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e

八年前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的冬天,我住在紐約,晚上在曼哈頓街上走,街角咖啡店櫥窗掛上標語,大大的紅底白字Change在夜裏發亮,那麼旗幟鮮明勇往直前,令人感到這個國家快要迎來真正的改變。第一位黑人領袖進駐白宮,不管在字面與內容的意義,都充滿激撞的力量。投票那天早上,我到票站走了一轉後回到切爾西的公寓,在電梯裏遇到同樓的一對非白人爺孫,老爺爺剛投完票回來,他的孫兒手上有奧巴馬的名字,我記得老爺爺問了一個問題,使我垂下頭來。他問我的原居地可有這樣的選舉,而還不等我開口,就自動補上——啊,你們香港和中國不同。這是一句永遠懸在半空的句子,不曾着地。在美國,我經常可以感受到別人處於輕微狂喜的狀態,好像很容易就能改變什麼。只因為他們習以為常,以為每個人都可以當自己的主人。但事情遠沒有想像中容易,也沒有外面所看那麼樂觀,只是在當下總有一個幻象,支撑着一切。這狀態,在《大亨小傳》這類文學傑作也是常有的。更實在的是在獨立酒吧的爵士樂演出,那種讓人毫無防備的歡樂是這樣醉人,沒法在別的地方找到。說「改變」是很輕易的,忍受改變後一切依舊膠着也是一種必要。一位黑人當了美國總統後,種族歧視減少了嗎?答案不也一樣在風中。那年在時代廣場上硬把宣傳單張塞到我手裏的老漢,近乎咆哮地問我:你不相信嗎?你不相信一切可以改變嗎?我不置可否,只想擺脫他的糾纏。但再迫我就會咆哮回去,別跟我來這一套。然而在那時候所有人都陷於憂鬱,一點點希望總是好的,像冬夜裏一杯暖酒,可一飲而盡。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11月6日) 美國 奧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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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Magazine

《HK Magazine》停刊,有點驚訝,卻也是意料中事。這年頭,紙媒風聲鶴唳,沒有被淘汰的只是時間問題。洗牌效應還要持續一段日子,直至網媒找到真正出路,紙媒的位置也確定下來,勢力暫時重新得到平衡,然後等待下一輪顛覆。但還是可惜的,這份英語刊物是此城最有趣的產物之一。世界上最好玩最豐富的城市,都有這種另類讀物,關注城市的一舉一動,視野和觀點都與別不同,走在主流之外。英語只是它表達的工具,其內容還是很貼地的。它有些尖銳,但不傷人,最重要是它的幽默感。這是最難拿捏的,太多就顯得輕浮、低俗,太少就不好笑。但它也設定了讀者是某類老到的內行人,所以很多話不用說得太白太盡,點到即止,笑中有淚就夠了。最令人懷念的特色,使它可以成為某種best kept secret。為什麼有人覺得這只是給「鬼佬」看的,連關心它的去向都是媚外?說這些話的人是不曾在香港生活過?或只是活在新界核心內圍足不出戶?英語不是洋人專利,通英語的港人多的是,而在此地生活的「鬼佬」難道不是香港人?如果這城市漸漸使人陌生,那是因為它天天忙於清除記憶、洗掉活過的痕迹。這一點都不好笑。雜誌社的前員工希望可以留住電子檔的資料庫,二十五年,香港的近代城市誌。決定權在於大老闆阿里巴巴,一切用商業因素就能打發過去。甘心或不甘心也罷,都得面對城市的真實本相。不要乞憐,由它去。無欲則剛。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10月9日場) 傳媒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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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勝在有ICAC

安裕撰文,回憶童年親眼目擊的貪污日常,在廉政公署成立後,如何逐漸變成清廉的新社會。在他筆下,這些核心價值的奠基事物,都代表着令人懷念的昔日美好香港。我相信他真的為當下禮樂崩壞的香港難過,而一切已經回不去了,追憶只會附送加倍痛心。我也記得,八十年代讀小學時,學校常安排去參觀廉署分部,幾乎年年都去。每次都有署方代表來向我們講解貪污是什麼、如何舉報、署方如何運作,除了警務處定期派人來學校做的防狼講座外,這是連小學生都要知道的常識。可見廉署反貪的推廣工作不遺餘力,也是相當成功的。起碼當年還是小學生的我們,都清楚如果班長向我們收取零用錢才肯在手冊上蓋白兔,就已經犯了規,要馬上告訴老師,甚至是校長。我以為這些小學生也懂得的顯淺道理,早已植根在我們這代香港人的生活裏,沒有人會質疑ICAC的反貪工作,它的獨立也是廉潔的體現。這個社會是否已嚴重歪斜?香港快連林榮基都不見得可以保護,又如何保護廉政公署。還在大聲說沒事沒問題的,不是欺人自欺,就是未曾真的經歷過那些清風朗月明明白白的日子。如果從更黑暗的洞穴走過來,當然把囚室燈光都視作太陽。有人還大剌剌說這時代有多好呢。要怪就怪我們曾經自由跳舞的雙足,曾經黑白分明的雙眸,曾經無遮無攔的嘴巴,若要被迫戴上腳鐐蒙眼封口,只有不甘不忿不平。原文載於2016年7月17日《明報》副刊 廉政公署 廉署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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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書

如果是因為禁書之故,那就顯露出當權者的手段沒有多高明。有些事,本來沒有人有興趣,一禁之下欲望就來了,好歹要弄本來看看,肯定裏頭一定有為數不低的真實成分。以色列當局禁絕那本講述以巴一對戀人跨國族跨宗教的愛情小說,倒助長它躍登上國際暢銷書榜。它算不上什麼傑作,經此一役卻成了非比尋常的文學類型代表作,有其不能否定的價值了,讀者人數馬上以倍數增長。有時候不能不去猜度,是否有人故意要抬舉這些敏感議題,其實是要讓更多人去思考其意義。否則,稍有點政治智慧和能力的人,也知道在這資訊流通無障礙的時代,加禁同宣傳無異,撲火不成反加油添柴,隨時反過來燒死自己。當然,也用不着替他們擔心,歷史自會還以顏色,一切都會以適當的速度與形式反撲。禁書自有一天解禁,下令把書禁掉的人,說不定成了被禁掉的人物。說起來,世間萬物的禁忌之中,最愚蠢的必是禁書。他完全是一種權力展示,赤裸裸地承認自己容不下的弱點。他和穿上新衣的國王沒甚分別,總希望從他人的目光裏得到自我感覺良好的確認,但暗裡自己實也隱隱不安。有一種禁書,只是比時代走快一步,今人不能理解而恐懼其驚世駭俗,前衛文學作品多屬此類。喬伊斯寫《尤利西斯》,由Sylvia Beach的莎士比亞書店出版,在都柏林老家被禁,他也甘於當個永遠的異鄉人。多年以後,都柏林人卻要把他封聖,把他的書奉為國寶。所以說,禁書的潛力深不可測,它慢慢來算帳。原文載於2016年1月10日《明報》副刊 銅鑼灣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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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事件:屈辱來自劣質媒體

崔健上電視的選秀節目,據說批評了香港歌手許志安,這事據說也被斷章取義說成老崔瞧不起香港音樂云云,鬧得滿城風雨,中港兩方網民大鬥法。老朋友張曉舟馬上跳出來,寫了一篇「解穢文」,把斷章取義的原話再澄清一遍,結論是老崔向來敬重香港音樂人,也和廣東歌業界積極互動,沒有半點瞧不起的意思。總之,老崔是被惡心炒作才成了禍心,一切都是誤會。張曉舟寫,事後幾個香港好友發短信質問他究竟,令他慨嘆劣質媒體遺禍不淺。我是發短信給他的其中一人,找不到老崔,找到曉舟也一樣。前幾年在北京愚公移山,曉舟介紹老崔,頭戴鴨舌帽,坐在一旁猛喝酒。他們晚上都是一個場子一個場子的混。其實那時期我很鬱悶,完全感覺不到京城的大器,大氣壓像霧霾一樣,把人壓得透不過氣來。從那時開始,我已經放棄想像它會有變好的一天。往後果然是一路走向死胡同,再天真的人也知道為什麼要裝睡。我特別佩服曉舟,幾近出污泥而不染。但我給曉舟發的信,問及老崔的事,卻與那番被訛傳的言論無關。就算是真的瞧不起香港又怎樣了,就算真的罵香港樂壇又如何,他有他的言論自由,而且香港人也沒脆弱到不能被罵。我驚訝的是,他怎麼會上這種惡俗的電視節目,它們除了羞辱音樂就一無所有。這樣一點也不搖滾啊。正如我無法想像U2的Bono會出現在《全英一叮》。但曉舟提醒我,老崔三十多年前就參加選秀節目。言下之意,這不是他的問題,而他是「毋忘初衷」?我沒有說下去但相信曉舟理解,三十年前的老崔,在音樂和姿態上,是多麼有型。搖滾,是一種價值觀,反叛,至死不渝。那天在維港旁的音樂節,台上忽然打出Forever Joy Division的字樣,雖然有點俗但竟仍覺動人,有底氣的事物可以承受更多衝擊。崔健,你的舞台從不在那受監控的電視方塊裡。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5年12月6日),原文題為〈屈辱〉,現題為編輯所擬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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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開始

常讀歷史當知道,在時間的長河裡,沒有真正的結束,也沒有真正的失敗。任何大規模的變革,必有遠因近因,有必然也有偶然,但更多是必然的偶然。柏林圍牆倒下,斷不是一步到位,正如其築起也不是一夕之間。有了這樣的認知,就不會輕易從一時三刻的運動裡自覺有所謂得失及創傷,必須要知道,在追求一些超越日常生活及能力的價值與目標,當有必要的付出及代價。即連因未達目標而隨之而來的沮喪、失落、憤怒等等情緒,都是必然和可以預期的。於是,實在無需要放大及渲染所謂「創傷」。若有人逼迫展示傷口傷痕,不僅是要不得的kitsch,還得提防,究竟居心何在。若非要「污名」化某場群眾活動,就是「軟弱」化參與的群眾,如純為煽情故,更是惡俗。眾人所追求的事情是道理,不是人情,不需要施捨。不是哭的孩子才有糖吃。光明磊落,坦蕩無懼。當如是觀,如是行。然而,個人在過程裡若「真的感覺受傷了」,可視作個人覺醒,大好學習機會。世界本來就複雜無常,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人因信念而聚也因信念而分,知道了成熟了就好。這時代需要天真的人,打開被遺忘的窗戶,但也需要世故的人,撥開不必要的野草。對於這樣的時代,前人早已留下數之不盡的瑰寶,可隨時拾取,用作傍身。(心亂時讀詩。)如俄羅斯詩人茨維塔耶娃的明言:「不要去明白那不可接受的——不去明白因此不會受誘惑。」所謂捍衛初衷的良心之途。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佔領 雨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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