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十個救火的少年

初聽《十個救火的少年》的音樂,覺得這是一首很好玩的歌,但細味下去,發現卻是一首述說一個可悲故事的歌。 在某夜城裏發生火警,志願救火隊有十個少年決定去救火。第一個因自覺少鍛煉怕危險,報了名當去了。第二個捨不得愛侶,靜悄悄地走了。第三個因母親勸誡不要在社會走得太前,回家去了。餘下七個,因策略分歧反了臉,三個因而離開了。又一個空有一大堆理論,不肯實際去救火。最後,只有三個勇敢的少年嘗試救火,但因力量太小,沒法把火救熄,最後葬身火海。他們死了,故事還未完結,其他人議論這三位少年時,竟埋怨他們一事無成。 《十個救火的少年》是在一九九○年發表,但用這歌去比對當前香港的局面和香港的民主運動,竟是那麼貼切。回歸二十年,「一國兩制」變形走樣,香港已是火光片片,但只有很少人願意走出來,嘗試爭取建立民主制度去改變這惡劣局面。其他人為何沒有出來?他們還在睡?他們認為香港的一切問題其實都不是問題,只是杞人憂天?他們以為香港的民主自會有人為他們爭取,自己不用付出?他們認為一切已沒有希望,做什麼也沒用? 勇敢地走出來爭取民主的人,有一些只是作作姿態、有一些因不想走得太前、有一些害怕失去安穩生活,都先後離開了。民主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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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廣場

在2012年九月初的開學日,大學上完課後,我就立即跑到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支持剛開始絕食的中學生。原先我想不會有太多人的,想不到去到廣場時,已有很多人聚集,都是來為學生打氣。到了晚上,有更多人來到,整個公民廣場內外都聚滿人,更站滿廣場外的街道。之後一個星期,每天下班後我都走到廣場,而每晚來的人也愈來愈多。大家同心來支持的,是由一群中學生所發動的社會運動,反對特區政府為學校課程加進國民教育科。在2012年初,當這群中學生首先提出對國民教育科的疑問時,並沒有太多人留意到,但他們並沒放棄,鍥而不捨,不斷狙擊當時還是候任特首的梁振英,慢慢引起更多人關注。家長、老師及不少關心教育的社會人士陸續加入行動,漸漸凝聚起強大的社會力量反對國民教育科。大家擔心特區政府是要透過國民教育科以「愛國思想」對學生「洗腦」。這是否過慮,或許有不同意見,但在社會內確實對是否應設立國民教育科,及國民教育應包括什麼內容,都有了很強烈的意見。在舉行過大型遊行及集會都無法促使特區政府收回建議,中學生們就發動絕食行動以顯示他們反對國民教育的決心。絕食行動令一些本來不是那麼關心這件事的人,也走出來反對國民教育。更因立法會選舉日快到,特區政府不想建制派選情受累,終被迫讓步,把建議擱置了。這次反對國民教育科的行動,是繼2003年反二十三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和反高鐵的行動後,在香港出現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反二十三條是擔憂人身及言論自由會被任意侵害;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和反高鐵是為了反對濫填海、亂建樓、強修路的發展模式;到了反國民教育科,是為了保護下一代的思想自由。這些行動有成功也有失敗,但讓港人明白了,一天香港不是由普選產生的人來管理,這些損害港人長遠利益的法律和政策,還是會層出不窮。到了這時候,香港社會已準備好,由公民廣場走向那在不遠處、更廣闊的抗爭舞台。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10月15日) 國民教育 社運 反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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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燃希望

自「雨傘」佔領無功而還後,香港民主運動陷於一片愁雲慘霧中。立法會選舉前,不少非建制派支持者更非常擔憂,會連關鍵的三分一議席也失掉。但當大家看到最後結果,非建制派不單成功保住三分一議席,更比上屆多了三席,終大大鬆了一口氣。今次選舉的結果,重新給港人希望。一種新氣象已出現,一個新時代已臨到。本是政治的死局,終能見到一線曙光。見到老一代的民主戰士黯然落選,心裏雖不無難受的感覺,但同時見到新一代民主鬥士高票當選,成功接棒,也燃起了新的希望,相信他們必會以新的思維、新的抗爭方法去應對新的挑戰。新增的三席還包括功能界別的「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的一席。過去一直對在功能界別取得突破,大家都不寄予厚望,但在今屆,姚松炎教授能在兩個建制派候選人圍攻下突圍,讓我們看到民主之戰,不單要在地區直選狠狠的打,在功能界別,其實只要有好的部署,未來再下數城也不是沒機會。最重要是不少選民在今屆選舉參與了策略投票,讓他們看到只要能同心,把選票有策略地結集起來,是可以凝聚成很大的力量。雖然這一次我們還未能達到目標,但只要把一些問題處理好,下屆奪下一半立法會議席是完全可能的。若中共有屠龍刀,能與之爭鋒的,就是策略投票這倚天劍。倚天劍能出山,不是一個人的努力,也不只是一群人的努力,而是所有支持香港民主自治的港人,大家共同付出,千錘百煉下打造出來的。其實它還未開鋒,但已看到其堅銳,足與屠龍刀一拼。經歷過去四年「雨」與「雷」的洗禮,我相信只要港人能堅持下去,憑着單純的心,發揮無限創意,一往無前,但又要隨機應變,終必能找到那終極的突破口的。最重要是到了此刻,我們已見到希望,是靠我們共同的努力與決心,沒有放棄,在死局中找到的希望。無論前面的路是多艱難,只要有了希望,我們就有力量走下去。能堅持走下去,我們就有機會成功,也必會成功。(原文載於2016年9月17日《明報》副刊)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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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救兵」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先生撰文對「雷動計劃」提了不少寳貴意見,在此先向張先生衷心表示感謝。的而且確,我全無政治本錢,故「雷動計劃」若能惹來任何關注,必因計劃本身的政治潛力,而不在於提出者是誰。現在經張先生「金手」一題,「雷動計劃」就更加聲價百倍了。正如幾年前,港大刊物《學苑》初提港獨,少人關注;但在「佔中」、「雨傘」期間,本土聲音冒起,更得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一提,令港獨成為了大家不能迴避的問題。到最近《學苑》再提港獨,各方更要即時對此表態。張先生是建制中的一員大將,若要勞煩他洋洋千字點出「雷動計劃」的問題,那看來「雷動計劃」是點中癢處了。往往對手比我們是更了解自己,故若是由對手提出來,更能顯露問題的嚴重性。如張先生所說,在現有的選舉制度下,泛民政黨的真正競爭對手,其實不是建制政黨,而是其他泛民政黨。這是在設計選舉制度時,蓄意要讓泛民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安排。張先生既那麼慷慨,公開地點出了現時制度的精神,如泛民政黨還不心領神會、思量對策,實是浪費了張先生的一番好意了。「雷動計劃」現建議在各區招聚約1萬名「雷霆救兵」,在最後時刻按最新的選情資訊,把票投給邊緣名單,提升泛民的參選名單能當選的機會。張先生精闢地指出這計劃的多個「破綻」。(1)他質疑這群「雷霆救兵」從何而來,認為各泛民政黨是不會把他們的忠實支持者交給「雷動計劃」去分配的。我非常同意他的觀察,但我根本沒有期望由政黨去提供「雷霆救兵」。在泛民的支持者中,其實不少是支持「泛民」這廣義的陣營,並不特別支持個別政黨的。「雷動計劃」的對象就是這群人。再者,按民主的原則,我也鼓勵選民若已明確有了心儀的候選人,那他們應按自己的意願去投票,而不用加入為「雷霆救兵」。但若你希望能更有策略去運用手上一票,又沒有特別心儀的泛民候選人,那你就適合成為「雷霆救兵」了。不一定要得泛民全面支持才啟動(2)他認為「雷霆救兵」會變成泛民政黨的競爭者,與他們競爭有限的選票,故「雷動計劃」是不會得到他們接受的。首先,只要張先生小心分析過去選舉的數據,就可看到在每屆每區都會有一些選民投票給了一些候選人而最終他們所支持的人是未能當選的。他們就是我希望能爭取的人。再加上「首投族」、上屆沒有投票的選民及海外特意回港投票的港人,「雷動計劃」可能根本不用與泛民政黨爭選民,而又可以在每區找到1萬人。再者,這計劃其實也不一定要得到泛民政黨全面支持才能啟動。如果「雷霆救兵」的人數很少,那根本無從影響選舉結果,也不會對各泛民政黨的選情有什麼影響。但若「雷霆救兵」真的能形成一種政治力量,如張先生所說,到了最後關頭可能人人告急,那「雷霆救兵」就成為各泛民政黨的救生圈,他們到時候想不支持也不會了。(3)他點出了此計劃成敗的關鍵,就是要有準確的選情資訊,才能做到損有餘而補不足。如他所說,邊緣名單之間的差異可能只在幾千票之間。即使進行票站調查也未必能準確預測哪一些是邊緣名單需要「雷霆救兵」的援助。這的確是這計劃的「死穴」。能否克服,我現階段也難以肯定,但已有不少資訊科技專家正在思考解決方法,我有信心這問題並不是不能克服的。每區1萬人 計算了滲透因素(4)他又指出「雷霆救兵」有可能被對方陣營滲透,若「雷霆救兵」內有不少建制陣營的人,「雷霆救兵」就未必能發揮得到最後的救援作用。張先生既如此說了,那就肯定最後所招聚的「雷霆救兵」,必會有不少是建制的「間諜」了。但其實從一開始我也預設了這是個開放的系統,而有關選情的資訊也會是全部公開的,因此已是預備了除卻泛民支持者外,也會有建制的支持者加入成為「雷霆救兵」的。如張先生所說,要救一張邊緣名單,其實只需幾千票,那為何還要每區1萬人呢?就是計算了滲透這因素,我才提出每區要有約1萬人成為「雷霆救兵」。再者,可能不少泛民支持者是不會正式成為「雷霆救兵」的,但在選舉日當天他們仍會非常留意「雷霆救兵」的動態。那麼就算「雷霆救兵」真的被建制的支持者滲透了,最後按「雷霆救兵」的方向投票的人,也可能與正式登記為「雷霆救兵」的數目相差不遠。(5)或許到現在為止,「雷動計劃」也只是一個「鬧着玩、說說而已」的一個想法。這計劃的關鍵在於最後參與的人數,我正愁不知如何才能引人注意去招募「雷霆救兵」。但經張先生如此眷顧,「嘥氣」地去細心分析一個「癡人」的「夢話」,我現更有信心可以找到足夠人數了。我又怎能不衷心感謝張先生呢?(6)張先生更提醒我必須小心不要觸犯選舉法例或損害了選民的私隱。我相信這方面建制派的經驗必比泛民豐富得多,故希望能有機會當面向張先生請教一二。原文載於2016年3月23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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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撒的歸凱撒,凱撒歸誰?

「凱撒的歸給凱撒,上帝的歸給上帝。」這是一段就算不是基督徒也會聽過的聖經經文。不少基督徒理解它為政教分離的信仰基礎。凱撒代表着地上的政權,既然「凱撒的」要歸給凱撒,那屬上帝的基督徒,自然不用理會凱撒所管轄的事了。相信政教要絕對分離的,會認為一切有關這必會朽壞的世界的事,包括了地上政權的政治,都與他們無關,基督徒應只關心屬天屬上帝的事。也有些基督徒雖不認為要完全與地上之事割離,甚至同意基督徒作為公民,是有責任參與社會事務,卻認為他們只是履行公民的責任,與他們基督徒的身分及信念無關。兩種理解都把基督信仰非公共化,信仰局限於私人領域,只關乎人的得救與成聖。基督徒或是要完全撤離公共領域,或是在進入公共領域前,要先把信仰放低。不少教會以外的人也有相同期望,或是基督徒應只關注宗教之事,不要理會政權、政治之事,或是抗拒基督徒在公共空間談信仰。按這兩種理解,基督徒在香港面對不民主、不公義的制度時,他們要不應完全置身於民主改革之外,要不應先卸下他們的基督徒面貌,才能以公民的身分參與民主改革,免教會尷尬或被無端捲入紛爭。但這兩種想法卻沒有進一步問,若「凱撒的」要歸給凱撒,那凱撒自己又歸給誰呢?萬物既都是上帝所造,且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君王的心亦是掌握在上帝手中,那麼凱撒及所有地上的政權理應也是歸給上帝,只是人叛逆背離了上帝。不是說上帝要在地上建立起神權統治,而是說屬上帝的人是有責任去盡力促使地上的政權不會背離上帝的公義,因地上的政權仍有賞善罰惡及關顧孤寡的責任。上帝給所有信徒的責任是行公義,公義離不開公平的資源分配,而這又關乎政治權力分配是否公平。一旦涉及政治權力,基督徒不單不可以撤離公共空間,更要以他們信仰為基礎去參與公共事務,所履行的,不單是公民的責任,更是信仰的責任。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3月12日)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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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公義

「聖經沒有一句提過民主,為何基督徒要支持民主?」這問題常在教會中聽到。當然聖經沒有提過民主,但不代表民主與基督信仰是不相容的。反過來說,聖經是有提到皇帝及奴隸的,難道現代的基督徒就要支持帝制和奴隸制嗎?要明白基督信仰與民主的關係是什麼,及基督徒是否應該支持民主甚至參與民主運動,須從基督信仰的根本信念出發。美國公共神學家尼布爾曾說:「人有實踐公義的能力,使民主有可能,但人有行不義的傾向,令民主變得必須。」他指出了民主是奠基於人性的兩個特性,而它們也是基督信仰對人性的基本信念。基督徒相信所有人都是按着神的樣式被造,因而都是享有尊嚴的。民主的信念是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所有人無論是社會的多數或少數,都享有能體現人類尊嚴的基本人權。人亦被賦予了管理萬物的能力和責任,而民主權利就是公民直接或透過公平的選舉選出來的代表管理社會事務。基督徒相信世人都背離了神犯了罪,而人的罪性令所有人,尤其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都很大可能會濫用手上的權力去謀取私利。「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這是英國歷史學家艾頓勛爵的傳世名言,點出了人性中的罪性,與尼布爾的想法不謀而合。民主選舉是人類從幾千年的歷史所得到的教訓,一步步發展出來用以限制政治權力的其中一種機制。若權力被當權者濫用,不是用於賞善罰惡,公民的尊嚴和基本人權必會受到極大威脅和傷害。因此,執政者必須得到公民定期的授權才有執政的正當性,而公民可運用手上的選票,把他們不支持的當權者趕下台,就能對當權者產生強力的掣肘,防止權力被濫用。故此,要保障所有公民的尊嚴及民主權利,就要有民主制度去限制權力,二者是互為因果的。從人性這兩方面的特性看,民主是當代基督徒追求的公義訴求之一,亦是基督徒在不完美的世界裏,所能有的最佳政制選擇。(愛與和平之旅‧二十)原文載於2016年3月5日《明報》副刊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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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的和平

「正攪屎棍!香港就是給你攪亂晒!」由提出「和平佔中」沒多久,就聽見有人如此罵我。到了佔領結束後一年多,仍會在街上碰見人這樣說。聽見這些話,我是感受到他們內裏的憤怒。或許他們一直認為香港是一個穩定社會,人們之間的紛爭並不激烈,且多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他們的生活都有大幅改善,故希望能維持現狀,讓香港可繼續「和諧」下去,但佔領行動打亂了這現狀。也或許他們認為賺更多錢才是最實際的人生目標,民主雖可能是個好東西,但卻不是必不可少。即使要爭取民主,也應用合法的方法,最後由北京政府決定。以佔領行動去爭取民主,推翻了他們那套不理政治、只講順服及守法的信念。又或許當佔領發生時,他們的收入受影響而減少了,破壞了他們的穩定生活。更可能他們有家人接受了公民抗命的想法去參與佔領,故擔憂他們的前途會因而受損。在佔領發生之後,香港社會陷入從未有過的嚴重分裂,他們就更加對「引起」紛爭的人憤怒了。但他們只是看見眼前的穩定生活及表面的社會和諧,卻見不到現行制度的不公義,只保護着既得利益者,缺乏平等的政治權利,及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令香港在他們不察覺下,已被積累起的怨憤慢慢推向管治的懸崖。在未發生佔領前,我只希望以發動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向當權者發出警號,希望他們能聽得到,願推行真正的民主改革。不幸地,他們最後也沒有聽得進,讓佔領真的發生。佔領更超出所有人想像,長達七十九天,在香港留下了永不能磨滅的社會烙印。可能我真的要為香港社會表面的和諧現狀被打破,不少人一貫的信念被傾覆,他們良心的聲音被挑起,負上一些責任。但要栽種真正和平的社會,就是公義的社會,就不能不先把現行的不公義拔出或推倒。這過程的而且確會是痛苦的,但可能也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公義的和平。沒有了公義,和平並不和平;唯有能生出公義的,才是真正的和平。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2月6日) 後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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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歷史中遇上歷史的主

2013年4月底「我好像走在歷史中!」拖着疲累身軀,從停車場走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語。過去兩個月,日子差不多都是這樣過。除了密集的訪問外,開始與不同民間團體、學生組織和政黨會面,解釋「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精神、流程及策略。有時候是閉門會議,有時候是公開論壇,因要遷就參與者,都安排在晚上。以前一星期差不多每晚都可回家與妻兒吃晚飯,但現在一星期也沒有一天可在晚上十一時前回到家。不時問自己,為何要走這條苦路?本是過着舒適及穩定的生活,為什麼讓自己過這種被疲倦與恐懼包圍的「非人生活」?或許這不是單純自己的選擇,信報那篇文章的確是我寫的,但當寫的時候,完全沒想過會突然成為了輿論焦點,就好像在完全沒有心理預備下,突被拋進了波濤洶湧的大海般。不過,這也真是我的選擇,因若沒有主動找陳健民與朱牧師一同啟動這場公民抗命運動,「佔中」怎也會慢慢冷卻下來,那我就可從最前線退下來。但又想起舊約聖經的先知約拿,神要他到尼尼微城向當地人發警告,約拿不願去,上了船遠走他方逃避神,卻遇上大風浪。他最後跳入海中,被大魚吞了,在魚腹中三天。約拿向神求告,願遵從神的吩咐,神就讓魚把約拿吐出。若「佔領中環」真是神要我向北京政府及港人發警告,此刻不願做最終可能還是得要做,那不如現在就起行好了。但這是否真的出於神呢?我又不能肯定!就是在混亂和疑惑中,聽到由裏面響起的聲音。「我是歷史的主,你在我手中,當然是走在歷史中!」那刻,淚水不能控制地流下,因所有疑問都沒有了。也從那刻開始,雖仍是很疲倦和恐懼,但信心、勇氣和力量一點一滴地由深心處透出來。更重要是擁抱着我的,還有一份奇妙的愛,支撐我能走下去,即使前路仍未明。突醒覺,這位歷史的主,在很早很早以前已在做準備,讓我能有動力走這條崎嶇和充滿險阻的路。(愛與和平之旅‧六)(上星期文章的年份應是2013年。)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5年11月28日) 後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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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佔中:疲累與恐懼

2014年4月的一天看着枱上那封信,心底陣陣寒意滲出。發信人用很隱晦的方法,要我知道若繼續推動「佔中」,就可能失去一切,包括工作、聲譽、自由,甚至家人。由公布《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開始,已預見會有來自各方的批評、辱罵、威脅和打壓,但未想過當真的來到時,會是如此真實。恐懼像一根刺錐在骨上,那種痛並不急劇,隱伏於深處,突然隨着心跳同步大力抽緊,剎那間與周遭世界似有一堵無形的牆分隔開,被孤獨與無助緊緊纏着。這感覺不會持續不斷,卻怎也甩之不去,會在不知的那一刻,倏然襲來。也要承認在開始數星期,突被傳媒及公民社會包圍,成為社會關注的中心點,的確是飄飄然的。誰能不受那片刻光輝的誘惑?但很快,密集的訪問及會議,差不多耗盡所有精力。望着未來數月已排得滿滿的日程,強烈的疲累感如怒濤般湧遍全身。就是在那一刻,心靈護牆出現裂縫,恐懼就從這破口突襲。其實由小時候開始,媽媽已說我不是一個膽大的人,常提起五六歲時,只要見到「警察叔叔」走過,就會「面青口唇白」,躲到她的背後去。相信所有認識我的人,包括了教會的弟兄姊妹,小學、中學與大學的同學,親友及同事,沒人想過我會去搞「佔中」。其實連我自己也沒有想過,只是當信報的文章刊出後,隨着形勢發展,我毅然「上船」,沒有細心計算要付的代價有多大。或許這也是我的性格,認為應該做的,不會細究太多對自己的影響,就去做了。在香港大學工作了二十多年,一切已上軌道,工作很有滿足感,收入亦很好,讓一家能有穩定及富足的生活。但踏上「佔中號」,就離開舒適圈,進入了狂風大浪中。起先還能應付,因力量還足夠抗衡外面的風浪。但現在風浪是在心內,比外面的猛烈百千倍。我問自己:「這只是剛開始,不要說終點,連下一站的路標還遠未見到,疲累與恐懼已差不多把我吞噬掉,以後的路還能走下去嗎?」(愛與和平之旅‧五)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5年11月21日),原文題為〈疲累與恐懼〉,現題為編輯所擬 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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