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翎:哈港日人

日本友人來港,指明要去九龍城,遂帶她去城寨公園看那個城寨模型,說是來自日本的研究團隊在清拆之前,走入城寨逐吋逐吋留下紀錄,整理出最全面的城寨資料庫。模型邊上的說明也標示出日本研究隊的功勞。 那是1997年前的事,英殖時代,由外國團隊主導的本土研究,沒有引起任何異議,關心城寨的人後來還感激日本團隊的用心,否則留不住這麼珍貴的本土材料。當然,也因城寨是較敏感的地帶,官方或不願插手。放諸現在的政治社會形勢,這種借用「外國勢力」的手段,或許被某些人批為政治不正確,上綱上線到不知什麼地步。 對於這個歷史地標,友人自然記得《阿飛正傳》裏梁朝偉梳頭的最後一幕,我略為解說那場戲的幕後花絮(也是從譚家明的訪問中得悉),她聽得津津有味,恨不得跑到那個時空跟戲中人相會,這豈不是一眾影迷的心願。 身邊不乏哈港的日本友人,各有前因。而大多迷戀的,還是香港較庶民的風味,像深水埗、油麻地、九龍城這些地區的街景。 前陣子,當紅模特兒水原希子(但不是日本人)來港拍攝雜誌封面,也在深水埗落腳。這輯照片,亦成了日本友人們念茲在茲的節目。不是要追着她的足印,而是要知道有什麼還沒有被日本傳媒報道的好地方,他們要有「獨家」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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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價值扭曲

在京都,開在繁忙街道上的古書店,要說門庭冷落也不是,裏面總有客人在細細挑選,但跟四周喧鬧比起來,你知道這是走下坡的業務,像店主的年齡和健康狀況一樣,人走了就沒了。書價愈來愈便宜,就算是相對罕見的珍本,也比從前降價了。旁邊的黑膠唱片店也是。 可以想像,這是在商業世界最不值錢的東西了。書和唱片,實體可握在手中的精神事物,已給時代徹底打敗。只剩下一小撮懂得欣賞和也有能力的有心人,仍然供養着。 仍然對這些古老事物珍而重之的年輕一代(未必都是文青),卻未必有經濟能力擔起市場供應。像前幾天看到黑鳥郭達年在台北演出的消息,台灣朋友發短訊來說可否幫忙催票。票房不好嗎?也不是,但會關心黑鳥的樂迷,多是「赤貧」青年(這詞是他們自封的),吃了飯付了房租就沒有閒錢去音樂會買唱片買書……這是一種赤裸裸血淋淋的現實。 郭達年本人也是反資本主義,在台灣演出雖有眾多地下知音,然而他貫徹始終也不想把自己當商品,分享音樂重情重義多於商業利益,面對大批赤貧青年更不敢賣票。前陣子林生祥出道二十周年演出,銷票也有同樣的為難。沒有說出來的是,喜歡他們的人大多沒錢,看了一場就看不上第二場,有錢的人湧去搶五月天蔡依林王菲。 現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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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沒法翻身的人

《大佛普拉斯》雖是黃信堯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一出手卻是厚積厚發,近乎完美的大爆發。他以後拍下去,不知能否超越這麼高的起點。這狀態也讓我想起賈樟柯的《小武》,不管賈往後拍了什麼,我都能原諒他,只因他拍出了《小武》。《大佛普拉斯》和《小武》,像一個電影作者的初心,純粹、專心致志,是萬物的原點,也是核心。 不是所有電影作者都能有這樣犀利的開頭,影迷遇上就得珍惜,並該慶幸生在同時代可見證經典的誕生。 《大佛普拉斯》對台灣社會的細膩觀察,撕破了現今圍繞着那個文創小確幸小清新的台灣假面。這種把不少台灣人也騙倒了的迷霧,黃信堯用穿透而悲憫的手勢細細撥開。 而他始終貼近這些底層的人物,是的,這些沒法通過階級流動擺脫困境的小人物,這些跌倒了就沒法翻身的人。上一代反覆述說的愛拼就能贏的傳說,來到這個時代已經失效,還沉迷其中的只是那些早處於食物鏈上游的族群。近二十年的台灣社會人心景觀,濃縮在這部電影裏。 大悲無淚。它反倒讓你自嘲自笑,苦中作樂。這當然是作者的慈悲,卻也是對真實的感悟。小人物過日子,一無所有,就剩下嘲笑命運的技能。 難免把同期的《血觀音》拿來比較,兩片各有所長,但不約而同,對台灣社會表裏不一的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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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女人戲

楊雅喆的《血觀音》野心極大,電影承載太多東西,千絲萬縷,政經黑白道省籍族群階級,風格也是大混雜的黑色懸疑驚悚,有時滿瀉到溢出來了。可是,把大堆枝葉撥開,只看女人角力的幾條線,卻是相當好看。 惠英紅的演出且不用說了,連導演回憶初次見面時已覺悟到眼前人正正是棠夫人的化身,就知道她早已成魔。該有的氣場自不待言,那是資深演員並不難駕馭的姿態,但惠這次的功夫全靠眼神和微細的臉部表情來推動層次。在現役的香港女演員裏,我想不起還有誰可以在這個高度和深度出入自如。葉德嫻?也許。 在男人當家的政經權力遊戲裏,女人從來是配角。這是舊時代表面的遊戲規則。然而在真實的權力場域裏,女人才是暗裏的推手,迎來送往,推波助瀾,開山闢地。女人上了枱面,等於見光死,無一有好下場。 在這部電影裏,男人的出現,都像配角,任由女人擺佈點撥,推上刀口,成王敗寇。幾場女人群戲,句句精雕細琢卻帶刺帶劍帶槍,尤其精彩。只餘兩女對壘的場面,更是心計湧動,令人(女人)看得心中有愧。女人最為難女人,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到最後,必然是遍體鱗傷,在沒有光的所在,無愛,無望。縱然難免悲哀,現實世界無非如此,或更暗更黑亦有。把這赤裸裸坦陳出來,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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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不可接受

這星期真令人難受,不僅因為捍衛公義的年輕人被加刑入獄,而是也看到那些所謂「理性成年人」的態度和嘴臉,一些是說他們「求仁得仁」,另一些是狀甚同情他們,但苦口婆心叫他們去接受其實他們不該要接受的惡劣現實。 這個社會充滿不平的事,威權打壓人民表達的自由,你們不去批評不去爭取改變,坐在舒適圈裏吃老本,那就算了,如今年輕人出來反對,表達異議之聲,你們不但不嘗試去理解,不但不去質疑助紂為虐的制度,還為牠找理由,讓打壓變成理所當然合情合法,這算是什麼勞什子的「智慧」或「道理」? 這些被定罪入獄的青年,做錯了什麼?最錯就是他們敢於拒絕舊有制度「煮到埋來就食」的邏輯,如果上一代的所謂獅子山下精神教曉一代人逆來順受、含辛茹苦,新一代不受這套,要求程序公義,拒絕被剝削,要求民主普選,又何錯之有?更何况舊制度也一點一滴被扭曲改變,前人即使種下了大樹也漸成枯枝。你們假裝看不到是你們的問題,但有人看見了、發聲了、站出來抗爭了,誰還能大義凜然指摘他們? 不,不要把監獄當成磨練,不要把這些經歷當成必要的代價或奉獻。這是不合理的程序和判決。在自由民主的地方,沒有人需要為這些事情失去自由及犧牲前途,不要接受不應接受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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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明月幾時有》破曉的光

翻閱黑暗時代的文獻,在那些人道痕迹上可發現相似的線索,光明總是在小人物之間的互相庇蔭。危難關頭的曙光,往往依賴普通人的義不容辭,義無反顧,救急扶弱。 如納粹時期,逃生而活下來的倖存者,匿藏於村民家中。如林耀強的六四見證,有廣場學生以身相護,有北京市民冒險接送。英雄是無名的義人挺身而出,事過境遷也只活在某些人的記憶中,如果沒有人提起,也就在生活大海裏淹沒。然而,只要知道現實生活裏有着這些人、這些義事,這世界就不曾真正絕望,不曾跌入絕對的黑暗。 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正道出了這樣的思量。在那些散點式的描畫裏,每一個義人都閃閃發亮。在宏大歷史的長河裏,一瞬即逝,甚至湊不上一段深刻的情節。然而都舉足輕重,不容有失。 這是相對於浩浩蕩蕩無所不在的「平庸的惡」的,「微小的善」,也是唯一有力擊倒黑暗的力量。而人性的複雜也在於此,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也是立體的,都有機會成就平庸的惡、助紂為虐,可也有機會行微小的善、暗夜擎燭。這樣的善惡交纏,大小合奏,才能交織出歷史的全貌,世界的真實,生活的質感。 許鞍華在這樣兵荒馬亂的生活戰場之上,還加上了一種近乎不該有的藝術感,她借助的力量是文學、美感。不管是蘇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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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的日常

常有人把Jim Jarmusch和Wes Anderson相提並論,明顯兩人都有點怪雞,跟主流荷李活保持適度距離、風格偏鋒但有足夠的知音而不會無戲開或餓死。他們的出道時間和才華綻放顯然有先後次序,所以不管怎樣都是渣木殊在前,安德森在後,馬拉松長跑一段路後,後浪努力超前,前浪回頭冷看一眼。笑到最後的,也型到最後。看我這樣寫,可以感覺得到,我更欣賞誰。 在新片《柏德遜》裏,渣木殊找來安德森舊作《小學雞私奔記》(天啊這港式譯名)的一對小主角,幾年後變身為巴士上的乘客,兩個「無政府主義者」雞啄唔斷,我笑出了眼淚。這樣貼心的幽默,多麼溫暖感人。 《柏德遜》自成一個完整體系的宇宙,有很多路徑可以進入去閱讀。我更看重的,是渣木殊呈現出來的,一闕創作者的日常。男主角柏德遜是寫詩的巴士司機,還是揸巴士的詩人,其實沒有太大分別。重點是他對創作(自覺或不自覺都好)有欲望有追求(電影裏的載體是詩),但在創作以外仍要應付生活的其他環節,譬如生計。揸巴士就如所有餬口的工作,規律、庸常、微小而必要,目的是賺取固定的薪酬,照顧生活的需索包括家中的妻子和愛犬。在現實世界裏,很多創作人也過着同樣的真實生活,一方面做着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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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之城

《情繫海邊之城》看完之初並沒有覺得怎樣,但隔了一天發現故事的情緒還留在那裏,慢慢從心底浮上來,這就是它厲害之處。不動聲色地沉到最底,然後在應該得到救贖的時候,果敢地拒絕了誘惑,誠實地直面真實。那不是絕望,而是無能為力。在細膩的戲劇推演裏,這些不同的狀態都有了恰如其分的演繹,層次分明。 編導是同一人,但編比導稍勝一籌。編劇是聰明的,也是冷靜的,克制是其最佳動作,好比冰山理論的代言人。劇本描述一個徹底死去的男子,如何在沒有光的所在徘徊經年後,始終沒法走過死蔭幽谷。縱使命運為他開了一扇窗,又打開了一道門,用另一個人的死亡和另一個人的重生來向他揭示路徑的可能,但他始終抵達不了。上帝在哪裏?為什麼他背負的軛要如此重。 「那裏什麼也沒有」。面對着已經翻過一頁的前妻,再嫁且和別人生了孩子的摯愛,過去如鐵幕降下阻隔了一切,他沒有什麼可以給出,甚至祝福也不能,他無言以對,難以放下,無法釋懷,剩下的只有抱憾悔恨終生,此生也無法贖完的罪。人總需要承認人的局限,就是有不能的時候,什麼也沒有,甚至是愛,把愛無能都抽掉的真空。 這才是真的「回不去了」,或再回頭已是百年身,而不是那載歌載舞幾場情愛追逐後的名利場假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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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視現實的深淵

英國導演堅‧盧治新作I, Daniel Blake(港譯《我,不低頭》),真實得令人心絞痛。誰曾跟官僚稍稍周旋過,都能從中辨認出那被折磨得不似人形的影子,是他、她、你或我。現代人的尊嚴生活,需要的東西如此簡約:衣、食、住。但窮半生累積起來的一點基本,也可以輕易逐一失去。失去的過程像凌遲,讓人看清擁有原是虛妄。無差別的代號,去人性的機制,像齒輪一樣密密緊扣的運作,再現了卡夫卡小說主角置身的無止境循環。人期望建立制度來保護自己的權利,但最後讓制度變成圈套把人重重圍困,卡住再卡住,問題出在哪裏?堅‧盧治一如既往,直視現實世界每一顆運行的齒輪,嘗試檢視每一個卡住的環節,翻找出人的痕迹、人的可能。把這些攤陳出來,亮在日光之下,看看,只要有哪一個小節,不論是多麼微小的部分,只要稍稍鬆動一下、轉圜一點點,事情就不會往更壞的、沒有光所在的地方奔去。八十歲的堅沒有放棄,他也仍決意要讓主角像他一樣戰鬥,向現實說不。片中的戰士,在已經所剩無多的時候,卻仍願意向更困乏更弱勢的人伸出援手,分享自己的所有,物質的、精神的。再周密的保障制度都不會是真正的安全網,只有人能互相庇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關懷、義氣,才能為社會形成安全網,保護每個人。不要以為這只是窮人之間的遊戲,沒有人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付出也不是為了萬一有需要的回報,而是拒絕讓自己成為輾壓在別人身上的無名齒輪,而是用偉大的人性來對抗非人的現實屠宰。如果所有人都願意把自己還原為人,感受別人的呼吸就像自己的一樣珍貴,對別人的困苦也非無感,那麼社會根本不需要任何凌駕於人之上的官僚和制度。但正因這樣的失落和崩壞,真實的人總要繼續戰鬥,直至最後一口氣。原文載於2016年12月25日《明報》副刊 影評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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