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人口」有律師?聆聽倪玉蘭的故事   整理.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近日,北京發生了「大清退」行動:大興的一場大火後,多個流動人口聚居的地區被當地政府「清理」,居民被逼於在短時間內遷離,嚴寒中要四出去找新住所,很多人逼於無奈要回老家。對於逼遷,原是律師的倪玉蘭,最熟悉不過。一開始,她以律師身份為被逐出家園的人挺身而出,幫助因地產開發而被迫流離失所的人。2008年奧運籌辦期間,她的家也遭到強拆;後來她因捍衛權利而發聲,卻被當局騷擾,更在其中一次拘留期間被毆打致半身不遂,自此要以輪椅代步。過去20年,她和家人被監視,威脅,並一次又一次被逼遷。她跟我們分享了她對北京「大清退」行動的看法: 對於無家可歸,我感同身受 這次他們清退的對象很多是外地人,在驅趕過程中還砸毀人家私人財物,這讓我很氣憤。他們本來的生活已經很艱難,現在就更苦了。有些人要3天之內收拾東西,說明當局根本沒有考慮你有沒有什麼損失,你要到哪裡去住,亦沒有考慮怎麼去安撫被遷走的人員。 而且這些所謂的「低端人口」,例如,打掃公共衛生的,開店的,都是自食其力,一直在服務北京市民,做了很多有利於社會的工作。如果沒有他們,北京打掃衛生的人都消失了;把他們趕走,北京人要買個早點都費勁。 我看到他們被驅趕的情況

詳情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近在咫尺的死刑

生命權相當重要,倘若失去,其他權利亦無從談起。然而,死刑乃國家以剝奪生命的方式懲罰罪犯,此是否符合人權? 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六六年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至一九七六年生效。公約第六(一)條訂明「人人皆有天賦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即使是威脅國家存亡的緊急狀態,締約國也不能限制生存權。 不過,鑑於當年仍有大量國家執行死刑,公約第六(二)條容許死刑,但只限於「最嚴重罪行」,判處死刑的法律必須是「犯罪時有效」,且不違反公約規定。除非是法院終審判決,否則不得執行死刑。此外,公約第六(五)條禁止判處兒童死刑,亦不得對孕婦執行死刑。再者,第六(四)條訂明死囚有權「請求特赦或減刑」。 負責解釋公約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指出死刑「應當是十分特殊的措施」,必須嚴格規定「最嚴重罪行」的定義,並應確保由獨立法庭公平審訊、遵守無罪推定原則、確保被告享有基本保障和「由較高級法庭審查的權利」。[1] 何謂「最嚴重罪行」?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保護面臨死刑者權利的保障措施》訂明死刑只適用於「蓄意致命或其他引起極端嚴重後果的罪行」。[2] 聯合國法外殺人、草率與任意處決特別報

詳情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假如有一天有人告訴你,你的家我要收回了……

人:你的家我要收回了。 你:為甚麼收我的家?我們這兒明明是綠化帶,有生態價值的;為甚麼不收對面棕地呢?也同是一條村嘛。 人:那幅棕地嘛….是原居民村哦;那兒的村長不高興,不讓發展,就收你們這邊的地;你們和生態就犧牲一下囉。 你:為甚麼你們可以沒有諮詢就去做呢?之前無聲無息的,直到要收地我們才知道;地主稱這是綠化地政府不會收,我們才會花上畢生積蓄在此蓋房子。 人:有呀,我們有和區議員摸底的。 你:那好,我該搬去哪兒呢?你把我的家收了,總該補償我──至少安排我之後住的地方吧? 人:你也只是租用土地的吧?即使房子是你花錢蓋的,你也只是租客,我們只能當寮屋處理。如果你符合公屋申請資格,就安排你優先上樓;或者你符合條件的話,可以有特惠補償金最多60萬的。 你:我有一份比最低工資多一點的工作,不夠資格上樓了。而且離開此地,我家人不能再從事農耕工作;即使拿到60萬,照現在的樓價,連首期也付不了。去租樓嘛,照現在的租金,我們頂多只能住劏房,居住環境差很遠呢。 人:反正你地本身也是租用的,現在有得俾你住就好,不要貪得無厭。 你:我們在此地,以此方式住了幾十年。你要收地,要賠償一個相應,能維持我們現時的生

詳情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言論自由的界限──限制就可以無界限?

9月是開學的月份;但甫開學,在各大專院校民主牆的不同標語已引起軒然大波。有官員指言論自由並非沒有限制,並期望校方採適當行動「處理」有關標語。 官員所言,乍聽之下,似無不妥;的確,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權利,可受到限制;但問題是,政府官員是否能單憑一句「此權利可受限制」作檔箭牌而肆意限制呢? 其實不可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3)條指出,若要限制言論自由,必須「經法律規定」,且為「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所必要者為限。請留意當中「必要」二字,意指限制只能屬必要手段下方能使用 – 在近日在教育大學所發生的「問候」官員家人事件中,校方限制發言、甚至以懲罰去處理又是否必要和適當呢? 聯合國的標準中,乃傾向保障人權;負責解釋公約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第三十四號一般性意見明言,當公共辯論「涉及政治領域或公共機構的公眾人物」,公約尤其重視言論不受限制,並指出「有辱公眾人物的言論表達形式,不足以成為處罰的理由」。[1]當然,今次「問候」事件中涉及的是否公眾人物,有待商榷;但當言論自由的本質,是建基於互相尊重的時候,作為師長和當權者,在校園面對一些有失

詳情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他們犯了法,但他們無罪

當十多年前的流行曲都已經在唱《戀愛大過天》,這一代的香港人,大概很難想像有人會因為愛一個人,而身陷囹圄;但在大半世紀前,不論在香港,或是在英國,同性之間的愛,是一項罪名。 在1950年代的英國,男性間的性行為屬刑事罪行。Peter Wildeblood是其中一個因此身陷囹圄的人。他是一名記者、一位劇作家,亦曾於二戰期間於皇家空軍擔入義務工作。然而,這位身負名望的人卻於1954年被判入獄18個月。諷刺的是,令他負上厄運的,是他的愛 – 他愛上了另一個男人;他因雞姦罪、嚴重猥褻罪等四項罪名而被判入獄;而二人的情信上的甜蜜字句,更成為呈堂證供,以證明這段愛的「不道德」。 他犯法,卻並非有罪 當愛不被世俗認可,就會變成重擔。然而,Wildeblood沒有因此而退縮 – 他認為自己入獄,不是自己有問題;去愛一個人乃人之常情;相反,有問題的,是那條禁止他們去愛人的法律。於是,他投身於改革不公的法律。由於將他判處入獄的審訊牽連數位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士,因此引起當時英國社會的一片譁然及討論,繼而觸發同性性行為罪行的修法工作,Wildeblood 亦積極發聲及於聽證會上作證。最終,

詳情

我們要活得這麼快幹嗎?(文﹕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社會發展一日千里…」這一句話,筆者記得,是猶在學時經常在教科書看到的字眼;的確,香港,以至世界的經濟在七、八十年代高速發展,令不少市民物質生活受到改善 – 當然,當時環境污染問題仍未浮現,人們對權利的認知亦在起步階段,社會風氣比較沉醉於物資改善的「蜜月期」。但在2017年的今天,在不少國家,民間已有聲音開始反思 – 發展和效率,真是金科玉律? 花蓮是近年不少港人的旅遊熱點 – 就是喜歡這個海邊小城的閒適,以及親切的人情味;筆者也喜歡,那一天在花蓮,坐在一家小餐館內,喝著老闆沖泡的美味咖啡,一邊聊天。 餐館很小,但在週日的午餐,仍未坐滿;以香港人的角度出發,生意不好,難以營運吧?但在老闆眼中這卻是很一般的現象,反正煮餐顧店都是他一個:「就是他的原則。」然後繼續泰然地聊天。 生意不好他不擔心,但閒適的步調竟在講到「發展」時被打破 – 忘了何故聊到政府建一條由台北到花蓮的公路的計劃;然後老闆說了一句:「我們要活得這麼快幹嗎?」然後投訴那條公路,會破壞甚麼生態環境等。 筆者對有關計劃詳情不了解故未能多作評論,然而對老闆這種「我們要活得這麼快幹嗎

詳情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被政府售賣的人權——開發尼加拉瓜運河的代價

「發展、繁榮、經濟得益、效率」彷彿成為政府規劃土地用途、決定基建優次的不二法則 – 這對香港人來說,相信已毫不陌生。然而,偏重這些「金科玉律」的結果,就做成小市民實際生活以及環境生態,被輕視、被忽略。這現像當然不止在香港,遠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同樣發生這樣的景況。 2013年6月13日,尼加拉瓜國民議會通過尼加拉瓜基礎設施和運輸發展特別法 (840號法案),允許開展尼加拉瓜跨洋大運河、自由貿易區及其附屬基建項目的計劃。這條近300公里長的運河橫跨尼加拉瓜東西兩邊,將國土分成南北兩塊大陸;整個計劃造價高達500億美元,開支龐大。而840法案批准並授權尼加拉瓜政府,簽署與兩間公司就此發展項目的特許權和執行協議,而其中一家公司就是在香港註冊的「香港尼加拉瓜運河發展投資有限公司」。據報,該公司為中國商人王靖所擁有。[2] 尼加拉瓜政府以經濟利益為由力推修建運河,將特許權售予外資企業,卻對受影響群體的聲音充耳不聞。 剝奪人權 毀原住民家園換取利益 運河標榜有利經濟發展,但是否所有人均可得益?國際特赦組織近日發表的報告指出[1],當地公民組織的調查發現,相關工程將直接影響12萬名居於運河

詳情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口販賣:這麼近,那麼遠

「人口販賣」這四個字,對如今的香港人來說似乎很遙遠;但其實,在香港,在不少為人熟識的地標背後,都可能有段人口販賣——那些年「賣豬仔」的歷史。 例如如今的文青地標——饒宗頤文化館,原來前身亦為「豬仔館」——當時,那些將被賣到海外的華工就在該「豬仔館」 暫住;而為港人熟識的保良局,就是因為1870年代香港拐賣人口之風甚熾——當時拐賣人口之徒以香港作為據點,將婦女幼童販賣出洋,作為娼妓、婢女或童僕。而為了杜絕這些販賣,一些商人就建議港府設立保良局,救助婦孺。 香港的歷史中不難見到販賣人口的痕跡,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你也許會想「今時今日仲邊有賣豬仔吖」,但事實上,在不為人知的角落,人口販賣卻每天都在發生。 在討論之先,讓我們先認識甚麼是人口販賣——根據聯合國《巴勒莫議定書》的定義,人口販運包含了三大元素:一是行動,例如是招募、藏匿或運送人口;二是方式,例如以強制或欺騙等方式強迫或誘使他人;三是以剝削為目的,例如是為了迫使受害人賣淫、強逼勞動或奴役。 這些駭人的事情看似遙遠,但其實與我們非常接近,例如去年轟動一時的ZN 個案——ZN 原居於巴基斯坦,2007年被人以4000港元月薪引誘來港工作;

詳情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專訪張善喻談誹謗與言論自由

網上閱讀:請按此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答:張善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問:有人說誹謗法是為有錢人而設,你認為這是香港言論自由的寫照嗎?例如窮人被人誹謗,法律援助並不受理,有錢人被誹謗,可藉律師信以至興訟令對方噤聲。 答:在香港,無論是否誹謗法,打官司也很昂貴。誹謗法某程度上對窮人不公。歐洲人權法庭有宗著名的麥當勞案,亦稱McLibel。事緣麥當勞入稟英國法庭狀告派發傳單的志願者誹謗,可是志願者沒有錢打官司,只能自行籌錢。於是,他們入稟歐洲人權法庭,指政府不提供法律援助違反了尋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原則,並獲勝訴。後來英國修改法例,訂明在某些特別情況,誹謗案的涉事人也可申請法援。英國亦於誹謗法容許「按條件收費」(conditional fee)。 問:你認為誹謗法是否過於複雜和技術性,以至有損公眾尤其時事評論員的言論自由? 答:我認為不是因為誹謗法過於複雜和技術性,令時事評論員或其他人作出批評時覺得受到掣肘,而是因為誹謗法歷史發展一直都是有利於原告人,原告人舉證責任相對容易,此令被告人覺得對其不利。 問:前特首梁振英曾向報章、時事評論員及立法會議員發律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