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誹謗與言論自由」—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第22期夏季號2017 網上閱讀：請按此 許多地方也有誹謗法律，以保障個人名譽免受惡意損害。不過，一旦當權者或大財團濫用誹謗訴訟打壓批評者，或向傳媒施加不當壓力，就會窒礙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誠然，誹謗限制言論自由，但關鍵是何謂合理限制。 限制必須出於必要，合乎比例 人人享有言論自由，此乃《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二）條所保障。不過，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權利，可受到限制，但限制必須符合公約第十九（三）條：經法律規定，且為「尊重他人權利和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所必要。誹謗法正正出於「尊重他人權利和名譽」的合理理由，只要限制出於必要，合乎比例，符合公約第十九（三）條，就可屬合理限制。 政府首腦應有包容不同意見的胸襟 香港終審法院指出「言論自由（或發表自由）是一項對香港這個文明社會極其重要的自由，並獲《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給予憲制保證。作出公允評論的權利則是言論自由的一項最重要元素」。[1] 言論自由對民主社會舉足輕重，因為它讓不同意見百花齊放，促進公開討論，有助解決衝突和消弭緊張局面，亦可實現問責和增

早前，有市民在社交網站上揭破尖沙嘴某大型商場 (不具名)，要求清潔工要向如廁的客人打招呼，但卻禁止清潔工於工作期間喝水，甚至一旦發現員工喝水，更會丟掉員工的水樽。[1] 事件當然引起網民激烈反應 — 眾所週知香港清潔工人工資不高 – 根據政府統計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清潔工是平均收入最低的行業，每月平均只有$8,700。如今連休息空間也沒有，飲水等基本需要都不能滿足，實在令人憤慨，有市民甚至要將該商場「起底杯葛」。不過，憤慨過後，直得繼續反思的是，在這個所謂「競爭力第一」的香港，為何有人仍要在如斯環境下工作 – 打工仔的權益，包括休息空間和飲水時間，有否充足保障呢？ 根據英國於1976年簽訂並至今於香港有效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社文公約》）第7條：「本盟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特別要保證：休息、閒暇和工作時間的合理限制，定期給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報酬。」[2]而《基本法》第39條中亦清楚列明，《經社文公約》適用於香港。 即便如此，香港的打工仔依然面對著嚴苛的工作條件。今次禁止喝水、干擾員工休息的事件，只

7月9 日是中國「709大抓捕」事件兩周年，事件涉及超過300名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而現時，仍有被帶走的維權律師行踪不明，家人和律師均未能探視；到底他們健康狀況，有否受到酷刑或不人道對待，甚至是生是死，無人知曉。 其中一位未能與家屬和律師聯絡的，是江天勇。江天勇曾為知名維權人士陳光誠及維權律師高智晟提供協助——這些協助，本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對聲稱「依法治國」的中國來說應是相當歡迎，卻換來他和其家人一直被當局的監視、騷擾，甚至飯碗不保：2009年，他曾因協助著名維權人士及法輪功成員等被中國定義為「敏感」的案件而被註銷律師執業證。 有些人會為五斗米而折腰，但江天勇不然，即使面對政權持續的威嚇，即使面對生活的困難，江天勇也沒有卻步，反之更決意為維權人士發聲。江天勇的妻子金變玲提及，當她嘗試勸說江天勇不要再插手「敏感」案件時，江回應道：假如他對眼前的不公義置諸不理，他將無法吃睡。 2015年中，「709大抓捕」最初爆發時，江天勇並未有被帶走；仍能自由活動的他，看到同行面對的不公義，自是沒有坐視之理；他為被捕的維權律師四出奔走。然而，至2016年11月中旬，江天勇在長沙探望被羈押中的維權

最近，中國對待維權人士的方式——包括劉曉波、部份709律師，以及一些中國維權人士仍被關押而未能自由地與外界接觸，備受社會關注；然而，在世界另一端的土耳其，其政府對捍衛人權人士的壓迫，其實不遑多樣。 不幸地，今次事件，與一直致力捍衛及推廣人權工作的國際特赦組織，亦即敝機構，相關。 捍衛人權，都需要裝備好自己；在香港，參加講座和工作坊「正常過食生菜」，不少公司和機構均願意出錢出時間讓員工前往，增進知識，而且可藉此機會認識行內人士，建立關係；然而，在土耳其，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總幹事Idil Eser，早前與幾位人權捍衛者參與一個有關網絡安全的工作坊時，卻與同行的學員以及導師一同被土耳其當局拘捕，而且她一直未能與外界接觸，亦未能聘請律師，違反國際公約中對補捕者最基本的人權標準。她們一行10人被指與恐怖組織有關，並指控她們企圖顛覆政府。而於六月初，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主席Taner Kiliç亦同樣被以無中生有的反恐罪名被捕，至今仍未獲釋。 然而，不論是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主席、總幹事、以及其他人權捍衛者，他們所做的是捍衛人權 ——往往人權捍衛者對真相的揭示以及一些直率的批評對政府來說可

今年習近平訪港期間，有不少「明張目膽」的人權侵害事件正在同步發生。 警權 7月1日，有政團，包括社民連成員準備到灣仔金紫荊廣場抗議，但甫到場即被過百人包圍及破壞他們的示威物品，警方到場後帶有關人士上警車；社民連成員吳文遠及陳皓桓則表示在警車上遭警察毆打，亦有傳媒目擊吳文達被警察抬上車後，頭部及手被按住，更拍得其被扯頭髮一幕。 [1] 而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於2015年發表的審議結論中，早已對香港警方對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並要求港府：「公布警方的一般命令和使用武力的相關準則，確保其符合國際標準。」(第14及第15項) [2] 和平集會權利 香港民族黨本擬在6月30日於尖沙咀舉行集會，但向警方申請時卻遭拒絕；根據其面書所指，該「禁止公眾集會通知」中，第一項禁止理由為「有關主張明顯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一條，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及後警方回應傳媒查詢時，則指其反對是基於公共安全理由，並指有理由相信該團體不能控制集會的參與者可能進行的違法行為。 而支聯會亦稱，於7月1日上午，有支聯會成員於尖沙咀拉起「我要真普選」橫額時，被便衣

近日，於2009年被北京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的劉曉波，因末期肝癌「保外就醫」。 劉曉波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於2008年發表《零八憲章》，敦促中國政治改革 – 內容主要是要求中國政府作出改善保障人權，而非要顛覆政府。然而，他卻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一個公民，居然因為行使表達自由而被判入獄，已令人莞爾不已；如今，劉曉波身患重病，令人擔心他能否與妻子劉霞團聚和能否得到適切治療。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是一位詩人，她所做的，只是生活，只是講述劉曉波的情況；然而，她卻自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後，被中國當局軟禁，不能自由出入和讓朋友探望。 輿論亦關注為何劉曉波直至肝癌末期方被發現和治療，亦關注其他被中國羈押的維權人士的情況。兩年前的7月9日，有多名維權律師被帶走、被拘捕；根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資料，截至今年6月26日，至少有14名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曾受於709相關的拘捕中受到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對待。 而這些律師，很多都純粹是因為看見有人權被侵害，而希望用法律保障受壓迫的人而已。筆者曾經和一位維權律師了解，他說，他其實從來沒有想過要當維權律師；只是憑著自己法

每當有來自香港以外地區的政要訪港時，勢必成為傳媒焦點；特別是來自中國的高官，其發表的意見，甚至對香港主要官員的態度，對香港 (至少對各主要官員的情緒) 都可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因此，每當政要訪港，傳媒希望追訪，市民希望了解更多，甚至表達自己的訴求，乃人之常情；然而，香港的傳媒是否能自由地採訪，確保公眾知情權？市民想表達，又是否有方法？ 就讓我們回一回帶：2016年5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三天；那三天，雖然張德江表示要「看、聽、講」，但政府的安排卻完全背道而馳。雖然政府公布的行程之中只有三場公開讓記者報名採訪，包括抵埗和離港和「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採訪區亦離開講台非常遠，而於高峰論壇中，記者甚至於會場內不可自由活動和採訪；其餘一些參觀活動，只有四家指定傳媒機構攝記能跟蹤採訪，況且記者區設於張德江落車位置逾百米外，其他記者只能以長鏡拍攝到張德江背影；當局發放張德江見政府官員的片段，是由政府新聞處拍攝及剪輯的。記者完全未能有向張德江提問的機會。而若公眾想示威 – 都有指定示威區，然而，那些示威區不單止遠，甚至「連酒店門口都睇唔到」；亦即，市民如果在指定示威區示威，其目標受眾根本難以接

「鬼叫你窮呀頂硬上」是不少香港人掛在嘴邊，作為一句鼓勵的說話，實在令人相當有幹勁；然而，這一句背後的含意，卻是將貧窮視為個人責任——你窮，就要自己解決。 早年筆者在外地遊學，遇上一位來自挪威的同學，甚為投契；大家由風土人情，講到社會面貌；她說過的一句，讓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我們國家的失業救濟，只能保障他們的基本需要；但他們想買罐可樂都買不起，我覺得很羞愧。」 在香港說這樣的話，她可能會被視為一枚「左膠」；然而，她是來自那個被評為全球最快樂國家的一位少女；這番話，她說得相當理所當然，而這就是她一直被灌輸的理念：貧窮，不止是個人的不幸或不努力，社會結構也是造成貧窮的原因；因此，為有需要的人提供足夠的福利，理所當然是政府和社會的責任。 回看今天的香港：日前發生八旬老翁涉嫌謀殺久卧病榻中風妻子倫常慘案，丈夫的弟弟指，如果有「安樂死」，他的兄長就不用走到那一步；然而，在香港這個競爭力第一的社會，是否可以做得更多，讓有需要的人，不用走到「死」的那一步？ 正如有議員所言，這案表面上是家庭暴力：丈夫奪取妻子的生存權利；然而，背後卻反映更多的社會問題：政府對長者、長期病患者、照顧者以及低收入人士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