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心中無盡的力量

由小到大,我自知不是一個膽大的人,媽媽常提起小時候我見到警察就會怕得要命。四十八歲前,我絕沒想過自己會做着現在的事。過去參與公眾集會,即使要走上台,我也只會是站在最後面,更不要說竟敢發動一場公民抗命運動去挑戰中共了。不少人說我很大膽,甚至是膽大包天,竟然不怕中共的秋後算帳。我或許真的有莫大勇氣,但我絕對不是膽大。多少次,我是怕得要死。開始推動「佔中」後不久第一次收到恐嚇信件;在旺角街頭被一些看來是黑社會的人指罵;讀到親中報章數不清的文章對我的惡意攻擊;從不同途徑收到信息都說中共必要把我去之而後快;催淚煙嗆得淚水直流;到警局自首;被再次拘捕;被檢控;有人舉辦公眾集會要大學把我辭退……內心的恐懼有時會大得令我手腳顫抖。起先我只能「頂硬上」,因已騎上虎背,但也知這絕不能持久。但當我快要支持不下去,心中湧出了一股力量,把軟弱的手腳托住,讓我能重新站起來,甚至使我有力飛翔。若沒有了這心中的力量,在恐懼的巨大壓力下,肯定我會立時倒下來。幸好主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即使恐懼依然強烈,我有勇氣,也就是心中那股由上而來的無盡力量,繼續走那漫長的抗爭之路。(愛與和平之旅.一○三)[戴耀廷]PNS_WEB_TC/20171216/s00202/text/151336169948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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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勇氣

面對強大的專制政權,要抗爭,首先需要的,是勇氣。但在說什麼是真正的勇氣前,要先搞清楚什麼不是勇氣。有些人看見一些不公義的事,心裏會很憤怒,但他會很理智地計算得失。若是站出來對抗不義,自己會受多大影響,行動能有多大果效。在計算之後,往往因為得的總不及失,且成功機會渺茫,那麼即使心內有多不平,最後還是沒有行動。害怕失去是勇氣的相反。但也有些人看見不公義的事,在裏面會湧起一陣衝動,要去伸張正義。看見那幾十枚催淚彈,不少人都非常憤怒,因而走上街頭。在那一刻,他不會想到太多後果,也不會計較自己的安危,只是感到不能讓這些不義的事繼續。人也未必知道自己所做的能如何帶來改變,只知道必須在那一刻衝前去,怎也要做一些事。不過,這不是勇氣,只是一股血氣衝動。勇氣並不是心裏沒有任何害怕的感覺,若人完全沒有懼怕,那根本不能顯出勇氣。勇氣是即使心裏感到非常懼怕,但因着一種由內而產生的力量,令他能超越懼怕的感覺,不再被將會失去一些他很重視的東西的恐懼感拉住,有力繼續向前走下去。因此,有勇氣的人,面對兇惡的前路,甚至有巨人擋在前面,手腳會抖顫,但由裏面湧出的力量會讓他重新得力,可堅定地向公義邁進。(愛與和平之旅.九十七)[戴耀廷]PNS_WEB_TC/20171104/s00202/text/150973100846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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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基督在佔領

那八十七枚催淚彈在港人的心劃下了一道道深深的傷痕,也改變了整個佔領運動的發展方向。與其他港人一樣,有一些原先準備參加佔中的基督徒,因催淚彈引發的新局面而改變了部署。也有一些基督徒是被催淚彈所催使,才參與已變得與原先計劃不一樣的「雨傘佔領」。原先有一群教牧組織了教牧團,有部分會參與佔中並準備被警察拘捕,另一些會在場外為他們及其他參與佔領的基督徒提供支援。當佔領並不按原計劃發生,規模及時間遠超原先想法,他們就改變了做法,在金鐘佔領區設立了一個心靈支援站。他們在那裏設置了一個大帳篷及豎立了一個大的白色十字架,並掛起了一些標語如「爭真普選、與民同行」和「背起十架、守護我城」。有幾十個教牧輪更留守,與佔領者傾談,聆聽他們的需要,也為他們禱告。他們也有在佔領區主持崇拜及聖餐。有一些在佔領區附近的教堂,當警察發放催淚彈及之後出現衝突時,他們開放大門讓教會成為一個避難所,讓佔領者及其他人可走到教堂內暫避,並向他們提供清水及食物。這些教堂並不是支持佔領行動,而只是為受傷的人提供援助,無論是身體還是心靈受傷的人,也不論他們的政治立場。在金鐘佔領區外,有信徒在添馬公園內設立一個緩衝區,讓對佔領持不同意見的人可心平氣和地分享自己的想法及感受,不求達成什麼共識,只求相互多一些了解。有一班基督徒在旺角街頭設立了「聖法蘭西斯小聖堂」,小聖堂內擺設了祭壇、十架、《聖經》及聖像畫,與街頭另一邊的關帝廟,在旺角佔領區並存。在佔領初期,小聖堂曾被清場但之後又再重建起來。有一些堂會佔領期間在小聖堂舉行戶外崇拜。因旺角佔領區常有衝突發生,故小聖堂見證了一份抗爭味道更重的信仰體驗。還有一群教牧與信徒在佔領後期組織起來,為最後清場做準備,希望清場過程能和平進行,不會對留守者造成太大傷害。透過這些基督徒,我相信基督已用了不同方法,也參與了佔領。(愛與和平之旅.九十四)[戴耀廷]PNS_WEB_TC/20171014/s00202/text/150791852816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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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基督徒與商討

「和平佔中」初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社會各群體籌組商討會議,就運動的方向、設計特首選舉辦法的基本原則,及選取具體的普選特首方案,開展商討程序以盡力尋求共識。有基督徒群體也組織了兩次商討日,數百名信徒參與。商討最重要的元素是讓持不同意見的人,在掌握基本及平衡的資料後,真誠地向不同意見者解說自己的觀點,認真聆聽不同意見者的看法,及後反思會否修正自己的觀點,從而尋求最大程度的共識。要整個過程順利進行,不單參與者需按着商討精神與持不同意見者展開對話,也需要具親和力的人運用適當的技巧去促導整個商討過程。香港一位神學家江丕盛教授曾論及商討與基督信仰的關係,認為對話是基督信仰的本質。他說:「聆聽是對話的基礎,因為真正的聆聽不會只是單向的。認真的聆聽會繼續透過問答和對話來驗證自己是否聽清楚,理解正確。在持續的對話和聆聽中,人往往會發現自己先前的誤聽和錯讀。聆聽因此不僅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嚴謹的學習和紀律。只有虛心聆聽才知道聆聽其實是一種對人極高的要求。對話是持續的聆聽。沒有聆聽的執著,就毋須對話,只有誤解和衝突。持續的聆聽有如打開自己心靈的門扉,容許他者進入自己的內心世界。人透過對話和聆聽給予自己和他者時間和空間,可以有機會彼此認識和理解。持續的對話和聆聽因此是建立對話各方關係的重要途徑。多元社會的價值差異難免有爭執和衝突。今日社會的危機,在於企圖繞過真誠的對話和持續的聆聽把差異消弭於無形。要麼,站在道德高地,把對方標籤為不公義,要不然,就依賴已有的法律或政治強勢,把對方陷於囹圄。漠視差異,自然毋須聆聽。不願意對話,自然沒有持續的聆聽。只有持續的對話和聆聽,才有真正有差異的多元社會。」雖然不少基督徒參與了商討,但因大部分都對公民抗命和民主普選持較正面看法, 沒有太多持反對意見的信徒參與,故得出的共識還未夠全面。(愛與和平之旅.九十一)[戴耀廷]PNS_WEB_TC/20170923/s00202/text/150610340868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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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教會由冷漠到分歧

在推動「和平佔中」的十多個月,我去過很多基督教堂會解釋公民抗命的理念和「和平佔中」的計劃。有一次我被邀到一個堂會,主任牧師告訴我,過去堂會搞一些與社會議題有關的論壇,最多只會有三人出席,就是他自己、牧師太太和執事會主席,但那次有過百人參與,是過去未發生過的。堂會中的老中青信徒都有參加,問了很多問題,有贊成,也有反對。在另一間堂會,邀請我的主任牧師對我說,在堂會內有來自不同政黨的信徒,故他自己及堂會都不能就「和平佔中」及公民抗命公開表態,因無論怎樣說,都會有會友反對。他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個平台讓我向信徒們解說公民抗命與基督信仰的關係,由他們自己決定是否支持和參與。還有一間邀請我去擔任講者的堂會,主任牧師告訴我,這關於政改的論壇險些要取消,因執事會中一些信徒領袖反對讓我來到堂會分享,但一些年輕信徒知道了,就向牧師說若不讓我到堂會分享,他們就會離開。最後,堂會邀請了一位也是基督徒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與我同場分享,平衡我的看法,才能平復爭議,讓論壇終搞得成。政治議題如民主發展,在過去是香港教會少去關注的。但當「二○一七年普選特首及應否以公民抗命去爭取」在香港社會開始激烈爭辯之時,一些基督教堂會雖是後知後覺,還是能及時在堂會內開展討論。教會與香港社會一樣,在堂會內也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對、有人觀望,還有人認為這事與基督信仰無關故不予理會。隨着事態的發展,不同意見的信徒間爭拗愈來愈激烈,各自都引用《聖經》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一些信徒就此政治議題本沒太大意見,但當見到教會內的弟兄姊妹為此而爭拗不斷,有違彼此相愛的教導,就埋怨不應把這麼複雜的政治議題帶進教會內,製造不必要的分裂。他們認為這些問題與信仰無關,信徒們要爭拗這些事,大可以在教會外,教會應只關心信仰的事。但當民主發展必會影響整個社會,教會能逃得掉嗎?教會應迴避嗎?(愛與和平之旅.八十九)[戴耀廷]PNS_WEB_TC/20170909/s00202/text/150489318629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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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公民行動中,教會去了哪裏?

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因組織公民抗命行動,在伯明翰市被拘禁。在監獄中,他向美國教會發出了一個個問題。為何教會認為社會秩序比公義更重要?為何教會只滿足於表面沒有紛爭的假和平,而不去追求存有公義的真和平?為何教會能代表其他人決定他們能得到平等和自由的時間表?你們說我們的行動即使是和平的,也必然會引發暴力,這合乎邏輯嗎?這不是指摘被打劫的人因他們身上懷有財物,才是引發盜劫罪行發生的原因嗎?在那些宏偉的教堂內,究竟什麼人在那裏敬拜?你們的神是誰?當那些受盡壓迫的人終突破自已的恐懼,敢起來有創意地抗爭時,你們又在哪裏?過去教會曾是改變社會的強大力量,為何教會現在變成了不義的現狀的捍衛者?教會是否因為與政權的關係太過密切而失卻了改革社會的力量?最後馬丁路德金說:「我對教會很失望!」五十年後,在二○一三年四月,那時我剛開始在香港社會推動「和平佔中」運動。一班基督徒邀請我到九龍佑寧堂,出席一個「公民抗命的信仰及教會反思」講座去解說我當時的想法。那天晚上,有三百多人出席,整個教堂迫滿了人,不少人更要坐到講台上面及旁邊的位置。我引述馬丁路德金那篇給美國教會的信函,回應所有對我及「和平佔中」的批評。馬丁路德金當年所受的批評,差不多與我受到的是完全一樣。因此,我只是把他的信函重新解說一次,已能圓滿地回應所有批評。在最後,與馬丁路德金一樣,我向香港教會發出了同樣的問題:「當香港面對此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為何香港教會選擇了沉默?為何香港教會不走出來發聲?」發出這些問題時,我忍不住流下淚來,因我的心在痛,痛心香港教會未能發揮信仰的力量,去為這個我們愛的社會追求和平與公義。那天之後,我到過幾十間堂會,先後向幾千名信徒解說基督信仰與公民抗命的關係。我對他們也是發出了同樣的問題:「當面對自己的良心時,你會如何回應公民抗命的呼喚?」(愛與和平之旅.八十八)[戴耀廷]PNS_WEB_TC/20170902/s00202/text/150428732661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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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香港教會與香港民主

香港基督徒佔人口比例雖不高,但香港的基督教會對社會的影響力卻不小。因香港曾受英國殖民統治,而英國是基督教國家,故教會在體制內享有一些便利。主權移交前,很多歷史悠久的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都是由教會籌辦,並得政府財政支持。主權移交後,教會得到的特別照顧減少了,只是眾多主流宗教之一,但不少主要基督教宗派,仍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為了延續影響力,就算不是積極支持政府,也少就敏感的政治問題發聲。至於大部分的基督教堂會,會友人數都只是約一百人,這些堂會大都是相當內聚,焦點都是放在內部培訓及能增加會友人數的傳教工作。基督信仰重視窮人,故教會也有關懷各類弱勢社群的活動,並在活動中向受助者傳教。他們傳播的信仰內涵,主要關乎靈魂得救。在教會內,教會領袖多以政教分離為由,少有談及社會議題如香港民主發展,令信徒不知如何按信仰回應這些爭議。若有關注社會議題的,焦點都是道德議題如反性傾向歧視、同性婚姻等。即使教會普遍是非政治化或傾向保守,但還是有少數基督徒成立關注政治議題如民主及公義的組織,或是加入其他公民社會團體,直接或間接地按着他們的信仰,關注及推動社會和政治改革。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矛盾開始浮現時開始,到中英兩國政府談判香港前途,至主權移交後,直至現在,都不乏基督徒在不同崗位,以他們的信仰為基礎,為香港的民主發展與社會公義發聲。他們人數雖少,但因不少都是有學識的人,在社會的地位不低,故他們在社會的影響力是超乎比例的。基督教信仰在英國的統治時期,是塑造香港文化的重要源頭,但因香港始終不是以基督信仰為文化基礎的社會,故能對社會發揮影響力的基督徒,少是基於他們的基督徒身分,而是源自他們另外的身分,如政黨或公民社會團體領袖、獲委任公職或學者。到了關鍵時刻,即使主流教會噤聲,香港社會仍能聽見基督信仰的聲音。(愛與和平之旅.八十七)[戴耀廷]PNS_WEB_TC/20170826/s00202/text/150368423709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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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教會與民主運動

當民主化浪潮捲到時,教會在不同地區、在不同時候,曾選取不同的定位。不少教會面對專制政權,都選擇獨善其身,只關注單純宗教的事。即使這樣,教會對民主發展仍能發揮正面作用。教會起碼能在專制社會內,保留了僅有的自主空間,讓人們可在有限的自由下追求真善美,就算焦點只是天上世界。 有了這基礎,即使大部分信徒只是在教會建構起的安全區內向上天祈求,但還是會有少數信徒,能把追求屬靈的真善美帶回到地上,並走出教會的四面牆,成為他們在屬世盡可能實現公義的原動力。 教會所宣揚的基督信仰雖不是直接關乎民主的教導,但所包含尊重人類尊嚴的信念,卻與民主的價值是相容的。因此,民主理念逐漸成為信徒評核政權是否正當的一個重要指標。即使教會選擇噤聲,但有一些信徒仍會組合起來,組織社會行動,以基督信仰去勸誡專制政權得尊重人民的基本權利。 教會所提供的自主空間,亦成為了政治人才的培育場。有一些加入專制政權,成為內裏較開明的力量;有一些則成為民主運動的核心。到了關鍵時刻,因有着相同的信念,他們雖站在不同位置,卻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協同效應,帶來巨大改變。 教會或教會領袖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也能發揮直接的作用。在以基督教為文化基礎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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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教會與專制政權

綜觀人類歷史及教會歷史,基督教會在不同國家和社會,在民主化的歷程中曾扮演過不同的角色,對那社會的民主化產生過不同的作用。民主化是在近代人類歷史才出現,故教會也是在近代才需就民主取態。 民主化就是要把人民從專制的統治中釋放出來,並由人民建立起由民主選舉產生、向人民問責的政府來肩負管治社會的責任。在人類歷史,早期的專制政權多是血統承繼的王權統治。在教會的歷史,教會與專制政權有過千絲萬縷的關係。在一世紀當基督教初開始的時候,教會是被當時統治以色列地區的羅馬政權所迫害的宗教群體。但當在三世紀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成為了基督徒後,基督教逐漸變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基督教反被利用來為王權提供統治的正當性。政教合一,由政主導教,教會成為了幫助王權實施專制統治的工具。 在羅馬帝國崩解後,教會的統一系統卻能維持下去,令教會可以在之後歐洲的不同王國中,在不同的領域,與王權競爭主導權。教會在不少涉及人倫關係的範疇享有獨一的管轄權;在一些關乎社會秩序的,則由王權享有獨一的管轄權。在另一些範疇如商業活動,教會與王權則共享管轄權。在羅馬附近的廣闊地區,更受羅馬教廷的直接統治,政教合一,教主導政。 但隨着羅馬教廷的權威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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