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看香港國族主義之興起

港獨與反港獨的爭論,在近日掀起軒然大波。然而討論港獨之前,我們得先明白何為「國族」。Benedict Anderson定義國族為「想像的共同體」,此說常遭時人曲解,以為大師要指摘國族主義是虛構的。然而Anderson要說的是,當一個現代社會群體因地緣政治因素對外相對區隔,使其精英和民眾意識到自己是在同時同地面對着相同的命運,就會形成國族。像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國族雖是出於想像,但卻是真實的,也可以是正當的。事實上Anderson當年提出這個觀點,是要幫助身為蘇獨分子的老友Tom Nairn反駁英國統派「蘇格蘭不成國族」的論調。一片在中國之外 處中國之旁的特殊領域香港自漢武帝攻滅南越國後,就是華夏帝國的屬土,那「香港人」與「中國人」該屬同一個命運共同體吧?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家卻指出,嶺南原住民一直抗拒漢化,而漢族移民亦非嶺南主流。直到明代珠江三角洲填海,原住民才為了土地利益裝扮成北方移民,杜撰譜牒、制定祭禮、參加科舉。他們仍然保留既有語言和風俗,只是將其稍為漢化,再辯稱他們保留了未受北方游牧文化污染的華夏古俗。在圈地競賽中落敗的嶺南人,就淪為被主流邊緣化的海洋族群。他們為了謀生,只得從事走私貿易,遇上了到東方做生意的西方人。在鴉片戰爭時,嶺南海洋族群與英國人合作,將香港從渺無人煙的海島建設為商埠。這樣,香港就成為了一片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的特殊領域。雖然香港實行殖民地制度,但仍比東亞的專制帝國自由,其有限的法治亦比近鄰尊重合約精神。被視為「賤民」的海洋族群、被官府敲詐的貿易商人、被中國社會排斥的基督教徒,以至是與朝廷不和的異見人士,都能在香港容身,在此地尋覓自由和幸福。當中國於甲午戰爭後出現國族思潮,追尋自由和幸福的香港人亦視此為機遇,有的支持立憲、有的支持革命。但他們之所以關懷中國,是因為他們希望推動由下而上的變革,主導粵港兩地的公共事務,促進嶺南粵語區的自主自治。可是五四運動後,救亡壓倒啟蒙,中國國族主義者提倡要以專權的「先鋒黨」喚醒無知大眾。這種主張為國共兩黨所採納,並於北伐後成為獨一的主流。然而,縱使香港人有響應國共兩黨發起的省港大罷工,他們多放眼本土的反殖及勞工權益。當罷工發展為爭奪先鋒黨地位的內鬥,工人就陸續回港復工。除卻少數國共兩黨的死忠支持者,香港人對中國的感覺,主要是關懷原鄉的鄉土意識,以及自覺與西方有異的文化意識。這與膜拜先鋒黨的中國國族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一直以來香港的發展,雖然受惠於中國的資源、資金及人才,但此等優勢之所以能發揮,正正是因為香港不由中國管轄,能避免近代中國的種種政治風險,並能接通海外的商貿網絡。在清末,香港讓沿岸貿易商逃避太平天國及土客械鬥的戰亂;在民國,香港讓工業家免受軍閥及日本人的騷擾;到戰後,香港更是讓資本家逃避共產中國迫害的地方。香港工商業發展的前提,正是其超然中國之外的地位。反過來說,香港之所以能貢獻中國,正是因為香港不是中國,因此香港才能夠成為中日戰爭時的補給基地,或是冷戰期間共產中國的外匯來源。在1949年中國赤化後,其社會受到共產黨由上而下的改造,社會結構及價值觀與香港漸行漸遠。大批難民亦南來「避秦」,到香港尋覓自由和幸福。香港人自此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本土意識不再局限於精英階層而普及化。隨着香港人生活質素在戰後大幅改善,再加上本地流行文化與消費文化的興起,他們的自豪感與歸屬感亦與日俱增。政府此時積極改善公共服務,而廉政公署成立後,當局甚至鼓勵香港人舉報瀆職的當權者。香港人得以充權,初嘗尊嚴的滋味,從而相信香港是個自由幸福的家。他們對公民權利的追求,日趨殷切。斥港獨為不理性民粹 並不公允但之後前途問題浮現,香港在沒有選擇的情况下,被英國人出賣給中國。而六四慘案,更突顯中共乃無視民眾尊嚴的暴虐政權。香港人意識到要守護自由、幸福和尊嚴,就只能靠自己爭取。1980年代起的民主運動、主權移交後的公民抗爭,以及近年的「雨傘革命」,都是香港人爭取命運自決的努力。在這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其成員都相信他們是有着共同命運的香港人,這就是Anderson所指的「想像共同體」。縱然當中有人未脫大中華情結,而大部分人都只想追求更大的自治權,使香港發展為《香港革新論》主張的「無國之國族」,但毫無疑問,香港國族已經成形了。面對中國的「二次殖民」,進取的香港人提倡港獨,是自然的結果。輕率地指斥港獨為不理性的民粹,並不公允。從歷史的觀點看,香港人的自由、尊嚴與發展,均取決於香港有異於中國的特性。即使不是主張「香港獨立」,只要是支持高度自治、要求還政於民的,都是在追求香港的自立自主,都算是廣義的「香港國族主義者」。只是強鄰的中國國族主義,容不下對先鋒黨絲毫的質疑,不允許哪怕是最溫和的香港主體意識。此乃身為香港人的悲哀。延伸閱讀:(1)Anderson, Benedict(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2)Faure, David(2007).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3)Carroll, John(2007).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4)陳學然(2014),《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作者是《鬱躁的城邦》及《城邦舊事》作者(觀點版編者按:港獨議題近期成為城中熱門話題。港獨思潮是如何萌芽和興起的?港獨思潮為何會成為當今社會的熱話?它與當今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狀况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都是市民揮之不去的疑問。《明報》觀點版邀請了各界人士撰文,期望展開一場平和理性、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以增進讀者對此議題的了解。本周我們從政治、歷史等角度探討港獨議題,希望帶出更寬闊的視角。)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6日) 港獨 民族 港獨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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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

在近幾年的六四前夕,總會爆發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間的罵戰。今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失言,又再觸動各界的敏感神經。六四是香港集體回憶中的大事,當然不能輕易的畫上句號。但我們必須先回顧1989年前後的往事,方能讓年輕人認同悼念六四的意義。必須回顧1989前後往事在1970年代,香港可以說是一個準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麥理浩年代的社會改革,似已說明香港在管治上乃與中國區隔的空間,同時香港普羅大眾亦已建立獨特身分認同。新成立的廉政公署鼓勵港人舉報貪官,更令港人產生已享有政治權利的錯覺,覺得香港政府是為香港人服務的政府。但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有公民意識。以上種種皆不是香港自己爭取的。升斗市民以為只需為自己家人努力掙錢,就能享受現代文明之好處,卻不知道香港政府當時之善政,只是英國外交政治之籌碼。英國已暗中就香港前途與中國接觸,並修改國籍法斷絕香港人之退路。當中國於1982年提出「十六字解決」,香港人才如夢初醒,驚覺其小天地是多麼的脆弱。之後的前途談判,是大國之間的角力,中國橫蠻地拒絕讓港人參與其中。香港人只能寄望於「民主回歸」的承諾,期望民主化能令香港人於中國的特區中當家作主。但中國在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反倒是拉攏權貴,要讓香港淪為替親中新貴服務的中國殖民地。中國阻撓香港政府引入代議政制,終令港府擱置於1988年引入立法局直選議席。《基本法》之起草,亦為中國官員及保守權貴主導,最終按查濟民的建議為民主進程設限。在切爾諾貝爾事故後,中國又無視香港人的請願,堅持按原計劃在香港旁邊興建大亞灣核電廠。一切都是中國說了算,自始至終都沒有香港人置喙之地。香港人泄氣了,有以10萬計的港人決定遠走他方。就是最積極的民主派,也無力再動員大規模抗爭。那是1989年初的事。但此時天安門學運展開了。在文革過後,中國出現過短暫的文藝復興,年輕一代對自由文明甚為神往,就如《河殤》所展示的那樣。學生藉胡耀邦之死,留守天安門廣場抗爭,為的是對公義的渴求、對自由和民主的嚮往。面對政府的抹黑,學生強調他們都是愛國的。但歸根究柢,公義、自由、民主,才是運動的主線。北京學生的熱情鼓舞了心灰意冷的香港人,燃起他們對自由的期盼。香港人同情學運,上街、集會、籌款,全民都激活起來。香港人基於樸素正義感的抗爭,因一直以來「文化中國」的迷思,就以「血濃於水」這類中國種族國族主義的語言,稱之為「愛國民主運動」。但香港人的夢想,是自由夢,是民主夢,「愛國」倒只是用來自我肯定的詮釋。但好夢難圓,港人於6月4日凌晨,紅着眼在屏幕目睹屠城血案。中國自由夢斷,香港人又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屏幕中的屠夫政權就是他們1997年之後的宗主。香港人在此以後之作為,比示威口號更能反映他們當時的認同。在消極的一面,一些香港人四出找機會移民,或是向離棄他們的英國討回居英權,以逃避中國之統治。在積極的一面,1989年的政治啟蒙又令大批香港人政治覺醒。他們有的繼續支援中國民運,主張「建設民主中國」;但有更多人在香港的崗位中爭取民主,或是在公民社會中實踐公民權益,他們的論述是要讓香港成為「民主中國」的燈塔。但在議會及公民社會中「民主抗共」,爭取香港這個家邦的自立自主,才是香港人於六四學到的功課。本土,才是真正的主場。「愛國」是主體意識未成熟的扶手杖六四血迹未乾,中國就展開一連串的清算,未有被捕的知識分子都要自我批判。之後當局全力發展經濟,又向新一代灌輸「毋忘國恥」的大中華主義,讓新一代都在發展至上的國度,戀慕身為帝國臣民的榮光:中國崛起了、生活改善了,共產黨的領導,子民與有榮焉。如此再加上近年港中融合以及「中聯辦治港」,「愛國」早已不是當初那樸素之情感。堅持悼念六四,因而弔詭地成為突顯港中價值差異的試金石。在2009年至2013年間,本土身分認同節節上升,維園晚會的集會人數亦同時屢破紀錄。在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以「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回應有關六四觀感提問。這正好就是中國黨國主義、發展主義的回答方式,卻與香港本土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格格不入。那一年有20萬人參加晚會,就是為了反對中國黨國主義之入侵,是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本土價值。只可惜支聯會中人卻堅持要將「愛國」與「自由」、「民主」綑綁。歷年晚會程序皆滲透大中華意識,比如只有「強國夢」沒有「民主夢」的《中國夢》,以及歌頌中越戰爭的《血染的風采》。但六四的主調,是公義、自由與民主,「愛國」只是主體意識未成熟時的扶手杖。講公義、自由、民主,都是在建立主體,必然會引伸至追求自主自決的(類)國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沒有「文化中國」包袱的年輕人,承傳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就自然想要把香港從一個自在的(類)國族(nation in itself),提升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批評「港獨思潮只會帶來分化」,是忽視處境的膚淺回應。小國的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從來都是其民主運動之必經階段。支聯會於2013年,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當年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偏執己意,還懷疑想藉六四死難者親屬丁子霖之口批評本土派。丁子霖拒絕後,竟被徐漢光辱罵。自此本土派與支聯會勢成水火。雖然2014年的晚會嘗試年輕化,但傷害已經造成,而隨後徐漢光更重返支聯會的崗位。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其實只需重拾起初那樸素的正義感,對焦普世本土皆通行的民主與自由,奠定去除大中華「愛國」元素的新禮儀,已經可以避免過去幾年那沒完沒了的爭論。就讓「愛國民主運動」成為過去,將之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念先人為自由民主之付出,憶當初目睹慘案的悲傷徬徨,從而矢志捍衛自立自主,以此為建構香港公民國族主義(Hong Kong Civic Nationalism)之堅振禮(Confirmation)。固執於「愛國」的支聯會拒絕改變,年輕人為香港前景焦躁不安,才會有要把「行禮如儀」的悼念「畫上句號」之想法。但我會說,不是的,我們不是為「愛國」而悼念。是因為你知道自由才是你的終點,無論它多麼的遙遠。延伸閱讀:(1)Roberti, Mark(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2)So, Alvin Y.(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3)Wang, Zheng(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作者原文載於2016年5月31日《明報》觀點版 六四 自由 和平 大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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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華夏非政治化的香港國族主義:與謝孟謙先生對談

得聞謝孟謙先生於9月13日為拙作寫了篇情理兼備的書評,提出了一些嚴肅的挑戰。如今筆者戰戰兢兢地嘗試回應,希望能使豐富輿論中對香港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討論。謝先生擔心「香港民族」一詞會為中共利用,把香港與中國52個少數民族類同,將香港從一國兩制之特別行政區,矮化為一國一制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此乃筆者不察,未有考慮到中文「民族」二字之岐義。Nation, Ethnic Group,意義大不同,卻都可譯作「民族」。拙作的「民族」,實為Nation,故再版時已改為「國族」。國族者,乃是一群從精英至基層,皆自覺共享同一公共命運之社群。他們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標:國族成員要按現代平等價值,共享政體之主權,創建國民自治的(準)國族國家。筆者之主張,在當權者眼中自然極為政治不正確:既然香港本土認同急速蛻化,那麼未來的香港政治,就必須要以公民平等參與的香港國族為主體,藉此令香港人共享主權。縱然香港位處華夏文化圈,可是香港要吸收哪些華夏文化、學習哪些西方文明,必須以國族主體來作決定,而不能先驗地將任何價值假設為香港的國民價值。此話何解?世上本無正宗華夏文化事關世上本無正宗的華夏文化。華夏文化不是一種文化,而是一個文化家族(Family of cultures),由一群有共同文化特徵、卻各擅勝場的子文化組成。許倬雲院士指出華夏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奠立時,乃多種地方文化的集合。儒家思想源於周、魯兩國之文化,道家思想源於長江流域的文化。諸子百家的思想,乃是不同的地方文化。華夏文化成形後,其邊界自黃河流域向外擴張,但位於華夏邊緣的族群,卻將先祖假借為失落的華夏遺民。邊緣族群的本土文化假華夏之名延續下來,如此各華夏子文化必然有地方色彩,沒有所謂正宗可言。而在華夏帝國旁邊亦會產生各種與華夏文化類同的異國文化,比如是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文化。正統論者會說這些邊陲文化是假扮華夏的「蠻夷文化」,但實情是華夏帝國內部之華夏子文化皆是如此,難言那個版本更為正宗。各個子文化之高下,當取決於其文化成果。南北朝為華夏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永嘉之禍後,文化精英隨晉室南渡。長江流域當時屬華夏邊陲,乃晉帝國於37年前從孫吳取得之新疆域,如今晉室於異域苟存,其處境與播遷台灣的中華民國頗為相似。雖然文化精英大多南渡並成為地方望族,當地庶民卻多未受華夏文化薰陶。是以在東晉年間,我們既看到王羲之精緻的書法傑作,又能看到雕工拙劣的碑文。這樣南朝的文化,最終也必然是東吳化的華夏文化。即或如此,這種不正宗華夏文化亦能修成正果,在吸收來自海洋的佛教文化後,創造出璀燦奪目的六朝文化。而北朝之文化發展,亦不能以一句文明淪喪概括。雖然文化精英皆南渡避禍,華夏庶民文化卻仍得以流傳。憑着工匠之巧手,華夏之書法文化仍可見於華北之碑文,可見華北縱為「蠻夷」統治,高手仍然在民間。這種兼具華夏精粹與庶民風情的北魏楷書,乃是舊香港常見的招牌字體,這也許並非偶然。統一華北的鮮卑族積極吸收華夏文化,又受西域文化影響,之後融合為絢麗的隋唐文化。鮮卑化的楊堅建立隋帝國後,吞併南方了的陳帝國,繼位的楊廣則修建連貫南北的大運河。取代隋帝國的唐帝國,開國皇帝李淵亦為鮮卑化漢人。之後南北兩種華夏子文化沿着大運河互相交流。華夏文化之登峰造極,見於趙宋天水一朝,而宋帝國的文化,卻是由兩種不正宗的子文化融合而成。各地方子文化交流衝擊華夏文化之輝煌成就,乃各種地方子文化交流衝擊之成果。然而將漢地與滿、蒙、疆、藏等地視為大一統中華帝國之想法,本非出於華夏。第一位欲將漢、滿、蒙視為政治整體去經略的,很可能是契丹的耶律阿保機,而當時契丹尚未全面吸收華夏文化。最終蒙古的忽必烈實踐了阿保機的夢想,而朱元璋其後又將由遊牧民族建立的中華帝國據為己有。明帝國將朱熹理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把具地方多元色彩的華夏文化,改造為強調皇權道統、以位份尊卑維繫集權統治的吃人禮教。這種將華夏文化與大一統中華帝國綑綁的作風,又為清帝國所繼承。此時華夏文化雖然餘暉未盡,卻日益衰微。當華夏文化強調正統、強調劃一,並眨低地方的華夏子文化,對正統的追求只會令華夏文化失去活力。如余英時院士所言:「我覺得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的政治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大傳統太強,把所有小傳統都吸進和取代了,見不到個別的地方文化……比如說,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到了近代,國共兩黨都將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視為現代化的障礙。國民黨在聯俄容共時,反傳統的左派當道,與主張弘揚傳統文化的章炳麟意見不合。到蔣中正執政時推行新生活運動,才保留了半套強調威權的華夏文化。中共更是「破四舊、立四新」,把傳統盡皆摧毀。可是,這兩個共和政體就是沒有丟棄大一統的「正統」觀念,都念念不忘的要將地方文化消滅,奢望要延續中華帝國的光榮。縱然國民黨起家時承諾保護地方文化,掌權後卻以訓政之名改弦易轍。中共則透過打壓方言一類的政策,以黨國文化取代大部分地方原有文化。當華夏與正統政治劃上等號,最終只會丟失華夏,只剩專權的正統政治。就算沒有國共兩黨,中國仍會被反傳統之威權者把持。須有獨立自主國族意識華夏文化要復興,就要丟棄「正統」觀念,放棄與任何政治單位掛鉤的幻想。要抗衡大一統的鏟平主義,重振各地方深受華夏文化薰陶的子文化,像香港、台灣這樣的地方就必須確立獨立自主的國族意識。在國族自主的保護下,國民方能自由地按志趣參與文化活動:或是發揚華夏文化、或是引進西方以及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文化。最終要發揚那些華夏傳承、引進那些外來文化,應由自主的國民定奪。擺脫「正統」觀念,催生活潑的地方文化,方能令華夏文化浴火重生。也許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本人的立場:我今生、來生,皆不作中國人;但期望此後生生世世,都能做鑽研華夏文化的漢學家。延伸閱讀:Liah, Greenfeld (1993).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許倬雲(2009)。《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臺北:時報出版。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杉山正明(2014)。《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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