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首人選引猜測 看香港的政治動向

梁振英在秘魯首都利馬參加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期間,獲國家主席習近平45分鐘的會見。「習核心」談了些什麼?梁說沒有涉及下屆特首人選問題,但梁的微笑暴露出他似乎胸有成竹。從媒體的各種報道來看,「習核心」對梁振英及特區政府工作高度肯定,並要求「繼續綜合施策」。幾天來,本港坊間對「繼續綜合施策」有着不同解讀,「梁粉」的解讀是:連任是「繼續」的前提,因此,梁振英連任特首的可能性很大;反梁的人士則認為,這是批評梁振英以往「綜合施策」的能力不足、成效不好,連任斷無可能。除此以外,隨着選委會即將出爐,誰會是下屆特首人選,成為近期的熱點。特首人選引發如此多的遐想與猜測,體現出香港政局的複雜,由此可以管窺香港的政治動態。圍繞行政長官選舉,新一輪的政治風波似乎又在醞釀。港獨鬧得愈兇 為梁振英加分愈多梁頌恆游蕙禎宣誓風波暫時已告平息。港獨勢力及其支持者的初衷是把兩人送進立法會,在建制架構內宣揚其自決理念,從內部攻破防線。誰料兩個「小學雞」過於狂妄自信,竟然在宣誓就職儀式上違憲違法、辱國辱華,事後還拒不認錯、變本加厲,觸犯了衆怒,全國人大不得不主動釋法。高等法院依法判決,兩人議員資格被取消,落得個「偷雞不成蝕把米」的結局。梁游宣誓風波,從客觀效果上看是幫了梁振英一把。此事彰顯出港獨勢力已經狂妄到驚人的地步,他們藐視憲法和《基本法》,嚴重低估港人的認知能力,公開辱罵包括港人在內的天下華人。無論是中央政府、香港的普通民衆,還是海內外華人,都認識到港獨已經蔓延到不得不遏制的地步,反港獨成為當下香港最重要的事情,也迅速上升為特區政府的首要職責。而梁振英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不僅先知先覺,兩年前港大學生會《學苑》首發港獨言論時,他就率先嚴厲批評;而且在港獨作亂的歷次事件中,他都態度堅決、與中央配合默契。港獨鬧得愈兇,其實給梁振英的加分就愈多。無論梁游兩人是否承認,他們實際上扮演了助選梁振英的「加分手」。胡國興提前出戰 意在轉移視線選舉委員會於本月8日才開始提名,退休法官胡國興卻早在上月底就宣布參加2017年特首選舉。誠然,選委會的構成與上屆不會有太大變化,胡國興可以不做太多考慮。但整體來看,他出戰還是過於倉卒。其一,作為特首參選人,沒有提出清晰的政綱。胡官宣布參選後,發出的聲音不外乎「重啓香港的政治體制改革」、支持佔中、「清算梁振英施政過失」等等,還屬於抽象的政治口號,停留在造勢的層面。香港如何發展經濟、提升競爭力?如何改善民生、提升市民幸福指數?如何消弭分歧、阻止社會割裂?隻字未提。總體來看,眼睛朝後看,而沒有朝前看,還不能稱之為政綱。其二,既然是參與競選,現時卻苦無對手。競選的實質就是要有競爭,由於現時只有胡官一人宣布參選,所以,他有點「獨孤求敗」的味道。這麼早就站出來,應該早就預計到這種結果。那麼,打的是什麼算盤呢?值得質疑。不過,有媒體評論說出了胡國興提早參選的用意。這篇文章指出其參選有兩個大作用:其一是可以冲淡令人生厭的「小學雞」宣誓風波,其二是把政治焦點重新集中在梁振英個人操守及施政過失問題上。如此看來,「醉翁之意不在酒」,原來是聲東擊西的戰法。建制派幾人參選? 兩難選擇參選下屆特首,建制派一定志在必得。問題是究竟派出幾人參選才能穩操勝券,或者稱為贏得漂亮?如果派3人團隊(梁振英、林鄭月娥、曾俊華),或者4人團隊(梁振英、林鄭月娥、曾俊華、葉劉淑儀)出選,將來行政長官第一輪選舉,無論如何建制派候選人不會有人取得601票。那麼,就要淘汰其他的候選人,保留兩名票數最多的候選人,進入第二輪投票。如果這兩名候選人勢均力敵,非建制派的200多張票,就會成為關鍵少數,他們投給誰,誰就可以勝出。問題就冒出來了:如果非建制派陣營全部投出白票,會令剩下的兩名建制派候選人均無法超過601票,都不可能當選,造成流選結局。如果派兩人參選,勝算顯然要大一些。那麼,究竟是「梁振英+1」?還是「林鄭月娥+1」?或者是「梁振英+林鄭月娥」?筆者認為,目前很難說究竟怎樣會令中央完全放心。不過,相信「很接地氣」的「習核心」和中央政府完全了解、知悉、洞察香港的真實民意和社會各界的普遍意願。選委會的黨派構成與上屆不會有太大變化,變化的只會是一些人員,這就決定了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建制派仍佔據優勢。非建制派成事不足但敗事有餘,如果建制派佈局失策、自相殘殺,必然造成內耗,而不能順利選出特首,所以建制派面臨兩難選擇。一些人試圖從「習核心」接見梁振英的言語和官方媒體報道中,找出支持或不支持梁振英連任特首的信息,對一些細節做了過度解讀,甚至牽強附會。這說明他們對「習核心」團隊的觀察還不夠透徹。「習核心」對梁振英及特區政府班子的「肯定」、「希望」,與是否支持其連任沒有必然聯繫。「習核心」團隊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打破慣例、不按套路出牌,這一點已經被事實反覆證明。今天還坐在主席台上振振有詞講話的內地官員,說不定明天就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所以用以往的思維方式去分析問題,肯定要出錯。但有一點是可以判定的:中央反港獨的意志愈來愈強硬。底線原則已亮明,無論是誰、無論是哪個黨派的人,如果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問題上含含糊糊,或者對抗中央,絕對會被清理出局。在這個前提下,支持誰、不支持誰,考慮到香港政局的複雜性,不到最後時刻,中央一定會審慎從事,不會輕易表態。而香港圍繞行政長官選舉有可能出現新一輪政治風波,相信中央也會有所防備。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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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法律權威」者也應尊重法治精神

任何一個沒有偏見的人都清楚,今次人大釋法本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梁頌恆、游蕙禎違憲違法辱國辱民,特區行政和立法機關對兩人能否重新宣誓出現分歧,訴諸特區高等法院裁決,香港各界群情激憤,呼籲通過釋法能夠一錘定音,解決立會亂象。在此情况下,人大對《基本法》第104條做出司法解釋,阻止港獨分子入會。誰是因?誰是果?其中的邏輯線條再清晰不過了。但近來卻有一些「貌似法律權威」的人發表的許多觀點,不僅顛倒因果關係,還混淆法律關係。既不顧基本事實,更不講法治精神,堪稱謬誤!「法律權威」也好,「貌似法律權威」也好,都是法律界人士,或者與法律界沾邊,首先都應該尊重法治精神;而尊重法治精神首先就要尊重基本法。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還談什麼法治精神?謬誤一:釋法即修法論有「貌似法律權威」人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質疑人大的釋法權,認為制定法律的一方解釋法律,必然造成變相擴張法律條文;因而,釋法就會變成修法。這個說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並不能成立。首先,人大的釋法權不容置疑。憲法和《立法法》明確了人大常委會擁有對法律的解釋權,當然包括香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也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同時,人大也並非把所有的釋法權都抓在手裏:涉及香港內部事務的釋法權,人大授權香港法院解釋;涉及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央與香港關係的重大問題,才由全國人大解釋。如果說,香港與內地的法律體系不同,那麼在制定基本法的時候,就已經考慮到兩個法系如何銜接的問題,以授權的方式保證了香港的司法獨立。時至今日還質疑人大釋法權,說明香港一些法律界人士的思維還停留在回歸前。其次,人大釋法是明確法律規定具體含義,而非擴張。基本法第104條規定「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人大釋法明確了這既是宣誓的法定內容,也是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不真誠、不莊重宣誓即喪失公職資格,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宣誓效忠也是參選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須依法承擔法律責任。這都是對「擁護」和「效忠」的定義和解釋,並沒有擴張原有法律條文。謬誤二:炒作港獨論「貌似法律權威」人士還有一個觀點,說港獨是特首炒作出來的:港大學生會《學苑》當初發表港獨言論時,只要不去理會它,就沒事,但特首梁振英在一次講話中突然批評港獨,結果造成了反彈、蔓延。這個觀點堪稱「獨到」。打個比喻:港獨是一堆屎,被個別人悄悄地弄到了衆人面前,有人說了一聲「臭!」,不去責怪那個弄屎的人,反而責怪那個說「臭」的人,埋怨他故意炒作,「你不說臭,衆人就不關注了嘛;你一說,把事情弄大了」。這就是「貌似法律權威」人士的邏輯:只要你看不見,它就不存在。事實上,港獨並非偶然。從時間上看,先有佔中,而後港獨出爐;從背景看,各種勢力暗中支持港獨,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從發展軌迹看,港獨從一開始就沒有停留在「言論自由」上,「文獨」與「武獨」並行、「明獨」與「暗獨」呼應、街頭政治與議會政治配合,早就有一套策略。如果說兩年前有人對港獨認識不清,還情有可原;今天回過頭去看,還說港獨是特首炒作出來的,豈不荒唐!謬誤三:插手香港論一些「貌似法律權威」們認為,人大今次釋法是插手香港內部事務。支撐這個觀點的依據之一,就是《宣誓及聲明條例》是香港內部法律,管全國人大什麼事?這個觀點是不能成立的。宣誓及聲明條例固然由特區發布,但不要忘了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等公職人員在就任前必須依法宣誓。那麼依什麼法?顯然是依據基本法。基本法第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1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牴觸」。依法和不依法如何甄別?在香港行政、立法機關以及香港各界有爭議的情形下,只有全國人大做出權威解釋,才有法律依據。梁游的宣誓問題,已經觸犯了憲法和基本法,也違反了香港特區的宣誓及聲明條例,全國人大有責任和義務維護法律的尊嚴。如果全國人大置之不理,則是嚴重失職。基本法也規定,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央與香港關係的重大問題,釋法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並未授予香港法院。港獨分子的言行就符合這一條,怎麼不管全國人大的事?「插手論」說明有些「貌似法律權威」既沒有學透基本法,也沒有尊重基本法。謬誤四:底線變化論某些「貌似法律權威」還拋出了一個「底線變化論」,認為人大釋法說明中央的底線隨時在變化,今天反對港獨,今後又是什麼?讓港人感到憂慮,擔心香港人的自由、權利被限制得愈來愈小。這是一個偽命題,是對人大釋法的惡意演繹。法律從來講究用事實說法,「貌似法律權威」人士大概忘了這一條。用自己的推測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們隨時把「尊重法治精神」掛在嘴上,在這個問題上卻忘了「尊重法治精神」。事實上中央的底線從來就沒有變,也不會變,這個底線就是基本法第1條。回歸以來,中央儘管在一些表述上有所變化,比如以往強調「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現在加了一句「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但這是對基本法第1條的細化,底線並沒有變。第一句話固然可以體現一國兩制,但細細分析,只有兩句話合起來,才是對一國兩制的最好詮釋,也是對底線的最好描述。如果說回歸以來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以往沒有人衝擊底線,本港市民也沒有特別關注底線。近兩年來隨着港獨勢力浮出水面,他們愈來愈瘋狂地挑戰基本法、否認「一個中國」、衝擊一國兩制的底線,使中央不得不頻頻表態,讓愈來愈多人關注中央的底線。「貌似法律權威」人士提出的一些觀點貌似正確,但經不起推敲。他們對港獨違憲違法沒有做出激烈反應,對人大釋法的反應卻如此強烈!無論是真正「法律權威」,還是「貌似法律權威」,首先都應該尊重法治精神。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4日) 法治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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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核心時代」來臨給香港的啟示

這幾天,香港媒體都有報道和評論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那六中全會到底說了些什麼?有人用一句話概括:「習核心」從嚴治黨。這個概括抓住了關鍵,但不夠全面。此次會議可用兩個關鍵詞概括:「習核心」和「從嚴治黨」。兩者有何不同?前者指向單一,確立「習核心」就是為了從嚴治黨;後者的意思更為豐富,確立「習核心」不僅僅是為了從嚴治黨,還有為了治國理政、為了全面深化改革、為了迎接國內國外各種挑戰、為了應對中國「走出去」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為了實現大國崛起戰略。如何解讀「習核心時代」的來臨?如果簡單地解讀為強化集權、個人崇拜、專制主義,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六中全會的公報也明確提出「對領導人的宣傳要實事求是,禁止吹捧」。可見,官方要求維護的是核心的政策和權威的決定,而不是對習近平本人阿諛奉承。中共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第二大經濟體的執政黨,在這個時候確立習近平是中央的核心、全國的核心,不僅是中共全體黨員的共同意志、共同心願,更是國家需要、戰略需要。「習核心時代」的確立,也給香港以啟示。「習核心」是應對挑戰的需要歷史規律告訴人們,凡非常之時,必出非常之策。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是在紅軍長征途中,當時有全軍覆滅之危險。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核心地位的確立,是文革動亂之後,當時中國有「被開除地球球籍」的危險。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核心地位的確立,是「八九」政治風波之後,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全面制裁、蘇聯和東歐劇變,中國在國際上非常孤立,有崩盤的危險。 此次「習核心」的確立,也不是偶然的,從中可以看出習近平勇於擔當、善於應對,並且可以看出國內外各種挑戰的嚴峻形勢。從內部看,「啃硬骨頭」需要核心。習近平曾多次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搞了30多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到了他接任的時候只剩下「硬骨頭」了。「硬骨頭」讓習近平本人和中共高層感到非常頭痛。如果還是沿用過去的「九龍治水」運作模式,改革寸步難行,必須有人敢於站出來,一錘定音。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反腐敗:習上台之後抓了許多貪官,獲得國內外普遍好評;但反腐敗形勢會不會逆轉?在治本之策沒有實施之前,誰也不敢對此持樂觀態度。因此,需要以核心凝聚合力,徹底改變政治生態。從外部看,大國崛起需要核心。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屢屢被列強打斷;現在,中國又一次處在大國崛起的關鍵時刻。現有的大國是否願意看到中國崛起?中國這一次能不能順利崛起、和平崛起,都有許多未知的風險等在前面,從東海、南海的風波已經可以看出端倪。在此情况下,中共作為執政黨,必須有一個關鍵的核心。中國是個大國,任何地方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習核心」的確立,將使中央的權威得到加強。中央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一定會以底線思維來處理,絕對不會放棄底線。所以,中央今後維護國家統一的態度會更加企硬。回歸以來,中央在處理香港許多事情上非常寬容。比如,以往行政長官赴京述職,座位的安排都採取會見的形式,行政長官與國家領導人平行而坐;比如,反國教運動,令中史教育邊緣化,有違《基本法》的精神,中央並未深究;再比如,基本法普及不夠,一些香港人士明顯違反基本法的言行,只要沒有造成嚴重後果的,中央並未嚴格追究。但這也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現象,一些人得寸進尺、屢闖底線,甚至公開對抗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以至於催生了港獨勢力。可以預測,中央今後將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要求處理香港事務。香港的法治精神從哪裏體現?不是港英時代的法律,也不是「國際慣例」,而是基本法。基本法是「戒尺」,不是「彈簧」,無論哪個界別、哪個黨派、哪個組織,無論持什麼政治觀點,都不能違反基本法。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中央,今後如遇特殊情况,不排除啟動全國人大釋法的可能性。中央遏制港獨不會手軟港獨分子整天在做夢。他們所謂的「香港建國」、「香港民族」是無稽之談,無任何令人信服的依據和生存的空間。他們宣揚「到2047年,香港有權進行全民公決」是曲解基本法、欺騙民眾。基本法對「50年不變」的定義指的是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並非回歸50年就可以選擇是否脫離中國。他們與台獨勾結,試圖借力活動,豈不知在中國國力日盛、兩岸經濟依存度愈加緊密、兩岸親情不斷加深的背景下,台獨勢力同樣沒有生存空間。他們幻想獲得美國政府的支持,豈不知美國政府也不敢明目張膽地支持港獨,就算美國某些組織會暗中支持港獨,也是見不得天日的,且能力有限。在大國關係中,歷來都是國家利益至上,而經過多年韜光養晦的中國,實力已今非昔比,在處理大國關係上的籌碼很多。實際上,中央對港獨勢力的抬頭,已經有足夠的關注。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和中央領導對於涉港澳論述超過30次。以往,對港澳方針的表述比較籠統:「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後來,逐步調整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並重。去年,習近平在接受梁振英述職時又指出,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况、新問題,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那麼,如果港獨勢力讓一國兩制偏離了方向怎麼辦?特區政府有責任依法糾偏。如果超出了特區政府的權力範圍和能力範圍又怎麼辦?「習核心」的表態釋放出強烈信號: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習核心時代」的來臨,應該也必須給香港以啟示。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31日) 習近平 六中全會 習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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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游、姚已依法喪失了議員就任資格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上,梁頌恆、游蕙禎、姚松炎3名議員上演了一場醜劇。他們部分人或在誓辭中加入「效忠香港國家」等內容,或身披印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字句橫額;更令人憤怒的是,游蕙禎還將「China」讀成侮辱性的「支那」、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Republic」讀成「Re-fxxking」,侮辱國家、民族和同胞,粗俗不堪,完全喪失人格國格。3人公然違憲違法,均被當場裁決宣誓無效。依據《基本法》和《宣誓及聲明條例》,3人已經自動喪失議員的就任資格,絕無「重新宣誓」之說。拒絕誓言 當依法取消議員資格基本法規定,當選議員須宣誓之後才能進入立法會議事。也就是說,宣誓是「必修課」,並非可有可無。基本法第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104條規定香港立法會議員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應該如何宣誓?宣誓及聲明條例有詳盡要求,誓言如下:「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規定如任何人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a)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b)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就任資格。在宣誓時,梁、游公然用「香港國家」替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橫額。再看姚,在宣誓時一再故意加入「爭取真普選」等字句,完全可被視為在對抗基本法、對抗特區政府、對抗中央政府。由於3人在宣誓時加入了與法定內容相牴觸的內容,尤其是宣揚港獨,證明他們已經構成「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 適用「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就任資格」的條款,完全喪失了作為議員的就任資格。應該指出的是,一般情况下法律條款應該自動生效,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也應自動生效,毋須立法會秘書長、立法會主席或任何代其行事的議員裁決。侮辱國家同胞 應追究法律責任游蕙禎的宣誓更是不可容忍。她把國家名字說成「People’s Re-fxxking of China」,其中「fxxking」一詞的含義是「性交」(廣東粗語所謂「扑」),而將「China」一詞讀成「支那」,更是對全體中國人、全球華人的侮辱。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支那」是日本侵華時期對中國人的蔑稱,含有「愚昧」、「劣等民族」的含義。二戰結束以後,「支那」一詞從日本的政府公文、學校教科書和公開出版物上消失。游蕙禎身為中國人,且已經當選議員,公然在莊嚴的宣誓儀式上侮辱自己的國家、民族、祖先,侮辱包括香港公民在內的13億中國人、侮辱全球華人,已經涉嫌犯罪,且在事後百般狡辯、拒不道歉,激起公憤,應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除此之外,游、梁、姚3人已經涉嫌虛假陳述。衆所周知,3人在參選時都簽署了聲明,公開承諾擁護基本法,如今在宣誓儀式上違背承諾,按照立法會選舉條例的有關規定,應該負刑責。重新宣誓沒依據 3人表演要付代價如何看待宣誓問題?一些人主張再給一次機會,讓他們重新宣誓。其實,「重新宣誓」沒有法律依據。按照香港現行法律,議員宣誓只有一次機會。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9條第2款關於「如在立法會任何其他會議上作出,則須由立法會主席或任何代其行事的議員監誓」的規定,只適用於以下兩種情形:(1)因事或因病宣誓當天無法出席立法會首次會議而需要補充宣誓;(2)雖然在立法會首次會議上已經宣誓並被立法會秘書長認定為有效宣誓,但因個人申請並經主席同意,或者其他議員投訴並獲主席認可需要重新宣誓,或者主席直接裁定某議員之前的宣誓有問題需要重新宣誓,可以安排一次宣誓。對照以上規定,3人的行為不符合第一款,而第二款的措辭也值得注意:「可以安排一次宣誓」並非「必須安排一次宣誓」。這清楚表明,因為議員自己的人為因素導致宣誓沒有完成,立法會主席沒有法律依據和法律義務立即主動為其安排重新宣誓。執法不嚴格 法律無尊嚴那些主張讓3人重新宣誓的人,抬出了上屆立法會黃毓民重新宣誓的例子。其實,這既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慣例。從香港開埠建立立法機構170多年的歷史來看,議員宣誓就職只有一次是常態,黃毓民重新宣誓案例屬破例之舉,不足為據。值得注意的是,在10月12日的議員就職宣誓儀式上,梁、游、姚3人第一次宣誓沒有完成,立法會秘書長已經立即給了一次重新宣誓的機會,但3人不珍惜機會,仍拒絕作出法定誓言,並被當場裁定未依法完成宣誓,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隨即自動生效,此3人已經依法喪失了議員的就任資格,並無討價還價的空間。長久以來,香港以「法治社會」引以為傲。可是,回歸以來,在落實基本法的過程中,卻存在執法不嚴的現象,對明顯違憲違法的言行過度容忍,造成了港獨勢力從「暗獨」走向「明獨」。今天,港獨分子從街頭走向議會,竟然在立法會大堂上宣揚港獨、侮辱國家和同胞,已經到了讓人震驚的地步。也許有人會說,立法會議員是民選的,他們的議席來自民意授權。豈不知,要成為立法會議員,民選只是必要條件之一,並非唯一條件。作為公職人員,立法會議員還須「法律關口」檢驗,比如案件在身、有債務拖欠或宣布破產者均不能就任議員。如此公然違反基本法、侮辱國家和同胞的人,更不具備就任議員的基本條件。執法不嚴格,則法律無尊嚴。如果放任梁、游、姚3人就任立法會議員,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褻瀆,是對700萬港人、13億中國人的侮辱,是歷史的巨大倒退,必被天下人恥笑。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18日) 立法會 游蕙禎 青年新政 宣誓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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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修訂:緊扣「三問」最重要

一個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姓何名誰、父母是哪個、出生在哪裏,無論其一生中如何顯赫與富有,終究是人生的一大悲哀。一群人如果「集體失憶」,不知自己從哪裏來、是怎樣一路走來的,同樣是一種莫大的悲哀。今天的香港,就有這麼一個群體「集體失憶」,不清楚香港從何而來、怎樣走來,以及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這個群體就是回歸後成長起來的一些年輕人。當人們終於認識到回歸以來中小學教育的缺失後,中國歷史科課程修訂諮詢工作終於啟動。如何修訂中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千秋。筆者認為,列入必修是關鍵,緊扣「三問」最重要。一問:我從哪裏來?港英時代,香港學生學中國歷史,講到香港,多以「香港1842年前是一個小漁村」開始,彷彿這個地方是英國人來了之後,才從地球上冒出來的。在英國人管治之前,香港從何而來?不明不白。回歸之後,由於一些人發起反國教運動,施壓於港府,2009年課程改革大幅削減選修科目後,令中史科無人問津。有調查顯示,2012年,本港中學文憑試有 73,074名考生,報考中史的僅佔總考生人數11.8%。2013年,本港中學文憑試有82,283名考生,報考中史僅佔總考生人數9.9%。選修中史的人數僅佔一成左右,並呈下降趨勢。也就是說,中國歷史有課而無學,且有「亡科」之憂。而在英國、美國、日本等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國民歷史都是必修科目。在學校裏,中國歷史被置於無足輕重的位置;在學校外,年輕人也沒有認知中國歷史的環境。回想上世紀60、70、80年代,歷史劇、武俠小說曾掀起陣陣熱潮,喚起人們對中國歷史的記憶。而近20年來,隨着這些文化產品的式微,年輕人對中國歷史的認知一片蒼白。「獨尊儒術」出現在哪個朝代?「詩仙」、「詩聖」所指何人?鄭和下西洋發生在哪一個年頭?這些內地小學生都對答如流的問題,卻考倒了香港不少中學生。「無知者無畏」。「集體失憶」導致「集體亂為」,為港獨勢力的滋生提供了條件。因而,此次中史修訂,一定要解決「香港從哪裏來」的問題,特別需要講清楚的是,2000多年前的秦漢時期,香港作為嶺南地區的一部分即被納入中國版圖,而那個時候的英倫三島尚處於茹毛飲血的蠻荒時代。二問:我是怎樣一路走來的?歷史,如同河流,滔滔不息,不可能突然中斷。社會的變遷,也自有其內在規律,由古至今,環環相扣、絲絲相連。一些年輕人不僅對中國歷史知之甚少,對香港是怎樣一路走來的,也是知之不多。因而,此番中史修訂,有必要梳理出「香港發展」的清晰脈絡。秦漢之後的千餘年間,香港作為一個偏遠之地,寂寂無為,但王朝的更替、戰火的蔓延、中原人口的南遷,無疑都影響着南粵一隅的香港。而中國歷史上的繁榮時期,諸如「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文化的繁榮、農耕技術和紡織技術的進步,也深刻影響着這方百姓的生活。及至明清時期,香港的港防建設進入人們的視線,香港的貿易日趨繁榮。到了清末民初,國內的政局變化影響着香港,香港也成為反清義士的活動地點。1941年12月,香港被日軍佔領,在長達3年8個月時間裏,香港飽受蹂躪,市民的財富被洗劫一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承接歐美國家的產業轉移,製造業興起。上世紀80年代之後,金融、貿易、航運等現代服務業發展成為支柱產業,香港躋身「亞洲四小龍」。九七回歸,「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如此講述香港經歷的風風雨雨,聚焦重大事件,不帶意識形態偏見,有助於學生加深對香港前世今生的認知。與現在教材中只以「香港史事年表」附錄於課綱的做法相比,更全面、系統、客觀,應該大有裨益。三問:「小我」與「大我」是何關係?回歸後成長起來的一些年輕人,之所以有一些偏激想法、對國家產生誤解甚至抗拒,緣於歷史意識斷層,導致了國家認同感、民族認同感淡漠。比如,「香港民族」、「真.香港人」、「香港獨立」、「城邦自治」等奇談怪論,更有人在遊行時打出了「中國人滾出去」的標語,豈不知自己就是中國人?因此,此番中史修訂,有必要全面系統地反映香港和內地的互動,讓學生弄清楚「小我」與「大我」的關係。香港雖然被英國管治百餘年,但血濃於水的感情從未中斷。在歷史上,緊要關頭守望相助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8年抗戰時期,香港各界為內地抗戰捐款捐物,輸送了大量抗戰物資,香港也成為內地大批文化名人的避難之地。內地一些文化機構紛紛遷往香港,或在香港建立分支機構,謀求發展、宣傳抗戰。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香港成為中國聯繫西方世界的唯一橋樑。1978年後,香港成為內地改革開放的視窗,是內地現代化建設的參與者,也是受益者。再比如,東江引水工程、九七金融風暴、2003年抗擊「非典」等等,都是不應遺漏的篇章。而對於文革時期「六七暴動」等歷史事件,同樣應該真實反映,不必「化妝」。總之,從歷史的角度看,內地的一舉一動影響着香港,香港的發展變化同樣牽動着內地,「小我」與「大我」從來就沒有分開過。這是歷史事實,不容迴避、不可輕視、不能忽略。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1日《明報》觀點版 教育 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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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議題把「本土」議員推到了懸崖邊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有6位被稱為「本土派」的年輕人當選。他們從街頭抗爭到進入立法會,有利於將香港年輕人的訴求傳遞到建制內,幫助特區政府改進施政方案,更好服務市民;但也應看到,如果「本土」議員無視規則,公然違反《基本法》,則如同行走在懸崖邊上,隨時可能墜入萬丈深淵。「本土」候任議員、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近日就在電台節目表示,將推動「全民公投」,包括詢問市民「會否支持香港人有自決權利?」。他解釋說:「有自決權利即自己有權去選擇香港的政治地位」,他還說:「希望可以為『自決運動』打下基礎,長遠希望能透過推動憲制性公投,提供『港獨』選項給港人選擇。」朱凱廸等也以不同方式表示,與羅冠聰理念相同,將合作推動「民主自決」。「自決」聽起來很誘人,符合一部分選民「求新求變」的心態,但不要忘了,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從法律的角度分析,「香港自決」是沒有出路的。「香港自決」不會獲國際社會支持對於羅冠聰的表態,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有一番安排,他稱將再到美加大學作「巡迴演講」,希望爭取各國甚至聯合國支持,令「公投」獲「官方認可」,表達香港在國際公約下有「自決」權利。那麼,從國際法的角度看,香港有「自決」權力嗎?根據《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只有被外國佔領的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或者民族,才可以進行「自決」,而香港不具備這些必要條件。首先,香港不是殖民地。香港被英國佔領是鴉片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是英國人通過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強行「租借」的土地,聯合國早在1972年就已經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除名。其次,香港不是一個民族。「民族」是經長期歷史發展而形成的穩定共同體,在文化、語言、歷史或宗教與其他人群在客觀上有所區分的一群人。香港雖然是國際大都會,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但與中國內地同宗、同源、同文、同習俗,文化的主體是中華文化,生活習俗與廣東相同。所謂「香港民族」是沒有事實支撐、不被世人認同的。再次,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英國歸還香港,中國政府已把聯合聲明送到了聯合國備案,國際機構肯定了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且所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均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最後,領土原則優先於自決原則。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說法只是個別國家的主張,世界大多數國家並不接受。關於人權公約,在1975年簽署的《赫爾辛基最後檔》中,聯合國、國際法院、國際法專家等均認為,自決原則與領土完整原則之間並沒有矛盾,領土完整原則優先於自決原則。由此看來,「香港自決」的議題於國際法無據,不會得到國際社會支持。「香港自決」沒有存在的空間羅冠聰在表達了「自決」的想法後,又說「希望推動《香港約章》,補基本法之不足」。此說法不符合邏輯。「約章」的核心內容是「自決」,「自決」違反基本法,兩者是對抗關係,並非補充關係。首先,香港沒有自決權利。基本法第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所謂「不可分離」,就是說在任何情况下,中國對香港都擁有主權,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一天,對香港擁有主權就擁有一天,任何國家沒有權利剝奪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也沒有權利「自決前途」。道理很簡單,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不是聯邦制,更不是邦聯制,香港、澳門與中國的其他行政區一樣,與中央政府都是從屬關係,只不過作為「特別行政區」,港澳實行「高度自治」,自治權大一些。其次,「五十年不變」不是說「主權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由此可見,「五十年不變」沒有涉及主權問題。一些「本土」人士據此認為,香港回歸50年後(即到了2047年)何去何從?可以選擇是否留在中國,這是偷換概念。再次,基本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規定,中國所有法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不可能例外。基本法第158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就是說,香港有沒有「自決」的權利,不是香港高等法院說了算,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說了算。因而,羅冠聰「透過推動憲制性公投,提供『港獨』選項給港人選擇」,本質上是違憲違法的。執意推動「香港自決」等同「政治自殺」成龍有部電影《我是誰》很出名;現時的香港,正需要搞清楚「我是誰?」。「我」不是英國曾經的殖民地國家印度、澳洲,「我」也不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中的愛爾蘭、北愛爾蘭;「我」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搞清楚了「我是誰?」,才能做出「我到哪裏去?」的正確決定。「本土」候任議員如果在沒有搞清楚「我是誰?」的情况下,執意推動「自決」,會將香港引入死胡同,也可能在把香港引入死胡同之前,自己先被淘汰出局,無異於「政治自殺」。依筆者觀察,「本土」候任議員即將入場,但場內的「遊戲規則」並不熟悉。比如,一位「本土」候任議員公開表示,立法會主席當然由得票最多的議員擔任。他不清楚基本法第7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同時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年滿40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那麼,議員在哪種情况下可能被請「出局」呢?基本法第79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7)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規定了不遵從誓言的後果:「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a)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b)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就任資格。」這裏,「本土」候任議員就應看清楚了,誓言有一句是「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推動「自決」違反基本法,就是違反誓言,隨時有可能被取消議員資格。畢竟,在懸崖邊上行走,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1日) 立法會 本土派 自決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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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立會選舉投票也應不忘初心

距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只有6天的時間了,各候選人都已亮出了自己的底牌。選誰不選誰?是選民們該做出抉擇的時候了。此時此刻,筆者想起了張德江委員長在香港視察時,向廣大市民提出的「不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忠告。而在這「三心」中,「不忘初心」對今天立法會選舉、選民們的選擇,十分脗合和貼切。當選民們被各種競選口號搞得眼花撩亂、不知所措的時候,不妨冷靜一下,想想我們為什麼投票?重溫一下我們的初心是什麼?有助於做出正確的決定。重溫「一國兩制」的初心立法會議員的職位是怎麼來的?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在英國統治香港百餘年間,大部分時間裏只有一個立法局,是港英政府的一個諮詢機構,裏面坐滿了委任議員,香港市民沒有選舉議員的民主權利。直至上世紀80年代,香港回歸中國成為不可逆轉的事情,英國人才把立法局增加一些民選議員。香港回歸後,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相對獨立、相互制衡的體制框架,賦予了立法會新職能,規定了立法會議員通過民選產生。這其中的政治邏輯非常清晰:因為有了「一國兩制」,才有了立法會;因為有了立法會,才有了民選的立法會議員。立法會議員既然是因「一國兩制」而生,其職責就是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內為民代言、監督政府。當選議員必須效忠《基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不是試圖推翻「一國兩制」、廢除基本法,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議員在立法會上的言行必須符合議事規則,而不是以非理性、非和平手段向其他議員施壓,逼迫他人就範。如果選民們把票投給了那些反對「一國兩制」的人,甚至是投給了那些變「明獨」為「暗獨」的港獨人士,那就南轅北轍、有違初心了。重溫「香港不能亂」的初心香港的政治光譜愈來愈豐富,但無論如何豐富,「香港不能亂」是現今香港市民最大的共識,也是選民普遍的初心。香港一亂,必然導致經濟滑落、民生凋敝。香港的經濟已經開始滑落,好在滑落幅度不大,如果做得好,有望止住下滑趨勢。香港的民生難題成堆,扶貧安老、增建公屋、拓展城鎮、創造就業機會等等,特區政府以「適度有為」的理念改善民生已有一些成效。如果香港陷於政治爭拗,亂象從街頭延伸到立會、校園甚至家庭,港府整日忙於應付社會動亂,那裏還有精力和時間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一亂,外部勢力必然乘虛而入,讓香港成為圍堵中國內地的前站。對於中國的崛起,一些國家羡慕嫉妒仇視由來已久。近代以來,中國每一次出現崛起的勢頭,都被列強以戰爭的手段打斷。這一次,儘管中國主張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這僅是一廂情願,遏制甚至拆分中國仍是一兩個大國的既定戰略。香港與中國內地社會制度不同,是製造亂源、圍堵中國內地的理想之地。香港稍有風吹草動,某些外部勢力必定掀起大風大浪。香港一亂,最終只能由700萬港人買單。香港一旦動亂,成為圍堵中國內地的前站,期望中央政府買單嗎?這種想法不合邏輯。期望某些製造動亂的組織和個人買單嗎?他們買不起,也不會買。長達79天的佔中造成百億直接經濟損失,至今就無人買單。期望某些支持動亂的國家買單嗎?看看今天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答案就清楚了。香港如果亂了,最終只能由700萬港人買單。誰欲亂港?誰欲興港?投票之時,大家不妨重溫「香港不能亂」的初心,仔細甄別,做出判斷。重溫「發展經濟民生」的初心選舉議員的目的是什麼?是讓那些肯擔當、有能力的人進入立法會,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為港人謀福祉;而不是阻滯經濟民生專案落地、搞癱搞死立法會,讓香港錯失發展良機。近兩年來,立法會拉布、流會、點人數愈演愈烈,使得立法會陷入了無效運作的境地。最搞笑的一次審議中,有議員竟要求40多次清點人數,平均每7分鐘就清點一次,讓立法會成了「點名會」。而特區政府提出設立創科局的方案,在立法會滯留了3年才獲通過,錯失了多少機遇!香港的版權條例的修改歷經10年、公眾諮詢3輪、兩屆立法會共開會35次、與業界及網民開會20多次,至今仍擱淺於立法會,讓人匪夷所思!拉布、點人數和流會本來是民主議會制度的一種合法和「巧妙」設計,不到非常時期,不會輕易使用。但香港一些議員卻將此法常態化,讓立法會議事成兒戲,失去了制度本身的意義。仔細梳理一下會發現,某些議員的特點非常清晰:逢中必反、逢「一國兩制」必反、逢特區政府必反,為反而反。這已經讓立法會變成了政治勢力的角力場,而非市民福祉的「謀利場」,白白浪費公帑。如果新一屆立法會大堂上還坐滿了這樣的議員,則立法會舊貌難改,有違初心。重溫「真正為香港謀利益」的初心立法會議員行使基本法賦予的民主權力,那麼,民主的本質是什麼?妥協。你有你的主張、我有我的意見,大家努力尋找共同點,相互讓步,最終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學會妥協,是從政者的基本素養。但近年來香港立法會上難覓妥協的痕迹,非黑即白、有你無我,甚至上演「全武行」,對立思維、極端情緒充斥其間。很難說那些言行極端的議員在真心為港人謀福利。他們是否把一黨一己之利凌駕於港人福祉之上?值得選民深思。今次立法會選舉,應該選出真正為香港謀利益的議員,讓立法會發揮其應有作用,這才是市民的初心。那麼,哪些人真正為香港謀利益呢?至少應從3個角度觀察。一是懂得妥協,而不是一味對抗。立法會議員來自於不同政黨,代表不同界別和階層的利益,意見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凡事拒不妥協,只能令事情一拖再拖,最終好事也會辦成壞事,事與願違。二是有明晰的政綱,而不是只會喊空洞的政治口號。香港社會現今的矛盾不少,喊政治口號易、化解矛盾難。如果喊上幾句「某某下台」就能讓香港經濟不再下滑、香港民生難題迎刃而解,那事情就簡單多了。可惜的是,有些候選人拿不出政綱,只能喊空洞的口號。如果選這樣的人當議員,豈不是浪費納稅人錢財?三是既說又做,而不是只說不做。有些人只會說大話,不做實事;有些人既能說出清晰的目標,又能踏踏實實為市民做事。聽其言、觀其行,選民應分析其過往的言行和今次競選的政綱,甄別優劣,把票投給最理想、最實際、最脗合初心的候選人。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原文載於2016年8月29日《明報》觀點版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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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客行動」是在驅趕本港經濟和民生

非法佔中之後,來港的內地旅遊團隊和遊客明顯減少,旅遊業和零售業已經受損,而一周一行的政策也使水客大幅度下降,幾乎銷聲匿迹。然而,就在此背景下,近日卻有百名激進人士再度在上水發起所謂「光復上水」的反水貨客遊行,驅趕來此購物的遊客,着實讓人匪夷所思。如今,上水港鐵站一帶街道上冷冷清清,沿街的藥房、化妝品店等店舖門可羅雀。人們不禁要問:「趕客行動」到底要驅趕什麽?「趕客」是自砸「飯碗」衆所周知,旅遊業是一個朝陽產業。而作為人口大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去年的出境旅遊人數已經達到1.1億人次,增長13%左右,是該年度GDP增長率的近兩倍。早在2012年,中國境外旅遊消費就突破10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旅遊消費國。未來10年,中國的出境遊人次將翻一番,達到每年2.2億人次,旅遊消費將佔到全球的20%。許多國家和地區看準了中國這個巨大客源地,紛紛到中國內地推介自己的旅遊資源,吸引中國遊客。由近及遠,是遊客選擇旅遊目的地的基本規律。對於許多中國內地遊客來說,出境遊的首選之地是香港、澳門、台灣,其次才是日韓和東南亞,再次是美洲和歐洲。因為,到港澳台,地理上相近,心理上相親,文化上相同,便於溝通。從這個角度看,吸引內地遊客,以旅遊業帶動零售、餐飲、運輸、酒店、百貨等產業的發展,香港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點。近年來,內地來港遊客佔遊客總量的70%左右,內地遊客消費約佔香港零售消費的三分之一。在旅遊的拉動下,香港零售業向社會提供了34.3萬個就業崗位,香港飲食業提供了23.9萬個就業崗位。然而,在非法佔中和去年以來的多次反水客行動之後,內地來港遊客明顯減少。以今年3月為例,內地來港旅遊團隊大跌45%,許多門店生意難以為繼,一些店員處於半失業狀態,昔日人滿為患的酒店,房租已下調10%至20%,生意慘淡。旅遊業是香港一個重要的產業,對香港GDP的貢獻是4.7%,是法律、會計、工程、建築、測量、醫療等之和。眼下,且不說從內地出境遊的增量中分一杯羹,做大旅遊產業,為市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如果任由激進分子「趕客」,香港旅遊業將會萎縮,現有的許多從業者也會失去「飯碗」。因而,「趕客」的實質是驅趕本港的經濟和民生,是自砸「飯碗」,愚蠢之極!提升接待能力是最終出路對於「趕客行動」,不少市民在網上議論說,送上門來的錢都不賺,腦子肯定進水了。這是外界對香港一些人「趕客行動」的基本看法。而作為本港新界地區一些基層市民來說,由於內地遊客突增,擠壓了生存空間,特別是水客混雜其間,更使一些商品斷貨,給市民生活造成不便。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怎麽辦?兩個字:堵,疏。堵住水客,疏導遊客;近期靠堵,長遠靠疏。適當限制內地遊客自由行就是堵的辦法。自今年4月13日起,深圳居民赴港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這個政策實行幾個月來已經見效,一度困擾香港上水、元朗地區的水貨活動明顯減少。堵是權宜之計,治本之策還是疏導。不妨看看其他地區和國家是怎樣對待中國內地遊客的。近在咫尺的澳門,比香港小得多,接待內地遊客的人數不比香港少,澳門並無出現反自由行、反水客行動。筆者近日在倫敦,親眼看見這裏的零售、百貨、旅遊業,都把中國遊客當成「財神爺」,當地大小商舖充滿了會說普通話的店員。巴黎、羅馬、蘇黎世等地,都是如此。這些城市的旅遊區每日都人山人海,中國遊客最多。客觀地講,中國遊客的不文明行為也屢見不鮮,許多景點還有針對中國遊客善意提醒的標識,卻鮮見有當地市民反對中國遊客前來消費的。為了吸引中國遊客,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還放寬對中國遊客簽證的限制。應該看到,不是來港的遊客多了,而是香港的接待能力小了。香港應該興建新的遊客景點、增建邊境購物城、開發新的風景線,既滿足遊客遊、購、娛等多種需求,又讓本港居民擁有更大生活空間和更多就業機會。這才是最終出路。「閉關鎖島」是不安好心此次「光復」行動的搞手主要來自兩方勢力,一是所謂「上水人上水事」及「本土同盟」,二是「本土民主前線」等「本土派」組織。這些組織並非反水客那麽簡單,其背後有複雜的政治背景,不排除有「港獨」勢力參與的可能。在元朗發生的反水客行動就變成了宣揚「港獨」戰場,一些示威者高呼「光復香港」、「光復元朗」等口號,還有人揮動港英龍獅旗,以及新的鳳凰龍獅旗,完全是假借打擊水客而為「港獨」搖旗吶喊。再追溯近年來香港市民與內地遊客衝突事件,也不難發現其中刻意炒作的痕迹。比如,香港人將內地赴港遊客稱為「蝗蟲」、香港導遊辱罵內地遊客、內地遊客香港港鐵內進食引發罵戰、內地女童香港街頭小便引發衝突、香港民意强烈反對內地遊客强購奶粉……這些事情被刻意放大,明顯是有人在離間兩地民衆的關係。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海納百川」是這座城市應有的素養和標誌。面向全球,都有足夠寬廣的胸襟,緣何對同為中國人的內地遊客如此牴觸,做出「閉關鎖島」的姿態?顯然,是一些勢力推波助瀾的結果,其險惡用心就是要讓兩地民衆人心分離態勢,為「港獨」提供土壤。因此,「趕客行動」除了驅趕本港經濟民生以外,還有配合「港獨」的居心,其心險惡,不可不防!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永遠名譽會長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水貨 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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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泛民溝通的大門會繼續敞開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日前與香港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等人會面,共進午餐。這是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被否决後,中央官員首次與香港泛民陣營會面,引發坊間各種解讀,也惹來泛民陣營「密室談判」的批評。在筆者看來,此事不必大驚小怪。泛民既然自稱「代表民意」,與中央保持經常性溝通,共謀香港發展,也是職責所在、民意所向。如果對與中央溝通的黨派說三道四,則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如果刻意關閉溝通大門,更說明其心懷鬼胎、另有圖謀。中央與泛民溝通的大門從來都是敞開的,也會繼續敞開下去,泛民須思考今後應該怎麽做。中央有足夠誠意與泛民保持溝通有一句名言:「儘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這是對「民主」一詞的最好解釋。那麽,循此思路,也可以拋出這樣一個觀點:儘管我們的政見不同,但我要始終保持聽取意見的渠道暢通。這也應是「民主」的題中要義。民主的真正內涵並非對抗到底,那樣只會使社會分裂,與民衆福祉無益。民主的內涵是對話協商,只有彼此能聽到對方的聲音,才能看到明天的路。儘管泛民以「綑綁投票」的方式否决了政改方案,但中央仍然有足夠誠意與泛民溝通,這是推動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需要。回顧特首普選討論啓動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創造機會與反對派議員溝通。去年就安排立法會全體議員訪問上海,又派官員南下深圳與立法會全體議員舉行政改座談會。儘管一些泛民陣營中的激進派屢屢上演「政治騷」,或扭扭捏捏,或製造藉口,或預設會面的前提條件,有些做法讓人覺得好笑,就像小孩子坐在地上耍賴一樣。但中央依然真誠以對,政改方案表決前夕,中央盡最後努力在深圳與立法會議員會面。中央之所以如此注重溝通,是因為對泛民陣營有基本判斷。中央認為,大多數泛民朋友認同「一國兩制」、認同憲法和《基本法》,認同國家體制和制度,雖然政見不同,在民主的理念、實現的方式等方面的看法與中央不一致,但出發點都是為了香港好、國家好,他們的意見值得尊重,這就是中央期待的「忠誠反對派」。至於少數「死硬派」,他們視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肆意曲解基本法,錯誤理解「一國兩制」,甚至鼓吹和支持「港獨」等分裂勢力。中央依然希望他們正視現實、改變立場,以建設性的姿態,而不是以破壞性的姿態共謀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後政改」時期 中央對港政策不會變泛民陣營批評民主黨高層與中央官員會面是「密室談判」,如此批評民主黨,給人以做賊心虛的感覺。其實,泛民完全沒有必要如此「神經過敏」,中央與香港各黨派溝通屬於正常之事。既然大家都是為了香港民主進步、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目標一致,坐在一起,聽一聽彼此意見,有什麽不好呢?特別是普選方案被否决後,本港一些人士擔心中央對港政策會改變,甚至會逆轉,面對面的交流就顯得十分重要。政改夭折後,中央領導多次表示中央對港政策不會改變,但一些香港人士仍心存疑慮,而泛民中一些人士也推波助瀾。有人鼓吹,由於否决政改方案,中央會「秋後算帳」,不再給香港發展機遇和優惠政策。這些說法純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筆者看來,中央有足夠寬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處理香港問題,一定會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發展,理由至少有以下3條:一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需要。「一國兩制」是一個「創新動作」,既然是創新,必然會遇到各種阻力,這是預料之中的事情。「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實踐,僅僅是一個開端,今後還要解決台灣問題,怎麽能因為一時遇到困難就給香港「臉色」呢?豈不是因小失大?二是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需要。中國正在實施規模空前的「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啓動,亞投行正式成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現代服務業特別發達,是擔當「超級聯絡人」的最佳對象,給香港機會,也有助於國家戰略的順利實施,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三是政改之爭並非毫無收穫。政改最終沒有按照基本法設計的「五部曲」走完,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但在中央看來,政改之爭至少有兩個收穫:一是普及了基本法,加深了人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二是暴露出香港社會的各種思潮,有利於中央今後準確把握對港政策。泛民各政黨應主動與中央溝通政改方案被泛民議員否决之後,中央不但沒有記恨在心、「秋後算帳」,中央官員反而赴港與泛民政黨溝通,足見其善意。泛民各個政黨、各位代表人士都應借此機會,與中央主動溝通。理由有二:從眼前看,溝通可以贏得民意。泛民逆主流民意行事,否決政改方案,已經在民意上失分不少,年底又要進行區選,「票債票償」並非沒有可能。如果能夠主動與中央溝通,讓人們看到泛民並非「反民」,而是懂得溝通、能夠合作、珍惜機會、代表民意的派別,極大可能會贏得一部分流失的選票。從長遠看,中央與香港各政黨的溝通會常態化。政改方案投票前,泛民中的激進派鼓吹中央在最後一刻一定會讓步,鼓動溫和派「綑綁投票」。事實如何呢?中央沒有讓步,這也釋放出清晰信號:中央以「底線思維」處理香港事務,絕不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只要不突破底線原則,什麽問題都好商量。香港的事情最終還是要回到「有商有量」的軌道上來。所以,中央與香港各政黨的溝通一定會常態化。現在,既然中央已經伸出了橄欖枝,給了「台階」,泛民各政黨應該「順着台階下」。張德江委員長不久前在談到香港問題時强調了「5個始終堅持」的原則,其中包括「始終堅持依法循序漸進推進香港民主發展」。如何「依法循序漸進」?對於泛民來說,學會溝通是第一步。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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