幡內兒@撐傘落區運動:湯家驊鴻文賞析

前公民黨成員,今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先生於7月14日在網站《評台》撰寫鴻文〈為遼寧號訪港自豪〉http://wp.me/p8iPwg-ir4 ,崇論宏議,見解獨特,令人嘆為觀止。而鄙人淺學,拜服之餘,仍有多處不明,故一併陳述於此,以就正於湯先生。 湯先生於蘆溝橋事變八十周年之日遠觀「遼寧號」訪港,感慨萬千。謂:「中國數千年歷史,故步自封,從來不作侵略他邦之想;只因我們歷來只着重發展文化而忽略軍備,歷史才寫滿了被外族入侵的章節。」未知湯先生何所據而云然? 查我國歷朝兵威遠震,四夷懾服,史有明文。古匈奴有民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頌揚漢軍神勇,傳誦至今。近鄰朝鮮二千年來更多蒙我王師光臨,弔民伐罪。《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元封二年秋,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將兵五萬,自山東入勃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水陸兩軍夾擊之勢進入朝鮮。翌年夏,滅朝鮮衞氏政權,設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樓船於當時已為相當先進之軍備,漢室執此利器,討南越,滅朝鮮,通西南夷,建立爀爀戰功。區區昔年讀史至此,胸中豪情,頓然而生。今日「遼寧號」未建尺寸之功,而湯先生即引以為傲,精忠熱血,令人思之汗顏,自愧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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幡內兒@撐傘落區運動:香港人的「六四」與劉曉波

劉曉波逝世,喚起香港人對「六四」的感覺。「六四」屠城已逾二十八年,對部份人來說是太過遙遠;而劉曉波殉道卻是當前香港人的集體見證,彷彿讓我們重走一次當年的心路。前後參照,可以令沒經歷過「六四」的人對此有較真切的體會。 我們都知道劉曉波因《零八憲章》給中共再度投入監獄,而《零八憲章》其實相當溫和,只是陳述一些基本的普世價值。 儘管如此,至今可能仍有很多人連《零八憲章》也沒真正看過,對於劉曉波其他著作和他的政見,恐怕也不一定很有興趣和關心。最近偶然看到科大教授Barry Sautman於2010年在《衞報》寫的文章,那時正是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文章批評劉為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韓戰和越戰背書,並且在以巴衝突上一味推崇美國與以色列,把責任完全歸究巴勒斯坦;也不同意劉的全盤西化和私有化主張。說實在的,我也沒怎麼認真看過劉曉波的著作,但單從Barry Sautman的批評和幾篇劉的文章看來,劉的政見似是偏向溫和,甚至有點保守,至少,對香港一眾左翼人士來說,大概無法認同。 我並不是翻劉曉波的舊賬。處身不同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對同一樣事物的感受可能會很不同。十年前我還是Barry Sa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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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動回顧之二:思考與想像

雷動的思考(1)策略投票的理念雷動一開始就自我定義為一個功利性的計劃,牽涉的只是選舉遊戲規則和玩法。這似乎是很多人的共識,但有些人對此卻沒有真正重視。於是,對於雷動,有很多「搬龍門」的批評。例如選舉過後,有政黨人士深深不忿,認為雷動不應「動」走了他們的選票,而應讓選民各憑自由意志,喜歡誰就選誰。但他們似乎忘記了,選舉從來就有遊戲規例和策略的部份,政黨自己也一直在玩,這本來不涉及自由意志。我認識一些政黨人士有心出選,但在黨內初選階段給篩走了。如果政黨真的那麼重視自由選擇,為甚麼不讓所有黨內有志者出選,哪怕是同區內有十張同一政黨的名單也在所不惜?同樣,為甚麼政黨要動員其支持者策略配票,這一區投A,那一區投B,而不叫他們自由選擇?很明顯,這些都是選舉策略的計算,如果政黨可以,為甚麼選民不能?當然,政黨可以說,黨員參選,動用的是黨的名聲和資源,理應有所規限,而政黨沒有,更不可能禁止成員退黨參選,所以也沒有侵犯選民的自志選擇。對的,同樣道理,雷動也沒有貶低那為數80%堅持最愛選擇的選民。相反,雷動主張那部份人堅持己見,才不會擾亂數據預測。戴耀廷教授在9月6日的商台節目提及「策略選民比例超過我哋想像」。是否如此,目前還沒有足夠數據驗證。不過,如果這是事實,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信息,一個在今次立法會選舉當中不可忽視的政治信息。放在香港當前的脈絡,那可能是不甘於單純的政治表態,不相信政策倡議可以在議會有所作為,不認同各行其是可以有效反制中共…… 候選人如果仍然停留在「雷動累死邊個」這種層次,是很錯誤的政治解讀,那只反映了那些候選人真的昩於形勢,判斷錯誤。其實,策略投票和堅持最愛選擇的投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模式,涉及不同的理念、取向和對當下政治的不同研判與分析,沒有誰比誰優勝。策略選民認為,按當下的形勢,總體的選舉結果和政治效果重於個別候選人的議席得失。如果有選民因為這樣離棄了追隨多年的政黨,那政黨應該問,選民想法出現了甚麼轉變?為甚麼自己追不上這些轉變?為甚麼我不能令選民認同己黨的議席得失重於總體的選舉結果?答案在馮檢基和朱凱迪的分野上是顯而易見的。這兩人都沒有和其他候選人作策略配合,大家會批評馮檢基(無論他的票最終能否過給李卓人),但沒有人會埋怨朱凱迪浪費選票。政黨應該好好反省當中的問題。策略投票還有其他內容。例如,它從來不是甚麼「顧全大局」和「含淚投票」。有學者曾經這樣定義策略選民:A strategic voter is someone who votes for a less-preferred party if the expected utility that this party is likely to gain a seat in their district is higher than the expected utility derived from a sincere vote. [1]很明確,那是less-preferred而不是un-preferred。還有,那會帶來utility的,而且是比sincere vote更大的utility。策略選民只是轉而投給心儀名單上的第二或第三、第四選擇,那仍然是選擇,不是指示,而當中帶來的滿足感更大。這並不難理解,2012年策略選民配走了劉江華,今年配走了王國興,其振奮之處相信只有朱凱迪高票當選可以比擬。雷動還展示了策略投票運動的另一意義:為選民充權。過往的選舉跟消費市場有點相似,由供應商主動,並掌握不對等的信息。雷動計劃好比一個消費者運動,它搭建一個可具體操作的平台,促進選民之間的信息交流,連結選民力量,而非單純地坐等投票。總之,策略投票具有豐富的內容,並非機械地遵從指令。 我這樣說並不在於為雷動辯護。相反,我認為雷動一開始就自我設限,狹隘地界定為一個功利主義的計劃,而沒有推動社會對策略投票的概念做深入探討。作為一個為選民充權的運動,雷動也沒有在這方面闡述清楚。它只是簡單地提出非建制議席過半,卻未能帶出更廣闊的政治願景,也沒有說明選民充權可以怎樣回應現實政治中議會失效的問題。這些缺失,令大眾對雷動的關注完全集中於調查數據是否準確、聲吶軟件是否安全有效、有沒有錯配選票等技術和執行面向,並且將一些本來屬於概念性的問題混淆在一起。面對這種情況,雷動的回應也因而常常顯得進退失據,含糊不清。(2)政治劃界:建制vs.非建制其實,忽略了概念的探討和建立,也令雷動提出來的框架、策略和玩法出現了一些難以完全自圓其說的地方,再延伸到具體的操作,就形成了整個程式的bug。這些bug,在有關黃洋達、游蕙禎、黃毓民、梁頌恒、鄭松泰的爭議中表露無遺。如果撇除批評者本身的政治取態,抽離地審視他們的批評,我們可以看到,建議名單的邏輯和準則就是最受爭議之處。如果雷動計劃不認同本土派,為甚麼要建議救游蕙禎?為甚麼要保留鄭松泰在名單之上?如果一如所言,政治界線只有一條,建制vs.非建制,而之後全是第二界線的數據選擇,那為甚麼在黃洋達與譚得志之間選了後者,而在新東機會相若的七人之中,剛巧又排除了陳云根與梁頌恆兩名本土派?雷動的回應是:聲吶的策略選民不願投票給黃毓民、黃洋達、梁頌恒和陳云根,現實操作上別無選擇。這固然是事實,但回到理念層面,那其實也是政治劃界,不過不是戴教授或雷動核心義工的劃界,而是聲吶參加者的劃界而已。如果雷動一如最初的構想,有20萬人加入聲吶。策略投票的建議是給這20萬人的,由他們自行決定政治界線,當然合理而完滿。但後來倚靠漣漪效應,外間不免覺得雷動小圈子自行篩選名單,再遊說公眾跟從。當然,雷動沒有公權力強制選民跟從,而發出建議的時候亦已充份說明數據結論和取捨的原因,公眾完全擁有自由的informed choice,倫理上沒甚麼可以指責的。但從來政治傳訊更多是觀感問題,而且雷動通過掌握資訊而比常人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任何決定都不會單純是倫理問題,還需要考慮政治影響。 我想說的是,不可能完全把建議名單交付數學檢測,避開政治判斷。 雷動嘗試建立一個開放的平台,除了建制/非建制以外沒有其他政治劃界,當現實上做不到,就難免要調整定位和策略。於是,一切還是回到第一條政治界線,建制vs.非建制。其實,雷動一開始設定這條界線,再把計劃約化為功利性的政治遊戲,恐怕也是非不得議。事實上,戴教授已經嘗試與不同派別對話。一方面跟泛民和左翼接觸,另方面接受《本土新聞》的訪問,並表示不介意協助本土派推行自己的雷動計劃。但當努力不成的時候,恐怕應該重新檢討建制vs.非建制這條界線。 劃界並不一定是簡單的本土、激進左翼、泛民等分類,更不止於戴教授或任何雷動推動者的個人反省。那也可以是在聲吶參加者當中建立機制,促進討論,形成共識。總之,雷動除了是個選舉遊戲外,也可以是一個社會運動,有本身的政治理念、論述和取捨。其實,過往針對策略性投票的研究課題,除了選舉制度(如多數制、比例代表制、district magnitude、等等)之外,還包括social cleavage。政治分歧,從來就不是策略投票可以廻避的。(3)執行問題人手、資源、時間不足,恐怕是永遠的困難。如何令調查數據更加準確,有沒有更精確的數學模型,這些都屬於技術範疇,我沒有能力評論。我想說的是,雷動信息的公共流通和預期出現重大落差。前述的「攞冧把」現象,反映公眾似乎誤會了雷動掌握全盤選情,而不清楚到了選舉當日,雷動只擁有相當有限的,集中於邊緣名單的數字。公眾也沒有理解到就算是策略投票,也視乎其第一選擇的預計選情而有所分別的。當然,個別義工也許會埋怨:「平時講你又唔聽,website同facebook寫哂你又唔睇,telegram又唔裝,臨急先嚟問,想點呀!」但這只可以是個人一時的情緒,去到社會運動的組織和推進,就無助於檢討和反省。雷動的想像社會運動需要夢和想像。沒有夢和想像,也就沒有前景,那就甚麼都不是。如果雷動並不只是策略遊戲,還是個夢。這個夢就在於為選民充權,凝聚公民社會,並且重建公民社會和政黨、和議會的連結。這次選舉,我感受到很多策略性選民的熱情。那熱情在於奔走請託,焦急地尋求建議名單;在於不厭其煩地和親友相約配票;更在於在太古、油塘等地苦候數小時投上一票,這跟選民寄托在朱凱迪身上的八萬多票其實並無異致。選民不但可以在既有候選人之間尋求心儀的選擇,還可以互相連結,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從另一個角度看,雷動可以是個獨特的社群,促進橫向的信息流通和聯繫,在自由主義的代議政制框架下,開拓更豐富的公民政治空間。回顧香港的民主運動歷史,我常常想起多年前許鞍華的舊作《千言萬語》。電影裡謝君豪由街頭走入議會,正好象徵七、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領袖如何慢慢地被吸納成為議會精英,並且與群眾脫節。零三七一開始,保衞喜帖街、天星皇后、反高鐵、反國教、雨傘運動,每次大型社會運動似乎都說明議會精英如何落後於形勢,如何與公民社會脫節。當英式政治文明外衣不再,中共的再殖民手段橫行無忌,議會問政已經不是民主運動的有效途徑。網台「城寨」的節目提出以大數據進行立法會選戰,其實雷動的構思原來就是個大數據項目。如果雷動聲吶的網絡可以連結傳統政黨的地區樁腳,豈不就是重建政黨與公民社會關係,實踐議會抗爭的最大力量?以此反制中共的組織鐵票和議會專橫手段,不是比單單在議會投票反對,然後高喊「最黑暗的一天」有效得多嗎?如果將來還有雷動,那應該是一個豐富而強大的民主運動,去盛載我們的希望和想像。[1]Thomas Gschwend, “District Magnitude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trategic Voting”. 需要說明,Gschwend的說法並不是個應然的命題,那只是一個用於學術研究的定義。但他的研究仍然說明了策略性投票這方面的特質。 立法會選舉 雷動計劃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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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動回顧之一:理想與現實

選舉塵埃落定,雷動計劃亦一如所料,招來猛烈批評。重視批評、回應批評、自我反省,是每個參與社會的人的基本責任,不管你是推動者、參與者、和應者,或者只是一個小義工。撰寫文章,就是嘗試對雷動計劃作全面的審視和檢討。本文是第一篇,主要回顧雷動計劃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坊間對雷動有很多評論,但有些評論根本文不對題,或者純屬想當然,沒有清晰的事實和概念基礎。雷動當然可以批評,但至少應該建基於起碼的認識。而偏偏,對於雷動,支持又好,反對又好,很多人有的,只是片面的印象和感覺。雷動是甚麼?雷動一開始,目標已非常明確:令非建制派在立法會取得過半數議席。因此,它基本上是功利的,不涉太多意識形態爭論。它當然有政治取向,但相比起其他工運、婦運、同運、環保等社會運動,比起朱凱迪的土地正義,比起《公民約章》的社區自主,雷動著重的不是一套嚴謹的意識形態論述,而是很實在的,錙銖必較的選票和議席計算。簡單地說,它只是連結一大班人去玩立法會選舉這個遊戲,並希望窮盡遊戲規則,玩得最好,贏得最多。好比打機,玩家先認定partner,然後制定策略,謀取勝利。對於這個立會遊戲,雷動對候選人設定了兩條界線。第一條:建制vs.非建制。這是條政治的、qualitative的界線。據戴耀廷教授所講,劃界的依據是候選人對政改方案的取態,贊成「袋住先」的就是建制,反對「袋住先」就是非建制。這種二元對立的分類,著重的是相同,而非差異,理所當然地墮入那些對本體論的批判。其實,由開始至今,雷動對本土、泛民、傘兵、自決、左翼等派別差異從沒認真處理。相信戴教授自己是有思考的,個別雷動推動者也一定會想過這個問題,但卻從來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去仔細探討,形成共識。於是,這個問題也種下後來爭議的伏線。決定了誰是partner,接著就是遊戲策略。對此,雷動劃定了第二條界線:一切交由數據決定。這是條quantitative 的界線,數據顯示誰人可救就救,救不了就放棄,完全擺脫個人喜好、政見、感情、荷爾蒙的影響。具體來說,雷動把港大民調、雷動聲吶、雷動街頭民調三組數據以統計學的方法結合起來,得出每張名單的支持率,再將所有候選人分為四類:必勝類、可勝不穩類、邊緣類(介乎輸贏之間)、必敗類。雷動又假設,選民之中約80%只會按主觀意願投票,而不理會得勝率或總體的選舉與政治效果。剩下來20%雖然有心儀的候選人,但會視乎選情和總體結果作策略性投票。這些人當中,有些完全沒有心儀的候選人,有些雖然心有所屬,但其策略性投票的廣度,可以容納本土、泛民、傘兵、自決、左翼等任何派別,這些人就會做雷霆救兵。雷動的玩法概念不變,但雷動的玩法曾經隨著外間的反應而多次調整。其中最重要的部份是參選人協調出選名單,不過,這部份也是最令人氣餒的,不少政黨一一回絕。最後,雷動已別無從選擇,只能放棄參選人,集中在選民部份。根據前述框架,雷動的玩法是:(1)要救邊緣類(第二界線)的非建制(第一界線)候選人。如果策略性選民心儀的對象:(2)屬必勝類,他們可以轉投其他邊緣類候選人;(3)屬可勝不穩類,則必需繼續投票給他,不應轉投,以免陰溝翻船;(4)屬邊緣類,毋用多說,繼續投票給他;(5)屬必敗類,則不必浪費選票,應轉投其他邊緣類候選人。必須重申,以上玩法只適用於策略性的,即上文提及的20%選民。至於佔大多數的80%則從來不屬於雷動的對象。一來,他們只會按主觀意願投票,根本動員不了;二來,就算在雷動的盤算裡,這些人都不必轉軚,以免觸動選舉版圖的基本盤。理論上,如果現實按劇本發生,必勝類、可勝不穩類、必敗類的候選人得票是不會跟民調數據有很大差異的,至少不會由贏變輸或由輸變贏。而主要的風險只在邊緣類候選人的得失,因為當中勝負的票數相差可以很少,再精密的機器都無法準確配票。9月3日,雷動完成最後的數據分析,並按上述的玩法提供建議。其中:香港島:陳淑莊可勝而不穩,其支持者,就算願意策略投票,都應該繼續投票給她。羅冠聰、許智峯同屬邊緣一族,除了陳淑莊的支持者以外,所有策略性選民都應該平均地投票給二人。九龍東:黃洋達和譚得志同屬邊緣類,但數據顯示兩個只能活一個。由於二人都屬非建制(第一界線),雷動就以數據(第二界線)來處理,不過今次的數據沒有港大民調,只有加入了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的數據。根據這些人的意願,多達78%怎樣也不會投黃洋達,也就是說,雷動無法動員它的參加者救黃洋達。所以剩下來只有譚得志一個選擇。九龍西:黃碧雲可勝而不穩,其支持者,就算願意策略投票,都應該繼續投給她。劉小麗、黃毓民、毛孟靜、游蕙禎四人同屬邊緣一族,但數據顯示四個只能活三個。情況與九東相若,雷動再一次以第二界線,聲吶策略選民的數據來處理,而他們當中亦有79%怎樣也不投黃毓民。雷動無法動員它的參加者救黃毓民,所以只有建議游蕙禎。新界東:楊岳橋屬必勝類,其支持者如果是策略選民,應轉投邊緣名單。范國威、張超雄、梁國雄、林卓廷、陳志全、陳云根、梁頌恆七人同屬邊緣一族,而七人只能活五人。同樣,按雷動策略選民的數據,不足20-30%願意投票給陳云根和梁頌恆,故建議所有新東策略選民把選票平均分配給剩餘的五人。新界西:尹兆堅、朱凱迪、鄭松泰可勝而不穩,其支持者,就算是策略選民,都不應轉投其他候選人。郭家麒、李卓人、黃浩銘、黃潤達都屬邊緣一族,但數據顯示四個只能活兩個。這一次,無論第一還是第二界線都未能取捨,於是交由新東的聲吶策略選民在9月3日晚的網上討論群組投票決定,而他們最終選擇了郭家麒與黃浩銘。9月4日晚,由於投票率高開,雷動決定調整策略,鼓勵新西多爭一席,於是建議雷霆救兵和策略選民配票給李卓人。超區:涂謹申屬必勝類,其支持者如果願意策略配票,應轉投邊緣類名單。梁耀忠、鄺俊宇都屬邊緣一族,於是雷動建議策略選民平均地投票給二人。總括來說,雷動為立法會的選舉遊戲定下一個框架,這個框架有兩條界線。第一條是政治性的、qualitative的,標準則取當前政治形勢的最大公約數;第二條是數據的、quantitative的。原來的目標是集合全港共約100萬非建制選民中的20萬策略投票人加入,再按投票意向在裡面選出雷霆救兵。如果一切按預期發生,風險就主要控制在邊緣名單的得失之內,因為其餘80萬人的投票取向大概應與數據顯示的相若,而20萬策略選民又會在選舉當天滙報投票結果,還有每區一萬的雷霆救兵。至於那些無法處理的風險,就只能交托上帝了。因此,雷動原來的設計其實是個大數據項目。它並不完全倚賴抽樣的港大民調,還以全部20萬策略選民的數據作基礎。如果一切按預期發生……如果。雷動的現實天氣不似預期。直到9月2日,參與雷動聲吶的人只有2萬多,策略選民又好,雷霆救兵也好,他們的數量皆不足以影響選情。於是,雷動只能通過他們將信息廣傳,希望沒有加入聲吶的選民都認同雷動的分析,跟隨雷動的策略,一同參與這個遊戲,這就是戴教授說的「漣漪效應」。暫時沒有任何數據說明「漣漪效應」是否發生;如果有,它的覆蓋面有多廣,影響有多深,介入了哪一區,哪一部份的選情…… 這些都需要日後更深入的分析。但至少,單憑個人感覺,「漣漪效應」是有的,只不過沒有完全按照期望那樣發生。9月3日和4日,選舉的氣氛熾熱起來。雷動聲吶的參加者激增一倍,雷動的幾幅投票建議圖也在不同的社交群組廣為傳播。不過,很多接收者都沒有詳細了解當中的資訊,沒有留意本身心儀候選人的選情。例如,對於可勝不穩的候選人,雷動建議其支持者,就算策略投票也不要轉投其他人,但不少人誤以為這些可勝不穩者已經夠票,或者一看到雷動建議的邊緣名單就轉投給他們。個人經驗,選舉當日很多人奔走相告,查詢選情,而他們很多看不明白雷動建議圖的全部信息,甚至根本不在意這些信息。他們關注的內容其實只有一個 – 跟股市暢旺的情況很相似——那就是:比冧把!另外,投票回報的程式設計也有問題。由於加入雷動聲吶的人少,故構思讓每個參加者代為回報額外9人的投票選擇。但版面設計所限,那9人與回報者的投票必須完全一致。若我與他人地區議席選擇相同,但超區不一樣,便不知如何回報才好。類以問題在9月4日如雪片飛來。所以,在9月3日完成數據分析後,雷動其實再無新的,可靠的數據去掌握選舉日的選情發展。唯一可以依賴的數據就是投票率和傳統智慧:高投票率有利非建制。選舉當日,投票率和投票上升的速率皆超過2004年——那是歷年立法會投票率最高的一屆。於是,雷動也調整策略,在建議的拯救名單上加入李卓人。至於其他部份,特別是可勝而不穩的候選人是否一如所料選情靠穩,坦白說,雷動是完全無從掌握的。以上所說的,就是雷動計劃的基本面貌,或者哲學一點,是個人了解的基本面貌。這些資料不是甚麼秘密,在很多公開的網站、媒體、雷動的Facebook專頁都可找到。選舉過後,很多人批評雷動。但正如文首所言,雷動當然可以批評,也有太多值得批評,值得檢討。但所有批評和檢討,至少應該建基於對整件事情的基本理解。雷動有沒有影響?顯而易見,影響肯定有,但那是多大的影響,怎樣的影響;或者,有沒有原來期望的成效,就不是單憑一兩個候選人的成敗或得票升跌等片面印象就可以斷定。那需要全面而仔細地審視相關數據,且待另文處理。毋庸否認,雷動計劃實行起來,與原來的構思有相當落差。有人認為,既然沒有,或者執行不到最精確的方法,亦沒有充足的信心,應該終止計劃,以免弄巧反拙。這問題涉及很多層面,例如最差可以差到甚麼程度;就算沒絕對把握,是否有合理的信心;個別候選人的得票還是總體議席更能對應當前的政治形勢?兩者之間又是否非此即彼的選擇?這些都關乎風險考量和政治研判。還有一些概念問題,策略投票是否損害選民的自由意志?要思考雷動,這些問題都不可避免。雷動回顧之二,將述說個人對雷動的觀察和思考。 立法會選舉 雷動計劃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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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動初探 上篇:選民為何投票?

「撐傘落區運動」是傘運後成立的民間組織,與其他團體一起組成「公民聯合行動」,推廣「雷動計劃」。我們希望藉著《雷動初探》上下兩篇文章,討論計劃背後涉及的概念,以回應外間部份疑問。現時,外間對「雷動計劃」仍有不少疑問,歸納有三:1、 扭曲選民意願;2、 扭曲選舉結果;3、 有組織地介入選舉十分危險,稍為不慎,可能適得其反,令非建制派喪失更多議席。第三點更多是技術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1]。至於第一和第二點,其背後對選舉以致投票行為有一系列的假設:選民支持某候選人,於是出來投票,讓他/她當選,而這些選民意願最終會在選舉結果得到反映。 可是,我們需要問,選民的一票究竟表達甚麼意願? 或者更根本地問,甚麼動機驅使選民投票? 另外,選舉結果真的反映選民意願嗎?選民意願政治學者Gabor Toka引用「選舉制度比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 CSES)的調查數據[2],就投票行為的動機進行了相當有趣的研究。這裏先介紹幾個相關概念:表意模式(Expressive model)投票 – 投票的回報內存於行為本身,也就是說,選民是受到行為本身的即時回報驅動而投票的。例如履行公民責任、置身於某政治社群的歸屬感、表達政見、通過投票給某政治取向相同的政黨而肯定自我等等。工具模式(Instrumental model)投票 – 選民希望通過投票而帶來某種選舉結果帶來的政治後果/影響,那可以是象徵性的,但更多時候是實質的政府政策和表現。在工具模式的投票行為裡,投票的滿足感就好像投資一樣,是延後的,而且是通過選舉結果而間接得來。Voting(投票) – 包括閱讀和吸收政治資訊(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到票站投票(turnout)、選擇政黨/候選人(party choice)三個面向[3]。Toka認為要三者同時兼顧,才能理解選民的投票(voting)行為。表意模式和工具模式都是理性行為,而區分兩者有重要意義,因為不同模式的投票(voting)行為,會帶來不同的選舉結果。過往研究和Toka都提出相同的擔憂:如果選民不單在投票(turnout)面向,而且在政黨選擇,甚至閱讀政治資訊方面都受到(或至少部份受到)表意模式驅動,會否最終選擇了與政治理念相違的政黨,甚至在總體上帶來與工具模式投票不一樣的政治後果?Toka的研究結果非常有趣,概述如下:1、 出來投票(turnout)的確完全受表意模式驅動2、 選擇政黨受表意模式驅使,其程度更甚於投票(turnout)3、 閱讀政治資訊明顯地建基於工具模式4、 政治制度(多黨制還是兩黨多數制)對投票(voting)模式的影響不大[4]。Toka的研究表明,在個人層面,選民投票(voting)的動機非常複雜。大部份選民會工具性地吸收和閱讀政治資訊,思考相關的選舉和政治效果。不過,單憑這一點並不足以驅使他/她們到走進票站,在選票劃上一剔。對他/她們來說,投票(turnout)和選擇是表意性的,其本身就是目的,與預期的選舉結果和政治影響並無必然關係。當然,邏輯上也不能反向推斷,說某候選人當選與否,並不在選民考慮之內,只是這並非驅使選民投票(turnout)的最重要原因而已。選民意願與選舉結果其實,選民意願,就算是足夠數量選民的意願,也不一定會帶來相應的選舉結果,當中有些概念需要更仔細地區分。投票(voting)行為是個體層面(individual level)的事,選舉結果卻是總體(aggregate level)的,是個別選民行為的綜合結果。選民投票(voting)直接帶來的只是「選票分佈」,也就是個別候選人/名單的得票數字。可是,最終的「選舉結果」,即議席分配,卻不一定與「選票分佈」吻合。當中的關鍵是「選舉制度」,也就是決定「選票分佈」如何落實成為最終議席分佈的方法。 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港島區為例,按照「選民意願」,議席分佈應該是公民黨1.50席、民主黨0.86席、曾鈺成0.78席…… 劉健儀0.38席……,但實際結果卻是由公民黨至王國興都同得一席,劉健儀卻一席也沒有。換過角度,以當年最重要的兩大陣營區分,泛民在港島得票率逾50%,卻只得42.9%(3席)的席位;在新界東則剛好相反,泛民得到56%選票,卻摘下66.7%(6席)的大多數議席,兩者同樣沒有反映「選民意願」。現實上,就算實行比例代表制,都不可能保證「選民意願」沒有「扭曲」,而最末一至兩席的得失,往往有很大的隨機性[5]。 所以政黨參選,從來不單要爭取最多的「選民意願」,還希望窮盡選舉制度,把「選民意願」「扭曲」成為最多的議席。按照Toka的思考,表意模式和工具模式投票(voting)反映的是很不同的選民意願。如果大部份選民都是表意式投票,他/她們的意願已經在選票分佈中反映出來,但這並不能等同某種intended election consequence。如果把「選民意願」量化為個別參選人的得票數字,那「選民意願」與選舉結果可能出現重大差異,但這差異不能用「扭曲」來解釋。它既源於大部份選民都是表意性投票,也因為選舉制度帶來的隨機性,就算擁有極強工具性投票意欲的選民也無法完全掌握。其實,香港立法會選舉最大的扭曲從來在於功能組別,因為它違反票值(基本)相等、開放參與等基本原則,也讓北京繞過選舉規範,操控選舉。「雷動」的意義因此,雷動計劃的意義在於兩方面。「策略選民」部份鼓勵選民考慮候選人的當選機率,也就是把投票(voting)行為由表意模式轉為更多地以工具模式驅動,而這兩者皆是選民個人的理性選擇,談不上扭曲。「雷霆救兵」則對應選舉的遊戲規則,即總體層面上每區最末一至兩席的選舉結果,減低當中的隨機性;而且「救兵」本身也不過是一群帶有很強工具性投票動機的選民,表達的是這一類選民的投票意願。他/她們關注總體政治影響甚於個別政黨名單的得票,因而可能做就與表意式投票不同的選舉結果 – 這不但符合投票的行為邏輯,也沒有違反選舉倫理。另外,Toka談及,表意性和工具性兩種投票模式可能會帶來政治信念相反的選舉結果,情況一如2012年新西及港島區。如果雷動計劃有效,是否就能拆解「選民意願」和「選舉結果」的潛在矛盾?根據Toka的分析概念,選民受表意模式還是工具模式驅動,其實是預期選舉結果的差異(即甲黨還是乙黨勝出)(B)、個別選票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P)、投票(voting)成本(C)、投票(voting)本身的滿足感(D) 四個變項的價值對比。若選民覺得B和P的數值非常大,大於C和D,他/她便是工具性投票者。相反,若選民認為D的數值(即投票本身的滿足感)比其他變項更高,他/她便是表意性投票者。問題是,一般選舉(不論多數制還是比例代表制)的選民基數最少數十萬,甚至上千萬,因此,個別選票的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即P的數值非常低)。單從常理推想,也不難理解為甚麼到投票(turnout)和選擇政黨時選民多傾向於表意模式。不過,個別P的數值並不單單受制於龐大的選民基數,還可能源於選民各自分散、選舉資訊不足等原因。理論上,如果能夠讓選民掌握充份而準確的選舉資訊,集結力量,應當會大大提升P的預期數值;而又如果B的數值也非常大,即甲黨還是乙黨勝出對選民有重大差異,便足以驅使選民以工具模式投票。因此,說雷動計劃是一個「充權」的社會運動,並不單從概念上而言,還指向一個具體方法(公民聲吶) 把分散而又力量微弱的選票集結起來,令個別選民發揮更大的政治影響。策略上,雷動計劃需要更多說明「立會過半」可以帶來的政治願景(提升B的數值),同時令選民相信,只要集結力量,訊息流通,這個願景是可以達到的(提升P的數值)。下篇預告:策略性投票最後,必須說明,雷動計劃強調的是策略性投票,而策略性投票是另一個概念。它固然多數依從工具行為的模式,但並不必然。例如,某選民可能對任何政黨都沒有偏愛,他/她只偏愛戴耀廷;又或者只想表達對建制派不滿,甚至只為享受「雷霆救兵」的充權感覺,因而參加雷動。這一類選民雖然進行策略性投票,但其行為仍然是表意性的。限於篇幅,策略性投票的概念留待下篇續談。延伸閱讀Toka, G. (2009), “Expressive Versus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of Turnout,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Learning”,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因篇幅過長,本文是濃縮版本。原文請參看「撐傘落區運動」網頁https://umbrellablossom.wordpress.com/2016/07/16/%e3%80%90%e9%9b%b7%e5%8b%95%e5%88%9d%e6%8e%a2-%e4%b8%8a%e7%af%87%ef%bc%9a%e9%81%b8%e6%b0%91%e7%82%ba%e4%bd%95%e6%8a%95%e7%a5%a8%e3%80%91%e5%b9%a1%e5%85%a7%e5%85%92%e6%92%90%e5%82%98%e8%90%bd/ )[1]「雷動計劃」的數據採集及分析工作由民間組織「公民數據」負責,其代表對此信心十足,理由如下:(一) Telegram的系統設計,駭客難以入侵;(二) 系統技術能夠辨別個別投票人,追踪其投票意向,防止對手滲入,干擾數據;(三)「雷動聲吶系統」是個大數據項目,並非抽樣民調。如果調查的數目足夠,足以掩蓋統計學上的偏差。[2]CSES於1994年創立,目的在於進行跨國調查,研究政治制度對政治行為的影響。本文引用的Toka研究建基於CSES於1996年至2002年期間進行的首階段調查數據,當中涵蓋33個國家的45次選舉,包括香港於1998和2000年的立法會選舉。[3]按Toka原文,voting包括turnout、party choice、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三個面向。Turnout一字有「走出來投票」的意思,較難翻譯,通常都與voting同樣譯作「投票」。因此,為免混亂,本文提及投票時,會用括號加注,說明指的是turnout還是voting。[4]由於缺乏相關資料,Toka這一部份研究並未納入香港2000年立法會選舉的數據。[5]港式比例代表制比實行的是最大餘額法,但就算換了最高平均法、D’Hondt method、Sainte-Lague method等方法,也同樣不能確保議席分配符合選票分佈;而常識告訴我們,如果換成多數制,只會浪費更多選票,議席分配也會更不符選票分佈的比例。 雷動計劃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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