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悠長假期二十年

剛過了的這個星期是日劇《悠長假期》面世二十周年。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一,《悠長假期》在富士電視台首播,之後的十個星期一晚上九時,電視迷圍攏不去;「月九」(星期一晚上九時)成為日本大眾文化的不可替代名詞,幾乎所有新晉或資深編劇演員導演都以攻下「月九」檔期為最大事業目標。然而到了最後,得出的結論卻多是「此劇比不上《悠長假期》」。無可爭論,《悠長假期》已然成為日劇不朽之作甚至是不可取代的神話,過了二十年仍是日本社會談資。在這個演藝事業轉換速度之快堪比攝影機快門的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一套電視劇在兩個年代之後仍然有味回甘,不是簡單的一句「好睇」便可解說。有人說,這是北川悅吏子的劇本出色,也有說木村拓哉和山口智子的優秀演出;然而一套電視劇流傳二十年必有其不會因時光流逝而磨滅的因素,這就是日本社會的印記。於香港的日劇迷而言,印記是《悠長假期》VCD在手的年代是一九九七回歸前後,是他們成長過程絕對不會忘記的時代轉折;於個人而言,小強小濤樹明把不知從何而來的四又四分三吋直徑小圓碟在群組交換,周末假期呆在電視機前急速消費以免阻礙後來排着隊的組員。堅實的同道中人密切關係建構美好的回憶,尤其是在濁浪排空的當下,那是清澈澄明的昔日。《悠長假期》一九九六年成為當年乃至迄今的日劇經典,是日本社會帶動的主觀氛圍所致。一九九六年,日本失業率突破百分之三點三的警戒線,這是日本經濟在六十年代初池田勇人擔任首相以來所罕見。誠然從經濟學來說,三點三是基本消費,但在日本全民就業已經成為常態的往日,三點三是觸及心理關口的衝擊。去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朝日新聞》網上版推出了一套極為精彩的日本近代史,包括了六十年代經濟起飛的簡述及照片。其中一張予人印象深刻:一九六八年西方經濟出現衰退迹象之時,那年歲暮日本企業因生意極佳大發獎金,東京日本橋一帶滿是笑意盈盈的白領採購過年用品。要已經習慣人人就業出口攻無不克的經濟體出現百分之三點三的「高」失業率,不是一句「季節性因素」便能打發。《悠長假期》角色的就業不安《悠長假期》在劇集植入了令人感到切身的最主要因素——失業——是此劇深入人心的根本。過了二十年,再次細看劇中主要角色的就職狀况,便是當年日本流行名詞「就業不安」的寫照:木村拓哉:狀况不定的鋼琴教師;山口智子:失業的前模特兒;竹野內豐:無固定職業;稻森泉:無固定聯業;涼:無固定職業;松隆子、廣末涼子:學生。除此之外,劇中木村拓哉的大學老師森本治行與攝影師豐原功補是全職。若是以年齡層劃分,該劇三十歲或以下的色色全是「就業不安」或是介乎失業與就業之間的灰色地帶。一個國家的青年族群失去就業前景,絕對不止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難題,不安躁動,自我質疑,都是不能避免的併發症。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出身的北川悅吏子的劇本把這一社會狀况以柔性的筆觸勾勒縈繞年輕一代胸臆,獲得強大共鳴。當然,劇作畢竟是劇作,《悠長假期》結尾自然是美好的結局,木村拓哉獲得鋼琴大賽冠軍,回到山口智子身邊,一同走向更遠的目標波士頓。所有劇作必須有一個結局,是好是壞悉隨編劇和監製主便,《悠長假期》的過程及結局,令電視觀眾在鬱悶的東京上野區劏房享受了找不到工作壓力下的解脫,愛情在失業族群當中成為自我治療的動力。然而,現實並非如此,因為日本就業情况在《悠長假期》完結後仍然沒有退下,一九九七年是三點四;一九九八年是大幅突破百分之四大關的四點一;一九九九年四點六七;一直衝到二○○二年的百分之五點三六。這種日本傳媒形容為「超高空飛行」失業狀况高踞不下,雖然二○○七年回落到三點八三,翌年反彈,並在二○○九年再高上五點○八。美國紐約的一場談判同一時間,日本戰後引以為傲的終身僱用制出現巨變,六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期揭開帷幔後,人力巿場求材若渴,企業為了綁牢職工免致流失影響生產,推出一生僱用的終身制。可是,到了九十年代,這種超穩定制度崩潰,就如《悠長假期》劇中多數主人翁那樣無法穩定就業,取而代之的是打散工式的兼職,猶如木村拓哉在劇中的不穩定狀態。這一切必須從一九八五年紐約廣場酒店的談判而起,美國以政治手段逼使日圓升值,以「解決」日本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這裏以引號形容「解決」,實是美國列根政府因着在野民主黨的壓力,把解決美國國內政治僵局的責任推在日本身上,通過強硬的手段逼迫日圓升值。日本是美國羽翼底下的其中一員,哪敢不依,誰知這樣一來,日本為了抵消日圓升值而帶來的通縮效應,一再調低利率剌激經濟,引發投機之風大盛,日經指數由一九八六年的一萬三千點飈升到一九九○年的三萬九千點,東京商業用地價格漲了三倍,住宅用地漲兩倍。一九九○年,日本政府為壓抑通脹及炒風,主動採取緊縮政策,同年一月股巿崩圍,經濟榮好泡沫戳破,開始日本社會所說的「失去了的二十年」,大批企業倒閉,終身僱用制破產,失業率就從一九九○年的百分之二往上直衝。經團連倡「新時代日本式經營」一九九五年,也就是《悠長假期》面世前一年,日本最大的商界組織經團連發表影響至今的研究報告《新時代日本式經營》,箇中要害在於一個「新」字。經團連倡議大量聘請兼職員工,日本政府政策加以合拍,上下結合,日本全國兼職員工由一九六五年的約二百萬人飈上,到二○○五年已逾一千五百萬。而且新時代的兼職員工並非負責強度較輕工作,而是工作內容與技術要求與正式員工一樣的「準員工」,這佔了總體兼職員工人數的三成多。兼職時代正式來臨,變化帶來深遠影響,除了結束終身僱用制,日本一向自詡的集體主義亦因利之所在各走各路。更重要的是,終身僱用制的基礎不全是經濟因素,還有西方社會認為是「奇妙」的集團結構。日本延綿久遠的縱式等級觀念是為集團結構的根本,一旦解散終身僱用制,就連制度內作為支架的順從等級觀念一併推倒,在講究長尊幼卑的日本社會令人無所依從。就像《悠長假期》中的幾個年輕人的情况,無法如長輩那樣找到終身僱用制的工作,只得在人海職場之間來回漂移。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日本企業也不是鐵板一塊一成不變,在面對五十年一遇的大變過程當中,企業曾經出過力發過光,資訊科技的興起帶來機遇,領先技術令到日本電視機在等離子(Plasma)及液晶(LCD)電視機兩大戰場同領風騷,近期賣給台灣鴻海集團的聲寶(SHARP)更在二十吋以上的LCD畫屏技術一度領先世界,其龜山廠房被形容是LCD的母體。可是,韓國及中國很快追趕上來,日本員工薪酬開支帶來的高成本無以抵擋平價的中韓產品。七十年代已經震驚世界的日本家用電器八大金剛,日立、東芝、松下、三菱電機、新力、富士通、NEC及聲寶,到後來不少在本行出現經營困難現象,企業變賣家當,改以高增值產品捲土重來。其中,日立把強項的科學技術與資訊科技聯結,推出像德國企業的自我更新的4.0版本;東芝不做雪櫃,轉頭去了搞與原本產品風馬牛不相及的核電。電視機前的自我慰藉《悠長假期》便是在經濟八級地震的如此時代面世,電視世代感同身受,周邊家人朋友無不受到經濟泡沫爆破的衝擊,靠着虛幻的劇中人物言行自我安慰。也許是巧合,之後的日劇及電影也有觸及日本經濟起落邊緣,演員堤真一及佐藤浩市的一片一劇都曾令觀者感慨。電影《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系列,講述五十年東京一家汽車修理店老闆堤真一的人生,對照出日本經濟起飛的全景;今天在香港再看,有如在二十一世紀討論「獅子山精神」,小社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努力奮鬥得臻繁榮彼岸。電視劇則是主旨更為明顯的《官僚們的夏天》,說的是五十年代通產省官員佐藤浩市傾力推動日本汽車工業發展,最終一舉擊倒汽車巨人美國。然而回憶的美好無法彌補現實的殘酷,香港亦無法回到交換VCD追看《悠長假期》的昔日,潛台詞是於任何層次而言的美夢日子已然一去不回,包括社會更包括政治。日本則是掉進更深的黑洞難以重出生天,少子化的單一民族社會,生產力下降的同時醫療支出有增無減;官僚僵化揭出福島核電廠黑幕式的顢頇無能,日本的匠人精神在核電事故裏原來拆爛污之極。人們要興許回到電視前才能紓解種種心痛,二三十吋見方的電視屏裏的劇集角色帶來「期待」——期待分享木村拓哉贏出鋼琴大賽的如釋重負、期待《悠長假期》對白裏經常出現的「奇蹟」一詞;期待分享堤真一全家擠在狹小的修車店前舖後居觀看東京奧運的滿心興奮;期待分享小汽車推倒巨人福特佳士拿通用的人心大快。這一切一切直至關上電視,畫面回復一片漆黑,就跟我們的窗外一樣,暗夜從未離去。原文載於2016年4月1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日本 日劇

詳情

打壓

《星期日生活》電影專欄作者家明從銀幕的光與影看出另一重切面人生,是每期細讀的文章。前不久,他用了兩個星期的篇幅談到《荷里活黑名單》這部電影,旁徵博引述及美國二戰之後的那幾年黑暗日子。說的是麥卡錫時代「誰失去中國」(Who Lost China)反共狂飈,我沒有機會看《荷里活黑名單》,經家明詳細講述,電影的肅殺氛圍在字裏行間直透紙背,那是暗無天日的政治迫害。家明在文中提到另一部講述相同議題的《Guilty by Suspicion》(午夜風暴)倒是看過,羅拔迪尼路飾演的電影導演David Merrill在被召傳到國會眾議院非美委員會(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前夕暗夜的天人交戰,過了差不多四分一個世紀,那晚看完電影後脊樑上的寒意揮之不去,仍然清楚記得。電影是藝術,也是意識形態的一柄利刃,資本主義社會固然通過第八藝術「笑裏藏刀」宣傳其優越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現實主義理論,亦要求作者以藝術方式「幫助人民認識和改造世界」。於服膺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者而言,電影的九十分鐘媒介經歷足以塑造一種人或事的典型,在漆黑的電影院令觀眾潛而默化,勝於刻板背誦的洗腦工程。職是之故,電影製作人就是他們打壓/拉攏的對象;到了這時,電影不是藝術,而是政權存亡要素。於是,美國右翼政客五十年代初要荷李活影人交出親共的「讀書會」成員名單。也是五十年代,香港左傾影人組織「讀書會」,紅心朝向北京中共政權,結果遭到港英驅逐出境。敗退台灣的國民黨,行政院新聞局意在香港制訂「附匪電影事業及附匪電影從業人員審定辦法」;與大陸有交往的香港電影從業員若不簽「悔過書」,電影不得在台灣放映。因此,倘說像今天一些香港電影業人所言電影不涉政治沒有黑名單從無打壓,這是很重大的發現,可以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家明的兩篇文章寫得透澈,讀後當會對美國六十年前的暗黑年月了然於胸。我無謂在這裏狗尾續貂,簡單而言,麥卡錫主義背景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天下之後美國政客掀起的「誰失去中國」白色恐怖,矛頭不單對着政府部門,更大的是指向自由主義滿溢的電影工業。美國的人身及思想自由招牌在廉價愛國主義之下砸破淨盡,才氣橫溢的荷李活十君子下場悲慘,白飈之下人人噤若寒蟬,一片殺氣騰騰,擋者小則從此失業,大者如差利卓別靈遠走瑞士避秦。政壇方面,國務院官員大批遭到整肅,被視為親中共的外交官謝偉思(John Service)黯然離職到加州推銷百科全書為生。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七十年代美國與中共破冰之後嘗言,如果美國不是搞這麼一場反共運動,折損大批中國及亞洲事務專家,可能不必打那場禍延幾代的越南戰爭。影圈裏的無間道麥卡錫主義在影圈興風作浪,除了國會傳召作證的政治壓力,與荷李活右翼分子竊據演員工會也有直接關係。這人叫列根,就是一九八一年當上總統那個。他兩度擔任演員工會主席,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第二次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他第一次當家正值麥卡錫主義時期,帶頭對被認為思想左傾的電影從業員實施杯葛,編劇的劇本找不到電影公司開拍,演員導演無人願意簽約。多年之後,人們找到列根為何對左傾影人咄咄相逼的原因,原來他一身兼兩職,既是演員,也是聯邦調查局(FBI)秘密線人,代號T-10。解密檔案顯示,列根當上演員工會主席同年的一九四七年,在國會聽證會告訴議員誰人「有問題」;也是一九四七年,他在工會發起「不當共產黨員承諾」。這種做法一直到麥卡錫主義在五十年代浮現之後,列根把這個無間道角色演得絲絲入扣。與其他地區相若,美國影業也是兩股力量,一方是財雄勢大的八大公司,一方是票房保證的編劇與演員,雙方互相拉扯,影業巨擘錢財豐厚,甲不做找乙做,青山代有人材出。不過有時候形勢比人強,就得調整做法,這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奧斯卡頒獎禮。在奧斯卡悠長歷史,這是極具意義的一屆,也是嶄新史頁的開始。一九七二年,當時美國進軍越南已有十年,那年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發起「復活節攻勢」,美國急忙反擊,大舉轟炸河內及海防等北越重要城巿;美國反戰運動此時也進入高潮,炙手可熱的女星珍芳達(Jane Fonda)多次參與示威,處處走在前頭,成為標誌人物,使得反戰洪流氣勢大盛。這年,她的電影《花街殺人王》(Klute)入選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影后金像獎拉攏珍芳達一九七二年三月,奧斯卡頒獎禮舉行。珍芳達在一九六九年憑《攞命舞》(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提名,落第而回;今次以《花街殺人王》再度提名,捧獎而歸。這時珍芳達在保守主義充斥的影業世界可說生人勿近,有人視她如蛇蠍如鬼魅,她上台領獎時說了很短的一段話:「謝謝,十分感謝電影藝術學會成員。感謝大家的喝采。想說的話很多,但今天晚上不準備在這裏說了。謹向各位表示衷心謝意。」(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members of the Academy. And thank all of you who applauded. There’s a great deal to say and I’m not going to say it tonight. I would just like to really thank you very much.)頒獎禮舉行前,有人認為珍芳達十拿九穩,原因不是演技,說是珍芳達因為一九六九年失意金像獎,「把心一橫」全身投入反戰,於是這屆就給她一個,希望她「回心轉意」,云云。同年六月,珍芳達拿了小金人三個月之後到訪河內,到被美軍炸剩殘垣的地點探望百姓,坐到高射炮架拍了新聞照片,保守派大怒,稱之為「河內珍」(Hanoi Jane)。自此之後珍芳達星運漸暗,一九七五年更整年未發巿,多年之後她在一次訪問說,「我不能說我進了黑名單,但我是在灰色名單」(I can’t say I was blacklisted, but I was greylisted)。香港影壇的國共之爭至於太平洋這邊的香港,更是國共兩黨的肉搏之地。年前出版的《永遠的美麗: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六十周年紀念》與《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兩書都提到五十年代初左派影人組織「讀書會」,那時呱呱墮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褓襁階段,百多香港影人「學習進步的文化理論及政治理論」。在英國人眼皮底下搞親共活動不容於殖民地當局,一九五二年劉琼等多人被驅逐出境送回大陸。左派影人四散,但同一時間親台的右派影人如魚得水,如果說這是港英刻意打壓左派影人的伎倆亦無不可。當時台灣官方人員在港半公開活動頗為招搖,去世多年的導演李翰祥生前說過有人向他自認「四組」;他不明所以,了解之下,四組就是國民黨文工會的另稱,表露身分的地點就在香港。英國人的拉一派打一派加上國共之爭,編織成銀幕之下的一齣齣間諜電影和人間悲劇。李翰祥成長於北平,五十年代初來港,由美術小工逐漸走上大導演之路。七十年代末他赴美進行心臟手術前,回到久違的大陸省親會友,由於當時台灣影響力在香港影壇猶如一霸,聲名盛如李翰祥也因為保密緣故,由澳門暗中到拱北轉廣州再搭航機赴北平。遊遍山水之後,一個長於北京的導演,開機拍片乃是自然而然之事,這就是一九八三年接連上畫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此舉觸犯當時香港影壇大忌,蓋台灣是港產片除了星馬以外最主要出口地,對香港電影堪稱手操生殺大權。說得俗一點,與今天香港影業翹首北望神州雷同,「搵食靠大陸」的七八十年代版本就是「搵食靠台灣」,昔時的新台幣等於今天的人民幣,那時晉見台灣官員與今天與中共權貴共桌等量齊觀;不同的是時空轉換,三十年前的「自由祖國」變成如今的「祖國內地」。李翰祥梁家輝的經歷李翰祥這兩部電影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李是華語電影的超級導演,若然此例一開,自由祖國說不定在中共「一國兩制」面前潰不成軍。香港當時有一組織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人稱「自由總會」,五十年代由親台影人發起,港片若要在台灣發行,事先要在自由總會登記。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黃愛玲曾撰文稱,當時大部分電影從業員,除了左派影人,「其餘大部分人都要參加自由總會」。自由總會因着對抗中共的漢賊不兩立本質,對「附共」、「投共」、「親共」者嚴懲不貸。相對於此,台灣行政院新聞局則有相關條例,包括聞之色變的可根據「電影事業及電影從業人員附匪或反正歸誠之情報」審議電影,「在未審議前對該項情報有關影片不予核定」這一殺手鐧。六十年代,李翰祥母親在北京染恙,李不敢回京探視,只得請太太張翠英代行,因為「怕了自由總會給台灣祖國打小報告」(李翰祥《天上人間二》)。到了李翰祥斗膽到大陸拍戰,這還不是「為匪張目」?撞牆出事不在話下,連此片的新晉演員梁家輝也因此受盡夏楚。梁家輝憑《垂簾聽政》得第三屆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那時金像獎是初生孩兒,立場不分左右,意識形態是延續到今天的自由主義,不管台灣態度如何,就把獎頒給梁家輝。梁拍了這兩部宮幃片之後無以開戲,因為是台灣方面卡着。平情而論,影業老闆未必懂戲,倒是對政治這玩意深諳箇中三味,台灣對梁某有意見,不給梁開戲便是,於是梁影帝變成失業漢,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口擺檔,在報章副刊寫專欄,印象中他寫過一篇佐佐木小次郎與宮本武藏,短短幾百字看得出是下筆認真的讀書人。緣何梁家輝影片無法進入台灣,說法有幾樣,有說是台灣封殺(這是必然,否則梁以影帝之身何以無戲可開);也有說是有人要梁家輝就赴「匪區」拍戲簽下「悔過書」,梁不允,於是拉倒,類似說法不一而足。沒有完結的悲劇時移世易,冷戰結束,自由祖國風光不再,紅色祖國日漸發達,電影兩岸同時上演,相對台灣的二千萬人口,大陸的十幾億人巨大巿場不可同日而語。於是拍片對象談話對象表忠對象出現根本變化,北望大潮不可阻擋是事實。上周《十年》得獎後,有人侃侃而談政治與電影工業的雙生體關係,又講到阻絕政治介入影業。這若是抽離歷史背景,或許是新話題,當攤開史卷即見真相——甲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反對不義越戰,乙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回大陸拍片——僅僅只是一個人的言論和藝術自由,卻在寒風澈骨的歲暮遭告密打壓封殺迫害,銀幕上的劇情總有完結時,真實悲劇從未落幕。這篇周記寫得匆忙,來不及查閱美國電影藝術學會成員以及港台影人的前世今生,誰是昔日參與打壓珍芳達的惡棍,誰使李翰祥怕小報告不敢回鄉探母,又或者是誰封殺梁家輝。香港金像獎頒獎禮那夜,鏡頭掃過之處,昔年「自由影人」魅影似是若隱若現;舊事歷歷在目,朗朗乾坤,白紙黑字都在史冊,便是改弦易幟,早晚也會找得出來。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 電影 十年 安裕周記 審查

詳情

大法官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通訊社發出多張新聞照片,一群年輕男女從華盛頓巿中心的最高法院飛奔而出,手上揑着一份文件。照片的說明是這樣的:新聞機構的實習生在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後,趕着把文件送給所屬機構。這張照片背景是大理石建造的最高法院,穿運動鞋的記者有如百米短跑決賽競相把消息送出。這場新聞短跑的結果是彭博新聞社勝出,發稿時間是美國東部時間上午十時五十四秒;亞軍是路透社的十時一分三秒;道瓊斯通訊社是十時一分五十秒;殿軍是美聯社的十時二分五秒。雖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記得當時《華盛頓郵報》博客Erik Wemple寫了一篇特寫,題為「最高法院的新聞割喉戰」(How Cutthroat is the Supreme Court Beat?)。Wemple訪問了彭博專門報道最高法院新聞的記者Greg Stohr,這位一九九八年開始長駐法院的老記,儘管沒有講到如何搶發新聞的不傳之秘,但就透露二○一三年六月另一宗打到最高法院的同性婚姻官司的新聞備戰:原來單是新聞導言就預先寫了十八條,只要大法官有決定,任何裁決都逃不出這十八導言。隆而重之身披黑袍的大法官,不僅是為Greg Stohr的新聞短跑扳下號令槍,更是美國意識形態的終極裁判。在We the People「吾等人民」的憲法面前手握生殺大權;由此,應該說美國變天不在於總統更迭,而在這九個人身上。距離十一月大選還有八個月,民主黨和共和黨先行偵察交鋒,小試火力。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亞早前去世,九去其一剩下八,按照憲制安排,總統有權提名大法官人選,經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再交全體參議院議員表決。由於最高法院手握解釋憲法大權,誰來當大法官不僅是司法焦點,更重要大法官實際就是美國意識形態的掌舵人。這所以斯卡利亞屍骨未寒、奧巴馬未提出接任人選之際,共和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馬上跳出來喝住奧巴馬不要提名,說要待至美國選出下任總統。到了奧巴馬提名中間派的加蘭接任大法官,麥康奈爾就說參議院「不會考慮」。共和黨發飈 奧巴馬暗招奧巴馬的政治手腕並非省油之燈,陰陽正反之間把麥康奈爾耍了一道﹕他先是隱而不發沒有說會提名誰,讓共和黨隔空放炮;之後推出一個不是自由派的加蘭出來,共和黨無法自圓其說,只能大吼「不會接受」。這就令麥康奈爾在全國面前露了底牌,原來所謂「美國人民要有發言權」只是黨派之爭。共和黨吃了這記悶棍,必會在加蘭提名聽證會老羞成怒,到時火遮眼再說錯話亦未可知。共和黨如斯火大,正因為大法官是決定美國意識形態的頂樑柱,更由於斯卡利亞去世之後,剩下八個大法官當中自由派與保守派各佔四人,第九人的立場將會影響未來至少三十年的美國走向。過去半世紀,美國大法官確實主宰了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若是簡而言之,大法官立場只憑一樣便能看到:墮胎。支持的是自由派,反對的是保守派,二分法決定國家命運,聽似簡單急就,可現實就是如此。若然了解美國社會運動史或司法歷史,都知道一九七三年最高法院羅爾控告韋德案(Roe v. Wade ,編號410 US 113),說的是民權律師代表化名Roe的一名女子,控告德州達拉斯巿司法長官韋德,指當地反墮胎法侵害羅爾的私隱權。這宗官司最後由最高法院大法官七比二通過,認為女性的墮胎權受到私隱權保障。自此之後,保守派亟欲推翻Roe v.Wade案判決,關鍵便是掌握裁決的最高法院究竟是誰當道。墮胎問題折射大法官立場今天奧巴馬提名加蘭未出陣便遭共和黨吆喝擋道,其實這是家家有求的政治立場表述。二十九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列根總統提名保守派法官博克(Robert Bork)任大法官,民主黨率領社會上的自由派人馬群起反對。這場意識形態之戰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唇槍舌劍,美國社會永遠記得——博克先是被翻出他在尼克遜時代擔任司法部官員的紀錄,再被狠批在墮胎以及民權運動的保守立場。這場聽證會連開多日,中午舉行的會議竟有電視台現場直播,博克算是精於辯說,但最後是麻省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發言一錘定音,博克隆然而倒:「博克的美國,是婦女被迫在後巷墮胎;黑人在種族隔離的位置吃午飯;如狼似虎的警察半夜破門入屋;孩子或不能授業進化論;作家和藝術家或因政府一念之轉遭審查。」(Robert Bork’s America is a land in which women would be forced into back-alley abortions, blacks would sit at segregated lunch counters, rogue police could break down citizens’ doors in midnight raids, schoolchildren could not be taught about evolution, writers and artists could be censored at the whim of the Government.)太陽帶推動南部勢力然而時移勢易,三十年前自由派東風壓倒西風,但這幾十年間的人文地理變化,美國出現所謂太陽帶(Sun Belt),這是泛指北緯三十七度以南的地方勢力冒起,取代一七七六年美國建國以來的以北部為政治中心的傳統。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美國的政經中心都在北緯三十七度以北地區,政治上,首都華盛頓在三十七度以北;反英獨立戰爭兩大發源地波士頓和費城都在三十七度北面;紐約股票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都在北部。六十年代之後,三十七度以南、日照時間長的太陽帶冒起,除了農業,新興的石油、軍火、太空、電子以及地產,成為東起北卡羅萊納州,中部穿越德州、奧克拉荷馬、亞里桑那,以至西岸盡頭的加州的新興經濟。這裏有成群似海的煉油工業,美國兩個太空中心分別在德州和最南端的佛羅里達州,加州的電子工業及飛機工業也很著名。工商暢旺帶動人口南移,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大選會有「得南方,得天下」之說。七十年代之後,南方成為人口轉移的終點站,太空工業及石油行業需要大量技術人才,美國人口普查指出,七十年代的頭五年,美國增加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五都在北緯三十七度以南的地區。至於政治上的得天下,是由於美國總統選舉是根據選舉人票決定,而每一州的選舉人數目,便是這個州的聯邦國會議員人數。這其中的竅妙在於美國全國國會議員一概定為眾議員四百三十五人,參議員一百人,這五百三十五人在各州的人數多寡,是在全國人口普查之後,根據此消彼長再調整。這麼一來,北緯三十七度以南地區,因為北部人口大量移入,在國會所佔的議員人數相應增加;北方是有少無多,南方是有多無少,客觀上構建了巨大的南部地區保守氛圍,美國愈來愈右傾,便由此大氣候而來。總保守化大勢無可避免既是如此,當國會充斥着來自南方幼承庭訓的保守派政客,可以預見兩院委員會內多是同一調調,一旦立場保守的大法官獲得任命,參議院內的同道中人自然裏應外合,舉手通過。反之,若有自由派人馬獲總統提名,在司法委員會的聽證過程免不了要受一頓質問,大者則是狠狠訓斥一頓,然後逐出國會山莊,就像三十年前自由派當道對待博克一樣。這次奧巴馬委任大法官,未點名已有風波,這是總保守化年代的必然;南方保守派議員多於北方自由派,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走向。縱然大法官立場傾向自由派,可是當最高法院門外的沉鬱氣氛揮之不去,獨木難支大廈,一人之力難成時勢。南方的人愈多,北方生育率低愈生愈少,難怪北部出身的特朗普和希拉里,在挑選副總統候選人這一事宜上,美國輿論眾口一詞說go south,都要往南看了。文﹕安裕編輯﹕曾祥泰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3月20日) 美國 安裕周記

詳情

問誰領風騷

南韓棋手李世石與電腦AlphaGo的五局大戰,到星期六已是來到第三場,下筆之時距離開賽還有兩個鐘頭,李世石能否扳回一城,不致在這場「五番碁」比賽連輸三場敗北,是這個星期六令人懸念的一件事情。星期三第一場交手,李世石中盤犯了一個錯誤,被對手抓住機會砍旗拔寨;第二場李卻太過小心謹慎,時間幾乎用光,再丟一局。在互聯網上觀棋的棋友都為李世石打氣,有促狹的更開了一個小玩笑,在facebook貼上帖子,「李師傅,不要跟它拼棋,嘗試切它電路」,在人與電腦決戰落後的低氣壓下帶來一絲歡笑聲音。根據「五番碁」安排,先取三局者勝,星期六下午恐怕人心都黏在首爾,一局定勝負,還看今朝。世界三大圍棋強國,中國大陸是這次大戰的塘邊鶴,職業棋手排行榜暫列第一的柯潔公開說「AlphaGo贏不了我」;原因是柯曾擊敗李世石,所以可以戰勝電腦對手。若電腦打敗李世石後與柯潔接戰,應該是好戲連場,不過這都是後話。令人納罕的是日本棋壇的沉默,傳媒報道不算鋪天蓋地,也許是沒有日本棋手參戰,那種默然不免讓人覺得有點怵。儘管中韓棋手崛起,人們的目光依然在日本七大圍棋頭銜打轉,由年頭的棋聖,到接續下來的十段,本因坊,碁聖,名人,王座,乃至於年底的天元,這些曾經或現在依然是喜歡下圍棋朋友的焦點。可是在李世石紋秤對座或者柯潔意氣風發之間,日本卻像在另一個時空,遠離地球。電腦能否打敗棋王,在IBM電腦「深藍」於一九九七年取勝國際象棋棋王卡斯巴羅夫,客觀上得到第一個證明。到了被認為更複雜的圍棋,經過二十年間的發展,人工智能是否有更長足進步,在李世石對戰之後可能得出結論。這裏說「可能」,是因為牽涉李世石是否全力出戰,這並非說李世石保留實力馬虎上陣,而是他有沒有汲取敗仗經驗調整戰略,再次面對熟悉他棋路的陌生對手。毋庸置疑,AlphaGo必定像棋手賽前打譜那樣,把所有李世石的棋局輸入,以強大的CPU高速運算,從而提出下子方案。當然今天的AlphaGo比二十年前的深藍必然大幅提升,有一種說法是AlphaGo可以在運算之外因着棋局大勢作出最有利的佈局,而非一子一石的逐步解構。我不是AlphaGo的工程師,無以回應這些說法,不過,若是以李世石的棋譜分析,再根據現場下子作出判斷,這是正常不過的做法。問題是,李世石會被AlphaGo牽着鼻子走,抑或他可以反客為主,以新套路把電腦牽着鼻子走。李世石會牽着電腦走?南韓棋手戰後異軍突起第一人是旅日的趙治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日本以及世界棋壇仍然佯倘在木谷實弟子加藤正夫的時代,趙治勳以中盤凌厲搏殺異軍突起,在一九八二年一口氣拿下十段、本因坊及名人三大頭銜,與加藤正夫、大竹英雄三分天下,也為其後多年的「趙治勳——小林光一」年代擘劃各自勢力版圖。這也是另一場棋壇佳話的開始,小林光一是木谷實的關門弟子,木谷實把女兒禮子許配給小林光一,希望師姐照顧好天份極高的師弟,為木谷實道場繼續揚名立萬,趙治勳則是以同門師兄弟的身分與小林光一兩人瓜分天下。趙治勳的冒起帶來強悍至今的韓流勢力,韓國棋手不如日本講究華麗佈局的「宇宙流」,也不是中國大陸棋手擅於中盤發力的「中國流」,而是自行其事、日本棋評家所說的「亂戰流」——先把棋盤上的大模樣打個稀巴爛,再將對手的精心佈局揍得體無完膚,依一己主動把棋局撕開四分五裂逐一吞噬。不講究日本式的佈局美學,卻注重實戰勝利,南韓棋風橫掃橫壇,日本中國大陸俱難攖其鋒,曹薰鉉、李昌鎬、徐奉洙這些光聽名字也夠對手頭皮發麻。同一時間,中國文化大革命後的一代如聶衛平及馬曉春等逐一退陣,日本出現青黃不接的困難期,南韓棋手獨霸天下帷幕拉開。韓流興起 日本隱退南韓圍棋的興起,不能說與日本沒有關係,至低限度趙治勳出自木谷實門下。可是日本培養不出如南韓年長一代如曹薰鉉及趙治勳的棋手群,更說不上擁有像李昌鎬、劉昌赫以至李世石的新一代棋王族。這裏不涉及國族關係,純以圍棋愛好者角度而論,日本圍棋退下確是莫大損失。論圍棋人口日本一直佔先,日本棋壇更有「千萬人口」的說法,即是下圍棋或愛好者,不分專業與業餘,達千萬之眾。龐大巿場構建了巨大無比的空間,光是日本棋院便有數百專業棋手,以出版棋刊或下指導棋賺取日常收入,這才能夠專心致志在棋院打譜覆盤,再到七大頭銜爭取好成績,斬獲巨額獎金。日本棋壇元老瀨越憲作《圍棋百年》第一卷,指出日本史書有載的第一參考譜是後漢年間,即約公元二百年的孫策對呂範,第二個參考譜才是日本棋手吉祥丸對日蓮上人,時維宋末,比孫策呂範之局晚了大約一千年。即使如此,日本棋風大盛後來居上,到了日本棋院創立,專業棋手可在棋院賺取收入,一般而言是初段月入十圓,二段二十圓,三四段各三十、四十圓。必須指出的是,當年日本大學畢業生也只月入三十圓;豐厚入息帶來厚密棋風,戰力蒸蒸日上。接下來最大的變化,是戰後五十年代經濟起飛帶來的動力。曾經大盛的扶桑圍棋由於圍棋愛好者達一千萬,戰後日本百廢待興,傳媒尤其是報紙各自推出「新聞棋」,招攬棋手博弈,翌日在報章刊出棋譜,以增銷量。其中,《每日新聞》的本因坊頭銜,當時銷量第一《朝日新聞》的名人頭銜最為引人注目,幾乎是一紙因此風行。如今日本七大圍棋頭銜,依然不脫「新聞棋」傳統,《讀賣新聞》的棋聖獎金最高,四千五百萬日圓;十段是《產經新聞》主辦;碁聖是《靜岡新聞》等十二家報社合辦;王座是《日本經濟新聞》而天元則是《北海道新聞》等三家報社合作。為了爭取讀者,報社各出奇謀,以通俗大報《讀賣新聞》為例,手上王牌是華裔棋聖吳清源,一段頗長時間,《讀賣新聞》專門報道吳清源與各對手的「十盤戰」,頗為哄動。巨額獎金帶動圍棋風尚,更能令棋手豐衣足食,參賽有參賽費,勝出則是驚天動地的大獎,由此蓄建的圍棋氛圍,成為異地棋手遠涉重洋到日本的其中一個原因。我們熟悉的吳清源以及六十年代冒出來的林海峰,之後的王立誠及王銘宛,俱是人們熟悉的華裔棋手。其中不乏美談,如林海峰等已在日本生活逾半世紀,領的仍是中華民國護照,一口國語從未走音變調。然而這只是水滴的一角,更巨大的作用是日本棋壇藉好手來投,互相砥礪出一波又一波的精英,孕育日本棋手的風格,早如三十年代吳清源與木谷實在信州閉關十個月創出「新布石法」;五六十年代先後出現高川格及坂田榮男,其中坂田榮男棋風銳利,人稱「剃刀」,把七大名銜全數包辦。之後是七十年代武宮正樹的宇宙流,不重邊而重中央,儼如一代宗師。日本棋運在九十年代開始快速下墮,這客觀上既有中國大陸及南韓棋手的上升,也有日本棋手從追求實戰勝利轉向尋求完美棋譜的層次出發,把黑白子的勝負置於度外。這是其中一個原因。另是日本人口老化,圍棋人口漸次減少,青少年不願把時光都磨磳在棋盤而放棄其他。這與中國大陸通過體校培養少年棋手,南韓以國策推動圍棋振興國譽有所不同;一方是轉為消閒及追求美感的心靈補足,另兩方則是舉國體制的傾注心力,最後出來的結果是日本棋手在國際賽顯得慵懨了一些,不如中韓高手的拳拳到肉。也許日本對今天種種感到太過熟悉,因為在五六十年代南韓仍在獨裁統治、中國大陸文革狂熱不能抽身,日本當時已然經歷今天中韓的勝境。曾經滄海難為水,今天的日本難以重塑昔日的自己。電腦愚魯 人心難測說回李世石對AlphaGo之戰,興許這是一家之見的狹隘,我總覺得如果李世石對抗電腦時仍是一貫以來的李世石棋風,在CPU之前再次敗陣不足為奇。如前所說,李世石棋路早在電腦計算之中,然則當李世石不以自己所長棋路出手,會否也是電腦計算之內,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也是對人工智能的挑戰——坐在對面的是另一個心智皆迥異的李世石,結果難料。人心最難測,六十年代,美國最大智囊蘭德公司(RAND)以電腦推算,最終計出美軍將會打勝越戰。這場浴血戰的結果已經寫在歷史牆上,是美國慘敗收場;在虛擬與現實之間,沒有必然,人生如棋,俱皆如此。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3月13日)

詳情

一本簿,一支筆——《驚天大陰謀》到《焦點追擊》的堅持

某程度而言,觀影《焦點追擊》(Spotlight)是一次回憶之旅。曾經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幾乎每隔兩個星期便得從紐約北上波士頓。婆娑樹影,愛爾蘭裔,紅襪棒球,天主教徒;饞嘴而生的唾涎是片中律師在餐館與記者款款深談時小砵裏的周打蜆湯;波士頓口音的重音變化也是回憶,u和o之間的調換使得這個城巿別樹一幟。外邊人很難想像小小的波士頓有着這樣浩瀚並且深重的傳統。再看下去,回憶幾乎佔據半邊大腦。這齣電影令人想起七十年代羅拔烈福與德斯汀荷夫曼的《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那是《華盛頓郵報》記者挖出水門事件的電影;《焦點追擊》主場所在的《波士頓環球報》內部裝修與四十年前的《華盛頓郵報》一模一樣,淺色低矮的工作隔板,平房頂灑下的明亮燈光。連《焦點追擊》一頭銀髮的編輯Ben Bradlee, Jr.,真實生活裏就是水門案時運籌帷幄的《華盛頓郵報》總編輯Ben Bradlee的兒子。《焦點追擊》奪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那個早上,面書鋪天蓋地講的是這部片子;這既有記者編輯作為同行的感受,也有當年獲得普立茲獎的《波士頓環球報》報人回憶。字裏行間言詞殷殷,令得那個星期一早上的香港有着很是不同的况味。同業之間對未來日子的相互打氣勉勵,源於昔日從學校畢業那一天的自我期許;在「北風我迎頭再遇」的數九寒冬清晨,是昨夜渡輪上的「懷念你說生如戰士」社會氛圍。說來弔詭,美國近半世紀的大新聞,很多不是由銷量而言的「大報」所能包辦。嚴格來說,七十年代的《華盛頓郵報》或十多年前神父戀童案爆發時的《波士頓環球報》,銷量算不上是全國大報。《華盛頓郵報》銷售範圍不出首都華盛頓及其毗鄰的維珍尼亞和西維珍尼亞州,個人經驗,在靠北一點的馬里蘭州挨近賓夕法尼亞州那邊就不太容易買得到。同樣地,《波士頓環球報》的行銷地圖是美國人所指的東北角新英格蘭一帶。不過,銷售量不能代表一報一刊的水平,這些日銷二十來萬到五十萬的中型報紙人材輩出,幾許王牌記者往往是從地方報章轉過來。「讓讀者覺得這報是必要的」與財政豐厚的大型跨國傳媒相比,《華盛頓郵報》顯然稍遜一籌,《焦點追擊》裏新任總編輯Martin Baron到任之後,一開腔便是報業受到電子傳媒大舉的進逼。然而這些事情並無困擾記者採訪上的獨立空間,一些影評把對Martin Baron的觀察定位在於如何帶領旗下同人在新聞採訪道路走出另一片天,不過我覺得他在電影開始階段、即與報社同人會面時的一句話更有意思——人人談到未來生意景况,Martin Baron提出他的看法:讓讀者覺得這份報紙是「必要的」(make this paper essential to readers)。說到底,新聞人的本職便是新聞這回事,並非言不及義的這些和那些,堅信好的新聞自會招徠讀者。看過《驚天大陰謀》的觀眾定必會認同《焦點追擊》表達手法以及內容頗為相似。都是記者捅破權貴,不同的是《驚天大陰謀》踢爆尼克遜作假證供,《焦點追點》則把筆桿對準紅衣大主教。兩者相比,《焦點追擊》的難度大於《驚天大陰謀》,原因在於要生長於波士頓的記者揭破同區的天主教教士戀童行為。華盛頓是四方之地,極少所謂土生土長華盛頓人,新總統上場,華盛頓最好生意的是搬屋公司,幾千名聯邦官員下台而去,離開傷心之地;同一時間另外幾千名雄心勃勃的新發彩準備進駐首都大展拳腳。這就是說,華盛頓只有政治上的establishment而沒有廣義文化上的establishment;相對於此,愛爾蘭裔大本營、天主教徒集中地,連色彩都是愛爾蘭傳統青綠的波士頓,碰口撞面隨時可能是三姨媽七姑丈,就像《焦點追擊》的偵查小組成員赫然發現涉嫌戀童的神父就住對街。這種極為親暱的區內關係,建構成比起「嗨」一聲擦肩而過的華盛頓更難捅破醜聞的客觀空間。不要以為美國人不講人際或親戚關係,《焦點追擊》至少可以在社會學這方面範疇提供教材。對孜孜發掘新聞的感動儘管《焦點追擊》經過近期的大量報道已不存劇透之虞,可是到了觀影之時依然感動不已,新聞記者對新聞本質迹近神聖不可侵犯的尊重,令人在觀影回家路上念茲在茲不能放下。同一的感動在《驚天大陰謀》兩個記者在國會圖書館調來堆如小山的借書卡,冀從中尋出白宮人員與竊聽事件的關係。從圖書館頂高處俯視,小小的白紙卡堆疊高過兩個白襯衣的記者身軀,靜態攝影帶來「新聞是跑出來的」意念。《焦點追擊》從核對教區教士離休名單,逐一敲門(doorstep)被訪者,一個一個核實,一個一個詰問,沒有僥倖只有郵差般的勞動強度。中間有氣餒有成功,有橫生枝節的「九一一」事件忽然調到佛羅里達州採訪涉及恐襲的機師;四個血肉之軀,與當年的水門案記者一樣,一支筆一本簿在東拼西湊當中找到大略圖象。《驚天大陰謀》與《焦點追擊》四十年間殊途同歸,再次成為電影工業乃至社會焦點,必須指出的是,要有濃厚的政治及社會氛圍,始能有水門案以及戀童案的新聞報道空間。或會有人認為這兩部電影美化了所謂「無冕皇帝」或西方資本主義新聞觀,其實此言差矣,因為這是一個整體(institutional )的氛圍方可臻此。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就是保障言論自由,極大程度上保住新聞自由的空間。事實上美國的新聞自由並非一蹴而就,不少人都聽過一個謔而虐的笑話,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美國某報派到歐洲的記者有一天無新聞可發,詎料總社叫他寫點牛皮回來(send me rumors)。今天人們批評小報,喚這些是「黃色小報」,始祖便是上世紀初的美利堅合眾國。這條長路歷經《紐約時報》等擔演先鋒角色,包括不要廣告寧願把空位留給新聞,再是二戰期間的翔實報道,國難當頭的日與夜在短波收音機旁靜聽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特派員莫羅的倫敦報道,鼓舞了國人戰意,力拒極權,由此奠下基業。新聞自由的政治社會空間不過,在紙張與電波之間是瑜瑕互見。《華盛頓郵報》一九八一年曾發生新聞造假而撤回普立茲獎的醜聞,涉事記者Janet Cooke杜撰一個「八歲癮君子」專題報道,舉薦此文的是水門案兩名記者之一的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他當時已是助理總編輯。其後《華盛頓郵報》在報端公開道歉,伍德沃德由新聞部調出,集中寫書撰訪,從此不涉日常採訪編務。相對於此,美國人民至今感念一九七一年《紐約時報》的越戰機密五角大樓文件,刊出後遭到聯邦政府以「國家機密」為由要求法院頒發禁制令。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後九名大法官以六比三判定政府不可對《紐約時報》施以禁制,大法官伯拉克(Justice Black)寫出傳誦至今的新聞自由判辭:“Only a free and unrestrained press can effectively expose deception in government. And paramount amo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 free press is the duty to prevent any part of the government from deceiving the people and sending them off to distant lands to die of foreign fevers and foreign shot and shell.”「只有自由以及不受箝制的新聞媒體,始可有力揭露政府欺騙之舉。新聞自由最崇高目的,在於阻止政府欺瞞國人,差派其到迢遠國度死於異地紅熱及炮火之下。」潮流在變 精神不變《焦點追擊》在《驚天大陰謀》面世四十年後再把人們帶到追求真相的事實面前,毫無疑問這是贏得奧斯卡小金人的其中主要原因。然而回到今天,重新檢視十幾年前的教士戀童事件以及更早期的總統妨礙司法公正,四十年間新聞本質並無多大變化,改變的只是載體由紙本變成電子,興許客觀環境令傳統媒體像《波士頓環球報》甚至易手多時的《華盛頓郵報》那樣吃力經營,卻從未出現家道中落放下原則的窘迫,原因很簡單,make this paper essential to readers的顛撲不破真理在於大法官伯拉克所言的「揭露政府欺騙」仍然放諸四海皆準,永不褪色,歷久常新。編輯﹕曾祥泰原文載於2016年3月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詳情

楓葉滿山紅

桑德斯出馬最興奮的傳媒不是《紐約時報》而是《新共和》(New Republic),這家誕生於一九一四年的左翼刊物如今一年發行大約十期,紙本奄奄一息反而在網絡世界甚是活躍。前兩天它的面書版把桑德斯與希拉里辯論的電視片段剪輯,因着不同議題把兩人針鋒相對的話語融匯成兩三分鐘長的一段段短片。雖然有人稱《新共和》已是老朽不堪,還有人說它不如昔年那般進步業已淪為右派分子棲居地,可是它在這場民主黨辯論還是毫不猶豫站在桑德斯一邊。桑德斯,七十四歲,若是今年當選明年上任,七十五歲,比美國任何一個新科總統年齡都還要大。不過,年紀大不代表落後,年紀小也可以滿是掩鼻的陳腐,我是強力推薦任何有志從政的年輕人找前面說的片段細看,保證參選今年香港立法會馬上志氣高昂。一個人的理念可以用這種方法這種態度表述出來,既是一己政治意向的實踐,也是對自己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的自我期許。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出戰的是參議員麥高文(George McGovern),慘敗而回,全美五十州一特區只拿下首都華盛頓及麻省兩地,在家鄉南達科他州亦吃敗仗,選舉人票他十七票,尼克遜五百二十票。這位美國近代真正左派的總統候選人,就在保守主義大潮漫天的日子走過落日斜陽。當年替他當競選跑腿是二十六歲法律學院學生克林頓。著名演員華倫比堤(Warren Beatty)那時是麥高文助選團隊成員,二○○八年華倫比堤獲得美國電影協會(AFI)終身成就獎,上台致詞的克林頓說,一九七二年選戰吃緊,克林頓找華倫比堤與一名女選民併肩走一百碼沙灘漫步才拉得寶貴一票。四十四年後麥高文墓木已拱,再出來一個打着「我是左派」旗號的總統參選人,桑德斯可以一慰久旱半世紀的美國左翼夢想,至於能否入主白宮則是後話了。在資本主義帝國的美國從事政治,左派一向吃虧,先不說貨真價實的美國共產黨那種,要當一個經濟及社會政綱左傾人士也絕對不易,光是聯邦調查局竊聽跟監都夠你煩一輩子。畢竟大氣候是右派當道,左派像麥高文那樣的反對越戰、支持增加擴大對窮人食物券計劃(food coupon),聯邦政府預算有半分錢赤字也會被右派把帳算到左派頭上。共和黨右翼一系茶黨的興起,便與此有直接關係,右翼社會政策的其中一個方向是「防止濫用」,美國的食物券和社會補助計劃,確被各式人等鑽空子弄得千瘡百孔。再說,美國經過列根以降的總保守化社會嬗變,已然視「巿場」與「小政府」兩詞如爹娘,談到任何事題必不能少。如此之下,桑德斯敢於打正左派旗幟出戰花旗,正統左派四十年來逢戰必敗低眉失額,難怪視桑德斯「斯人不出,奈蒼生何」的標兵。桑德斯「斯人不出,奈蒼生何」桑德斯的背景大都已經清楚,此處不贅,一個六十年代的學運激進派如今出馬競選總統,光這背景就可扳下十幾萬老嬉皮士選票。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運動,有一種說法是受到中共文化大革命輻射間接挑動,事實是美國社會經過五十年代的保守主義當道,來到六十年代大門之前,無法規避新一輪世代交替的社會期許。這一變化加上美國參與越戰的催化作用,全國陷入道德信仰崩潰危機,美國往何處去——是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抑或外交是內政延續、無處解決內部危機的好戰國家,這是當時橫亘在像芝加哥大學學生桑德斯以及數以十萬大學生面前的自我拷問。建制機器強力打壓,聯邦調查局跟蹤記錄,那是今天美國人民或其他國家地區人民難以想像的白色恐怖。若干年後,昔日的學運領袖通過《資訊法》取得的聯邦調查局文件,才知道他們當年基本上是在聯邦調查局線人眼皮底下生存,一舉一動留下記錄。桑德斯這類與黑人民權組織結合的激進左翼分子在地表無路可走,遂遠離家鄉紐約,脫離大學校園芝加哥,翩然千里到東北角的佛蒙特州休養生息,總結沉澱多年鬥爭經驗,在這個深秋楓葉滿山紅的地方住了四十八年。敢於抖出左派大旗今次民主黨參選人辯論,桑德斯與希拉里最激烈爭論只有一點﹕誰是進步主義者,兩人都說自己代表進步主義(progressive)。這場辯論對美國社會運動未來發展極具歷史及象徵意義,更是民主黨左右兩翼是和是合的分水嶺。進步主義一詞在近代美國是巨大的政治及社會禁忌,比起「自由派」(liberal)更引起保守主義世代的恐慌。眾所周知,美國是所謂自由世界反共橋頭堡,其首要任務(agenda)就是擊敗共產主義,縱然今天中共傾全力往左轉亦不能脫離自由巿場經濟而與真正的馬列主義無緣,但美國始終無法從製造敵人這一自我設限的困局脫身。一九八八年大選,老布殊以列根傳承之身出戰,對手是麻省州長杜卡基斯,老布殊出自南部石油家族,是二戰英雄,是國會議員,是副總統,是中央情報局長,是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遇上的自由派杜卡基斯是延續列根管治面對的一道坎。老布殊大力指摘杜卡基斯是自由主義分子,說杜卡基斯的寬鬆社會政策助長罪犯作案。杜卡基斯想不到老布殊有此一着,加上當時美國仍在越戰後的陰影底下宿醉未醒,自由主義在戰敗的美國心靈有如洪水猛獸,杜卡基斯最終大敗。這客觀上為一九九二年角逐總統的克林頓立下戒律:切不可自認是自由主義者;或者更具體說:切不可以是左派。一舉打破兩大禁忌克林頓自比麥高文門人,卻囿於政治現實不敢自報家門說是自由主義者;論及左傾,希拉里的理念比中部小州阿肯色的克林頓更大氣。然而美國選舉政治的現實便是如此,尤其是右派當道之日,因此當桑德斯打正旗號說自己會加稅加福利、是一個反戰的正統美國左派,社會上尤其政治評論員都覺詫異,從經驗主義來看,這是寫保票必死的政治自殺。可是更大的詫異是桑德斯一舉打破兩個禁忌﹕一是自我標示是左派取得大面積民意支持,二是年齡不是爭取年輕一代選民的天缺。要達致兩者兼收並蓄,核心在於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做適當的人。美國社會八年前已然出現真正意義的變天,黑人入主白宮,比諸女性、意大利裔、西語裔上台都來得早。事隔八年出現另一種分析,說是奧巴馬未能以濟白人中產階級的利益,因此民眾要尋找另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發言人云云。是否如此,我此刻未能完全信膺,但奧巴馬是戳破美國政治禁忌,犖犖大者是有色人種可以當總統。不妨想像,五十年前美國仍為黑人可否與白人同用廁所而示威遊行,半世紀後當年連小便也要挪遠的黑人做了主人。因此,循此思考,當千年鐵板踢走,其他的禁忌都有可能棄甲曳兵,左派,或者具體而言是有人性的左派而不是僵化腐朽的左派,可望解凍重見天日。大氣候下左派之怒當然,事物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美國總統選舉是面對全國廣袤二億選民,東北部自由派在全美的政治空間相對拮据,不過桑德斯以耄耋之年還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靠的不是一張嘴或是純粹意識形態的偏向,而是過去四十年學運進入社區深耕細作的結果收成。我在周記說過,美國學運無疑是六七十年代敗陣的一方,從執法角度而言並無差錯﹕大批學生被捕,學生組織星散,但從此學生轉回地方政治,從更深邃的社會層面一點一滴改變着這個國家。請注意,這裏是用現在進行式的「改變着」,不是過去完成式的「已經改變」;社會對桑德斯的出陣並不全然抗拒,說明昔日學運諸子的社區工作獲得認同。至低限度,桑德斯年老但嶄新的氣息,亟欲改變社會的決心,比起老面孔的希拉里來得有新鮮感。這是弔詭不已的命題,卻與美國社會脈動以及政治傳統脗合——政治需要新面孔,這是美國建國二百年一直充滿活力的成功之道;美國不要舊人,希拉里太熟悉了,不就是八年前競選總統鎩羽而還的那一人?總統選戰失利回鍋再參選,能夠勝出的不多,像希拉里吃過敗仗的政治人物包括克林頓的副總統戈爾。桑德斯能否過關斬將代表民主黨爭奪白宮大寶,恐怕這個星期的新罕布什爾州初選之後仍是言尚早。然而從美國正統左派一系來說,桑德斯出馬初選還能在全國電視網公開討論誰是進步主義者,不能不說是一大成就。幾場電視辯論下來,桑德斯未見老態龍鍾,但見學運年代菁英;改革者的心靈永遠年輕有活力,就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Todd Gitlin解析六十年代美國學運的經典著作書名那樣《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既有憤怒,也有希望。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2月7日) 美國

詳情

右翼的反撲

意識形態呈現走回頭路的態勢已是明確放在美國面前。這個星期開始的總統初選,三億二千萬美國人民看到的將會是七十年代以來陰魂不散的右翼思潮反撲。逆潮流而動的反動右翼抬頭這一情狀在今天放諸四海皆準,美國固然如是,歐洲則是藉着難民潮若隱若現的右傾意識形態,日本總保守化佔盡上風更是不在話下,資本主義世界右翼回朝的大潮誰都不能否認。美國現代社會改革始於六十年代的反戰運動,到今天仍有人念茲在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迹近人民公社的社區形態,或者念念不忘激進派學生在東岸哥倫比亞大學強攻佔領校長室。面對當時席捲全國的反戰示威,美國建制系統出動軍警大舉逮捕,以氣象人黨(Weatherman)一九六九年底的一次示威為例,二百多人參加,一百二十三人被捕,保釋金高達二百三十萬美元。大規模拘捕再課以高昂保釋金並且重囚五年,學生組織由此人財俱失,學運空間迅速收窄。再者是尼克遜大增地方保安預算兩倍、聯邦調查局新聘一千二百人、司法部成立國內安全局,學運逐漸從地面上消隱,休養生息進入民間,開展深耕細作的地方工作。學運轉進地方的戰略四十年間可見成效,美國社會平權、反戰、環保、滅貧意識大增,新的文化價值胸懷世界目光如炬,構建戰後公民運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自由派再興,保守派轉入南方,建立以密密西比河為界的右翼地盤。美國社會二分從克林頓一九九二年當選明顯確立,奧巴馬上台後自由派更是佔盡上風,然而從中隱含保守派暗藏殺機——白人、中小商企、南方中產連成一線,對他們「看不過眼」的社會變革蓄勢反撲。這股罡風如今吹颳甚烈,借屍還魂在特朗普身上現形。自由派的八寶袋能否罩住保守派惡妖,這齣《天師捉妖》是今天美國以至全球的戲碼。拆解特朗普背後的意識形態,某程度而言這是一把通天鑰匙,可以同時打開全球保守主義蠢蠢欲動的密碼大鎖。我們今天說特朗普式的保守思潮,與古典經濟學派的自由巿場不干預政策是兩碼事,這所以特朗普與經濟極端右翼的茶黨參選人克魯茲(Ted Cruz)不咬弦,對飛身而來表示支持的佩林(Sarah Palin)敬謝不敏。特朗普走的是經濟適度干預但政治大右派的新路;他與揚棄大政府的近代右翼思潮宗師列根(Ronald Reagan)互不同道,因為列根至低限度沒有糾合南方白人發難挑戰美國建國以來一直持守的社會及文化價值。簡單的說,特朗普要做的是推翻克林頓以至奧巴馬年間構建的自由派價值觀。師承尼克遜「沉默大多數」特朗普這系足以稱為反動的政治理念,得到白人尤其是中產階層支持,底蘊是特朗普把這些人久藏心底的基因挑出加以煽動。美國學運年代,面對成千上萬青年走上街頭反擊共和黨管治,尼克遜曾經發起「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訴求,以白人、中小商販、失業工人、農場主人及中產階層為對象,舉起要求社會穩定大纛,指摘學生及示威者打破社會安寧及百姓生計。杜克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威廉切弗(William Chafe)在二○○四年著作《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America》指出,尼克遜用「沉默的大多數」分化美國成為兩個集團,作為其策略的一部分(Nixon’s use of the phrase was part of his strategy to divide Americans and to polarize them into two groups)。Conard Black更進一步指出,通過點燃沉默大多數對社會常態受到社會蛻變帶來侵損的憂慮,引帶到這些民眾身上(shared Nixon’s anxieties and fears that normalcy was being eroded by changes in society)。易言之,尼克遜對民間社會的挑撥,目的是解決他無法治理混亂不堪的外交內政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不滿;而被引帶上路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原本只是對動盪社會萌生一絲恐懼,卻不自覺加入成為支持建制的一方。這種玩弄社會氛圍手法並非新事,年年月月都在世界各地發生,屎橋行之多年仍有人受,便是來自人們心底下的保守心態。耳目清明者不難看到,這些以挑撥來保一己政治生命的魑魅魍魎之輩,除了尼克遜就是如今民意高踞不落的特朗普,他去年七月在阿里桑那州拉票時再次出口術,「沉默的大多數回來了,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國家」(the silent majority is back, and we’re going to take our country back)。特朗普這話極具針對性,只要看過他歷次演說,明顯是衝着婦女、黑人、穆斯林「拿回我們的國家」。但他的聰明在於不把這些話挑明,任由受眾自行詮釋,引起的效應更大也更惡劣。挑動民間以利一己管治特朗普的復仇心態源於七十年代以降的社會變革,這些嬗變發軔於六十年代的反戰學運。正如學運領袖海頓(Tom Hayden)起草於一九六二年的「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改革社會焦點集中種族歧視、核戰危機、貧富懸殊、大學生政治冷感以及自由主義思想枯竭這幾方面。可是,恰恰就是這幾方面在七十年代之後的飛躍發展,刺痛既得利益者要害——他們失去了種族主義者的心理優勢,失去了掌握核戰高地的科技強國位置,失去了財富不公帶來的優渥生活。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的巨大調整,令致他們毁失「傳統價值」,取而代之的新政包括墮胎合法化以及失業救濟涵蓋面愈加廣袤。他們失去的一切,在學運爆發前是保守派當道的主流意識形態,大右派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一語中的,「我就是右派(right),我就是對(right)」。因此,若因為右翼政治立場而將特朗現象歸因「經濟不夠自由」,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盲點。他要改變的不是醫保計劃的「準社會主義」,也不純是禁止槍械的「奧巴馬主義」,他反對的是四十年來已成定局的社會左傾趨勢。必須指出的是,這裏說的左傾,不是中共俄共的「左傾」,而是社會政策上更重視人文價值,講究多元的社會體系平衡。左傾政策面臨推倒重來在特朗普的講話當中,愈來愈明顯駸駸然有着要推翻一切的想法,最令人怵目驚心的是,潛伏多年的右翼思潮死而不僵,紛紛翻身一躍而出。學運促動的美國社會變化沒有徹底埋葬極端保守體系思潮,倒過來奧巴馬當選總統引發白人至上基因從假死而復生,對左傾社會政策萌生反彈。左右之爭是美國建政後多次內部鬥爭的肇因,本以為經過兩世紀的調適及變革從此塵歸塵土歸土,誰料不然。右翼翻生令人寒噤卻道是在世代交替政向不明之間,右翼狂飈令人意外地破土而出。有人解析這是時代的必然,稱正如鐘擺效應由右至左或由左至右。這種解說在物理上或者說得過去,但畢竟這是三億人的巨大美國社會,意識形態如此來回擺盪令人不安。儘管美國今天在各個方面都比以前不那麼領先或不那麼獨領風騷,她依然是舉足輕重的國家,本已消亡的右翼幽靈在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重現,人們不禁關切,這是否僅是美國的事,抑或是一種嶄新的保守主義思潮降臨,而美國只是其中一個落腳點。若屬如此,如今全球各地保守主義紛紛冒起,右翼妖怪反撲甚力,如此的不謀而合,難怪在急景殘年之際,邪風呼呼讓人連打寒噤了。原文載於2016年1月3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右翼

詳情

最後的鄉愁

台灣大選前夜氣氛推到最高點不在凱特格蘭大道和新北巿的蔡英文或朱立倫造勢大會,而是網上世界的十六歲台灣少女藝人周子瑜照稿直念「中國只有一個」。中共也許想不到,沒有出動導彈沒有語言威嚇,或許只想是靜觀其變沙盤推演後馬英九年代兩岸關係,料不到台灣統派藝人黃安「揭發」周子瑜手揮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受「台獨」電視台熱捧,最終周子瑜一身黑衣木然着臉公開宣讀「認真反省,再次對大家道歉」,這把選情加力推向更遠的綠營深處。儘管朱立倫其後在網上說「對於一個十六歲的年輕人,這樣太殘忍了。周子瑜,歡迎回家」,可是網上回應已是一大片喝倒采之聲,之前討論的民進黨拿下總統寶座的台灣網民,隨即力推綠營也取走立法院控制權。一旦府院在手,民進黨不但可以避免二○○○年陳水扁上台後控制得了總統府但難以撬動在野國民黨控制立法院的政治無力,以後可以府院合拍,推動民進黨時代的一眾法案。台灣選舉總是充滿令人目眩的變化,十二年前的神秘子彈,如今的「周子瑜念稿」,當然慣了陰謀論的會說是黃安實是民進黨催票大師,姑勿論如何,台灣在今天之後,政治世代勢將全然脫離與對岸中國大陸的黏連。七十三歲的宋楚瑜此役失利,下屆將是七十七高齡,已無參選的政治可能,未來台灣總統選舉候選人將全是生於台灣的後國共內戰一代;無論廣義或狹義的「中國」,於他們而言是台海對岸的他者(the other)。阻止台灣與中國大陸失去地理及血緣的聯繫,是中共建政後對台政策最大目標。當中以一九五八年金門炮戰見著,解放軍在當年八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五日之間向金門發射四十七萬發炮彈,卻沒有就此出兵渡海攻下金門。這是近代戰爭史最奇異的一仗,大量炮彈傾瀉,不見大軍伴隨登陸艇衝抵彼岸。至於其後的「單打雙不打」,即單數日發炮雙日休戰,發展到炮彈內只是宣傳單張而非火藥。美國情報部門判斷,這是毛澤東藉以向外界尤其是美國顯示,大陸與台灣仍然技術上處於內戰狀態,不容外國插手中國事務。金門炮戰的國共默契這種說法從未得到官方證實,但在金門炮戰之後兩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候選人辯論,金門馬祖這兩個台灣控制的島嶼成為民主黨甘迺迪以及共和黨尼克遜的辯論話題。甘迺迪提出,美國根據《美台共同防衛條約》會協防台灣本島及澎湖列島,但條約不涵蓋金門及馬祖這兩個臨近福建前沿的小島;尼克遜強烈指摘甘迺迪因為恐懼與中共爆發戰爭,雙手拱送金門馬祖予中共。這是美國總統選舉首次因為微不足道的外國小島引發激辯,金門(Quemoy)及馬祖(Matsu)這兩個本為極為陌生的名詞,一夕之間在美國成為熱門字詞。這次大選最後以甘迺迪險勝告終,事實上甘迺迪入主白宮後未忘金門馬祖,態度則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沒有要求蔣介石放棄金門馬祖。兩年後甘迺迪遇弒身亡,金門馬祖自始未受美國政策變化影響,至今仍在台灣手中。於在國共內戰失利的蔣介石,倉皇抵達台灣之後最大目的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陸,這既有失落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政權和丟下六萬萬國人給中共由此而生的自我責難,更有深入肌里的無盡鄉愁。國民黨官方用語,蔣介石帶着幾百萬人東渡台灣是「播遷」。播遷出自出〈列子〉,有遷徙流離之意,蔣介石終其一生未能還歸大陸是其最憾,因此去世後沒有下葬暫厝慈湖,以待「王師北定中原日」回鄉浙江安葬。西方對此頗為匪夷所思,肉身不在何以要遺骸等待回鄉,然而這便是大陸來台第一代的望鄉之愁。美國卡着不讓蔣介石反攻大陸不過,蔣介石在台灣時間愈久,愈發知道美國人不讓他班師回朝,反攻復國日益渺茫,處處受制美國的有形及無形規限,但他也嚴拒中共的政治及軍事統戰。因此,在一段相當長時間,台灣總有一批人,包括蔣介石以及來台知識分子,既反美也反中共。反美是因為美國事事阻撓,不支持不鼓勵軍事反攻,以免壞了美國西太平洋戰略;反中共是力拒滲透,保住復興基地自由。應該說,一九五五年孫立人事件之後,蔣介石對美國信心已失,當年有傳是「美國朋友」欲誘導陸軍上將孫立人發動兵變,推倒蔣家王朝,加上中共羽翼漸豐,國軍對大陸東南沿海的小股兵力滲透有去無回;美國則呈戰略變化,停止派出台灣飛行員駕駛U2高空偵察機進入大陸的計劃。一切一切都令蔣介石坐立不安,小朝廷心態之下白色恐怖冒現,冀圖以軍政特務等卑劣手段把台灣凍結在一個特定時空,之後再圖反攻大陸。這一時期台灣萬物凋敝,了無生氣,作家劉大任憶述六十年代初赴美念書前的心情,「台灣是個老年人花果飄零、中年人動彈不得、青年人走投無路的地方」,「心裏盤算着,這個即將陸沉的地方,怎麼跑出去」。劉大任是江西人,父親是政府公務員,典型的外省籍第二代。當大批青年精英爭先恐後「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有門路者千方百計離台他去,小學生以旅遊為名遠赴美國,之後留下孩子自己回台,即所謂「小留學生」;也有把妻子兒女先送海外,光桿一條在台灣打拼,身上只有一柄牙刷,是任何時候都可以翩然離去的「牙刷主義」。前不久去世的台灣影帝柯俊雄曾拍過的電影《家在台北》,講的是留美水利專家回台省親,決心撇下糟糠之妻,以此暗喻競相出國的惶惑年代。外省二代身分認同變遷即使如此,台灣島上外省精英及外省第二代依然遠望對岸,不忘復國大業。這一心情余光中詩作〈鄉愁〉堪稱代表,鄉愁可以是「一枚小小的郵票」,也是「一張窄窄的船票」。七十年代中葉,台灣失去聯合國席位,無以在國際舞台佔據一席的合法性;中共所到之處,東南亞西歐外交戰線台灣輸了一次又一次,日本之後,美國也見擬與中共建交之意。這時中共正值文革大亂,無力出兵實現「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北京與毛澤東長談解密檔案記錄,毛稱「我們可以暫時不要台灣,過一百年再去管他,對世事不要太急,有什麼好急的呢,那只是千把萬人的小島罷了」;又說「至於你們(按:指美國)與我們關係,我想用不了一百年的時間處理」。邦交國輸得七七八八,稍歇一口氣的同時,「革新保台」在台灣展開,留洋一代學成歸來,包括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獲博士學位的宋楚瑜、哈佛大學博士馬英九等第二代外省精英。這些生於大陸成長於台灣的外省第二代,本鄉籍貫是湖南江西四川,台灣於他們而言是人生裏的半山——既不全是台灣本省籍,但懂得一些閩南話;既是外省第二代,故土卻只是文字上的故鄉。外省第二代的父執輩不少是當年來台的軍公教人員,家學仍在,雖不至於要子弟即臻反共復國大業,然絕不允許去卻大陸色彩轉成「台灣人」。因此,即使蔣經國力主起用台籍精英如李登輝,總體而言從蔣經國力挽日薄西山國民黨手法觀之,黨內中樞依然是湖北的李煥管理黨務,浙江的俞國華抓帳,江西的王昇率管情治,尤其俞的江浙口音更是外省人掌權的具體折射。至於同是湖南省籍的宋楚瑜及馬英九先後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及翻譯,被視為外省第二代接班部署。「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本來安排便是如此,可是當蔣經國去世,台灣再也不能在軍特以及戒嚴令之下延續國民黨的萬年管治,各方政治力量角逐政治空間。這正如蔣經國晚年所說的「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台灣新生代擋也擋不住,紛紛出頭。不論本省籍抑或外省籍,俱以台灣人的身分出現社會及政治舞台。類如宋楚瑜馬英九等昔年外省第二代精英,也因成長於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儘管有着外省宗族背景,在民主化及土本化大潮底下,並無強調外省籍背景,俱成廣義上的台灣人而非他們上一代聲言的大陸人。芸芸外省精英,早已嶄露頭角的宋楚瑜壯年時手腕剛柔並重,一九九○年國民黨臨時中全會「二月政爭」,李登輝也是靠宋楚瑜挑戰垂涎總統大位的耄耋一代而登大寶。若干年後,李登輝黜廢台灣省,明眼人都知這是清剿民望蓋過總統的省長宋楚瑜的政治地盤,手段兇狠,不留活口。之後宋楚瑜三次參選總統,二○○○年更與寶座擦身而過,之後時不予我,然精神不滅,屢敗屢戰,比起馬英九雄心萬丈得多。不過,人畢竟難敵時光冲刷,七八十年代英姿勃發的宋楚瑜已然踏入垂暮之年,這次大選,三大黨總統候選人,唯有宋楚瑜是生於大陸的一人,可以預見,四年後的另一次大選,國民黨或親民黨這些主要政黨出戰的必是台灣土生土長的一群,至於籍貫上是否外省抑或本省,至此已無足論。留下夢魂縈牽的鄉愁如此,與大陸的血脈已斷,台灣走向任何層次來說都是貨真價實的海島台灣,不帶大陸情緣,寶島西海岸遠處並非六十年間昔日遺老眼中的「大陸」,而是字面熟悉字義迥異的「中國」。於中國大陸的狂熱民族主義分子而言,台灣人稱海峽另一邊是「中國」並不可喜,更非打倒「台獨狂飈」的勝利,因為至此當民進黨國民黨支持者都皆如此說,那實是對另一個國家的稱謂。一甲子的政治分離,加上大陸及台灣社會與政治發展道途歧異,站在台灣這邊,鄉愁已非「一灣淺淺的海峽」得以解說,而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是夢魂縈牽的永遠斷絕於異鄉。原文載於2016年1月1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台灣

詳情

暗夜寒流

冬至到小寒前後這十來天,是北半球日照時間短、黑夜時間長的一段時期。按中國民俗二十四節氣,要到翌年春分才能回到日長夜短的另一個循環。這時段夜晚來得特早,緯度較北的地方像倫敦,午飯過後不到兩個鐘頭已是夜幕低垂;亞熱帶的香港雖然緯度比倫敦南一大截,間中卻見挾着西伯利亞寒流的北風南下,罡風撲面的暗夜令人不寒而慄。刺骨寒意是今年冬至小寒前後這段時間的連串事故,包括銅鑼灣書店五人先後人間蒸發。事件揭示原來香港的邊界管制等於沒有,連一向在中港之間大事小事一概唱好的梁振英都說「越境執法」不能接受。這事在急景殘年格外令人神傷,那五個書店職員去了何處,他們到底是犯了事抑或不是犯事都應該有一個明白。事情一拖再拖,中共方面至下筆之時一句都沒回應這五人是不是在大陸,社會則陸續冒現另一種焦慮﹕開始談論丟在抽屉裏棗紅色封面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是不是可以提供領事保護。也許有的人不介意這些不滿言論,但本來就已經脆弱的信心正一點一滴消逝——若是公安國安可以來去自如,說不定地方執法人員也來去自如;紀碩鳴在昨天《明報》觀點版的長文更使人瞠目結舌:假扮港警綁架港商回廣東查案,毒打之後身上塗蜜糖撒一把螞蟻逼供。恐怕電影劇本也寫不出這樣情節。九十年代初張堅庭的《表姐,你好嘢!》說的是大陸公安來到當時仍是殖民地的香港辦案,在後六四時期引起注目,然而看下去與其說這是一部電影,毋寧說是對深圳河兩岸文化的淺層剖析更講得通。張堅庭手起刀落,三扒兩撥點出了兩地執法人員的分際,移交的疑犯塞在布袋從長途巴士扔到地上交收,鄭裕玲的公安來到花花世界香港的所見所聞;中間既有文化衝突,亦有插科打諢的誇張笑料。那時香港回歸塵埃落定,新機場財務安排因着英國首相馬卓安訪華拍板定案;幾百萬人坐定定等着九七來臨,至於恐共的就絡繹美加天天歡宴送別,社會當時流行一句話,「貧賤不能……移民」,是對留在香港謔而虐的挑釁。文化工作者的觀察《表姐,你好嘢!》並無完全消除香港社會對中共或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恐懼,但在另一層面勾勒出對中共法治信心的質疑,大眾文化工作者的細緻觀察訴說老百姓心底記掛。今天回看,當年認為張堅庭「過火」的評論,在早已迥異的時空之下也許覺得張先生那時實在太過樂觀了一些。這些昔年樂觀的期許,是從八十年代初中共改革開放的言行感受領略。先不說鄧小平一而再、再而三說「共產黨是罵不倒的」,而是眾所眼見當時中共領導層要與專制割席的決心。今天香港上空陰霾滿密說起這些,免不了會被批為大中華膠,實情是八十年代中共給港人的感覺,趙紫陽胡耀邦較諸對岸風燭殘年仍以戒嚴法獨裁執政的蔣經國更有開明前景。無疑歷史是充滿殘酷,三十年後如今的台灣,幾天之後即將實現民選總統之後的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蔡英文民調大幅佔先,國民黨再次在野幾成定局。回到從前,台灣人民同樣是在列寧式政黨國民黨威權之下苟活,台灣社會同樣是在軍警特統治底下走過來。這一路途漫長崎嶇,國民黨在美國背書的政治環境當中執行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其間稍有被認為「附共」「投共」「台獨」俱被警備司令部「約談」,小則毒打一頓終身跟監,大則一去不回人間蒸發。文字獄更是天天上演,一九七七年,一批作家提出文學作品應該反映台灣現實社會的論點,是為震動華人社會的鄉土文學論戰帷幔揭開,卻被官方文人狠批「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大棒子掄起猛打,說鄉土文學就是大陸的工農兵文學,與中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有「暗合之處」。這些指摘其來有自,鄉土文學論戰主將、左翼作家陳映真早於六十年代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判監十年,到了文學論戰爆發,新的罪名羅織輕而易舉。三十年大變的中港台鄉土文學論戰後三年,反對派主要人物施明德因美麗島事件被判死刑,囿於國際壓力其後改囚終身。施明德多次被捕,在囚期間受到嚴刑逼供,一口牙齒逐一拔光。八十年代的台灣在大追捕大逼供大審判日復一日度過,當時中共對台灣反對派支持甚力,放在一海之隔的香港觀察,中共確是朝氣勃勃走向金光大道,隔江的台灣是陰沉鬱結不知未來,兩岸相比,遂有「大陸勝於台灣」的認知。然而人治的色彩易來也易去,蔣經國一死,國民黨保守派無法依附蔣家父子幽靈,宋楚瑜中常委會議起而一擊,客觀造就李登輝順利得登大寶。嗣後黨禁報禁一一既去,社會重見天日,之後種種,正如西語所說,the rest is history。然而歷史也是充滿嘲諷,昔年大眾期許走向民主的中共如今踟躕不前,昔日警特治政的台灣出現中華民族首次政黨和平輪替。國民黨獨裁政權除之而後快的陳映真,如今是島上統派大將,長居大陸;中共八十年代為之奔走呼號的施明德被標籤為「台獨」旗手。時移勢易的變遷亦出現在香港,大氣候帶動小氣候,九七前後的融和氣氛更形肅殺,大陸收緊香港不見得寬裕,「有權要用」使得官方步步進逼,這一逼竟逼出在野不同政見呼聲來。禮失求諸野,台灣成為香港追求民主一派的觀察台,每次大選,一些港人越海現場親炙民主氛圍,直擊政治氣候變化的寶島生態。這些興高采烈渡海而去的年輕港人,走在台北街頭倘佯政治空間寬懷氣息的一刻,或會想起,三十年大夢將醒之際應當往何處去。淡化了的回憶又挑起書店失蹤事件引起連連寒噤,五人在七百萬人大都會離奇失蹤不見下文,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罪名若何皆可說清,可是到如今一俱沒有,「依法治國」口號如此益發蒼白。有說港人九七之後恐共不比五十年代多,事實是今人先輩多是一九四九年內戰前後南來一群,血液流着是對中共的不信任,或是清殺地主土改的恐懼,帶着逢年過節寄油送衣回鄉的不堪史。本來,這些舊事隨着地移人遷逐漸淡出一代人的記憶,八十年代大陸氛圍確實改變這種看法,不看別的,八九十年代,毋須召到北京,本地傳媒部分陸續把報端上「中華民國」年號改為公元,行文用語把中共稱之為中國。統戰乎,收編乎,然而讀者更相信是人們信膺中共真心實意「覺今是而昨非」,遂把身家性命一切留在香港,靜待九七,以觀其變。怕是缺了對公權力的規範香港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城巿,有意思在於這是大江南北薈聚之地,一九四九年避秦人流,六十年代初饑民南逃,建構城巿的主要意識形態架構。我們小時候學校手冊上有「籍貫」一欄,不僅要填省名更要填縣名,山東威海江蘇常州湖南長沙福建廈門廣東佛山一一見過,這些南來北往的同學父親粗豪溫文白晳黝黑都有。今天,沒有人問你是不是外省人或是廣東哪裏,也許春秋二祭你會跟家人回中山番禺順德掃墓兼吃一頓好的,但你很難留神搞清楚到底是哪村哪鎮,「村口有條大黃狗」的重敘鄉梓是上一代的事。你的故事是柴灣西環沙田元朗上水將軍澳油塘屯門天水圍,有些親友九七年前去了溫哥華多倫多卡爾加利滿地可這些加拿大城巿,但你依然留在香港,因為這裏天氣和暖,比起北美的酷寒是天上人間。然而當一股竄動寒流突然來到,這個冬天的夜裏竟比加國英國都要令人牙關打戰。想起書店那幾個人,縱然非親非故,如今落得一個明白都沒有。對於一個沒有邊界的城巿,對於沒有規限範圍的公權力,沒有人不會有那麼一點點的恐懼,哪怕當官的當商的也怕忽然有人敲門,自稱「我是中紀委」,真耶假耶,怎生是好。原文載於2016年1月1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銅鑼灣書店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