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讓我學會的那些事

DSE 今天放榜(按:文章原發於2016年7月13日文憑試放榜日),不少學生現在一定十分緊張,擔心一旦成績未如理想,如何為自己安排出路。我教的是副學士,深深知道在這個冷漠功利的社會,一個學生公開試失手將會面對怎樣艱苦的過程,很希望大家都能順順利利,拿取好成績。然而說到這裹,心中不禁不忿這個社會為甚麼總愛拿外在的指標,如財富、成績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最近專訪多了,其中一篇報導中,我提及一位舊朋友用相當不屑的語氣,說副學士的學生搞社運,是因為這些「被八大淘汰了的學生」要藉此找回大專生的身份認同,甚為刻薄。可惜不能否認的是,在功利主義盛行的香港,有這種想法的人大概並不少。這就讓我更加深深不忿。記者們都愛問我一個問題,一個博士為甚麼要走得這麼前?我說是因為學生,他們便會好奇,我為何跟學生這麼接近。我在學校曾任教一科「自我認識與溝通」,需要大家一起分享成長經歷。我告訴記者,教過此科以後,我真正學懂甚麼叫尊重。我的學生普遍來自基層家庭,一般的成長經歷都甚為艱苦,深刻的故事很多。其中一個平日甚為開朗,經常深宵還留在學校讀書的女孩,談到自己的成長時說,由於父親嗜賭,經常欠下街數,家中不時會被淋紅油,因此經常都要搬家,居無定所。亦因此家裹氣氛一直焦躁,不時有家庭暴力發生,自己一雙耳膜亦曾被打穿。她說着的時候,還安慰一臉驚愕的同學說:耳膜輕微受損不打緊,會自己埋口的,仍有聽力。因為公開試考得不好,她卻愛讀書,所以就決心供自已讀副學士,學費及生活費就是借貸及憑自己打工賺回來。其實家人甚至連她在讀副學士,讀甚麼科都不知道。而這個女孩,平日不單勤奮,還是經常為同學帶來歡樂的開心果,堅強得看不出她有甚麼憂愁。她因為居無定所,家裏亦多爭吵,所以很多時是有家歸不得,留在學校深宵讀書。說着說着,她有點抖震,流着淚,而眼淺的我老早就流下淚來。猶記得當日聽完學生們的故事,只覺他們許多人肩上所承擔的,背後所經歷的,都比我沉重得多。他們承受着這一切一切,卻仍然心靈正直,仍然堅強不屈於人生的種種困苦之前,甚至熱心參與社會,匡扶弱勢,我只覺他們的心實在可敬可愛。我們有誰敢說,自己若經歷這些磨難,仍可保有像他們一樣堅強不屈,光明正直的心?看着他們為了升學,捱盡苦頭,又有誰敢說,我這個博士銜頭比他們的副學士學位來得可敬?記得有次在外碰見這位女同學正在當兼職侍應生,心裡更是百般滋味。這些基層學生,為了升學嚐盡苦頭,少不免因工作量多而影響成績。即使能夠升學的,幾年後揹上的學債也不知要困擾他們多久。副學士的教學經歷,叫我痛切地明白到大專生學費減免的逼切性,更為副學士學生所受的壓迫感到不平。為什麼要一面開設課程,卻又只撥稀少的升學額,叫他們隨時賠上了青春、心血與學債,卻落得一場空?而講到底,最叫我痛心的,是為甚麼我們的社會總是這麼膚淺地愛用表面的數字來衡量人?擁有博士銜頭就一定比副學士高貴?我認為,一位關心同學,熱誠正直,堅強不屈的副學士女孩,要比那種只重視個人利益,爭名逐利的功利知識份子心靈高貴得多,也能為身邊的人帶來正面價值得多。我的學生,教懂我如何放下外在框框,用尊重的眼光看別人,更明白到我們必須讓走在人生苦路上的每個人都受到基本尊重,並多給他們機會走出屬於自己的路。(感謝這位舊生同意讓我寫出她的事)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DSE 公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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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梁天琦商榷——捍衛本土,需要怎樣的經濟思考?

改變香港的方法系列之一對於如何可以走出困局,為香港帶來實質的改變,一直是小麗民主教室仝人努力思考的方向。過去多年,不少論者都提出過解決辦法,惟未見成效。政府的專 權、不民主及顢頇無能固然是一大原因,但我們相信問題不止於此。有一些根本的觀念和價值觀問題,似乎一直不為人所注意,導致我們走很多冤枉路。這個系列的 文章正希望作一個嘗試,從觀念開始反思可行的改變香港之方法。這篇文章旨在提出一種以保育和發展本土為出發點的經濟觀,並和香港主流價值一直擁抱的自由市場邏輯作對比。之所以相當「反潮流」地寫這樣的一篇理論 性長文,是因為我們認為本土思潮興起至今,似乎還未有以本土視角為出發點,對經濟發展的觀念作出反思。這篇文章希望填補這個空隙,或至少打開這個討論。我雖然是文章的執筆者(因此文責應由我負),但其實內裡很多觀點,都是我和小麗民主教室的幾位友好成員長期討論的結果,所以我也決定文章由小麗民主教室發表。寫這篇文章更直接的緣起是我們對梁天琦在一次論壇發言的討論。最後文章的很多論點雖然並非直接回應他,但我們相信梁的說法在近來本土派的論述中 有相當的代表性,因此仍然保留他的發言作為討論的引子。==========今年六四晚會爭議的其中一個焦點,是在於如何詮釋香港在八九民運的一段歷史。持本土論述的學生和輿論領袖批評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主張「建設民主中國」,是有意無意滲入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這卻正是捍衛本土自主所需要擺脫的意識。一個報導 [1] 就引述了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一個論壇上的發言:「他指出8964當年紀念六四的行徑與大中華思想,中國國族的身份認同無關,他引史實和數據說明當年悼念六四,主因乃當時港人對前途的恐懼和對民運學生的同情,但可惜後來悼念六四的形式只滿足了民族面向和心理面向,政治面向卻不足。」梁天琦:「香港史就是一部脫離共產黨,追求自由的史詩。所以,回歸只會是更深重的奴役,唯有脫離統一,獨立建國才能解殖。」這是相當漂亮的論述,是對香港過去歷史的意義的一個很吸引、甚至很浪漫的解讀。這是論壇發言,我們當然不應苛責梁天琦過份簡化歷史。但這段歷史有其 不應被忽略的複雜性,梁天琦沒有提到的一些歷史事實不應跳過。因為對這些史實的準確理解,其實是對於確立一套不偏頗的本土經濟觀,乃至對於捍衛本土整個事 業本身,至為關鍵。被忽略的一段中港經濟史梁天琦所描繪的這個本土形象忽略了的是一段經濟史:八九前後的整個八九十年代,恰恰是香港在經濟上擁抱共產中國的年代,而其中很多香港人追求的自由,是在中國大陸通行無阻低價買地開血汗工廠的自由。大陸改革開放,香港的有產階級覺得香港地租貴人工高,貪圖大陸法制落後、地價平、人工低,紛紛將工廠 北移。這不但導致了大量工廠工人失業,也掏空了香港原有的輕工業基礎,香港進而真正成為純粹的「金融中心」。面對工業資本北移,港英政府和後來的特區政府繼續「積極不干預」,原來的工廠用地就被用來發展房地產,香港也進入了全民炒樓炒股搵快錢不投資本土實業的年代。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本土」一點一滴地流失:本土工業以外,本土農業 [2] 也被視為低增值,大量農地荒廢、被改為其他用途(例如起樓,或被用來囤地)。工業北移代表的是一整代人價值觀的轉變,實業被炒樓炒股搵快錢取代,香港進入由「金融中心」支撐起經濟繁榮的時代,而代價,就是本土的發展和需要被拋棄、被荒廢、被犧牲。這個進程在主權移交前的港英時代已經開始,一度因八九而中斷,隨後又立即恢復。有好些投機者甚至還會抱著呂大樂所說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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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蛻變──崇洋少女的本土夢

「我暑假想做義工,於是便Google香港義工/暑期義工等關鍵字,但原來要找到一點也不易。」被一對具知性的大眼瞪著,我繼續聽著帶ABC口音的廣東話。「我看到很多去東南亞較落後地區或到中國內地交流的服務團。當然我覺得這些比我們落後的地方都好需要幫忙,但為什麼找locally想幫手的工作是那麼困難?」Theresa剛預科畢業,9月便會赴洋升學。就讀國際學校的她眼見跟身邊很多朋友都選擇在這悠長暑假到外地交流,開始反思:「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去外國做服務好像較馨香?」她感覺有一種「俾好多錢到外地做一個星期服務比留港每星期做一小時候義工更可取」的氣氛。她不解,「Voluntourism,影張相感覺好似會好一點?」的確,筆者在大學校園也有這種感覺。在鼓吹國際化的年代,也許難怪年輕人們迷信擁有在外地的經驗才會為CV加分,留港就是稍遜一籌。「其實在任何國家search voluntourism,同樣都會有好多去外地尤其是落後地區做數星期服務的機會,但不會有美國人或者其他外國人來香港做community service。」 國際社會都相信旅發局的廣告,香港是東方之珠,是國際大都會。但維港兩岸的五光十色沒有照現我城的橫街小巷。嚴重的貧富懸殊、貧乏的勞工保障等仍不被認識。「香港人不幫自己,沒有人會特登來幫你。」港人要自強。這是Theresa把視野從國際投向本土的原因之一。高中的經濟學老師是她的啟蒙。這位老師絕非教書機器,她會在課堂教學生什麼是社會責任,告訴他們要Walk the Talk。她的身教最感動Theresa。「學校每個老師都要負責一個課外活動,她一個人背起好幾個community service,即使好忙,要處理教務和自己的教會事務,她仍然把community service放在很高的priority。」潮流興說什麼「世代之爭」、「世代更替」,但不要忘記好些上一代人以身作則的精神仍是我們新一代的重要啟蒙力量。崇洋少女 心歸本土然而,Theresa並不是一直這樣關心香港, 曾經她也跟自己口中「比較privileged的年輕人」一樣,打算長大後到外國讀書,一去不回港。「以前我對中國或內地這concept好反感,好抗拒香港、中國,或者作為華人的身份,於是我想走,甚至不認自己為香港人,就好像現在有些人不認自己是中國人一樣。」但在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的經歷令她找回要回饋香港社會的心。眼見身邊八十個不同國籍的同學都希望他日回國,為自己的國家做一些好的改變。Theresa不禁自問,「為什麼我反而想一走了之,以後不回來?」她從小立志到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參與發展中國家的改善工程,但如今決心有所動搖「如果人人都走了,有誰會在香港做香港需要的事?」她強調有國際視野是好事,只是「我們是否應先正視自己在港的責任,而非一下子skip去做international level的事?」。國際化學習環境 難逃身份認同危機「如果你不是香港人,不論是中國香港人與否,沒有一個身份好難可以在世界立足。」她補充:「你可以認自己是英國人,但你根本和他們的文化不一樣,不是那個文化主體一部分,說話方式不同,Upbringing不一樣,他們說的笑話也跟你不同。」她好像在回顧自己的經歷似的。「需要找回一班令你最舒服去交流和明白你的人,這種感覺不能因你崇洋或者想做一個美國人而可取代。因為你和他們是inherently不一樣。我們的根是不一樣的。 」很難想象這番話是出於一個滿口流利英語,最有條件不做「香港人」的18歲女生。可能正正因為接觸過各式各樣的文化,感受到彼此差異,對香港文化之獨特有深刻體會,繼而明白「我不能一下jump,就說自己是另一類人。」精英紛紛到外地升學;高官的子女都在外地生活;富人們有兩手準備──西洋護照與房產,香港有什麼不對勁,跳上飛機,十多個小時後又是一片新天新地。Hong Kong is dying,幾乎人人都認同,較有能力者費盡心思但求在她斷氣前逃離;視港為家、付出青春前途奮力拯救者卻淪為「廢青」。現實多荒謬。「我們的制度未完美不代表我們要走。」但願我城有更多像Theresa般的年輕精英,他日於海外學成歸來願意扎根香港、供獻本土。因為,「我們不去fix這些system,誰又會來fix呢?」後記Theresa現為小麗同行者,亦有參與其他本地義務工作。她平日多用英語溝通,已盡力以廣東話表達,仍難免夾雜英語詞彙,望讀者見諒。文、攝:Jenna Chow原文載於小麗民主教室網站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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