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羅神話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街頭上,碰上一個20多歲頗「潮」的年輕人,談到卡斯特羅,他不假思索地回說:「唏,卡斯特羅?他是我的真漢子!」(Hey, Castro?He is my man!)我聽後忍俊不禁,因為我感受到那不是違心的宣傳話語,而是一個古巴年輕人仰慕偶像的率性之言。我們或許會大惑不解,卡斯特羅不是大獨裁者嗎?我們先放下自己的觀點與角度,聽聽古巴人的心聲。當然,古巴人之間也有不同的聲音,古巴對岸的美國邁阿密古巴人社區,便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難用一把尺量度卡斯特羅不過,面對一位歷史人物,特別是具爭議如卡斯特羅,很難用黑白分明的一把尺去量度,而且不少評論者不自覺地以狹義的標準審視一切。日前,我看到一篇有關卡斯特羅女兒阿林娜的訪問稿,她早年已逃離古巴前往美國,古巴或卡斯特羅批評者如獲至寶,借她大做文章;但細看之下,她逃離原因乃由於小時候看電視卡通片,經常受她父親長篇大論演說所中斷,到長大了,感情事又受父親干預,因此她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我看後有些兒啼笑皆非。畢竟,20世紀是兩極意識形態的對峙,「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展開了世界半個世紀的冷戰,而弱小的古巴與巨大的美國只是一海之隔,卻是整個冷戰的縮影,而冷戰幽靈一直盤旋在古巴的上空。20世紀好像沒有在這個島國結束,直至一代強勢革命家卡斯特羅遠去,風起雲湧的20世紀真的正式落幕了。我又想起那個古巴年輕人,不僅是他,我在南美洲碰上不少人,都視卡斯特羅為真漢子,這個見解自有其歷史的重量。有一個畫面,在他們記憶中永遠迴盪,就是卡斯特羅與哲古華拉及一眾戰友,登上一條只能裝下25人的小船,卻硬生生塞進了82個滿懷浪漫理想的戰士,結果竟然在美國腳下革命成功;而卡斯特羅那一堅持力抗美國野心的姿態,就成為民族的驕傲。古巴的社會主義之路要知道,拉美是歐洲資本主義擴張第一個遭到殖民的地區,自15世紀起便在殖民統治之下,成為西方經濟體系的附庸。古巴原住民全部被殺光,非洲黑奴給運送到古巴,為西方資本服務。由於受到長期殖民,古巴人對民族身分、獨立自主、自由公義有強烈的追求。而「古巴獨立之父」何塞.馬蒂的強烈民族情感和倫理方案,不僅是感召了古巴人,還感召了整個拉美民族。何塞.馬蒂說了一句「我願和世上的窮人一起」後,他為他的後代定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方案:無私與平等。難怪守在古巴的古巴人,無論年長或是年輕的,當我問到他們怎樣看待社會主義,他們都不願意否定它。不過,令卡斯特羅正式宣布古巴走上社會主義之路,其實多少也有美國的促成。當西班牙殖民者走了,美國又佔領古巴;即使古巴獨立,它仍然受美國操控,美國更扶植獨裁者巴蒂斯塔,令古巴繼續服務西方資本。當古巴革命成功,前朝一群特權階級流亡到邁阿密去,而美國則全面制裁這個島國,使到卡斯特羅無法不投靠蘇聯,跟隨蘇聯採用社會主義制度。古巴現政權能把理想兌現嗎?無論如何,1959年古巴革命便是何塞.馬蒂理想精神的一種繼承,更何况古巴曾流淌哲古華拉的熱血。問題是,古巴現政權能把這些理想兌現嗎?可是,自上世紀末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敗陣,歷史終結於西方式自由民主模式的論調,流行一時,社會主義成為原罪,而古巴在美國政府及媒體加強敵視下,艱難地挺過20世紀最後的10年。一方面美國以密集方式大力批評古巴獨裁統治、打壓自由、不合時宜,當然亦配以各種顛覆行動;另方面南美洲卻毋忘革命理想,以卡斯特羅為精神領袖,厲風推行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千禧年的頭10年,一股反資本全球化浪潮,就在拉美展開,古巴在世界意外之中「鹹魚翻生」。當你指摘卡斯特羅不尊重人權,他卻說教育醫療才是最基本的人權,古巴政府令人人可以受免費教育至大學為止,以及高質素的醫療服務;當你指摘他不民主,中央集權缺普選,他卻說參與式民主最重要,基層社區的體制是開放的;當你指摘卡斯特羅打壓言論自由,他又會認為必須正視美國借「自由」企圖顛覆古巴的力量;當你指摘卡斯特羅毁掉古巴經濟,他又會歸咎美國超過半世紀的全面制裁。事實上,古巴的熱帶社會主義雖未能走上富強之路,但它能夠擁有傲視世界的醫療與教育水平,並向第三世界輸出。而在能源和農業改革方面,更成為世界典範。世界銀行直指這是「古巴之謎」,而卡斯特羅亦好似謎一樣,逃過傳聞中美國800次的暗殺。過去雖有不少古巴人出走抗議獨裁統治,但卡斯特羅在國內始終沒有被推翻,而且繼續成為古巴民族精神象徵。不過,無可否認的是,古巴的社會主義,的確問題叢生,卡斯特羅之弟勞爾自2006年上任後即宣布一系列改革,他同時表達了對官僚主義的不滿,認為有必要提高生產、改善物質生活,他還促請媒體發出更多的批評聲音,並授權進行關於產權關係的研究等等,這都令外界有一個感覺,古巴可能要回到資本主義去。另一種可能的發展模式我所接觸的古巴民眾,無疑大部分也渴望改善生活,但仍不願放棄社會主義,特別是目前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全球性危機,他們認為古巴更應向世界展示另一種可能的發展模式,並為另類全球化提供想像。當批評者指社會主義實驗已隨着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後失敗掙扎而告終,但資本主義走到現在又何嘗不見頹敗?此刻,我想起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曾說過的一番話:「烏托邦是什麼?當我們向前行一步,它就會向後退一步,但它還是引領我們繼續追尋下去。」作者是新聞工作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5日)

詳情

還他們的 生存權

湧現在地中海的一波難民潮,當歐洲各國互相推卸之際,突然來了一張圖片:一名年僅三歲的敘利亞小難民阿蘭,伏屍土耳其一海灘上,全球給攫住了,好像由於這張圖片才知道這些難民的悲哀。問題是,如果同情心只停留於消費性的,它能維持多久?月前我們對緬甸羅興亞族難民關注了兩星期,今次呢?今次難民潮裏主要的難民來自敘利亞,跟着還有處於戰火中的其他中東國家和非洲地方。事實上,四年多的敘利亞內戰已做成龐大人口家破人亡,長期的戰爭令人麻木,我們似乎已把這個國家擱在一旁,直到小阿蘭的出現。小阿蘭,因為你,可否容我多說說你的故土?還記得那一年,走過滿目蒼痍的巴格達,戰火的味道仍令我哽咽着,不過,我還是繼續旅程,下一個站就是敘利亞。儘管我們從美國政府的口中、西方媒體的報道,得到的敘利亞印象如何負面,但,凡是到過該國的旅客,都會有同一的印象,就是敘利亞人在阿拉伯地區,乃是最和善好客的民族。我也曾受他們的接待,一對從事文化工作的夫婦向我打開他們的大門,提供免費食宿,並於某一天帶我去了舊城前東羅馬皇宮遺址參加了一場特別的詩歌朗誦活動,誦詩者竟然就是國際知名的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Adonis),他的詩句迴盪於古皇宮露天花園的空氣中,在潺潺的池水上浮着玫瑰紅色的花瓣。我環顧四周,數百人迫在皇宮裏,大部分都是文化藝術工作者。原來,敘利亞的文化生活異常豐富,知識階層龐大。一幅瑰麗人文歷史風景事實上,敘利亞整個國家,就是一幅瑰麗的人文歷史風景,散佈着三千五百多處宗教文化古蹟,有歷史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等都一致認為,敘利亞是裸露在藍天下的一個龐大博物館,一個人類文明起源歷史的古老見證。因此,真正通曉建築史的專家,便知道如要看真正的建築古文明遺迹,不在希臘和羅馬,而是在敘利亞。可是,隨着激烈的內戰和「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這幅人文歷史風景已遭殘暴蹂躪,而那一天皇宮詩歌的動人聲音,亦俱往矣。其後,我努力在社交媒體尋找那對接待過我的夫婦,意外地與他們連繫上了,他們是幸運的一群,內戰一開始他們即尋找門路逃往歐洲。劫後餘生夫婦都在電話裏痛哭了,但當我問及敘利亞的狀况,他們卻說:「請諒解,我們不想再談論自己的祖國了。」我們落入一陣子的沉默。是的,他們現在只是前途茫茫的難民,實在是故國不堪回首。敘利亞可說是在新一輪的中東的亂局中,最為悲慘的。現存的阿薩德政權無疑是個獨裁政權,但,反對獨裁者就必定代表正義嗎?自冷戰結束後,大家都以為西方民主可解決一切問題,而且達到執迷程度,至使美國不惜用戰爭手段,表面上是為中東帶來民主,更對反對派的起義行動拔苗助長,企圖在該地區建立一套親美制度。當美國的大中東計劃隨着○三年伊拉克戰爭拉開,敘利亞一直是美國針對的目標。可悲的是,本來是回應「阿拉伯之春」,敘利亞人民和平起義的良好願望,想不到這麼快便遭各方利益所騎劫,而陷入一場殘酷的代理人戰爭中,這絕非敘利亞人所願。革命被騎劫 各方勢力湧入發生在二○一一年的北非起義行動,被冠名為「阿拉伯之春」其實是西方媒體給予的,當中明顯蘊含一種天真的想像,並認為只要革命在阿拉伯地區遍地開花,春天即將來臨。這樣子一刀切地去理解該地區,一直是個問題所在。一場革命因地而異,况且也需要選在適當時候。推翻一個政權後,最重要是有何替代方案,沒有的話,整個國家便會崩潰下來,情况肯定比前更糟。就以敘利亞為例,反對派借「阿拉伯之春」亦來一場革命,可惜有不少推動者早期已流亡到歐洲,他們有些返回國家卻未知國家實况,可是打開了個潘朵拉盒子,各方勢力都跳了出來,最有組織的自然會成為主導力量,騎劫革命。伊斯蘭聖戰組織「脫穎而出」,ISIS乘勢而起,並佔領了敘利亞不少土地,進行局部黑暗兇殘的統治。「阿拉伯之春」,春天沒有來到,但是就導致多個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動盪不安,而且出現人類近代史中最龐大的遷徙潮之一。現在約有一千五萬阿拉伯人被迫離開家園,逃離國境或在國境內流徙。歐洲肩負的道德責任最新的有南蘇丹和也門激烈的戰爭製造新一輪難民潮,而敘利亞內戰令到原本滯留在該國的數以十萬計伊拉克難民,不得不再遷徙。事實上,敘利亞本身亦有上千萬國民成為國外或國內難民,而在伊拉克的巴勒斯坦人自薩達姆倒台後,逐步被趕出伊拉克。至於在利比亞數十萬的埃及人,也不得不被迫返回埃及,利比亞本身也有二百多萬難民,其中有四十萬在國境內流離失所,其餘接近二百萬主要逃到突尼斯。大遷徙對中東和非洲的政治經濟以至人口生態,造成難以想像的衝擊。突尼斯便是一例,原本相對和平的國家,最近亦身陷恐怖主義的漩渦。此外,歐洲也得直視湧向他們的難民問題,從東南歐海岸線到英法隧道,擠滿一張張無助可憐的難民臉孔,其實是極需要歐洲國家對他們肩負道德責任,早日協調,以避免更多的人道災難。雖然德國和奧地利已表明願意接收更多的難民,但其他歐洲國家特別是東歐諸國,不僅反對歐盟設立強行接收機制,並紛紛築起高牆。近年東歐排外情緒高漲,反移民反歐盟的聲音不斷上升,特別是匈牙利,其總理還說,匈牙利是基督教國家,不願與伊斯蘭教徒活在同一屋簷下。至於富裕的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如卡塔爾、沙特阿拉伯等,他們對阿拉伯難民更是袖手旁觀。他們資助敘利亞反對派令內戰停不了,卻不願照顧為此付出極大代價的老百姓,宗教派系成為他們零接收的借口。美國亦是,這個高舉民主人權的世界警察,中東亂局她責無旁貸,卻對如何解決難民潮,噤若寒蟬,到現在仍未表態會否願意與歐洲攜手履行人道責任。不過,如何接收難民固然是燃眉之急,但最重要還是協助中東地區停止戰爭,而不是火上加油。今年三月在突尼斯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我特別去參加一個由「聚焦敘利亞」( Syria In Focus ) 主辦的會議,他們不時高喊口號,什麼要國際團結、繼續支援革命等等。對於如何解決敘利亞難民問題和戰爭,卻沒有人去談論和關心。與會的一位加拿大女士,忍不住站起來表示,她去年三次探訪敘利亞,在不同地方與不同陣營的老百姓接觸,他們都異口同聲認為先結束戰事。如果一場革命令到老百姓連生存權也失去、歷史文物遭嚴重破壞,並讓帝國主義有機可乘,這還算是革命嗎?國際社運圈的天真理想,卻要該地老百姓付出代價,良心何在?小阿蘭用他僵硬的身軀告訴了全世界,他們要和平,不要戰爭;真正的民主不會剝奪他們的生存權,請還給他們的一個生存權利。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難民

詳情

張翠容:看盡人類的瘋狂──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 ( James Natchwey )

鳥兒吱吱叫著飛越漆黑的長空,人們沉默無言,我的血也等到痛了!某一個晚上,我就在加沙最大的巴勒斯坦賈巴利亞難民營屏息以待,等待當地的激進自衛隊的出現。他們手持俄製機關槍,把頭也蒙起來,在難民營巡邏,槍頭對準遠處的猶太殖民區。猶太殖民區那一邊也如臨大敵,大批以色列軍人戒備守候。在漫長的黑夜中,星光也變得晦暗不明,鳥兒偶爾飛過,啞啞作聲。我的心在跳,汗在流。記者、以軍、巴人自衛隊,大家都在等,等那瘋狂的一刻,他們的血在沸騰。無論那一方擦槍走火,都會演變成又一次的衝突,當天晚上如是,每天晚上也如是。我準備按下照相機的快門,在慌張中腦海一片空白。國際知名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James Nachtwey)也曾在這個現埸,當時他在想甚麼呢?或許,他只知道跑到更前線,在槍林彈雨下見證一幕幕人類的瘋狂和不幸。從動盪不安的巴勒斯坦到蠻荒世界的盧旺達,再從饑荒肆虐的索馬里到殺戮戰場的波斯尼亞,還有烽煙四起的印尼和科索沃,納赫特韋不但紀錄了戰爭,也紀錄了戰爭的後遺症,紀錄了人的生存狀態的轉變。納赫特韋的近作Inferno,中文可譯作《地獄篇》,與但丁《神曲》第一部曲的名字一樣。事實上,納赫特韋也的確是在這第一部曲《地獄篇》中獲取靈感,因此,他的近作首頁即引用了但丁的話語:「那裡來的歎息、哀悼,以及響亮的嚎啕,在暗無星光的空氣中迴盪著,從一開始,我已泣不成聲。」納赫特韋表示,他的《地獄篇》紀錄了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所發生的人道罪行。從1990年起,他就用照相機收集一些不為人所知的故事,一些在逆景中掙扎生存、等待新生的故事。他的照相機隨著時間一直追蹤至科索沃。在二十世紀快要落幕之際,科索沃成為轟動全球的最後之戰,納赫特韋把這些故事一一收錄到他的《地獄篇》攝影集中,同時也收錄到我們的集體記憶裡去。長年於戰區工作的納赫特韋,贏取過不少國際獎項,成為舉世知名的戰地攝影記者。德國的大牌圖片社Magnum以第一時間招攬他。在西方世界,一提起納赫特韋,不少人都會豎起大拇指。不過,另一方面,有部分評論家卻偏以懷疑的眼光來看納赫特韋和他的工作。他們認為,納赫特韋透過影像所呈現的世界,實在讓人困擾,並且質疑他在照相機背後的動機,以及他整個攝影新聞學的哲學思維。評論家伍德沃德(Richard B. Woodward)便在紐約有名的文化周報《村聲》(Village Voice)上,指責納赫特韋視戰爭的恐怖場面為他的攝影美學素材,多於他所自稱其攝影為反戰運動的一部分。站在戰爭前線的記者,其角色和身份無論如何都是極具爭議性的。他們是為了採訪戰爭的真相?還是以別人的鮮血作為自己的甜品?納赫特韋也承認,面對這種以受害人的苦難變成戰地記者頭上光環的指控,他感到很痛苦,並受此指控困擾多年。他表示,他在1976年加入新聞行業成為攝影師時,便立志要做戰地攝影師。只有戰地才能賦與他的攝影工作更深一層的意義。他曾為此作出如下的辯解:有人類歷史便有戰爭,戰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此時此刻,戰火仍然在世界蔓延,當人類愈文明,殺害同類的手段便愈殘忍、愈具效率。不過,我們是否有可能透過攝影來終止此種一直在歷史存在的人類行為?這聽起來真是痴人說夢,但我卻在此獲得一種動力。對於我而言,攝影的力量在於它有能力發揮人道的精神。如果戰爭企圖否定人性,那麼,攝影則可帶出反戰的效果,利用得宜的話,它甚至可以成為反戰的最有力種子。在某一情況下,如果有人願意冒生命危險,為了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相而走到戰爭最前線,那他便是為和平作出談判。或者,就是這個理由,戰爭的發動者絕不樂於看見攝影記者在戰場附近走動。我曾想過,假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跑到戰爭現場,親睹那些化學物質如何損毀一個孩子的臉孔,又或者那些老百姓給炮彈碎片致傷的無言痛楚;假如每一個人都可目睹受害者的恐懼與悲傷,即使只有一次,他們亦可明白到,沒有任何事比反映這真實現場更為重要,更何況受害者不只一人,而是成千以上。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來到現場,因此,攝影師便走到那裡,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實,並把這訊息傳開去,好讓人們停留一刻,想想那裡究竟正在發生甚麼事情。我相信照片,一些具有力量的照片,足以抵抗擁有過濾效果的傳媒報導,並可使人們從冷漠中醒覺過來,為受難者作出抗議,而這抗議本身也許能感染更多人加入抗議的行動。最糟糕的則是,作為一位攝影師,我有時會疑惑自己是否正在由於他人的悲劇而獲得益處。這種想法使我誠惶誠恐。我不斷提醒自己,我不可讓真摯的同情心給個人的野心所蒙蔽,不然我便出賣了靈魂,而這一高昂的代價,對一個真正的新聞工作者而言,實在難以置信。我嘗試為我選取的題材負上全部責任。一個拿著照相機來觀看的外來人,其行為看來似乎有違人道。唯一可以把我的角色合理化的,就是盡量尊重每一個處於困境的人。我對他們愈尊重,他們便愈接受我,從而我就能夠接受自己。無疑,我們也的確可從納赫特韋的照片中感受到他的悲天憫人。有時,在工作期間,他甚至寧可放下攝影機,以救人為第一己任。例如他曾在海地救了一名瀕臨死亡的人,更讓當場的美國人保護他,免他一死。在印尼,他目擊兩派仇殺,其中一名受襲者滿身鮮血,正當他的仇家從後追趕上來,拿著長刀要把他置諸死地之際,納赫特韋跪下來求他們手下留情,歷時三十分鐘之久。他的行家卻跑到老遠用長鏡頭獵取「珍貴」的場面。納赫特韋是一位與別不同的攝影師,他傾瀉而出的人道精神,以及他那臨危不亂的工作態度,讓他至今仍可安全無恙。然而,他其實也曾在死亡邊緣游走過不知多少次,但他處處受人尊重,當地人也處處為他開綠燈,這使得他的照片內容格外豐富感人。當我在科索沃的邊境,面對一名在種族殘殺暴行下的阿爾巴尼亞裔受害者,她兒子給殺害,哭得死去活來;當我要按下照相機快門的一剎那,我想起納赫特韋,想起他的人生哲學。我們是嗜血的動物,還是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我們的工作又怎樣為外界帶來思考的空間?————— 謹以此文紀念為真相倒下的記者原文和圖片載於作者Facebook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