨。萬眾一心,當權者也不可任意妄為。最起碼,在正常的情况下,專欄作家還是可以暢作欲言的。不記得什麼時候,星期天翻開《明報》,就被安裕的文章吸引過去,從他的文章推算,他應是60後,在70年代渡過青葱歲月,80年代成長的中生代,他說作為泳手的苦樂,不無人生的抉擇的苦澀;他說的乒乓球外交和莊則棟,是共同成長一代的集體回憶,話及容國團,也是一貫的人文關懷;他熟悉左派傳媒的運作,對美國近半世紀的政治歷史了然於心,想必是傳媒中人,礙於身分不得不隱姓埋名。曾有衝動,想問編輯小姐,誰是安裕,不過明白到保護作者的身分,是編輯的天職,所以念頭就此打住。沒想到安裕身分揭露之時,竟是他被炒之日。沒有安裕的《星期日生活》,可以說得上是寡薄,好像缺乏了什麼似的。姜在這樣的情况之下離去,甘不甘心再為《明報》供稿,《明報》會不會刊登他的文章,是兩大疑問。《明報》解僱姜國元,表面上是報紙的內部行政決定,與姜作為專欄作家安裕無關,但事實上是同時解僱了專欄作家安裕。而安裕的文章、立場、篇幅,在當今的報紙雜誌,也鮮有刊登的可能,所以他的作品,基本也可以說,是從大眾媒體上絕迹了。沒有執總姜國元,就沒有作家安裕。希望我只是過慮。今日香港,自由及言論的空間不斷收窄,這樣的困局,基本上是看不到前景和出路的。我們能夠做的,就只是守住每一條底線。當底線能夠守住,歷史的缺口就會往不知的方向裂開。向《明報》所有的記者,為守住底線而致敬。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6月12日)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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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技藝叫勇氣

多得建制派的電影大亨大中華膠生意人出口術打壓,不然,全港的市民,根本不知道,有部香港電影叫《十年》。Underdog拿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不是沒有,像5年前的《打擂台》,可是沒有建制的「反宣傳」攻勢,你問全港的市民,有幾多人知道有部電影叫《打擂台》?資本家批評的論調,大多不離,《十年》的得獎是政治炒作,電影只得50萬元成本,不配得最佳電影,電影的技術水平像學生習作,藝術及專業水平不夠,甚至有立法會議員,批評電影鼓吹分離主義,云云。先不要說,他們大多數人,根本沒有看過作品,就已經定調來個文革式的批鬥了。這班平時只看重票房,只懂北望數十億人仔市場的權貴大腕,突然、忽然的藝術和專業起來,彷彿電影藝術,只有他們是正宗。好想問,在90年代千禧年代,在港產片沒落和苟延殘喘之時,及在合拍片大放水喉可以大搵真銀之前,他們到底為香港的電影做過些什麼?說來好笑,最佳得獎電影,不合業界的「標準」(Standard),已非首次,可以說,其實早在盤古初開的Day One,金像獎成立的第一天,經已有這一個「現象」,可我不認為這一個是「問題」(Problem),勉強只能說是一個「議題」(Issue)。年長一點的影迷,應該還記得,35年前,第一屆的最佳電影是方育平導演的《父子情》,第三屆的最佳電影也是他的《半邊人》,都是文藝的電影。諷刺的是,當年這兩部電影的資金,是來由有左派背景的電影公司,今天的紅色資本家,反過來指獲獎的影片不夠業界氣味,上帝也瘋狂,真懂開玩笑。那些年的金像獎,還沒有紅地氈Deep V露背裝,它只不過是一本以文青為目標讀者的雜誌《電影雙周刊》所創辦的尋常頒獎典禮,而當時的獎座(Trophy),是早逝的本土雕塑家麥顯揚設計的「帶攝影機的人」,比現在這個「菲林包裸女」的形態,有美感和有想像力得多。《父子情》和《半邊人》怎樣也不算是商業電影,連同第二屆的《投奔怒海》,第四屆的《似水流年》,都是着重文藝腔藝術性的。一路下來,金像獎漸具規模,開始有業界的葡萄電影人,埋怨得獎的電影,不是大眾喜歡看的那一類。現在恍似是時光倒流,業界的影人,猛力的在抨擊,他們看不懂,或不懂看的電影。尊重評審機制每一個評選或者比賽,總不會所有人都同意賽果,最要害的反而是,這個機制是否公平公正公開。5年前,我完全不同意《打擂台》是最佳影片,在下連續幾個月的文章,都是分析這部電影的壞處,以開放論點,以示真理愈辯愈明,可是我完全尊重評審的機制。路遙知馬力,這電影製作人往後的作品,水準如何,大家也心裏有數了。有理據論點的批評,從來都是希望我城的電影進步,而不是封殺。金像獎最佳電影的獎項是由55人的專業評審團(總積分55%),及金像獎13個屬會的會員和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選出(總積分45%)。我相信,這群專業人員,已根據他們的專業判斷,作出他們的選擇,且過程亦由專業的核算師核對。如果說這部電影得獎,是政治炒作,我想這是對這班專業人員的最大羞辱。輸打贏要,要向金像獎的籌委施壓,要檢討機制,以後別再有同等情况,等於是輸不起要搬龍門,這樣的事,去年藝術發展局的年度藝術家獎,不是預演過一次嗎?香港,真是愈來愈Corrupted了,亦反證了為什麼《十年》會被大眾受落。如果今年選出《十年》的機制有問題,過去三個半「十年」的機制都是有問題,不獨是今天。好了,真的給你落了閘,以後同類的影片不能再拿香港電影金像獎,不過你不能阻止電影到康城、柏林、威尼斯等地方參展和奪魁,到時全世界發現這部片在香港不能有被選權,一定會變成國際笑柄。而且國際標準的潛規矩是,愈受打壓,愈易得獎,去年的柏林金熊得主Jafar Panahi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就是一例。選領導要篩選,拍電影受打壓,說真的,在香港生活,愈來愈像活在伊朗。賣座還要捱批再說電影的成本,從來不是衡量一部電影的成就的準則,况且成本50萬的電影在賣座的情况下「被落畫」,都有600萬的票房,成本效益有12倍,以唯利是圖的生意人來說,真是要羨慕也來不及的。有億元大導說過,電影只有一條死罪,就是不賣座,《十年》賣座而還要捱批,原來,在香港還有一條更死的罪名。要講低成本,沒有人叻得過法國電影大師高達,他用很多經典電影的片段,剪輯成四大集各分上下半的《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零成本下被全球影評選入Sight and Sound 250部經典的第48位,在香港,能在這個名單上的,只得王導家衛而已,低成本而高效率,不是輕易做到的。而50萬成本平均每條片只得10萬元的預算,想必是很多電影工作者不收市價而促成的。他們對創作自由意志的捍衛,更非一班見錢開眼的生意人可以理解的。至於鼓吹分離主義,這只是那位有政協委員身分的人之個人解讀,其他的觀眾,也可以各自不同的Interpretation,最重要的,我想強調一點,電影是經過電檢處的審查分級而合法放映的,電影沒有違規,一切依法辦事,要是通過了一部違法的作品,有問題的,都是電檢處的問題。《十年》的勝出當真可說是香港的不幸,不幸的,是現今的政權及社會環境,把這樣的電影逼了出來。更不幸的,是有一班食古不化的既得利益者,拒絕接受,我們的社會已經有根本的改變。說到電影藝術,全港的電影評論,相信沒有幾個可以奄尖腥悶得過百彈齋主四維出世,而我對《十年》的評價,是正面的。做藝術創作最重要是真誠電影不是沒有缺點或局限,如上回所言,郭臻導演《浮瓜》那一段以全知的角度敘事,簡化了現實上複雜的處境。黃飛鵬導演的《冬蟬》,是香港少有思考宇宙觀的電影,且非常有水準地經營映像,這個在港片更罕有,可惜故事到尾收不了結。區文傑那一段《方言》,構思本來不錯,不過把粵語與普通話的辯證,困在一個不肯接受職業再培訓的中年身上,削弱了議題的層次。周冠威的《自焚者》,很大膽的呈現了雨傘運動,和敢於批評英國政府,可是影片的懸念,落在誰是自焚者的身上,在今日人人手執一部智能電話和到處網絡鏡頭的時代,要把自焚者完全Keep in Darkness的處理,不大現實可信。伍嘉良的《本地蛋》,少年紅衛兵的構思不俗,很有杜魯福《烈火》的意味,惜最後的Resolution,擁有私人的藏經室而不被告發,有點一廂情願地樂觀,相較《烈火》的以耳傳口述經典著作的方式藉以傳世,有想像而寓意深遠得多。這部五部作品,當然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曾經說過,將電影各個範疇的表現打一個分,然後再計算一個總分,這樣的去評論電影,我是不來這一套的。我採用的是漏斗式的評核,有些準則要秤先。做藝術創作,最重要的是真誠,在這一點上,我相信五位年輕的導演是毫無保留地交出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憂慮、關懷與想像,而電影雖說是十年後,可是這個想像更貼近現時市民的生活,這一點,可以從很多場的觀眾激動落淚看出來。在這頭一關上,這部電影肯定把其他候選作品比了下來。影片有些場面可能比較簡略,這是資金的問題,資金為什麼不容易找,不用畫公仔畫出腸了。《十年》的得獎,是技勝一籌。然而井底之蛙,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種技藝叫勇氣。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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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的浮瓜

香港,險些經歷了我們的228事件。立法會新東補選跑馬仔,對於我城大多數的民主支持者,現在出來的結果雖是僥倖地皆大歡喜,過程其實是觸目驚心,險過剃頭,非建制派守住了關鍵的一票,而本土派亦「光榮」地高票落敗,且宣告三分天下。新晉的傳媒人說這是梁六和楊七之爭,實則是六七相爭,周三有機會漁人得利,且會引發修改議事規則,不利拉布。選舉前的兩個星期,在面書上鬧得熱烘烘,究竟是理想為先,還是顧全大局,含淚投票,各執一詞。說得再明白一點,梁六其實絕對沒有勝算,選情忽然看漲的效果是分薄票源,間接為建制派助選。開拓票源,是中央和各方兵家必爭之地。可是三十年來,泛民:建制:中間的選票比率是5:4:1這條鐵律基本是沒有改變的。同一光譜的參選人,只會在自己的票源上爭,永遠沾不到光譜另一端的選票。泛民的選票連游離的有五成多,偏向激進的佔中的支持者有38%,如果當中支持武勇的本土派,有一半已是很大的成數,算有六成,也只是22%,是一定勝不了建制的40%,反而從50%界走22%是28%,在單議席單票制下,這兩個人都會輸給建制的四成票。明知勝不了都去爭票,且還益了建制的人,在本土青年人背後推波助瀾的政治老手,沒有理由不明白這條數這個道理,可是有人嘴裏掛着的是理想和原則,心裏盤算着的是政治利益,可說是非常表裏不一。市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敬而遠之。最簡單的處境是,建制、泛民各一人出選,如同當年港島區補選,陳方對葉劉,以一向5:4:1的基本盤,泛民的勝出是毫無懸念。梁六說這一次參選有兩個目的,一是啓發年輕人,二是把本土的聲音,宣揚開去。可是這兩個原因,都沒有迫切性,沒有理由,九月才去選,香港會塌下來。由始至終,他都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記者提問,他說選票是大家的,表面是答得漂亮,可是人家問你選舉策略的問題,而你卻回敬選舉原則的答案,是偷換概念,是言語偽術,是689的傳人。如果選票真的是大家的,公民可以自由參選,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就不用初選了,彭博亦不用考慮分薄希拉里的票源,益了特朗普,而放棄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參選。政治本錢有說,選7號沒有改變,選6號才可以改變。首先,6號在議會中能發揮什麼功能,已是一個重大的疑問。再者,分析票源下,6號沒有機會勝出,這個改變只會是往壞的方向走。進攻在街頭,防守在議會,這是常識吧!當幾個月的立法會議員,真的可以光復香港?曾幾何時,這麼多政治明星進入了立會,要談進攻,除了掟蕉、擲杯、拉布,還可以做什麼?奇連伊士活的《不敗雄心》(Invictus),用南非的欖球隊去襯托曼德拉,隊長麥廸文在球賽中對隊員說:「Defence,Defence,Defence。」要做好防守,等待對方犯錯,才有進攻的機會,在民主進程上,南非如是,緬甸也如是,沒有政治本錢,昂山素姬如何跟軍方談修憲?傷害他人身體的暴力抗爭會催生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只會帶來暴力政權,1911如是,1949如是,過去如是,將來也會如是,這是為什麼我們百多年來,也沒有真正的共和。再抱着重這種思維,再多一百年也脫離不了暴政。大勢是只求站邊,不求論述,所以群眾往往左右不分,中間不分,無間亦不分甚至忠奸也不分。有說選舉投票,最重要的是原則和價值。但選舉是務實的,反對派最重要的原則和價值是,不讓建制入局,且要把票投到最有機會的對家身上。有很多外國的賭馬集團在香港維生,主要原因是,他們知道,中國人好賭,但是對馬的跑法(自然科學)、競賽形勢(物理學)及機率及賠率的關係(數學)等這些科學沒有研究,造就他們的賺錢的空間。中國人鍾意投注他們喜歡的馬,而不是一隻會勝出的馬,所以一直在輸。有說,今次本土派出來參選,為的是測試實力,以便部署九月的大選。如果以一派的私利,而棄全港大多數人支持的價值不顧,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這次新東補選,不是全港公投,其他四個選區的選民,並沒有語話權去決定,要不要守住議事規則。其他的選區有朋友說,現在本土派的做法,是綑綁着他們,一起跳下懸崖去自殺。政治,一天都嫌長。梁六被揭不是本土出生,驅蝗變成驅己,本土論述的貧乏,立竿見影。18%的選票會溜走多少,還是未知之數,且今次應有不少是投給梁六的個人魅力,多於本土武勇的情懷,本土的實力,到九月剩下多少,還是未知之數。佔中退場,Java退黨,辭任立會,騰出議席,啟動補選,公民出選,其他泛民協調讓路,卻殺出一個本土派。旺角黑夜,警方調低警力,造成傷患,然後高調緝捕疑犯,亮出本土着作「證物」,本土派民情突然看漲,分薄了票源,加上財爺派糖,建制派補選險勝,在立會更改議事規則,最後一刻,「鈺成」好事,689挾剪布之功競選連任,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當選。現實遠比想像中離奇沒有證據顯示這是幕後人精心編寫的劇本、企劃的如意算盤,但當中我們是否可以全盤否定這些獨立的事件,完全沒有關連?不能說當中所有人都是共謀,不過有人要借力打力,也非沒有這個可能。犬儒的人會說,這是陰謀抹黑,證據何在?要知道,在實際的運作上,一個眼神,一段不着邊際的對話,已經有無限想像的空間,延伸的行動。回說電影,這個處境,不禁令人聯想到《十年》裏郭臻導演的《浮瓜》篇。不是「本土派」出品的本土電影《十年》,五位年輕導演以無比的勇氣,以不可能的預算,爆出了一個不少的奇蹟,且還招引到國家宣傳機器的不少聲音。被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也迫使內地的傳媒不敢直視。《浮瓜》裏的兩個殺手,受僱於強力部門,要解決一個建制派的議員,事情發展下來,國家最後頒布了國安法。影片誠實地的訴說了對未來的憂慮,說是未來,也可能近在咫尺。不過現在影片的處理,不無局限。讓觀眾在全知的角度,來旁觀全部的事實,會把真實的事情簡單化。實情是,當真有這樣假設的處境,也不會在光天化日、明刀明槍的情况下發生。每一個在棋局裏的人,都不可能看到事實的全部,每一隻棋子,只是執行簡單的任務,可是加起上來,就是棋局的一着。所以在阿倫柏古拉的《驚天大陰謀》,沒有人知道深喉是誰;在梅維爾的《獨行殺手》中,刺客阿龍狄龍,亦不明瞭背後委派他的力量。要提升浮瓜這個概念,有一種做法,是乾脆以殺手的類型電影處理,買兇的人,身分成謎,要殺手去殺一個不起眼、不相干的人,隨後官方披露,死者/傷者有特殊的政治身分,最後新聞公告,國家頒布國安法。現實遠比想像中離奇,好電影的作用,是可以深化思考,避開過於簡化、淺薄的導向。疑點的利益,永遠要歸於強權的彼岸。一個熱血但清醒的公民,永遠要站在建制的棋盤之外。228的浮瓜,不就是新東的選民嗎?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3月13日) 立法會選舉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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