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終結 時代的開始

一月一日中午外頭風勢凜烈,大樓裏劉慧卿拿着杯子笑意盈盈離開宣布告別立法會的記者會,那一刻我特別留意電視上粉紅短外套劉議員的神情,沒有三步一回望的不捨座前記者,這許是同為傳媒出身「慣見亦常人」的緣故;沒有不捨頭頂大大一個「立」字的立法會背景板,因為都二十五年了。她在台上從中間走到右邊出口離去的一剎,是直直的走出去;把四分一世紀的「尊貴的議員」稱謂放下,不僅是劉慧卿的人生抉擇,也是Class of 1991步入歷史的一刻。一九九一年是殖民地年代的第一次立法局直選,劉慧卿與李柱銘司徒華等通過地區直選進入立法局。挾着六四事件效應,民主派在十八席直選拿下十四席,其中六個選區更是斬瓜切菜包辦全部兩個議席,為民主派在立法局/立法會直選部分成為主流揭開帷幔。這批「一九九一同學會」名字在那年頭代表「民主」及「戰無不勝」,除了李柱銘司徒華劉慧卿,還有楊森黃震遐文世昌劉千石林鉅成吳明欽馮智活狄志遠黃宏發等;這些今天年輕一代聞所未聞的名字,是昨天的赫赫戰將。白頭宮女說天寶年間舊事總會不那麼討好,可事實是沒有這些人,香港民主派無法在那些年打開缺口。然而人類的最大敵人是時間,柴九「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只是小兒科,人生有幾多個二十五年才是貨真價實——Class of 1991的司徒華李柱銘劉慧卿楊森黃震遐文世昌劉千石林鉅成吳明欽馮智活狄志遠黃宏發等亦無法規避這一自然規律,退隱江湖退出人生。若消極地看這一批,傷春悲秋自所難免,倘若從歷史長河積極一些,the king is dead,long live the king,新局便就在眼前不遠。劉慧卿九十年代應是撥入桀驁不馴的民主左翼之列,那時還是一頭曲長頭髮年代的她句句頂心頂肺,嫵媚女子卻是語音短促語氣倔強,到今天忝為電視機前的觀眾,不論長篇大論的現場直播抑或三幾個bite的一分三十秒新聞,都看到劉慧卿充分顯示那種不賣帳不認低威的意態。只是這幾年確實有所變化,霸氣九成仍在卻多了一分的看透世情刀下留人,這是由於二○一○年進入中聯辦商討政改之後失多於得抑或別的,俱不可考,只道是在看穿世情之間流露人間正道是滄桑,慓悍之氣不復。告別立法會記者會之日,突然跳出「繼續為香港、國家服務」這一句,更是整場記者會金句中的金句。以一個八九十年代左派評為「究竟佢識唔識中文」的泛民勇將,這句「服務家國」不僅是劉慧卿二十五年代議士的重要註腳,更是Class of 1991心態折射,是與新生代截然兩荏的劃分。Class of 1991的退場作為議事堂代議士,劉慧卿不是脫線大炮但記記重手,不僅沒對建制賣帳,對民主派絕不低眉失額,她覺得不對頭唔對路理你是天王老子都兜頭一頓夏楚。倔雷槌性格的聲調甫聽非常無癮,每句話都缺尾音,然而這類單打獨鬥在議事堂眾人開始分門結派成為泛民建制兩大陣營時候,對她這種以獨立第三勢力自居的議員無法說得上有利,更不像英國自由民主黨般起着關節眼的力點角色。這麼一來,要麼繼續以個人身分奮戰到底,要麼埋堆入會西瓜倚大邊。政治是眾人之事沒有個人,孤獨的一票在議會效用不大,尤其兩邊結城拔寨之際,抄中間小路隨時橫死不足為奇。這也是九十年代初港同盟或以後的民主黨成形過程,劉慧卿當難避免。有人稱為妥協,也有人說是務實,無論如何,選舉成敗只看選票,得票多者得天下,九十年代標榜獨立的一人政團紛紛買棹歸航埋堆港同盟或其後的民主黨。如此,選舉工程經費始有着落,兄弟姐妹替你洗樓拉票叫通街,但個人的一些理念則在「黨的總體利益」之下無以彰顯。這是抉擇,不能怨人,吃得這碗飯就得跟大圍口味。劉慧卿曾經在相當長時間愛惜一己獨立身分羽毛,《遠東經濟評論》出身的記者身分帶來政治視野,多年植根新界東選區服膺追求更好生活品質的選民期許,帶動別樹一幟的民主派第二勢力。沙田與九龍一山之隔,不但是自然地理因素使然,我一直感到從港九搬到新界東的選民多少有着某種避秦心情,要在這片昔日只有佛廟齋堂的天地建設烏托邦;九十年代初六四屠城後滿腔悲憤的新界東中產,把票投給勇於發言的劉慧卿是理所當然的自我救贖。曾是新界東的救贖女神然而九七臨近以及中共卯力發展經濟的客觀環境,香港的小氣候受到中國大陸的大氣候影響,錢人俱全,建制派強勢出擊自不待言。客觀上,民主派亦無法避開外圍環流,八十年代的民主回歸系縱仍力足控制泛民的主流意識形態,不致脫韁走向另一邊,但隨着二○○三年五十萬人大遊行,新興民主力量抬頭,香港政治光譜內的民主一系從此無法自稱「民主派」,而是字義上一望便知「今天誰也不怕誰」的「泛民主派」。一字記之曰「泛」,畫公仔毋須畫出腸,民主回歸派再也無法緊揑「香港民主」這面大旗,這可分析為迫使民主黨二○一○年踏入中聯辦的政治氣候背景之一。司徒華溘然長逝帶來民主回歸一系的失落,這不僅是此系失去良師益友,而是從此缺了武林盟主的天命。必須承認的是,司徒華七十年代推動中文合法化運動,本土政治先行者的身分帶來他的香港民權社會的權威,於論述及實踐層次而言,後來者無法能攖其鋒。然而在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以至二○一○年的七八年間,政治新浪潮以沛然莫之能禦的態勢掩至,這些生於八九六四之後的一代,靈敏機動,對社會感覺深刻敏銳,以香港本色為政治顏色,對狹義上的中國疏遠疏離,無法與「食鹽多過你食米」的民主回歸一系溝通。溝通失衡在於兩方議程不同,你講大中華我云本土;你以為我因無法上樓而上街,實是這一議題稍縱即逝,今天若以為給青年房屋可以從此收聲則斯言差矣。世代價值觀落差帶出戰後七十年香港最大變化:生於戰火臨城經濟不景的憂患一代,無法接合網絡新一代所思所想。司徒華逝後的變化世代交替無法避免,每個世代都必須經歷接棒與交棒這兩道坎;甘迺迪一九六一年的就職演說,是今天香港上一代仍是青年準備接棒時的基本價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要問自己能為國家做什麼) 的「我」與「我們」,是個人與集體的價值比併。當過了一個甲子三代人,今天新人類價值觀是要求自己不要變壞、不要讓自己老去的時候變成自己年輕時痛恨的那種人。「那種人」是什麼,是趨炎附勢見利忘義失卻目標的人生。或者可以說,在動輒論說全球視野的今天,在擁有如此視角的高瞻遠矚一代眼中,新一代的自我期許只是trivial微塵小事,在他們往日的自我期盼儘管曾經出現,卻在觥籌交錯高談闊論當中付諸流水。「一代人去,一代人來」這些世代價值杆格一代復一代發生,對錯要待百年之身歷史判定,不過,勿論同意與否,上一代悄然隱入歷史已是無法拒否的趨勢。劉慧卿離開立法會,應視為一個時代的終結,不僅是劉慧卿打拼議會年代的結束,而是一個新時代等待黎明的破曉時分。我無意低貶劉慧卿曾經作出的貢獻,她通過直選把女性聲音帶進男性沙文主義的立法局,她曾帶來獨立議員的議政聲音與風格。然而人生便是如此,海明威在The Sun Also Rises引聖經說:一代人去,一代人來,地卻永遠長存(one generation passeth away, and another generation cometh: but the earth abideth for ever),今天香港面對的便是新一代社會的冒現,劉慧卿在區議會選舉之後應是明瞭這一大勢已然來到眼前,呆立路心只會阻人前進。既是如此,退下來比留下來容易,由二十五年前一頭長髮到今天清爽短髮的劉慧卿來演出這一謝幕,三千青絲由長到短,引刀成一快只是一秒鐘的事;綠水青山兩不相欠,以後諸事,要想也想不了那麼多了。原文載於2015年1月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劉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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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燈火闌珊處

一年將盡,相對二○一四年的充滿矛盾衝突,今年無疑是平淡欠缺張力,然而在拖杳混沌時局當中人們更加懷緬一些人一些事,這都在我們成長年代扮演傳業解惑的角色——有是大眾之間認識的,有是一己私相簿自我時光的,有是眾人之事卻別有感懷的,如原節子。原節子去世,我不會視為一個時代的終結,事實上一九六二年稻垣浩《忠臣藏》殺青之後已為她的映畫時代降下帷幔,終其一生住在鎌倉某處直至去世。清心直說,黑澤明過世後,我一直追尋原節子的一切,尤其進入互聯網世代之後,日本雜誌報章網誌能夠找到關於原節子的都統統讀過。有興趣的並非追星族那種要知道原節子私密生活,而是只想知道撼動一整代日本人民心靈的演員最終心歸何處。始終難以承認《東京物語》應該置前於《我對青春無悔》的原因是《我對青春無悔》在一九四六年日本戰敗翌年時空底下的自省實是無法取代。導演黑澤明的反戰心路躍然而出,戲中原節子飾演的八木原幸枝賦予日本婦女政治人格與社會人格新生;日本社會如何回首滿是法西斯陰暗與陰鷙的昭和時期,是每次重看《我對青春無悔》的另一次新的期待。《我對青春無悔》帶出在艱難日子對美好未來的自我期許,片中京都帝國大學法律系學生唱着歌走在山嶺之間,隱喻要一手一腳開創屬於自己的時代。樂觀主義精神推動社會覺醒,不但在凋敝的日本戰後如強心針,甚至影響周邊地區的電影工作者,馮峰於一九五○年執導的《細路祥》,最後一幕伊秋水帶着幼年李小龍沿着鐵路「返鄉」重過新生,遠方是青青山巒的未來,與《我對青春無悔》京都帝大學生引吭高歌並無二樣。因為懂得,所以明白過去一年逝世的不乏如《我對青春無悔》般的啟發人物,他們在不同位置上影響着人們。林保全為「叮噹」配音,去世當天在香港引起的哀思反映社會沒有忘記充滿想像力的時代;那是白手興家的日子,建設廣廈千萬有地容身,廉署成立是講究公平公開的開始。正直不阿、不畏強權是這個時代培育的香港特質,因此我們懂得感念格拉斯、杜潤生、蔣培坤的對強權無懼無畏;因此佩服手空空無一物只憑兩條腿創造光輝的胡國雄;因此懂得大是大非在支持穆斯林的同時批判恐怖主義;因此認得新聞自由是來自七十歲仍然在採訪第一線活躍的羅拔西蒙。感激與懷念是很個人的認知,某程度是另一種局限的折射。然而我會記住五十年代中聯電影公司演員紫羅蓮,也會掛念紐約洋基棒球隊捕手Yogi Berra;還有是希治閣電影《鳥》男主角洛泰萊(Rod Taylor),《吸血殭屍》的英國男演員基斯杜化李(Christopher Lee),克林頓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伯格(Sandy Berger),台灣殿堂級音樂大師馬水龍。在即將過去二○一五年的三百六十五日,得的多還是失的多,人人各有一本帳,唯獨是原節子的失去令人想到更多。懷念的不獨是演員原節子,而是她在《我對青春無悔》的八木原幸枝不畏阻隔堅持真理的漫長路程:她閃耀着燦爛光輝,照亮年輕一代的前路。我們還會記念以下的一群,他們有的改變了一個人,有的改變一個國家,有的改變了整個世界。林保全同你共我經歷最美好時光的配音演員。他的聲音在叮噹口裏的時候,是小學生解惑解悶唯一良伴;當他的聲音在洪金寶的畫面播放,人們會以為胖胖的洪先生就是這清脆嗓音。林先生不僅賦予叮噹港人的身分,他的粵語配音更是香港黃金時代的證言。陳舜臣台裔日本歷史小說家。日本社會從他的歷史體裁小說閱讀大海對岸中國的前世;日本民眾對別國歷史並非如此狂熱,陳先生以八閩後人之身一生貢獻太平天國、敦煌古史、鴉片戰爭的寫作。文庫本的盛行客觀上推動這一風潮,上世紀八十年代,陳先生的作品在東京九層高的三省堂總店佔了半層有多,那也是日中關係最好的年代。羅拔西蒙(Bob Simon)美國哥倫比亞電視台殿堂級時事節目《60分鐘》記者。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他採訪時於茫茫大漠失蹤,成為美國的懸念。正直誠實,七十歲仍然跑在第一線,他是美國電視新聞調查報道的同義詞。格拉斯(Günter Grass)德國作家,一九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錫鼓》(Tin Drum)勾勒德國最黑暗歷史真像,改編劇本獲奧斯最佳外語片。德國人民的自省遠超世人想像,當英國上下如今為德國打開大門容讓敘利亞難民入境而大吃酸葡萄,倘若四十年前讀過《錫鼓》的,應該猜到這一天必會來臨。羅保英殖時代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英國冊封羅保為爵士是《南華早報》頭條。發言不多的他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提出議案,「在未達成最後協議之前,必須在本局(按:指立法局)辯論」,被視為中英談判加入香港的「三腳凳」始祖。中共猛批之下,香港始終無法成為談判一員,排諸在討論一己前途的談判密室之外。李安納尼謨(Leonard Nimoy)飾演太空歷險電視片集《星空奇遇》(Star Trek)的火神星與地球人混血兒冼樸(Mr.Spock)。片集帶同觀眾遨遊無垠宇宙天地,冼樸的五指合攏中間分開手勢,是電視世代兒童群起效法之事。隨着太空地球之間來往穿梭不輟,太空探險作品漸次隱入歷史,冼樸的五指姿勢毫無爭議成為六十年代的追憶樣本。法國《查理周刊》槍擊案遇害者,12人極端恐怖主義震動文明社會的血腥實例。闖進,開槍,屠殺,人的意義在槍火之下變成草芥。世人同感的冷血是朝着臥地求饒警察當頭一槍,從此恐怖主義再無可資解說的藉口。後藤健二日本記者,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綁架後殺害。一個以現代文明軀體來到伊斯蘭世界尋根問柢的文字工作者,在人生最後階段成為世人的共同記掛,每次他的消息傳出,日本整個國家停頓下來駐足,世界為這個年輕記者的身死黯然。黃麗松香港大學前校長,七八十年代港大學生口中所言的「阿松」。化學家身分之外是小提琴家。今年薄扶林因為「等埋首副」鬧出風波,黃校長泉下有知,是但笑不語抑或吾不欲觀之矣,相信是不少港大校友午夜夢迴的記掛。李光耀新加坡建國總理,蕞爾小國變成四小龍,更是今天中國大陸學習對象的總工程師。手段強硬,目光遠大,是新權威主義在東亞示範教材。一個國家經濟發達兼然企及儒法兩家,是因為海島之旁回教大國環伺的危機感、抑或劍橋訓練出來的辯護士精英本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無法複製。彭福(Bernard Penfold)英王御准香港賽馬會首任總經理,戎馬生涯的最輝煌是在香港馬場,目睹香港賽馬博彩事業由業餘轉進職業。沙田居民常到之處的彭福公園,即以他為名。魯平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前主任。何謂真正的「一國兩制」,魯平在中方是具發言權的一人。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帶來這位半途出家的香港問題專家,參與擘劃回歸。英語嫻熟的魯平本是雜誌編輯,之後投身政治;有人說他是鷹派,可是比起當下如狼似虎的一些,滿頭白髮的魯平可以說是溫和得比鴿派更鴿派。納殊(John Nash, Jr.)美國數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電影《有你終生美麗》(A Beautiful Mind)的主人翁,十二年前訪港掀起無比高潮。一個數學家卻像文學作家那樣瘋魔全球,只能說數學是理性、人性是感性,在兩者的交集(intersection),迸生了納殊的魅力。張充和被認為是「最後民國才女」的張充和,是古典秀雅的中華文化的體現,蘇煒稱為「如果二十世紀的歷史是一幅真山真水的畫卷,她就是真山真水之間的留白」。文化中國不是炫富中國,張先生是書法家,也是戲曲大家,更是漢學家;張先生的才學不是速食文化大腕強豪所能比擬。外人看來,張先生一九四九年遠赴美國是一生轉捩所在,在花旗之國保存中華文化,避過在「破四舊」的文化大革命的摧殘。普利馬科夫介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年代的俄羅斯外長,機智靈敏,安全部門出身的經歷帶來一抹神秘色彩。在混沌的後蘇聯時代,如此出身卻走着另一條迥異之路的還有普京;兩人相比,只能嘆一句可惜。萬里全國人大前委員長。「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是改革開放前夜中國大陸的民間順口溜,萬里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支持冒着殺頭危險的小崗村村長推行包產到戶,一舉掙斷共產主義大鍋飯枷鎖,成為改革開放闖將。八九年六四鎮壓前夕,萬里在美國訪問,國人期待他回國後行使人大委員長權力罷免李鵬,但萬里沒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先到上海,此後發表支持鄧小平的言論。萬里愛體育運動,尤喜網球,中共元老中別樹一幟。奧馬沙里夫埃及裔演員,在《齊瓦戈醫生》大光芒,演出了革命年代的氣魄,也深刻描畫知識分子的失落。有人視《齊》片是政治電影,是因為電影對蘇維埃的批判;也有人視為偉大的愛情電影——踽踽街上獨行,瞥見昔日愛侶,欲追上已時不予我,人間失落莫過於此。胡國雄永遠的香港足球先生。「大頭仔」在七八十年代香港晨光初曦年代已是本土印記;小學學歷無阻天賦加苦練成為一代球王。那是球迷記憶裏的真正香港足球時代,精工南華愉園或海峰流浪加山,星期日在掃桿埔大球場對賽,入場觀眾幾乎都是全場滿座的二八三九三人。胡國雄帶動球迷高呼「香港好波」,不單球技超群,更是海港小城挑戰世界的決心。林家聲香港粵劇紅伶,七十年代以降文武生第一人。聲哥麾下的頌新聲是在西風東漸時代仍然堅持在新光戲院大鑼大鼓傳承粵劇的有心人。晚年聲哥致力留下聲色藝瑰寶,為香港粵劇寫下了朽功績。汪東興中共政治局前常委,毛澤東晚年最信的四品帶刀侍衛。葉劍英華國鋒欲捉拿「四人幫」,要先攏絡汪東興及其麾下的「八三四一」警衛部隊。可惜汪沒有留下回憶錄,中南海的種種鬥爭及人格翻覆從此成為塵煙。陳思祺警方高級督察,無花無柴散仔升上督察級警官,足稱警隊神話。大破匪巢重傷失去味覺,社會親切稱為「無味神探」——那是社會仍然信任警察而非「差佬」的九十年代。金泳三南韓前總統,與金大中和金鍾泌合稱「三金」。南韓全面民主初霽的年代,擺脫軍人統治後的大晴天,「三金」是這一年代的標記。希利(Denis Healey)英國工黨政治家,曾任財相,一對濃眉是標記。有人會記念他的不死政治能量,財相年間推動社會主義味道極濃的治政方針﹕大舉增加對窮人津貼,對年入四千英鎊以上者抽重稅。蔣培坤「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的丈夫,中國近代史最悲慘一幕的受害人及目擊者。那年那月,他們或她們的獨生子女喪身天朝首都,自此四分一世紀,每年六月死難者白髮蒼蒼父母們要討回公道,得回來的是公安環伺下的到墓園拜祭;冤案一天不昭雪,蔣先生不會安息。杜潤生中國農村問題專家。在以農立國卻對農民不留情的國家,杜先生是有所堅持,「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業還是落後的自然經濟,中國就不會有現代化」。六四事件後,杜先生說:六四不平反,就談不上「社會和諧」與「和諧社會」。杜先生擔任顧問的《炎黃春秋》在講求「和諧」與「一致」的中共政治空間是清新的呼聲。鮑德溫(Peter Baldwin)英國男演員。何謂處境劇、何謂肥皂劇,鮑德溫參演的英國電視劇《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便是。虛擬的曼徹斯特小街故事,冷暖人間冷暖情,這就是人民。香港八十年代製的《香港八×》頗有《加冕街》影子,只是《加冕街》面世早了足足二十年。初時有人看扁此劇,稱捱不過三個月,熟料五十五年後的今天仍然定時定刻上演。沙博夫斯基東德官員。一九八九年,他宣布取消東德居民所有外遊限制,柏林圍牆由此倒塌,觸發中共稱之為「蘇東波」的政治巨變。歷史不必由大人物撰寫的例證。魏德禮(Pat Eddery)了不起的騎師。生於愛爾蘭,英國十一屆冠軍騎師。七十年代末首次來港,技驚四座,推打鞭策一時無兩,馬評家稱其鞭法「雪花蓋頂」。必須一提,與他同期來港的都非平凡之輩,如柏葛,如繆沙,都是世界高手。舒密特(Helmut Schmidt)德國前總理。勃蘭特因為間諜醜聞下台後,靠他出來收拾爛攤子。德國人有種能耐,在破碎場景搭建出宏大建構,他們不若美國人虛浮,不若英國人自誇,不若法國人浪漫,德國人做的是實事。舒密特打補丁保住西德,之後科爾一咬牙統一東德,默克爾接收異國難民;德國不僅有平治汽車,還有政治人材。樊京輝中國人,被伊斯蘭國(ISIS)殺害。國人期待中共派轟炸機或地面部隊去中東為他復仇,就像美國死了人質之後大舉轟炸ISIS,就像俄羅斯航機遭爆後出兵炸到如今。紫羅蓮香港女演員,五十年代中聯電影公司當家花旦。中聯在戰後氤氳如縷的香港構建新寫實主義電影氛圍,在英殖年代微露擁護新生中共政權的顏色。中聯出品精心製作,人們憶起是她在《危樓春曉》的義氣仔女白瑩,「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即出自此片。庫迪(Alan Kurdi)敘利亞難民,這位三歲小朋友伏屍沙灘的照片,揭開敘利亞難民投奔怒海的無奈及政客的無情。小小身軀半張臉孔埋在沙堆,任誰見到都會激動;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滿口仁義的富裕國家在難民接收一事實在令人失望。文:安裕原文載於2015年12月2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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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特朗普這種人

出馬競逐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富商特朗普(Donald Trump)這一陣子風頭一時無兩,他那句「禁止穆斯林入境」掀起無比風潮,除了被國內自由派窮追猛打,連英國也有幾十萬人聯署要求禁止他入境。在美國經濟漸趨向榮、年終新聞淡靜的日子,特朗普這番話被當作嚴肅大事也好、當作茶餘飯後談資也好,確能為在急景殘年的花旗帶出話題。「禁止穆斯林入境」倘是落實無疑是悖違常理,但這個地產巨賈果真入主白宮的話,他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這樣則是一個大大的問號。這並非說美國憲制三權分立互相制衡足以卡住總統權力,而是只要對美國政治經濟學稍有認識都會明白這事出現的機會微乎其微。原因只有一個:一旦當上總統,很多事是不能做;這有外因的國際環境,更有內因的國內各種勢力。特朗普是地產商,他還是賭業大亨,在紐約毗鄰的新澤西大西洋城有Trump Plaza酒店賭場。這個開賭的人連姓氏也和賭有關,trump的另一個解釋是「王牌」,撲克牌局誰拿到trump便會戰無不勝折殺對手。開賭局的人只會想着大殺三方,有誰會說「禁止穆斯林入境」這些倒自己米的賭氣話? 要旨攫住社會目光美國總統選舉是一門巨大的系統工程,出馬競逐之後是長達七個月的初選過程,投票又分為黨團會議(caucus)和初選(primary)。按照傳統,第一場初選在東北部的新罕布什爾州舉行,第一場黨團會議則在中部的愛荷華州。一般而言,兩場過後,就會有些參選人退出,無謂浪耗錢財。之後到三四月間的「超級星期二」,一夜之間十幾個州舉行初選及黨團會議,這晚過後形勢即見清朗,兩黨可能各自剩下三兩人角逐。美國人多用run這個字形容競選工程,事實上確係如此,穿州過省僕僕風塵,腳力差點都無法完成。如今是初選仍未開始,所以參選人要想方設法攫住社會目光,特朗普是賭業大亨,哪有不明吆五喝六的道理,說話有多大膽就多大膽,你要他說明天跟俄羅斯開戰他也不介意,為的是晚間全國電視新聞的一分幾十秒air time。睽諸歷史,這情况以前曾經出現,尋且比起今次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更大膽也更令人瞠目結舌。一九八○年總統大選,共和黨出馬的是前演員、前加州州長列根,爭取連任的是民主黨總統卡特。一九七九年一月,美國正式與中共建交,這是卡特任內的主要外交成就,台灣在美國外交急轉彎的此役被一腳踢出局。與中共建交的消息,美國本來定了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灣時間上午十時宣布,但卻拖到十二月十六日凌晨二時十五分才通知台灣,距離公布不到八個鐘頭。美國駐台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在蔣經國官邸把這個消息告訴蔣,蔣當場狠批美國,指美國這樣做法「非但不誠實」,更「也將失去中華民國及其他國家人民對美國信心」。然而世事往往就是如此殘酷,幾十年的盟友這一刻棄之如敝屣,只見新人笑,哪見舊人哭。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的中國問題專家指出,蔣經國向有寫日記習慣,但在一九七九年之後全部隻字不記,估計是美國捨台灣而與中共建交,對蔣造成巨大打擊。 列根給台灣美麗的憧憬到了一九八○年大選年,列根是共和黨內保守一系代表人物,早於五十年代擔任荷李活演員工會主席時,曾參與對左翼影人的迫害,與發動「誰失去中國」極右翼參議員麥卡錫沆瀣一氣。列根長年與台灣關係良好,台灣把他與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同稱「對中華民國友好的美國友人」。列根出馬競逐總統之後,曾說倘若他當選總統,會考慮與中共斷交而與台灣復交。台灣在中共與美國建交一事吃了悶棍,之後內部形勢趨於收緊,意識形態回歸保守,跟着出現移民潮,所謂「牙刷主義」便是這時產物——隨時移民海外,只要帶一支牙刷傍身即可。此時傳出美台復交的可能,馬上當大事慶祝,人人翹首盼望列根上場,把中共從此踢到爪哇國。可是事物不以主觀意志而轉移,到了列根上台,他的首要外交任務是繼續壓制「邪惡帝國」蘇聯,中共則是美國聯手抗蘇的主要盟友。列根的國務卿是海格(Al Haig),他是尼克遜親手提拔的愛將,一九六九年只是肩上一顆星的准將,一九七二年火速升為四星上將,中間跳過三星中將這一關。海格當國務卿前是北約盟軍最高統帥,在西歐前線率領百萬北約大軍與蘇聯及其華約盟友槍口相對,他憎惡蘇聯到了「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你死我活地步。一俟海格入主國務院,首要是聯合中共抗蘇,這中間就牽涉到對台灣的關係處理。 列根給台灣殘酷的現實台灣在美國的反蘇大計是滄海一粟,美國為了取得中共的堅定支持,在台灣問題出現與列根競選期間截然不同的走向,所謂「考慮與中共斷交,與台灣復交」固然連影子都沒有,倒過來在武器售予台灣狠出一手。一九八二年,美國與中共簽署《八一七公報》,這是到今天北京與華府關係具體彰顯的三份公報之一,另外兩份是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及一九七九年的《建交公報》。台灣方面認為,傷害台灣最大的不是《建交公報》,而是限制美國售台武器質量及水平的《八一七公報》,公報的第六點,「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此後三十多年至今,美國向台灣只能出售一般水平的武器,無法提升。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有其攫取最大利益的終極考慮,八十年代冷戰方酣,反蘇大於一切,台灣只是枝末。再說,美國不是在美國總統手上,而是在利益集團的掌控當中,七十年代美國參議員馬斯基(Edmund Muskie)做過一件事,便是向美國最大的三百家企業去信,要求他們交出三十名最大股東的名單,以及這些人手上有多少股票。結果並不是所有企業都願意交出名單,但交出股東名單的有八十多家公司,資料可以看到,這些公司的主要股權在幾家跨國銀行手上,像是大通銀行、花旗銀行、摩根財團。也就是說,這些資本主義世界巨擘控制了美國主要的財富以及影響力。 美國到底在誰手上美國總統由選民投票選出,但美國總統無法忽視財團的影響力。富人除了政治捐獻,更是政策的推動或游說者,列根沒有與中共斷交,聯中抗蘇的地緣戰略之外是傾力到中國大陸做生意的美國財團取態所致。八十年代初,美國商人以「發現另一個新大陸」的心態去中國大陸,當時曾有一部書,書名可以清晰描寫這種心態﹕《一人一隻鞋》,只要中國一人買一隻鞋而不是一對鞋,已經足夠發大財。如此之下,列根豈會無端斷了財團的財路,至於選舉期間對台灣的承諾,就只能對不起老朋友了。 特朗普總統與賭業大亨特朗普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當應也作如是觀,如果把這話太過當作一回事是便宜了他。橫在特朗普面前的有十幾場初選,還有潛力不能小覷的杰布布殊,這個政治世家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只差在杰布布殊鬥心稍遜。就是特朗普成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還得面對氣勢如虹的民主黨希拉里。再退一萬步說,連希拉里在大選也成為特朗普手下敗將,那時特朗普總統想的將是另一回事——穆斯林有激進一系,但穆斯林更多的是溫和派,况且中東的石油多在穆斯林國家手上,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國際地緣政治也缺不了穆斯林國家,東南亞是印尼,次大陸是巴基斯坦,中亞是阿富汗。他若是與穆斯林結下樑子,更多煩事讓他吃不了兜着走;開賭的人吃四方飯,不能砸自己飯碗。初選快要來了,不妨拭目觀之,這個特朗普是不是另一個食言棄諾的列根。文:安裕,圖:路透社編輯: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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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兩代湖人

仙道彬談高比拜仁的長文道出了香港年輕一代籃球迷的NBA感懷,那天晚上我再讀這篇文章,掀起了不能壓抑NBA鄉愁。湖人,我曾經很熟,主場在洛杉磯西部的Inglewood,一九八四年頭一次去,三藩巿出發沿五號公路南下開車七小時進城後繞過聖塔莫尼卡就是。那時的湖人五員大將最有名氣是Kareem Abdul-Jabbar(渣巴),其餘四人是A.C.Green(格連),James Worthy(和菲),Earvin “Magic” Johnson(魔術莊遜),Michael Cooper(谷巴)。此外還有剛出來的Byron Scott,有戴着黑框眼鏡上陣的白人大前鋒Kurt Rambis。美國所謂三大體育運動,棒球第一,是所謂national pastime,四月打到十月;另外是九月到翌年二月的美式足球,如果要拿當年冠軍,也只打二十七場,很快就一季。籃球則是棒球季節結束之後的十一月開打,經過寒冬轉進翌年四五月。棒球在亞洲有其觀眾局限,日本南韓台灣以外,落地不多;美式足球又是另一種收視局限,光是搞清球例都要幾個月;NBA則舉世聞名,尤其是一九八四年佐敦冒出來之後。美國無時無刻需要「英雄」,高度商業化的NBA更是缺了半個都撐不下去。求過於供之下,佐敦的光環跨度之大可稱罕見,就算暫時「退休」去芝加哥白襪隊打棒球,但人們說的仍是籃球場上的佐敦而不是棒球員佐敦。佐敦之前的NBA英雄是費城的Julius Erving(艾榮),六呎七吋高手掌闊達十一吋,一般成年男子手掌平均寬約七點四吋,艾榮單手抓球入樽曾是亮麗的NBA風景線。然而這給了一些人一種說法:籃球員能跳善投都是天生。這是三十年間NBA涉及族裔的最大爭論。佐敦隱退,高比出現,無可置疑成為接班人選;不管高比自己是否願意,社會有着這樣渴求也就不由得你分說。不過,與身體脂肪比例特低的佐敦相比,高比顯然不是那樣優異的超級籃球運動員。今天人們說起高比,頭三個形容詞必定包括「苦練」,是「半夜爬起來練射球」或「早到晚走泡在訓練場一整天」,幾乎可以在小學課本裏做勵志課文。我不是高比的本格派球迷,嚴格來說這幾年講不上認真看過一整季的常規賽與季後賽,可是湖人作賽總能在電視體育新聞報道裏有一分幾十秒,驚鴻一瞥看了高比連投帶跳的獨行天下作風。一年接一年,基本沒變化,在個人主義至上的美國,統計數字是下一張合約的談判基礎,這些都很正常。「先天」與「後天」的爭論高比的正常是因為他是平常人,成功是靠流滿一地汗水的刻苦練習得來,不存在八九十年代NBA幾次爭論的背景條件,客觀上使得他避過體育場上的族裔颱風。只要有兩個族裔就易有矛盾,全世界都難以跳開,何况在風急浪尖的NBA。八十年代NBA進入收成期,向外擴散,球星再不是一城一國的專用而是面向世界。這時開始有人討論球星的能力——立正起跳離地三呎,投射百步穿揚。跟着的討論便進入容易惹人盛怒的階段:這是天生的。「天生」是讚美之詞抑或其他含意,很看話語前文後理(context);必須注意的是,那是八十年代,美國社會對族裔問題敏感的日子。八十年代中後期,芝加哥公牛有佐敦領軍,從長年不勝變成主場年年爆滿的強隊,揭開公牛王朝序幕;東岸的塞爾特人則以愛爾蘭裔的苦幹,牌面不及可是精神搭夠,多年不墜;西岸金黃色的奢華湖人以速度打開局面,魔術莊遜穿針引線,四十歲老來嬌的渣巴增重至二百二十磅,籃下與奧拉祖雲這些小伙子砸砸撞撞。同一時間,中西部汽車之城底特律的活塞隊乘時崛起,以肌肉而不是速度打球,很有粗線條風格,間中推撞幹架,強悍是標記。湖人塞爾特人都是有歷史的球隊,公牛是中西部第一大城的出品,可是一一都給活塞幹掉或至少不遜對手。平情而論,活塞人腳不及三支對手,但戰意勝人至少一籌,尤其是六呎一吋的隊長湯馬斯(Isiah Thomas),這個出身印第安納大學的控球後衛是精神領袖,於任何層面俱是。民權年代的球場爭逐球場是英雄地,雙方五人打四節四十八分鐘終場,身高身矮悉隨尊便,不能說是絕對平等但各有所求,有五呎四吋的夏洛特黃蜂控球後衛波格斯,有華盛頓子彈的七呎七吋蘇丹中鋒波爾。這裏頭有一則美談,話說子彈選秀選走打球基本功平平的波爾,被傳媒一頓狠扁,教練的回應頗有意思,客觀說明了「天生」與「後天」的解讀:「我可以教他打球,但我可不能教他長到七呎七吋。」當活塞壓下湖人公牛塞爾特人的時候,社會上出現一種聲音,「黑人球員打得好是天生的」。這話到底指向何人,也沒有知道語出何方,但在族裔關係緊張、並不因為《民權法案》通過而大幅緩和的美國,這話馬上惹起軒然大波。討論越過發酵過程,直接進入爭論,黑人球員毫不留情回擊,「你以為我們是野獸?生下來就懂跑曉跳?你看不到我們汗流浹背的苦練」。類似的黑白爭論的另一面發生在活塞球員Dennis Rodman(羅德曼)身上,一九八七年五月NBA總決賽是活塞對塞爾特人,羅德曼說塞爾特人的Larry Bird(布特)三度獲選最有價值球員是「非常過譽」(overrated),「只不過他是白人」(because he was white)。這些黑白言語交鋒像羅德曼輸球後的意氣之語,很快就發表聲明「我錯了」,表示向布特道歉。打球總有不能控制自己的一刻,有人會揮拳示意,有人會說幾句話一泄心頭之憤或心中之喜。球賽結束之後,可能還未回到家便已經遺忘場上曾經做過些什麼,然而正如錢幣的另一面,有的是心底潛在的所思所想。我們隔了三十年之後再着太平洋回望,讚揚一個運動員是「天生良材」,只會想到這是得有點過頭的美言,難以想像與族裔爭論扯上關係。然而在多元族裔的地方,這句話在受眾一方聽來,在特定時空下是截然不同的信息。你不能說黑人球員過敏,因為事實上他們在六七十年代成長之時,就是活在權利不對稱的時空之下。一句話聽出弦外之音,那是充滿張力的日子。六十年前的拒乘巴士運動究其原因,一句話或一個動作,都可能在沒有平權的時代成為時代標記。今天在美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付了錢坐哪兒都可以,六十年前是付了費卻不能坐在某些位子。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巿,黑人婦女羅莎帕克(Rosa Parks)坐在一輛公共巴士上的「有色人區」。後來上車的人多了,司機要求車上的黑人依據當地法規讓座白人,包括羅莎帕克。但她沒有讓座,結果被捕,事件掀起黑人社區反彈,四天之後的十二月五日,四萬黑人拒絕搭乘巴士,徒步走路上班,打響美國黑人民權鬥爭的第一槍,史稱Montgomery Bus Boycott(蒙哥馬利拒搭公車)。多少年後,羅莎帕克回憶那天的情景歷歷在目,司機朝她走去的時候,「我感到,我的決心猶如寒夜包擁着我的厚被」(I felt a determination to cover my body like a quilt on a winter night.)渣巴對高比的遙遠和應平權之路從來不易,高比的湖人前輩渣巴退役之後筆耕不輟,他生於四十年代,經歷黑人被歧視的惡劣時期,對任何形式的歧視極為痛恨。今年六月,正當高比享受退出NBA前的最後一個暑假,渣巴在《時代》雜誌發表一篇長文,談的是美國電視劇對黑人的描寫。或者高比退休之事此前沒有告訴渣巴,可是渣巴的文章呼應了NBA八十年代的「天生」論及如今的「後天」論——「國人視黑人既不是象徵也不是受害者,他們全體就像其他大部分人一樣,孜孜追逐美國夢」。美國夢是虛詞,「既不是象徵也不是受害者」(neither icons nor victims)才是說中要處;沒有天才,只有刻苦走出另一片天。高比多年的苦練是有心為之,然因而留下的遺產(legacy)是無意間得着的自我救贖。蒙哥馬利巴士事件六十周年之際,渣巴十二月二日寫給已然宣布退休的高比的長詩〈退休,抱擁他就像你抱擁我〉(Retirement, embrace him like you did me),言詞懇切,語多殷殷。此詩值得細嚼之處在於球場以外的迤邐人生,較諸高比宣布退休的詩作〈親愛的籃球〉(Dear Basketball)更為深刻入裏。兩代湖人名將以詩言志,各有所感,我則獨愛渣巴長詩,球場丁方之地盡見人世,這殆無疑問是高比雪夜的一床厚被。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2月6日)。 籃球 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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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八十年代

馮檢基臉上是幾天沒睡好的暗啞油光,電視直播裏聲音低沉平靜,也許是太累,半夜在點票中心的他失去了從街頭戰士到議事堂議員的魅力。年齡比他小起碼一半的記者圍攏着,提問只有一個核心:「黃仲棋有沒有界走你的票?」民主歷練日子久遠,馮檢基謹慎小心說「這就是民主選舉」。勝是英雄敗是寇,說多半句都無謂,故園不復舊城池,經營多年的山河就這樣丟了,雖說只差九十九票,然而一票就是一票,哪管你前世今生在深水埗做過什麼修橋補路派飯扶貧。這刻想起九十年代初一個女孩在立法局首次直選前的說話,女孩和我同一個部門,剛大學畢業,她說去投票了,要投給民協,「因為民協是做實事的」;之後多年香港政治地旋天轉,馮檢基的「又傾又砌」在亞洲電視《龍門陣》給黃毓民剷到上天花板。即使如此,我必須對今次落敗的軟硬不同民主派議員致敬,在《聯合聲明》簽署後的漫天風雨三十年,他們在各自範疇促進了香港的民主發展,保住香港免墮紅塵不起。然而殘酷的現實是輸了,「不容青史盡成灰」接着是青春始終喚不回。區選之後,為上一代議員失利黯然神傷的同時也為新一代的崛起欣喜,美國社會學者說的X世代如馮檢基何俊仁等退出帷幔,Y及Z世代接力破土而出,為疲累不堪的香港政治帶來一線生機。不談別的,只看新人,積極一點說,「雛鳳清於老鳳聲」,是為今天的香港。美國社會學者對XYZ世代嬗變有其說法:X世代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嬰兒潮,或是在日本以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劃線的「新人類」;Y世代是生於八十年代的一群而Z世代則是九十以及千禧世代。提出的社會學者用了一個相當生動的比喻分隔這三代人,不涉深澀的意識形態——X世代是買了電子產品但看不懂商品說明書更弄不通如何使用;Y世代則是把說明書像讀報紙那樣一看即明;Z世代是連說明書也不必看,產品上手就可以自己弄通一切。香港今次區選的特點就是這種世代差異,由是可以解說,X世代如馮檢基等無法在iPhone年代獲得共鳴的客觀原因。香港XYZ三個世代香港YZ世代的世界觀遠非X世代的上承戰後艱辛和國共內戰,二三十歲的他們生於香港民主初霽的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期,成長於經濟起飛的後「六四」九十年代;他們不若父執輩般背上是國共鬥爭延續這些包袱,卻較父母接受更多教育,包括完整的人文及美學知識;他們聰明敏銳充滿自信,對周邊人與事心有所感,自我形象的認知構建至今不滅的本土理念。準確而言,本土理念此刻仍說不上是一種「主義」,因為內容紛陳各具涵意,其中包含「港獨」一系,也有維護家園的土地本土,更包括守護香港民主發展的本土政治。這是沛然莫之能禦的世代交替,YZ世代的香港年輕一代出生之後就在「香港必定有民主」氛圍成長,因為至少到九十年代初,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仍按着《聯合聲明》辦事,儘管對直選步程各有說法,「港人治港」是不容動搖半分的中英誓言。事實上,中共於鄧小平在世時還是尊重「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人們還記得,九七前後中共官員外訪之後回國經港要中央批准,而且往往是不批居多,哪有今天西環操盤的說法。鄧小平一代其言其行,就是「兩制」與「一國」的分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的回歸嬰兒如今已然成長,飽受民主洗禮的新一代有着對社會的飽滿期許,要的是表達對這片千把平方公里土地的熱愛,從社會建設到政治架構一一如是。這股大潮隨着人口結構變化出現更強勢頭,本土化不一定是港獨,但本土化與X世代的「家國情懷」或是某些年輕一代指為「大中華膠」的血緣相比確是趨淡。必須指出,類似的情况並非刻意而就,隨着世代交替,對廣義上的「中國」趨輕而對香港本土趨重是無法避免的mega trend,加上近年中共對港政策愈發強硬,社會上年輕人的反彈,可於去年佔領運動得窺其中。世代更替無分泛民建制世代交替不僅在今次區選體現在民主派陣營,建制派亦可看到眉目。民建聯及工聯會力捧的陳穎欣擊敗馮檢基,前者二十五歲後者六十二,除了新鮮感更大的啟示是建制派也要年輕化,否則無以與YZ世代對話;三十年前港大中大國事學會諸君朗朗上口的《龍的傳人》《上甘嶺》,今天隨時可能被薄扶林馬料水新鮮人譏為「難聽過粗口」。沒有共同語言,年輕世代睬你都有味;相反,儘管政見不同,若然大家同一世代,埋身講話都容易得多。因此本土化不是民主派陣營獨有,建制也要改容易面,否則捱過今次區選也無法度過明年立法會選會;縱然兩者過關,四年後的區選難保不會大敗收場。只是建制有所避諱,只說「年輕化」而不提「本土化」,基本概念大致如一;譚耀宗讓位李慧琼,陳婉嫻在選戰揭曉當晚消失在歷史時刻的新聞照片當中。一代人的離場,造就另一代的出場。疏離母體衍生的本土情結難以輕易由上而下壓制,主政者如何觀察如何調動對策,此刻尚待下回分解。不過,這股新浪潮香港並非華人社會頭一遭,上世紀七十年代台灣已有「崔台菁」之說,即「催谷」「台灣」本地「精英」。一九七一年,中共加入聯合國,蔣介石以「漢賊不兩立」而退出,獨守海島一隅。這一段時期,國民黨無法「反攻大陸」已成事實,只能安身立命留在寶島,但是一九四九年隨蔣赴台的黨國大老業已垂暮,必須接續新一代的國民黨接班人,遂挑選台籍青年加入國民黨,期以成為二代中堅。蔣經國死後登大寶的李登輝以及司法院長林洋港等,便是在此時期被蔣經國相中上位的台籍精英。「革新保台」歷史背景幾乎同一時間,海外第一次保釣結束後,台灣留美的左傾學生到大陸工作生活,親國府的則陸續回到台灣,於是出現所謂「革新保台」之說,馬英九(哈佛大學)、宋楚瑜(喬治城大學)等人是其中之二。這些在美國頂級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一代,在國民黨蔣家父子放棄反攻大陸後的本土化大潮洪流裏回台。蔣家的計算是通過本土化讓國民黨千秋萬代,不致在老一輩黨國大老退出後無以為繼。當然,這個算盤在威權年代或能臻一時之效,到了兩蔣先後去世,威權管治成為歷史,本土力量擋也擋不住。再是中共一九九六年發動導彈「試射」威嚇,把本來可以團結的中間派趕到本土一系,斷絕了統派延續國民黨法統的後路。香港會否重複台灣的道路言之尚早,至低限度台灣仍是擁有國防外交的一個政治實體,中共只能巧言笑兮而不可疾言厲色。在另一個層面觀察,香港年輕一代近十年的走向,似是有着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學運路徑的影子,儘管無法斷言這是一代承襲一代,抑或根本就是宿命地進入發起——狂飈——退下——沉澱——再出發的五階段過程,但確實的歷史是,美國統治階層在學運已成強弩之末時反撲,聯邦調查局單是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拘捕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五人,學運組織為了籌集保釋金弄得筋疲力盡阮囊羞澀,無以為繼,只得韜光養晦,回到地方深耕細作,以時間換取空間。想不到的是,脫離激進之路到社區工作,孕育出二十年後九十年代冒起的平權運動(affirmative action ),在婦權、反核、環保、教育邁出光輝大道。香港今次區選之後,也有分析指出傘後組織低調落區爭取選民的說法,但這究竟是普遍現象抑或個別候選人的做法,是策略調整抑或是隨機的選戰行為,恐怕要待明年立法會選舉始能較清晰。深耕細作的細水長流即便如此,香港新生代冒起是泛民與建制都確認的新風,生於八十年代的年輕當選人在區選之後成為社會注目的一群,傳統的政治分析無法觀測這一代的政治能量若何,然而在上一代政治參與者因為傲慢、僵化、衰敗而被選民唾棄的當前,香港無以規避新時代的提早來臨。於統治者來說,這些政治新人類這一刻雖未見到足以撼動社會的香港論述,但其本土色彩或會引起統治階層憂慮——成長於《聯合聲明》揭櫫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代,說不定會拿着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簽字並在聯合國記錄的《聯合聲明》與北京一字一句爭拗得面紅耳熱,屆時會有人懊惱太過急於絞殺胸懷大中華情結的馮檢基何俊仁。一九五八年金門炮戰,雖說年代久遠,中共當年的考慮背景,依然值得作為研究框架觀察香港。世代更迭是自然規律,未來的香港變化,與新一代的崛起無法分割。這一進程啟步於二○一五年,香港社會在上星期日全程目擊並參與其中,區選翌日的星期一,月沉星寂,夜去朝來,太陽照常升起,good morning, this is Hong Kong。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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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訪美與中美關係

習近平到美國國事訪問,時間上與教宗到訪花旗幾乎重疊,美國雖不是像英國般把基督教奉為國教,但一向以來東北部天主教徒不少,尤以愛爾蘭裔佔多的麻省一帶更是重鎮,加上近三十年拉丁美洲移民激增,美國主流傳媒傾力報道,教宗風頭一時無兩。這次訪美,習近平先在西雅圖登陸,訪問當地之後轉赴東岸,既可調整飛越大洋的時差,又可避過海量的教宗新聞覆蓋。安排這次行程的官員,肯定曾經為此費煞思量。習近平在西雅圖有一場演說,介紹他出場的是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電視直播,基辛格遠看老態龍鍾,背都彎了大半;到了後來奧巴馬白宮擺下國宴,基辛格夫婦是座上客,鏡頭拉近一看,九十二歲的人仍然精神矍鑠,算是很不錯了。時光飛逝,一九七一年九月,基辛格在巴基斯坦佯裝肚痛乘搭專機秘密訪華,揭開美國與中共會談第一章,他見到的是周恩來等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那時習近平還在陝西下鄉當知青。基辛格盡晤中共歷代領導人,毛周之外有打倒四人幫之後的鄧小平,之後是江澤民胡錦濤乃至如今習近平。中美關係這段歷史,美方這一部分昔日會談主將碩果僅存的現時只有基辛格,當時年少得志,擔任助手、八十年代做過駐華大使的洛德(Winston Lord)今年都七十八了。克林頓九十年代上台後,對中國問題曾有一段時間長考,即如何在人權及戰略關係取得平衡,遂請益中美破冰大腦的尼克遜,基辛格則是在歷次中共領導人訪美皆是白宮國宴來賓。尼基二人之間是主僕關係,尼克遜開創性強不囿於意識形態,基辛格則是機靈滑頭不惹人厭。習近平與基辛格兩手一握那刻,兩個不同年代的中美關係主角觸碰不知作何感想,尤其是基辛格。毛澤東與尼克遜一席話這次習近平出訪前,大陸不少人紛紛出來說幾句,有的稱要給美國「一個教訓」,有的說要「揚顯國威」,反正就是要給美國下馬威。從近年大陸的網絡民情來說,這些話語很常見。回溯歷史,尼克遜一九七二年春訪華前夕,大陸文革正盛,全國的標語不是「打倒美帝國主義」便是「美國侵略者滾出台灣/越南」。想不到是尼克遜到了中南海,與談興極大的毛澤東一談就一個小時,根據美國公開的機密檔案,會談沒有講到具體問題,毛卻與哲學博士的基辛格大談哲學,還自報家門讀過尼克遜一九六二年的著作《六個危機》(Six Crises)。到了送客出門,尼克遜客套稱毛「氣色不錯」,毛則回應「氣色是騙人的」。毛尼會晤的新聞公布,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中共激進派方知變了顏色,一海之隔的日本左翼才知道毛主席與美國佬握了手。可是,大陸對「教訓論」有所期待的,今次可失望了。今天說中美關係,如果抽離世界格局,純以一人一事框架觀察,失之毫厘謬以千里。這實是家家有求的兩國之間勢力平衡,或者進一步說,是國際多邊關係的利益對冲。近年大陸有種流行說法:中俄結盟共同抗美,這類說話到習近平出發西雅圖之際仍極盛行。事實上,不能否認目前中俄關係確是密切,習近平與普京互訪次數之多,可說五十年代中蘇翻臉以降之最。從中共來說,與美國關係轉壞,拿俄羅斯作對冲不足為奇,四十年前中共便是以美國(或者說美國以中共)對冲蘇聯威脅。這道大三角習題三方玩了四十年而不衰,中共要玩得出色,必須在另外兩國之間走鋼線取得平衡,因為一旦太過親美,蘇俄在華北東北邊境隨時調動大軍環伺,一九七九年中越戰爭解放軍打到諒山勒令回頭,便是蘇聯在東北蠢蠢欲動,北京就在蘇軍導彈射程之內;過於親蘇俄,美國糾同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群起包夾中共蘇俄。蘇俄西太平洋海軍實力與美日對碰難言勝面,歷史上,一百一十年前東鄉平八郎在對馬海峽伏擊俄艦,打得俄軍艦隊崩潰,三艘戰艦沒命南逃跑到那時仍是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被解除武裝,蘇俄忌憚日美海軍有其歷史背景。親美抑親俄的兩刃劍中共五十年代與蘇聯交惡後,今天中俄關係更勝昔年,因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推行,目標就是中共與俄羅斯。這一態勢相信未來二十年不會出現根本變化,中共也着力做工作,比如拉攏南韓總統朴槿惠。但必須指出,南韓是民主國家,朴槿惠不可能永遠在朝,就等於安倍晉三今天盛氣凌人,但不會一輩子做首相,一旦總統首相換人,以往的關係會否繼續留傳,這是不穩定的因素。不同於普京,俄羅斯憲制改了又改,普京做總統時是總統制,普京做總理時是總理制,况且俄羅斯戰略利益瘦死駱駝比馬大,不是中共目前那種「發展中國家」水平。例子很多,近如敘利亞事件,中共只能當座上客無以置喙,俄軍出動轟炸機大炸「恐怖組織」與美國抬槓。國際政治講究的是拳頭實力,不是網上五毛也全非GDP。中共第一代領導人草莽出身,行事粗中有幼,借力打力。一九六九年中蘇珍寶島血戰之後,蘇聯一度考慮對中共核彈基地突襲,莫斯科向美國試探口風,美國一轉身就捅給傳媒,偷襲大計落空。這時中共始知自己曾經危在旦夕,尼克遜看見中蘇嫌隙惡化,探取接近中共的可能,華沙中美談判於是快馬加鞭,六十三次會面雖然談不出結果,但把中美拉在同一方向。一九七一年, 日本名古屋舉行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乒乓外交因為一個偶然因素揭開中美關係序幕,毛澤東經過長時間考慮,決定邀請美國隊訪華。以近年用濫了的所謂「巧實力」,中共七十年代初只有不到二十枚核彈,卻能借勢拴住有數千核彈頭的美蘇兩霸,用的便是這種巧勁。習近平晤安倍後的變化習近平上台後的外交政策明顯遠離美國而親密俄羅斯,這一態勢如前所述,美國既然重返亞洲針對中共,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北京APEC峰會習近平黑臉會見安倍晉三之後,中日關係轉進與二○一四年及之前罕見的奇特關係形態——習近平與安倍晉三會面前,中日官員達成四點共識,包括對歷史問題等。之後安倍晉三回到日本,外務省說這四點共識不能作準。日本不認帳,中共拿此當真,一直稱有「四點共識」,死馬當作活馬醫。其他方面,中共對日本稍見和緩,安倍晉三早前有關二戰結束七十年的談話,以及稍早時候日本國會通過新安保法案,北京態度可用「溫和」形容,與二○一四年年中連羽毛球隊也取消到日本參賽相比,確是不同。至於訪美更是明顯。大陸憤青的期許落空,被憤青認定要「教訓美國」的習近平主動提到中共反貪不是美國電視劇《紙牌屋》,全場哄笑,連習也忍俊不禁。這些情節,對大局當然不言影響,但到了白宮南草坪官方歡迎儀式,習近平說自己是「為和平而來」就絕不簡單。這話或許有人會說是門面話,但上溯去年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翌日,美軍派出B 52轟炸機直闖而過,中美關係可謂此一時彼一時,昨天幾乎要扔核彈,今天笑說和平,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人們無法得知。倘以時間事情編排比對,中美中日關係惡劣之時,美日領袖仍是今天的奧巴馬及安倍晉三,中方這邊則歷經起訴徐才厚周永康等軍政貪污巨頭。這是當時中共需要糾合全國力量「做幾件大事」而衍生的外交需要,抑或中共在俄美日之間找到一個絕妙平衡點,這是相當有意思的課題。美國也要做中共工夫美國對中共也有爭取過來的需要,以美國政客的現實,不可能把中共這只是「次要矛盾」的國家,推到「主要矛盾」的俄羅斯那邊去,這不是美國的最大利益。美國手上的牌不少,台灣是統是獨,很看美國態度。另一隻牌是「推心置腹」,以前一度很管用, 八十年代美國與中共關係良好,訪美的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就到過美國中部奧馬哈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參觀。這個基地是整個美國核力量中樞,雖然看的是表面東西,但願意抖出傳家寶給共產主義國家領袖參觀,美國的工作可說細緻入微。若非其後發生六四屠城,否則中美之間的關係發展,比今天的中俄大概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上,當時中國殲八戰機的雷達及火控系統,正在美國戰機生產商格魯曼支援下進行改裝,六四事件發生,美國當即撤回合約。美國立國二百餘年,卻是不折不扣的外交老狐狸,對中共的態度,除了七十年代中葉的「親中派」曾佔上風,其他時間及至現在俱是「泛亞派」主導,這是以美日韓為軸心的對中共聯盟。前駐華大使、曾駐北京的中央情報局人員李潔明(James Lilley)在其回憶錄《James Lilley’s Memoir》一針見血指出,對中共不可急躁,他以耶魯大學漢學巨擘史景遷(Johnathan Spence)一九六九年舊作《The Change China》(改變中國)為引子,指出十七世紀以來外國人一直想改變中國,到頭來一事無成,李潔明以此稱美國不可能改變中國的歷史,但可以影響中國的行為,讓中共領導人親自到外邊看世界。其言其行,與今天美國對付中共策略大致相同。一個律師與一個博士耄耋的基辛格如今仍是吃中國關係這碗飯,而且生意做得極大,不過,眾所周知的事實,當年打開中美關係構想,不是出自他這個哈佛博士而是曾經潦倒不堪的事務律師尼克遜。基辛格是學者出身的外交家,然無法與眼光恢弘的尼克遜相比。尼克遜任內犯事纍纍,但此人確係非同小可,退休後著作等身,內容的具卓見,其中一書取名《Seize the Moment》,講的是美國如何在後冷戰年代獨取世界。此書書名出自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悠悠五十年中美關係,兩大梟雄殊途同歸,既是巧合,亦是命運。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美國 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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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待捲起千堆雪

佔領運動一周年,香港社會最近這段時間湧現大量對這次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影響最廣袤政治運動的回憶或回顧:有個人層次那月那日私密記事,有集體層次那時那刻決策判斷。姑勿論這些紀事是從哪一方面出發,無論於黃絲或藍絲,若對七十九天的回望僅是沉溺於一時一事或一人一物的糾纏,企圖在快餐文化氛圍下把時空高度壓縮從而得出誰勝誰負的所謂「結論」,到頭來只會落得粗疏失真,失卻太史公所言的「述往事以思來者」,墮入美國社會學者吉特林(Todd Gitlin)說的upheavals begin as surprises and end as cliches(動盪始於從天而降終失於陳腔濫調)。與二○○三年的五十萬人上街相比,佔領運動的多元特質遠非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的單一議題,佔領運動牽涉的議程不僅是特首普選與政制改革,更有後九七香港社會意識形態的嬗變,以及影響深遠的香港往何處去的質問。於一個年齡世代與權力結構正處於轉折階段的社會,佔領運動在此一框架下所顯出的多元本質,不是五十萬人上街二十三條叫停後驟然失去運動目標般單一。正因為多元,佔領運動難以在結束之後的短暫時間與空間之內得出結論。當然,這不是說香港社會運動應該坐食山崩,在這一漫長的過程當中,社會力量依然生生不息,佔領運動的博弈從中獲致改變社會的參數,為將來更大的變革蓄儲動能。佔領運動如果此刻匆匆定論,令人聯想四十年前的另一條軌迹: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保釣運動,短暫激情過後四分五裂,有人去北京有人回台北,有人嚮往新中國有人重返寶島革新保台。人來人往旅次匆匆之間,東海釣魚台棄之一隅,那末,到底這是一次保衛國土運動,抑或是在中共文革狂熱下對蔣家政權的唾棄而對中共政權的擁抱?到今天,類似討論仍然游走於新大陸及海峽兩岸。倘是把佔領運動仍然定位政制改革爭論,這是只見樹本不見樹林。也許,在相當部分參與者心中,佔領運動要旨在於「特首直選」四字,事實上一年前風餐露宿睡在金鐘旺角的巿民唯一訴求便是如此樸素。然而結合當時以至今天香港的社會狀况,不難看出這些都是芸芸枝葉的其中之一。走上街頭的反彈源於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全面失衡,政治上「左」傾政策冒起,回歸初年的寬容空間大量佚失;經濟上高昂樓價房租令年輕一代對特區政府是否有效管治失去信心;社會上忘乎所以高速發展的二次開山填海帶來不是機遇而是剷平城巿回憶。職是之故,佔領運動實是年輕人由頂至踵的自我更新期許,這一點若無法清晰確認,便會跌入二元窠臼,傳統派的流於對一切歌功頌德,修正學派的對蠅頭小事挑剔責難。易流於傳統派與修正派史觀事件的歷史定位確實需要沉澱,但是過程之中蘊含巨大危機,隨時出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截然相反結論。短暫的歷史關進冷藏庫,時空差別之際,另一種意識形態悄悄興起,到後來發展成足以扭轉事件初衷的集體認知,這不免令人想起七十年代尼克遜下台及其之後的連串事態。如若抽離共和民主兩黨爭議的政治背景,必能看到時代嬗變對歷史評說的極端影響,說明時空易位對歷史總結的困惑。一九七三年,尼克遜政府因為水門案醜聞陣腳大亂,同年十月,副總統艾格紐(Spiro Agnew)突然辭職,根據美國憲法,美利堅合眾國不能沒有副總統,儘管副總統在美國憲制權力結構入於「展覽品」一類,展示作用多於功能作用。尼克遜根據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五條,直接任命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福特(Gerald Ford)擔任副總統。美國上下對此嘩然,但震動全國是一年後的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遜辭職,福特接任總統。這是研究美國憲法相當有意思的一節,福特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不是由選舉產生的總統及副總統。總統未經選舉產生為數不少,例子之一是甘迺迪遇弒身亡,副總統詹森不經選舉直接登大寶,但至少詹森是在一九六○年經過選舉產生的副總統。一九七四年的一段美國舊史更大的嘩然發生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亦即福特擔任總統後僅三十天,他發出總統命令四三一一號,以總統特赦令無條件赦免尼克遜在任內可能犯下的一切刑罪。剛從反戰氛圍喘過氣來的美國無法接受這一決定,用今天的話來說,尼克遜分明與福特私相授受,以副總統甚至總統權位換取免於刑責。福特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生,年輕時愛打美式足球,是校隊成員,特赦宣布之後,政治評論家謔而更虐的說他打球時「撞壞了頭」。福特從此人格降級,一九七五年深冬到訪中國,以當時的國際政治來說是一樁大事,但美國傳媒對人格已失的總統嗤之以鼻,變了一宗可有可無的消息。一九七六年大選,福特出馬角逐連任,美國選民對他特赦尼克遜無法接受,寧願給一個毫無聯邦管治經驗但形象清新的南部「鄉下佬」卡特入住白宮,以泄心頭之氣。歷史就這樣塵封三十年,沒有人討論福特的白宮生涯。然而就在這三十年美國出現巨大變化,一九八○年大選,保守派的列根大戰勝卡特殺入白宮,八年後老布殊再下一城,十二年的保守主義建構成至今顛撲不破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美國一切都變了,從經濟到社會到政治,藍色的共和黨版圖跨過阿伯拉罕山脈橫掃中西部,再南下佛羅里達,民主黨的克林頓變成溫和民主黨人其實是真正的共和黨;之後小布殊再來八年,總保守化從此改變美國。二○○六年,福特去世,三十年人間扭轉一切,三十年前狠批福特的《紐約時報》給予極高評價,當年幾乎與福特不共戴天的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在福特去世前曾說,「從現在看,總統那時是對的」(and now we see that President Ford was right)。歷史的「現在」和「從前」的弔詭三十年前的私相授受變成三十年後的「為了國家」,福特的定論說明歷史確是有着「現在」和「從前」的弔詭質疑。出現這一情况不是偶然,美國社會沒有在福特發出特赦令之後持續討論事件,而是出於討厭之情把這從此束之高閣,任由外界的保守高溫把處於靜止狀態的事件慢烤成泛道德化,以「人皆有之」的泛道德主義處理牽涉總統是否涉嫌以官職換取特赦的論爭。香港佔領運動如今面臨的就是類如情况的悖論——過於急促為佔領定論,未能在更廣闊的社會事務光譜上鑑定,連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殖民地政府重新檢視除了政治因素導致暴動、有否社會情景這一更重要的背景的做法亦付之闕如。如此,佔領運動極可能得出的結論是泛民一方的政府打壓、建制一派的社會動亂,政治上各取所需,倒過來失去真正檢視佔領運動因何而來因何而止的黃金機會,浪費了香港社會自行體檢自我修正的絕佳時機。歷史清明 耳目必也清明誠然,人們在一周年之際絕對可以反思佔領運動的紅黃藍綠各方,或者這當中的出發點是懼怕一旦失去對七十九天的記憶便會失去自己。若係如此,香港這個城巿確是難以閱讀,一場延綿七十九天的圍城運動如果無法在七百萬巿民心中留下記念教訓,則這個城巿就不值愛護。遠的不說,中共文革十年浩劫之後,雖云中共對毛澤東功過評說是「功大於過」,但由此大量湧現的傷痕文學,在療傷過程讓八億人民汲取在政治運動中被權力擺佈的非人性教訓,從此耳目清明,心中有數。香港社會對佔領七十九日的歷程,不可能失去記憶,只是由於各人身處位置只能看到運動的某一維度,無法得窺全部,其他的一點一滴則須待長年持續的討論,不言放棄的後續跟進,等到一天狂飈終於吹去滿天迷霧,輪廓清晰如昔,就如吉特林回顧美國學運的力作書名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希望的年頭,憤懣的日子),希望與憤懣有主有客有先有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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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的反安保鬥爭

霞關。江戶年間名將雲集之地,明治以降迄今的日本政治中心。從靠東的日比谷公園下車,穿過環境優美的謐靜街道,南轉經過前大藏省和前通商產業省,這兩幢大樓曾是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騰飛的核心。多年前到通產省找朋友,昏暗的電梯走廊只掛着一個燈泡,接待處沙發皺折露出裏頭棉邊,日本公務系統節儉克己得令人訝然,難以想像當年震動世界的經貿戰略出自這些辦公樓。朝西走十幾分鐘,國會議事堂的尖頂遠處可見;警視廳在這側,因為首相官邸和內閣府也在這邊,警備極為森嚴,紅白色拒馬在大樓前隨處可見。往前走,國會廣場就在眼前,多年前日本電視劇Change有幾個鏡頭把國會拍得頗有氣勢,但只要到現場一走,馬上知道鏡頭有其局限﹕把廣場拍得太小了。一九六○年第一次反安保鬥爭,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一九六九年爆發的第二次反安保鬥爭,國會附近道路變成戰場;今年是第三次反安保鬥爭,國會前民眾十三萬人。三次反安保鬥爭,都不離這片遼闊的廣場。五十五年,三次反安保鬥爭,是日本三代學生的抗爭。對戰另一方,是一個家族三代人對安保的執迷。三個年代三個首相,一九六○年的岸信介,一九六九年的佐藤榮作,二○一五年的安倍晉三,他們仨都是同一家族:岸信介是安倍晉三的外公,佐藤榮作是岸信介的親弟,是岸信介小時過繼而改姓岸。這幾天注意力都放在新安保法案發展,日本主要傳媒立場清晰,絕不含糊,周五上午的網上新聞,護憲派大報《朝日新聞》標題「對首相問責決議 午後不信任動議」;親自民黨的《讀賣新聞》是「安保攻防 在野黨徹底抗戰」。安倍晉三聯盟控制參眾兩院,儘管民意對通過新安保法案反彈極大,由於掌控國會,通過只是時間問題。這樣一來,岸信介——佐藤榮作——安倍晉三這家族三代人,終致達到對安保法案的期許:延續,擴大,修改。最終日本做回政客所言的「正常國家」,卻未能取信於日本人民。岸信介—佐藤榮作—安倍晉三從岸信介到安倍晉三孜孜於安保法案,除了他們的長年認知不變,與日本國內政治尤其是選舉有極大關係。日本有一個會員數量龐大的組織「戰爭遺屬協會」,成員大部分是太平洋戰爭死難者家屬,這裏頭包括戰死的日本兵家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厚生省發表調查報告,戰爭遺屬一百七十九萬戶,牽涉人口未見透露。八九十年代,戰爭遺屬協會成員達二百萬,自民黨高層包括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都是協會成員。這二百萬人,說白就是二百萬張選票,日本選舉制度雖是複雜的「小選區單議席比例代表並行制」,但一人一票則是事實,這二百萬票代表了社會上的一種意識形態。自民黨抓緊工商漁農,還有這二百萬鐵票,建構了一九五五年組黨之後到一九九三年初敗的三十八年連續執政基礎。三次反安保鬥爭,延綿半世紀。一九六○年的第一次反安保鬥爭與今次的頗為相似,第二次反安保鬥爭牽涉到日歐美以及中國大陸的群眾運動。第一次及第三次反安保鬥爭共同點,是反對讓日本成為美國圍堵中國蘇聯的包夾成員。第一次反安保鬥爭純粹是日本社會反戰力量的體現,經過三四十年代殘酷的侵略戰爭,社會上和平呼聲極大,加上美國佔領軍為日本修訂和平憲法,從而建構日本戰後第一代新人類。這些人有着以下特點:普遍年輕、初炙民主、勇於表達。他們認為日本要實現真正和平,就要脫離當時籠罩全球的冷戰思維。事後回看,這一和平意識其來有自,既有美國的影響,也有中蘇共的,然而後者影響有其局限,中共與日本當時還未建交,民間往來少之又少;蘇聯根本無法把手伸進日本,且日本內部左派認定蘇聯是馬列叛徒修正主義分子,鄙與交往。全民親炙的第一次反安保第一次反安保鬥爭出自日本人民的對戰爭反省,可以說,包圍國會的三十三萬人,以及參與大罷工的逾五百萬工人,俱是第一次親身經歷民主運動,這為他們帶來無比自豪感,延留至今。作家村上春樹二○○九年作品《1Q84》便是以第一次反安保鬥爭為主動脈,穿插其中的是參與鬥爭的東京大學學生,包括在衝突中死亡的東大文學部學生樺美智子。半世紀以來,樺美智子成為日本學運以及社會運動的圖騰,儘管其後有證據顯示樺美智子一九五七年加入日本共產黨,但日共是合法政治組織,扣帽子也不能把樺美智子的反抗形象塗紅。後來有一種說法,指毛澤東周恩來對日本反安保鬥爭有其影響,翻看歷史,卻只是毛周在會見日本左翼人士的講話,並無有形介入的實質證據。不過,一九六○年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左翼青年代表團時說的一番話,可視為九年後第二次反安保鬥爭的引信之一,「像日本這樣偉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長期接受外國人統治的。日本的獨立與自由是大有希望的。勝利是一步一步取得的,大眾的自覺性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來訪的日本客人包括一個叫大江健三郎的年輕作家,一九九四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授獎當天,大江健三郎的演說題目是〈曖昧日本的我〉,對戰後日本大加鞭撻。與另一位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獲獎演說〈美麗日本的我〉相比,一詞之別,折射出兩個年代日本文學家的胸臆。岸信介在日本社會巨大抗議聲中急忙通過安保條約續期,之後匆匆下台,由經濟專家池田勇人接任首相。池田是日本戰後名相吉田茂門生,他提出放下政治包袱推動經濟,任內舉行東京奧運,日本總體經濟超越西德在資本主義世界排行第二。六十年代是震驚世界的時代,日本自不例外,一九六九年,為期十年的安保條約又到續約時,此時世界各地風雲色變,歐洲學潮,美國反戰,中共文革,三個地域三場自頂而踵改變人們精神面貌的社會政治運動轟然而至,相對第一次反安保鬥爭,這次的中間夾雜了更多的「革命」因素。這裏把革命一詞加上引號,原因是東海西側的中共文革激進因子對日本學運的影響。四海翻騰下的第二次反安保暴力衝突是第二次反安保鬥爭的要點。經過第一次反安保鬥爭的歷程,日本警察在控制人群方面大幅提升裝備及戰術,警視廳別動隊掄起大棒打得學生腦震盪,學生則以石塊甚至汽油彈回擊。東京多所大學附近地鐵站路面的圓石,被學生挖光用來作武器;社會上雖然不滿安保續期,但也對屢屢不止的暴力衝突心生反感。相對於第一次反安保鬥爭,這次較少出現十幾萬人包圍國會場景,其後學生久攻不下,變成拉鋸,佐藤榮作政府順利讓安保條約續期。反安保鬥爭由此一炁化三清,激進左翼脫隊,意圖以暴力方式遂其改變日本目的。同一時間,三支赤軍組成,其中以一九七二年淺間山莊事件最為震動全國,一批聯合赤軍成員佔領輕井澤一旅舍,電視直播警察攻堅過程,有聯合赤軍成員父母到現場喊話,「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回家吧」,最為引人注目。相對於六十年代的萬馬奔騰,七十年代則是萬馬齊瘖。安保條約續效,石油危機掩至,美國撤出越南,歐洲學運結束,文革已近尾聲,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呈現與社運學運相逆走向。總保守主義在西歐及美國抬頭,一九六○年萌發的運動,轉進無人知道何去何從的方向。美國學運領袖海登(Tom Hayden)參加地方議會選舉,轉入建制內進行他所說的「稅制改革,公共擁有公用資源,平權運動」三大目標;此舉有人批判為投降主義,但海登則稱為社會深耕。一九七六年,中共文革結束,曾經「要掃除一切害人蟲」的幹將竟然就是殘民以逞的一幫;日本學運無以為繼,個別領袖轉回地方,為環境保護出力。回到起點的第三次反安保第三次反安保鬥爭目標是第一次反安保鬥爭的延續,只是大氣候已然不同——反對安保與中共沒有關係,純從保護日本和平憲法出發,要把日本從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拉回來,建立一己的獨立和平人格。他們不求解放世界,不汲汲於反帝反殖這些口號式願景,準確而言,這些早前包圍日本國會的十幾萬人是嶄新的反安保一代。如果因為北京的反日政策而把他們歸類為支持中共,那是極為錯誤的記述,敵人的敵人不代表就是朋友。很難想像,身穿印有反安保口號汗衫、高喊tell me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的日本年輕一代,會與千里外一個陌生的非經民主產生外國政府有着共同話題。至於半世紀以來反安保鬥爭另一邊的岸信介家族,老神在在,紋風不動,都二十一世紀的人了,其思想及肉體仍然存活在戰前的歷史,恐怕只有日本這種現代與古代並存的社會才有如此的曖昧不明。這種文化以及歷史層次的對立,恰如其分印證二十一年前大江健三郎諾貝爾獎演辭〈曖昧日本的我〉的真義:「國門開放以後,一百二十年的現代化進程,日本正從根本上被曖昧所撕裂。強大而又銳利把國人與國家一同撕裂的曖昧,呈現在日本及日本人的表面。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全盤向西歐學習,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傳統文化。如此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侵略者的角色。向西歐全面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在西方看來始終有不明之處,是不能理解或者至少是理解不順。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處於孤立境地。」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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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戰後七十周年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以包括閱兵的各種形式記念七十年前的勝利,昔日敗將德國則以德意志民族方式為戰後漫長的搜尋國際人格定位找到坐標——沒有對戰勝國低眉失額,也不是蠢蠢欲動重建軍力,德國人就像他們製造的汽車引擎的發動聲音那樣,低沉雄渾,隆然巨響天際而降。前幾天,臉書上有幾張照片,德國足球隊多蒙特及聖保利的球員各拉着一幅橫額出場:一塊上面寫着REFUGEES(難民),一塊則是WELCOME(歡迎)。所說的,是這段時期湧到歐洲的北非難民。如果日本有人咕嘀「要道歉到什麼時候?」,德國人更有理由投訴聯合國了。到今天德國還在為二戰賠罪還禮,希臘左翼政府一句「德國二戰作孽」,幾乎讓德國從此消音不提歐債。美國更是從沒對德國放鬆過一分,年前美國廣播公司(ABC)劇集Pan Am,講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空中霸王泛美航空公司發展史,中間插了一段法國二戰孤兒長大後當上泛美空姐,首航西柏林卻無法寬恕納粹往事,憤而在美國使館酒會唱出佔領年代被迫學着的德國國歌;空姐一面唱着,臉容由寬轉緊,從微笑而憤怨。德國便是如斯在西方世界過了戰後這七十年。德國當下張開雙手擁抱八十萬難民,從實際出發是為了缺乏勞動力的經濟添加燃料,但這八十萬人如何從難民變成合格技工在平治西門子工作,那是無法預見的走勢。然而德國人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袖手旁觀(中國),裝腔作勢(俄羅斯),詐傻扮懵(法國),謀定後動(英國美國)之時伸出援手,任憑說德國機心深重,都不能不停一停想一想:七十年的生聚教訓,今天的德國確是了不起。一九四五年秋初之時的德國,誰都是難民。一九四五年秋末,駐歐戰地記者蕭乾在他著名長篇現場報道《南德的暮秋》勾勒戰敗的德國如何不堪。蕭乾是中共黨員,但這篇以記者身分目擊撰寫的萬言長文,沒有一句八股,戰勝國的勝利歡欣,戰敗國的末將氣短一一躍然而出。然而蕭乾不是以戰勝國記者的身分大刺刺頤指氣使,豪言大國再興,他從難民營小學生以至戰俘營看到這個國家的未來。如果說,蕭乾的同事朱啟平在現場記錄日本在東京灣美艦簽署降書的長文《落日》是太平洋戰爭的經典報道,《南德的暮秋》則是歐洲戰場落幕重生的親眼記述。可惜的是,中共雖把《落日》列為語文教材,但大陸互聯網所載的《落日》不少都刪去原文最後一段,其內包括「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何以刪之,一直無法判定原因,只是這一段總結感言消失在空氣之中,無面目見國人以及朱先生。《南德的暮秋》:誰都是難民也許是時間上的巧合,但客觀而言,如今的德國人以他們對難民的支持來經歷戰敗七十周年;進一步說,德國實是以自身重量平衡難民衝擊帶來的失衡。某程度而言,東德出身的默克爾是用德國等於戰敗國的沉重歷史觀照,向世界解說人道危機可以如何處理。這大手筆的收容八十萬人的做法,第一步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踏出——《南德的暮秋》:「為培植新德國,最重要的是兩項工作:第一是教育改革,第二是政黨扶植。……因為經納粹黨蹂躪十年的德國,未受毒化的師資是不易尋覓的。有的學校,職員四分之三都得重新換人。校址及教材自也困難萬分。軍事政府派人專司檢查或編輯新的教科書,同時,廣設師範學校,造就師資。七月我在柏林的時候,德工會與政黨才剛獲准成立。如今他們已活躍起來了。最近社會民主黨曾在法蘭克福交易所開會,聽眾一千八百人。目前德國各政黨都有兩個共同原則,對外承認戰罪,負責賠償,對內各黨團結,協力重建德國」。蕭乾七十年前在德國看到的不僅是戰勝國逼迫之下的自我改造,更多是沉重的難民包袱。他在萊茵河畔的八千人難民收容所,認識一個來自浙江青田的徐姓商人,徐指着說這座樓收容波蘭難民那座是希臘難民,徐先生住在南斯拉夫難民的一座樓,蕭乾問一個年輕人是左派的鐵托支持者抑或右派米海洛維奇支持者,青年用刀往桌上一刴,「當然鐵托」。這種難民營到處都是。德國人自己也是難民,有丈夫開麵包店其後被召去打仗從此音信渺然的房東太太;大批婦女生活無着,只得替佔領軍或外國人當傭工;英國家庭主婦投書報社,要把德國奧地利婦女送到英國做家傭。另一類是戰俘,一般德軍經查明底細只是被召充軍後,送到專門接待盟軍的招待所工作,有人當樂師,有人當侍應,有人當廚子。《南德的暮秋》:「如今那長長樓房,已為木板隔開,分為『修補軍裝部』、『修指甲部』、『理髮』、『啤酒館』、『書攤』等等一律免費。伺候都是德國俘虜,綠色軍裝背後大大印着WP(War Prisoner)兩個白字。牆上到處貼着告示:『服侍你的是戰俘,請不要向他們道謝,請不要付他們小賬或贈與錢物』。」國不成國頓失所依的戰後納粹黨人在紐倫堡受審有吃有住,德國百姓則成為難民頓失所依。一九四五年的德國國不成國,民不成民,德國人就在流離失所之間蹣跚重建家國。雖然戰後美國馬歇爾計劃在西歐推動經濟得力,但一國的良心建立不是金元可以使得。西德與東德都小心翼翼走着這條良心之路,戰後西德一度欲以戰前的德國國歌《德意志人之歌》為正式國歌,此歌原譜是海頓的《皇帝四重奏》,可是因為此歌的第一段歌詞「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滿有納粹色彩,結果不被採納。直至九十年代東西德統一之後,確認此歌對統一德國的意義,然而只唱第三段「統一、主權和自由,為了德意志祖國」。東德的國歌是《從廢墟中崛起》,反戰自省更是溢於曲詞,「我們要和平光輝永照」。七十年間德國成為經濟大國,政治上謹小慎微,對國際事務不輕言表態,出兵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可以不去就不去,長年在北約東部前線卻對用武克制得令北約諸國不滿。兩德統一之後,仍然是經濟巨人政治侏儒,其間慢慢摸索定位,如何讓世人不再擔憂德國,一一成為超黨派共識。這種分際極難掌握,步伐大一點,法國波蘭馬上驚醒,喚起被侵略瓜分的痛苦回憶;步伐太小,又與其經濟大國身分不符。經過時日鍛煉,德國逐步走上自我確認自我肯定的道路,政經方面以歐洲總體利益為經、人文層面以關懷團結為緯的新德國主義,終於在這次難民人道危機顯露出來。總理默克爾接納八十萬難民,大手筆突顯的是德國的世界觀:大國能力用以濟世而非戰釁。德國回到大國舞台,毋須跟隨戰勝國美國英國,幅員廣大足以一肩挑起國際道義。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德國重生。人文關懷的新德國主義德國以人文關懷在亂世走出新路,不爭論意識形態,不糾纏政經利益,在混沌當中立見清新。她是北約成員,對烏克蘭危機自有一己看法;她是歐洲大國,汲汲於區內團結多於一切;她是美英盟友,行事不全抱着美國大腿不放。這不是說德國十全十美,接收八十萬難民有經濟考慮,然而睽諸史實,一路走來,不矜不伐。有人說德國人老謀深算得比日本來得沉穩,我不懂,只道是德意志哲學家如林,一個熱愛思考的民族,想必比起咄咄逼人的來得步履方圓,這一點,恐怕是毋庸爭論的了。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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