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辯論

那是美國電視史上最精彩、最迷人的一場政治辯論,並從此改變了美國電視文化。1968年是美國最動盪狂亂的一年。參議員包比甘迺迪(Robert Francis “Bobby” Kennedy)和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先後被暗殺,各城市貧民區黑人接連暴動,民主黨的芝加哥代表大會場外,爆發了整個1960年代最激烈的街頭衝突。暴力、憤怒、哀傷與迷惘,從美國歷史的黑暗之處猛烈襲來。1968年美國的一場電視辯論那一年也是美國總統大選年,共和黨在邁阿密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民主黨在芝加哥召開全國大會,人們都在關注這個混亂的年代,兩黨會由誰出來競選總統。美國三大電視網中收視率最差的ABC電視台想到一個特別招數,邀請兩位名人公共知識分子在電視上辯論:William F. Buckley, Jr.和Gore Vidal。這樣一個電視辯論的概念在當時是新奇主意。William F. Buckley Jr.和Gore Vidal這兩人分別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他們嚴重厭惡彼此。Buckley在1955年創立美國最重要保守派刊物《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後來更被視為當代新保守主義之父。Vidal寫小說、寫歷史、寫政論,是暢銷書作者,小說也被改編成電影,且毫不掩飾他對同性戀的支持(雖然他並未正式出櫃)。Vidal的箴言是:「永遠不要拒絕有發生性關係或上電視的機會。」尤其,這兩個人都具有當前知識分子不可能有的明星光環和超級知名度:他們都上過《時代》雜誌封面,經常上電視節目,都參選過公職(但都沒當選);他們都瀟灑自戀,能寫能辯又風趣幽默,極有個人魅力。且他們都有強大的身世背景:Buckley和尼克遜與列根都是好友,Vidal的外祖父是參議員,他個人與甘迺迪總統、Eleanor Roosevelt都是好友。有人說,Buckley是「他的時代的最好的辯論者」, Vidal是「他的時代的最好的演說者」。1960年代是一個美國變遷最劇烈的時代,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文化、嬉皮、性解放,正在定義了一個新美國,而一切舊的秩序與規範都在崩解。Vidal積極擁抱並且支持這些改變, Buckley則是反對甚至痛恨這些改變。因此,在他們的10場電視辯論中,兩人在越戰、種族主義、美國在世界政治的角色、貧窮問題、法律與秩序、對異議的容忍,以及如何看待性解放的問題,全都針鋒相對。例如,在辯論前不久,Vidal出版了一本瘋狂性幻想的小說Myra Breckinridge並改編成電影,Buckley形容這本小說是變態色情。2015年的一部美國紀錄片《最好的敵人》(Best of Enemies)就是以這個辯論為主題。影片不僅重現當年辯論片段,且討論當時的歷史脈絡,及對後來電視文化的影響。兩人的辯論犀利、機智、具有思想性,又對彼此毫不留情的嘲諷。在第一場辯論時Vidal批評共和黨是「一個充滿貪婪的政黨」,Buckley馬上反擊「Myra Breckinridge的作者當然熟悉貪婪的衝動」,然後Vidal馬上說,「Bill,如果有任何關於Myra Breckinridge的競賽,一定是你贏,因為這整本書的風格就是建立在你身上——熱情但是不相關(passionate and irrelevant)」。不過,一開始他們雖然保持着幽默、溫和與節制,但一場一場下來,辯論卻愈來愈激烈,觀眾作為圍觀者也愈來愈嗜血,渴望更刺激、更衝突性的內容。在最後一場辯論中,出現最激烈的攻訐。那一天,也是在芝加哥的民主黨代表大會場外群眾和警察衝突最嚴重的一天,抗議者被警察打到血流滿地、哀號遍野。Vidal和好友荷李活明星保羅紐曼和知名劇作家亞瑟米勒一起走進催淚瓦斯的煙霧中,去觀察現場。他在當天後來的辯論中說,我們彷彿活在蘇俄政權下,不過Buckley卻對這些搗亂的傢伙深惡痛絕,還說那些抗議傢伙拿着胡志明的標語。接着Vidal批評Buckley是「秘密納粹」,Buckley失去一貫的冷靜,激動地回擊:「聽着,你這酷兒(queer),我會把你他媽的臉打扁。」這是這系列最後的高潮,卻是一整個新時代的開始。充滿雜音 聽不見思想這10場辯論為ABC電視帶來很高的收視率,引起巨大的討論。此後,美國電視開始模仿,邀請不同立場的「名嘴」來辯論。他們的聲音愈來愈激昂,但卻愈來愈空洞,知識與思想的論辯卻逐漸淪為不同黨派的立場鬥爭,以及名嘴們的嘩眾取寵。美國著名的政治諷刺節目主持人Jon Stewart在CNN的一個名嘴辯論節目上當場批評兩位主持人只是「作秀」,而不是辯論(這個節目不久後被停掉)。這不止是電視節目的悲哀。在這個社交媒體的時代,不論是推特或是中國的微信,所有的討論似乎都愈來愈碎片化,公共領域愈來愈充滿了瘋狂而虛無的雜音,而愈來愈聽不見思想的聲音。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月29日),圖片為YouTube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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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的歷史性劇變

下周的台灣大選看來毫無懸念,民進黨會贏得歷史性的勝利:小英會以相當幅度勝選,立委選舉可能首度獲得半數以上席次——這都是歷史上第一次。筆者曾在本版說過,這是一場十分無聊,但對台灣政治意義深遠的選舉,因為這次選舉反映出台灣政治地境史無前例的改變,就是綠大於藍。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過去4年。青年政治態度的改變這其中最大的變數就是青年政治態度的改變,加上所謂的「中國因素」讓多數民眾從信任到質疑國民黨對兩岸關係的態度,這兩個因素一方面成為太陽花運動的背景因素,另一方面太陽花運動本身又改變更多年輕人的態度——支持台灣獨立。最後,面對這場新世代戰爭,國民黨自己站到了青年的對立面,因此一路大敗。吳介民與廖美兩位學者根據中央研究院在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顯示,在2011年,青年世代(20至34歲)中支持台獨者有43%,與平均值相當;壯年世代(35至49歲)為42%;中老年人(50歲以上)則是45%。到了2012年,青年世代台獨支持率升高到46%,壯年世代是39%,中老年人則是44%。2013年,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增為49%;壯年世代為42%;中老年人則降至43%。2014年,經過太陽花運動之後,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大增至56%,壯年世代也升為46%,中老年人則降低到41%。中研院學者陳志柔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指出,從2013年到2015年,國民黨支持者從33%降到21%,民進黨從21%微幅增長到24%,中間選民則大幅增加了,但顯然這些中間選民在議題立場上,是傾向民進黨的。在2013年4月,當問到比較信任哪一黨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時,有49%肯定國民黨,遠高於民進黨的34%,這也反映出我曾指出的:在2012年總統大選時,兩岸政策是國民黨的優勢領域,民進黨也普遍認為敗選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眾不夠信任他們的兩岸政策。這是他們邁向執政的最後一里路。國民黨選擇站在年輕人對立面沒想到到了2015年1月再問同樣問題時,信任國民黨的是34%,低於民進黨的46%——在這兩個時間點中最大的事件,就是爆發了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主軸的太陽花運動。這使得長久以來兩岸政策原本是國民黨的優勢戰場轉變為負面因素,民進黨從兩岸議題上的激進派站到了中間位置(所以這次蔡英文主打「維持現狀」),國民黨則被更多人視為是親北京的。此外,在馬習會後,不同民調都指出,雖然全體選民抽樣是肯定馬習會者較多,但在年輕人中,對馬習會持負面意見的比正面的更多。奇妙的是,當年輕人態度明顯地出現轉變,當台灣最重要政治分歧從族群轉變為世代時,國民黨卻選擇站在年輕人的對立面。在2014年底的台北市長選戰中,原本國民黨的連勝文因為權貴形象和作為,早已不斷捱打,但他們在選前推出的最後一波廣告,是要孩子好好聽父母的話去投票,這是他們雖然知道世代之間的態度不同,但要孩子聽父母的。這堪稱台灣史上最愚蠢的廣告。一年後的總統選舉,國民黨再度推出一個高度震撼的廣告:在暗黑的畫面中,一個「5年級」(1960年代)的中年男子用非常哀怨的語氣說:「一個中年人,用了大半輩子,為自己的家和國家努力,為什麼今天,在他們口中,我成了壞人?……他們卻說,我去對岸打拼的朋友,是出賣國家;他們還跟我的孩子說,我們從小被洗腦,說我們的國家早已不存在;他們禁止我說正義兩個字,因為正義是他們專屬……在別的國家,我明明是社會的支柱,為什麼在自己的國家,我什麼都不是……誰製造仇恨,誰才是壞人……」相信年輕人的政治力量這一方面是典型的負面廣告,看似指控他人製造仇恨,但實則是用誇張的修辭,動員選民的不安與恐懼。這本身就是製造仇恨。另方面,國民黨再次選擇了站在世代戰爭的另一邊。廣告的目的是訴諸45歲以上的男性中年選民,批評這幾年包括太陽花運動在內的公民運動訴求:不論是本土、社會正義或者對中國的擔憂,彷彿那些年輕人都是無理取鬧(更不要說是妖魔化對方觀點),彷彿這幾年的改變都是他們要抵抗的。相對的,民進黨一直以來都形象更為年輕,也在文宣上更能與年輕人對話。例如《星際大戰》上演那天,他們在臉書上放了一張照片,是正副總統候選人的臉加上光劍,然後寫上「民意覺醒」(電影原本是「原力覺醒」)。此外,他們有一支競選廣告是呼籲20歲的年輕選民去投票,另一支是強調跟着孩子走,我們就能改變什麼(雖然這個說法也很怪)。很明顯他們是相信年輕人的政治力量。因此,這次選舉我們將看到民進黨取得大勝,並且會看到年輕人高比例地投給民進黨——這或許不是因為他們多支持民進黨和小英,而是因為國民黨實在太差了。作者是台灣評論家、《號外》雜誌前總編輯原文載於2016年1月8日《明報》觀點版 台灣 國民黨 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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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音樂與香港精神

「愛港行動」召集人陳淨心於微博貼出香港創作歌手盧凱彤早前綁上黃絲帶演出的照片,質問「去年力挺佔中的香港女歌手,為什麼會被邀請出席2015南方草莓音樂節?」幾天後,盧凱彤的演出被通知取消。差不多同時,出身台灣的藝人黃安也在微博上指控台灣創作歌手盧廣仲有台獨意識,使得盧廣仲在北京演出被取消,黃安並持續宣戰要讓盧廣仲下一場演出也被取消。也在那幾天,香港歌手許志安參與中國歌唱比賽《中國之星》(推薦人是評審林憶蓮),翻演張學友的經典廣東歌《怎麼捨得你》。評審之一的中國「搖滾教父」崔健批評說,「我必須承認我真的聽不太懂這首歌,但我正在仔細看歌詞」。他問許志安:「現在已是21世紀,2015年,你讓觀眾和年輕人去聽一首老歌,而又是以廣東話唱,你的寓意是什麼?為什麼沒有更現代、更年輕一點的香港人來登到內地的舞台上,表現他們自己的聲音?」這段言論,讓崔健在香港遭到許多嚴厲批評,尤其是其大中華中心主義。這些對崔健的批評有部分道理,一來「又是以廣東話唱」這句話不論是真心的「強國中心主義」或是口誤,的確很不恰當;二來為何許志安的演出一定要代表香港人、香港音樂?這並不是比賽的規定,許志安當然可以選擇他喜歡唱的歌。崔健標舉的搖滾精神崔健這段話聽起來確實很粗暴,但是他在現場講的更重要的一段話卻在節目播出時被剪掉:「我覺得真正代表一個區域的一個文化,不光是語言,應該有它的精神、它的獨到之處,甚至有它的堅持。我更渴望聽到來自香港的,代表他們香港本地人聲音的一些音樂。」崔健有另一段話沒有被播出的節目剪進去:「我聽的所謂華語歌曲不像你們的範圍,我覺得搖滾樂也是華語歌曲。我相信你們認為的華語歌曲是從香港台灣來的,比較上口的一些,但對於我來說,這些華語歌曲是我不熟悉的領域。我認為的華語歌曲是地下樂隊,包括說唱、freestyle。這對於你們來說,可能是非常陌生的。」崔健整個的講話其實並不清楚(他一向如此),但核心的意見是他對虛偽、陳腐的流行樂美學是很嚴厲批評的,這也表現在他對節目中其他歌手的批評。他說他更關注地下樂隊或者rap,關鍵不是在於音樂形式,而在於這些音樂能否表達當代社會、當代青年的精神面貌。這是他所標舉的搖滾樂的精神所在。某個意義上,崔健一直在追求他自己音樂上的前進:從早期的《一無所有》、《一塊紅布》,到最後一張出版的專輯《給你一點顏色》(2005),他的作品不論是音樂上的創新,或是歌詞對社會的思考,都的確在與時代對話。弔詭的是,他在過去10年,沒有交出音樂上的作品(倒是拍了電影),而他自己上了這種歌唱比賽節目當評審,賺進大把銀子,對他一向強調的創作精神,又何嘗不是一種諷刺?畢竟,這些中國的歌唱比賽節目基本上矯揉造作,不鼓勵原創,本來就是流行音樂的殺手。與其批評 不如思考港流行樂問題無論如何,與其批評崔健,或者以為這是中國歌手和粵語歌的對立,不如去思考流行樂該有的面貌,以及香港流行音樂的問題。誰都知道,香港流行音樂在新世紀嚴重衰退,主流音樂失去了創造與創新的能力;另一方面,獨立音樂雖然逐漸崛起,但因為主流傳播體制的保守與狹隘很難躍上更大的舞台,更不要說,中國的主流舞台。這也是香港所面對的困難問題:因為香港新一代的聲音,從盧凱彤到其他獨立歌手,或者仍願意與時俱進的資深音樂人如黃耀明和何韻詩(光從音樂上來看,相對於其他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歌手,黃耀明也是極少數在音樂與歌詞上都深具有當代性的音樂人),因為他們忠於自我表達,因為他們支持當下香港堅守的價值,卻讓他們很難進去中國。但問題正在於,好的音樂、好的文化創作,必定是要誠實面對自己、面對社會的,是具有獨立精神的,而不是自我閹割的。不斷創新 體現香港精神在上面一連串事件後,上周末在香港的一場大型音樂節Clockenflap,呈現了香港音樂世界的國際與多元。主舞台的香港代表是何韻詩,眾所周知她在雨傘運動後無法去大陸演唱,也成為一名獨立歌手。她說:「我以個人經歷,能告訴大家的是,這邊的自由世界,沒有你們想像的可怕。在暢所欲言的空氣中,回看那個綁手綁腳的國度,已經記不起做什麼都要顧前顧後,是種什麼樣的生存方式。害怕,是因為看不到別的出路,但我們是否真的沒退路?開唔到紅館,咪開伊館,開麥花臣囉,一樣生存到,仲可以爭回一口氣,抵喎。」我想,這段話的重要意義,不是創作者一定要勇於參與政治,或者只固守香港,而是要如何不斷地創新、前進,無所畏懼地去體現當代香港精神。作者是台灣評論家、《號外》雜誌前總編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4日)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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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民主」蒙上陰影的台灣媒體

很巧,本來這篇文就想寫媒體與台灣民主,沒想到在提筆的這一天,台灣媒體發生了一件大事。11月3日晚上傳出馬英九和習近平將於周末在新加坡會面的新聞,中央研究院法律學者黃丞儀教授立即寫了一篇文章,發給他有專欄的「獨立評論@天下」——這是台灣著名的《天下雜誌》在兩年前新創辦的網站,邀請了很多批判性的作者寫專欄——文章標題是〈立法院應即彈劾馬總統〉,主要是從憲法角度分析。11月4日早上此文在該文章短暫出現,隨即被撤下。黃教授與他們溝通希望於早上11時前重新刊登,《天下》不允,於是此事被公開,成為社會注目焦點,許多「獨立評論@天下」的專欄作者紛紛要求撤除專欄。《天下》的官方解釋是:「兩岸議題攸關台灣的未來,馬習會層次遠高於一般議題,《天下雜誌》本着建立公平美好社會的宗旨,面對此影響台灣未來的關鍵時刻,更覺應提供社會多元的觀點,以回應媒體社會責任。在此前提下,乃決定以更週延的觀點和角度的方式呈現此一議題。」這個事件對老牌的《天下雜誌》是重大一擊,讓許多人對台灣主流媒體界更為失望。每况愈下 淪政治工具台灣媒體的尷尬是,民主化將近30年,媒體的品質不但沒有變好,反而每况愈下。在1980年代後期的解嚴前後,台灣確實在戰後幾十年的黑暗之後,出現一個相對活躍的媒體公共領域,有專業新聞雜誌如《新新聞》、以報道文學和紀實攝影為主的《人間》雜誌,還有思想性刊物如《當代》、《南方》,而1988年的報禁開放、1990年代中期有線電視開放,更出現許多新的媒體,彷彿繁花盛開。但這不過是短暫的高潮。如同整個台灣歷史的縮影,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民主化在理論上會解放人民力量,建立起一個更堅實的公共領域,但這也同時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於是,這個新生公共領域還沒成熟發展,就被商業邏輯和消費主義所嚴重侵蝕。除了商業邏輯,1990年代之後,台灣的主流媒體還受到幾大挑戰:其一是日益激烈的藍綠衝突,讓各媒體高度黨派化,立場高過專業事實。國外媒體或許有自己的政治價值,但是報道上可以維持專業,台灣媒體卻常常淪為政治工具。其二是壹傳媒因素。香港壹傳媒在2001年在台灣創辦《壹週刊》,帶來全新的媒體文化,以更刺激眼球、讀者最愛的內容作為主要內容取向,台灣其他媒體紛紛仿效,讓媒體更加娛樂化(但公平的說,壹傳媒相對於台灣媒體反而比較藍綠中立,也有更多認真調查報道)。其三是所謂中國因素。2009年,旺旺食品集團買下中國時報集團,由於旺旺與北京政府的關係,《中國時報》從一個自由派的報紙被視為大幅傾中,老闆蔡衍明也屢屢發表相關言論,因此在2012年引發一波波反媒體壟斷運動(筆者也辭去寫作多年的時評專欄)。其四是面對網絡時代資訊迅速的流通與傳播,媒體開始大量生產所謂「即時新聞」。一來這是不鼓勵記者去進行深度有品質的採訪,而只是要求他們在一天內生產出數則即時新聞,二來這些即時新聞大都不重視fact-check,只強調標題聳動來增加點擊量。這就使得台灣的主流媒體走向全面崩壞。媒體對民主體制有關鍵地位媒體對於民主體制是具有關鍵的地位。民主的本質是公民可以自我決定公共事務,這就意味着公民必須有充分的資訊——不論是對於公共政策或者對掌權者,而後他們才能進行討論、審議,並監督他們透過選票授權的掌權者,而在當代工業社會中,媒體就是提供公民這種資訊的最重要機制,他們必須去挖掘議題,必須針對公共議題提供充分資訊,提供不同觀點的討論,成為一個重要的公共領域。媒體的崩壞,只會讓公民失去公民精神,讓民主成為貧乏而蒼白的民主。這似乎正是台灣民主的悲哀,因此去年春天的太陽花運動就是要抗議台灣民主的異化,是年輕世代要重新奪回他們的公民身分。不過,年輕世代的佔領國會重新宣告他們的公民身分正是因為主流媒體雖然問題重重,但它們已經被迅速揚棄。過去幾年,網絡與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已經徹底改變資訊的生產與流通的面貌,這些新的傳播工具讓新世代開始更能推動各種新價值和新力量,而傳統主流媒體只能腳步蹣跚地尾隨其後,困難地與新世代和新價值進行有效的對話。這是台灣主流媒體的悲哀:它們看起來依然喧嘩,似乎掌握了某種話語權,但是它們正在被推翻當中。也因此,我在今年春天從香港回到台灣,準備創辦一個新的網絡媒體,以深度報道和評論為主,名稱叫做《報導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6日),文章原題為〈台灣媒體的悲哀〉,現題為編輯所擬 傳媒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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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台灣第三勢力

台灣人常說厭惡藍綠惡鬥,但藍綠之外,選民會選擇什麼呢?這一次台灣大選,除了總統大選,還有立委選舉,而此次立委選舉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就是所謂第三勢力的崛起。第三勢力名義上指的是傳統上泛藍(包括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和泛綠(民進黨和台聯)之外的政治力量,此次選舉確實也有很多新生小黨參選,但討論度最高的是「時代力量」和社會民主黨這兩個新生的,且和這幾年公民運動關係密切的政黨,以及另一個資深社運型政黨:綠黨。長久以來,台灣的選票被主要藍綠政黨所瓜分,且除了國民黨和民進黨,其他小黨如綠的台聯或藍的親民黨,偶爾有不錯的席次斬獲,但都沒有能夠形成穩定的政治力量。按照現行制度,台灣立委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區域立委,以及由政黨提名的不分區立委,選民也有區域立委和不分區政黨票兩票。任何一個政黨要在全國提名10席區域立委,才能拿到不分區政黨票的參賽門檻;而一個政黨的不分區政黨票要超過5%的門檻,才有機會進入國會,參與席次的分配。對小黨來說,主要希望是放在不分區的政黨票,因為區域立委涉及到立委和選民長久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際網絡和服務,一個沒有資源、沒有知名度的新人很難挑戰長期在地區服務的候選人,但是一個新政黨若有好的形象,比較有可能讓選民投下政黨票。不過,台灣一直沒有形象鮮明的新政黨可以成為藍綠之外的有力第三政黨。而所謂藍綠,其區分主要和國家認同或者兩岸政策有關,而在社會經濟議題上並未差別太大(在許多價值上如人權、環境保護、性別平等議題上,民進黨確實比國民黨或泛藍進步,或是說他們有比較多進步價值的立委們)。2008年 新時代開始2008年曾出現過一個名為「第三社會黨」的新興政黨。當時的社會氣氛是陳水扁政府在第二任期間轉向深綠路線,造成國民黨的激烈反彈,因此藍綠鬥爭激烈。出身於野百合學運世代,曾經多年任職於民進黨的周奕成號召一批以社運為主的人士成立這個新政黨,希望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號召中間選民支持,但最終得票不多,宣告失敗。但這一年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2008年之後,由於馬政府的政策引起很多反彈與抗爭,也因為社交媒體的時代來臨更有利於資訊傳播,因此以青年為主的社會運動風潮再起,一波比一波巨大。而新世代的青年見到的是貪腐的阿扁政權與無能的馬政府,因此政黨認同也比較弱。終於2014年3月爆發太陽花學運,象徵着青年世代對於代議體制的不滿與憤怒,年底選出非藍綠政黨的柯文哲擔任台北市長,更代表台灣的政治地景有被大大撼動的可能。今年3月,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中心做的民調,有46.4%的選民表示會支持第三勢力,但到了7月,同樣是這個智庫做的民調顯示有8.6%會支持第三勢力。這個數字的差別或許在於之前的政治形勢還很模糊,現在新興政黨容貌更清楚,另方面小英選舉也帶動民進黨氣勢提升,所以支持第三勢力人數下降,但仍然是不容忽視。有可敬理念 欠政治魅力新興的時代力量和社會民主黨兩個政黨都源自於一個在太陽花之前就出現的團體「公民組合」,這個組織是比較偏綠,但與社運部門更接近的團體,希望組成新政黨。太陽花之後後來分裂為兩個政黨:社民黨如黨名顯示,更強調社會平等與性別平等的理念,目前是和綠黨結盟希望一起爭取政黨票,時代力量則有較多新一代的政治明星。許多人對兩個政黨的期待是來自於太陽花的社會能量,有無可能在政治領域中被轉化成一種新政治的可能,不論是理念價值或者風格。例如最近英國工黨黨魁選舉的結果,或者美國總統大選初選中共和黨和民主黨各有民粹型的候選人成為黑馬(共和黨是富人特朗普成為領先者,民主黨是社會主義者桑德斯捲起不小的風潮),都顯示選民厭倦體制內政治精英,渴望新的力量。但在台灣,從此前民調看來,第三勢力雖然有一定空間,但一方面從去年底開始,小英與民進黨吸收了大部分的反國民黨情緒(尤其是國民黨太弱讓民進黨可以不做什麼就看起來比較好),另方面第三勢力固然有可敬的理念,但因為資源所限,並沒有提出足以攫取新的想像力的競選策略,也欠缺政治魅力,所以發展並不如預期(時代力量高於社會民主黨加上綠黨的聯盟)。不過,政治是一條漫長的,需要扎根的路。民進黨現在的氣旺,不代表明年執政後不會光芒散去,而真正有理念、有價值的第三勢力政黨,這次就算選的不理想,但還是有機會在未來爭取更多支持,讓台灣可以出現更不一樣的政治。作者是台灣評論家、《號外》雜誌前總編輯原文載於2015年10月23日明報觀點版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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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以從台灣原住民身上學到的東西

「土地沒了,家也沒了,我們要到哪裡去?」——阿美族長者對孫子說的話 。幾年前,台灣原住民阿美族女性舒米如妮在花蓮石梯坪海岸邊的部落,她的故鄉,希望復育此地荒蕪已久的田地,期待重新尋找人與土地的關係。這是一個很美麗的所在,旁邊是藍到清澈的太平洋,但因為之前人口外移和政府休耕政策,土地荒蕪了,過去阿美族部落傳統的互助合作精神也受到侵蝕;然後在過去幾年,這裏是大量觀光的陸客、民宿與飯店的興建,與飈漲的土地價格。彷彿這個土地不是給人居住的,而只是為了外來觀光客的觀看而存在的。舒米如妮說服部落的族人,一起努力修復水圳、開始耕作。現在,這裏生產的「海稻米」是有名的稻米產區。這個浪漫的故事不是電影,卻被拍成一部動人的電影。影像工作者勒嘎.舒米將媽媽的努力拍下了一部紀錄片,被導演鄭有傑看到,受到很深的感動,於是兩人合作改編了這個故事,並加入更多過去幾年在不同東岸原住民部落的遭遇,執導了一部電影《太陽的孩子》。我用了一包面紙觀看這部影片。說追求正義 卻忽視原住民在這部片裏,一方面我們看到許多熟悉的畫面,那是過去這幾年在台灣東海岸、在農村、在原住民部落爆發的議題;另方面我也不禁感到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教育體制和大眾傳播體制,對原住民的文化、歷史、生活、他們的價值與信仰,是多麼陌生,充滿多少誤解,而他們是我們這個在土地上的家人,甚至是最早在這裏建立家園的家人。台灣民主化將近30年,彷彿以為自己很民主了,但這個社會最早住民的土地、語言文化、生活方式仍然受到不公正的擠壓與制度性的歧視;我們說要追求轉型正義,矯正過去邪惡體制的不公義與壓迫,但卻忽視長久以來被更嚴重殖民的原住民。《太陽的孩子》之所以讓這麼多觀眾流下眼淚,是因為每一個細節的背後,每一個問題所蘊含的,都是歷史累積深厚的不正義,都是現實的巨大矛盾。有一段情節是主角巴奈在專家學者面前說她小時常參加演講比賽,台下的評審往往會驚訝地發現她講話沒有原住民口音,「然後我就會得獎。甚至獲得了一個部落之光的名字」,「但我很討厭這個名字,因為這是我很努力讓我變得不要像原住民,而得到的」。此刻她再說一次,「大家好,我叫巴奈」。在另一段情節,為了農地抗爭的老阿嬤質問要驅離他們的原住民員警說,「孩子,你們的部落在哪?」這是對自己生命根源深刻的提問與追索。思考人心與土地的價值原住民面對的不正義不止是歷史的罪惡,也是當下不斷惡化的政經條件。掌權者以為人民幣來了,觀光客來了,人的生活就會變好,於是推動粗糙的觀光發展,蔑視原住民傳統領域,忽視原住民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這正是《太陽的孩子》所要抵抗的思維。它要讓我們看見,讓我們思考人心與土地的價值。電影的主要口號是「有一種力量,叫溫柔」;導演鄭有傑堅定地跟我說,「我們的腳就是要踩在土地上,把我們的文化和生態復育起來,站穩了腳步,你們就趕不走我了」。原住民青年能否改變傳統政治?影像之外,另一種改變方式是政治參與。也是紀錄片導演的馬躍比吼以無黨籍身分參選立委,提出許多關於原住民的迫切議題,並試圖改變原住民和主流政治間的政治文化。長久以來國民黨以一手壓迫,另一手資源補助的方式建立起一套侍從主義統治,後起的民進黨原住民政治人物也大多落入既有的政治邏輯。許多人認為,沒有資源的選舉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是,時代正在改變,去年「太陽花世代」改變了主流政治格局,原住民青年世代是否也能改變傳統政治?無論如何,原住民所遭遇的問題不只是他們的問題,而是整個台灣的問題:我們能否真正尊重、平等對待不同人、不同族群,是一個民主體制的起碼試煉;尤其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係,發展與生態間的平衡,是整個台灣同樣面臨的問題,更遑論原住民比我們更有古老的智慧,更值得學習。對家園的想像鄭有傑導演所說,他最初被那部紀錄片感動就是因為他看到舒米如妮對他們的家園長成什麼樣子有一個想像,所以要努力把他們的家園變成那個樣子。而這就是現在台灣缺乏的。「如果沒有想像,我們就不會有希望,如果沒有希望,我們就不會有勇氣往這個方向走。」相信,這也是香港需要的精神,並且香港也可以從原住民的智慧與抗爭學習到很多。原文載於明報觀點 影評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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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之後:社會的民主化

不少人說過,一年前雨傘運動的意義或許類似台灣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與次年3月的美麗島大審。意思是,反抗雖然被鎮壓,卻能夠激發起新的運動能量。當然,這兩個事件脈絡不同、形式不同,但在某個意義上,雨傘運動確實可以如美麗島事件成為壓制之後的新起點——當然關鍵是行動者如何做。壓制之後的新起點美麗島事件之前的10年,整個1970年代,台灣公民社會逐漸覺醒,與黨國體制展開激烈碰撞。一方面是從保釣運動之後,整個社會從戰後20多年的戒嚴桎梏下開始騷動,戰後出生新世代開始重新認識本土/鄉土,探索與思考過去被封閉的現實;另方面是1972年開放的增額立委定期改選,讓反對政治運動一步步組織起來,並透過雜誌來宣揚理念。面對來自民間反抗力量的擴大,國民黨政府在1979年12月鎮壓了在高雄的人權遊行,並大肆逮捕黨外運動精英、嚴厲判刑——在1980年2月28日這天,當省議員林義雄先生在牢中等待審判時,他的家中卻發生嚴重兇案,是為「林宅血案」。這個10年開放與鎮壓的歷史,同樣發生在中國的1980年代——那也是一個改革與啟蒙的年代,也在那個10年的最後一年出現大鎮壓,血腥鎮壓。八九之後,進入1990年代的中國進入一個新時代,在政治上一片靜默,廣場上的血被換上了金錢的味道。但在台灣,1979年之後的1980年代,卻是一個再反抗的年代,民主運動得以重新出發。新的民主運動沿着兩個路線,其一是在此前已經有本土意識的萌芽,到了1980年代初期,反對運動提出「住民自決」的主張,強調台灣作為一個自主的政治社群,建立台灣的政治主體性。另一方面,相對於1970年代是以文化意識和政治運動為主,在1980年代是民主運動結合起人們的生活,從各地的環境抗爭,到各種身分群體(原住民、勞工、教師、消費者等等) 掙脫黨國體制的束縛,爭取由下而上的自主權與自由。簡言之,這是整個社會領域朝向民主化,是各種社會關係的民主化,而不只是政治制度的改變。在雨傘運動一周年的此刻來思考這段台灣經驗或許別有意義。兩條路線 應同時開展此刻,我們確實看到兩條路線的開展,兩條路線看似對立,但其實未必,而是應該同時開展(區龍宇先生也在最近提到民主運動的兩條戰線)。一條是關於中港關係的論述。在所謂「民主回歸」路線被認為已死後,有愈來愈多人主張自決與重新修憲或者否定《基本法》,希望在2047年之前打開新的空間。除了原來港大學苑,近來如戴耀廷和黃之鋒都提出近似論述。這是關於香港主體性的論述,是香港向北京進行的民主鬥爭,但是這有賴於香港內部的民主能量與自我組織的能力,否則香港這個政治主體也只是空洞的。政治民主化與各領域的社會運動是互補的:後者不僅可以壯大公民意識,也能更徹底地改變社會結構,讓民主生根。因此,另一條路線,是由陳允中、許寶強等社運與學者提出的「社區公民約章」,他們希望不僅深化社區公民意識與公共參與,也期待對社區的社會經濟模式提出另一種想像。此外,方志恆和其他學者提出的「香港革新論」也強調「以社會包圍政權」:「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能再局限於爭取普選制度,而必須擴大至在社會各層面在地捍衛核心價值——不論專業界別或社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營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是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的戰場。」近來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也主張「民主,似乎必須超越選舉政治,真正在各個領域實踐,並成為共同管理事務的行事方式及原則,似乎才有變革及說服大眾的可能。如果民主不只是關乎選舉,民主也關乎共生、共議、參與、尊重、平等、公平、自由、辯論、和衷共濟,那似乎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必須在社區各個層次的事務中獲得體現。而這是否只屬於政治選舉制度的變革,抑制社會及經濟面向同樣亟需改革,似乎是一個需要深思的方向」。政治民主化、本土運動和社會運動應該是彼此相互強化,沒有社會/社區運動的本土化會淪為排外保守的本土意識,沒有社區/社會運動的政治民主化會讓形式民主淪為政客的遊戲場,但沒有本土與政治民主的總體戰,不去面對香港與中國的政治關係,一切都會是空談。台灣的1980年代這三者同時開展,也有比較緊密地結合,但顯然到了1990年代後,本土運動成為最主導的政治計劃,政治民主化雖然完成但卻逐漸空洞化現象,社會民主化則是遠未完成的計劃,所以才有去年的太陽花學運——這是新一代青年對既有民主之不滿。所以回望台灣的歷史,在雨傘運動一周年的今天思考香港的未來,應該要更有所警惕,更需要打開民主的新想像:不論是反轉中港關係,或者從社會與社區再出發。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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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深藍革命

洪秀柱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最大的意義似乎就是,國民黨正在一步步走向深藍化,走到自我毁滅的邊緣——一如2008年之前的陳水扁與民進黨。然而,2008年之後,當民進黨努力走向中間爭取選票,國民黨卻日益被深藍綁架,以至於到如今這個無可逆轉的地步。上周日,總統候選人洪秀柱號稱閉關3天,出關之後發表一篇8000字長文〈反省與承擔〉,可以被視為一篇代表深藍觀點的文章。在這篇被外界譏諷為是「反省別人、別人承擔」的文章中,洪開宗明義表示不明白為何馬英九的民調會低於貪腐的阿扁,並說這是社會毫無公義。此外,她先感慨「由於我們沒有處理好國家認同、身分認同與兩岸關係何去何從的大問題,以至讓政客們得以任意煽動人民的情緒?」但接着馬上說李登輝曾用血書效忠日本皇軍,並在幾天前公開表示他效忠的原來是日本;然後又指控蔡英文把黑手伸進高中校園,操縱高中生反課綱,「希望踩着血迹來擴大戰果」。這樣的論述是嚴重的扭曲——李登輝說的不是他現在效忠日本,而是說他在殖民時期作為日本皇軍時,日本是他的祖國(當然李的言論有許多問題,如對日本殖民主義欠缺反省)。反課綱的高中生也的確不是民進黨所操控。洪的說法只是惡劣的抹黑,是她自己批評的「任意煽動人民的情緒」。洪成總統候選人 代表國民黨質變洪秀柱之所以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並不是出自一個真空的脈絡,而是代表國民黨的質變。當李登輝在2000年離開國民黨之後,國民黨的權力核心就回到早前以比較強烈中國情懷的外省政治精英作為核心。2008年之後,除了馬英九,國民黨的明星是胡志強、郝龍斌、朱立倫,而馬英九和本土派代表的立法院長王金平更是公開權力鬥爭。此前台灣爭議甚烈的課綱微調,也是馬英九讓最深藍代表的學者王曉波(此人甚至在幾天前去參與9.3的北京閱兵)來主導課綱調整。所謂「微調」只是大中華意識形態保衛戰的障眼法修辭,事實上是要透過教育體制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再中國化」,然後迫使教育部、國民黨立院黨團和全民接受。洪秀柱的參選總統也是深深負有使命感的——她未必覺得自己最終會贏,但她意圖把國民黨拉回正統的深藍路線。於是課綱這樣一個意識形態濃厚的戰場,就成為洪秀柱最好的政治武器(歷史科課綱審定委員張亞中教授同時也是洪秀柱的重要幕僚)。洪曾對蔡英文喊話,如果不支持教育部的課綱版本,就表示你支持台獨。這顯示,他們唯一在乎的就是統獨大義。時代不同 只有深藍有戰鬥力在去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連勝文也試圖掀起統獨標籤大戰,結果是自己嚴重內傷。洪秀柱如今重蹈覆轍,只會是站在輸的那邊。畢竟,至少從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以來,民進黨的「台獨」立場其實就是維持事實現狀的立場——承認中華民國,並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國家。這也是大多數台灣民眾的立場,且大家也不希望繼續看到選舉的統獨口水。20年前的1994年,新黨趙少康也把台北市長選戰操作成「保衛中華民國」,這在政治邏輯上或許還有點道理:畢竟那時「台獨」對大多數的人還是陌生或者禁忌的概念,所以這個修辭可以動員焦慮或恐懼。但如今時代不同了。如果上次大選,兩岸因素仍然對國民黨是優勢,那麼經過太陽花學運之後氣氛逆轉,愈來愈多人對所謂中國因素產生疑慮,國民黨與北京的友好反而從正面轉為負面因素,因此蔡英文只需要輕鬆提出「維持現狀」。一旦情勢逆轉至此,一個意識形態保守、形象老舊陳腐的國民黨又沒有任何其他牌可以打,只能走向衰敗。面對這樣的困局,只有深藍尚有強大的戰鬥力,要為了他們的民族大義而戰,因此課綱微調和統獨泥巴戰成為他們的困獸之鬥。老朽政黨的新挑戰替他們哀傷的是,這些奮力的掙扎已然太遲了,因為歷史的陰影已經籠罩在他們頭上,畢竟台灣意識已經是主流意識,大多數選民並不在乎,也不想看見這些意識形態濃厚的指控和抹黑。眼前局勢是,國民黨如果仍是洪秀柱參選到底,那國民黨必然大敗,黨主席朱立倫也必然會辭職。沒有「反省」的洪秀柱,只會讓整個黨共同「承擔」惡果。接下來國民黨可能分裂,也可能由本土派的王金平或吳敦義接任主席,也可能洪秀柱回去選黨主席。無論如何,這都將是這個老朽政黨的新挑戰,會是一場腥風血雨的激烈鬥爭。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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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少年之火

從春天到夏天,台灣各地都有高中生抗議高中「課綱微調」。上個月,一群少年衝進了教育部抗議,遭到教育部控告;月底其中一個少年以燒炭自殺來表達他對世界的想法,這個悲劇在全世界都可能是絕無僅有的。這個關於課綱的爭議是後民主化台灣的重要矛盾,也可以說是台灣未解決的國家認同所殘留的議題。「本土化」與「再中國化」之爭簡單說,從1990年代李登輝時期開始的本土化,經歷陳水扁時代8年執政,都在改變過去以中國史觀、以頌揚戰後國民黨執政為基礎的歷史教育。在1990年代之前,我們所理解的歷史是從黃帝以降一代代中國朝代然後到中華民國,然後是1949年中華民國來到台灣——但是1949年前的台灣呢?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彷彿這島嶼上此前的人民沒有歷史。後來的教科書開始述說這400年台灣人歷史,但是問題是怎麼說?例如原來課綱說台灣過去有「鄭氏統治」,但如今修改版是強調「明鄭」,是要強調台灣與明朝中國的聯繫。又如原課綱說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日本戰敗後「接收」台灣,但新課綱採取的是以前黨國時期的用語「光復」台灣,顯然是一個具有意識形態意涵的用語。某個意識上,這確實是一個不同史觀的戰爭,也確實是「本土化」與重新強化中國認同之爭。這次主導課綱微調的學者王曉波是台灣最著名的統派,具有許多泛藍陣營都不能接受的深藍色彩,但卻被馬政府派來主導歷史教育。問題是,在現在的台灣,台灣意識已經是主流意識,尤其大部分年輕人幾乎沒有中國認同,因此這個「再中國化」的課綱微調會引起台灣從所未有的高中生抗爭——尤其是在香港反國教與台灣太陽花運動之後的社會氣氛之下。問題是,面對這個爭議,執政者採取最愚蠢的回應。首先是,政治人物不斷指控這些學生是民進黨操控、是蔡英文所操控,然後是教育部控告那些衝進教育部的高中生。然後,一名帶領運動的高中生燒炭自殺了。當日國民黨的臉書卻貓哭耗子一面說這是悲劇,另一面卻花更多篇幅要民進黨不要再操縱學生。事實上,這個政治指控不是無知——因為不了解年輕人的思考能力,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年輕人是否真的有自己的想法,抹黑小英才是最高戰略。國民黨立委為了選舉的政治鬥爭,主張把高中生告到底,亦即讓他們成為政治鬥爭的祭品。國民黨彷彿不知道,時代正在轉變,青年世代正在展現能量,改變這個社會。去年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在最後文宣呼籲孩子聽父母意見投票——這意味着他們自己都認為他們是站在年輕人的對面,因此柯文哲與民進黨大勝。而現在他們繼續敵視與藐視孩子。少年從來不比大人想的幼稚這些十幾歲的少年們從來不比大人想的幼稚。在這個網路時代,一個敏感認真的高中生能在網路上接觸的資訊,並不比大人少。所以他們對這個世界有自己的看法,有他們追求與在乎的價值。香港人都知道他們曾經如何被學民思潮的少年們震撼過。4位台中女中學生曾在臉書上發表聲明說:「我們想要一個公開公正透明、史觀多元、沒有雙重標準和遮遮掩掩的課綱。我們不想要一個沒有台灣史專業的檢核小組改我們的台灣史。我們看過正反雙方的論點和判決書,看了好幾天。我們犧牲了部分的考試成績、睡眠、精神、體力和視力。我們不為了反對而反對,因為沒有人給我們任何好處。我們自己花錢印傳單,幾百元……」林冠華在生前寫下他為何反課綱微調:「在教育中,我們需要的是『知的權力』、『知道真相的權利』,所以我們站出來爭取,而不是選擇漠視,任由教育成為政治的工具,我們並不樂見『由誰執政誰就能表述歷史』……我想我們學生能做的,僅是在不停的反覆思辨之下,貫徹本身的價值觀,並且黯黯祈禱着我所做的事情,能較為接近真理。對於懷疑我們反對動機的大人們,我想告訴他們:我們不斷的質疑自己,又不停的用思考說服自己,這是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是我們的孩子。這些話證明這群抗議青年是這個世代最有思考能力的年輕人,因為他們不但要知道答案,更要追尋問題是如何被提出來的。諷刺的是,那些大人們對少年們的攻擊,證明是他們的腦中被植入了愚蠢或者邪惡的政治教條,讓他們腦中只剩下被設定的制式反應,讓他們的嘴巴只會不斷跳針說孩子們被綠營控制。他們才是真正缺乏獨立思考的小丑。民進黨相比於顯然更了解年輕人,起碼更了解他們的語言。但當然,這可能僅僅是一種姿態,很有可能在他們執政後,他們會原形畢露,站到抗議青年的對面,而那時,這群青年與少年們可不會客氣。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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