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主義論革命

雨傘佔領爆發了剛好兩周年,如非剛結束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出現了一些令人驚喜的新現象,讓人們可以解讀為雨傘佔領的成果終於獲得了某種肯定之外,其實兩年以來的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均充斥着一股憂鬱的情緒。憂鬱普遍存在的原因,既在於政治局勢一日比一日壞——禮崩樂壞的速度加快,似乎不見止境——也在於雨傘佔領期間種種激動人心的情景消逝遠去。當天萬眾一心的反抗意志,那些留守街頭的七十九日所見證的守望相助,公民團結,漸次讓位給無休止的謾罵、抹黑、人格追殺,正常的政治討論無法開展。公民議政退化為網上隔空爭吵,固然令不少人喪氣,吵聲背後其實往往是私怨發泄、妖言惑眾、怪力亂神之說蜂起、公論廢弛……這些才是可慮的「政治已死」病象。若要尋其根柢,追問鬱悶心結的來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香港人對整場雨傘佔領的反思和檢討還未真正開始。情况儼如家中放着一具遺體還未入土安息,悼詞反覆思量,仍未寫就。眼淚流乾,卻仍惴惴不安。阻礙反思與檢討真正開始的理由很多,首要的是,雨傘佔領的抗爭其實還未真正結束。無論是推動「佔中」計劃的三子,還是後來投入了雨傘多區佔領的群眾、學生領袖,以及最後恪守「公民抗命」原則的自願被捕者,大部分均仍在預約被捕的狀態,審判無期。詳盡的檢討不單要議論運動的得失,也一定會涉及功過評說,以及資料披露、尋問責任的問題。在事情還未真正成為了結的「過去」之前,真正暢所欲言的檢討似乎並非指日可待。更何况,雨傘佔領並不單純是關乎民間對抗港府,以及港府背後的中共,更涉及反對陣營內各派之間的角力,自然地,佔領的檢討也會影響到「傘後」的政治競爭和發展。所以,「雨傘佔領」雖然是緊扣着今年先後兩場選舉,但除了是關乎「藍絲」與「黃絲」之間的標準互罵,佔領運動箇中的得失,卻似乎消隱在選戰當中。當然,就算撇開上述因素,檢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對於一場規模如此巨大的抗爭運動來說,了解它的意義和影響的確需要一種「歷史的距離」,去讓參與者抽身回望,讓旁觀者更能深思事情的複雜多面。這樣的話,兩年,其實並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於是,在這個普遍被看成是「不爭萬年,只爭朝夕」的氛圍下,雨傘佔領的思考還是逃不出它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的那種「總體論」式的定性。而在這些總體化的評論當中,各式各樣的「失敗」論述顯然佔據了上風。這些「失敗論述」所持的主要論據,當然就是七十九日的佔領,結果並不能帶來「真普選」,中共和港府在相關問題上寸土不讓,但群眾最終卻要散去。無疑,爭取真普選固然是佔中三子原來的計劃目標,也是絕大部分人投身加入行動的「初衷」。然而,原來的計劃是以非暴力「公民抗命」作為手段,積累民意壓力,以利在不同方案之間,為最接近真普選的方案爭取更大的「談判」籌碼。可是,不少的「失敗」論說,並不在意於如何檢討這個既有「行動」面向,也有「談判」面向的「佔中」計劃是如何胎死腹中的。就儼如這些「抗爭者如何組織」、「領導與決策如何進行」、「與體制如何互動」等的政治環節,是完全用不着去審視一樣。為何原先的「佔中」計劃會失敗?要批判地審視這個醞釀「佔領」出現的階段出現了什麼狀况,人們就不能眼中只看見9‧28之後各區出現的街頭群眾,而是要問,為什麼原先的「佔領中環」計劃會「失敗」?因為沒有原「佔中」的「失敗」,今日我們所講的「雨傘佔領」並不會以如此方式出現。是計劃構想本身就存在「設計上的失敗」?還是它在一步一步的實現和推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令它失敗的因素?要知道,在作為「初衷」的這個以「公民抗命」為骨幹、卻又以配合「談判」為目的之「佔中」計劃,並不是一場「革命」的呼召,而是一場目標和手段都低調得多的「非暴力抗爭」。可是,當下的雨傘佔領失敗論,卻往往同時指稱失敗的是一場「雨傘革命」。顯然,以「失敗的革命」的眼光來看待雨傘佔領,和堅持以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待雨傘佔領,是兩個針鋒相對的角度。兩種角度的視野也對「佔領」有不同的界定。持「革命」觀點看佔領的,又傾向於把9‧28後的「三區佔領」看成是和9‧28之前的「佔領中環」互相切割。這種觀點每每聲稱,催淚瓦斯宣告了「佔中」終結,全新的「雨傘革命」隨即發生,而只有這之後的「佔領」行動才是值得討論的一切。例如,他們會持續追問當日群眾為什麼沒有衝入特首辦?為什麼龍和道沒有被徹底雙向封鎖?以至追問11‧30的行動升級為什麼結果導致多人受傷?甚而一些不是革命論的雨傘運動分析,也只是有興趣去問佔領區內為什麼群龍無首?為什麼收集了群眾意見,集體決策的機制卻沒有建立起來?為什麼佔領區的群眾對佔領區外的民意視而不見?……等等。9‧28前與後真的可以切割嗎?可是,9‧28之後的狀態,與9‧28之前發生的一切一切,真的可以互相切割,互不關連的嗎?9‧28之後,各區的確出現了自發主義至上的「無政府狀態」,但難道它不正是因為佔中原先構想的是超強控制下的「佔中」,但卻恰好沒有後備計劃(Plan B, Plan C)的結果嗎?又如果,「佔中」原計劃的「失敗」是注定了的,哪究竟有沒人因為看穿了它的必然「失敗」而作過「後佔中」的準備?這「後佔中」的場景,是否就是事後聲稱的這一場「革命」?如果是的話,這場「革命」的目標是什麼?它是一場政治革命還是社會革命?誰是這場革命的主體?終於,是誰被革了命?這場革命有沒有指揮部?……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被真正回答,我們就只會陷入一種語詞的混亂,用一堆從沒有定義過的「革命」符號去作為標尺,事後追認地去以「革命」之名檢測一場「初衷」並非如此的政治行動計劃,結論當然是一個同義反覆的「被定義了的失敗」。以革命的尺度非革命初衷 必是失敗當然,宣稱一場從未有計劃過,也從未發生過的「革命」失敗了,其實並沒有什麼大不了。不過,這種失敗論卻掩蓋了我們去正視「佔中」計劃從醞釀、發展、組織、招募、商討日、普選方案的設計和競逐、電子公投、七一「預演」、籌備佔中行動,決定佔中時間……等漫長過程當中的種種失誤和失敗。如果不去深究這個漫長過程當中,佔中領袖、泛民政黨、民間組織、學運團體、傳統媒體和網上輿論是如何互動、如何評估形勢、如何決策、如何連結(或不連結),甚至如何互相鬥爭……我們根本不會知道真正需要知道的「失敗」是什麼?什麼才可算作是失敗,什麼是導致這項「計劃」失敗的罪魁禍首?以及指出這些錯誤和失敗究竟是基於偶然的、個別的,甚至個人的原因?還是出自系統性的、可預見的、可重複的結構性毛病?如果我們可以放下悲情或者歡慶的情緒去看這場雨傘佔領,我們或者要承認,它更多地顯現了的,不是香港人如何「覺醒」,在政治上飛躍起來,而是香港民主運動、反對派運動深陷一種「系統性危機」的一次總爆發。我們要回顧與反思雨傘佔領這樣一場重大的公民行動,也是基於我們要知道,在任何地方,任何一場政治反抗運動都一定要通過集體力量,前仆後繼進行持久抗爭方才有望取得成就。而任何一項單個的行動,無論成功或是失敗,都只是歷史長河中的其中一個階段,其中一個環節。這個行動之有否意義和價值,端在乎人們能否把行動放在它背後整個歷史的宏觀脈絡底下,看得出它會給予後人正面或負面的教訓,啟發後人再次出發。港人承受不起虛無主義既然一種共同命運,令香港人無法迴避一國兩制有崩陷的危機,無法不去正視「民主回歸」(坐等民主普選到來)此路不通的大局,香港人就只有在目前既有的現實條件下,創造更大的力量去重振反對運動,而不是耽溺在犬儒主義與虛無主義之中。香港人承受不起虛無主義,因為具現實意義的抗爭,總是需要對抗爭所根據的物質條件,所需的思想準備、意識準備有充分的掌握。香港人也承受不起虛妄言辭的長期愚弄,把抗爭說成是語言遊戲,或者只是霧裏看花,把一次「行動」說成是一場「革命」。「政治革命」所追求的是改朝換代,推翻一個政府;「社會革命」追求的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雨傘佔領」無論是在佔中籌劃階段還是街頭佔領階段,既沒有推翻政權的準備,也沒有打倒一個階級的打算,能算得上是哪種革命?憂鬱往往與狂躁並生,在浮沙上的革命幻影往往遮掩着背後的失敗主義和犬儒主義。只有當我們都能從嚴肅反思中學到批判和自我批判,我們才能檢出真正有意義的「失敗」,革命方可在失敗的廢墟中火浴鳳凰。文﹕安徒編輯﹕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10月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雨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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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壓境 何求獨立?

今年立法會選舉是前年佔領運動之後第一次,選舉結果某程度上會展示過去幾年反抗運動的成效,也會間接決定來年特首競逐的形勢。正當各路新舊政治力量摩拳擦掌,準備在選戰中一較高下的時刻,冷不防選舉事務處竟然一下子祭出了要求參選人簽署所謂「確認書」,聲明擁護《基本法》。而到了最後,又不顧參選人是否簽署了「確認書」,就選擇性地否決了多名被判定為「港獨」參選人的資格。連日來,街頭巷尾都在議論「港獨」。梁振英政府一意要將這次選舉定性為一場「港獨」與「反港獨」之間的鬥爭,圖謀昭然若揭。如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地踐踏香港市民的選舉權和被選權,橫加「政治篩選」,並且把任務推給原本只負事務職責的選舉事務主任執行,不單毁壞了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也是對香港公民政治傳統的嘲弄,對一國兩制的公然踐踏。有人認為,這是因最近港獨發展的勢頭過猛,中共採取了消滅「港獨」於萌芽狀態的非常措施。可是,任何了解近年本土主義政治的人都可以看出,這場撲殺港獨行動充滿雙重標準。一些明明有長期鼓吹極端本土排外往績、號召獨立建國的活躍人物可以入圍,另一些新面孔卻被剝奪參選資格;一些屈從地肯簽「確認書」的順利過關,但另一些公然否定過去主張的,卻最終仍「不被信納」。顯見被拒與沒有被拒的名單是經過精心挑選,因人而異,並不能總結出一套準則以說明哪裏才是區分可容忍的分離主義言行,哪一些是不可容忍。港獨有限度存在 中共得益所以,與其說是壓抑港獨,整個操作不如說是對港獨明踩暗捧。因為歸根究柢,容許港獨思潮在香港存在,只要它是基本上局限在可控範圍之內,對中共其實並無壞處,甚至有所得益。因為無論你是屬於廣闊「泛港獨」光譜中的哪一派別,基本的相同原則都是「中港區隔」(「河水不犯井水」)以及以泛民為主要敵人。這兩點都是實質上有利於中共。你不用相信任何陰謀論,你也可以了解港獨對瓦解泛民所主導的反對運動,在過去和當下的成效——雖然泛民自身的問題,並不能全然歸咎於港獨或本土主義。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炒作港獨危險性對於鞏固習近平的強硬路線,絕對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強調內部敵人的存在,更有利於梁振英等意圖改造香港社會自英殖時期遺下的自由主義體質,逐漸滲入更多的威權主義元素。因為只有透過「打擊港獨」這個「大是大非」的理由,政府權力才可以深度地動員社會內部的保守本能,大玩「恐懼政治」,以深化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所以,這次立法會的政治篩選動作,一方面造就了嚴厲打擊港獨的聲勢,但結果反而為港獨運動添加了悲情,到了最後,選舉中仍然會有港獨路線的代言人勝出,因為抱有支持港獨心態的選民,依然可以在名單上找到近似理念的選擇。而打壓個別「明獨」只會間接拉抬了「暗獨」的聲勢,因為「抗議票」會讓這批立場相近的支持者覺得投票行為充滿了「意義」。所以,那些賣相差劣的打壓,顯然不能壓絕港獨之聲,而且志不在此,反而只會使港獨更快地在地下蔓延。日後,以「打壓港獨」為名的動作和所投放的資源精力更多,建制派之間的分歧也要在四處蔓延的反對「港獨邪惡力量」大旗面前不敢造次。最害怕的是獨立公民社會獨立民智事實上,中共從來都不會害怕港獨成功,更加不會害怕今日這種規模的港獨小苗頭。因為,無論港獨如何發展,都不可能在香港動搖「有權有法」、「有槍有炮」的中共以及它龐大的建制力量。說穿了,中共(或者任何的威權主義政體)最害怕的「獨立」,其實不是有朝香港成為「獨立國家」,反而是「獨立」的公民社會、「獨立」的司法制度、「獨立」文化教育系統、會「獨立」思考的人民心智。而直至今次政治篩選之前,最令中共威權主義者無計可施的是,香港人在英治晚期習慣了的那種可以獨立地、中立地運行暢順的選舉制度。這種種制度和習慣背後的運作原理是自由主義,這些正好是威權主義的絆腳石。民主社會的選舉,本來就是要來給予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通過說服、辯論,理性地做選擇的決策機制,讓公民通過細心的溝通和反思,選擇自己的領袖或代議士,並排除那些不切實際的政治主張。一個民主社會是由這些獨立地思考的公民組成,不需要威權主義者來代替每一個人用一張又一張選票做的選擇。要讓這種民主選舉運行暢順,我們更需要獨立的傳媒工作者、獨立的文化教育系統、獨立的司法制度、獨立的公民社會去作支援和配合。港獨氾濫反映公民社會崩壞如果「港獨」真是一個危險而不負責任的政治方向,我們「獨立」的選舉制度和「獨立」的公民社會會相應地把它導正,或用選票作出裁決。過去數十年,港獨一直不是人們的選項,正因為我們有一個日漸成熟的公民社會,人們大體上信靠的選舉制度。今日,民粹主義盛行,港獨等激進主張氾濫,正好反映公民社會被侵蝕,獨立運作的種種社會制度日漸崩壞。威權主義者就可以乘機攫取更大的社會權力,由國家力量去介入。在原先理想化的「一國兩制」底下,國家的權力是下放給原來「相對獨立地」運作的特區,而特區也在過去累積下來的自由主義傳統下,容讓社會權力分散,讓各種社會機制大體上相對獨立地運作。國家力量要伸手,也要通過種種規章和程序,並以恪守程序正義為圭臬。今次政治篩選之所以具有歷史意義,就在於政府行政體系公然違反過去一直信守的程序中立,任意越權,行使司法權力,繞過立法,直接作社會和思想管控,要求表態、效忠。這就是香港自由主義體制及公民文化走向徹底崩潰的惡兆。層層表效忠 監控毋用廿三條過去,人們對一國兩制的最大心魔是廿三條立法,「國家安全」的相關法例將來會成為中共管控香港的尚方寶劍。不過,這項魔咒仍然是透過立法過程才會成為事實。然而,今次對候選人作政治審查的先例,正好說明,威權主義的本能獸性正在循行政官僚體系找到突破的缺口,不是以「犯罪」、「刑罰」的威嚇方式來管控社會,而是透過層層篩選、強迫表態效忠,以致追溯一個人的過去言行紀錄來選擇性地剝奪某些人的個人權利。繞過立法、代行司法,行政權力展現了赤裸的專權性質。此後,不用廿三條通過,行政官僚機關都會變為威權控制社會的更便捷手段。所以,政治篩選候選人的問題不在於某些人的被選舉權受到削弱和剝奪,而是當「忠誠」成為尚方寶劍,並交由行政官僚去確保不會出現「不忠誠」的情况,那試問:公務員的考核,不需要以表態效忠查三代簽確認書以策安全嗎?大中小學教職人員,站在意識形態的前線,又不需要宣誓坦白,自我檢討,保證從沒參與與港獨相關的危險活動,才能獲取職位嗎?……只要無條件地把「國家安全」放在首位,把是否忠誠於「反港獨」這些所謂「大是大非」的原則變成雞毛令箭,各個不同的行政機關都有「大條道理」去加設層層篩選的機關,把社會環節逐一監控。這種表態效忠文化一旦確立,港獨和反港獨之間的鬥爭就會全面展開。肯順從的首先要做的是「反港獨」秀,表態猶豫的就自動「被港獨」,成為異端。走筆至此,筆者不禁想起哈維爾筆下蔬果店的賣菜大叔,他不加思索地在店的櫥窗掛起「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口號,以漫不經心的態度說了一些他自己也不一定明白的謊言,也從眾地展示了他的忠誠。他成為謊言體制的一部分,雖然這個體制之得以維持,正是依靠謊言去招攬人去對其馴服。當日,這些在「布拉格之春」被蘇軍鎮壓之後的捷克人,已經無力去堅持什麼追求獨立自由自主的捷克。在蘇共眼皮底下,也不存在什麼捷克(從共產主義陣營)獨立出來的可能性,然而對蘇共來說,「捷獨」並不會失去功能。因為只有祭起打擊「捷獨」旗幟,防止「捷獨」陰魂復辟,以「國際主義」/「全世界無產者團結」之名的效忠表態,方能徹底瓦解真正具威脅性的(捷克)獨立公民社會。雨傘之春 春殘夢斷這幾年,有人不斷爭議2014年那場運動究竟是「雨傘革命」還是「雨傘運動」。然而,今日拉開了一段歷史距離之後,或者更適合地稱之為香港的「雨傘之春」——春殘夢斷,或者是時候冷靜地正視威權主義,如何快速地蠶食那個還容許我們有「獨立思考」空間的公民社會和僅存的自由制度、自主組織,起而珍惜保衛。前車可鑒,或者這樣,我們才能知道真正有價值的「獨立」是什麼。文﹕安徒編輯﹕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8月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港獨 2016立法會選舉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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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先做人,再做香港人

廿多年來,每年六四接近都會引起或大或小的爭議。早年以參加六四維園集會的人數作為對中國和特區政府不滿程度的寒暑表,後來又有是否應該放下六四包袱的論爭。而最近幾年,因為本土主義思潮冒起,有人開始詛咒維園集會,又有另起爐灶的舉動,今年更因多間大學的學生會以搞論壇取代悼念,又提一些悼念要終結、對中國民主沒有責任等言論,又再引起一番爭辯。其實,爭論的內容不外乎在某一些本土派思潮的影響底下,將悼念六四解釋成與建立本土認同,推動本土主義運動互相衝突,人們只能二取其一的結果。筆者認為,要解開這種二元對立的迷障,不單止要說明兩者不一定有矛盾,更要認真去反思爭議中的主要課題,也就是「六四」和「悼念六四」是什麼?作為一個一九八九年曾經在學運期間,一度北上到天安門觀察和介入運動的過來人,筆者一直認為我們需要去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六四悼念」被本土派攻擊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工具。但八九民運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嗎?要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事實上,由四月中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四日屠殺發生的,是一場爭取民主、改革中國政治經濟狀况的運動,這場社會運動受世界矚目、受國際關注,在國內也捲入了全國各地大學生和不同社會階層。直接參與或間接聲援的是全世界各地關注中國問題人士,當中包括華人與非華人,是一場首次以電視直播全球,全球同步支援的一場民主運動。當屠殺發生後,它立即變成人權運動。這一場絕非只是民族主義甚或愛國主義運動。相對地,六四屠殺和廿多年來香港的悼念抗爭只是八九民運的派生物。但在焦點只放在每年香港維園的悼念集會的情况下,人們日益地把八九民運的整體淡忘。於是後來者(特別是今日的年輕人)可輕率把六四理解為「又一次暴政屠殺」。為什麼認識和反思「八九民運」是端正「悼念六四」爭議的前提,是因為從一個複雜歷史的角度,我們才能真正呈現香港人當年如何介入一場民主運動、介入中國政治,以至反思香港人與整個八九六四的關係,以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關係。事實上,當年先知先覺地號召香港人要關注和聲援北京民運的,並不是香港的主流民主派領袖,而是學聯和一些以批評民主回歸路線知名的激進小團體(如「四五行動」),以及一些臨時組合成的知識分子組合。香港人初時介入的動機是單純地支持學生,與民族主義完全無關。及後李鵬與學生對話破裂,戒嚴令宣布,大量香港記者北上,香港支援運動也募集大量物資送京,香港人被捲進成為運動中的一種參與者。及後清場和屠殺,香港人才退而成為屠殺見證人。「香港共同體」意識的起點從旁觀、支援,到介入、到見證,香港人經歷了多種位置和視點的轉移。在認知和感情上也大起大落。在殖民地長大的人,不單第一次揚棄身上被動被支配的殖民地子民習性,也第一次投身一個既親近,亦遙遠和不太熟悉的中國,並且成為歷史締造者之一。香港締造北京民運的歷史分量不多,更多地是把一個本來談政治色變的殖民地保守社會,改變為一個道德的共同體。如果說,什麼是一種有主體性的香港共同體意識,八九六四絕對是一個關鍵的起點。這種「本土」,當時就已經出現。這個道德共同體的成立,其道德資源是北京那班在無私無畏地抗爭的學生,他們的熱情和英勇,為疏於政治的香港人作了示範。民運的香港效應不是對共產政權的恐懼,而是道德啟蒙。如此在運動中塑造的共同體意識是跨邊界、跨族群,甚至跨國界的。因為香港人當時帶進北京的,除了物資之外,最寶貴的正是「他們」欠缺的國際聯繫、視野、做事習慣等。在運動當中,一切皆在互相轉化,邊界區隔隨時超越,你我難分。這是一種流動但共同的團結經驗。當年除CNN之外,最有效令這場運動成為捲進多國進步力量介入和聲援的就是香港人,香港人找到了香港人在運動中的身分。當這場運動以慘劇終結的時候,我們「能夠」離開,「為了見證」也需要離開,說明香港人和內地人在運動中彼此難分,但到底仍有根本差異。不過,亦正是這種刻在香港人身上的「香港特質」,他們的護照和證件,使香港人成為運動的最後見證者。八九六四最能給予香港人主體身分感覺的正是這幾十日「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感受。這是靈性的提升。從此,香港人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小看自己。而這正是identity的原初真義所在(成為「人」)。「倖存者」意識 難民城市的救贖六四屠殺,令千千萬萬的香港人日夜守候電視機旁,憂心中國局勢,也憂心駐京港人的安危。香港這社會從來沒有這樣視記者為英雄,視自己的錄影機、fax機、影印機為抗爭的工具,人人都是行動者,也視彼此為一群良知見證者而互相信任。從那些曾經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回港港人身上,香港人分擔那苦澀不堪的「倖存者」意識和內疚。不過,這種「倖存者」意識又正好是香港這個一度以難民為主要人口的城市的一種救贖。因為一切過去的難民經驗中的飄泊身世、屈辱與無力,都在這種充當屠殺倖存見證人的命運中重新獲得了意義。追求個體自由的卑微,在六四內疚和守喪之中,昇華為守護此自由城市的公民意識。自六四起,這個城市不可能再只是一塊殖民地。及後,廿七年來,悼念六四是界定香港人的道德政治術語,「反轉軚」是香港人悼念抗爭的日常經驗。及後當大陸的人民也淡忘六四,悼念六四的本土意義只有加強,沒有減少。因為這種只有香港人才會持守,定義香港為五星旗下唯一自由城市的傳統習慣,更能突顯出北方那夢魘國度的淪喪;也更能突顯出,在人類對真理和公義的追求中,香港和大陸所處身的差異的位置、差異的角色、差異的命運。這種獨特性也是identity的第二重意義(成為「香港人」)。今時今日,持守追求公義自由信念的香港人求助於本土意識。本土主義的合理性在於它渴慕一個不受天朝主義、中華國族沙文主義制宰的香港共同體(族群或民族也罷)。但是,很多本土主義者都沒有留意,正如哲學家McIntyre所講,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不是他們有沒有共同處境,而是他們中間有沒有一套共同的公民德性(civic virtue)。儀式與「公民宗教」在集體回憶中可以被共同呼召出來的公義、是非、與真理同在的經驗。最高貴極致的社群道德經驗就是犧牲,共同體是因悼念這些犧牲的重複經驗而得以維繫。這種重複正需要透過儀式而實現,因為儀式就是這種集體共同記憶可以跨時間跨代相傳的載具,它有類宗教的功能。社會學家Durkheim也指出,共同體團結的最高形式民族主義只是宗教的替代。Bellah就形容那些把公民凝聚起來的儀式,是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構成部分。用這個角度看,六四的周年悼念所起的歷史作用,正好是某種意義上香港的公民宗教。這就是為什麼當每次悼念終結和放下包袱的論調出現,不少人都會表現出受到穢瀆和侮辱的強烈反應。現在社會當然不受個別宗教所控制和支配,但對儀式的輕視和鄙薄源於原子化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與追求共同體團結的口號正好背道而馳。因為,如果以本土主義要另起爐灶,他們要的不是反儀式,而是另建一套信仰、儀式與記憶,或者重新演繹既有的道德傳統和儀式操作。如果一般性地反對「行禮如儀」的話,那是追求個人主義自由,不是追求一個政治集體。本土論述 動機混雜筆者觀察這幾年來的本土思潮和運動,固然有不少強烈的以本土性為名的訴求存在。一些以「民族」之名,一些以「獨立」為綱,一些要強化「族群」意識。然而口號雖吸眼球,但論述基礎卻相當薄弱。而毫不驚奇地,動機非常混雜。有時也難以分清眼前所見的,究竟是一種族群對抗?一種身分爭戰?還只不過是一種世代反叛的現象?因為,以族群、民族之名的運動,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族群團結,民族亦以「世世代代」延綿的道統或文化精神為共同體的基礎。族群的共同記憶、共同信念、習守的儀禮自是族群的珍寶,不會輕言毁棄,重新揑造。這是任何移居社群維繫族群性(ethnicity)之特徵。不過,移居社群往往又見代際鴻溝,移民第三、四代會有強烈的反叛情緒,以父輩為鬥爭對象,這是世代之爭,毋須大驚小怪。香港的本土主義究竟真的是這城市命運共同體上主體意識的強化?還是以本土主義之名,但實際是一個世代隔閡和互相鄙視的折射?又或者是一些有中年危機的上一代,投射到下一代身上,代為完成其狂想的現象?新世代當然沒有責任一定要去維園悼念(正如子女拜山也難以強迫),但如果你關心本土政治共同體的前途,你也有責任了解八九民運的全面歷史,它絕不單止是血腥屠殺,不單止是共產黨不可信。這樣你才會懂得以尊重香港歷史的態度,評價運動中的功過責任,用民族主義之外的視野去整理八九和六四悼念抗爭運動廿七年的經歷。我們都沒有責任以參加饑饉三十的心態去維園打卡,但卻有責任去認識八九民運與饑饉三十不能輕率混為一談。如果你關心本土,亦有責任認識環繞六四後二十七年的道德抗爭如何塑造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我城的文化傳統。不過,如果你要堅持全新一代香港人已有自己的回憶,自己的犧牲、由今天起已有屬於自己世代全新的香港民族神話、傳說,八十後及以上的老屎忽都應自動消失,你或者會很想如Me世代一樣的說:「我沒有責任去了解你們,但你們有責任去了解我為什麼不了解你們?」——那恭喜你了,你可以繼續奮鬥三十年(ready?),最好成功。但若是很不幸失敗,也不要奇怪為什麼別人會認為沒有責任去記起你。這就是把我城搞得沸沸揚揚的「本土」嗎?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5月29日) 六四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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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暴動」與「轉型正義」

今年是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發生的五十周年,如果香港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地方,這場對戰後我城發展如斯重要的事件必定會有各種紀念活動舉行,可是筆者卻從未有所聽聞。不過在大年初一,當年九龍騷動發生的相若地點,又再發生一次嚴重騷動,遙遙向50年前的事情致意,可謂天意弄人。一九六六年的騷動為香港發出了警告,顯示這個殖民地社會已陷入嚴重的危機,當時政府雖然立即進行了調查,也撰寫了報告。但還未來得及調整施政方針應付危局,六七年就發生嚴重百倍的左派暴動,成為香港近代歷史上一個關鍵轉捩點。沒有六六、六七的騷亂和暴動,今時今日我們看見的香港,好可能不會是同一個面貌。但萬萬想不到的是,自六七之後走了近五十年太平日子的香港,卻爆發出一場和半個世紀前大同小異的警民大衝突。歷史輪迴得如此詭異,令人難以置信。解殖之路已經坍塌如果五十年前那場衝突是可以歸咎於「千瘡百孔」的殖民體制,天星小輪為了五仙的加價引發了連串的抗議示威,但沒有民意授權的殖民政府照樣一意孤行,於是觸發了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騷動的話,那今天香港的政治經濟困局,青年人的憤怒和不滿,社會廣泛存在的無力感和躁動感,又豈不明明白白地說明了,五十年來的香港,其實並沒有真正脫離那個遲早要把騷動孕育出來的舊體制。它的與民眾疏離,它的剛愎自用,它的為權勢階層及壟斷資本服務的本質,與五十年前的殖民政府並無本質分別。如果說五十年前的九龍騷動是迫使香港開展了解殖的進程,社會在跌跌碰碰當中產生了追求改革和自主的動力,漸次試圖擺脫殖民地的腐敗,那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統治集團的構成和社會的殖民體質並無改變。以至這幾年來在梁振英政府底下,昔日體制僅有的善治傳統更日漸崩壞,令人有今不如昔,舊殖民主比新殖民主還要優勝的感覺。50年九龍騷動輪迴的警號,正是指出香港解殖之路已經坍塌,香港還是一個未完成解殖的社會。做更大的收買操縱滲透當然,要今日特區政府當權的權貴公開承認騷動已經敲響了極為危險的警鐘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認定了,「解決」香港「失敗的解殖」與人們期望產生巨大落差的方法,就是去鞏固威權政體的強硬手腕,在社會各環節做更龐大的收買、操縱和滲透,以及訴諸恐懼而激發出來的保守主義,以期最大地發揮愚昧忠誠的動員力,壓止追求改革的聲音。因為他們認為,「亂世」並不可怕,反而有利他們樹立威權主義。回顧五十年前,六六騷動最初的性質是挑戰殖民地政府威信,帶有本土自主反殖的性質,但六七暴動卻最終由於暴力恐怖主義蔓延,無辜者死傷甚眾,所以民眾反過來擁護殖民政府。暴動後,社會瀰漫「恐左」、「防左」及非政治化的氣氛,殖民政府因此得到喘息空間,把香港人暴動後的非政治化保守主義收納為支持自己的力量,安然渡過了殖民地政權在戰後的最大挑戰。梁振英的鷹派政府,認定了香港人並無走出六七陰霾,所以放肆製造鬥爭和矛盾,孤注一擲,只怕你勇武抗爭不來,以期在民意反彈的浪潮中圖利。所以騷亂之後,他面不改容,還要誇大破壞程度,忘不迭地欽定那場一晚就結束了,第二天還立即繼續放煙花的「騷亂」為「暴動」級別,即時否決獨立調查的訴求,以掩人耳目。不過,香港畢竟已不是五十年前的難民社會,只求安穩,不問是非。在這套掩耳盜鈴的保守主義反動大動員當中,「反暴力」的聲音固然震天價響,但對騷動「不同意但理解」的民意也相當突出(自詡為中間溫和派的「新思維」所做的最新民調顯示有達四成二的受訪者對騷動「不同意但理解」),可見不少香港人並不因為反對訴諸暴力而盲目聽從「反暴大合唱」。「暴動分子」高牆上譴責暴力不過,誇大對「暴動」恐慌並未能騙取更大支持政府力量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建制陣營當中原來就有那一批「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他們個人及他們所屬的親中左派團體,不單投身並且積極策劃四十九年前的那場暴動,做成廣泛得多的破壞,嚴重得多的死傷。論其規模和對市民當時生活帶來的震盪,年初一那場衝突,簡直望其背項。今天,這些「暴動分子」坐在建制高牆之上,嚴辭譴責暴力,卻對四十九年前那場城市恐怖主義災難顧左右而言他,聲聲不能相提並論。這又如何服眾?有人說,歷史就如一部大書,充滿睿智和哲理。筆者卻認為,歷史猶如一隻唱片,充滿各種旋律和音調。而香港歷史,則是一隻「刮花」了不斷「跳線」的唱片,旋律不斷錯配,卻又不斷輪迴。當年的恐怖分子,今日是權力建制,在街頭是一套街頭道理,在廟堂則滿口官腔。這一批沒有了自己「上半生」的建制派,其實最為忌諱的正是香港五十年暴動的輪迴不可避免地揭出自己身上的歷史瘡疤。在六七年暴動真相究竟如何的問題上,近年已有不少研究,可是歷史資料來源總是欠缺了左派內部的文獻。所以,對於當年左派「鬥委會」是否要對商台播音員林彬之死負責,一直是「你有你講,佢有佢講」。而左派也滿口寃屈,認為「香港左派亦都付出咗好多,香港左派亦都死好多」,於是一口拒絕要為當年引起的暴力傷亡事件道歉。下一代可從楊光身上學到什麼?究其實,林彬之死只是冰山一角。在主權移交前後,整個親中左派當年在六七暴動的角色和責任,有關方面都是避而不談。可是,當年的「鬥委會」主任楊光卻獲董建華授大紫荊勳章,死後又得林鄭月娥等高官嘉許讚揚,但對於他主持「鬥委會」的一段往績卻諱莫如深。究竟他是否香港的反殖英雄、反英抗暴的功臣?香港的下一代又可以從他身上學習什麼,並引為榜樣?……這一切,都涉及香港可否建立自己道德規範的傳統,以垂後世,凝聚社群的大問題。可是,特區權貴建制在它最需要樹立道德權威,以重建保守主義來防治民心思變,青年激進化的時候,它卻只乞靈於成王敗寇,既往不究的霸道邏輯。他日起訴年初一騷動的「暴徒」時,他們大可聲稱自己效法五十年前工聯會、「鬥委會」的鬥爭精神,追隨楊光先生的榜樣。到時候,今天強烈譴責暴力的建制中的左派,又能準備哪一個道德故事來教育下一代呢?六七暴動如台灣二二八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來說,六七暴動猶如台灣的二二八。如果說二二八事件把台灣人從日本殖民結束後「回歸祖國」的高度期盼無情地粉碎了,但它並沒因為四十年的禁談二二八而退出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反而,它被反覆地演譯和理解為台灣族群撕裂的一個歷史根源。那麼,香港六七暴動作為一個歷史的創傷,也絕不會因為在位者的主觀意願而會被遺忘,相反地,六七暴動箇中的糊塗情節,會不斷地成為香港社會不可癒合的瘡疤。九七主權移交不單沒有清理這個創傷,反更扭曲了原來被扭曲的歷史,中間所欠缺的正是所謂「轉型正義」,還原歷史真相,道歉賠償,實現正義。二○一六年香港魚蛋騷動後,香港急切需要的是正視問題,是在危機當前重新整合高度分化、對抗和撕裂的社會。可是,香港並無道德力量或社會基礎去實現真正的「和解」,其中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正是因為香港的主權移交,並沒有真正實現由英國殖民轉向香港自治所必需的「轉型正義」,使社會重新出發邁向後殖民。而六六騷動和六七暴動長期的被延擱清理,理清所有涉事者們各自的歷史功罪,都只不過是殖民治術的翻版,以為「向前看」、「向錢看」,淡忘是非,莫論功過就可以大步向前。歷史糊塗帳會回來復仇然而,今年魚蛋騷亂所給香港的教訓正好說明,在新瓶舊酒的新舊殖民並存的體制底下,香港並沒有社會和政治基礎去維護一個堅實道德權威去實現反暴力的公民文化,因為只要我們還沒有對六七暴動、對楊光、對林彬等事與人有一套公允和符合正義和事實的說法,香港去殖歷史是是非非的糊塗帳就會回來復仇。無法撫平的傷口,又再淌血流膿,怨恨又再糾結,被掩埋的記憶又會再被翻開,無論你是否贊同暴力。原文載於2016年2月2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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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帝國的去殖民化

最近中聯辦及靠近中央的一眾大員、學者,在香港掀起連番爭議性的話題。由張曉明的香港「三權不分立」論,到強世功、陳佐洱等的「去殖民化」論,引來不少反響。這些「出格」的言論看似來勢洶洶,咄咄逼人,但是空氣中交鋒一兩回合,敢問究竟北京對港是否有新的政策、新的鬥爭目標時,卻又見老調重彈,新瓶舊酒。所謂特首「地位超然」之說,為的不外乎一種良好的自我感覺,連英國駐港領事也忍不住要在自己的臉書曲線嘲弄;而所謂香港要「去殖民化」的說法,背後還是跳不出愛國歷史教育、完成23條立法等早已老掉牙的問題。陳佐洱主理香港事務那麼多年,如果說今天香港原來還有「去殖民化」這個重大政治任務還未開始、尚未完成的話,首先要問責的其實正是他老人家,難道他屆此退休之年還想給自己找麻煩,開自己玩笑?事實上,陳佐洱應該比誰都清楚,「殖民地」三個字是整個香港問題最敏感,最不能碰的部分——用英諺來描述就是「房中的那隻大象」。無論是九七之前還是九七之後,誰要認真的在香港去搞「去殖民化」,就要揭開歷史的傷口,把眾人「衣櫃中的骷髏頭」暴露在陽光底下。首當其衝的其實不是民主派、反對派,而是建制派。反殖分子不敢輕言去殖先莫說所謂建制陣營之所以能夠形成,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共在回歸前後,處處保護和延續這批「殖民餘孽」在殖民時代所享有的特權和地位,就是那一批曾經有過貨真價實「反殖業績」的「老左派」,也早已跟隨永遠英明偉大的黨中央的指示,收起六七「反英抗暴」時期高舉的「反殖」大旗、改頭換面、「重新做人」。這些「老左派」當年就是因為追趕「文化大革命」掀起的一時「極左」狂熱,違背一向在香港低調發展、廣交朋友,配合中央對香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的方針,反而為了急於「去殖民化」而毁掉了大半生。今天又再來一個「去殖民化」,究竟是供奉還是嘲弄?難怪出身純正、根正苗紅的本地左派領袖曾鈺成也急於直言所謂「去殖民化」的言論與中央立場無關,更毫不留情地指出陳佐洱是過氣高官,目前並無香港事務公職。言下之意就是一於要及早劃清界線。這就構成香港現實中一幅怪異的圖景﹕那些身先士卒,曾為終結香港殖民地狀態,真的拋過頭顱、灑過熱血的反殖分子不敢輕言「去殖」,倒是來自北京的青年教授,對香港的「去殖」卻是情有獨鍾,為香港的「去殖民化」打造洋洋灑灑的一套大論述。為了緊貼這套京人「去殖」論的思路,筆者把擱在書架上多年的強世功論著《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重讀一篇,發覺十分有趣。王者視角品評帝國的技藝書中打響頭炮的第一章,討論金耀基知名的「行政吸納政治」理論,直指金氏此說雖然捕捉了港英體制的運作特質,但卻以「行政」之名掩蓋了香港「殖民政治」的本質,然後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品評一番。他認為金耀基把殖民政治的政治性質(由誰統治)的問題中立化地描述為「行政」,也由之而抹煞了六七「反英抗暴」的反殖民意義。為了突顯金氏論述對「殖民統治」的淡化處理,作者竟然援引了托派作者吳仲賢(筆名毛蘭友)激進的反殖言論。(很有可能,作者並不了解當時香港的親中左派對托派的反殖論是如何忌憚。)平情而論,強世功對金耀基的批判並不為過,筆者也曾經把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論連繫上劉兆佳一系列的其他分析,指出它們同屬於英國「晚期殖民主義」階段,為了光榮撤退而把殖民主義進行「管理主義式改造」的論述。這些論述的目的自然要將殖民主義中性化、行政化。不過,當強世功要還原這體制的「殖民政治」性質時,他要爭奪的其實是誰是香港行使統治力量的主權者,而不是這套殖民治術有什麼非要解拆、推翻的問題。恰好相反,當作者在下一章哀嘆當年「反英抗暴」中的左派是如何遭到慘痛的失敗,甚至無奈地要接受「團結一致向前看」而陷入歷史的失語、「無言的幽怨」之後,他並沒有沿着他「去殖民化」的思路,試圖為這些歷史犧牲者重新尋求正義,探索後殖民、後帝國的可能性,反而是在往後幾章站在坐擁天下的王者/主權者的視角,以欣賞的角度去品評英國人的「帝國的技藝」,讚頌它們如何聰明、有效。甚至揚言謂﹕「在這方面,我們確實要向當年的大英帝國學習。就此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頁68)「去殖」為了帝國輪替很顯然,這種「去殖民」的方向,並不是為終結殖民、終結帝國而立論,反而是為了帝國的輪替、帝國的取代。事實上,強世功的思路,正是當今中國知識界天朝主義的濫觴。他們不再追求共產黨人過去信奉的全人類解放、剝削的終結、階級的終結,也不把眼光放在追求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他們甚至認為民族主義是過時甚至是有害,因為他們認為「民族國家」只是西方近代的發明,真正要追求的是另一種非西方主導的普世文明、建立另一種「帝國」,以抗衡西方的帝國主義。他們認為共產黨人領導了革命,其實只是不自覺地實現了中華文明復興的使命。為平等社會主義理想折騰了幾十年的中國社會,只是不覺意地完成了「帝國建設」的早期工作。與其說共產主義已經失去了它的信仰和合法性基礎,他們寧可鼓其如簧之舌去辯說,共產黨有比階級鬥爭、取消私有制等馬克思主義使命更高遠偉大的「天命」,只有這種「天命」才是真正的授權,而不是狹義的西方式議會民主選舉。如此這般,這派「天朝學人」就可以把文明、天下、帝國、去殖、革命、民族、共產、國家這些概念自由組合,重新打造適合新時代天朝政治的意識形態。在狠狠批評帝國、殖民之後,又公然展露他們對帝國技藝的羨慕與崇拜。「政治是遺忘的藝術」他們對理論和概念自由拆解的迷戀和能力,有時也會令自己忘其所以,例如強世功在書中力圖挖掘被金耀基掩埋的香港殖民統治性質,但過了幾頁,讀者又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否定香港的殖民性質,並且說道﹕「英國佔領香港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而是為了商業貿易和經濟利益……由於英國佔領港的目的不是殖民,加之英國人認識到香港與內地是在種族和文化上融為一體,難以殖民。」與此同時,他又會在另外的章節大力讚賞中國外長黃華當年在聯合國要求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中除名的演講,認為他堅持「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的說法充滿智慧。究竟為什麼一個「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的殖民地的「去殖民化」問題,不在九七(還在掛米字旗)之前提出,付諸方案逐步落實,但在九七後的五星旗下,卻又要翻舊帳又來個「去殖民化」,是否說明強世功也同意「歷史不能忘記」?可是,當你翻開他談及只剩下「無言的幽怨」的反殖左派,應如何面對失語的痛苦的篇章時,你會看到他寫道﹕「心靈的和解,人心的回歸,需要時間、耐心、理解和寬容……時間才是最大、最有力量的政治。在這個意義上,政治乃是一門遺忘的藝術。許多問題隨時間推移而消逝,不一定是問題被解決了,而可能是被遺忘了。以至於在香港回歸十年之際,很少有人提到香港的『去殖民』問題(我只見到馬家輝在《明報》上撰文談及這個主題),更沒有人提及六七反英抗暴運動。」(頁38)這本書出版於2008年,今年是2015。香港的政治果真在倒退之中,這些高官大教授們竟然都忘了「政治是遺忘的藝術」。但香港人也要多謝陳佐洱、強世功、張曉明等吹皺一池春水,把我們從夢中叫醒﹕香港原來還未「去殖民化」!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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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佔中以後──「後佔領」時代的絕望戰鬥

星期四晚10點,夏愨道上燈光昏黃,車輛飛馳,行人絕迹。同一路段,在一個小時之前,卻還是旌旗飄揚,人聲鼎沸,慷慨激昂。香港既有的城市秩序快速的修復,使一場震驚世界,持續了75日的佔領運動,戛然終結,恍如一場黃粱之夢。可是,沒有人以為這場運動真的會因此而告終。如果林鄭都不相信,哪會有街頭上真正關心政治的人相信?可是,金鐘清場將臨前後,一些評論人已急不及待去作總結陳辭。但既然運動尚未結束,又如何能急不及待去評論成敗?又如何能逼着去叫人「今次一定要『敢於』承認失敗」?從某個意義來說,今次佔領運動根本就沒有可能成功,也沒有可能失敗,因為928突然湧現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群眾,根本從來沒有共同達成什麼運動的協議,以什麼為目標。有人原來出來支援罷課學生,有人抗議警察施放催淚瓦斯,有人要高喊打倒共產黨,有人要去佔領區發表政見演說,示範勇武……這些訴求和目的,有的達成了,有些過時失效了,有些根本不可能短期實現。70多天以來,沒有組織,沒有大會,學聯不代表我,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響徹雲霄,給某些人大肆褒揚的正是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而既然原則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也就根本從未有人可以代替其他任何人去樹立任何運動是否成功的標準。在街頭我們有時會共同喊相同的口號;學聯那次去談判,也提過一系列訴求,但政府從未給予實質的回應,因此尚未成功。可是,那些今日急着要把運動定性為失敗了的失敗主義者,又有多少曾經授權學聯去代表他?……在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大氣候底下,究竟又有誰可以代表誰去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工具性」 vs .「表達性」社會學家研究社會運動的文獻,將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分別歸類為「工具性」和「表達性」的兩種不同取向。工具性的社會運動以爭取具體可見成果為目的,運動積極分子動員各種資源去達成目的。可是,表達性的集體行為根本不會以達成短期可見目的為重點,因為憤怒、抑鬱、疏離,以致無力感的宣泄、爆發,根本就無法用一些具體、短期的工具性訴求可以承載。這些集體行動的參與者,志在從參與運動的過程當中,讓情緒可以表達,更透過找尋分享共同價值的其他同志,使彼此可以互相扶持,達成更緊密的團結與認同。如果說,爭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經濟性罷工,是一種工具性社會運動,那麼參加胡士托音樂節,表達反戰願望、抗議資本主義的異化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用工具性訴求是否成功達到來評價。香港的佔領運動源於政改,目標是爭取真普選。當初三子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原來的構想是藉「電子全民公投」及聲稱要發動的「佔領中環」,意圖為政改的談判角力增加籌碼。以這目標來組織的佔中運動,顯然是工具性的。可是,從公投和擬定佔領日期的先後次序,根本就沒有預計過有831的人大落閘,所以整個和平佔中,根本沒有任何「後佔中」或者「佔中難產」後的應變計劃。所以,他們也從沒有設計過一個以「迫使人大撤回決定」為目標的佔領運動。也因此,從831開始,佔中運動已經應該宣告失敗。而支援學生罷課的群眾,927當晚聞三子宣布提前啟動佔中而大量離開,亦證明了原來佔中運動已經失去時效。三子在928未發生佔領夏愨道的事件之前,既沒有宣告佔中行動的細節,也沒有說明行動的步驟,而只是枯坐添美道大台等候被捕,迎接公民抗命這「被捕」的「人生最美好時刻」(原話)。這亦證明了他們心目中的「佔中」已經結束,準備在「成功地被捕」的一刻迎接「失敗」。你能說它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誰有權宣布運動失敗?當然,佔中原來計劃大失預算,不代表市民默認失敗。928的群眾用自己的智慧詮釋佔領,自發堵路,打破人大落閘我們只能無奈接受的悲觀主義,認命主義和失敗主義,而是試圖突圍而出,在金鐘、旺角、銅鑼灣引爆了可歌可泣的佔領運動。試問﹕沒有當時的市民群眾和學生,不甘失敗主義,不以三子原計劃失敗為市民失敗的自發、不認命精神,又何能提振士氣,讓運動有起死回生的契機?而如果佔領運動從催淚彈爆發的一刻開始,已經是由自發、不認命精神所啟動,那今天誰又有權來宣布,運動已經失敗?當然,佔中三子計劃的和平佔中並沒有成功,而學聯在與林鄭會談後提出的延續談判條件,也未能實現,取得勝利。然而,這些短期的工具性目標,又豈能涵蓋整個以自發性為主導精神,以表達性宣泄為主軸,以創新性探索為重心的雨傘運動?歸根到柢,當日在金鐘街頭捱催淚彈的群眾,又或者留守了在各區70多日的群眾,又有多少真的如此樂觀,相信人大是會因為他們的留守而退讓?很顯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絕地反抗,重視運動過程所召喚出的新的社群感、團結感、戰鬥意志,以至對香港社會生活深刻的批判、反思,重拾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的那股烏托邦式衝動,才是大雨傘旗下70多日無法用短期目標去評估的成果。對於這種自發主義精神的草根性、堅韌性,誰又敢言這種自發主義創新都已經失敗?事情不是因為它有希望,而是因為它正確,所以才值得做。因此之故,如果有人要聲稱運動失敗了,他首先要提出的證據不能單止是政府沒有作出讓步,而更要說明,運動中一直主導的自發、不認命精神,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路線,是否也一併失敗。可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失敗了嗎?先莫說方興未艾,晚晚出發的旺角鳩嗚團,以及區區可見、自發掛起的黃色標語,以及大大小小的落區計劃、雨傘大學,以至醞釀中的新青年政黨,參選聯盟等……這些「後佔領」的運動能量積累,急速轉化,一些在播種,一些在發芽,但遠遠未到評估成功失敗的時候。1968年3月,巴黎農泰爾文學院學生因為宿舍生活的管制問題,佔領校園。風波不斷蔓延,波及巴黎大學。5月學生發動大示威,與警察發生了激烈的街壘戰。外省也發生騷動,工人發動全國罷工,要求戴高樂總統下台。全法國陷於癱瘓。是為法國五月風暴。可是5月底戴高樂絕地反擊,發動百萬人參加反示威,支持政府。解散國會,右派大獲全勝。這場舉世聞名的風暴,成敗也難一言定論。從政治上說,運動使左派大敗,右派大勝。可是,西方的文化思潮和繼後的新社會運動,以至往後幾十年社會改革的思維和方案,無一不受益於五月風暴的遺產和經驗教訓。青年激進主義,也影響全球,改寫世界歷史。那麼1968年的五月風暴,究竟是一個成功的還是一個失敗的社會運動呢? 最大共同敵人:犬儒主義香港的社會運動,如同政治民主運動,長期受制於「虛擬自由主義」的謹小慎微作風,亦受單一議題社運的範式所局限,把社會行動、抗爭都化為爭取小範圍政策修改的工具組織。這種運動傳統,動員可見但有限的資源,只有戰術的考量,而無戰略的反思和探討。妄以短期成敗論英雄,失於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而偶有突破的大型抗爭,也汲汲於出席人數,躲在數字背後,留戀在街頭。歸根到柢是對大環境的無奈,默然接受做了也沒有用的犬儒主義。新的失敗主義的出現,正是舊的工具主義型社運觀點的殘留,未能充分放開懷抱建立新的社運實踐範式和認知範式的結果? 否定他人 掩飾內在失敗主義平情而論,縱然雨傘運動大體是屬於魯迅式的「反抗絕望」,投槍於「無物之陣」,與虛無主義周旋的反擊,但更多時還是被犬儒主義否定一切的大氣候所包圍和籠罩﹕看見的毋寧是一種「絕望的反抗」(或「絕望地反抗」),也就是「玩盡這一鋪」卻懂得「臨陣抽離」的醒目仔式的拒絕姿態,打卡式的「不枉此生」。他們會以最最激進的言辭鋪墊最最抽離的姿態,以否定他人的一切來掩飾自己最最內在的失敗主義。因為積極一會但搶先宣告失敗,儼然置身事外,方是這荒誕大時代底下,犬儒派一邊苟活,另一邊卻仍舊指點江山以自娛的必勝公式。因為只有這樣,一直都選擇當犬儒派的那類香港人,才能繼續「死剩把口」。佔領運動隨着清場不得不終結,社會步入「正常化」。最令人擔心的倒不是政權秋後算帳、白色恐怖,而是回復到香港最最正常的犬儒主義主導的狀態,以激進包裝世故,否定一切在萌生中的新力量、新潛能、新嘗試。舊範式的復仇不是只關乎年齡、世代的事,也不管是穿上了激進還是溫和的外衣。金鐘清場,迎來警察的第一張橫幅﹕「這僅僅是個開始」(It’s just the beginning)——開始的是另一階段的戰鬥,這場戰鬥的最大共同敵人就是犬儒主義。文__安徒編輯/ 麥少菁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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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佔中以後──「後佔領」時代的絕望戰鬥

星期四晚10點,夏愨道上燈光昏黃,車輛飛馳,行人絕迹。同一路段,在一個小時之前,卻還是旌旗飄揚,人聲鼎沸,慷慨激昂。香港既有的城市秩序快速的修復,使一場震驚世界,持續了75日的佔領運動,戛然終結,恍如一場黃粱之夢。可是,沒有人以為這場運動真的會因此而告終。如果林鄭都不相信,哪會有街頭上真正關心政治的人相信?可是,金鐘清場將臨前後,一些評論人已急不及待去作總結陳辭。但既然運動尚未結束,又如何能急不及待去評論成敗?又如何能逼着去叫人「今次一定要『敢於』承認失敗」?從某個意義來說,今次佔領運動根本就沒有可能成功,也沒有可能失敗,因為928突然湧現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群眾,根本從來沒有共同達成什麼運動的協議,以什麼為目標。有人原來出來支援罷課學生,有人抗議警察施放催淚瓦斯,有人要高喊打倒共產黨,有人要去佔領區發表政見演說,示範勇武……這些訴求和目的,有的達成了,有些過時失效了,有些根本不可能短期實現。70多天以來,沒有組織,沒有大會,學聯不代表我,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響徹雲霄,給某些人大肆褒揚的正是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而既然原則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也就根本從未有人可以代替其他任何人去樹立任何運動是否成功的標準。在街頭我們有時會共同喊相同的口號;學聯那次去談判,也提過一系列訴求,但政府從未給予實質的回應,因此尚未成功。可是,那些今日急着要把運動定性為失敗了的失敗主義者,又有多少曾經授權學聯去代表他?……在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大氣候底下,究竟又有誰可以代表誰去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工具性」 vs .「表達性」社會學家研究社會運動的文獻,將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分別歸類為「工具性」和「表達性」的兩種不同取向。工具性的社會運動以爭取具體可見成果為目的,運動積極分子動員各種資源去達成目的。可是,表達性的集體行為根本不會以達成短期可見目的為重點,因為憤怒、抑鬱、疏離,以致無力感的宣泄、爆發,根本就無法用一些具體、短期的工具性訴求可以承載。這些集體行動的參與者,志在從參與運動的過程當中,讓情緒可以表達,更透過找尋分享共同價值的其他同志,使彼此可以互相扶持,達成更緊密的團結與認同。如果說,爭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經濟性罷工,是一種工具性社會運動,那麼參加胡士托音樂節,表達反戰願望、抗議資本主義的異化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用工具性訴求是否成功達到來評價。香港的佔領運動源於政改,目標是爭取真普選。當初三子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原來的構想是藉「電子全民公投」及聲稱要發動的「佔領中環」,意圖為政改的談判角力增加籌碼。以這目標來組織的佔中運動,顯然是工具性的。可是,從公投和擬定佔領日期的先後次序,根本就沒有預計過有831的人大落閘,所以整個和平佔中,根本沒有任何「後佔中」或者「佔中難產」後的應變計劃。所以,他們也從沒有設計過一個以「迫使人大撤回決定」為目標的佔領運動。也因此,從831開始,佔中運動已經應該宣告失敗。而支援學生罷課的群眾,927當晚聞三子宣布提前啟動佔中而大量離開,亦證明了原來佔中運動已經失去時效。三子在928未發生佔領夏愨道的事件之前,既沒有宣告佔中行動的細節,也沒有說明行動的步驟,而只是枯坐添美道大台等候被捕,迎接公民抗命這「被捕」的「人生最美好時刻」(原話)。這亦證明了他們心目中的「佔中」已經結束,準備在「成功地被捕」的一刻迎接「失敗」。你能說它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誰有權宣布運動失敗?當然,佔中原來計劃大失預算,不代表市民默認失敗。928的群眾用自己的智慧詮釋佔領,自發堵路,打破人大落閘我們只能無奈接受的悲觀主義,認命主義和失敗主義,而是試圖突圍而出,在金鐘、旺角、銅鑼灣引爆了可歌可泣的佔領運動。試問﹕沒有當時的市民群眾和學生,不甘失敗主義,不以三子原計劃失敗為市民失敗的自發、不認命精神,又何能提振士氣,讓運動有起死回生的契機?而如果佔領運動從催淚彈爆發的一刻開始,已經是由自發、不認命精神所啟動,那今天誰又有權來宣布,運動已經失敗?當然,佔中三子計劃的和平佔中並沒有成功,而學聯在與林鄭會談後提出的延續談判條件,也未能實現,取得勝利。然而,這些短期的工具性目標,又豈能涵蓋整個以自發性為主導精神,以表達性宣泄為主軸,以創新性探索為重心的雨傘運動?歸根到柢,當日在金鐘街頭捱催淚彈的群眾,又或者留守了在各區70多日的群眾,又有多少真的如此樂觀,相信人大是會因為他們的留守而退讓?很顯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絕地反抗,重視運動過程所召喚出的新的社群感、團結感、戰鬥意志,以至對香港社會生活深刻的批判、反思,重拾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的那股烏托邦式衝動,才是大雨傘旗下70多日無法用短期目標去評估的成果。對於這種自發主義精神的草根性、堅韌性,誰又敢言這種自發主義創新都已經失敗?事情不是因為它有希望,而是因為它正確,所以才值得做。因此之故,如果有人要聲稱運動失敗了,他首先要提出的證據不能單止是政府沒有作出讓步,而更要說明,運動中一直主導的自發、不認命精神,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路線,是否也一併失敗。可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失敗了嗎?先莫說方興未艾,晚晚出發的旺角鳩嗚團,以及區區可見、自發掛起的黃色標語,以及大大小小的落區計劃、雨傘大學,以至醞釀中的新青年政黨,參選聯盟等……這些「後佔領」的運動能量積累,急速轉化,一些在播種,一些在發芽,但遠遠未到評估成功失敗的時候。1968年3月,巴黎農泰爾文學院學生因為宿舍生活的管制問題,佔領校園。風波不斷蔓延,波及巴黎大學。5月學生發動大示威,與警察發生了激烈的街壘戰。外省也發生騷動,工人發動全國罷工,要求戴高樂總統下台。全法國陷於癱瘓。是為法國五月風暴。可是5月底戴高樂絕地反擊,發動百萬人參加反示威,支持政府。解散國會,右派大獲全勝。這場舉世聞名的風暴,成敗也難一言定論。從政治上說,運動使左派大敗,右派大勝。可是,西方的文化思潮和繼後的新社會運動,以至往後幾十年社會改革的思維和方案,無一不受益於五月風暴的遺產和經驗教訓。青年激進主義,也影響全球,改寫世界歷史。那麼1968年的五月風暴,究竟是一個成功的還是一個失敗的社會運動呢? 最大共同敵人:犬儒主義香港的社會運動,如同政治民主運動,長期受制於「虛擬自由主義」的謹小慎微作風,亦受單一議題社運的範式所局限,把社會行動、抗爭都化為爭取小範圍政策修改的工具組織。這種運動傳統,動員可見但有限的資源,只有戰術的考量,而無戰略的反思和探討。妄以短期成敗論英雄,失於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而偶有突破的大型抗爭,也汲汲於出席人數,躲在數字背後,留戀在街頭。歸根到柢是對大環境的無奈,默然接受做了也沒有用的犬儒主義。新的失敗主義的出現,正是舊的工具主義型社運觀點的殘留,未能充分放開懷抱建立新的社運實踐範式和認知範式的結果? 否定他人 掩飾內在失敗主義平情而論,縱然雨傘運動大體是屬於魯迅式的「反抗絕望」,投槍於「無物之陣」,與虛無主義周旋的反擊,但更多時還是被犬儒主義否定一切的大氣候所包圍和籠罩﹕看見的毋寧是一種「絕望的反抗」(或「絕望地反抗」),也就是「玩盡這一鋪」卻懂得「臨陣抽離」的醒目仔式的拒絕姿態,打卡式的「不枉此生」。他們會以最最激進的言辭鋪墊最最抽離的姿態,以否定他人的一切來掩飾自己最最內在的失敗主義。因為積極一會但搶先宣告失敗,儼然置身事外,方是這荒誕大時代底下,犬儒派一邊苟活,另一邊卻仍舊指點江山以自娛的必勝公式。因為只有這樣,一直都選擇當犬儒派的那類香港人,才能繼續「死剩把口」。佔領運動隨着清場不得不終結,社會步入「正常化」。最令人擔心的倒不是政權秋後算帳、白色恐怖,而是回復到香港最最正常的犬儒主義主導的狀態,以激進包裝世故,否定一切在萌生中的新力量、新潛能、新嘗試。舊範式的復仇不是只關乎年齡、世代的事,也不管是穿上了激進還是溫和的外衣。金鐘清場,迎來警察的第一張橫幅﹕「這僅僅是個開始」(It’s just the beginning)——開始的是另一階段的戰鬥,這場戰鬥的最大共同敵人就是犬儒主義。文__安徒編輯/ 麥少菁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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