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島嶼天光》獲得台灣金曲獎

上周在台北舉行的第26屆流行音樂金曲獎,把年度歌曲頒給了滅火器樂隊的《島嶼天光》。這個獎項的其他入圍者包括張學友的《用餘生去愛》、a MEI(張惠妹)與蛋堡的《偏執面》和蔡依林的《Play 我呸》、徐佳瑩的《尋人啟事》。這些都是天王天后,而誰是滅火器?滅火器是一支十幾年前成軍於高雄、以龐克搖滾起家的獨立樂隊;《島嶼天光》則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社運歌曲,誕生於去年的太陽花學運,歌中部分還是來自佔領立法院現場學生的合唱。雖然過去的金曲獎中,獨立音樂人有獲得各種獎項,但「年度歌曲」這個獎確實意義不同。這意味着不僅太陽花青年們佔領了國會主席台,獨立音樂也佔領了金曲獎最重要獎項(這段頒獎過程在中國大陸視頻網站的現場轉播中被全部跳過。)在頒獎禮上,還有一段演出名稱為《Made in Taiwan》,分別是歌手黃連煜的客家藍調(他獲得最佳客語歌手與最佳客語專輯)、董事長樂隊的台語搖滾(現場舞台設計出現非常漂亮的民間廟宇),和原住民樂隊Matzka,最後是3個組合合唱1990年新台語歌的代表歌曲《向前走》。我身旁的香港人說,這場面在香港的音樂頒獎典禮上絕對不會出現。其實,整場頒獎典禮中介入入圍作品的影片概念就是台灣味,而典禮開始前的紅氈時間,雖然大都是明星展現華服,但入圍最佳客家歌手的黃瑋傑卻是拿着反對美濃水庫的抗議布條走場。 台灣多元社會力量衝擊建制當然,頒獎典禮上呈現的在地情感、抗議布條、政治發言,都不是第一次出現。但台灣的音樂頒獎典禮和香港的同類活動的確愈來愈不同。天王天后無疑仍是吸引最多眼球,大錢製作的主流專輯也通常拿下最多獎項,但這個台灣最主要的音樂獎中,卻仍有各種獨立和另類的聲音。這或許反映出的是,過去幾年台灣累積的多元社會力量衝擊了建制——不論這個建制是音樂工業或者是主辦的官方。所以評審名單中有主流產業的重要人物,也有熟悉獨立音樂的樂評人;這個金曲獎雖然是官方主辦,但是仍然必須在某程度上傾聽與關注民間的聲音;更不要說就音樂創作者來說,這幾年青年社會運動也影響了愈來愈多的音樂人——3年前五月天在金曲獎的演出中,後面視頻就放上反核的信息。但這不是從來就如此。上個月初,台北正好舉行了民歌40紀念演唱會。1970年代中期肇始的民歌運動是青年人拿起結他唱自己的歌,這可以說是戰後被長期噤聲的青年終於得以集體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整個1970年代,政治反對運動和各種文化運動正在騷動,新的青年世代開始思考「中國」與「台灣」的意義,開始追求「回歸現實」,並凝視腳下的這塊土地。不過,民歌運動的大多數作品除了對遙遠中國的鄉愁,就是關於年輕人的夢想與憂愁——用現在的話說是比較「小清新」。這當然主要是因為那個冰冷的威權體制不允許歌曲觸碰到社會現實。唯有少數歌手如李雙澤、楊祖珺、胡德夫,試圖實踐民歌的原初意義——走向民間和人民。李雙澤的《美麗島》尤其契合當時的時代精神:對台灣與鄉土的素樸禮讚。但李雙澤不幸過世,想做台灣Joan Baez的楊祖珺被體制打壓,胡德夫則轉向原住民權益運動。「美麗島」被島嶼的黑夜吞噬了。1980年代之後的台灣流行音樂,固然不乏某些音樂人的作品貼近島嶼的憂傷與憤怒,但整體來說是比較去政治化的。 來自一個世代的集體努力直到過去10年,新的聲音地景與青年文化成形。一方面是由於網路和科技的改變、主流音樂的衰落,和許多人努力地經營演出場地、廠牌、音樂節、網站等,獨立音樂愈來愈滲入青年文化;另一方面,過去幾年由於各種關於土地、環境、原住民議題,以及對所謂中國因素的抵抗,引發了青年公民運動風潮。這兩個趨勢愈來愈緊密結合,有更多獨立音樂人乃至少數主流歌手關注與介入社會運動。終於到了去年3.18,爆發青年反抗運動的高潮,以及樂隊參與社運的高潮,並且在運動中誕生了這首《島嶼天光》。滅火器不是只在去年3.18才出現,他們之前也經常參與社運,而他們在音樂上的努力耕耘也讓他們從一個獨立樂隊到3年前登上體育館舞台,更在去年太陽花運動的一場街頭遊行,和幾十萬人一起演唱《島嶼天光》(歌手何韻詩今年在台灣演出時,也在演唱《撐起雨傘》後,用台語演唱了《島嶼天光》)。滅火器團員們在領獎時說的好,這個獎不只是屬於他們的,而是所有運動的參與者。的確,這個獎是來自一個世代在音樂上與社會上的集體努力。抗議青年們從街頭佔領了立法院內/外,試圖重塑台灣的民主,而音樂青年們也早在島嶼的不同角落唱着他們對於這個土地的思考與情感,改變着台灣流行音樂的想像。而香港的政治建制和音樂建制,看起來,都需要很大的衝擊與挑戰。作者是台灣評論家,前《號外》雜誌總編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音樂

詳情

如果政改通過

過去一段時間在香港,大部分對於政改的爭議是集中在這是「真普選」還是「假普選」,或者這個選舉方式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問題是,香港人所要追求不止是真普選與否,而是民主,民主的政治體制與生活方式。當然,真普選是其中的關鍵。然而,把民主局限於「普選」的討論固然重要,卻也可能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事實上,政治學界過去20年對於民主化的反省恰恰就在於所謂的「選舉謬誤」(electoral fallacy)——亦即以為有了選舉就有了民主,但後來發現這不過是場可怕的誤會。 以為有選舉就有民主是可怕的誤會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在全球範圍出現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但過去十多年,我們看到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在威權解體之後,雖然有了普選,卻出現民主進程的停滯,或者嚴重倒退:很多新選出的領導人會因為訴諸民族主義或某種民粹政策,而深獲民意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會打壓政治異議或反對力量、限制媒體言論自由、弱化國會和司法體制、嚴重侵犯公民自由和人權,並且全力鞏固個人權力。於是,這個普選制度只是強化這個民粹強人的正當性,而徹底扭曲民主的精神,所謂的新興民主淪為一種「競爭性威權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或者「非自由主義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俄國的普京,或者剛在6月初舉行國會大選的土耳其的現任總統。這正是政改方案如果通過之後的最大危險。建制派強調袋住先的重要是因為普選會賦予行政長官更多的合法性,但問題是這個合法性只可能製造一個更威權的民粹強人。因為這些篩選出來的候選人最主要的權力來源是北京的支持,所以他們很可能會有反民主或侵犯公民自由的行為,如限制出版自由或新聞自由,而通過普選獲得選票只會讓他們更無所忌憚,畢竟他有了所謂的民意支持。建制派也強調政改方案的普選會讓未來特首更傾聽民意,但事實是,他可能只會聽他想聽的民意。尤其是,香港政府的政改方案比起其他國家的「競爭性威權體制」更不如,因為這個篩選沒有真正的競爭性 。已經過世的美國政治學大師達爾(Robert A. Dahl)說,選舉式民主(他稱之為「多元體制」polyarchy)起碼要有兩個面向:競爭和參與,但香港政改方案的篩選機制沒有允許一個真正自由的政治競爭機會,因此違反民主的最起碼判準。而當相當大一部分選民所支持的政治力量沒機會成為領導人時,代表這部分公民是被排除在政治體制外,實際上是體制的次等公民。缺乏競爭甚至會影響公民參與。假普選方案看似有一人一票作為公民參與政治的機制,但是缺乏競爭性的選舉只會讓支持泛民的選民感到對政治體系的無力感,會更虛無冷漠,或者更憤怒,而否定這體制。因此,投票行動不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實踐,而是淪為賦予一個屬於威權性質體制的統治者正當性。換個角度說,美國知名政治學者Adam Przeworski對於民主體制有一個著名的定義:「不確定性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uncertainties)。因為在威權體制是既有統治集團的持續統治(除非出現內部激烈政治鬥爭),因此沒有不確定性;在無政府或者統治失效的國家,就充滿了權力的不確定性,但卻是混亂的不確定性。唯有在民主體制下,雖然有不同利益與價值的博弈,但一個真正普選卻讓人人有信心,人人沒把握,所以他們願意參與民主制度遊戲。(看看此刻台灣,兩周前大家以為國民黨唯一參選人洪秀柱完全沒希望,但現在支持度不斷升高,讓所有觀察家感到意外。)香港立法會否決了這個方案,當然不會讓香港更民主,但港人也沒有失去什麼。北京和建制派應該認清,8.31下的政改方案一旦通過,雖然未來的特首看似有某種「被虛構」的正當性,但整個體制卻只會更脆弱,並會製造更多民眾的虛無與暴力。要解決香港管治問題,只能依靠真正的民主競爭與有意義的公民參與。 香港民主運動的新起點民主不只是選舉,而是公民有能力、有興趣、也有信心去自我管理,去參與公共政策的辯論與決定。否決之後,香港民間社會應該要從根本開始討論大家想要的民主政治和民主生活,要強化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要從基層與社區改變公民參與的模式,讓社區政治不是蛇齋餅糭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政治——政治人物用服務與恩惠交換政治支持,而是公民對於社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參與與介入,並且相信,自己的社區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可以自己揀。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新起點。作者是台灣評論家,前《號外》雜誌總編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詳情

勇敢的台灣人

那是台灣黑暗時代的最後反撲。1991年5月9日,清華大學歷史所學生廖偉程在宿舍被調查局逮捕時,震撼全台灣。同一天,還有3人在各地被捕:台大社會所畢業的陳正然,原住民社運工作者林銀福,女性社運工作者王秀惠,他們共同被指控參與長期旅居日本的台獨運動者史明資助成立的「獨立台灣會」。依照當時的法律「懲治叛亂條例」,這4人有可能判「叛亂」,因而被判死刑——戰後已經有許許多多理想主義青年在這個法律下失去青春,失去生命。台灣已經在此前4年的1987年7月宣布解除軍事戒嚴,開始了民主轉型。而1年前的3月,數千名學生佔領中正紀念堂,要求國會改選,是為「野百合學運」,甚至不到1個月前的4月17日,民進黨才進行幾年來最大規模的遊行,反對老國大代表進行修憲。而5月1日,台灣才宣布廢止長達30多年的動員戡亂時期。因此,進校園逮捕研究生,且主張「台獨」仍然有被判重刑的可能,不禁震驚社會,更讓人發現,台灣的民主化並不是無可逆轉地正在前進,而是一路顛簸、充滿驚險的。事實是,沒有不斷的民眾抗爭,歷史是不會前進的。這段20多年前的歷史其實並不遙遠,但卻彷彿已經被埋藏進佈滿塵埃的檔案櫃中,被主流記憶逐漸遺忘。最近一部新的紀錄片《末代叛亂犯》,再度讓這起「獨台會案」引起社會注目。影片本身就是一位年輕導演廖建華重新發現歷史的過程,因為廖建華是清大畢業,而這個事件是他的母校在台灣學運史上的重要一章。 一個依然騷動不安的衝擊年代1987年7月的解嚴只是讓台灣轉型邁過了第一道巨大的關卡,民主還是遙遠的未來,甚至沒有言論自由——鄭南榕先生在1989年為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自焚。1990年3月學運之後,軍事強人郝柏村在5月擔任行政院長,其任務就是要維持社會秩序,打壓社會運動。軍人干政的幽靈纏繞着台灣。1991年4月,面對老國大仍然掌握修憲大權,知識界成立「台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民進黨更在4月17日發動大遊行,大規模的衝突一觸即發。民進黨在次日凌晨解散群眾,避免了衝突,制憲聯盟深為不滿,幾名台大學生宣布絕食。那是一個依然騷動不安的衝擊年代。或許是為了鎮壓愈來愈大的民間力量以及愈來愈激進的政治訴求,所以國家機器羅織了這個獨台會案。這是威權時代的黑暗力量面對民主之潮的最後反撲,但他們卻成為自己的掘墓人。因為島嶼的天光確實已經來臨,這場鎮壓只是顯示他們的愚蠢與荒謬。白色恐怖的終點原來是一場黑色喜鬧劇。 獨台會案引爆台灣戰後最大學運獨台會案所引爆的是台灣戰後最大的學運與罷課行動,學生佔領了彼時剛落成的新台北車站大廳。(《末代叛亂犯》剛於5月中在台北車站舉行首映會。)而國民黨的開明派立委也知道這個情治單位的行動是不該從歷史伸出的黑手,因此5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獨台會案4人交保釋放;5月20日,民間團體發動「5.20反政治迫害大遊行」。9月,知識界與社運界成立「100行動聯盟」,主張廢除「刑法」第100條,因為這條法律將「意圖破壞國體」者以犯罪論,侵犯了民眾的思想與言論自由。10月10日國慶前夜,「100行動聯盟」舉行「反惡法、廢閱兵」抗爭,警方動用水柱鎮壓。1992年5月,立法院終於修正刑法第100條,確立台灣公民有主張台灣獨立或者共產主義的言論自由;同年年底,立法院進行第一屆全面改選(此前大多是長期不用改選的老委員),也確立了基本的民主權。 時代的聲音轉為選舉的狂歡此後,抗爭的喧囂逐漸沉澱,時代的聲音轉為選舉的狂歡。很快地,人們說要往前看,要走出過去的悲情——包括1994年以快樂希望當選台北市長的陳水扁。於是,為了走向新台灣,我們過早地患上歷史失憶症。被淡忘的不止是一段段抗爭的歷史,還有在歷史敘事中許許多多沒有名字、沒有聲音的抗爭者(但你可能會在那些迷人的黑白歷史照片中看他們以群眾面貌而出現)。這是《末代叛亂犯》最動人的部分:除了兩個知識青年(也是我個人的朋友),影片特別關注兩位基層的社運工作者後來的生命軌迹。悲傷的是,其中一位女性王秀惠早已過世,只能聽到她的友人對她的敘述。這些基層社運工作者和一般民眾常被形容為是「被政治動員」的群眾,但他們是一個個有理念,願意付出與奉獻的靈魂。尤其,當年的反對黨上台後,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仍在權力與資源的殿堂外默默耕耘着,或者辛苦地生存着。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的街頭運動經常出現一首抗爭歌曲《勇敢的台灣人》,是的,正是這一個個勇敢的台灣人,推倒了獨裁的高牆,推動台灣的民主化。這條蜿蜒的民主之路,我們還在繼續前行。作者是台灣評論家、前《號外》雜誌總編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台灣

詳情

香港的「新獨立世代」與「後中環價值」

4月下旬,我在香港藝術中心參加一場「文藝復興之女流音樂會」,音樂會主角是3個剛發個人首張專輯的年輕女創作歌手,嘉賓有活躍的獨立樂隊「雞蛋蒸肉餅」和本來已很具知名度的獨立女歌手林二汶與盧凱彤。這是一場豐盛的音樂饗宴,這也是香港文化的未來——其中一位歌手唐藝在演唱會的兩天後,在香港iTunes拿下不分類別音樂榜的第二名,另一位盧敏拿下第四名,該榜的第一名是英國樂隊Blur,亦即這兩位年輕女生的排行超越所有知名華語主流歌手。香港正在經歷一場文化典範的轉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但那些華麗如今已經不會再復返了。電影工業的北上的確讓香港電影產業空洞化——在去年金像獎典禮上,以電影《殭屍》得到最佳女配角的惠英紅小姐就說很感謝導演,因為香港演員機會愈來愈少了。看看每年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香港演員幾乎都是少數。然而,另一方面,許多獨立電影創作者正在寫下這個城市的故事。我有幸擔任第20屆香港ifva(獨立短片與影像媒體比賽)的公開組評審,在評審過程中我看到香港年輕一代創作者豐沛的創作能量,深為震動。但諷刺的是,4月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司儀之一的林家棟對於獨立電影《點對點》表現出不尊重的態度。顯然,許多上一代的工作者,不知道新的力量正在發生。同樣的,香港主流流行音樂也早已喪失了想像力與創造力,但新一代的獨立音樂工作正在彈奏這個城市的聲音——唐藝之前,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岑寧兒都拿下過排行榜第一名。年輕人一向渴望真實的聲音來表達他們的情緒與情感,而當主流音樂愈來愈貧血,更真實與誠懇的獨立創作因而會被愈來愈多年輕人喜愛——這是過去10年發生在台灣的故事。台灣和香港的主流音樂都早已步入困境,但香港的獨立音樂工作者卻更困難去發展,這主要是因為香港的惡劣環境,包括地產霸權讓使得專業演出場地很難生存下去;如今樂隊還要面臨政治的壓力——嶺南大學學生會邀請的獨立樂隊在校園中演出,唱了罵警察的粗口,政治人物激烈要求關閉學生會、拘捕樂隊,連校長都出來批評學生會。粗口罵人不是值得鼓勵的,但這在任何自由社會都是一種基本的創作自由表現,沒有人會因此大驚小怪。這件事可見演唱會原來的主題是如此貼切:黑暗時代抗爭音樂會。 年輕世代進入「後中環價值」而音樂人何韻詩在雨傘運動之後成為獨立歌手,她說以往在大唱片公司,其實相當「離地」,成為獨立歌手之後,才發現在在香港,有這麼多精彩的獨立文化工作者。尤其在雨傘運動中,我們不只看到一整代青年為了他們相信的香港而站出來,也看到他們在運動中展現的草根創意和文化能量是如此巨大。這個城市的光輝夜景可能的確逐漸黯淡。但是未來香港的燦爛,將不再是那些維港邊的離地高樓,而是高樓之下的地面,是爬不上高樓的青年人的創意與想像力。以年輕人為主的「新獨立時代」已經來到香港。與這個新獨立時代同時出現的,是香港年輕世代進入了「後中環價值」。是的,一如許多人所感嘆,這個城市愈來愈多部分走向死亡與崩壞:老店與社區、傳統生活方式、核心價值、政治人物與警察的可信任度、政治管治等等。但另一方面,過去幾年,新的力量、新的價值、新的聲音也在這個城市的不同角落崛起,他們揚棄過去主流的中環價值,具有更多元的想像、更強烈的本土意識、渴望更獨立與自由的生活;他們追求從社區保育、土地正義、本土農業、支持小販到同志運動,當然,還有本文前述的各種獨立文化創作 。 獨立創作者有否機會發聲問題在於,這些獨立創作者是否有機會發出更大的聲音,以真正改變這個城市。當體制的資源與決策權如此牢固地掌握在既有的權力與資本集團中,且當這個政治體制是如此封閉僵化(因此真普選和廢除功能組別是必須的),那麼社會的資源分配必定很難有新的視野去支持年輕獨立的創作者。去年有一部獨立製作的短片《香港將於33年後毁滅》,在網絡上有超過70萬人觀看。影片描述一個小行星將在33年擊中香港,造成大災難,因此大財團和有辦法的人都紛紛離開香港——接下來故事一轉,幾年之後,香港人更少,更舒服,少了大商場之後有更多不同小販,人人都可以買起樓了,而少了大批自由行和水貨客後,來的觀光客是更珍惜和喜愛香港的外國人。當然最後新科技的發展阻止了這場災難發生。而那時的香港,再也不一樣了。這個7分鐘的短片不只內容極有想像力,且這電影本身就是代表香港年輕世代的價值和創作能量。舊的香港的確正在死亡,但年輕世代正用新的聲音、新的價值,創造一個美麗新香港。作者是台灣評論家、前《號外》雜誌總編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Photo by Ian McFegan 音樂

詳情

暫別香港的前因後果

{世紀版編按:台灣文化人、作家張鐵志,兩年多前來到香港,主編號外,帶來不少改革,引起華文世界關注,為香港文化注入新氣象。近月,張鐵志在社交網絡指,將要離開號外,回到台灣發展,網上不少猜測。與其猜測,不如請張鐵志親述主編《號外》前後的一些經歷,細說前因後果,亦可見證香港與台灣文化視域與視角的差距。}2006年12 月,我第一次來到香港。一個媒體安排了迷你噪音主音Billy訪問我,那個下午,正好是保衛天星碼頭的朋友走進地盤擋住推土機。Billy在文章中說,其實那天他的心都在天星碼頭。自此我開啟了和香港的緣分,經常來香港,借住在詩人廖偉棠和曹疏影家,在我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的老友陳允中和司徒薇家,或者在80後社運青年陳景輝和周思中油麻地合租房的客廳沙發中。2009年5月底,我受黑鳥的郭達年之邀,和台灣樂隊「農村武裝青年」來港參加關於六四的自由文化節。同年10月,我又來香港開一個「四城文化會議」,會議上,我呼籲在場朋友關注正在抗爭的菜園村,主持人梁文道開玩笑說我果然具有國際主義精神,之後我和文道與剛認識的黃英琦去菜園村參加「千人怒撐菜園村」的活動。那是我第一次走入香港的農村、香港的社運現場。不論是2006年那次或此次菜園村,我都沒想到竟意外走入了兩個香港重要的歷史時刻,現在回頭來看,只恨當時沒有走的更進去點……接着的香港行是12月,那一次我和一位香港女孩在南丫島牽起了手,此後幾乎每個月往來港台兩地談戀愛。2010年秋天,我開始在位於香港的媒體《陽光時務週刊》工作,雖然工作地點是在台灣,但是編輯部討論的議題涉及中港台,更增加我對香港政治社會的認識。到了2012年初,中港矛盾加劇,梁振英上台,烏雲滲透了香港,我在台灣報紙也愈來愈常書寫關於香港的評論,甚至意外地曾被《蘋果日報》社論大段引用。那年,我第一次在香港參加七一遊行,但8月底的佔領政總我在台北,每天急切地關注這個正在爆發的民眾力量,以及那些絕食的少年們。 《號外》要對話的香港幾天後,我意外地收到香港《號外》雜誌邀請擔任主編。我當然早就知道這個傳奇雜誌,也在幾年前買了30周年的紀念盒裝。對於這個邀約,我又興奮又惶恐,這實在是件太難想像的事了:我不會說廣東話,我不懂時尚,沒聽過那些手表的品牌。但我們的共識是:要做一個有時代感、有文化深度的雜誌(當然我也暗暗期待或許有機會可以見到年少的女神如鍾楚紅、張曼玉等……)。2012年10月,我搬家到香港、開始《號外》的工作,和香港女孩築起了我們的新家,然後我們結婚,我成為半個香港人。 我該如何做《號外》呢?我發現自己的長期關懷,其實可以對應《號外》原有之精神,也應該符合香港現在的社會氣氛。早期的《號外》是1970年代香港我城意識浮現的產物,他們致力於挖掘這個城市的新生力量,他們談政治與藝術也談生活方式和時尚。而後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力量愈來愈強,成為經濟之外另一種定義香港的力量,《號外》在這過程中一方面反映時代精神,另方面定義了時代品味、美學和生活態度。但2012年的香港不再是那個香港了。電影工業面臨空洞化,流行音樂失去創造力,整個社會愈來愈政治化,香港認同愈來愈強,中港矛盾加劇,人們擔心着,這個城市只怕無法繼續燦爛。但另一方面,從2003年之後,新的力量、新的價值、新的聲音崛起,不論是社區保育、土地正義、本土農業、支持小販還是同志運動,新的世代從80後到90後,先後成為改變時代的先鋒,他們揚棄過去主流的中環價值,具有更多元的想像、更強烈的本土意識、渴望更自我與自由的生活,他們愈來愈喜歡台灣,和中國愈來愈疏遠。這是現在的《號外》要對話的香港。我給《號外》設下3個目標:一、文化與思想深度──且結合起號外犀利的設計,思想也可以變得sexy;二、在這個香港死亡與重生的時刻,關注與支持新生的力量,如新價值、獨立音樂、獨立電影等,讓《號外》成為改變香港力量一部分;三、以香港主場為主,但也關注台灣和中國的獨立、另類與異議之聲,希望同時可以深化與打開所謂「本土」的想像。 「青年改變時代」在我開始主編的前三期(2013年的1月至3月)明顯地宣示上述目標:1月是學民思潮作為封面,標題是「青年改變時代」,這是《號外》轉身的宣言── 我們要更與社會(或者改變社會的新力量)對話,且更關注新世代與青年的聲音。內文既有學術與深度的論述(呂大樂、陳景輝、李照興),也有比較號外式的關懷如90後設計師的價值,並有台灣和中國的90後公民運動的報道。2月封面故事是Gay and proud,封面是黃耀明、何韻詩等五位同志,就在拍攝封面那個月,他們成立了大愛同盟,香港同志運動進入新的階段。50頁的封面故事回顧香港同志文化與歷史、討論運動的困境、關注同志族群中的邊緣,還有多篇關於台灣與中國的文章。3月封面故事是Next Wave,是三位女性獨立歌手:張懸、盧凱彤和岑寧兒── 後者甚至當時未出專輯,直到今年才出版首張大碟,獲得iTunes第一名。封面故事介紹了香港這幾年興起的band sound,討論了My Little Airport,也介紹香港音樂表演場所,因為空間問題是香港獨立音樂發展的核心。我在本期主編的話說:「探討香港的音樂新浪潮,並不僅僅是關於音樂而已。因為這些新音樂是要在僵化的主流體制外發出獨立的聲音,是要在地產霸權怪獸的巨掌下尋找游擊空間;他們的創作都是關於捍衛自己的信念,也是關於這個社會能否有更多元、更異質的面貌。而這,不也正是此刻香港所需要保衛和爭取的?這些湧現的聲音,你們聽到了嗎?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思索雨傘運動此後,我們做了許多關於社會與文化的封面故事,新界東北、重新想像中環、香港躁動的十年(2003年7月至2013年7月)、在香港寫作、獨立書店、華語導演、攝影與建築、日常設計美學,在每一期介紹一支香港新的獨立樂隊,在今年開始香港文藝先鋒系列(郭達年、莫昭如……);去年12月,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面故事談佔領之後如何「想像新香港」,今年1月,面對後雨傘運動的香港,思索「十種香港的未來」,封面是香港抗爭icon──長毛。這一期2015年4月,封面人物是張艾嘉,封面故事是「向香港演員致敬」── 曾江、林雪、惠英紅、廖啟智,因為,香港演員的機會愈來愈少……除了大的封面故事,我們關注中港台的獨立音樂、電影、文化,香港的新創意文化,我們刊登長篇論述,因為希望有知識與思想的空間,我們每期邀請opening remarks回應當下香港的文化與社會事件。總的來說,《號外》希望提供一個平台,讓這一代的香港寫作者可以集結起來發出他們的聲音,以讓《號外》成為這個城市的聲音──她30多年前是,現在依然希望是。評論人劉細良說,《號外》一直是在做 styling。1980年代是對個人生活品味或是流行文化明星的styling,但是那個香港已經消逝了,香港已經幾乎失去了那樣的魅力明星,但是香港有的是新的價值與生命力,而這兩年《號外》所做的就是讓這些新價值、新代表人物有style、有魅力,以建立新的香港自我認同。我們希望在這個重重黑霧的困局中,重新找出香港的光亮。可以驕傲的說,在這兩年半,《號外》認真地記錄與思索了這個時代的憂傷與美麗,記錄了這幾年正在發生的聲音。多年之後回頭看這些雜誌,讀者會知道香港曾經經歷了什麼,或者為什麼而奮鬥過。當然,《號外》不是主編一個人的,是編輯部同事與我們外部朋友網絡共同創造的結果,因此我特別感謝這些日子來香港朋友對我個人的寬容與支持。這是一趟最美好的旅程。 憤怒之島許多人常說香港沒有文化,作為一個香港文化雜誌的主編,我當然反對這句話。我看到香港豐沛的文化與創意能量,認識許多優秀的創作者,然而,他們確實比台灣或其他地方的人更艱難:地產霸權壓縮了他們的空間、政府對商業發展的重視永遠大過對文藝的扶植、黑暗勢力開始吞噬他們的創作自由。香港正在經歷一場巨大的轉型,正在經歷一場不同價值的爭鬥與不同世代的戰爭。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我們不用活在灰色的鄉愁中,因為這個時代所孕育出的年輕世代正用新的聲音、新的價值,創造新的獅子山精神。這個城市的燦爛不會再是那些維港邊的離地高樓,而是高樓之下的地面,是社區,是爬不上高樓的青年人的創意與想像力。只是,上一代的既得利益者仍然是難以被撼動的。雨傘運動之後,掌權者說要給年輕人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但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承認的是,他們本身就是這個阻礙。香港如果不能進行更徹底的政治與經濟的結構性改變,青年世代的創造力只會被繼續被壓抑,只能繼續在夾縫中艱困地尋找出路。這是為何,真普選是重要的。真普選或者競爭性民主當然不是萬靈丹,但是一個活潑的民主能夠讓這個封閉的政治經濟體制打開一個裂縫,讓體制可以被搖動,新力量才能有機會推動香港往前走,否則未來只會是更多矛盾的爆發、更激烈的不斷爭鬥。後佔領時代的香港會逐漸沉沒,或是能夠浴火重生,現在還在未定之天。如今我雖然要暫別香港回到台北,但這是一場不會結束的旅程──我與香港的深刻緣份與情感聯繫是不會斷的,尤其在台灣與香港的文化與社會抵抗的聯繫愈發緊密的未來,我們還有許多戰役要進行。所以我不會說,再會吧,香港。(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一場未結束的旅程──《號外》兩年半的媒體實驗)[文.張鐵志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傳媒

詳情

張鐵志:香港的新生與死亡

2012年10月中,我從台灣搬來香港,至今整整兩年。這兩年,我與港人一起一起見證了許多事件,共同經歷了憤怒、挫折,以及興奮── 雖然這是較稀有的時刻。那個10月,香港剛經歷反國教事件,梁振英剛上台幾個月,中港矛盾從年初日益惡化,人們開始說:the city is dying。兩年來,我確實感受到,這個城市的某個部分從更早開始,就不斷在死亡中……在具體空間上,小店、老店不斷消逝,傳統社區與農村被拆遷重建,新界東北正在面臨巨大的保衛戰── 這些空間的意義其實不只是物理空間,而是人們所珍惜的生活方式。「保衛我們的生活」,又何嘗不是整個香港正在經歷的巨大戰爭呢?空間之外,更有香港人常說的核心價值也走向死亡。這兩年,我們看到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不斷下滑── 還記得去年的「香港簡史」和香港芭蕾舞團的和諧事件嗎?我們看到從梁振英到其他問責官員讓香港高官的可信任度(credibility)幾乎崩潰;我們連廉政公署專員都因為和大陸官員來往甚密而出了問題,讓港人最引以為傲的法治與廉潔也不斷受到質疑。黑色憂鬱沒有了自由和法治,香港還剩什麼核心價值呢?進入雨傘運動中,港人震驚地發現警察與黑幫如此曖昧,警方可以如此讓自己的公信力全面瓦解。香港的政治制度真的瀕臨死亡。當然,最重要的死亡,莫過於今年6月國務院發布的白皮書讓許多港人感覺到一國兩制已死;以及8.31人大常委決議出來後,有許多人認為過去30年的民主回歸路線已死(其實這是前者的必然結果)。這兩年來,我無時不感覺到烏雲轟然罩頂,與身邊友人的黑色憂鬱。我們的未來,也已經死亡了嗎?不,此刻我們並不活在一個真的已然漆黑中的城市中。從2003年開始,也有許多新的力量誕生、新的聲音爆發和新的價值正在醞釀。2003年的七一遊行,促成了一個醒覺的公民政治主體。此後,集體記憶、社區保育、土地正義、本土農業、撐小店,成為公共領域中的新關鍵詞;而社區運動、環保運動和同志運動等等,不斷衝擊既有主流霸權的新社會運動。這些新價值和新運動,和新世代關係尤其緊密。香港的新世代接連展現他們的能量:幾年前反高鐵,社會大眾赫然發現80後的社會參與如此強烈,2012年反國教運動,又讓90後少年躍上歷史舞台。新的政治想像可以說,香港的80與90後世代正在經歷一個價值轉變,他們挑戰過去的「中環價值」,他們更重視自主性、公平正義,與公共參與。香港的新生,當然還有去年開始的「佔領中環」作為一種新的政治想像;但佔領中環還沒機會真的實現,就被更波瀾壯闊的佔領運動/雨傘運動所取代了。在這背後,是新生的「抗命世代」,他們拒絕接受香港的未來已經被寫上墓誌銘,他們要重奪他們的未來。就在我來香港的整整兩年,雨傘運動正在改變着香港,到這場運動到底將會代表着香港的死亡抑或新生呢?一方面,面對壓抑着港人追求自主與民主的欲望,邪惡的力量不斷茁壯,讓這個璀璨的城市佈滿黑影;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一個新的香港真的在街頭生長出來:香港人精彩的創意、無畏的勇氣、彼此的友愛,良善與良知,在街頭打造起一個美麗的烏托邦。處在這樣的歷史情景,我們也期許的《號外》成為影響「香港生與死」的一股力量。一如1976年創辦的《號外》在當時就是要詮釋城市文化的新面貌,如今的《號外》也致力於去挖掘那些新生的聲音,給予他們更大的力量,成為改變這個城市的運動一部分。2013年1月改版的第一期,封面是用比較時尚的方式去拍攝學民思潮3人,整個封面故事是討論香港、中國和台灣的90後如何改變他們的時代。封面人物的可能2013年2月封面是5位知名同志人物:黃耀明、何韻詩、陳志全、趙式芝、梁祖堯。這是因為前一年明哥和阿詩公開出櫃,慢必成為第一位公開出櫃的立法會議員,同志遊行人數年年升高,「大愛同盟」剛剛成立,而反同力量也愈來愈大,所以我們要給他們打氣。封面是他們5人牽着手,標題是最直接的Gay and Proud。封面故事超過50頁,有香港從1980年代至今的同志文化,公開徵求的同志情侶照片,還有中國與台灣的同志運動現狀。2013年3月封面故事是「音樂新浪潮」,封面人物是張懸、盧凱彤和尚未發表專輯的Yoyo岑寧兒。香港的年輕音樂創作者面臨的困境,是保守的音樂工業體制和貧乏的演出場地讓他們窒息,但是這幾年出現了捍衛演出空間如Hidden Agenda的運動,也有愈來愈多的大型戶外音樂節,尤其當主流音樂正在垂死掙扎,更真實反應青年聲音的獨立音樂獲得更多年輕人喜愛。這是另一場香港的新生與死亡的博弈。而這只是開始的3個月。這兩年的《號外》的主要精神幾乎都是以此精神為依據:今年我們還有以剛創辦的香港文學生活館、當紅的獨立樂隊觸執毛、堅持香港製造的導演陳果,以及綻放不同光芒的獨立書店作為封面故事。在堅持香港主場立場的同時,我們也致力於介紹台灣和中國的文化藝術與創意生活,因為我們相信更多的理解與互動,才能夠激盪出更豐富的本土文化。佔領尚未結束,但香港的面貌與精神必然再也不一樣。猜猜12月號《號外》的封面故事?「想像新香港」。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作者簡介﹕台灣作家、評論人,現任品牌雜誌《號外》主編,近著《反叛的凝視》。? 青年 傳媒

詳情

張鐵志:台灣的世代革命

{世紀版編按:台灣學運醞釀新一輪思潮,正在影響香港社會運動。著名台灣文化人、香港《號外》主編張鐵志,專文評論台灣多元社運傳統,並看看學運對台灣政治體制的啟示。}「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在立法院大樓外,被抗議青年寫上這麼一排黑色大字。這次的佔領行動,當然不能說是一場政治或社會「革命」,但可能可以說是一場「世代革命」,一場累積已久、終於爆發的世代革命。318的第六天,我在香港遇到一群科大商學院的台灣學生,他們每個人都有許多朋友在立法院佔領現場,且他們都是從第一晚就積極關心。他們也和我們焦慮地討論着,如何讓還是仰賴主流媒體的父母們了解更多事件的真實。 徹底反叛、絕望或者厭倦他們對事件的關注以及他們朋友的參與,證實這個運動在青年世代確實是波瀾壯闊的,而且和他們年長的世代相比,他們成長於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有着完全不同的信息管道,因此有着不同的價值,更有甚者,他們對於上一代掌握政治經濟權力的人非常不滿。這個新世代的反抗運動在台灣過去幾年已經展開,並不斷累積,這次的抗爭者或許未必事先都很關注或徹底反服貿,但他們今天的參與象徵着他們對於台灣政治經濟傳播環境的徹底反叛、絕望或者厭倦(當然這也在全球許多地方發生)。回到歷史來看,1970年代台灣開啟了政治與社會的巨大轉型──本土化、民主化和改變各種社會支配關係的社會運動,到了1980年代威權架構下的舊體制被激烈衝撞、逐漸崩解,而進入1990年代,本土化、民主化與進步價值的轉型開始被制度化。可以說,在這將近30年期間,台灣經歷一場巨大的制度和價值轉型:以台灣意識為主的身分認同確立了,代議民主體制被建立了且政黨輪替了,各種新的進步價值開始慢慢成為主流(而這似乎正是香港從2003年開始崛起的歷史鬥爭)。可以說,成長於2000年後的世代就是這種巨大轉型的遺產:他們毫無困惑地自認是「台灣人」,他們視民主為當然,他們具有更多元的價值,包括揚棄以往主流的成功價值──這也是許多人說台灣現在的青年很「小清新」,如喜歡開咖啡店、開小店、當文藝青年、回鄉當小農,而沒有更大的「企圖心」,這樣的「小清新」正是之前多元社運所創造的新價值。然而,另一方面,他們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環境也和以往大不同,而這些也是上一代掌握政治經濟權力者造成的。 低薪資的青年第一個原因當然是社會的不公不義。但這代新世紀成長的台灣青年所面對的是社會貧富差距的嚴重擴大,是低薪資的青年貧窮化,是大台北的房子對他們來說是海市蜃樓;更重要的是,過去幾年,統治菁英不斷地侵害弱勢、破壞生態來鞏固政商利益集團,從農村到老社區到原住民傳統領域,而每一個如此明顯不義的重大社會議題,都動員出新的一批年輕人認識到體制的荒誕。其次,是台灣新興民主體制的崩壞。在其他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統治者侵害人權、操弄法律、蔑視制度制衡,因此人民掀起一波波抗爭。而台灣青年成長的時代,是台灣的「後民主轉型」期,上個世代的政治偶像從阿扁到馬英九,在他們的經驗中只看到腐敗與無能,主要政黨完全無法解決──而只是惡化──上述的社會經濟問題,無法回應新世代的政治想像,而只剩下僵化腐臭的屍體,淪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分贓政治與權力遊戲 。因此,這一次國民黨黨團的「30秒」充滿突顯他們如何操弄民主和法治,成為點燃青年怒火的炸藥。第三是對中國大陸的焦慮。但是當2008年馬政府上台積極強力推動與中國大陸的整合後,確實讓許多人焦慮與擔心這個整合對台灣造成的可能傷害:從對自由民主的侵蝕,到對產業的衝擊,乃至對於日常生活的影響,也因此香港經驗成為許多人的重要教訓。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是我們這個世代對台灣最重大的課題之一,我們需要的是透過更多的討論、更充分的資訊,慢慢凝聚國民的共識,讓兩岸建立起一個合理和健康的關係。所以這些學生不是簡單地反中,而是反對政府粗暴地決定我們的未來。除了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的這三個新政經環境,更重要的是,他們是網路世代、社交媒體世代。他們早已不再信任傳統的主流媒體,而有自己的資訊和新聞管道,並在網路上形成了自己的公共領域。在每一次的抗爭,他們都在facebook上比主流媒體有更快、更真實的資訊:這次佔領立院行動的第一天晚上,尤其可以看到傳統主流媒體從報紙到電視的遲緩與僵硬,簡直行將就木。 藍綠對立思維面對這樣的世代差距,還是有太多老人用陳舊的標籤來理解這群抗議青年,而正更突顯了世代之間的嚴重衝突。例如,不少人指控學生被民進黨煽動,這正代表是批評者活在傳統的藍綠對立思維中,而不是學生,因為這正是學生要對抗的舊語言和舊思維。即使不少參與者確實在意識形態上可能接近綠營,但這不代表他們會被政黨和政治人物控制。相反的,這幾年學運和社運的是逼着民進黨面對青年新價值,且每次運動都讓民進黨手足無措。又或者,有人稱呼這些學生為暴民,也突顯了老人們強調秩序的保守價值,以至於自己用了如此「粗暴」而不精確的修辭。事實是,少數人或許可能有失序行為(吃了官員的太陽餅),但這幾天參與過的幾萬人都是高度自制,在現場只是安靜地聽演講、討論公共議題,或者手勾着手被警察暴力地驅散。無論如何,佔領立法院是青年們在這個崩壞的體制下,行使公民不服從的抵抗權,以喚醒這個沉睡的政治和社會。事實上,參與運動的核心分子們已經關注服貿議題很久,也不斷透過體制內管道來影響政策,但整個社會對這個議題的關注仍然不高。只有當他們打破玻璃、佔領立院,才打破了這個封閉的體制,開啟了這個國家(乃至中國和香港),對於服貿議題的關注,並為社會開啟新的辯論,而這不正是我們需要的?因此,青年們佔領立法院,其實是一個重要的譬喻:他們是要佔領這個已經異化的民主,是要從掌握權力的老人政客中重新奪回權力,人民的權力。Bob Dylan曾在1960年代寫下一首歌曲《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描繪那個正在改變世界的青年新力量,而這也正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歌:「政客們,請注意人們的吶喊/不要在阻擋在路上……一場戰爭正在外面進行/憤怒地進行/並且將撼動你們的窗和牆/因為時代正在改變//父母們,不要批評你不了解的東西/你的兒女已經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幫忙,那就不要成為變遷的阻礙……」[文.張鐵志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詳情

張鐵志:台灣的世代革命

{世紀版編按:台灣學運醞釀新一輪思潮,正在影響香港社會運動。著名台灣文化人、香港《號外》主編張鐵志,專文評論台灣多元社運傳統,並看看學運對台灣政治體制的啟示。}「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在立法院大樓外,被抗議青年寫上這麼一排黑色大字。這次的佔領行動,當然不能說是一場政治或社會「革命」,但可能可以說是一場「世代革命」,一場累積已久、終於爆發的世代革命。318的第六天,我在香港遇到一群科大商學院的台灣學生,他們每個人都有許多朋友在立法院佔領現場,且他們都是從第一晚就積極關心。他們也和我們焦慮地討論着,如何讓還是仰賴主流媒體的父母們了解更多事件的真實。 徹底反叛、絕望或者厭倦他們對事件的關注以及他們朋友的參與,證實這個運動在青年世代確實是波瀾壯闊的,而且和他們年長的世代相比,他們成長於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有着完全不同的信息管道,因此有着不同的價值,更有甚者,他們對於上一代掌握政治經濟權力的人非常不滿。這個新世代的反抗運動在台灣過去幾年已經展開,並不斷累積,這次的抗爭者或許未必事先都很關注或徹底反服貿,但他們今天的參與象徵着他們對於台灣政治經濟傳播環境的徹底反叛、絕望或者厭倦(當然這也在全球許多地方發生)。回到歷史來看,1970年代台灣開啟了政治與社會的巨大轉型──本土化、民主化和改變各種社會支配關係的社會運動,到了1980年代威權架構下的舊體制被激烈衝撞、逐漸崩解,而進入1990年代,本土化、民主化與進步價值的轉型開始被制度化。可以說,在這將近30年期間,台灣經歷一場巨大的制度和價值轉型:以台灣意識為主的身分認同確立了,代議民主體制被建立了且政黨輪替了,各種新的進步價值開始慢慢成為主流(而這似乎正是香港從2003年開始崛起的歷史鬥爭)。可以說,成長於2000年後的世代就是這種巨大轉型的遺產:他們毫無困惑地自認是「台灣人」,他們視民主為當然,他們具有更多元的價值,包括揚棄以往主流的成功價值──這也是許多人說台灣現在的青年很「小清新」,如喜歡開咖啡店、開小店、當文藝青年、回鄉當小農,而沒有更大的「企圖心」,這樣的「小清新」正是之前多元社運所創造的新價值。然而,另一方面,他們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環境也和以往大不同,而這些也是上一代掌握政治經濟權力者造成的。 低薪資的青年第一個原因當然是社會的不公不義。但這代新世紀成長的台灣青年所面對的是社會貧富差距的嚴重擴大,是低薪資的青年貧窮化,是大台北的房子對他們來說是海市蜃樓;更重要的是,過去幾年,統治菁英不斷地侵害弱勢、破壞生態來鞏固政商利益集團,從農村到老社區到原住民傳統領域,而每一個如此明顯不義的重大社會議題,都動員出新的一批年輕人認識到體制的荒誕。其次,是台灣新興民主體制的崩壞。在其他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統治者侵害人權、操弄法律、蔑視制度制衡,因此人民掀起一波波抗爭。而台灣青年成長的時代,是台灣的「後民主轉型」期,上個世代的政治偶像從阿扁到馬英九,在他們的經驗中只看到腐敗與無能,主要政黨完全無法解決──而只是惡化──上述的社會經濟問題,無法回應新世代的政治想像,而只剩下僵化腐臭的屍體,淪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分贓政治與權力遊戲 。因此,這一次國民黨黨團的「30秒」充滿突顯他們如何操弄民主和法治,成為點燃青年怒火的炸藥。第三是對中國大陸的焦慮。但是當2008年馬政府上台積極強力推動與中國大陸的整合後,確實讓許多人焦慮與擔心這個整合對台灣造成的可能傷害:從對自由民主的侵蝕,到對產業的衝擊,乃至對於日常生活的影響,也因此香港經驗成為許多人的重要教訓。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是我們這個世代對台灣最重大的課題之一,我們需要的是透過更多的討論、更充分的資訊,慢慢凝聚國民的共識,讓兩岸建立起一個合理和健康的關係。所以這些學生不是簡單地反中,而是反對政府粗暴地決定我們的未來。除了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的這三個新政經環境,更重要的是,他們是網路世代、社交媒體世代。他們早已不再信任傳統的主流媒體,而有自己的資訊和新聞管道,並在網路上形成了自己的公共領域。在每一次的抗爭,他們都在facebook上比主流媒體有更快、更真實的資訊:這次佔領立院行動的第一天晚上,尤其可以看到傳統主流媒體從報紙到電視的遲緩與僵硬,簡直行將就木。 藍綠對立思維面對這樣的世代差距,還是有太多老人用陳舊的標籤來理解這群抗議青年,而正更突顯了世代之間的嚴重衝突。例如,不少人指控學生被民進黨煽動,這正代表是批評者活在傳統的藍綠對立思維中,而不是學生,因為這正是學生要對抗的舊語言和舊思維。即使不少參與者確實在意識形態上可能接近綠營,但這不代表他們會被政黨和政治人物控制。相反的,這幾年學運和社運的是逼着民進黨面對青年新價值,且每次運動都讓民進黨手足無措。又或者,有人稱呼這些學生為暴民,也突顯了老人們強調秩序的保守價值,以至於自己用了如此「粗暴」而不精確的修辭。事實是,少數人或許可能有失序行為(吃了官員的太陽餅),但這幾天參與過的幾萬人都是高度自制,在現場只是安靜地聽演講、討論公共議題,或者手勾着手被警察暴力地驅散。無論如何,佔領立法院是青年們在這個崩壞的體制下,行使公民不服從的抵抗權,以喚醒這個沉睡的政治和社會。事實上,參與運動的核心分子們已經關注服貿議題很久,也不斷透過體制內管道來影響政策,但整個社會對這個議題的關注仍然不高。只有當他們打破玻璃、佔領立院,才打破了這個封閉的體制,開啟了這個國家(乃至中國和香港),對於服貿議題的關注,並為社會開啟新的辯論,而這不正是我們需要的?因此,青年們佔領立法院,其實是一個重要的譬喻:他們是要佔領這個已經異化的民主,是要從掌握權力的老人政客中重新奪回權力,人民的權力。Bob Dylan曾在1960年代寫下一首歌曲《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描繪那個正在改變世界的青年新力量,而這也正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歌:「政客們,請注意人們的吶喊/不要在阻擋在路上……一場戰爭正在外面進行/憤怒地進行/並且將撼動你們的窗和牆/因為時代正在改變//父母們,不要批評你不了解的東西/你的兒女已經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幫忙,那就不要成為變遷的阻礙……」[文.張鐵志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