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誹謗與言論自由

「誹謗與言論自由」—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第22期夏季號2017 網上閱讀:請按此 許多地方也有誹謗法律,以保障個人名譽免受惡意損害。不過,一旦當權者或大財團濫用誹謗訴訟打壓批評者,或向傳媒施加不當壓力,就會窒礙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誠然,誹謗限制言論自由,但關鍵是何謂合理限制。 限制必須出於必要,合乎比例 人人享有言論自由,此乃《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二)條所保障。不過,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權利,可受到限制,但限制必須符合公約第十九(三)條:經法律規定,且為「尊重他人權利和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所必要。誹謗法正正出於「尊重他人權利和名譽」的合理理由,只要限制出於必要,合乎比例,符合公約第十九(三)條,就可屬合理限制。 政府首腦應有包容不同意見的胸襟 香港終審法院指出「言論自由(或發表自由)是一項對香港這個文明社會極其重要的自由,並獲《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給予憲制保證。作出公允評論的權利則是言論自由的一項最重要元素」。[1] 言論自由對民主社會舉足輕重,因為它讓不同意見百花齊放,促進公開討論,有助解決衝突和消弭緊張局面,亦可實現問責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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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容不下一樽水的商場廁所?

早前,有市民在社交網站上揭破尖沙嘴某大型商場 (不具名),要求清潔工要向如廁的客人打招呼,但卻禁止清潔工於工作期間喝水,甚至一旦發現員工喝水,更會丟掉員工的水樽。[1] 事件當然引起網民激烈反應 — 眾所週知香港清潔工人工資不高 – 根據政府統計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清潔工是平均收入最低的行業,每月平均只有$8,700。如今連休息空間也沒有,飲水等基本需要都不能滿足,實在令人憤慨,有市民甚至要將該商場「起底杯葛」。不過,憤慨過後,直得繼續反思的是,在這個所謂「競爭力第一」的香港,為何有人仍要在如斯環境下工作 – 打工仔的權益,包括休息空間和飲水時間,有否充足保障呢? 根據英國於1976年簽訂並至今於香港有效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社文公約》)第7條:「本盟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特別要保證:休息、閒暇和工作時間的合理限制,定期給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報酬。」[2]而《基本法》第39條中亦清楚列明,《經社文公約》適用於香港。 即便如此,香港的打工仔依然面對著嚴苛的工作條件。今次禁止喝水、干擾員工休息的事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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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假如對眼前的不公義置諸不理,你會怎樣?——寫在「709大抓捕」兩周年

7月9 日是中國「709大抓捕」事件兩周年,事件涉及超過300名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而現時,仍有被帶走的維權律師行踪不明,家人和律師均未能探視;到底他們健康狀況,有否受到酷刑或不人道對待,甚至是生是死,無人知曉。 其中一位未能與家屬和律師聯絡的,是江天勇。江天勇曾為知名維權人士陳光誠及維權律師高智晟提供協助——這些協助,本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對聲稱「依法治國」的中國來說應是相當歡迎,卻換來他和其家人一直被當局的監視、騷擾,甚至飯碗不保:2009年,他曾因協助著名維權人士及法輪功成員等被中國定義為「敏感」的案件而被註銷律師執業證。 有些人會為五斗米而折腰,但江天勇不然,即使面對政權持續的威嚇,即使面對生活的困難,江天勇也沒有卻步,反之更決意為維權人士發聲。江天勇的妻子金變玲提及,當她嘗試勸說江天勇不要再插手「敏感」案件時,江回應道:假如他對眼前的不公義置諸不理,他將無法吃睡。 2015年中,「709大抓捕」最初爆發時,江天勇並未有被帶走;仍能自由活動的他,看到同行面對的不公義,自是沒有坐視之理;他為被捕的維權律師四出奔走。然而,至2016年11月中旬,江天勇在長沙探望被羈押中的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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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搞個workshop啫,犯法呀?

最近,中國對待維權人士的方式——包括劉曉波、部份709律師,以及一些中國維權人士仍被關押而未能自由地與外界接觸,備受社會關注;然而,在世界另一端的土耳其,其政府對捍衛人權人士的壓迫,其實不遑多樣。 不幸地,今次事件,與一直致力捍衛及推廣人權工作的國際特赦組織,亦即敝機構,相關。 捍衛人權,都需要裝備好自己;在香港,參加講座和工作坊「正常過食生菜」,不少公司和機構均願意出錢出時間讓員工前往,增進知識,而且可藉此機會認識行內人士,建立關係;然而,在土耳其,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總幹事Idil Eser,早前與幾位人權捍衛者參與一個有關網絡安全的工作坊時,卻與同行的學員以及導師一同被土耳其當局拘捕,而且她一直未能與外界接觸,亦未能聘請律師,違反國際公約中對補捕者最基本的人權標準。她們一行10人被指與恐怖組織有關,並指控她們企圖顛覆政府。而於六月初,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主席Taner Kiliç亦同樣被以無中生有的反恐罪名被捕,至今仍未獲釋。 然而,不論是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主席、總幹事、以及其他人權捍衛者,他們所做的是捍衛人權 ——往往人權捍衛者對真相的揭示以及一些直率的批評對政府來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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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不能後退的底線

今年習近平訪港期間,有不少「明張目膽」的人權侵害事件正在同步發生。 警權 7月1日,有政團,包括社民連成員準備到灣仔金紫荊廣場抗議,但甫到場即被過百人包圍及破壞他們的示威物品,警方到場後帶有關人士上警車;社民連成員吳文遠及陳皓桓則表示在警車上遭警察毆打,亦有傳媒目擊吳文達被警察抬上車後,頭部及手被按住,更拍得其被扯頭髮一幕。 [1] 而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於2015年發表的審議結論中,早已對香港警方對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並要求港府:「公布警方的一般命令和使用武力的相關準則,確保其符合國際標準。」(第14及第15項) [2] 和平集會權利 香港民族黨本擬在6月30日於尖沙咀舉行集會,但向警方申請時卻遭拒絕;根據其面書所指,該「禁止公眾集會通知」中,第一項禁止理由為「有關主張明顯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一條,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及後警方回應傳媒查詢時,則指其反對是基於公共安全理由,並指有理由相信該團體不能控制集會的參與者可能進行的違法行為。 而支聯會亦稱,於7月1日上午,有支聯會成員於尖沙咀拉起「我要真普選」橫額時,被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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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只是行使人權….

近日,於2009年被北京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的劉曉波,因末期肝癌「保外就醫」。 劉曉波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於2008年發表《零八憲章》,敦促中國政治改革 – 內容主要是要求中國政府作出改善保障人權,而非要顛覆政府。然而,他卻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一個公民,居然因為行使表達自由而被判入獄,已令人莞爾不已;如今,劉曉波身患重病,令人擔心他能否與妻子劉霞團聚和能否得到適切治療。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是一位詩人,她所做的,只是生活,只是講述劉曉波的情況;然而,她卻自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後,被中國當局軟禁,不能自由出入和讓朋友探望。 輿論亦關注為何劉曉波直至肝癌末期方被發現和治療,亦關注其他被中國羈押的維權人士的情況。兩年前的7月9日,有多名維權律師被帶走、被拘捕;根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資料,截至今年6月26日,至少有14名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曾受於709相關的拘捕中受到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對待。 而這些律師,很多都純粹是因為看見有人權被侵害,而希望用法律保障受壓迫的人而已。筆者曾經和一位維權律師了解,他說,他其實從來沒有想過要當維權律師;只是憑著自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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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揭示人權侵害而受牢獄之災的曼寧

「喂!你有冇聽過曼寧嘅故事?」 「萬寧?你講緊藥房呀?」 「唔係!希望揭示美軍侵害人權真相而被判入獄的曼寧。」 在不少國家,洩漏國家機密文件是可足以構成刑事罪行的。的確,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下,洩漏國家機密文件或對社會整體構成危險,但若果文件內容是記載著政府濫用權力,以及剝削人權的罪行與記錄,而你又是手握文件的人,你會如何決擇? 為人所熟悉的斯諾登Edward Snowden面對嚴重侵犯市民私隱的稜鏡計劃,就選擇公開(公開甚麼?);而作出此選擇,成為吹哨人(Whistle-blower)的,不止他一人。 曼寧(Chelsea Manning)曾入伍美國軍隊,深入伊拉克戰地服役,擔任情報分析軍官;因此,她接觸到多份紀錄,知悉美軍在伊拉克侵犯人權的狀況:包括在未按排審訊下就把涉嫌違法者監禁。她是個愛國而富正義感的人,當看到這些紀錄,在公義與對愛國之間掙扎 – 最後,她還是決定,將這些機密文件讓「維機解密」公之於大眾眼前。[4] 這一個決定,卻換來近半生的牢獄之災的判決 — 一般來說,洩漏政府機密文件可能只會被判罰入獄一至兩年,可是曼寧卻被判罰入獄三十五年![1] 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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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中國)政要來港時……

每當有來自香港以外地區的政要訪港時,勢必成為傳媒焦點;特別是來自中國的高官,其發表的意見,甚至對香港主要官員的態度,對香港 (至少對各主要官員的情緒) 都可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因此,每當政要訪港,傳媒希望追訪,市民希望了解更多,甚至表達自己的訴求,乃人之常情;然而,香港的傳媒是否能自由地採訪,確保公眾知情權?市民想表達,又是否有方法? 就讓我們回一回帶:2016年5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三天;那三天,雖然張德江表示要「看、聽、講」,但政府的安排卻完全背道而馳。雖然政府公布的行程之中只有三場公開讓記者報名採訪,包括抵埗和離港和「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採訪區亦離開講台非常遠,而於高峰論壇中,記者甚至於會場內不可自由活動和採訪;其餘一些參觀活動,只有四家指定傳媒機構攝記能跟蹤採訪,況且記者區設於張德江落車位置逾百米外,其他記者只能以長鏡拍攝到張德江背影;當局發放張德江見政府官員的片段,是由政府新聞處拍攝及剪輯的。記者完全未能有向張德江提問的機會。而若公眾想示威 – 都有指定示威區,然而,那些示威區不單止遠,甚至「連酒店門口都睇唔到」;亦即,市民如果在指定示威區示威,其目標受眾根本難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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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第一的香港,為何有人要走上死亡的一步?

「鬼叫你窮呀頂硬上」是不少香港人掛在嘴邊,作為一句鼓勵的說話,實在令人相當有幹勁;然而,這一句背後的含意,卻是將貧窮視為個人責任——你窮,就要自己解決。 早年筆者在外地遊學,遇上一位來自挪威的同學,甚為投契;大家由風土人情,講到社會面貌;她說過的一句,讓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我們國家的失業救濟,只能保障他們的基本需要;但他們想買罐可樂都買不起,我覺得很羞愧。」 在香港說這樣的話,她可能會被視為一枚「左膠」;然而,她是來自那個被評為全球最快樂國家的一位少女;這番話,她說得相當理所當然,而這就是她一直被灌輸的理念:貧窮,不止是個人的不幸或不努力,社會結構也是造成貧窮的原因;因此,為有需要的人提供足夠的福利,理所當然是政府和社會的責任。 回看今天的香港:日前發生八旬老翁涉嫌謀殺久卧病榻中風妻子倫常慘案,丈夫的弟弟指,如果有「安樂死」,他的兄長就不用走到那一步;然而,在香港這個競爭力第一的社會,是否可以做得更多,讓有需要的人,不用走到「死」的那一步? 正如有議員所言,這案表面上是家庭暴力:丈夫奪取妻子的生存權利;然而,背後卻反映更多的社會問題:政府對長者、長期病患者、照顧者以及低收入人士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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