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特洛伊高鐵」的常規與例外

高鐵的一地兩檢方案,姍姍來遲,於今大白於世。8年前600多億的撥款爭議、效益爭論、選址爭論、菜園村拆遷問題……掀起廣泛動員,劃時代地為香港社運寫下新的篇章。然而,所有爭論都不及一地兩檢問題重要,因為事涉的不是公帑如何運用,也不是受影響者如何爭取合理權益,而是一國兩制的基礎是否牢固的問題。 不少人都指出中國各地大建高鐵,不單有其經濟意義,還可以動用它來調配全國軍力,具有重大軍事意義。因此也有人曾經擔心,高鐵直奔香港市區,會不會更容易讓中共調動軍隊南下,更容易出兵平定香港可能出現、比「佔中」更嚴重的政治動盪。 這種想法無疑超有想像力,把高鐵類比成一匹「特洛伊木馬」。香港人以為「執到寶」,可以坐高鐵飛奔全中國各地,方便快捷,但其實卻是暗藏殺機。如果此說有道理,大抵我們可以改稱高鐵為「特洛伊高鐵」。不過,原來高鐵的殺機不在其運兵能力。一地兩檢方案如今公告天下,才令人明白「特洛伊高鐵」之謎,其實在於法律。 明明白白,《基本法》第18條寫着「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可是,如今像變魔術一樣,把建於香港境內的高鐵總站某些地區,劃出香港特別行政區之外,以便中國邊防人員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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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劉曉波與再回不了去的八十年代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在囚之身病逝瀋陽,令舉世震驚。然而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環球反應相對冷漠,西方政客視而不見,見習近平而不談。不過,香港連日來仍有不少人參加燭光遊行、出席追思會、簽署悼念冊等活動,說明香港仍是五星旗下,中國良知異見的避風港。 中國官方連番表演的劉曉波死亡直播,不單未能解開人們對劉曉波離奇地「急病」去世的疑團,更加深了解中國專制統治下踐踏生命尊嚴和權利,是可以如何離奇荒誕。劉曉波之死,不單止令人再思六四的往事,更重溫了六四之後這許多年來,中國異見者和維權運動的多番波折。毫無疑問,劉曉波一定會成為將來的世代,了解中國異見者思想和反對政治必不能繞過的入手點。 對年輕一代來說,了解六四之後,作為一個政治異見者的劉曉波並不困難,可是了解六四之前,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劉曉波卻不那麼容易。因為那需要對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政治大環境有所認識。 文革後的「文化熱」 廣義來說,「八十年代」指的是七六年「文革」終結,四人幫被捕,中國在所謂「撥亂反正」之後進入的「新時期 」。當其時,知青大量從農村回流,大學恢復高考招生。由於毛澤東時期理想主義的破滅,大量反思文革創傷的「傷痕文學」出現。青年一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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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學潮與規訓下的教育《原則》

「回歸」二十年,香港在社會、文化上的最重要轉變,莫如推行了十多年的「教育改革」。大、中、小學,以至幼稚園無不受其影響。校園內外環境,管理制度、師生關係,以至學校的情緒氣氛,學生的心態和意識……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特別是近六、七年以來,學生運動的蓬勃冒升,新一代政治熱情的急速發展,把教育問題變為香港最尖銳的政治問題之一。筆者懷着了解香港教育與政治如何在校園互動的心情,滿有期待地於上周觀賞了香港話劇團的一個演出,劇名為《原則》。劇本是演藝學院藝術碩士畢業的郭永康,導演是曾執導過《法吻》的李中全。 師生衝突「教育原則」針鋒相對 《原則》一劇講述在某中學發生的一件師生與校長衝突的事件。由於新校長在上任不久即推出頗具爭議的校規,規定同學只准換上運動衣才能在操場上打球,惹來老師和同學的不滿。副校長於是出面與校長周旋,因為他覺得學校過去比較寬鬆自由的文化被打破了。但校長毫不退讓,更加以「原則」的捍衛者自居。她不單不答應考慮對犯規學生酌情處理,更加雷厲風行的在各方面增加同學的學習壓力,提升對成績、紀律等的指標。部分教師認為新校長帶來的,是一種不可接受、扭曲了教育本義的哲學。他們本着另一套針鋒相對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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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革命已死 在荒謬中反抗

今年是香港移交主權20年,也是六七暴動50周年,不過,我們容易忽略的是,今年也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100周年。 筆者最近去了天邊外劇場觀賞新晉導演鍾肇熙執導的卡繆著名劇作《義人》。該劇在兩年前以《正義弒者》這另一譯名以讀劇形式演出過。今天正式搬上小劇場,演出十分成功。《義人》創作於1950年,劇的內容取材於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發生的刺殺Sergei Alexandrovich大公爵事件。史家公認,發生在這年的連串沒有明確目標的起義、暴動、罷工和刺殺,是一場失敗的革命,但卻是1917年終於推翻了沙皇的革命的先驅。《義人》也可譯作「正義的刺客」,卡繆在這齣戲探討了刺殺和恐怖主義的道德問題,在今時今日壓抑的政治氣氛底下,《義人》的演出特別具有意義。 整套戲分為5幕,由策劃炸彈刺殺、第一次刺殺失敗、第二次刺殺得手、刺客在獄中與公安局長和大公爵夫人周旋,以及最終刺客被問吊共5個環節組成。貫穿在當中的是兩場非常有張力的對辯,其一是發生在「社會革命黨」成員之間,爭論環繞在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能令「刺殺」不止是「謀殺」,而是一種「正義」的行為。其二是刺殺得手之後,刺客在拘留所與公安局長和大公爵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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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一國兩制的陳腔濫調

今年是香港主權移交的20周年。 筆者翻閱《鄧小平文選》讀到鄧小平發表於1984年6月一段解釋「一國兩制」的論說,是時中英雙方還未草簽《中英聯合聲明》。他說—— 「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10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外資到上海去,當然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圳也不是,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 除下遮羞布 社會主義只剩一黨專政 鄧小平的文章並不長,卻足夠把「一國兩制」的「初衷」勾畫,亦令人不勝感慨。所感慨者,就是鄧小平當年所描劃的兩制和兩制之間的關係,簡直有如明日黃花。 鄧小平當日堅持,社會主義是10億中國人生活的大陸的主體「制度」,只是在香港、台灣「這兩個小地方」實行資本主義,非常形象地表達了一國兩制的主從關係。一邊是主體,另一邊是主體屬下的「某些地區」,一大一小。大的實行「社會主義」,小的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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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回憶一下他們是如何反共

今年六四,維園萬點燭光悼念28年前為民主運動而犧牲的人。友人在臉書上貼上一幅雕像的圖片,雕像中的街道磚石把一輛被壓毁的單車半埋着,旁邊有坦克車履帶輾過而留在地上的坑痕,中間是一道暗啞的「血迹」。這個雕像坐落於波蘭大學城弗次瓦夫Wroc?aw的市中心。原來當年波蘭的學生得悉北京屠殺事件發生後,立即把單車和燭光設在廣場,抗議了長達兩星期,並且建造了這個雕像,命名為《中國共產政權犧牲者》,於1989年6月16日揭幕。不過,仍為波共控制的市政府當年很快就把雕像拆走。直至10年之後,「後波共」時期的市政府才容許藝術家把雕像重建。 波蘭人為何記着「鄰國」的六四? 1989年的波蘭學生,為什麼對北京的六四鎮壓如此關心?是因為他們都是「血濃於水」的「中國人」嗎?是因為他們沒有更迫切要爭取的政治理想,所以有閒餘心力發揮「大愛精神」,去關心地球另一邊的「鄰國」之事嗎?……事實顯然不是。 相反地,1989年6月4日中國正在發生血腥鎮壓,香港的百萬人正在為此哀慟不已的同日,波蘭正在舉行團結工會與波共政權長期角力之後最重要的一次半自由選舉。在選舉中,波共政權全面潰敗,當其時,東德還未發生柏林圍牆事件。可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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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危機的《從前.現在.將來》

一個「齊齊整整」的家庭在一個陰晴不定的假日往法國一個離島郊遊,身為哲學教授的Nathalie,在渡輪上仍忙於批改學生的作業。離開的時候,她那個也是哲學教授的丈夫,獨自站在著名多情種子、浪漫派詩人de Chateaubriand墓前沉思,法文片名L’avenir(《將來》)連隨打在銀幕上。這暗示着一個海德格式的存在主義主題——在未來,所有人都會死?還是預告着這個哲學家家庭的未來?接着下來,故事聚焦於Nathalie身上的連串人生危機,的確頗有存在主義的味道。 第一個危機是她如何應付那一班在罷課糾察線上態度激進,思想卻幼嫩,把政見分歧簡單地理解為世代之爭的低年級學生;他們把她標籤為「保守派」。回到課室,她能夠用來辯解的武器只有哲學,於是教導學生深入地,而非膚淺地閱讀法國革命思想之父盧梭的著作。 可是,哲學真的能頂着膚淺化的潮流嗎?她遇上的第二個危機就是,一直為她出版教科書和文集的書商,竟然也要跟隨潮流,把她的書包裝得不倫不類。就是強烈批判文化工業的阿多諾,諷剌地也要把自己變成文化商品。 如果思想的沉淪、文化的毁棄下,有思想的人只能孤獨地存活,那Nathalie的第三個危機則比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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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讓歷史消失的文化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就着羅恩惠所拍攝的《消失的檔案》在社區巡迴放映,得以在市民中間引起關注,也勾起了不少人的集體回憶。雖然這些回憶的內容並不一樣,甚而有時有所爭議,但它的確為欠缺歷史教育的香港人,補上寶貴的一課。筆者參加過不止一次的放映場合,觀眾既有曾經親身經歷六七暴動的一代人,也有太年輕而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的年輕人。 對前者來說,六七暴動可能是一段遺忘了的經驗,也可能就是久未審視過的疤痕。對後者來說,六七暴動有如一則傳說,一個故事。只是大多數比較年輕的人,除了少數可能透過網上一些片斷影像對六七有種模糊印象之外,大都不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這個故事原來就是發生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城市的街頭巷尾,以至當年和這件事擦身而過的,就是平平凡凡的你、我、他。 自2006年清拆天星、皇后碼頭開始,人們琅琅上口的一個詞彙是「集體回憶」。大家也開始明白集體回憶對我們的集體身分的重要,可是,集體回憶並不止是對舊物的懷戀或不捨,或者情懷感覺的分享,因為集體回憶背後所指涉的其實是我們的歷史意識。如果缺乏了歷史意識,我們就什麼都不是。 大局不由自主 自我遺忘洗底 可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是殘缺不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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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麗葉,快點醒來!

新一屆的特首選舉今日落幕,不足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為香港「選」出未來5年的特首。 過去的歷屆特首選舉,民間大都抱「食花生」心態。雖然先後有幾次泛民主派都有派人象徵式參選,但由於在這項被判定為「小圈子選舉」中,泛民實力微不足道,影響不了大局。除了對上一屆唐梁之爭,建制派候選人之間少有火花,泛民參選者則每次都煞有介事,落力扮演反對派角色,使「選舉」看起來更似有競爭,同時每次都能安全完成「突顯小圈子選舉荒謬」的任務。而所謂小圈子選舉的「荒謬」,也不外乎提醒人們,小圈子選舉並非普選,因為大部分香港人其實手中都沒有一票,去選擇這個管治香港數百萬人的特區首長。 如果香港式小圈子選舉的問題,僅在於使人感到疏離冷漠,「見水唔飲得」,問題其實不大。它的真正「荒謬」,並不在於剝奪了人們的政治參與權利,而在於它根本是陷阱重重,甚至是極其「惡毒」。它的「惡毒」在於,當你以為它是一個高牆處處,水潑不進的「貴族式」協商機制,只是一套讓權貴們分贓的工具時,它卻又會留有它的所謂「改進」空間,讓你覺得它還是可以增大其「民主成分」,你可以在當中找到顛覆的縫隙。 過去20年,反對力量寄望制度最終邁向民主化,不積極參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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