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作關注組:又一次立法會補選,不一樣的關注點 文:徐成亨

2018年3月11日,香港進行因數名立法會議員宣誓風波而被取消議員資格所觸發的立法會補選。立法會選舉是不少學校通識課程中的恒常議題,從議會結構到選舉辦法的討論,相信同學在學習過程中已經歷甚多;而在歷屆DSE的考評中,有關香港社會政治參與的題目亦不曾缺席。既然如此,這一次的立法會補選又有什麼通識常說的「關注點」? 取消參選人資格損害基本人權 是次補選中,參選人周庭因其所屬政治聯繫香港眾志以「民主自決」作綱領,並認為香港前途討論應包括獨立和地方自治等選項,被選舉主任指與基本法相違背而取消其參選資格。選舉主任在參選人沒有相關行動或言論,只憑其政治聯繫而剝奪其參選權,牽涉了對基本人權的不合理限制。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應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而這一權利也被《基本法》確立。事件所損害的,正是香港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國家安全是否為凌駕人權的必然理由? 我們可以從事件中看到「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個人權利」之間存在很大的張力。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的社會契約論中,認為人生而自由平等,擁有如生存、自由和財產等權利,未經個體同意,沒有組織可

詳情

教育工作關注組:什麼是建議?以「高鐵是否有效?」為例 文:曾瑞明

中文科和通識科經常考核學生審辨建議的能力,或者能否提出建議。「可行性」、「有效性」、「針對性」、「根本性」等等作為判斷建議的一些準則,就會自動自覺走出來。相信老師和學生都會琅琅上口。 建議如果是違反科學定律的、技術上不可能、資金上不可能、沒有人支持,這當然不可行的。若建議可行,才進入有效性的討論。針對性則似乎就要找到問題的癥結,治標更要治本。 要判斷一個建議是否可行,並不是如此靜態的分析。比如政府在進行「大嶼山物流園發展計劃可行性研究」,這個可行性研究本身就可以令建議變得更可行,因為我們要研究才知道技術上的困難是什麼,影響是什麼。如果一無所知,本身就是不可行。研究可行性往往會令一件不可能的事變得可能。 如果一個中學生在通識卷建議填平水塘建屋,相信會被老師質疑。但如果是大學研究或者專家的構想,又好像不能立刻給個大交叉——這就是權力與知識的關係了。 可不可行,也要看如何做。在香港建故宮是可行的,但如果興建時要不合乎香港建築條例或者諮詢程序就不可行了。又如果政府權力膨脹到「一個點」,「想點就點」,那這就又變得可行了。所以問什麼是可行,本身就要看一個權力關係網。對於一個有知識、有財力的人來說,

詳情

教育工作關注組:如何面對屬於自己的時代

我的另一個身分是歷史教師。今年,我和一班學生的承諾是:每學期帶他們進戲院看一齣歷史電影,我將這件事視作一個社群的重要事件。農曆年前,我們看了《十個拆彈的少年》(Land of Mine),而這個暑假,我們去了看《鄧寇克大行動》(Dunkirk)。我在開場不久便發現:「這不是歷史電影,這更像是文學作品,是一部以歷史題材寫成的小說。」幾星期後,我發覺自己對這電影的印象彷彿變得模糊,於是便想找它的劇本來看,偶然之下看到一篇對談 (註)…… 「有甚麼令你想要拍一齣戰爭電影?」 (What made you want to make a war movie?) 「我從來沒想過要拍一齣戰爭電影。」 (I never wanted to make a war movie.) 導演說他是希望呈現一個關於生死存亡的故事 (a survival story)。在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軍事領袖以外,無論是誰,面對一個時代的戰爭,首先都是考慮「生存」這道命題。一個普通士兵設法登上撤退回國的船隻、一個因戰爭失去兒子的長者想要展開一場拯救行動、一個空軍機師希望擊落敵軍戰機凱旋而歸……他們每個人都只知道眼前發生的

詳情

3招教你解讀教師聘約——記「教師權益講座 – 聘約與僱傭保障」講座(文:教關組小記者)

林壽康教授很「勇猛」,聲如洪鐘,一講就滔滔不絕。他一開始就提醒教師要識法(不是釋法)。為什麼?因為關於聘約與僱傭保障的案件,是會在勞資審裁處處理,而勞資審裁處是不准有律師代表的。故此,如果教師不知道箇中法理,實在是置自己權益於不顧。 林教授拿了教育局的樣本跟我們「特訓」。教育局的「料」,應該好料吧。在林教授解讀下,原來百孔千瘡! 為了讓讀者直接吸收,小記者將林教授所講,化為3招吧! 第一招︰有法可依 林教授在整本《香港教育法︰教師註冊及僱傭合約篇》關注的是資助學校。資助學校當然要受《資助則例》、《教育條例》等法例規管。但是,有一些可依之法,卻往往在合約看不到。例如僱傭條例的隱含條款(implied terms)。合約是明文,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並不只靠明文的,我們到商店買東西,在售賣合約以外已自動加入一些隱含條款,例如貨物具可商售的品質,或者貨物適於買家的用途。在僱傭合約都有隱含條款,例如僱員須對僱主忠心,僱員須在作業時,行使合理的能、謹慎和判斷。在這個角度看,資助學校的所謂「老海鮮」是否可以「惡晒」也不怕「被炒」呢?顯然不是啦。 所以,如果你以為讀熟合約的「服務條件」、關注《學校行政手

詳情

霍梓楠﹕對教局基本法教師課程的批判

筆者最近開始學習教育局設計的「《基本法》中學教師知識增益網上課程」。根據課程前言,目的是「為協助中學校長和教師更深入了解基本法的理念,從而讓他們能透過不同的課程模式,鞏固和深化初中學生對基本法所具備的基礎知識」。 其中單元五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起始短片是李浩然博士對此單元的初步介紹,以下是他在短片中的結語: 「當大家都遵守法律及互相尊重,不同人的權利及義務才能夠得到保護,所以基本法要求我們遵守法律,其實亦是為了保護我們每個人的權利自由不受侵害,大家明白了嗎?」 不能忽略政府限權的重要 可惜,李博士僅止於此,而且單元中的其他內容沒有強調政府限權對保障市民權利的重要,尤其政府手握權力,容易濫權。除非教師懂得細心推敲課程所列的基本法條文,否則他們極易忽略這點。 事實上,律政司網頁「香港的法律制度」第一段已有極佳參考價值,僅節錄最重要部分:「法治……主要涵義是政府和所有公務人員的權力均來自表述於法例和獨立法院的判決中的法律。香港的政府系統內貫徹着一個原則,就是任何人(包括行政長官)除非有法律根據,否則不可以作出構成法律過失或會影響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 不能忽略基本人權的

詳情

教育工作關注組:教育即洗腦?

香港不少人抗拒國民教育,其主要理由是擔心它「洗腦」。但我倒卻聽過不少教 育工作者說,「教育跟洗腦沒有分別。」不過,有的會加多一句︰「好過邪教嘅!」 這樣說,人人都在洗腦,你洗我,我洗你,問題只是誰勝誰負而已。教育和洗腦真的沒有分別嗎?如果沒有分別的話,我們褒教育而貶洗腦是否自欺欺人? 但根據常識,教育和洗腦是有分別的。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制訂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就列明︰ 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盡量保持客觀。 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 但說沒有分別的,當然是認為問題出在何謂「客觀」、「獨立思考」和「理性」等哲學概念了。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清晰完備的標準來。 什麼是客觀?是指意向,還是態度?一個老師可以因為其知識的不足、或者識見不夠,而作出「自以為客觀,實際上主觀」的判斷並且影響學生。不過,他們可能的確符合了「盡量」的要求。但結果卻是未必叫人滿意的。 於是,有一些有心的老師,就將各家各派的看法都陳列出來,那就似乎更客觀了。但是我們都知道,有一些意見的「份量」明顯比其他的低很多,比如一個博客對全球暖化的意見,跟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C)真的可等而論之嗎? 不過,我們從以

詳情

教育工作關注組:國教重臨?不,是香港教育的懸崖

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活動上致詞,特別提到教育跟落實「一國兩制」的關係。他指出「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護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 這段話和早前的一些事件放在一起,就當然引起教育工作者的疑慮︰教育局就《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作出更新,其諮詢稿提及中史科及生活與社會科,分別需以24小時及15小時教授《基本法》,初中未有開辦生活與社會科的中學,亦需以《憲法及基本法》課程教授15小時《基本法》內容;左派人士出任教育局副局長,安插人選推愛國教育的傳聞,都令人們不禁問︰國教會重來嗎? 國教科被推倒,是因為其「洗腦」的嫌疑。一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指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就令人覺得這種「國教」不能接受,因為這只是灌輸一些備受爭議的政治觀點。《香港教育專業守則》清楚列明一個專業的教育工作者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盡量保持客觀,同時亦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如果課程和這些原則違背,教育工作者當然也要發聲、抗議。 國教推倒後,這「原則」竟也被「運用」至通識科,一些建制派就

詳情

教育工作關注組:同病相憐之外——教師讀《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區家麟的《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指出記者面對的新聞審查方式是「結構性的」,不能完全歸咎於「自我審查」。 我們作為新聞受眾,是否可以完全處於「局外」對現況作出批評、同情記者?「書腰」寫道: 「這不是傳媒行業獨力面對的事, 而是我們處身時代的斷崖中, 每個香港人似曾相識的掙扎故事。」 作者提到教育界也可能面對類似審查「陰影」: 「舉凡權貴意圖操控專業,但礙於價值共識不便赤裸裸出手,轉而透過機構內部運作發揮影響力者……例如老師教學常以『中立』自居,談公共事務,強調要舉出正反意見,「強力平衡」而可能忽略真實。」(P. 277) 除此之外,前線同工可能還會面對以下「陰影」: 一、教師行政工作繁忙,不僅沒有時間與學生作人本交流,更沒有反思教育制度的空間(更遑論參與諮詢、試圖糾正政策方向) 二、政府透過限定用途的撥款、提倡一些主旋律,控制教師的工作及思想方向。公開試及比賽成績與仕途關係最大,教師會否為了達到目標,過份催谷學生、忽視他們的情緒問題? 三、學校如何看待 盲從指令、喜歡以理駁斥有問題決策的教師?在合約制盛行之下,學校以「續約」手段防止教師疏懶,還是確保新入職教師有著絕對的忠

詳情

教育工作關注組:提升教師專業地位 讓常額制健康發展

教育界經過多年爭取後,配合政府換屆的時機,終於獲得一筆經常撥款聘任常額教師,「官方」班師比終於得到改善(筆者強調「官方」,因為有了非編制合約教師的貢獻,使「現實」班師比高於官方文件所列)。現職合約教師有望在穩定的工作環境下,陪伴學生成長及見證學生進步。 對於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建議把該筆津貼補貼合約教師薪金,但不會為他們加入編制,教育局長楊潤雄一再強調「這不是我們的政策意願,我們要穩定,我們要合約教師進入編制」。這番說話展示教育局的強硬立場,令一眾合約同工感到鼓舞。 校方不能僭建《則例》 有校長指出,合約教師轉為常額前須經過俗稱「睇堂」程序,如果撥款通過後,跳過該程序將合約轉常額的話,會對同事不公平。筆者認為校方面對這個尷尬情况,其實是源於對現有常額制度的曲解。《資助則例匯編》清楚列明,即使是常額教師,也必須通過兩年試用期才正式受到更高保障;如果教師在試用期內,當校方已指出其錯誤並給予合理協助、指示及時間後仍無改善,校方就可解僱他。所以,校方大可於兩年試用期內安排合理「睇堂」次數,而非以「睇堂」作為判斷「合約轉常額」的依據,否則校方有「僭建」升遷制度、不尊重資助則例之嫌。校方如認為兩年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