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彧暋:《鄧寇克大行動》 沒有說什麼 又想說什麼

《鄧寇克大行動》上映以來,網絡充斥大量評論,如果本版也不添一腳,豈非寂寞?這些評論內容衆多。如果看完一套作品,感受深刻,將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主觀感覺寫出來,供友儕分享,自是功德無量。問題是:那種感受是真確與深刻的嗎? 筆者的意見是:從網絡與媒體的評論文章所見,幾乎找不出任何作者有什麼深刻感受。說到底,就是沒有丁點的真切感受。偶有的,譬如方俊傑一連幾篇好評,就是能說出好看在哪(作為方先生的「粉絲」受教了),但倒是沒有分析感受的本身。不過能有些感覺已經不錯了,難為一衆網絡寫手與影評人其實本甚無話可說,還要充撐場面,自是難以落筆。其實,寧願他們選《編寫美好時光》這套「大台愛回家口味」的作品,更能發揮多餘的寫作精力。這電影講述一名女編劇如何透過拍鄧寇克電影上位,充斥「三姑六婆」對白與「情情塔塔」韓劇大衆橋段的作品,本該是大衆娛樂片的王道,但加上各種政治正確的道德教化之後,再包裝以各種文藝創作與批評的心路歷程,無奈現在變成面向影評人聊以自憐的寂寞電影節的小劇目。而相反,怎麼看本來都是電影節小衆向的《鄧寇克大行動》,卻成為世界級的商業製作。大衆與文化精英的口味大倒轉現象,何解? 對白可再減大半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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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乜乜乜

這年六四的討論,世代之間的論爭特別明顯,而且來得相當無情。讓筆者來說的話,所謂六四記憶傳承,是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問題。而當年體驗過六四創傷的世代,雖然自許為天下大道背負記憶,自負為歷史道義的守護人,可是面對未曾體驗過六四的世代,口出惡言,狀甚醜惡。而多年來,只能固守道德的祭壇,先莫說承擔什麼傳承記憶的責任,他們不但未能鞏固一整代體驗過六四世代的中老年市民的心,破邪顯正,更得失一班年輕世代的心。其中原因無非中老年人的道德傲慢與無知。 為什麼筆者這樣說?看數字與資料,與媒體閱讀的印象,大為不同。報道說某些大學學生會說不主動參與集會之類,受到道德譴責,令人感覺到年輕人背離道德,不過如果細看數字,又得出另外一番景象。 年輕人對六四態度愈來愈正義 最近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調查,發現年輕人對六四的態度相當明顯,也就是大多年輕人認為六四悲劇錯在政府,學生當然不用為事件負上什麼道德責任,而且這幾年數字還一直飈升。例如,18至29歲的年輕人,認為應該平反六四的比例有提升,從2011年的67%,升到2017年的75%。相反30至49歲的組別,還有50歲以上的組別,則慢慢下降。 最先找出這些年齡層的分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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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平歷史的傷口

歷史的作用是讓人們檢視過去所犯的錯誤,避免我們重蹈覆轍。歷史並不是用來正當化我們過往的陋習,也非合理化我們現在行為。在這個只向前看或者向錢看的社會,如果講歷史的原因,只留在強化所謂的民族認同、政治服從的層面,那只是一種歪曲的意識形態。這並不是治史的態度,而是將自己的說話強加給先人的不負責態度。「因為我們是中國人,過往的中國人這樣做,我們做就對了」,這種想法,不但是歪曲歷史(民國之前,只有王侯將相的歷史,根本就沒有以「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為主體的敘事方法),更是一種思想的懶惰,令同樣的問題,繼續千秋萬世,一直錯下去。 這樣,歷史對我們了解當下有何用處呢?其中一樣是讓我們看清歷史的傷口,因為這些傷口背後代表的是一種很深層、深遠而且可能還未能好好的以清楚的語言、概念講出來。我們當下的思考與行動,被這些掩埋的心情、無意識所影響,而我們可能還不自覺。不在歷史中挖掘這些潛藏的傷口與感情,我們注定重複這些錯誤。那樣,要檢視當下香港的情况,我們就要正視這些歷史的傷口。這些傷口,在哪裏呢? 「八九六四」奠定香港政治對立軸 第一個歷史傷口,當然是1989年六四事件。對「八九六四」的評價,其實奠定了往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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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妄想下的「鬼、雞、棋」

當可怕的事情發生之後,人們總是去尋找一些複雜的理由,逃避現實。譬如在泛民圈子當中,頗為盛行的「捉鬼論」,認為剛被取消議員資格的梁頌恆游蕙禎兩人是「被安插的棋子」,旨在「引清兵入關」。這些想法,可能受香港電影《無間道》的題材影響吧?不過,就算不認為他們兩人是臥底,這些疑神疑鬼、繪形繪聲的「鬼」論,背後又可以引伸一種「棋局觀」——假設所有人都是受到操控的天真「棋子」,不能自已,受到種種背後無形的權力操作而不自知。譬如認為青年新政兩人表現幼稚、手法很差,如「小學雞」,給了一個藉口給陰謀人士出手導演了一場政治風波,累己累人。「小學雞」的說法,就是認為梁游兩人縱使不是「鬼」與「棋」也好,但「幼稚低能,被有心人利用」。說到底,就是認為「我們都是被害者,被兩個無知小徒害得雞毛鴨血」;背後的精神,就是我們只要回復過往做法,就不用面對邪惡。派常說的「外國勢力論」、「無知年輕人被洗腦利用論」有驚人的一致性!譬如「黃之鋒上了美國航空母艦接受格鬥術訓練」、「佔中人士接受外國物資」之類的言論,對此等搞笑妄想,泛民往往一笑置之。不過,對建制派來說,「外國勢力利用天真學生搞亂香港」(小學雞)、「黃之鋒一定收了美國資助唱衰香港」(鬼)、「黃之鋒都是被外國勢力洗腦」(棋),一樣疑幻似真。有次筆者樓下的茶餐廳老闆聽我說去參加遊行,就問我有幾多錢,我話我還要倒貼車費呢。雖然老闆親建制,我跟他關係倒不錯,常有免費餐湯,但聽到我說遊行沒有錢收的時候,表現很驚訝,懷疑是否有中間人剝削我呢。而同樣的言論結構,我也從大學教授那裏聽過,會認真問我「究竟是什麼政黨動員學生上街呢」。天,要學生乖乖上課交功課也難,何况要他們遊行?笑什麼 你也是鬼!這些「鬼、雞、棋」論調,背後有何特徵?就是假設了「個人」沒有自己意識,都是容易受人操控的;政治很危險,這些人要不是包藏禍心的臥底與「鬼」,就是天真的「小學雞」,被人擺了上棋局當棋子也不自知。而更重要的一點,這些論調都假設了「只有我才是清醒的,我才不會被騙,只有我才知道真相」。我不知道哪個是「鬼」,也沒有興趣「抓鬼」。讀者有興趣,可以跟本版論壇的鄭立先生學習桌上遊戲,譬如年輕人常玩的「人狼遊戲」就是這種猜猜哪個村民是人狼的遊戲。我也不是司徒華先生,沒有他組織防諜防滲透的才能。不過我相信佛利文的名言:「人類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以動機而不是以後果去衡量事物。」這類陰謀論的特質,如果不能被否證,也就是沒有任何解釋意義的。科學哲學大家波普(Karl Popper)有名的「可否證性」論,就是說這些不能否證的論述,是沒有任何認知意義。讀者或會說「當然啦!所有犯人都會說自己沒有犯案!」,正正如此,你根本不能夠有效以唯心論、動機論,或者以拷問手法,去有效證明一個人是否犯人。日本司法系統常年被人詬病,就是其莫名其妙異常地高的檢控成功率,接近100%,日本警察常用的說法,就是「你令人懷疑本身就證明你是不對」。你以為這是別家的事情?筆者在報章才讀到有裁判官說旺角騷動的某名被告拒捕受傷是「咎由自取」呢。預防性論述變成譴責受害者好一句「咎由自取」。「譴責受害者」的問題竟然在大量民主派支持者身上,難怪很多人會說「明知共產黨會殺人,廣場學生還不撤退,都係幫不過」,受害者必須為自己高危行為負責。這類論述,關鍵是「出了事之後」講,還是事前善意提醒的「預防性的論述」。媽媽叫女兒別穿太暴露出街,是常識性預防;但女兒說要命運自主、穿性感與被侵犯根本無關係、要負責的人是罪犯而非受害者等等說法,也沒有錯。問題是,面對危機,「媽媽的常理」永遠正確,畢竟個女係自己的。是很保守沒錯,可是,命運自主,不就是面對未知、承擔風險的行徑嗎?平常聽到的命運自主呀、身體自主的說法,不能只講好處、大義凜然、道德高地。不講可能性與危機的存在,那是一種不負責的偽善。可是,萬一出事,這些預防性論述,就會立刻變了譴責受害者。譴責受害者的人,往往不能接受事實,企圖把責任轉嫁到無權者身上。大多數「譴責受害者」論述除了事後孔明,還有怕死、不敢面對現實的心態。出事之後怪責,就顯得更為人渣,與六四屠殺之後話「明知共產黨殺人就咪搞事」的人一樣。而一衆平常叫嚷民主,但齊聲譴責梁游係「鬼、雞、棋」的人請思考:究竟是證明了國王沒有穿新衣的小孩是「小學雞」,還是閣下自身才是缺乏勇氣與承擔的幼稚園生?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講師原文載於2016年11月19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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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的冒起與思想的變質

當一種全新感情出現,而我們能用語言去形容的時候,我們的政治會被改變。而人們如何能分享這種感情,就會決定一個社會內人們分裂的程度。說來奇怪,面對這幾年激烈的政治變動,原因何在,至少從大衆媒體的論壇評論所見,依舊只能以「耐人尋味」作為總結。關鍵是人們是否能理解過往幾年,是否能感受到一種全新的感覺,並化作言語,去描述這種感情。世代的感覺斷裂縱觀論述,過往最多人依賴的討論框架,是世代論,也就是以呂大樂《四代香港人》以來的討論方向。不過如作者本人也強調的是,世代論只是歷史分析的代替,不同世代的人面對不同的社會與歷史條件,自然產生不同的世代心態。而書中強調的,當然是在戰後香港出生的一代的心態為主。因為無論喜歡與否,這班人人數最多,而且是主導當今社會的人。換句話說,過往幾年覺得香港激烈或者有問題的,當然是從這種這些戰後嬰孩的價值觀作出的判斷:不明白。呂大樂日前在《明報》本版撰文,指出的就是從他或他世代而言,這幾年政治現象與背後新世代所代表的價值觀,是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耐人尋味」固然是漫畫《老夫子》最常用的副題,指出一個現象是問題,從我看,這至少起碼是進入問題的第一步。而筆者頗為欣賞(?)呂氏一文的原因,是起碼承認他或他的世代,根本不能了解這種全新政治現象與年輕人心態。這至少是一個開始。耐人尋味的世代論黑洞對此的回應,算是日前另外一篇引述當今年輕人心聲的回應。那些年輕人心聲比較好看,該文也模仿了以同樣的論述手法,也可描述年輕一輩對戰後嬰孩的同樣不理解。不過這文章,如果有任何東西建立了,也同樣是證明了「耐人尋味」的現象是真實存在的。在這兩個世代中間,有什麼根本性的東西阻隔了雙方的理解。一種思想與感覺的斷絕。不過,同樣地,這筆者也沒有解釋到什麼。這很好。我們首先證明與承認了一個「耐人尋味」現象的存在。打個比喻,物理學家如何觀察黑洞?既然稱為黑洞,也就是觀察不到的。你如何可以研究一個觀察不到的現象呢?黑洞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最近就有學者以重力波作為手段,意圖解釋這種存在。不過對筆者而言,研究自身社會之內,竟然有兩班人可以完全生活在兩個感覺的世界,而他們的兩者之間毫無共通感覺就是個魅力非凡的議題。這兩班人,都認為對方是一個黑洞。感情的斷絕把光射進黑洞,固然不能找到以至解決黑洞之謎。而人心比黑洞更深沉。我們需要另外一種如重力波的新工具,探測兩代人之間的鴻溝,也就是掌握兩個時代背後,完全不同的感覺。因為,如果感覺不能化為語言,我們的世界無從談起。在此,字數所限,筆者先賣一個關子,而只想舉出我觀看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先生星期四晚記者會的身體感情變化,還有整晚面書的感覺為例。這是一種胸口溫暖直到頸部的溫暖,一種有身體反應的感情。特別是當店主用那毫無感情起伏的語調,說看到那6000人遊行的片段,到九龍塘車站,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一念之間,就是自由的領域。這一下,我想很多人也感受到這種發自身體的感情變化。而年輕人,老早比我們感受得早、深而已。這些感覺的有無,還有他們的細微變化,決定了你站在哪個世代觀察事物。原來,自由,是一種感情。這是一種令人溫暖的身體感覺。原文載於2016年6月18日《明報》觀點版 銅鑼灣書店 林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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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族的」到「公民的」六四紀念

香港人當年為了什麼去紀念六四大屠城?當年港人支持北京學運,背後幾乎都是一種國族主義所帶動的感情與感覺。而近年香港紀念六四背後的國族主義,則慢慢擺脫一種基於血緣、文化傳統或中華民族中心觀的「民族的」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而過渡到一種奠基於個人自由、權利、以法治制衡專制等價值為核心,一種「公民的」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香港年輕人,對事件無切身感覺,實屬常態。而對任何紀念團體而言,要求沒有實時感受的人,以什麼民族家仇國恨的感覺,用中華民族的心態唱《血染的風采》,不啻是種苛求。不過,對追求任何政治認同的參與者來說,無論是中華兒女也好,或者香港城邦,以至香港公民國族身分的人來說,忽視香港紀念六四,都是遺忘香港身分認同的表現,也是任何追求個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此類普遍價值所不齒的行為。六四紀念 分辨人鬼冷漠不是罪行,抽離感情,歸園田居,擺脫塵世,也可以是一種解脫。不過以政治為志業的人,以「行禮如儀」、「綑綁式集會」、「自顧不暇」這類似是而非的口號,遺忘六四,這等政治人物,似乎忘記了六四作為一個至今有效的測試機作用:「我睇人睇咗幾十年,邊個係人,邊個係鬼我睇得到!」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就六四表態,是「綑綁式」,那所有政治人物接受這種道德綑綁,也是應有之義。當然,你可以不同意支聯會、點蠟燭、去維園。而任何人有興趣,也可以用任何方法去做或者不做任何事物。無論出於民族、公民、個人、普世的考慮,安坐家中用鍵盤紀念六四,多少也能協助推翻共產黨的道德根基。不過今日竟然有大學學生會會長說紀念六四毫無意義,這多少也是香港嬰孩世代固守老舊大中華民族觀、未能有效將體驗傳遞到下一代之過。而這種警告,年來已有不少人提出。不過,無論是否使用燭光,六四乃映照世間「係人係鬼」的法眼,這點倒是沒有改變。任何一個政治人物,不論世代、立場,否定紀念六四的用途、否定六四大屠殺乃反人類的罪行,就是鬼。不但是香港國族的敵人,更是全人類的敵人。本土國族主義者應主動更新六四意義六四在香港史的意義,當年是一種出於「民族的」國族主義情感。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中,民族認同、國族認同並非一種根本的認同;但八九六四事件,則幾乎塑造了香港人國族主義與意識的第一波。從「中華民族」一分子的立場,控訴共產黨屠殺中國人,中共乃全中華民族之敵。中共一貫沉默,就是為了逃避道德責任。六四測謊機,觀察政治人物發聲或沉默,辨別人鬼,行之有效。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版圖,可以說就是以「如何評價六四」為政治對立軸的,而背後都是以民族的國族主義作為動力,不過兩邊陣營各有不同理解:民主派徹底追究中共的六四責任,才是中國人當仁不讓之舉;愛國陣營則認為快點忘記屠殺、大家發達才是正路。前者以道德的,而後者以經濟的理解去定義國族利益。時至今日,每個人是否還因為當年這種基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客觀上變成個人如何選擇自己的身分認同;而不少年輕一代則轉投以公民的國族主義去理解世界。國族主義(nationalism)泛指一種根本的認同與文化世界觀,而以個人的、公民的價值去建構國族,取代集體的、民族的綑綁國族感情,為這年頭的改變。紀念六四的意義,也自然從浪漫主義式的悲壯,變成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公民覺醒。不把老舊的事物賦予全新的意義、爭奪話語權、重塑道德感情,反而主動放棄集體記憶,呼籲遺忘香港文化史過程,從香港公民的國族主義立場,確實無異於歷史修正主義的道德惡行吧?「賜予我勇氣,去改變能夠改變的事物。賜予我冷靜,去接受不能改變的事物。還有,賜予我智慧,去識別能變與不能變的事物。」(Serenity Prayer)原文載於2016年5月28日《明報》觀點版 六四 民族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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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族」還是「公民」?

社會變遷,往往見諸新理念、新思維的出現。固守舊有想法,固然不能對應新時代的新問題;只不過如果概念不清、用字含混,就容易導致思維混亂、行動出錯。別說在意識形態主導僵化思維的中國政治語境,在思想史訓練不足的香港也容易迷失在含混理念之間。談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我們就先撇開一類容易帶動感情,卻無助解決問題的話題,諸如是否用武抗爭或者獨立的問題。我們回到基本一點:我們必須審視種種新概念是否符合主張者的立場,譬如我們可看看主張香港是個「民族」的說法,是否符合提出這些政治理念的人的立場。何謂國族?整部近代東亞史,就是一部翻譯西方制度的歷史,也就是一部誤譯史。譬如內地將西洋的「國族」(nation)翻譯成「民族」、「國族主義」(nationalism)翻譯成「民族主義」,就是好例。本來「國族」的概念,出自16世紀英國,後延伸到18世紀法國與美國,意思就是「精英」與「人民」的結合,也就是不論出身背景如何,人人皆可靠自己努力與才能也可成為精英,社會階層開放的一種現代文化觀的誕生。國族主義就是玫瑰戰爭之後的新興英國統治階層,他們不明白為何一介庶民可以當政治精英,透過賦予字詞新的意思,令他們能接受一個全新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現實感的文化過程(本文討論,參考格林菲爾德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國族主義之初,簡單來說就是「公民」。我們出生不是因為「我爸是××」而享有特權;世俗化、個人平等、人民主權,這些價值幾乎是當今所有國家都會分享的,因為我們現代社會上所有的職權,都不是依從與附屬於個人本身的血統,而是一種職位。從元首、總書記到總統,都必須是經由人民授權,而並非屬於某一個人的私產,而所有現代國家必然是民主的國家,因為其合法性,必須來自人民主權。當公民成為民族首先引入這個制度的非西方社會,是明治日本;而製作這些全新字詞的人,是福澤諭吉。不過當明治末期,還有清末民初想法傳到中國的時候,「國族」的概念就發生了變化。所謂「國族」本來就是「公民國族主義」,可是比英法遲發展的19世紀德國認為,如果按照英法基準,就一定落後別人,現代國族的尊嚴就建立不起來;於是乎就把國族的基準,說成是來自血緣、文化與傳統的「民族」,從而建立「民族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這樣一來,就是「我們人民的血緣天生就比你威風」的集體身分。至於後來德國的「種族主義」(racism),則更進一步以血緣基因等生物學決定的特質定位自己。同樣是「自high」(自我滿足),但採取了兩個不同的基準。一個含混理念的展開「民族國族主義」只是「公民國族主義」的一種變體。「民族國族主義」把人民主權與認同放在集體與文化、血緣之上,並只承認「國族」只能是一種集體的血緣/文化共同體。因此按照大陸翻譯,「nation」都翻譯成「民族」,而「ethnic nationalism」卻翻譯成「種族民族主義」(而非「民族民族主義」),實屬古怪。同理,很多本土派人士,主張「公民民族主義」或者「香港民族」,先不理會他們立場如何,起碼是個概念矛盾:公民就非民族。「公民」談的是基本個人權利、法制與規定;「民族」談的是文化傳統與血緣。其次,民族國族主義並不一定意味單一民族國家。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也公認56個民族,乃一多民族國民國家;如果中國忽然承認「香港民族」乃「中華民族第57個覺醒的最新民族,是漢族的新類型人」,這些政治主張的人,又該如何回應是好?這是否主張「香港民族說」的人所樂見?最低限度,要說,也要說「公民國族主義」。筆者無意進入這些政治議題的實質討論,而只是指出,各種政治討論,必先基於清楚的概念界定。我們的討論是否詞不達意?除了挑起政治情緒,其實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的,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而關乎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更形如此。諸如討論《香港城邦論》一書,卻不知何解被認為是鼓勵獨立之說,其實書中論述「城邦」基本上支持《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安排。又譬如,究竟何為「本土」呢?其實,當然中國與香港兩方面,連何謂一個「都市」與「市民」的意思也搞不清楚的時候,對討論毫無幫助。我們的討論是否詞不達意?除了挑起政治情緒,也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16日) 公民社會 港獨 民族 前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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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思維 能追上21世紀社會的變化嗎?

王維基先生撰文說他受邀出席主講大學講座時候,台下大學生沒有基本聽衆的禮貌,談笑電話聲不絕,令他頗感氣憤,並叫「不想聽我演講的學生可以馬上離場」。其實,原委老早在文中出現,不過就連王維基自己並未意識到此中關鍵:原來該場合是一個「大學某書院月會」,也就是說一種非自願的、強制的出席(〈作為聽眾的基本態度〉,《頭條日報》,2015年11月6日)。既然這樣,無論學生喜歡與否,都不能自願出席或退場,沒有選擇,當然沒有必要顧全什麼人的面子,各自忙碌了。筆者最為詫異的是,竟連在他同代人中學習能力超班的「魔童」,也不能意會到此中關鍵,而且,王維基竟在同日另一份報章中撰文談及互聯網生意,老早點出原因所在:「現在做網購生意,跟以往做寬頻很不同,並不是售賣單一的產品,而是出售千千萬萬種不同的產品,並不能把同一條方程式應用到所有產品上。」(〈往不同的方向走〉,《晴報》,2015年11月6日)世界規模的巨大變化對的,互聯網正是當代世界巨大變化的一個誘因,不然王先生不獲發牌,又怎會有如此多年輕人聲援?因被剝奪選擇權利而憤怒上街而已。不過,大家有了選擇,就會乖乖看他的電視節目嗎?這也未必。別說大衆媒體追不上互聯網時代,種種政治與社會的概念與範疇、理解,早已不再套用於21世紀全球的變化。大家作為某所大學的成員,乖乖坐在這裏聽講,給主講嘉賓與自己所屬組織面子,這類前提已經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大家對「組織」、「代表」的意思也不再一樣。而這種現象是全球性的。世界性的兩極化與社會運動前陣子跟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老師談起香港、台灣與日本等地的社會運動,他說這些現象背後有全球普遍性的背景。簡單來說,除了上述的情報化,還有全球化的市場滲透,帶來社會廣泛性的不安定化。而面對這些世界各地的巨大社會轉變,我們還是使用着20世紀社會科學的概念與範疇,這其實已經不能對應當今的轉變。譬如上世紀的「難民」泛指受「種族、宗教、國籍、政治立場,或特定社會集團所受到的迫害」,但這次敘利亞的情况,其實是社會崩潰導致的人口大量流動情况。而社會崩潰的原因除了是獨裁政權,竟與全球氣候變化、敘利亞的非效率灌溉,還有2010年中國缺水,中國進口小麥大增,導致全球小麥價格暴漲,令中東民衆不滿有關(〈變更中的社會框架〉,《朝日新聞》,2015年11月17日)。這種思想框架追不上社會變遷的現象,背景是世界性的不安定化。小熊英二認為總體來說,人們為了應付不安定化,帶來全球性的文化身分認同政治。因應每個社會、國家的文化脈絡不同,所以表現出來的議題與關心點也看似不一樣。而表現出來的就是「兩極化」的現象(〈世界性的兩極化與大衆運動〉,演講文,2015年10月25日)。人面對不安,就有不是「改革秩序」就是「守護舊有秩序」的想法,可是,我們社會舊有的框架,譬如左翼主張改革與右翼推崇保守的對立,已經不能正確描述當下的情况。譬如,在情報網絡的幫助下,主張改革的往往是以保守價值(譬如找回「香港精神」、「法國精神」)自居的所謂「右翼」,並結合全球化的價值,嘗試扭轉與更改既有社會秩序,成為更加積極的一方。而與此對抗的所謂「左翼」卻變成守護舊有安定生活秩序與僱用情况的保守言論,抵抗全球化。不過,共通的是,人們為了排除不安與疏離感,世界性的大衆運動還是以直接民主主義行動的社會運動形式出現。而這種「不依靠組織的網絡型大衆運動」,往往跟20世紀的代議制投票與大量生產製造的思維格格不入。在這種情况下,不改變我們的思維,不廣泛閱讀不同學科的研究,並比較不同個案與追溯歷史變化的話,並不能追上全球性的巨大社會變動。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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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思維 能追上21世紀社會的變化嗎?

王維基先生撰文說他受邀出席主講大學講座時候,台下大學生沒有基本聽衆的禮貌,談笑電話聲不絕,令他頗感氣憤,並叫「不想聽我演講的學生可以馬上離場」。其實,原委老早在文中出現,不過就連王維基自己並未意識到此中關鍵:原來該場合是一個「大學某書院月會」,也就是說一種非自願的、強制的出席(〈作為聽眾的基本態度〉,《頭條日報》,2015年11月6日)。既然這樣,無論學生喜歡與否,都不能自願出席或退場,沒有選擇,當然沒有必要顧全什麼人的面子,各自忙碌了。筆者最為詫異的是,竟連在他同代人中學習能力超班的「魔童」,也不能意會到此中關鍵,而且,王維基竟在同日另一份報章中撰文談及互聯網生意,老早點出原因所在:「現在做網購生意,跟以往做寬頻很不同,並不是售賣單一的產品,而是出售千千萬萬種不同的產品,並不能把同一條方程式應用到所有產品上。」(〈往不同的方向走〉,《晴報》,2015年11月6日)世界規模的巨大變化對的,互聯網正是當代世界巨大變化的一個誘因,不然王先生不獲發牌,又怎會有如此多年輕人聲援?因被剝奪選擇權利而憤怒上街而已。不過,大家有了選擇,就會乖乖看他的電視節目嗎?這也未必。別說大衆媒體追不上互聯網時代,種種政治與社會的概念與範疇、理解,早已不再套用於21世紀全球的變化。大家作為某所大學的成員,乖乖坐在這裏聽講,給主講嘉賓與自己所屬組織面子,這類前提已經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大家對「組織」、「代表」的意思也不再一樣。而這種現象是全球性的。世界性的兩極化與社會運動前陣子跟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老師談起香港、台灣與日本等地的社會運動,他說這些現象背後有全球普遍性的背景。簡單來說,除了上述的情報化,還有全球化的市場滲透,帶來社會廣泛性的不安定化。而面對這些世界各地的巨大社會轉變,我們還是使用着20世紀社會科學的概念與範疇,這其實已經不能對應當今的轉變。譬如上世紀的「難民」泛指受「種族、宗教、國籍、政治立場,或特定社會集團所受到的迫害」,但這次敘利亞的情况,其實是社會崩潰導致的人口大量流動情况。而社會崩潰的原因除了是獨裁政權,竟與全球氣候變化、敘利亞的非效率灌溉,還有2010年中國缺水,中國進口小麥大增,導致全球小麥價格暴漲,令中東民衆不滿有關(〈變更中的社會框架〉,《朝日新聞》,2015年11月17日)。這種思想框架追不上社會變遷的現象,背景是世界性的不安定化。小熊英二認為總體來說,人們為了應付不安定化,帶來全球性的文化身分認同政治。因應每個社會、國家的文化脈絡不同,所以表現出來的議題與關心點也看似不一樣。而表現出來的就是「兩極化」的現象(〈世界性的兩極化與大衆運動〉,演講文,2015年10月25日)。人面對不安,就有不是「改革秩序」就是「守護舊有秩序」的想法,可是,我們社會舊有的框架,譬如左翼主張改革與右翼推崇保守的對立,已經不能正確描述當下的情况。譬如,在情報網絡的幫助下,主張改革的往往是以保守價值(譬如找回「香港精神」、「法國精神」)自居的所謂「右翼」,並結合全球化的價值,嘗試扭轉與更改既有社會秩序,成為更加積極的一方。而與此對抗的所謂「左翼」卻變成守護舊有安定生活秩序與僱用情况的保守言論,抵抗全球化。不過,共通的是,人們為了排除不安與疏離感,世界性的大衆運動還是以直接民主主義行動的社會運動形式出現。而這種「不依靠組織的網絡型大衆運動」,往往跟20世紀的代議制投票與大量生產製造的思維格格不入。在這種情况下,不改變我們的思維,不廣泛閱讀不同學科的研究,並比較不同個案與追溯歷史變化的話,並不能追上全球性的巨大社會變動。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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