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美中關係的漫長蜜月期已經結束

最近北韓成功試射洲際導彈,美國埋怨中國制朝不力,更指控中國暗與北韓通商破壞了國際制裁。同時華府批准台灣巨額軍售案,美國參議院又通過允許美國軍艦停靠台灣,打破1979年美台斷交之後的規範。美國的轟炸機和軍艦經過南海有爭議海域,更是愈加頻繁。美中矛盾升溫,已經十分明顯。 我在近年多番指出,美中關係的漫長蜜月期在奧巴馬政府後期已經結束。今天外國企業在中國政府大力扶助國有企業下受到愈來愈大的歧視和擠壓,再加上工資上漲、經濟放緩、外匯管制加緊等因素,原本是「中國親善大使」的美資企業,對中國市場已經沒有像以前一樣熱情。今年初,中國的美國總商會發表會員調查,當中四分之一受訪企業已開始或正計劃撤離中國,三成企業表示中國營商環境正在惡化,八成表示他們已經不再受歡迎。 美國聯中制蘇與中國最惠國待遇 要估算美中關係會惡化到什麼程度,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過去美中關係長久和諧的基礎,和這些基礎現在還剩多少。 1972年美國在越戰泥潭抽身之際利用中蘇矛盾拉攏中國制衡蘇聯。尼克遜訪華前後,美國給予中國各種經濟和政治甜頭,換取中共停止在東南亞輸出革命,並支持赤柬對抗越南,壓制蘇聯通過越南在東南亞擴展地盤。 中國幫助美國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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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已成華府建制囚徒

特朗普就任總統超過100日,痛恨他的自由派照舊日日取笑謾罵。繼承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大衛牙擦騷」的The Late Show主持人Stephen Colbert,在2015年接手節目後收視不振,更有公司想將他換掉的傳聞。但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他晚晚以恥笑特朗普的「棟篤笑」開場,結果收視飈升,擊敗了全國廣播公司(NBC)的長期對手The Tonight Show,人氣更勝當年的「大衛牙擦騷」。 很多自由派都預期,民眾極度痛恨特朗普,他進入白宮後執行激進政策,最後一定搞到一團糟,到了2018年國會中期選舉時,民主黨「躺着」也能贏,重奪議會多數;2020年的總統大選,就更不用說。特朗普政府民望低迷,確是事實;但也有民調顯示,他的基本盤支持者,仍然十分忠心。根據Gallup 5月中發表的民意調查,大選後共和黨的支持度一直穩定維持在40%左右;但民主黨的支持度,則在大選後的45%跌到現在的40%。這對民主黨來說,不得不說是一個警號。 反建制國師敵不過華爾街 特朗普上任後,重用「另右」(alt-right)運動主將班農(Steve Bannon),委他為白宮戰略司長(chief strate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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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異的選舉 茫茫的前路

文章發表時,特首選舉已經有了結果。選前一周,雖然不少人認為林鄭月娥將當選無懸念,但不少泛民選委和媒體似乎仍認為曾俊華有機會。最後無論誰當選,這次選舉比起以前歷次特首選舉,都十分詭異,充滿疑團。這對未來香港的政局,將有何啟示? 選舉前資訊混亂不尋常 在中共主導下的選舉,一向都是未選便知道結果的。奇怪就奇怪在,這次特首選舉相對於上幾次選舉來說,結果是最具不確定性的。1996年的選舉雖然有多人參選,但在經典「江握手」之後,大家一早已認定董建華是北京「欽點」人選。2002年和2005年選舉,都只有一名候選人,最後自動當選。2007年曾蔭權競選連任時,建制派只有他一人參選,面對必輸無疑的民主派梁家傑。2012年出現梁振英和唐英年兩名建制派參選。唐英年最初被認定為北京「欽點」人選,但被大堆不知從哪裏爆出來的醜聞纏身後,不少媒體和政壇中人在選舉前已確定中央已決定改為支持梁振英。 反觀這次選舉,梁振英決定不爭取連任、葉劉淑儀無法入閘,都有很強的「北京之手」的影子。但到臨投票前一個星期,各大媒體仍充斥着各種相互矛盾的「可靠消息」。一些有北京背景的網媒「吹風」說中聯辦甚至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等親自南下深圳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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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與工人階級復仇記

2016年,右翼民粹主義顛覆傳統秩序。英國和美國出現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兩個令傳統專家大跌眼鏡的結果。德國、法國、荷蘭將在今年舉行大選,大家都密切關注這股右翼民粹旋風會否再次發威,選出非主流反建制的激進領袖。 「特朗普驚奇」下的長期趨勢 特朗普在行使總統權力的頭10天,便以急風暴雨的方式簽發連串行政命令。當中引起最大爭議的,當然是美國退出由奧巴馬啟動的環太平洋伙伴協議(TPP)、開始興建美國墨西哥邊境圍牆和暫時禁止7個回教國家旅客入境美國的決定。 特朗普的這些動作,都是事先張揚的。他從初選到大選,都不斷強調他若當選,便會立刻實行這些政策。但當時大家一覺得他不會當選,二認為他當選也會像以前所有勝選總統一樣,一上任便會違背諾言,將政綱中最激進的主張甩掉,移向中間路線。誰不知特朗普是多年來首個認真對待政綱的勝選總統,一當選便雷厲風行、兌現承諾。 美國大選後兩個多月,希拉里團隊和美國很多自由派仍無法接受選舉結果,不是怪罪俄羅斯介入選舉,就是清算奧巴馬助選不力。但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選舉結果,固然有其偶然性的地方。但這個畢竟不是個別現象,而是與英國的脫歐公投相呼應。特朗普當選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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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了港獨自決 2047大限仍在

現在中共要連根拔起的港獨派與自決派,當初崛起的其中一個背景,就是「2047大限」問題的出現。港獨和自決主張,不論行不行得通,就是針對2047年一國兩制到期後香港將行何種制度、香港與北京將進入何種關係而提出。就算中共真有能力禁絕港獨與自決的討論,「2047」問題仍然存在,最終也會受到所有港人和全世界的注意與討論。這個問題,不但牽涉香港僅有的自治與自由到時會否完全消失,還牽涉到港人和外資的土地權益。無法逃避的一國兩制50年期限早在2015年9月25日,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便在《明報》發表文章,指出:「《基本法》內並沒有列載基本法將於2047年6月30日後自動失效這種日落條款,但它規定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變……我們已超越50年期的三分之一,2047年後的安排……在2030年代初必須獲得解決,有關的安排亦需要有廣泛的諮詢和討論,未來的10至15年將會是影響這些討論的關鍵時刻。」大律師吳靄儀,2016年10月在明報撰文駁斥官員的「2047不是大限」論,她說:「基本法……在第5條明文豁免香港實施社會主義制度50年。意思清楚無比,如無別的安排,2047年6月30日之後,豁免終結,社會主義制度自動在香港實施,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自動失去法律保障的基礎。請問,其他條文還有什麼基礎和效力……第5條不但管資本主義制度,還全面涵蓋『原有的生活方式』。熟悉中英談判歷史的人很清楚,這是『人權、自由、法治』的代名詞。第5條是『總則』的一部分……貫穿整套基本法……基本法沒有自動續期的條文,這才是要點,是香港人必須及早探討2047後要延續什麼、改變什麼的原因。」梁愛詩在2016年10月6日於香港電台的節目說得更白:「基本法提出50年不變,初衷是考慮到港人利益,相信到2047年,中央亦同樣會考慮港人利益」;但「屆時是內地和香港的制度合一,還是繼續一國兩制,要看香港怎走未來30年的路」。到了2047年,現在50歲以上的老人,多已消失;但現在的年輕人,到時正值壯年,最終不能逃避這個大限。現在香港的自由與法治已被不斷破壞,可以預見,北京在大限到臨時,便可將港人剩下的自由一次過奪走,解釋也不用。那些不斷說「2047大限是危言聳聽」的論者,是自己是傻子還是當大家是傻子?地契大限問題從來都是政治問題除了2047年之後香港將行什麼政治經濟制度和在中國內有什麼地位外,一個愈來愈多人關注的問題,便是香港和外資業主的土地權利,是否能夠跨越2047年。香港自殖民地時代始,土地便歸政府所有。港府拍賣土地,只是將土地使用權批租給發展商。除開埠初期批出的999年期土地外,後來批出的土地,都只有更短年期,如75年和50年,到期可以續租。1970年代末香港出現前途問題的討論,就是因為地產商和銀行界擔心,1997年中國會趁新界租約到期收回香港,收回香港之後不承認英治香港政府批出的地契。這個不確定性,影響到銀行的土地按揭,令香港經濟蒙上陰影。香港的上層精英因而向英政府施壓,要求英方盡快開始與中共談橫跨1997年的地契問題,將1997年之後的香港地位確定下來。根據《魯平口述香港回歸》(2009年)一書,當年有香港人建議香港政府可以在新界批出跨越1997年的土地,更特別批給中資公司,以為這樣就可以製造既定現實,由港府單方面解決地契大限問題。結果中方表明不接受港府這種作為,表示就算英方單方面批出橫跨1997年的地契,中方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也不會承認。最後中英雙方通過談判確定了1997年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之後,才有基本法的第120條,規定1997年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將承認香港政府在1997年前批出跨越1997年的地契。故此,當時香港土地契約能否過渡1997年,最終與香港在1997年後的政治地位掛鈎,並通過中英政治談判解決。「香港市人民政府」會承認特區政府地契嗎?「2047地權問題」浮面之後,不斷有人提出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說基本法第123條說明現時地契到期時,續期問題可由特區政府自行解決,只要特區政府的續期跨越2047年,問題便解決了。但按第123條解決地契續期的現狀是怎樣的?2012年海運大廈地契到期,到期前10天,業主九倉才跟政府談妥以補79億地價、以後每年交應課差餉租值3%的地租之條件續租21年。2006年港島屋苑薄扶林花園地契到期,那時業主不斷示威請願,屋苑樓盤買賣長期停頓,最後臨到期政府才續租50年,以後每年交物業差餉估值3%的地租。但按舊地契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無法過渡,千萬資產被凍結,很久都未解決,令居民蒙受很大損失。1997年時政府將大批界限街以北1997年6月30日到期的土地續期50年,所以2047年將有大批地契同時到期。如政府那時用上面兩個例子的方式逐一處理,肯定會造成巨大社會不安。當然,特區政府也可以立法整體處理2047年到期的土地。但香港一國兩制、特區政府的大限是2047年,2047年如特區政府解散,香港進入「一國一制」,誰能擔保到時的「香港市人民政府」,一定會承認特區政府批出或續組的地契而不用補巨額地價呢?這就有如在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基本法確定第120條之前,1997年之後的特區政府是否承認港英時代批出橫跨1997年的地契,也是不確定的。所以歸根到柢,2047年之後香港的政治地位為何、香港政府的性質為何,乃是現有地權能否過渡2047年的關鍵。2047年之後,特區政府是否仍然存在?基本法是否仍然生效?香港的終審法院是否仍在香港之內?抑或到時已經是「一國一制」,香港管治由中央委派的「中共香港市委」負責,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成為所有案件的終審法院?在上述問題得到明晰和有信服力的釐清之前,任何人作出「現有地權一定可以順利過渡到2047年之後」的保證,恐怕都難令人真正安心。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韋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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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當選的兩個謎團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令一直預測希拉里會勝出甚至大勝的主流媒體、民調機構和學者社群感到極度震驚。特朗普是美國史上第一個未擔任過任何公職或軍職而當選的總統,他一直以來對各種公共議題的立場更是反反覆覆,一時支持婦女墮胎權一時反對,一時是民主黨金主,一時又是共和黨最右翼。特朗普當選令很多人抓頭問:他就任後到底會做什麼?他是怎樣違反一切專家公認的常理而贏得大選的?特朗普就任後會做什麼?這兩個謎團其實不是那麼難解。特朗普當選後做什麼、會違反什麼競選承諾,早就有迹可循。他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和將非法拉美移民全部集中出來驅逐出境的政策,根本無法實行,恐怕最後只能變成收緊審批與加緊清查的行政措施。至於他曾主張不會再負擔國際盟友的防務,應該也會隨着共和黨一直主張增加軍費、軍備、軍力的新保守主義大老,如Randy Forbes、John Bolton和Newt Gingrich等一一入局主導新政府外交政策而被束之高閣。特朗普競選時提出的執政首100日行動綱領,乃是由他與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共同草擬,很大部分是共和黨主流的「聖誕禮物清單」,沒有太多驚奇。這個清單包括委任右傾終身法官進入聯邦最高法院讓法院變得更保守、向中產和富人減稅、取消奧巴馬的同志平權行政指令、向傳統能源業的投資項目開綠燈、拆毁奧巴馬醫改、與各貿易伙伴重新談判貿易協議、聯邦政府大舉投資建設和改善基建等。行動綱領中,與其他國家重議貿易協議這項,牽涉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互動,結果比較難預期。推倒奧巴馬醫改,需要通過共和黨控制簡單多數但沒有免於拉布(filibuster-proof)絕大多數的國會,也是十分困難。到最後特朗普政府一定會實行,也是他在半夜勝利演說唯一提及的具體政策,便是由政府推動大規模的基建工程,修橋築路、創造就業。他這樣一講,道瓊斯指數夜期便立即由跌轉升,之後的3個交易日,道指即違反事前專家們說特朗普當選美股會大崩盤的預測,連日上升,衝到歷史高位。我在大選前,已經撰文指出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將大大增加政府開支與介入,代表小政府右翼已被大政府右翼取代。由聯邦政府砸錢大搞基建創就業,是典型的凱恩斯大政府政策。奧巴馬2009年剛上任時也提倡過拼基建振經濟,但被國會共和黨成功阻擋。在這次選舉,希拉里的政綱也有聯邦政府在未來5年動用2750億美元投資基建的項目。特朗普政綱的建議基建開支,則是10年1萬億美元,規模比希的幾乎大一倍。現在共和黨控制國會,一定會合作通過特的基建方案,難怪英國《金融時報》在選後分析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即預測美國的「財政自制時代已經結束」(the era of fiscal restraint is over)。特朗普為何能勝選?特朗普就任後會做什麼,其實沒有那麼不可測。他的勝選,又是不是真的那麼不可思議呢?為何所有民調結果,都可以錯得那麼離譜?上兩次大選投共和黨的「紅州」,固然在這次選舉中響應特朗普對「白種怒漢」的呼喚,更熱心地投共和黨。佛羅里達州一直搖擺,最後雖然投向特朗普,但特的得票與希拉里其實十分接近。真正令希拉里大熱倒灶的,其實是以往一向傾向投民主黨的中西部工業區,包括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甚至是橫跨東部與中西部的賓夕法尼亞州,最後投向特朗普。選前民調幾乎全部都顯示希拉里將會在這些州輕易勝出,這乃是媒體專家斷言希拉里必勝無疑的基礎,結果她將這幾個州全輸掉。理解這幾個州為何從藍轉紅、從民主黨票倉轉投特朗普,乃是理解這次「特朗普驚奇」的關鍵。選後不少分析發現,令這幾個州從藍轉紅的關鍵,是多個在上兩次或一次選舉都高比數投奧巴馬的所謂「奧巴馬要塞」(Obama strongholds),這次都轉向特朗普。老工業區由藍轉紅這些「奧巴馬要塞」,很多都是傳統工業區,近20年慘受廠序外移威脅,變成失業遍野。特朗普的反自由貿易綱領,包括取消北美自貿協定、停止推動環太平洋伙伴貿易協定、對中國大加關稅等,對這些地區的選民無疑十分吸引。相反,北美自貿協定和將中國帶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都是由1990年代克林頓政府完成。在這些工業老區,「克林頓」這個名字一早已經與「自由貿易」等同。希拉里在競選時不斷將自己包裝成反對自由貿易的樣子,但她在當議員和國務卿時支持自由貿易立場,實在難以抹去。難怪這次選舉的各個票站調查均顯示,工會家庭選民和低收入工人階級選民這次投希拉里的比例比2012年投奧巴馬低,投特朗普的比例則比2012年投共和黨羅姆尼的高。當年票投以「推動改變局外人」包裝的左翼奧巴馬,感到失望後這次投同以「推動改變局外人」包裝的右翼特朗普的所謂「奧巴馬——特朗普選民」(Obama-Trump voters),可能沒有很多。但選舉日因為覺得希拉里投不下手而留在家裏的肯定有不少。民主黨初選時,很多大工會的地方分部都支持反對自由貿易的桑德斯,但一直與民主黨建制過從甚密的全國工會領導,卻急不及待地推薦希拉里,當時引起不少會員不滿。這些工人在選舉日有多少真的出來票投希拉里,實在成疑。如果「奧巴馬——特朗普選民」因為怕被標籤為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而羞於向調查員承認自己將會投特朗普,改為說自己還未決定或會投希拉里,完全可以理解;受訪時說會出來投票給希拉里,最後覺得投不下沒有出來投票的,應該也為數不少。這個現象,或者可以解釋為何幾乎所有民調都無法發現作為民主黨票倉的中西部老工業區正在投向特朗普。從上述的發現和推論來看,這次特朗普當選,其實並沒有那麼不可思議。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近30年來都以推動自由貿易為綱。共和黨在初選中內爆,很不情願地推了個反對自由貿易的右翼狂人出來做候選人,結果乘着中西部地區反自由貿易的浪潮爆冷當選。民主黨被迫下野之後,怎樣將這些工人階級票搶回來,必然是未來幾年黨內路線大辯論、大調整的主軸。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5日) 選舉 美國 特朗普 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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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與白種怒漢反擊戰

美國大選進入最後階段,共和黨特朗普選情墮後,不少共和黨、保守派大老包括Paul Ryan、老布殊,甚至是極右電台名嘴Glenn Beck,都相繼表明不會支持特朗普,甚至公開呼籲大家投希拉里。現在看來,希拉里當選總統,已近肯定,問題是贏多少,和共和黨的國會選情會不會受特朗普拖累。雖然特朗普贏面不大,但他從被視為鬧着玩到打敗眾大熱贏得共和黨候選人資格,到現在仍然擁有40%以上支持,這個「特朗普現象」,絕對不簡單。草根白人失落感造就了特朗普早在今年年初兩黨初選白熱化時,美國多份大報的評論人,已經看出特朗普反墨西哥移民、反自由貿易等主張,只是他的吸引力的表面。他能夠一直挺進的根本原因,其實是美國很多下層白人,至今仍無法接受美國由黑人當總統。這些下層白人認為,「白人至上」的種族秩序,已經在奧巴馬8年顛倒過來。他們把生活的所有挫折都歸咎於白人失去優勢,呼喚一個強人進入白宮為白人出頭,把顛倒的再顛倒。他們恐懼,若民主黨再當政4年,現時「顛倒」了的種族秩序將會常態化。特朗普整個競選工程,都充滿了「我會恢復白人優越地位」的暗示。右翼福音教派傳媒大亨Wayne Allyn Root,便在霍士新聞歡呼2016年成為「白種怒漢年」,更出版Angry White Male: How the Donald Trump Phenomenon is Changing America——and What We Can All Do to Save the Middle Class一書,表達他對特朗普帶領白種男人「出紅海」的期許。特朗普從一個親民主黨的商人金主,轉變成一個右翼政治領袖,正始於他在奧巴馬當選後領導堅稱奧巴馬不在美國出生,所以根據憲法無資格當總統的「birther運動」。在奧巴馬出示出生證明確定他在美國出生後,這個「birther運動」仍死纏爛打、愈滾愈大,可見這個運動除了對奧巴馬作為黑人的仇恨之外,並無事實基礎。《經濟學人》斷言,特朗普就算落敗,他的參選可能已經永遠改變美國的政治光譜。「白種怒漢」們被特朗普充權和聯合起來之後,恐怕將會繼續左右美國政局。這就如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Barry Goldwater攻擊種族平權、鼓吹保守基督教價值和攻擊「大政府」的主張,在當時被視為不入流的極端路線。但在他慘敗後不到20年,列根便憑跟他差不多的主張贏得大選。「白種怒漢」是怎樣煉成的?在小布殊當政、美國右翼如日方中的2004年,《經濟學人》前美國編輯及現任編輯出版了The 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一書,講述自由派的過分擴展和黑白衝突如何造就新右派崛起,至今仍是理解美國右翼的經典。美式自由主義的核心,乃是通過政府的積極措施讓不同種族、階級、性別等多元公民能享有平等的權利與機會。當年共和黨林肯解放黑奴後,南方白人通過「Jim Crow條例」開始施行種族隔離和剝奪黑人投票權,令自由主義受到挫敗。1950年代南方黑人的民權運動隨南方的高速經濟發展而壯大。本來與南方白人結盟的民主黨將結束種族隔離加入綱領,以爭取愈來愈重要的黑人選票。1960年代,美國在甘迺迪與約翰遜主政下通過種種平權措施,正式結束了南方的「Jim Crow時代」。自由主義在種族問題上勝利之後,由1960年代戰後嬰兒激進化帶動的婦女、環保等社會運動,導引民主黨進一步左轉,將保障婦女墮胎權、制裁污染企業等加入其政策主張中。共和黨在這個大潮下,亦不得不跟着左轉。支持平權、婦權、環保等自由派價值,以當時紐約州長洛克菲勒為代表的所謂「洛克菲勒共和黨人」(Rockefeller Republicans),成了黨內主流。但同時,一股新右保守力量在南部與中西部的白人小農、小企業家和工人階級間崛起。在急速的自上而下的平權措施下利益受損的草根白人,察覺到最積極推動平權的自由派精英,往往是寬己嚴人的偽善政客。公立大學的「正面歧視」(affirmative action)政策為增加黑人學生比例而減低了錄取下層白人的機會,自由派精英卻能輕易把子女送進名牌私立大學。自由派強制公立中小學實行「黑白融合」,他們卻在私下恐慌性地將子女送到純白人的貴族私校。自上而下平權政策引起的反彈,激起了主張聯邦政府撤出百姓生活、重建家庭價值、白人擁槍自衛的新右運動。這一運動以草根白人社區的鄰里團體、教會、槍會等為主力軍,在每次選舉展現出愈來愈大的影響力。白種怒漢將共和黨愈推愈右1968年尼克遜競選總統時,即看準了草根白人對民主黨自由派的不滿,放棄了共和黨解放黑奴的初衷,動員選民對黑人的仇恨和對傳統價值解體的恐慌,以「維護法紀」的綱領贏得大選。1970年代美國的經濟、外交危機令新右運動大盛。列根於1980年贏得總統大選後,即繼承尼克遜「講多做少」的右翼革命,將羅斯福新政時期確立的福利國家砸爛。列根在攻擊向富人徵稅以輔助窮人的福利國家時,刻意模糊當中的階級因素,而突出其中的種族因素,攻擊現存福利制度是剝奪誠實勤勞白種小市民、助長狡猾懶散黑人不勞而獲的不公體制。列根在鼓吹福利改革時,便曾反覆引用一個領取失業救濟的黑人女子騙取大量救濟金卻過着舒適生活、開名車的「福利王后」(welfare queen)的半虛構例子。過去30年,全球化與經濟轉型令美國內陸工業帶喪失大量職位、收入增長追不上東西岸大城市,令「白種怒漢」愈加憤怒和壯大。在這個力量影響下,共和黨愈轉愈右;就連1990年代的民主黨克林頓政府,也被迫得向右轉,推動比列根更激烈的福利改革。小布殊在2001年上台後,共和黨完全控制了白宮與國會,是為新右派的黃金時代。他的外交和金融危機帶來了奧巴馬執政,扭轉了自由派的劣勢,讓醫療改革和同志平權等成真。但「白種怒漢」的憤怒,卻在非裔總統下衝上歷史高峰,刺激起反聯邦政府的茶黨運動和今天的「特朗普現象」。可以預見,草根白人覺得自己優越地位被剝奪的感覺,將不會隨特朗普的落敗而減弱。2020年總統大選時,我們會否看到加強版的「特朗普現象」,就要看明年上任的新總統能否帶領美國社會癒合種族裂痕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17日) 2016美國總統大選 特朗普 美國大選 2016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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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一個問題

「港獨」、「自決」、「制憲」等成為這次立法會選舉愈被官方打壓愈討論得熱烈的議題。有學者埋怨這屆選舉的辯論水平大不如前,但更重要的是這次選舉首次將香港現狀的性質與「2047前途」問題,擺了在一直不想面對的選民面前。要解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便先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香港是什麼?指鹿為馬的「九七前香港不是殖民地」論「香港是什麼?」表面上是十分簡單的問題。香港在1997年前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明明白白嗎?但現實往往比常理複雜。中共在1971年成為聯合國一員之後,於1972年成功爭取將香港和澳門剔除於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之外,否定兩地的殖民地地位,讓港澳居民無法享有根據聯合國《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賦予的自決權利。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的文章,指出「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並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引用1972年中國致聯合國的信件,聲稱「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就是說,香港不是殖民地,而是一個「問題」。1997年前香港實際由倫敦任命、向倫敦負責的英籍總督管治。當時說「香港是中國領土」,只是說說而已。口頭宣示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決定於宣示者的實力。當年西方在越南失利,求助於中共幫忙制衡蘇聯,但中共也求助西方幫助挽救其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所以中共宣示「香港是中國領土」後,並無膽揮軍接管香港,只想減少將來港人自決的可能性。後來剛完成民主革命的葡萄牙左翼政府在1975年表示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準備將澳門交還中國,北京竟然拒絕。中共因此被蘇聯恥笑為了外匯而縱容西方帝國主義長存。北京界定香港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時,雖然強調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但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還得通過與英國談判並簽署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未解決香港問題?從中共某些派系的立場來看,「香港問題」並未隨着香港在1997年實施「一國兩制」得到完全解決。作為2014年北京「一國兩制白皮書」主要作者的北京大學法律學院強世功教授,便曾在其著作《中國香港》中表示「一國兩制」只能確保香港在形式上回歸中國,卻無法讓中國享有對港實質主權。按照這派思路,中國現在已有足夠實力跳出「一國兩制」的制約,通過直接的政治介入將中國對港主權從有名無實升級到有名有實。但在現實上,「一國兩制」並非北京對香港人的恩賜,不是說拿走就可以拿走。中國在現時的發展階段,在經濟上可能比香港人更需要「兩制」。中國經濟要向世界開放,但中共出於自身統治需要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又不敢全面開放,所以在很多範疇,仍需要通過向香港進行可控的開放來向世界開放。中共在世界各地做很多事情,還不方便以真身進行,而需要披上一個「香港」的外殼。例如中國在烏克蘭物色、購買舊航母用以改裝成今天的遼寧號,以及和尼加拉瓜政府商談開掘運河,都是通過中國大陸商人在香港註冊的公司進行。中國要僱用美國在伊戰期間臭名昭著的僱傭兵集團首領、黑水公司創辦人和前CEO Erik Prince為中國國企在非洲的投資提供保安物流服務,也是通過香港公司進行。中國要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又不敢全面開放金融體系,便要依賴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高幹和富豪要將資產、家人轉移到安全地方,很多先會將之轉移來香港,再以香港身分走向全世界。中國加入世貿的條件,與香港的世貿成員條件不一樣。例如中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的活動仍有諸多限制,但中國很多公司和個人又需要外資金融服務,於是香港便成為外資與中國客戶進行金融交易的離岸市場。中國在2001年「入世」後,在2003年與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國因此可以不完全開放本國市場,卻能享有香港作為完全對外開放的世貿會員的好處。此外,美國等國對敏感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有嚴格管制,對香港出口則較寬鬆,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這些出口管制獲取先進技術的重要渠道。中共比港人更需美國認證的香港自治中共能通過香港做這麼多事情,一個重要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簽證與商貿均將香港與中國區別開來。而美國將香港、中國區分,則是根據其《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美國國務院對香港自治狀况的定期認證。北京常常批判美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預,卻同時從政策法獲得極多便利與好處。北京至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很可能是以不引起美國強烈反彈、取消港中區別為底線。大家回顧一下當年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的過程細節,便能明白這應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以往美中關係和諧,美國對香港自治的考核只是例行公事。但近年美中關係惡化,2015年國務院的香港報告更明言斯諾登事件已經損害美港關係,也令美方留意到香港自治的局限。佔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港獨爭議也迫使國際輿論和民選議員及官員對香港現狀更為敏感。美國國會在2014年底,已經啟動了一個被視為是《美國——香港政策法》加強版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並得到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支持。如未來華府宣布香港已無自治,再不區分香港和中國大陸,其他西方國家恐怕會有樣學樣。中國失去香港這個離岸後門,對中國正在下滑和轉型的經濟和個別官員的財富安全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北京的對港政策,是一台受國內外多方因素影響的龐大複雜機器。美國對香港自治的承認是一個重要因素,而美方的取態,則受更大範圍的美中關係和愈來愈被國際關注的香港新一代反對運動影響。北京急於徹底解決香港問題,到頭來令香港問題更複雜和更具不確定性,不得不說十分諷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2日) 一國兩制 港獨 前途問題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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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大不列顛

英國脫歐派在公投勝出,引發全球金融動盪。英國脫歐的長遠影響是什麼?沒有人說得準,因為一切還取決於一連串懸而未決的問題。選民大比數支持留歐的蘇格蘭,已經準備再次舉行獨立公投。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獨派以44.7%對55.3%無功而返。現在英國脫歐,蘇格蘭人希望通過脫英留歐,獨立成功機會大增。而英國正式脫歐之後,英國與歐洲將維持怎樣的經貿關係、英國和歐洲的資本和產品能否仍以低門檻進入對方市場,更是未知。英國脫歐不是黑天鵝事件很多人說英國脫歐是無人預期得到的「黑天鵝事件」。但細看一下,其實又不是完全無迹可尋。在臨公投前,支持退歐的民意飈升。移民人權工作者、國會議員Jo Cox在公投一星期前被疑似右翼瘋漢射殺。不少人以為這會為留歐派吸引更多同情票,但槍擊後的民調竟然顯示退歐民意不跌反升。在這脫歐派來勢洶洶、兩派叮噹馬頭的情况下,留歐支持者一定會空群出來投票,一票都不能少;相反,脫歐支持者因為要求激烈地打破現狀,引來巨變與不確定,稍有猶豫就不會出來投票或改投留歐。在這上坡劣勢之下,脫歐仍能以52%對48%勝出,不能說沒有說服力,即使再投,結果恐怕也會是一樣。那些說「投脫歐選民以為脫歐不會過才會這樣投」者,都只是無法接受現實自欺欺人而已。說年輕人都支持留歐、只有老人支持脫歐,更是無視年輕人是投票率最低一群的現實。脫歐派勝出,其實反映了一個英國自1980年代以來的大趨勢。很多人預計脫歐不會勝出,只是低估了這個大趨勢而已。年初《經濟學人》已經刊文,說脫歐公投,其實就是全球化受益者與受害者的對決,並預測在歐洲一體化下增長強勁的地區將傾向留歐,受自由貿易逼迫的傳統工業區則會投脫歐為主。如你看看公投結果的地圖,會發現這個預測基本正確,只是支持留歐的自由貿易得益區,除了要以歐洲抗衡倫敦爭取更大自主權的蘇格蘭之外,就幾乎只得倫敦及其周邊地區。這次公投結果,體現了英國的貿易自由化受害者,遠多於受益者。新自由主義受益者與受害者的對決這個「倫敦vs.全英倫」的格局,起源自戴卓爾夫人1979年上台後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戴卓爾夫人的政策,包括將政府經營的煤礦私有化、取消工業補貼、開放自由貿易、緊縮政府開支,同時進行名為「大爆炸」的金融業規管大鬆綁。這造成煤礦、造船廠、鋼廠和其他大工廠大規模倒閉,失業遍野。而福利被裁,更令工人階級家庭的生計雪上加霜。獲得更大自由的倫敦金融業,則愈做愈大,使倫敦成為與紐約並立的全球頂級金融中心。自戴卓爾時代起,英國中央政府的財經社會政策,全面向倫敦傾斜。整個中央政府,彷彿成為只服務倫敦、不再理會倫敦以外地區的中央政府。這個轉化,催生了「英國即倫敦、倫敦即英國」的格局。都市地理學理論家Neil Brenner稱之為「國家政權的尺度轉化」(rescaling of statehood)。這個新格局使倫敦以外地區成為寸草不生的廢土。樂隊Pink Floyd 在1983年推出的大碟The Final Cut其中一首「The Post War Dream」,對戴卓爾時代工人階級社區的絕望景况有很傳神的描寫:If it wasn’t for the nips being so good at building ships(如果不是日本仔那麼會造船)The yards would still be open on the Clyde(克萊德河邊的造船廠應該還未倒閉)And it can’t be much fun for them beneath the rising sun with all their kids committing suicide(而他們在上升的太陽下不會有什麼樂趣,因為他們的孩子都在自殺)What have we done Maggie what have we done(我們到底做了什麼?Maggie(戴卓爾夫人)我們到底做了什麼?)What have we done to England(我們對英倫做了什麼?)Should we shout should we scream(我們要叫喊嗎?)”What happened to the post war dream?”(「戰後的夢想怎麼了?」)Oh Maggie Maggie what have we done?(啊Maggie Maggie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撕裂英國的3股力量支持蘇格蘭獨立的左翼民族主義理論家Tom Nairn曾指出,戴卓爾時代的這種倫敦化政策,加上潛伏200多年的族群文化矛盾和英國君主立憲制的落後反動,乃是蘇格蘭民族主義崛起的底蘊。勢如破竹的蘇獨運動認為既然中央政府只管倫敦金融,蘇格蘭人便應乾脆脫離英國再造國家、復興工業和重建福利體制。這是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建國希望政治。英倫的傳統工人階級無法有獨立建國的願景,他們只能期待工黨回朝,逆轉戴卓爾時代的政策。但1990年代工黨在貝理雅之下全面向右轉,與保守黨只顧倫敦的金融化和自由市場政策趨同。之後歐盟東擴,東歐移民大舉移入英倫,成為低薪服務業的生力軍。傳統工人階級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沒有最絕望,只有更絕望。在「伊頓公學——牛劍——倫敦金融區——國會——唐寧街」一條龍的精英建制眼中,這些「失敗者」都是可有可無可隨時置換的廢人。這些深感被整個建制出賣的中年低下層,便是這次脫歐運動的中堅。脫歐公投之後,英國建制紛紛攻擊支持脫歐的選民,罵他們瘋狂不理性,被民粹右翼排外法西斯政客操控愚弄搞出大災難。但這些選民真的那麼不理性嗎?大家在講的,是誰的理性?從倫敦圈精英的理性來看,脫歐當然不理性,因為加速歐洲一體化,讓倫敦鞏固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成為美國、中國等地資本進入歐洲的橋頭堡,絕對符合他們的利益。但這卻不是倫敦以外絕望一群的理性。對後者來說,生活早到谷底,不能再差到哪裏去。他們投票支持脫歐,就算無法改善自身處境,但若能為踩在自己頭上、蔑視自己的建制精英帶來巨大損失,讓他們驚慌嘶叫,也絕對是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理性行動。這是「你不讓我翻身,我便與你玉石俱焚」的絕望政治。蘇格蘭脫英留歐、英格蘭大部分地區支持脫歐,和倫敦支持留歐,代表的分別是1980年代戴卓爾夫人改革釋放出來的希望政治、絕望政治與新自由主義政治。英國在這3股錯綜複雜的力量拉扯下撕裂甚至瓦解,恐怕會愈來愈難避免。延伸閱讀:(1)Tom Nairn. 2003.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Common Ground.(2)Neil Brenner. 2004. 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7月4日《明報》觀點版 歐盟 英國脫歐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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