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局急變多變與中央博弈有關?

近期香港政局發展之詭異離奇、變幻莫測,恐怕是奧斯卡最佳編劇也想像不到。中央政策組前全職顧問、素有「健筆」之稱的練乙錚,竟遭《信報》叫停其專欄!同一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及財政司長曾俊華宣布願意於2017年角逐香港特首一職。香港政壇這一連串發展,究竟是否純屬巧合?筆者在此提出一個大膽假設:香港政局是中南海權力博弈的延伸,而香港政治近期的急變、多變,在在反映北京政情趨向吃緊。明年中共舉行「十九大」,按過去慣例,習近平的接班人可能會在會上誕生,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今年有傳媒推測,習近平有意栽培河北省長張慶偉,取代外傳由中共前總書記「隔代提攜」的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註1)。一時間,張慶偉可謂是炙手可熱的明日之星。不過,有說政治一天也嫌太長,7月河北邢台發生了半夜泄洪慘案,因為懷疑有人沒及早通知下游居民,大批村民夢中淹死。有關消息和短片在網上流傳,令作為河北省長的張慶偉民望大插水。邢台慘劇幾天之後,內地就傳出嚴打網站自行僱用記者的消息,英國《金融時報》就指相關措施是由河北邢台泄洪的報道引發。習近平接班大計是否有繃緊趨勢?到底,中南海的權力博弈,乃至習近平的接班大計,是否有繃緊的趨勢呢?要判斷這問題的答案,讀者不妨從以下幾方面着眼。在習近平上任初期,由於前總書記江澤民提拔的兩個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相繼被查,外界較多關注習和江的互動。但今年以來,有分析指習近平和團派的互動有升溫之勢。這種說法是否有根據,各位讀者不妨自行判斷:外界指習近平頗為推崇毛澤東,而毛澤東嘗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那麼,某些團派所擁護的人或事,習近平有沒有參照毛澤東所主張的做法呢?《人民日報》5月9日一篇專訪「權威人士」文章,詳談對中國經濟看法,而這名「權威人士」的意見與份屬團派的總理李克強推出的多項政策相違背。有傳此「權威人士」可能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身邊紅人劉鶴。另外,內地傳出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多名昔日及現在下屬被查的消息。另外,去年10月,港媒也傳出習近平痛批共青團「高位截癱」的消息。2011年,廣東烏坎發生維權風波,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以柔性手法處理,甚至讓村民於翌年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維權首領林祖鑾。當時還有人歌頌「烏坎模式」是處理維權事件的典範。但習近平上場後,不但當年牽線談判的廣東副書記朱明國「涉貪被查」,連已改名為林祖戀的這名維權領袖也遭遇同一命運。說回香港政局。約10年前,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大膽起用港英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甚至不計較他於1997年接受英國頒授爵士的「舊惡」。有次曾蔭權赴京述職,胡錦濤還着曾蔭權「可以繼續打煲呔」。至習近平主理香港事務,他最終選上了練乙錚曾暗示是「黨員」的梁振英而棄時任政務司長的唐英年。兩人取態之不同,甚為明顯。更有意思的是,曾蔭權和梁振英均受貪腐醜聞困擾,香港廉政公署均有立案調查。曾案已遭起訴,但調查梁案的署任執行處首長李寶蘭較早時不單不能扶正,更慘遭「燉冬菇」,不能繼續署任主事廉署偵查部門。李寶蘭其後辭職,引起社會關注。曾梁二案發展的差異,到底背後有沒有不為人知的黑幕?當然,若說中央博弈延伸至香港,自然也不得不提銅鑼灣書店五子這一筆。香港銅鑼灣書店長期販售有關「中央內幕」的書籍,雖然其真確程度頗具爭議,但書店5人竟先後離奇失蹤,其中李波更傳出在香港被內地官員帶走的傳聞,引起香港轟動,擔心「一國兩制」界線不復存在。據銅鑼灣書店五子其中一人、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的說法,有中共高層成立中央專案組,看誰在散播習近平壞話,更要查出誰人是該書店的客戶。林更透露,有中宣部和市委幹部在其中!練乙錚令「強力人士」不滿?這次練乙錚專欄叫停和曾俊華曾鈺成宣布願意參選同日發生,應該也有巧合成分,但在這三事底下,卻不排除有內在的有機關連。練乙錚對黨的運作,知之甚詳。讓練乙錚於主流報章大揭黨國內鬥底蘊,會不會令「強力人士」或「強力部門」不滿?關於高層博弈傳聞,還有一條線索。今年1月至3月時,曾有多名省部級官員相繼向習近平交心,擁護習為「黨核心」(註2)。但這個「擁立黨核心」的熱潮,至近月卻予人「無以為繼」之感。必須聲明,因為內地政治透明度低,外界最多只能從各種表象加以歸納、推測出一些模式、理論。要驗證這些模式、理論,還是需要時間和歷史的幫忙!註1:今年6月習近平訪問中歐東歐期間,張慶偉被指不尋常的獲得極高曝光率。央視新聞所見,中方團隊在和外國開會時,張慶偉一直坐在習近平親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和中辦副主任、總書記辦公室主任丁薛祥中間。跟他同排的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等。張慶偉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地方官員。註2:有說「黨核心」跟「一般總書記」的分別是,「黨核心」擁有重大事情的否決權,而「普通總書記」則沒有。作者是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日)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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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棋先一着取主動 待港獨京逆轉藏玄機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第六屆香港立法會選舉,將於2016年9月4日舉行。值得注意的是,建制近期動作頻繁,通過一系列舉措讓港獨議題成為整場選戰的主要焦點。幾個月前,京官以至港府官員仍冷待港獨,如今建制看待港獨議題突來180度大逆轉,箇中因由頗堪玩味。在7月16日立法會選舉開始給參選人報名前兩天,選管會突然要求所有報名人簽署「確認書」,澄清是否擁護《基本法》。據稱這是為了「阻止港獨人士參與立法會選舉」。7月20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也加入戰團,赤膊上陣提出「不容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是政治底線」。須知道,立法會選舉過去從未試過設立政治關卡,但怪在這個「政治關卡」無論在操作(特區政府竟要求作為中級公務員的選舉主任決定參選人是否能通過這道門檻)抑或是法律依據(有法律界人士直指有關文件根本不具約束力)皆模糊不清,所以它能否真可踢走港獨人士仍是未知之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簽署確認書」這一役,已令建制在選戰開打之際取得主導,成功設定整個選舉的中心討論議程。耐人尋味的是,建制今次高調拋出「港獨議題」,背後反映出中央處理港獨問題的改變。3月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正是香港出現初一旺角暴動後不久,有不少評論均把初一旺角暴動和港獨抬頭相提並論。但中央領導人在整個兩會期間,出乎意料沒有大力鞭撻港獨。同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刊登文章,力陳香港應該爭取獨立,並尋求聯合國的承認。對此香港特首梁振英雖有反駁,但語氣也較他以前痛批港獨時「溫和」了不少。當時有評論研判指出:北京認為鼓吹港獨是「小部分人」,「毋須給其更多機會把事情鬧得沸沸騰騰」(註)。要有更立體戰略思維不過,才過了百多日,北京對港獨按兵不動的策略出現大逆轉,今次把港獨「鬧得沸沸騰騰」的竟是建制。所以,香港人應該深思的問題是:中央對港獨策略為何出現大變?對於這問題的答案,坊間有幾個推測:一是認為炒熱港獨議題,有助分化本來同屬非建制派的本土派和泛民派,最終無論本土派或泛民失利都好,建制派在選舉中始終能夠「穩坐釣魚船」。另一種陰謀論認為,打壓傾向「港獨政治光譜」的本土派,將有助本土派在選舉中取得同情票;而本土派若能於9月後坐大,實有助現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於2017年增加連任本錢。第三個推測則以為,北京今次是採取引蛇出洞之術,阻止港獨參選是假(否則不會只讓香港中層公務員去把這個極為敏感的政治關),想了解香港政壇上下以至公務員團隊的政治忠誠度是實;而選舉中本土派得票,更可幫助中央掌握支持港獨的實際基本盤,有助京官決定日後進一步打擊港獨以至治港的策略。要強調的是,坊間的推測始終是推測,大家也不是「京大人」肚中的蟲。不過,香港社會特別是非建制陣營今後在討論港獨相關議題時,也許要有更立體的戰略思維,不能一味被建制牽着鼻子走。註:見2016年3月21日南早網〈北京對「港獨」的冷處理〉,作者譚衛兒(www.nanzao.com/tc/national/15396ab5014e009/bei-jing-dui-gang-du-di-leng-chu-li)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26日) 立法會選舉 港獨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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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主義和六四紀念

今年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悼念晚會,在大專學界杯葛的陰霾下進行。舉辦團體支聯會表示有12.5萬人參加,警方則估計高峰期有2.18萬人。近年圍繞六四的爭議的焦點,多涉及身分認同以至香港前途取向問題。身分認同乃個人選擇,前途問題亦無疑取決於年輕一代。對此,年長一輩實應尊重。但即使如此,筆者仍主張年輕人要確認這一條原則:香港的文化歷史和中國有深厚淵源;全球華人乃至所有對中華文明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和應該進一步延續、發展中華文化,並從中國歷史中吸收養分,而非與之割席。1909年,未來主義在意大利興起,成為當時不少中產的熱話。未來主義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主張和歷史切割,對各種政治和藝術傳統深痛惡絕。其發起人、意大利詩人菲利普馬連尼提在《未來主義宣言》中,開宗明義就說:「我們不想參與過去!」(註)為了表明其對歷史的厭惡,這門派甚至認為要關掉博物館和圖書館。未來主義者又十分勇武,大力歌頌戰爭。求仁得仁,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他們紛紛參軍。戰事後不少未來主義者放棄了未來主義,有些則為後來的法西斯收編。認識歷史 令我們更強大在此時此刻,筆者提出上述一段往事,並非是要把今天香港大專學生和當年意大利未來主義支持者作出類比;但無可否認的是,認識歷史只會令我們更強大,更能應付未來挑戰。紀念歷史和悼念故人,就是幫助我們認識和討論歷史的方法之一;相反,一心想着跟歷史乃至文化淵源切割,卻有可能會步上昔日意大利未來主義者的後塵!大專學生其實也不妨重溫以下幾點歷史事實:(1)即使年輕一代的國族認同出現變化,他們也不能否認上一代曾積極參與六四的事實。當年北京學生心中一直有顧念香港人,他們用自己生命和鮮血來爭取的民主自由若然成功,香港也是有份分享的;况且,六四前後,北京市民曾做了很多工夫保護香港人,因而六四死難者名單才沒有香港的份兒。在這一點骨節上,香港一整代人可以說是欠下六四參與者和死難者一個極大的人情。假如六四在這一代未能平反,香港下一代其實也有道義責任繼續提出這點訴求。(2)控訴歷史暴行和不公義,從來沒有限期。全球猶太人哀悼種族滅絕,追緝納粹戰犯,無論是40年、50年,甚至更長時間,也仍在堅持。也不是只有以色列的猶太人才會聲討暴行。况且,紀念六四死難者被屠殺,乃是出於人道關懷和惻隱之心,根本就是無分國界;當年全球領袖說到六四時,無不動容,時任澳洲總理的霍克還忍不住當眾落淚!(3)誰說中國民主化對香港前途沒有關係?若然英國沒有民主,蘇格蘭人可以公投自決前途嗎?如果今天大專學生認為爭取港獨不用理會中國因素,那是大錯特錯!(4)跟暴政切割,也不能確保香港偏安。希特勒崛起之初,英國和蘇聯都曾採取綏靖政策,想與之妥協,切割了事,不願關顧其他遭德國入侵的歐洲國家,但結果他們都成為「希魔」侵略的受害者。香港長年無法得到應有的民主,政治權力和利益分配高度不公平,所以今日香港年輕人對中國共產政權的厭惡,甚至仇恨,筆者完全可以理解;但討厭歸討厭,歷史還是要認識和尊重,和歷史切割的想法,乃十分危險,意大利未來主義就是其中一個在歷史上可以找到的借鑑!註:其意大利原文為「Ma noi non vogliamo più saperne, del passato」,英文譯文則為「we want no part of it, the past」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8日) 六四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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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思潮湧現 梁特連任機會反增

內地高官今年日子應該絕不好過。「巴拿馬文件」固然是重磅炸彈,但今年9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也勢將引發一場內地版的「官場現形記」。自從「香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流產後,港獨勢頭一發不可收拾。面對此一大變,各有關官員氣急敗壞,各自想辦法開脫責任。綜合傳媒報道,他們的招數不外3式。第一式:淡化港獨問題。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今年3月時就稱:「港獨絕非社會主流。」可是馮巍無法迴避的是,新成立的香港民族黨固然開宗明義支持港獨,另一青年人新政黨香港眾志也「不排除港獨選項」。而30多名泛民中青代的《香港前途決議文》,也明言宣示「本土轉型」,倡議「內部自決」。他們立場偏向不支持港獨,但卻不會排除港獨在自決選項之中。第二式:把前人也扯下水。負責當「爛頭卒」的,巧合地也是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也是今年3月,他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專訪時聲稱:「港獨10多年前已有出現。」(註1)他所指的「10多年前已有出現」,大概是指10多年前,當時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的朱育誠,曾指香港民主派「搞港獨」。朱育誠當年指控「搞港獨」的,就是後來跟中央政府「密室談判」,甚至現在仍明言「反對港獨」的香港民主黨!第三式:找代罪羔羊。如果港獨出現不關所有內地官員事,那麼找梁振英來負全責,似乎就是最「圓滿」的出路。即使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結果如何不利建制派,只要有梁振英出來扛起責任就好了!自從梁振英家族鬧出「特事特辦」機場風波後,內地政府似乎有意跟梁振英切割。《人民日報》刊登文章,不點名指出「特事特辦還是少些好」;另有評論家指出俗稱「西環」的中聯辦可能現在也氣急敗壞,生怕今年9月香港立法會選舉會被梁振英害慘。不過,這些切割根本毫無意義可言。「特事特辦」的基因早植根內地官場。香港「政治禁書專門店」銅鑼灣書店的李波離奇失蹤,後稱「以自己方法返回內地」,不經正常通關。這次「李波事件」不就是「特事特辦」的最佳寫照嗎?港獨萌芽 「西環」以為他們沒責任?另外,《基本法》列明香港應最終達至普選,但後來人大硬生生出台「8.31決議」(註2)為普選「落閘」,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又硬加沒有客觀定義、基本法中沒有的「愛國愛港標準」,這不是「特事特辦」又是什麼?再者,內地支持梁振英當香港特首,也支持梁振英全面和溫和民主派決裂,最終引爆佔中運動,間接導致港獨思潮在年輕一代萌芽,難道「西環」真的以為他們沒有責任?雖然梁振英甚大機會會成為港獨思潮乃至9月立法會選舉結果的「代罪羔羊」(其實他也是真的有罪,只是他代負內地官員的責),但這並不代表梁振英連任的機會會減少。按內地官場原則,梁振英「忍辱負重」、「代大家孭鑊」,他是立了大功,因而連任的機會反而增加!註1:其英文原文為「Since more than a decade ago, radical forces have appeared on the political arena in Hong Kong and have had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Hong Kong’s political culture and functioning of the city’s political system. The trend has been developing in the past few years, as seen in the opposition to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Occupy Central protests」,見2016年3月15日《南華早報》註2: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8月31日作出了3項決定:(1)2017年有權提名特首候選人的,只有提名委員會,而人數、組成和委員的產生辦法,依舊按照現行由1200人、四大界別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產生辦法;(2)特首參選人須取得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提名,才能出閘選特首;(3)限制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2至3個候選人作者是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5月10日《明報》觀點版 梁振英 特首選舉 港獨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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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分天下」後的政局預測

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2月28日結束,公民黨楊岳橋以37%的得票率獲勝,另一非建制參選者、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也獲得15%的得票率。由這次選舉可見,過往30年「建制撼泛民」的二元格局出現細胞裂變:泛民內的「本土派」已不再視自己是「傳統泛民」一員;建制、傳統泛民、本土派「三分天下」的局面正式確立。筆者想指出對未來香港政局的幾點預測:一是「傳統泛民」必須謀求轉型,否則會遭遇徹底邊緣化的危機;二是「本土派」有頗大機會再出現整合,其政治論述亦有極大發展空間;三是為免「本土派」坐大,北京以至香港特首梁振英日後極有誘因出台「強力措施」。「本土派」和「傳統泛民」分家,一早有迹可尋。「本土派」大多指摘「傳統泛民」30年來奉行「和理非非」、「又傾又砌」路線,未能為香港爭取實現民主;當年他們贊同香港「民主回歸」中國,更屬「送羊入虎口」。經歷2014年雨傘運動後,不少年輕人更相信,既然連公民抗命也未能令香港邁向民主,香港人需要走更激烈的抗爭路線。而「本土泛民分家」最基本的原因,相信仍是香港的身分認同問題。自梁振英執政以來,認同「香港為獨立民族」的人增加不少。這部分是梁振英未能向北京反映及協調中港矛盾的關係,另外也有部分是和中國近年自信不足,不斷高唱「一國重於兩制」,激發出香港人(特別是新一代)的危機感有關。「本土派」冒起,「傳統泛民」可謂是首當其衝。「傳統泛民」30年來苦口婆心向中國爭取香港民主不果,可謂非戰之罪,因為他們一直面對的對手,是一個「不守信用」的中國政府。1989年前,泛民曾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並成功爭取把「終極普選」納入其中;奈何中國人大常委會竟於2014年8月31日作出一個「8.31決定」,封殺了香港有真正普選的機會。由這一刻開始,北京已親手把香港新一代推上了「本土之路」!「傳統泛民」有遭徹底邊緣化危機「傳統泛民」目前選項有二:一是按兵不動,二是轉型走本土路線。如果「傳統泛民」按兵不動,好處是他們今年仍可得到大概一半選民支持。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資料,2015年全港20至29歲人口不足100萬,佔總香港人口亦只有13%。筆者估計,他們以及較他們更年輕的香港人,將會是「本土派」的票倉。但其餘的人口,佔香港總人口八成多,他們之中相信有五成多至六成是「傳統泛民」的支持者。換言之,若「傳統泛民」採取按兵不動政策,相信仍有近五成選民支持。不過,「傳統泛民」亦不得不考慮:按照之前的假設(全港30歲以下人口是「本土派」的票倉),再過10年,支持本土派的選民應會超過四分之一;屆時「傳統泛民」的支持度或只剩四成或更低。至2045年,「本土派」支持者更有機會佔過半人口,按兵不動的「傳統泛民」有機會遭遇徹底邊緣化的危機(見表)!「傳統泛民」的「尷尬位」是:「本土派」路線在年輕人中間支持度甚高;但香港中年或以上的選民,相信仍是俗稱的「大中華膠」居多。「傳統泛民」支持者和「本土派」支持者,理論上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在這條歧路上,「傳統泛民」很難吃兩家茶禮。在野政黨或出現更複雜合縱連橫以近兩年的觀察,「傳統泛民」發展有以下兆頭:民主黨、公民黨、人民力量的新一代多以「本土化」的包裝示於人前;但在本土議題上,他們大多是走模糊策略,多談生活事例(例如反對簡體字、反對「普教中」),避談2047年後的「香港前途」,未知這是否為了和中國博弈留下迴旋空間。而工黨、民協、街工則留守「傳統泛民」路線。隨着本港人口結構的改變,日後香港的在野政黨有可能出現更多更複雜的合縱連橫。例如:「本土派」有頗大機會再出現整合,「本土化」後的「傳統泛民」甚至有機會和「本土派」組成策略聯盟(就如台灣1980年代在野力量組成民主進步黨)。那邊廂,旗幟鮮明的「原教旨本土派」(表明香港應獨立建國的人)因為立場清晰,相信將能於今年稍後的立法會選舉中得利。北京當年為了保送建制派進入議會,設計出比例代表制,並配以多議席單票的奇怪投票制度。這個怪胎如今終於令北京自食其果:假設選前北京沒有其他「強力措施」,「原教旨本土派」極可能以一成多的票數昂然進入議事堂!北京有誘因移植更多內地人來港但筆者認為,「原教旨本土派」仍有甚多盲點,例如他們對於實現理想,究竟有沒有一套清晰可行的論述?另外,估計北京亦會對「原教旨本土派」施加打壓,輕則禁止他們參選議會,重則北京會「以自己的方式」把他們一一拘捕判刑!若在外國,「分離主義者」多會躲入深山或在城市打游擊巷戰;現時口口聲聲以「勇武」自居的「原教旨本土派」是否已作好這準備?與此同時,相信北京因素也會在香港未來局勢發展中起極關鍵角色。例如,北京深信「香港人心不回歸」,甚至出現「極端分離主義勢頭」(雖然他們不明白,這是梁振英和北京自己逼出來的),他們有頗大誘因會移植更多內地人來港。不過,北京如果貿然採取強硬措施,恐怕只會令香港局面和當年的新疆或西藏一樣,再次證明他們沒有能力提升執政能力,由極權國家轉型為文明國度。作者是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3月8日《明報》觀點版 三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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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可以「輸出模式」? 美國權威也抬舉北京之時……

有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警長懷疑一名毒販租用農場,自己種植罌粟,作販賣鴉片之用,於是他跟疑犯出示搜查令,準備展開搜查。種植毒品的毒販情急智生,當下用手指指向農場某一「暗角」,對警長說:「好的!不過不要去農場的那邊……」警長立即中計,大聲向毒販喝道:「我有法官授權,誰敢阻我過去?」然後他從口袋中掏出他的搜查令,驕傲地展示給毒販看。隔沒多久,毒販聽到警長大聲慘叫,抬頭看去,一頭公牛追着警長,牛角頂到這位警長遍體鱗傷。此際,毒販才施施然對警長說:「你有搜查令啊,給牠看你的搜查令……」上述故事說明了一個道理,「權力傲慢」加上「意氣用事」,每每會令一個人出錯。我們若把中國代入「警長」,把美國代入「毒販」,就會發現當前的國際博弈有不少相似之處。中國過去30年經濟增長強勁,現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在中國國內,「挑戰美國」的聲音自然也是此起彼落。對中國最高領導層而言,這確實是個難以抗拒的誘惑。不過,近年中國經濟增長開始放緩,中國的污染問題也日益嚴峻。面對種種問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一個「一帶一路」概念,似乎可以在某程度上緩解上述問題。「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路)的統稱。「絲綢之路經濟帶」意思是:建設跨國鐵路,把中國西部跟中亞、歐洲、中東、南亞等地區連接起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意思則是:在東亞地區建設港口,讓東亞貨物通過中國之「絲綢之路經濟帶」運往歐洲(現時東亞各國的貨品要運往歐洲,要經過太平洋和大西洋,路程較遠,成本也較貴)。「一帶一路」的各項基建工程,可以成為未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其中一個重要支柱;通過「一帶一路」計劃,中國也可以把污染較嚴重的重工業轉移至現時較貧窮的中亞國家,達到「一家便宜兩家着」的「如意算盤」。不過,不少分析指出,「一帶一路」問題,絕對不是這麼單純。《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作者、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法蘭西斯福山近日撰文,提出中國構思的「一帶一路」,旨在「輸出中國模式」,而中國推展「一帶一路」,則代表「中美不同發展模式競賽之開展」。有分析認為,中國過去都是仰着蘇美的鼻息,按着大國的遊戲規則辦事,並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福山則指出,「一帶一路」的提出,代表着中國首次「輸出中國模式」,創造自己的遊戲規則。福山以為,中國所倡議的發展模式,是指由政府推動公路、港口、電力、機場、鐵路等基建,並和所謂的「西方發展模式」(投資公共衛生、促進婦女平權、發展公民社會、建立反腐制度),將會分庭抗禮。中美攜手合作 可共創雙贏不過,筆者卻認為,福山所指的「中國發展模式」(由政府推動公路、港口、電力、機場、鐵路等基建)和所謂的「西方發展模式」(投資公共衛生、促進婦女平權、發展公民社會、建立反腐制度),根本並無牴觸。中美若能攜手合作「一帶一路」,全球皆能得益,兩國亦可共創雙贏。若然糾結於「哪個發展模式才是最好」、「中國抑或美國才是一哥」的問題,不單無關宏旨,還會令到全球錯失一個黃金發展機會。把「一帶一路」納入「中美爭雄」的分析框架裏,其實十分危險。順着「中美爭雄」的思路,中國上上下下或會情緒高漲,鑽進「民族主義」的牛角尖(就像文首故事中的警長,因為意氣問題而走進危險的牛棚);而這種情緒也會妨礙着中國向西方學習,令中國平白錯失了「把『非中國模式』中的優點吸收過來」的機會。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近年崛起,正是因為中國沒有墮入「二元世界」的桎梏,能夠虛心地汲取「敵人」所長。在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的市場經濟欣欣向榮,當時前蘇聯一心要證明其計劃經濟模式優於資本主義陣營,並苦苦支撐其計劃經濟,最終蘇聯經濟崩潰,整個蘇聯亦逃不掉解體的命運。中國優於前蘇聯之處,正在於其能放下身段,摒棄傳統的「敵我矛盾」狹隘想法,開展務實的市場改革,創出長達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神話。最危險處境是被霸者捧上天在國際博弈中,最危險的處境並非遭到「當今霸者」的打壓,而是給「當今霸者」把你捧到上天,讓你以為你目前的制度已經好到可以輸出全球!中國領導層若能令其百姓生活水準提升之餘,把握機會改良政治體制,已足以令其名垂千古。什麼「中國模式為全球第一」的雄圖,就如鏡中花、水中月,毫無意義之餘,也會讓「一帶一路」的努力事倍功半!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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