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松炎:老年稅的討論失焦

自從上周公布周永新教授向政府提交的全民退保報告和老年稅建議後,社會的討論又走向敵我分明的兩個極端,一派以「養懶人,社會誰來埋單」為理據,大力反對;另一派則以「老淒涼,養老天經地義」為由,全力支持,可惜兩派討論,完全失却焦點。政府卻先訂底線才諮詢,冷眼旁觀看你兩派誰能勝,坐收漁人之利。其實,今天有點像時光倒流,要討論的話題,二十年前已經討論得非常透徹,如今好像又要再從頭討論一次,結局大概早已知道,大家卻沒有從歷史中學習,一錯再錯。其實只要仔細想想,到底二十年前的同一討論,最終有沒有解決老無所依的問題?(若果有,今日根本不需要再討論!)最後誰人獲得最大利益?誰人付出最多?今次政府故技又重施,同樣以人口老化、老人貧窮為經,恐嚇大家老來無依的淒涼境遇,利用市民的善心和憂慮,然後政府把後門關上,大呻財政前境困難為緯,力陳政府快將入不敷出,無力支持全民退保云云,但老人貧窮問題非常嚴峻,加利得稅又會危害經濟等等,所以剩下的方案只好向各位將老而未老的僱員僱主伸手,由雙方供款支付。大家有沒有發覺,近年每次有關解決社會問題的諮詢,政府的方案就是向市民增加收費,香港好像沒有一個會承擔的政府一樣。這有點像祈福黨式的銷售騙案,二十年前,即一九九三年,立法局同樣建議老年退休金計劃,內容和理據幾乎與今次所提的老年金一模一樣,政府隨後同樣進行先訂底線的大型諮詢,建議即時向每位長者每月派發當時工資中位數的30%(約二千三百港元),日後隨物價指數為調整,但政府只提供一百億注資,其餘全部須由僱員僱主供款。(二十年後的今天,建議的金額增加至每月三千元,政府注資增加至五百億。)然後,商界大力反對,加上七十八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聯署反對,指計劃未能針對有需要人士,成本高效益低,勢將跟隨西方社會保障計劃而導致供款大增,泥足深陷。政府遂改為公積金制度,現稱之為強積金,先哄你為自己退休打算,自己供款自己使。但供了十四年,市民累計已經供款超過三千五百億港元,但老人問題依舊,最大得益者其實係由政府全權成立的積金局和一眾信託人,他們透過收取全球最高的行政費用,已坐收逾六十六億港元的市民血汗錢,仍將會繼續收下去。 問題未解決 肥了基金信託食髓知味,二十年後改名老年稅,捲土又重來,再推隨收隨付。但反對理據相同,就連提議者自己都承認制度不可能持續,至二○四一年便無以為繼,我們這一代人把一個個災難送給下一代,只為自己安享晚年,於心何忍?而最終一定又是成立什麼什麼局,以超高薪聘請局長和職員,強逼市民每月供款,但老人貧窮問題依舊不變,只肥了基金信託,財源滾滾流。 強積金,一場騙局?若然覺今是而昨非,趁幾位芝大經濟學者近年相繼離世,重推全民退保,理應先廢除強積金,把積存供款轉移到老人稅,一步到位。但如今卻稱每年才一萬二千元的強積金供款,即使投資有道,仍不足以養老,故須再添!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當日既然明知無助解決老人貧窮問題,仍強行通過強積金的決定,如今弄至無數投資虧蝕,或回報比通脹增幅還低,卻已先交高昂行政費,供款者到老一場空,豈非一場騙局?然而,知錯不改,反以世銀的什麼五支柱子為名,架牀疊屋,既不取消強積金,復又增加老年稅,兩套制度皆由僱員僱主支付,皆為強制投資,須付高昂行政費,沒完沒了。既然政府明知計劃不可持續,為何政府仍樂見其成?事緣當今世界貨幣制度,自一九七一年美國單方面取消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協議的金本位制度以後,各國爭相印銀紙,透過貨幣貶值,推高通貨膨脹,已經成為全球政府騙財的不二法門。推動通脹,不但可以為政府減輕債務,更加可以從土地利益中賺取豐厚利潤,亦可以增加稅收和用者自付的服務金額,及可變相強迫投資和誘使加快消費,帶動經濟增長,減少失業。當通脹不斷上升,老人貧窮問題自然愈加嚴峻,大家愈覺全民退保不容再拖。因為即使年輕時努力儲蓄,年老時的高通脹把你一生積蓄付諸東流。若你以為靠投資保值,你就正中下懷,只要舞弄幾次什麼金融風暴,你的金山銀海一夜間煙消雲散。 一場完美風暴 逼供款借貸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每次討論老人貧窮解決方案,政府推動的必然是需要市民增加供款,增加投資,這就形成完美風暴的必須條件:政府加印銀紙,推高通脹,百物騰貴,生活質素下降,先讓儲蓄者虧;繼而減低利率,逼令市民增加供款,增加投資,推高資產價格,誘使借貸;然後一場完美風暴,再讓投資者蝕。借口拯救經濟,政府又再加印銀紙,就這樣循環下去,萬劫不復。 政府要承擔 控制通脹反觀北歐,老人退保金額大部分由政府支付,理據很簡單,年輕時僱員僱主已先交稅,待年老時回收,這是繳交薪俸稅的唯一道理;只要政府理財用錢受憲法與民主制度有效監察,概念清晰易明,而且可令政府注意控制通脹,政府實在沒有理據拒絕承擔。常以政府財政緊促,快將入不敷出為由反駁,實情不過是只計收支,不計資產。香港政府坐擁萬億流動財產,還成立什麼未來基金,只為不停透過基建旋轉門,作資產利益轉移。况且,政府作為全港土地業權人,土地皆以租約批出,推高通脹的最大得益者正是土地價值升幅的獲利政府,契約到期還可長收長有,土地資產價值可以億兆計,所謂莫財,不過是重申土地屬於政府,不屬於人民而已。其實,解決老人貧窮問題,絕對不是派錢可以解決的。真正的解決辦法在於控制通脹,長久維持低生活費用的社會,對前景自然無憂;推動分享經濟,鼓勵社區關懷,衣食住行皆可免費共享,生活自然無慮;開放閒置農地,建設社區園圃,老有所用,自給自足,回饋社會,傳授後輩,人生自然精彩;慈善團體贈醫施藥,出自市民善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尊敬悌,社會自然感恩。文×姚松炎 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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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松炎:港人港地走過場 美麗誤會終落幕

政府終於正式承認暫時不再推港人港地的賣地計劃,但再三強調計劃並非壽終正寢,亦非擱置,換言之,港人港地計劃如今是半天吊,處於既不停止、亦不進行的無可言狀形態。這與當年八萬五政策的忽然不存在,如出一轍。為什麼香港的公共土地政策,經常出現這樣撲朔迷離的結局?按道理,一項公共政策,必須經過民意授權與監督,包括諮詢、審議、通過、實行、監察與檢討,即使港人港地計劃只是先導計劃,亦應根據一般政策的實施程序,正如其他先導計劃一樣,必須經過立法會的審議,完成後進行檢討;若果先導計劃的效果理想,理應成為正式長期計劃;若果計劃的效果已經達到,功成身退,理應終止計劃;若果計劃仍未確定成效,理應延長先導計劃,繼續試行;若果計劃因某種原因暫時不可推行,理應先行擱置。邏輯上任何公共政策試驗只有以上四種狀態,斷不會出現既不終止,亦不進行,又不延續,也不擱置的無可言狀。奇怪是當年八萬五政策如是,今天港人港地計劃亦復如是,香港的土地公共政策之所以與別不同,不合邏輯,皆因土地行政全不受民意監察,政府以大地主身分為所欲為。既然土地決策不受公共行政法規約束,政府在土地行政上所作的決定等同私人決定,市民無權置喙,自然毋須向公眾交代有關決策;所謂無可言狀,實質拒絕交代,你能奈之何? 不經審議私自推出的政策這就是土地政策有別於其他一切政府政策的根本分別,譬如三式辣招(額外印花稅),縱使先實施、後審議,最終仍須交由立法會通過;但八萬五政策和港人港地計劃,卻由始至終毋須經過任何審批程序,既不請自來,亦不辭而別。經此兩役,市民應該清楚明白,政府在土地決策上的絕對權力和不受監管的超然地位,這項殖民政府的特權為政府施政帶來無比靈活與自由。即使你信奉精英主義,甚至甘候賢君聖帝作蟻民,認為政府擁有凌駕一切的特權可讓施政更加高效率、不帶民粹;但港人港地計劃從本質上根本不可能達到降低樓價的目的,完全無法保障港人置業。以為找一兩幅土地來限制境外人士購買,就能把樓價下降至市民可負擔的水平,縱不是誘惑的謊言,亦不過是美麗的誤會。計劃的本質其實是轉移視線,把經濟問題變為敵我問題,找個假想敵,製造敵我矛盾,激起敵愾同仇而已。 實施港人港地 供求依然不變邏輯很簡單,試想若城中有兩幅地,每幅地都可提供1000個住宅單位,但因容許外資購買,兩地均有1000名港人和1000名境外人士爭奪,導致樓價飈升,令部分港人無法負擔,保障港人優先置業之聲不逕而走。後來政府把其中一幅地實施港人港地限制(「港地」),不容許境外人士購買,但把另一幅地(「非港地」)繼續開放給所有國籍的買家,結果自然是把境外買家推去「非港地」,變成1000名港人與2000名境外買家爭奪1000伙,需求增加了50%,供應卻沒有增加,結果只會令「非港地」樓價更高,港人在非港地更加難以置業;最終港人無奈只好跑去「港地」買港人港地樓,於是「港地」的需求仍是2000人,只不過全是港人而已,既然「港地」的需求與供應不變,其他因素相同,價格怎會回落?從以上的簡化模型可以得知,計劃不但未能減低樓價以保障本地人置業,反會進一步推高樓價,令港人更難負擔,更少選擇;最終的結果只會導致社區人口單一化,人為地製造出境外人士社區與本地人社區的分化,加深矛盾,導致內部分裂。事實上,自從2012年10月宣布推行港人港地計劃,並於去年9月成功賣出兩幅位於九龍東的港人港地,地價不但不比同區地價低,反而以市場估值上限賣出,印證樓價不因「港地」所移之說。樓價都沒有因此而絲毫回落,反而節節上升,差估署樓價綜合指數由2012年10月的149.6,上升至2013年9月的156.3,年度升幅約5%;雖然其間有其他因素變化,但足見港人港地計劃的降價效果成疑。公共政策之所以必須細審周詳,皆因其影響深遠,後果難以挽救,且市民適應需時,實不宜草率行止。若當時政府不是急就章,甚至好大喜功,匆匆把港人港地計劃急上馬,不惜繞過一切監察制度,以地契條款批出限制;而能先諮詢各界,經立法會審議立法,斷不會出現今天這種走過場,無聲落幕的笑話。 請先參考外國例子限制境外人士購買房產,尤是住宅物業,其實世界風行,未聞朝令夕改,皆因各國皆以立法執行,必先慎密細審,反覆論證,確立原則,令出必行。譬如澳洲就有限制外國人購買房產政策,首先製定《1975年外國收購與兼併法》,繼而定立《1989年外國收購與兼併規則》,並成立外國投資審批委員會,所有外國投資房產者必須向委員會提交申請、審批,未聞因樓價退熱而更弦易轍。新加坡更加全面限制外國投資者購買佔當地住宅供存量九成的組屋,變相禁止境外投資住宅市場,只開放一成私樓炒賣,其價格遠高於組屋市場,確認以上邏輯的推論;組屋制度實行50餘年,未曾因樓價起落而欲行又止。只有香港以地契條款約束房產買家國籍,未經立法授權,隨時抵觸《歧視法》,後患無窮;地契條款只須合約雙方協議,便可更換,改契從來不受監管,制約形同虛設。經一事,長一智,雖同屬限外購令,但形同神異,依法抑或據契,差之毫釐。解決香港房屋問題,必須從根本入手,還地於眾,革除殖民。文 × 姚松炎編輯 胡可欣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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