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有另一個卜戴倫

所有影響過我的,或者說我愛過的同時代人之中,卜戴倫(Bob Dylan)是最矛盾的一位。他的矛盾在於他不斷否定前一個自己,但他沒有因此遁入虛無和分裂,一如他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這張專輯的名字所顯示,他發現了一面又一面的另一面的卜戴倫,因而日漸豐滿、日漸拒絕定義,正因為此,他完成了一個偉大詩人所需要的自我革命,把命運與作品通過各種撕裂而融合為一體。因此聽到戴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斯德哥爾摩此舉直接向世人宣示了詩歌不應畫地為牢,在學院以外草莽生長的各種詩意應該衝破文學史的保守,為未來的詩歌增加更多出入口。悲的是諾獎無疑要為卜戴倫的多重身分進行一種總結,以後大眾看他聽他首先會想到「那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明星」,這有違多年來戴倫與各種戴在他頭上的帽子的搏鬥。年輕的時候,聽戴倫音樂讀其詩歌,最強烈意識到的就是這個詩人與我之前學習過的詩人都不一樣。當中最吸引我的是,面對這個亂七八糟的繁雜世界,他能夠從容的開口歌唱的態度,因為他把自己放置在漩渦當中,而不是旁觀和逃逸。我覺得這是傳統意義上的詩人愈來愈缺乏的,一種坦蕩但是同時又毫不妥協的態度。我曾用「出入大千相」來形容他早中期作品中那種擁抱世界的勇氣與自在,惠特曼之後,久違矣。另一吸引我的是:他的歌裏總是有懷疑主義的精神,那是超越別人加給他的理想主義成分的——我們不要以為他就是六十年代美國那種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實際上他是懷疑主義者,他和卡夫卡、齊克果、卡繆等不安但清醒的獨立作家更接近。純粹從文本的角度講,對他的文學影響最大的是詩人迪倫.托馬斯和蘭波。迪倫.托馬斯是英國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但是卜戴倫把他的黑暗的一面挖掘得很深,把語言上的非理性實驗走得更遠,且加入了很多貌似遊戲的成分,我稱之為雜耍風格;然而愈是遊戲愈是讓人覺得有弦外之音、驚心動魄,這是熟悉黑暗童謠的讀者都懂的。蘭波的「詩人就是通靈者」這一神秘主義觀念,帶領着戴倫在六十年代擁抱迷幻文化,然後抽離,因為他永遠不需要同道人,他經營詩歌中的幻象與隱喻並非為了獲得共鳴,而更多是對日益固化的想像進行挑釁——這是他和整個強調共享的嬉皮文化的最大不同,永遠有另一個卜戴倫期待着他去成為,而不是回歸那個已經被接納的戴倫。對想像的大眾說話為什麼五十年來他都沒有得獎,或是現在得獎讓很多文學評論者不知所措呢?因為他完全是在文學史以外的一種寫作方式。他超越了現當代的文學理論,拿意識流、超現實主義這些東西去套他會顯得似是而非。他和美國垮掉一代文學有近似的某種合流,但是也是若即若離的。因為畢竟卜戴倫是民謠歌手出身,他深知詩歌跟民間的關係更密切,他對想像的大眾說話,學院對他束手無策。你能夠感受他的魅力,但你沒辦法解構他,他令詩歌回歸到某種初心——因為詩歌來自於對時代的敏感直覺、人對他人的情意與夢想、欲求,不是說通過某種教育而來的深思熟慮、對某種體系的認識等去寫作就能寫出好詩的。諾獎的評委把卜戴倫和荷馬、薩福相提並論,說他讓人回歸到古老的史詩傳統,這也存在誤讀。其實卜戴倫的抱負不是去承接一種文學的傳統,他沒有把自己局限在文學裏面;另外他不是以史詩的野心去寫作的,如果說到荷馬和薩福,他是介於兩者之間——薩福是更私人化的抒情,荷馬則是面向一個時代、面向一個國家的命運這樣去寫作。卜戴倫一直都很反感別人說他是時代代言人,但是他又無意的做到了這一點——我想他沒有敘述這個時代,反而是讓時代在他身上發生化學反應一樣。說到時代,戴倫有他的時代,我們有我們的時代,兩者相遇也是必然,在詩的魔法下。有什麼比雨傘運動時期在金鐘街頭看到「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更激動人心?我們記得《答案在風中飄》是戴倫的起點,你可以想到當年的反戰、反極權,也可以在今天香港想到我們的困頓我們的憤怒,政治從一而降,我們要掌握的是獨立的態度,正如戴倫另一句名言:「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既然答案在風中飄,我們就自己去創造答案,不用再問了。在對卜戴倫獲獎的反應之中,英國小說家Will Self說得最有意思:「對於這個獎,我唯一告誡的是:這個蘊含着巨大財富的獎其實降低了戴倫的身價,這個獎幾乎是文學圈的輪流坐莊,而不是獎勵世界級創造性的藝術家。是的,就有點像當年薩特被授予這個獎——他是一個哲學家,有理智去拒絕它。很可能,鮑勃也會這麼做。」我不禁也期待起卜戴倫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拒絕,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一輩子對主流定義的反抗,將有一個完美的句號。但我們也知道戴倫拒絕句號,無論它以什麼形式畫上。(照片攝於佔領現場)文、圖.廖偉棠/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10月16日) 音樂 文學 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獎 卜戴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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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城》存在,我城便不虛妄 從西西紀錄片說起

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莫過於一個小孩子的笑和哭,因為當他笑的時候他是全心全意地笑,他哭的時候是全心全意地哭,彷彿這世界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惹他笑和哭的東西佔據了他的命運。我不記得是在里爾克還是在紀伯倫還是在泰戈爾那裏看到上面的這個意思,也許是我自己的發現罷。文學世界裏,往往也是這麼一種忘我忘他忘天地的哭笑最惹我珍愛,心嚮往之。西西的作品裏,常常有這樣一種純粹的超越性,勉強名之為「童心」,似乎還不盡其無限意。在陳果拍攝的西西紀錄片《我城》裏,西西本人也好幾次流露這種孩子氣的好惡、孩子氣的喜悅與悲傷來。就這點而言,我是讚許陳果的,只有一個孩子氣未泯的導演才能捕捉或誘發出這種效果。雖然陳果同時也是最世故的導演,但他身上的頑童性格與西西不謀而合,陳果未及西西的是他對香港世事的洞察尚未演變成智慧,而西西幾乎是從《像我這樣一個女子》開始就擁有這種高於世故的智慧,以至於《我城》需要刻意用拙筆去隱藏之。 「香港冇架啦……」《我城》紀錄片裏不乏神來之筆,陳果像一個小學男生一樣討好小學女生西西,他讓她筆下的人物化身大玩偶突然出現在正在候船的她面前,她那驚喜把觀眾的心都融化了;他不惜自己化妝成小蜜蜂、整個攝製組扮成童話人物,包圍着一本正經實際忍不住笑的西西,讓她談作品裏的愛情的時候,我甚至有點感激陳果,他做了我們想為西西做而不好意思做的事。雖然這是個壞同學,他在放映後坦承自己沒有看完任何一本西西的書。這些是會心一笑的溫馨時刻,難過時刻也有。除了西西嚴肅地(在成人眼裏是孩子氣地)控訴猿猴以及地球的被損害的那部分,對於我來說,最傷心的兩個時刻分別是:談到純文學的閱讀風氣的時候,西西決絕地吐出一句:「香港冇架啦……」雖然她指的是文學的理想讀者,但單獨聽來似乎是在宣判香港||一個精神上的香港之死刑。另外就是西西穿過她家所在土瓜灣、紅磡那邊密集的自由行購物客回家的路,如此艱難,周圍那些本來也是她愛的同胞面孔如此恍惚如此麻木(沒有拍出來的是,在那些地方開設所謂免稅店專門坑騙遊客的香港人之嘴臉也同樣不堪),這是作家在我城現狀的一個隱喻。與「香港冇架啦」相呼應的一句話,是大詩人瘂弦在回顧港台文學交流史之時慨嘆所道出:香港一度是台灣作家嚮往的文學自由港,「但是後來,香港漸漸閉塞,台灣後來居上」。這個閉塞,除了英殖與北大人的外來壓力,其實,香港人自身的保守和犬儒難辭其咎。香港嚴肅文學生存艱難,絕非香港作家不努力、不創造優秀作品,而是社會之功利心極重,不少讀者追求淺薄快感和速食實用,這就是所謂的「市場」,文學論斤両來賣,不俯就流行口味則被批判為離地、高高在上。 莫言與西西電影也多次採訪了莫言,莫言和瘂弦實屬中台兩地最頂尖的作家了,他們對西西的激賞和對香港文學環境之惡劣的惋嘆同樣有之。莫言道:「西西,在小地方寫出了大作品。」還說:「八十年代我們來香港,常常讓她請我們吃飯,後來才知道她比我們還要清貧。」瘂弦說:「西西的書桌,是我見過作家最小的書桌,台灣任何一個作家的書桌都比她大。」其實這裏的「西西」可以置換成董啟章或其他一個在香港嚴肅寫作「沒市場」作品的詩人、作家。然而,恰恰是處境最艱難的、以一己犧牲精神撐起香港文學之獨立豐盛的這些作家,在今日香港網絡上飽受攻擊。《我城》電影一結束,我打開手機,看到的就是又一波淺薄媒體接力而至的對所謂領取「文學綜援」的文學團體及作家的抹黑,此等妄語本可不理會,但接着看到的一篇聲明卻使我在看電影時一直忍住的眼淚掉了下來。被質疑的「水煮魚文化」及《字花》雜誌,為正視聽不得不做出剖腹自證清白式的聲明,文中一一列出文學雜誌工作者的薪酬,其低微令人不忍複述||你可能想像今天香港,一個碩士畢業的前資深編輯擔任的行政總監,全職月薪只有一萬元嗎?這些在抨擊者言中是騙取「文學綜援」的可憐人,實際上是香港最勇敢最無私的文學建設者,他們領着微薄的薪金、付出高強度的勞動,成就了一本放在中港台文壇當中都毫不遜色的雜誌《字花》,西西、鍾玲玲等前輩都會在此發表她們的新作||這不只是惺惺相惜的支持,也是肯定他們的辦刊水準。《字花》的篳路藍縷,不難讓人想起《我城》電影中各位前輩回憶的《大拇指》詩刊和《素葉文學》的艱辛。《大拇指》詩刊和《素葉文學》的水準,絕不亞於之前生命力貌似更強的《中國學生周報》,而《中國學生周報》是有美新處亞洲基金會的資金支持的||這在今天的港式紅衛兵們看來是否也是「文學綜援」呢?《字花》依靠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微薄資助能走到今天,不至於像以前沒有資助的好雜誌一樣夭折,難道不是香港讀者之福嗎? 文學與市場當然,按那些庸俗的市場決定論者的邏輯,只要不能「自力更生」的事物便沒有存在的必要。然而物質市場與精神「市場」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東西,一本作為商品的書籍的暢銷絕不等同於它所承載的內容必屬佳品,市場受眾的素質往往決定了市場的健康程度,為何西西的作品要在台灣洪範出版?當然是因為鄰島的版稅和市場體現了對一個真正的作家的尊重。我願意再強調一次,這批強迫香港作家「反省」的所謂「大眾」,為何從沒反省過自身的格調、品味與誠意?西西們嘔心瀝血的創作,豈是爾等靠搬弄幾句高登潮語的譁眾取寵者能「解構」的?有人用魯迅先生語,說這是怯者憤怒抽刃向更弱者,我說不對,這分明是蒼蠅向勇士的嗡鳴。香港文學對這個城市的精神建設,是一股深而強勁的潛流,細細滲透到每個願意接受其滋潤的心靈中。今天所謂本土派,若不是四五十年前西西《我城》、也斯《雷聲與蟬鳴》等文學作品對本城的文化身分的確立認證,你們有何精神資本?他們大刀闊斧開拓觀念之荒野,可謂前無古人,「我城」二字如今深入人心,對香港有歸屬感的人唸之便會心微笑,雖然後者未必讀過西西《我城》。而假如你讀過,其中奧妙正如董啟章在電影裏所分析:「我」與「城」之間的關係獨立又相屬,離合出無數意義,假如你能虛心思考文學於現實香港挖掘的深意,你對「本土」的思考自然也能更深一層,而不僅是人云亦云和「熱血」、「╳衝」。這樣的文學作品值不值得公帑資助?當然值得,本質上這不是資助,而是對精神勞動的基本回報,因為市場不健康未能合理回饋,藝術資助制度便來填補遺漏,有何不可?不過話說回來,香港文學作家獲取的藝術資助極其有限,而且只要有一點可能,我們都不去申請資助,把有限金額留給更有需要的年輕作家、澤及更多作者的計劃。 文學與理想西西有出版社願意投資出版,而以我自己為例,我只有在二十六歲之前出版的詩集申請過最基本的出版資助,其後所有書都是出版社出資印刷。我最後一次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是二○○八年寫作《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這本書恰恰能反擊所謂「受資助者必寫維穩文學」之說,其中詩作有撐保育、諷刺市建局的,有撐性工作者批判警權過濫的,有諷刺天朝盛世的……幾乎佔了全書一半,最後這本書由本地出版社KUBRICK出資出版,獲得了香港文學雙年獎。西西四十歲左右開始全職寫作,最初生活全靠微薄的教師退休金;我三十歲開始全職寫作,每個月寫兩萬字以維持一個不低於全港工資中位數的收入,箇中甘苦自知。如果非要像「水煮魚」那樣羅列細節向不懷好意的人交代,我覺得並無意義,而且還變成了許驥文章所言的中國人鬥到最後就是鬥窮鬥慘。其實如何定義「慘」呢?一個創建了自己的文字世界的作家歸根到底是幸福的,一如我們在電影《我城》結尾中所見的西西,她在自己的世界||陳果找來多個香港模型藝術家搭建的那個驚艷的縮微香港裏面從容款步,時而停下、微笑。無欲則剛的香港作家,建構了像《我城》這樣一部部文學傑作,暗地裏記錄、重塑了一代代香港人的靈魂傳、心靈史。沒有《我城》的我城,在這些年的動盪中則難免迷失,走向虛妄。事實上,政權強力甚至洗腦教育都不能真正吞噬一個地方的精神,只要創造者繼續創造比權力更深刻的藝術,精神便生生不息。作者簡介﹕詩人、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台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野蠻夜歌》、《八尺雪意》、《半簿鬼語》等,攝影集《傘托邦》、《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等。(圖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文/廖偉棠 編輯/袁兆昌]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文學 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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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跋涉於自由中評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是怎樣的時代,中國有過這樣的一個時代嗎?或者說,蕭紅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何謂?蕭紅在日本自我放逐,寫信給蕭軍,說:「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看了電影去查找蕭紅書信集,才看到後面還有一句:「但又是多麼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着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中過的。」這難道不正是完美地闡釋了狄更斯「這是最好的時代,這也是最壞的時代」嗎?這句話或許不是並列的結構,而是在最壞中才能逼現出最好的意義來|| 在一個講座上,許鞍華說如今是拍攝蕭紅和她的黃金時代最好的時機|| 這是最好的時機,因為這是最壞的時代。無論大陸還是香港,我們掙扎於一間間新造的鐵屋,這時回看蕭紅的自由選擇與承擔,我們起碼得以聞見猶如魯迅所喻那一柄在黑夜裏敲擊城堡的鐵牆匕首所發出的聲音,可以知道無論什麼時代,懷抱自由的人並不孤單,即使此音寂寥,但始終存在。 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關於時代,魯迅還有這一句話:「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想必蕭紅也熟悉這一句話,魯迅先生說的簡直就是電影《黃金時代》裏的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白朗、聶紺弩、蔣錫金、駱賓基等等。時代永遠都是可詛咒的,而恰恰因為這些青春的搏擊把它錘鍊成為黃金時代。剛看完《黃金時代》時,我頗有無語凝噎之慨,不但為蕭紅耿耿於懷,也為了那個被戰火腰斬了的民國。四十年代是一段精神的夭折史:一個青春的中國如此夭折,蕭紅也是其象徵。縱衣冠南渡,河山的沉淪終無可挽回,《黃金時代》中間有一個鏡頭,也許是從漂泊南下的蕭紅眼中看出去的,一條擠滿了浮冰的大江|| 就像蕭紅曾兩次引用的《弔古戰場文》裏那句「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兮,風悲日曛」的景象|| 看到這個鏡頭,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強悍的,那個青春的中國與奮力追求自由的蕭紅是偉大的,一部自由的電影,才稱得上兩者的偉大。許鞍華的電影,是真正的為蕭紅一辯,為被所謂新中國否定了的那個「舊時代」一辯。依照成王敗寇的邏輯,一生陷於情感糾紛、死於三十一歲的、「半部紅樓」未能寫完的蕭紅是失敗者,同樣,那一個脆弱的民國也是失敗的。然而在電影中,即使最灰暗的日子也有生機,即使是將要死去的嬰兒也曾伸手證明着生的有理,這也未嘗不是蕭紅的力量,這力量源自《生死場》和《呼蘭河傳》裏的草莽與天真,也源自《商市街》裏波希米亞人那樣的任性狂狷。魯迅先生和蕭紅們奮力在這千年鐵屋鑿開了一星星的氣孔,一九四九年以後,鐵屋又以另一種形式建起封上,到底是活下來的人失敗了。 相攜相呼相聞蕭紅的文字或者許鞍華的鏡頭裏,即使是冰寒的商市街依然有盎然春意,我不忍看的,只有這一兩個場景:晚年的蕭軍或者端木,在典型的中共幹部套間裏,僅以追憶蕭紅為餘生寄託。但電影中更多的是這樣的瞬間:每一個人都回到了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光中,共赴國難,此間相攜相呼相聞,莫非友聲。驟山驟水,每一地的輾轉都帶來新的聚合,聶紺弩在西安的豁達、蔣錫金在武漢的仗義、駱賓基在香港的忠誠,這些都是蕭紅從那時代得到最溫暖的回饋|| 不僅是回饋她的才華,也是回饋她為人的真實坦蕩。電影強調這些人與人之間的相知,也正是強調那個「黃金時代」唯一符合古人為「盛世」設下的條件:「天下朋友皆膠漆」(杜甫《憶昔》)。而鏡頭背後的導演,從一開始訪問式的敘事,也是杜甫「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的懇切,那些會突然在故事中停下來進行獨白的角色,既是共患難者也是最終超離生死場的鬼魂,他們全知全能的敘述和評點,不僅是為了「說此平生」,在他們夢寐一般的神情和語氣之間,可以感到蕭紅的鬼魂也與他們同在,只是最後「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的不是早逝夢回的蕭紅,而是這些在歲月蹉跎中垂垂老去的戰士。蕭紅與民國同齡,逝於亡國前夕,她的傳記注定是一個人擔當起歷史的史詩,但蕭紅向來對現實與歷史有其極其獨特的書寫方法,正如魯迅在《生死場》序言敏銳地指出的,是「越軌的筆致」。許鞍華的電影語言也嘗試秉承這一「越軌的筆致」,自由穿梭於某種相對於主流電影的陌生化間離效果(頗得布萊希特之風)、不使用點與線而是用分岔的網絡來組織時間,這樣下來的三小時絕不冷場,而是在在都有緣起緣滅,就像海上不息的浪頭一樣。 誘人的小說這樣大手筆,「心窄」(蕭紅語)的觀眾可能就接受不了,以至於竟然有人認為這樣一部追憶似水流年的電影瑣碎、缺乏所謂的戲劇衝突,此論頗能顯出小時代的小觀眾的眼界。這倒讓我想起一九四六年,茅盾曾在其深情的《論蕭紅的〈呼蘭河傳〉》中為《呼蘭河傳》的風格一辯:「也許有人會覺得《呼蘭河傳》不是一部小說。他們也許會說,沒有貫串全書的線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段的,不是整個的有機體……」|| 這不像極了詬病《黃金時代》的那些小影評嗎?|| 茅盾繼而說:「要點不在《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它於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 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黃金時代》也像一部敘事詩,不少鏡頭甚至能讓人想起蘇聯時代某些好電影,有嘹亮有沉鬱,有犀利有溫柔,終究超越意識形態的綑綁||就像蕭紅本人一樣。這是一部真正從風格上呼應蕭紅的寫作風格、呼應《呼蘭河傳》的自由的電影,正如許鞍華自道是「是歲月帶給我了自由。所謂六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在「一切都是自由的|| 蕭紅和她的黃金時代」北京單向空間的講座上的發言),蕭紅也如此,流亡到香港以後,她潛意識裏感覺到自身生命與國家命運的急不及待,所以拚命地寫作|| 也隨心所欲地實驗語言的自由。 香港有過一個黃金時代嗎?書寫,這是介乎於沉默與吶喊之間的一種「必要」,「一切都是自由的」,包括駛離臨汾革命根據地的列車上的蕭紅與端木,也包括留下、日後默默記下延安日記的蕭軍。在別人期待她拍攝時代喧囂的時候,許鞍華拍出了大時代的寂寞來,也許亦是蕭紅的啓迪,正是那源自東北漠漠雪原包圍中一個後花園裏的寂寞,使蕭紅始終有別於同時代左翼作家的樂觀好鬥,冷靜地審視人性在極端條件下那些豐富的矛盾。香港有過一個黃金時代嗎?容留過流亡至此的蕭紅和戴望舒等人的香港似乎有過黃金時代,而把一代代理想主義者逼入虛無的香港又似乎沒有。黃金時代畢竟是自證的,如此關頭,我們在「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的同時,也正好像蕭紅那樣省察這個時代為什麼可詛咒,而其可詛咒中又有什麼可以被撞擊錘鍊,使我們得以跋涉於我們的自由。作者簡介﹕詩人、作家、攝影師。近著包括詩集《八尺雪意》、散文集《有情枝》、雜文集《波希香港.嬉皮中國》等。[文.廖偉棠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明報世紀版Facebook 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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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世紀版編按:1980年代,台灣詩人楊牧寫出《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作為回覆一個青年的來信,關於政權,關於本土。數十年後的今天,香港發生許多違背公理和正義的事,作家廖偉棠藉楊牧這首詩,在詩句中尋找香港當今景况,並撰詩回應楊牧,以及香港。}二二八事件67周年之際,想起了同樣發生在2月28日的林義雄宅血案(1980年),想起了台灣詩人楊牧寫的《悲歌為林義雄作》以及4年後更著名的、與美麗島事件有間接關係的長詩《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這兩首詩都屬於楊牧作品中不多見直接與時事相關的力作,而這三件事情則是台灣當代史舉足輕重的事情,具體細節讀者可以去維基百科搜索,看罷你會更了解今日台灣民主的來之不易。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寫在一封不容增刪的信裏我看到淚水的印子擴大如乾涸的湖泊濡沫死去的魚族在暗晦的角落留下些許枯骨和白刺,我彷彿也看到血在他成長的知識判斷裏濺開……「不容增刪」是《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關鍵詞,這首痛苦反省台灣一代人乃至數代人的身分問題的詩,其激蕩的盤詰超越了最初的發想,成為面對困頓的當代史的所有華人都要面對的苦杯。即使在香港,「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也成了一句政治良心的隱語,恰如北島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一樣,讓每一個置身時代漩渦的不甘麻木者,在沉痛之余毅然直面歷史,使歷史成為不容增刪的真相。真相是公理和正義得以樹立和補償的大道。楊牧的詩裏並沒有回答那位向他詢問公理和正義的答案,但是詩本身就是答案,它呈現了詢問者的背景與困境,思想了他的未來,深入了一代人的精神,這一切結合起來就是真相。 搖搖欲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這句話出現在去年香港許多抗議的場合,反國教、反電視壟斷、六四紀念……這兩天肯定也有不少人想起,因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問題到了一個嚴峻的時刻,繼不久前的《明報》易帥風波,前幾天《明報》的前總編劉進圖光天化日被兇徒以黑社會行刑手法、6刀砍至重傷|| 香港人猛然驚覺,所謂公民免於恐懼的權利,已經搖搖欲墜了。也許因為這些威脅,本來是一個埋頭賺錢、悶聲發財的純商業邏輯做主的香港社會,這幾年也激蕩起來了。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拋處血斑斑。雖然我們尚未到拋頭顱之時,熱血已經灑了。當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逼近,我們看到往往是權力結構中的「弱者」作出犧牲,主動或被動也好,挺身以自身命運作答。在香港,當一個傳媒的總編、主編,可謂提頭履刃,無論九七前後,他們都受到過不少威嚇與「懲戒」,而且弔詭的是大都成為懸案,一般都被定性為黑社會尋仇。可是香港的報人前仆後繼,依然「空議論」、說真相,彷彿這個傳統從一百多年前王韜在香港創辦第一份華語日報《循環日報》開始已經注定。權力結構中的「弱者」在某種程度上是抗爭中的強者。放下《明報》,拿起新鮮出爐的一期《colors》,主題恰恰是「抗爭」,主角也都是弱者。比如說,某些阿拉伯世界裏人權幾近乎無的婦女,從阿富汗赫拉特每三天就有一個的自焚婦女,到公然挑戰女性禁止駕車而把自己駕車視頻上傳互聯網的50歲沙特阿拉伯婦女,從埃及發布網上號召到開羅解放廣場集會的女子Asmaa al-Mahfouz,到烏克蘭的無上裝抗議團體Femen|| 後者這些天頻頻曝光於烏克蘭的抗議新聞中,實際上她們早已是世界著名的女權抗議專業戶,甚至「輸出革命」,把她們震撼性的示威手段普及到歐洲很多貌似比烏克蘭開放的城市。 「若我在案發現場」這些女性,以她們最纖弱的肉體去對抗全副武裝的國家機器、道德桎梏,那是貨真價實的「巾幗不讓鬚眉」,她們帶來的最大啟迪是:即使是被壓在最底層處於最極端的不自由狀態的族群,尚能如此酷烈地爭取自由與正義,他者當何為哉?還能推搪閃避嗎?一無所有的人是無畏的,因為她們不懼怕失去更多,但擁有一點東西、甚至是低限度的既得利益者的人們,難道也要等待一無所有之時才奮起抗爭?這,未免太窩囊了。爭取免於恐懼的權利,首先要宣布製造恐懼者的非法、不義性。劉進圖遇襲事件後,我在facebook上看到許多激憤的、悲痛的反應,很意外看到其中一種反應如此:「若我在案發現場,無意中影到嗰兩個兇徒的相,我會如何處理?交畀警方,抑或在網上公之於世,定係即刻delete,跟住埋怨自己點解咁唔好彩,影到唔應該影嘅野?我發覺自己很猶豫。雖然我喺很多關於劉生出事的相關網站上已留下很多支持他的說話,我發覺若遇到上述情况我有我的恐懼。我再次發覺自己好似好大膽,但原來是靠人多來壯膽的,靠虛幻的世界去壯膽。」這個反應很誠實,但也屬於怯懦的行為,假如你真的拍攝到兇徒的照片卻delete了不交給警方,你與幫兇有什麼分別呢? 不是先知我意外的是這個反應出現在香港:一個尚算公義的社會。它從側面反映出,兇徒行為的恫嚇效果多少對部分人生效了。「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突然置換成「有人問我怯懦和勇敢的問題」,開始有人考慮選「卑鄙者的通行證」而不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了。即使有人這樣選擇,我也無從譴責他半分,但我譴責製造這種選擇的力量之無恥,其無恥在於它想通過恫嚇把自己的無恥放諸四海成為公理。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向導的使徒——他單薄的胸膛鼓脹如風爐一顆心在高溫裏融化透明,流動,虛無《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結尾是悲觀的,一如我們此刻面臨的悲觀,然而在1984年的台灣,這首詩成為解禁前夕震耳欲聾的最強音|| 它並沒有採取同時期某些「反抗文學」的諷刺或者厲聲怒罵的形式,他只是簡單的直面困頓的真相,而簡單的往往是最困難。當年在台灣詢問公理與正義的那顆年輕的心,後來並未變為虛無;今日之香港,亦有直面這慘淡血痕的勇氣,且放眼看我們是否也能從悲觀中屹立起來。又有人問我 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廖偉棠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當風靜悄悄扣緊風紀扣的時候,和風雨一起咄咄敲窗的,還有一把匕首;穿黑雨衣的除了骷髏屠夫,還有一群中學生。他們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香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們才剛剛長大。」是的,你們才剛剛長大,就看見烏鴉趕製了一頂襤褸的天幕。………………………………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是網路上素未謀面的網友,那些光纖隨時釋放他的憤怒隨時又把他綁牢。「香港陷落了怎麼辦?我們還在谷底張望呢。」一大片陸地向一個小島微微傾斜,一小片荊棘握住另一小片荊棘,是的,陷落的時候,荊棘也能接續燃燒的手。………………………………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就在每日的飯桌上,母親擔憂菜價的心額外恍惚了一下,我不能接住這恍惚,「不能用別的方法溝通嗎?點解要刀刀攞命?」然而晚上更多的刀在母親沒去過的遠方叫喊,它們在沒有窗的地方拚命敲窗,只要你應答它就抹掉你的聲音,只要你伸出空掌它就傾之以釘。………………………………是我自己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一邊削一枚二十世紀梨,愈削愈薄,直至削到另一隻手,或者另一隻烏鴉或者另一把刀。我小心地給自己的眼球穿上一件小小的小小的黑衣服,讓它坐在黑夜裏並沒有人看見,它在黑夜裏睜得裂了就像一粒二十一世紀的核。苦澀而白熱,似海而坎坷。2014.3.2-3 作者簡介:廖偉棠,香港著名文化評論人、作家、攝影師。曾任書店店長及雜誌編輯。文字、攝影及評論著作頗多散見於兩岸三地報刊及網站。[文/廖偉棠 圖/徐影 編輯/袁兆昌]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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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開天窗背後——明報事件的內涵與外延

{作者按:此文原刊於騰訊大家網站,原題《明報之暗,是香港巨痛》,今天被大陸網管辦下令撤下,包括所有轉載。}1月20日,節氣大寒,香港傳媒的寒冬漸深,也在這天到了一個高潮:明報四「開天窗」。「開天窗」(版面抽空留白)在近代新聞史並不罕見,1949年之前有過不少報刊以開天窗來表示對不同統治者的新聞管制的不滿——你不讓我說真話,我寧可不說話,這是開天窗所代表的最基本道德堅持。但1949年之後,四海升平,大陸地區固然不再有開天窗這樣鬥膽之舉,同樣專政的台灣地區亦然。香港僥幸處於夾縫,亦罕為之,因為天窗一開,就像戰時「哀的美頓書」最後通牒,是斷然決絕的意思。這次明報一口氣開了四個天窗,雖然均是專欄版,但也是香港傳媒史上未見之旗鼓大張。四個開天窗的作者分別是吳志森、李慧玲、陳惜姿和卉芸,都是一貫對政治社情態度比較鮮明的香港作家,其實早在1月14日民主派大老李柱銘就在其明報“法政隨筆”專欄開天窗,僅寫標題,吳志森等接力抗議,表面導火索是抗議明報加拿大版連番抽起香港專欄作者所寫關注明報近日變局的文章達14篇,嚴重干涉創作自由,更深的原因,當然還是對明報變局本身所蘊含的香港新聞自由危機的關注。香港報紙開天窗,再上一次已經是廿多年前,文彙報以開天窗形式發表社論,只刊登「痛心疾首」四個大字,此舉相信不少讀者還記憶猶新,也使素來保守的文彙報贏回少許尊嚴。從中也能見出香港傳媒的復雜性,雖然各事其主,但面臨大節問題之時往往報人尚能秉良心說話。而明報,作為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大報之一,每當時風詭變之際,均有行動體現自身作為社會公器的重要性。要理解香港媒體的復雜,不妨從明報的復雜性說起。內地讀者對明報,是又熟悉又陌生,這幾年在內地網絡上每涉及明報相關事件之爭,我都會看到很多對明報盲目無知的說法。最常見的是以為明報還由金庸主政,且又以為金庸是個大俠,於是盲目視明報為傳媒良心標杆。實際上,早在1993年金庸就已主動把控制權移交給于品海,後來于品海被發現有刑事案底,1995年再轉售予馬來西亞親華富商張曉卿。金庸當然也親華,但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他主政明報時做過最得人心的事情是高調反對陳毅的褲子核子論,為此親撰社論,不惜與當時香港所有左派報紙筆戰,尤其與大公報惡戰逾年,論題涉及人民公社、對外援助、修正主義等。其時為六十年代,金庸此舉使明報由一刊發武俠小說及馬經的小報變成有公信力、獨立正派的大報。但在前九七時期,明報以社論為當時任基本法草委的金庸保守的「雙查方案」護航,又盡失民心,被當時香港知識分子和進步人士批評,金庸黯然放手明報,與此不無關系。縱然如此,明報在各出奇招激烈競爭的香港報紙當中,尚算中立公正,從1997年至2014年之前它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傳媒公信力調查中名列第一,所以報頭一直掛著「公信第一」的牌匾,由此也可見其江湖地位。也許正因為高處不勝寒,明報也常常處於風口浪尖之中,記者被冤獄、編輯部受炸彈襲擊,這些於法治香港不可想像的事情也都曾首發於明報。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相異於其他政策的溫水煮蛙,香港的傳媒狀況卻是冰水凍魚,水銀柱是明顯下降的。而正當其他媒體以不同形式受壓多年後,明報剛踏進2014年就風波頻生。先是在公信力調查中敗於經濟日報屈居第二,只得從報頭撤下金招牌。接著就是現在的換主編風波,近年頗有好評的港人主編劉進圖被撤,將要從馬來西亞空降一位不懂香港但長袖善舞的傳媒人鐘天祥任主編。原因當然不是因為公信力之爭落敗引咎,香港有傳媒學者傾向相信是政治考量,導火索也是因為傳媒問題:劉進圖被責備在去年香港電視發牌問題上過於關注事件,連續多天頭條報道,即使高層施壓也沒有使編採部屈服。這件事也是劉進圖此刻贏得香港知識界和明報大部分讀者支持的原因,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事件,而是港府不肯開放大氣電波不肯容納進取媒體的表現;同樣道理,港視、明報乃至其他香港傳媒的受壓,不只是媒體的事,而是整個社會言論自由冷暖變化的溫度計。因此這次明報事件發酵迅速,成為香港公民普遍關注的大事,不是香港人政治過敏,而是大家都確知自由不易,所以寸土必爭。傳媒是公器,這點必須成為文明社會的基本認識。雖然不少人明知而故反,甚至包括金庸(根據張圭陽著《金庸與報業》及《金庸與明報傳奇》,金庸曾稱,報紙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眾的公器),金庸這點庸見,相信與各種犬儒傳媒的各種老板、超級老板都不謀而合,唯獨依然葆有新聞理想和公義心的傳媒基層編採人員不肯苟同。據張圭陽著作,金庸也曾說「新聞自由是報社員工向外爭取的,而不是向報社內爭取的。報社內只有雇主與雇員的關系,並沒有誰向誰爭取自由的關系。」這點更是明報編輯記者們不忿之因。即使在後金庸時代,明報內部的矛盾仍不時傳出,再加上明報集團員工薪酬相對偏低(也是金大俠說的:光是明報這兩個字就值三千元,這成了說服前線人員為了理想犧牲物質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留不住前線編採人才,至明報今日之危,可謂內外交困。但是次明報事件中,最令人動容的也是基層員工,他們組成明報員工關注組,堅決發出捍衛新聞獨立的聲明,質疑老板對總編輯的撤換決定(認為繼任總編輯並不符合員工訴求,未必能勝任),這樣強悍的抗爭力度在中港台也罕見,不可不說也是因為對新聞理想的秉信。連日來員工與管理方多次談判,管理方(包括報社高層)當然從商業社會邏輯出發認為老板的命令就是真理,又怎會顧及新聞工作者心目中更神聖的新聞理想?昨日明報內部的談判再度破裂,其中一個未能達成共識的細節很能說明原因。管理方希望簽署的聯合聲明,包含這樣一句話「呼籲外界給予明報空間處理事件,停止再傷害明報」——這句話的潛台詞昭然若揭,原來他們一直視這些天來香港知識界、傳媒界、文化界等對事件的關注為「傷害」。而員工們希望加入的話卻是「我們相信事件需要時間和空間處理,希望讀者繼續支持明報」,都是為了明報好,但後者相信「外界」並非敵人,而是良友,兩方思維迥異如此。香港的明報「外界」有話語空間的人紛紛表態支持明報員工,無論是否在或曾在明報撰稿的寫作者,因為這也是支持自己和整個香港的話語空間不受難以想像的力量侵蝕。開天窗是破釜沉舟的一擊,是為了讓天上的亮光赤裸裸地照下。正如昨日過百名明報員工暫離崗位在報社樓下默立5分半鐘抗議一樣(以示捍衛五十五年來報格),如果這仍然不能讓高層意識到事態之嚴重,明報之明,搖曳轉暗也咫尺可待。這不但是香港之痛,亦是華語世界之痛,唇亡齒寒,並不是日前內地善嘲者所說「馬來西亞老板讓加拿大報紙撤換香港作者稿件,干卿底事」這麼幼稚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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