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政備忘——兩齣電影的啟示

上周「生活達人」訪問了香港暴動史研究專家張家偉,在在提醒我們認識歷史很重要,而歷史同時又諷刺地重複,未因時代進步而有深刻反思——前車可鑑——高官公僕口裏說,身體卻不誠實。打打打,揮警棍開槍,血浴鏡頭下,指摘誰是暴力,未有檢討源頭便把事件定性。回看兩部愛爾蘭電影,真人真事,直視執法人員對反對者濫權私刑,或許給當下一點啟示。近年香港警察對示威者以至傳媒工作者的濫權行為,又以不誠實使用電腦、非法集會、破壞公共秩序等罪名拘捕涉嫌參與社會運動人士。警方雖說行動與政治無關,然而,執法者是公權力一部分,使出尚方寶劍,合法地以武力對付示威者,是否真的合法合理?而冤獄,很多時跟政治有關,七十年代,北愛爾蘭的著名冤獄事件基爾福四人案(Guildford Four),就是一例。英國導演Jim Sheridan改編成電影《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藉政治逼害扯到國族情仇、司法不公,以及深刻父子情。生於愛爾蘭的Gerry Conlon終日無所事事,名副其實「廢青」。可是,處於英國和北愛共軍交鋒之時,他反叛的行為迫使父親Giuseppe Conlon送他往倫敦,與同伴流浪過活,有入屋偷竊案底,剛巧當地發生酒吧大爆炸案,愛爾蘭人Conlon與另外三人被英警誣陷為放炸彈兇手,英警嚴刑逼供下,他們認罪,警方更威迫鑑證專家來誣告其父和舅母一家,眾人鋃鐺入獄,可見英警漠視法治,為交代事情,枉法無所不用其極。對非我族類 司法制度公平?尤其深刻是普通市民百分百相信司法制度,以為它是市民的救命草,但慘遭失職的英警誣陷,皆因他是「仇家」愛爾蘭人?貧窮?便能哽下這隻「死貓」?Conlon說:「我簽字時,自信日後能翻供,相信警方無法拿它來將我定罪,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拱手送走我15年的自由。」英警為盡快結案而屈枉犯人,可見英警非理性盲目對反對派非我族類的偏見,司法制度沒有彰顯應有的公平。就此冤獄,前英國首相貝理雅對被誤判入獄的當事人,發表公開聲明致歉。導演細緻刻劃這段父子關係,在不見天日的囚室,透現微光,政治犯的家人身受其害,尤其做父親更不能獨善其身。父親判囚十二年,期間不斷上訴,可惜老父等不到尋冤得雪,在囚六年病逝。上訴得直那天,Conlon已經坐了15年冤獄。他出獄後患上抑鬱症,幾年前癌病逝世。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演活了Conlon,他所經歷的、所看見的,都在試探人性的本質,導演藉冤案反思人民抗爭的歷史,以大見小;亂世裏,抱懷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對社會的期望落空,看似反叛仍關懷身邊的人,對父親報喜不報憂,口袋僅餘幾塊錢也分給露宿者。北愛英雄獄中絕食暴力政權從未消失於人類歷史之中,只有周而復始出現,關於以身體對抗政治暴力,近代犧牲人數最多、最激烈的絕食抗議,便是1981年愛爾蘭共和軍成員(IRA)在獄中的運動(1981 Irish hunger strike)被英國政府囚押的IRA成員,一一遭受獄警濫用私刑,為對抗執法者濫權,為爭取獄中公平的待遇,數十名IRA囚犯發起抗議活動。當中核心人物、IRA指揮官Bobby Sands獄中絕食身亡一事,更觸發起愛爾蘭一連串抗爭運動。事隔多年,2008年事件被拍成電影《大絕食》(Hunger),米高法斯賓達(Michael Fassbender)飾演北愛爾蘭「英雄」Bobby Sands,他為演戲「絕食」,瘦到得棚骨,此角為他帶來多個電影獎。Bobby Sands長達66日絕食期間,在監獄醫院吐血,器官衰竭而死。電影以微距角度觀察大事件,英國導演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n)用近距鏡頭,毛氈抗議掀開抗爭第一波,IRA成員拒穿囚服,有打赤膊,也有用囚室毛氈改成衣服。並以穢物示威,拒絕日常清洗,並在囚室牆上塗滿排泄物。電影開段,年輕IRA犯人不穿囚衣,走進囚室,四周佈滿污垢,同房也是赤膊,被判12年;他則被判6年。兩人無語也深知乃同一陣線。年輕犯人受政治逼害成為犧牲者,愛爾蘭人不忿被英國人管治,他們扭盡六壬抗議,絕境中堅守原則,Bobby Sands身先士卒,導演麥昆精巧地呈現人的生存狀態,不止反對者的生命,也有執法公僕的矛盾。片開始,囚警起牀把雙手浸在洗手盆,緊握拳頭又放開,手痛,顯然有毛病,回到工作的囚室,同僚用鉸剪剪掉Sands的長髮,獄警用掃把大力洗擦他的身體,出拳擊向他的臉,雙手沾血,腫痛起來,獄警雙手浸入洗手盆,紅腫雙手的大特寫鏡頭呼應開首,以殘害他人的身體來報復。臉部和肢體的動作來帶領鏡頭,並主導場面調度,殘害身體也是最直接和奏效的手段。麥昆的電影語言和美學低調不渲染,觀者所見的暴力,微近又極安靜,例如景深很長很深的空鏡下,陰暗冰冷長長的囚室走廊予人恐懼和可怕的聯想。Sands與神父Dominic Moran那段對話,長達20分鐘的長鏡頭,各自表述。人性,超越精神肉體。長鏡頭以外,沒太多對白,囚室非人性的聲音顯得更喧鬧。事實上,Bobby Sands在絕食運動期間當選為下院議員,引起國際輿論關注。前教宗約翰保祿二世的私人特使John Magee試圖與Bobby談判,盼他結束絕食。到了第二波絕食,時任英揆戴卓爾夫人政府的立場依舊沒有動搖,Bobby的死激起北愛的暴動。近10萬人出席其葬禮,進一步激發愛爾蘭民族主義。毆打政治犯「最低限度」武力?以自我表述片段來建構當時兩群人——執法者與反抗者的集體意志。在執法同僚集體心態下,或許有人不想參與朋比為奸的毆打,避免雙手沾血,有一幕,導演精妙的場面調度——左面是囚警狂毆IRA囚犯,防暴隊敲打盾牌,發出巨響借以掩蓋囚犯嚎叫;右面一牆之隔,是一名恐懼參與施暴的囚警,抱着頭盔痛哭,囚犯慘叫聲混合防暴隊製造的嘈音,整個畫面令人心寒,這囚警成為「沉默的幫兇」,在司法制度保障執法人員使用武力來制服反抗者,要知道公權力有多大,在當時英國和現在的香港都有不一樣的界定,什麼是「最低限度」武力?界線誰定?最糟的狀况,是公權力制度淪為官治者的「武器」,用來打壓所有公民抗命的行為。如果墜落有高度,那些同流者又會否有天跌到粉身碎骨?再審視歷史,直視受害人被執法人員虐待、更被不公平的司法制度所殘害,人權尊嚴徹底被奪走。人們又有否覺醒?兩位導演沒有把大事件拍得廉價,不淪為草草消費的藉口。拍電影是一種恩惠,對藝術家而言,通過創造作品,以對抗恐懼與焦慮,這是最強大的特權。而電影這門藝術,較廣泛和入屋地將歷史再現,提醒我們,不要重蹈覆徹,不至當醜陋事情的幫兇。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2月28日) 電影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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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人間》 河瀨直美熬出甘飴人情

獨立電影節剛放映了離世不久的比利時女導演桑堤艾格曼(Chantal Akerman)幾部短片,碰巧,日本女導演河瀨直美的新作《甜味人間》剛上映。兩位女導演生於不同年代、不同文化之下,孕育各自強烈的「作者」風格,艾格曼喜用靜止鏡頭,細緻敏感地探索女性的內在世界;河瀨則擅用搖晃鏡頭,向山樹大自然之曼妙致敬,兩人透過影像批判和靜思人的生存狀態。以男性為主導的日本電影導演圈子,河瀨直美是極少數女性導演,九十年代,她憑着《暗戀家族》處女作摘下康城金攝影機獎,成為日本首位導演得主,而且更是電影史上該獎最年輕得主,年僅二十七歲,她後來也成為康城影展的「常客」,稱得上是日本電影界的奇葩。這位女導演總能用溫婉的鏡頭,透過自然萬籟撫慰生者和逝者的心。河瀨直美向來自編自導的作品都甚具紀錄片色彩,今回《甜味人間》改編自小說《戀戀銅鑼燒》,劇情相對通俗,較易入屋,找來永瀨正敏和樹木希林做主角,細說兩位被「囚困」的人互相救贖的故事。行到水窮處,見窮不見水,因酒吧打傷人致殘廢,出獄的店長千太郎(永瀨正敏)為還債要無止境經營銅鑼燒店,生活不由自己,所以他索性收起情感,閉起雙眼,麻木生活,他看不見前路,希望,更無用說。店長一臉憂愁,像失去了舵的人,就像福克納所言「過去總是陰魂不散,甚至還沒有過去。」,德江婆婆(樹木希林)的出現,猶如天使挽他一把,她凝望店長憂鬱的眼神,彷彿看見昔日的自己,痲瘋病令她與世隔絕,縱然有雙煮出美食的手,可是,人言可畏,那雙不好看的巧手多年來遭人嫌棄,無用武之地。給紅豆土地的情書店長不嗜甜,從不嘗自製的燒餅,餅是他煎,紅豆餡則現成買的,他做的銅鑼燒味道普通,毫無特色可言,生意慘淡也是理所當然。第一次嘗德江婆婆做的紅豆餡,他吐了一句「粗粒的」,然後一手將紅豆盒掉進垃圾桶,幾秒猶豫間,他拾回盒紅豆,再嘗一口,這次他好像有生以來嘗到第一口紅豆,最後請了德江,每天天未亮,她便前來熬製獨家紅豆餡料。德江說:「煮紅豆要講心」。對用罐頭即食紅豆餡的店長來說,一記當頭棒喝,為何自己炮製如此重要?因為豆沙餡是銅鑼燒的靈魂。德江熬豆沙的過程毫不馬虎,從選豆、浸水後濾掉髒水、煮熟、用小量水過濾泡沫、再熬煮、加入麥芽糖,每個環節像一個生命喚醒另一個生命,整個過程打開了店長的心扉和感知。河瀨不慍不火用上頗長的時間讓事物醞釀,當中的細節躍然畫面,就如熱鍋上一顆顆渺小紅豆,滾動起強大的生命力,配上大特寫鏡頭,讓拍攝主體更直接呈現,毋須語言,儼然一場舞祭,味道竟然如此有深度。鏡頭湊得很近,毫無忌諱告訴人,德江紅腫的手,扭曲變形,是痲瘋病人的典型病癥,她受疾病所纏,多年來需待在療養院,可沒自怨自艾,沒有歧視自己,她在生命最後一程走回人間,改變了別人的生命。據說樹木希林為演此角跑去學煮紅豆,她的確演活這位孤獨卻又童心未泯的可愛老人,總掛笑臉懷好奇心,對樹木、紅豆和人。能夠掏挖心神面對每顆紅豆,跟紅豆說話,猶如對待一個生命,不為煮好吃的,而是讓紅豆發揮生命的意義,對土地大自然深懷感恩之心。善良的鏡頭捕捉美善人心花草樹木的大特寫,樹木顏色表示日子流逝,櫻花紅葉樹影隨風飄搖,寧靜致遠,是河瀨擅長的鏡頭運動。冬去春來,人生起伏,銅鑼燒的生意後來滑落,生命中夾雜失落與希望,透過幾個新即物式(New Objectivity)的鏡頭,例如水浸開了的紅豆、隨風擺盪的樹、灑在樹幹的陽光,讓每種物件都散發着生命力,十分動人。在田園,風聲、溪水聲、收成、選豆、曬豆,一個個看似紀錄片footage的鏡頭也是河瀨喜用的敘事方式,在《暗戀家族》裏,加插山地居民生活照,一張張snapshots捕捉質樸笑臉,影像對她來說,是紀錄,是劇情,也是關懷生命的一種方式。若菜(內田伽羅)是位懂事的女生,經常到店吃燒餅,生於單親家庭,這店就如她的避難所,他們仨就如社會上缺了口的螺絲,被遺棄擱在一旁,同病相連使三人靠在一起。河瀨也愛用素人演出,內田伽羅正是樹木希林的孫女;想起《第二扇窗》中飾演少年界人的村上虹郎,與劇中飾演其父親的村上淳,現實中也是父子。或許,這樣的組合令電影來得自然寫實。在她的電影中,幾乎毫不例外有單親家庭成長的青年,彷彿是導演的自我投射,成長於婆婆的護蔭下,父親的缺席往往反映在她的光影世界。《第二扇窗》少年界人與母親在島上生活;《甜味人間》的若菜和母親生活不咬弦,後來更離家投靠店長替他打理店舖。看她的電影,感覺孩童和老人總比成人世界快樂自在。煮紅豆,一煮五十年,有時幾乎也只是一瞬的時空。遇上店長之前,紅豆滋味對德江而言,只能與一群院友分享。意想不到,那天她在櫻花道散步跟搖曳的樹葉揮手,同時也跟店長招手,扭轉人生。一個銅鑼燒吃出人情百味,河瀨以甜味訴說生命,不像舊作那樣深沉,這回輕盈的一抹紅豆之味,讓死生縫間,恆常有光。原文載於2016年1月3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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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蒼穹下的搖滾 –與David Bowie的故事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from here, but I promise it won’t be boring."——David Bowie (1947-01-08 — 2016-01-10)香港人稱他為David Bowie,甚少有樂迷叫他大衛寶兒,猶記得張國榮在《烈火青春》用強烈的倫敦腔讀一遍,牆上海報那個人的名字 –「David Bowie」。張國榮曾經在倫敦讀書,受當時英倫文代所影響,變色龍David Bowie當時己紅透英國,他將男女性別混雜cross-gender,把邊緣的次文化帶入流行文化音樂時裝電影藝術,成為了可以萎頹(Glam Rock)、反叛(Punk)到雅俗共賞(Britpop)的英倫文化。他就如他所說,「我保證唔會悶親你。」一個城市如何影響藝人,從David Bowie、張國榮身上,證明城市可以模塑他們之餘,他們亦同時改變了城市的品味,八十年代有個詞– Chic–用來形容這班前衛分子的確有其意思。除了倫敦,其實David Bowie深受另一個城市影響,那是八十年代仍是鐵幕時代的柏林。想起2013年前,重遊柏林時寫過一篇文章,對我來說柏林改變了英國glam rock 先鋒、次文代icon David Bowie,和紐約次文化音樂icon Lou Reed,兩人的生命同時被柏林的經歷洗擦再塑造,兩人改變了搖滾音樂世界,並打破流行音樂潛藏的守舊法則。兩人先後魂歸天國,同時標指著那個頹廢反叛大膽前衛的次文化年代的終章已至。在歷史的版圖裏,柏林從來沒有被獨獨跳開過。二次大戰,妳被炸毁得幾乎體無完膚,烙痕處處;其後冷戰,妳被撕裂兩邊,精神崩解;八九以後,妳為自己療傷,疤痕提醒妳物傷其類,別讓歷史重演。逃亡者曰,笑在面上,哭在心中。一種悲喜,難說。因着妳流淌的血,成就了多少深刻的搖滾故事,跨世代的,救贖了無岸的靈魂。七十年代的搖滾,儼然一襲青春皮囊披在妳身,在躲險、離散狼籍扔在冰冷的土地上銘刻許多人心中不能抹滅。在電影《道路之王》(Kings of Road)中邊界檢查站的牆壁上,有人如此塗鴉。「搖滾拯救我的生命。」這大概也是導演溫德斯的獨白。自由解放,搖滾音樂的母題,與妳牢牢綁在一起,沉低,到最底。而妳,又何嘗不是拯救了David Bowie,於生命高潮之時,這位搖滾變色龍與世界,若即若離。如此靠近天堂,擁名抱利;又如此接近地獄,沉淪藥物。他深知待在「天使城」只見不歸路。1977年,他離開「天使」,來到妳面前,冷戰令妳兩面不是人,分崩離析,妳迷失,妳混亂,他跟妳如此相似。我沿着搖滾樂的軌迹,試圖尋找昔日變色龍與其曖昧情人的門牌、他們蹓躂的Dschungel酒吧、親履的大街,還有「柏林三部曲」誕生之地Hansa studio,那裏,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是歷史的憑證。在兩位前衛搖滾音樂猛將Brian Eno與Robert Fripp領航下,Bowie創作《Heros》一曲,「We can be heros just for one day」,年輕情人分隔東西,兩人相約在柏林圍牆下,相愛,讓人變得大膽,連死也不怕。Bowie回顧來路,36年,對妳念念不忘,今年初春,他發表專輯《The Next Day》,絮絮念追憶年華。就在那道分界線,歷史剎現眼前。「我們需要秩序,因為我們是違規者。」1990年,Pink Floyd為妳的重生而來,帶着諷刺制度的詰問,妳成為《The Wall》(《牆》)10周年演唱最理想的場地,波茨坦廣場的圍牆翦影下,25萬觀眾看着Roger Waters高唱:「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這是「推倒這堵牆」後,東西人民合起來對不自由的控訴。日升,月落。我終於來到波茨坦廣場,現場,異乎尋常之靜,心靜如水。八九之前,這塊人稱「死亡地區」的無人地帶,一度為希魔大本營,東西分隔線立見於此,越牆東德人死於亂槍下。當年Bowie在錄唱室望及之情景,如今,在摩登建築群裏,我只能夠想像昔日鐵幕的夢魘。想像與事實,十萬九千里的距離。舊地重遊,我攜着自製卡式帶,Lou Reed低沉吟誦:「In Berlin, by the wall……We were in a small cafe/you could hear the guitars play/It was very nice/it was paradise」像亡佚詩句的歌詞,一恍33年,Lou Reed才將《Berlin》沉鬱的大碟重現舞台。從西到東我必須不斷不斷調弦,曲終人未散。狗狼暮色之際,我沿圍牆躡行,佇在東邊畫廊Oberbaumbrücke的橋欄,把卡式帶擱在旮旯,送妳,我鍾愛的城市,和永遠Ch-ch-ch-ch-changes的變色龍。 David Bow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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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街女孩》吃的記憶

看《海街女孩日記》,記憶抽屜被翻開,香田家四姊妹的故事,她們生活的場景,彷彿跟我和三個妹妹的生活有所對照,同一屋簷下成長,回憶的尾巴總是繾綣深長。電影好像記憶之門,帶觀眾瞬間回到似曾相識的經歷裏。是枝裕和再次透過家常美食,鎌倉食物白飯魚蓋飯、白飯魚多士、紅豆荻麻糬等等重組香田家的情感拼圖。從《橫山家之味》笸籮毛豆和全家動員炮製的粟米天婦羅;《奇蹟》的哥哥為外公做的鹿兒島名物輕羹。這些食物大概源自導演的記憶,又因此觸發了觀眾的私下記憶。光是好吃,也不夠,導演深諳借食物施予魔法,無意間修補了人與人之樊籬。關於吃飯的場面,不時出現,一家人圍坐吃喝。每頓飯,縱然同一道菜,嘗的人心情都不同,有時說笑,有時齟齬。屋的擺設暗示了香田家的經歷,外婆遺下這間祖屋,地板下存放一罌罌梅酒,澄黃濃郁,酒瓶貼紙記錄浸釀的年月,這個秘密之處成為婆孫保存愛的根源,也間接重拾母女的感情對話。時日久遠,各散東西,三個姊姊嘗試打破隔閡,找回同父異母的四妹,父親撒手塵寰後,父女心結未解,巧妙地,父親生前友好Lily Franky,特製「白飯魚多士」給四姊妹嘗,當中只有四妹曾吃過這種食物,因為父親生前弄過她吃。離開咖啡店時,Lily Franky着四妹,「想知多些你爸的事,不妨來咖啡店找我」。Lily Franky用美食記憶,填補了父女之間的缺口。香田家的門框邊劃有一道道線,大姊替四妹記下成長的刻度,寫下年月日,每條線如年輪,默然守在祖屋,年月交替,連起了童年的憶記。我想起父親的士多,也有堵牆,在陳列壽星公煉奶的木櫃邊緣,我們四姊妹在上面度高記錄,線條開始褪色,明年今日再看,可會感慨,為何曾共我一起像時日總未逗留。原文載於2015年10月23日明報副刊,原題為〈吃的記憶〉,現題為編輯所擬,圖片來源:海街diary facebook專頁 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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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酒香自甘寒來──是枝裕和光影世界

《海街女孩日記》所呈現的是一個女性的世界,箇中男人的角色與其責任是缺席的,不論身分是丈夫或是男友,他們都似乎是無用無能,無法照顧愛護伴侶,最後,分手收場。三姐妹又回到祖屋,她們口中的女生宿舍,是姊妹們最自在快樂溫暖窩,無論外面風吹浪急,回到家猶如泊靠避風塘。三人自小相依成長,父親有外遇離開母女們,母親大概受不了打擊無力照顧而遺下三女給婆婆照顧,四個女性共同生活,長女幸自小擔起重任,身兼母職,照顧兩妹,性格獨立堅強,對自己和別人都要求高。這個似曾相識的角色,跟《誰知赤子心》(Nobody Knows,2004)的大哥身兼父母職責一樣堅強,從小撐起一頭家。後來,父親的葬禮成為三姐妹與同父異母的妹妹鈴相認的機緣,從此這個在鎌倉的家多了一個成員四妹鈴。接下來,四姊妹走下去的生活可能跟我們一樣,平淡之間時而擦起微妙變化,有些人離開,有些人放棄所愛,選擇跟家人守在祖屋繼續生活,只有一樣東西在這個家始終不變,那是屋旁的梅樹,是外婆在母親出生那年親手種的,已經歷55個寒暑,每年當造姊妹們都摘下青梅,用針拮在果皮上的,一個個小孔拼起來就是她們的名字「千」、「乃」、「佳」等等,這儼然香田家的重要儀式,跟花火祭一樣重要,一瓶瓶盛著梅酒的玻璃罌,她們都記下年月日,這個是前年浸的,味道恬淡;而放在最深處的一瓶是十年前外婆浸,她們對每一口梅酒,都珍而重之。在極平淡的生活中,偶爾也出現一些插歌,又有些小小的奇蹟發生,疏離不和或許能隨著年月而化解,滲透對方的難處,到自己經歷了類似的事情後,恍悟才自然放下,導演是枝裕和讓角色們找到出口,同樣地,給觀眾帶來一些提示,不啻流於情感宣泄,而確實讓人退一步,再放眼,稍稍擱下自我,關係也會不一樣。每人都有心結,愛恨悔悟在所難免,這些都釀製成刻下的我們,然而要恨一個人實是傷神傷身,如何淡忘那道傷口?──喝一口梅酒便能醉忘?或許忘憂解恨就像跟浸梅酒一樣,關鍵在於──時間。恨,隨時間化淡;酒,隨時間變濃。是枝處理大姊幸的心結尤其出色,面對母親、突然走進自己生命的妹妹、逝去的爸爸、照顧妹妹、有婦之夫又離她而去的男友,糾結複雜的心緒,導演拍得相當寫實猶如親身經歷,以男性導演寫女性和家庭如斯細緻,巧妙地閱讀女性心理,這教我想起小津安二郎。四姊妹性格各異,當中最喜歡由夏帆演繹的千佳,這個古怪有趣的三妹時常為整個家帶來笑料和歡樂,而且她的口味衣著都很有型,如日本的浪人,她待人真誠沒機心,時常掛著瞇起眼的笑臉,很討人喜歡。看《海街》就如遇見一眾老朋友,都是是枝裕和向來的班底,例如是枝御用的祖母級演員樹木希林演的姨婆(之前還聞得她病了不能再演的消息,很高興再欣賞到她演出),又有《奇蹟》演鬼馬弟弟的前田旺次郎這回演鈴的同學,那幕他載著鈴踏單車穿越櫻花道上很感人,還有《誰調換了我的父親》的中川雅也(Lily Franky)是次戲分不多卻是一個細心不可多得的咖啡店老闆。《海街》出現的場景氛圍,都在是枝裕和的電影曾經有過類似的場面,那天,久違的母親突然送來手信,家裡只有長女幸,那次見面幸對母親少了敵意,母親提意並順道拜祭婆婆,自小怨恨母親的長女幸卻跟媽媽掃墓,兩人撐著傘走上斜斜的樹蔭小路,那一幕令我想起《橫山家之味》的海報常見的畫面,一家人撐傘走在樹蔭的斜路上,同時通往掃墓的場景。三姐妹祖屋的門口庭院就像《橫山家之味》一家人在廳內吃飯,攝影機從門口拍,家人坐在門邊的場景又是她們生活的畫面,充滿笑聲人氣。《奇蹟》也有類似的生活感,弟弟跟著當樂團結他手的老爸生活,父子經常和父親的樂手朋友聚在家門庭,玩結他打鼓放煙花。火車也是很多日本導演愛拍的對象,是枝裕和亦不例外,火車今次也成為相當重要的象徵意義,三姊妹在山形縣的火車站台上叫鈴搬到鎌倉跟她們一起住。四姊妹團圓的一個重要時刻,火車開動鈴不斷向姊姊們揮手告別,長鏡頭隨著她,她喜悅的追著火車狂奔,直到站台尾,望著漸遠的火車娓娓揮手,最後她笑得幸福。他捕捉的是山形、鎌倉的古早火車,另一幕,二姊和千佳乘著舊式火車時,千佳很投入的吃著手上的火車便當,她愛吃,尤以她的吃相每每表現出對食物的熱愛和一份滋味,兩人對坐,東拉西扯說起來,這對姊妹,教我想起《奇蹟》的兩兄弟,哥哥坐在新幹線列車上,遙望車窗外,藍天的日子他心裡在想誰?分居的弟弟和老爸?火山不要再爆?還是他的媽媽?更可能是什麼都沒有,或者如他的口頭禪「我真搞不懂」,成人的世界就是「搞不懂」,是枝裕和的電影世界裡,小孩往往比成人更堅強更懂事。是枝裕和的電影,如觀眾許多日本鄉郊日常生活的印象,當地的自然景貌悠然地滲入鏡頭,自自然然豐富了故事的真實感,在地的感覺,觀眾看見他們的生活,有人說,「一本好小說,一邊讀你會發現自己不是在看書,而是在故事裡。」我想,許多電影人物的視點,不著痕跡地轉移到我們的眼球,進入了我們的生命了。無論是《幻之光》、《這麼…遠,那麼近》、《橫山家之味》、《奇蹟》到《海街》,許多的場面,都是角色從高地或山上遠眺整個城鎮,有山有海,依港口而建的小鎮、彼岸的山群、斜斜長路……一路而來.他的電影都帶著強烈的地氣,接地接通我們想像與真實的世界,是枝裕和將一顆顆本來酸澀的梅子,浸在瓶裡,待一待,就拿一杯出來,給影迷嘗一嘗,甘之如飴,營營活著百味紛陳,生活就是如此,你和我都有圓陷。本文原載於「香港獨立媒體網」,獲作者授權轉載。圖片:安樂影片 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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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電車河

有段時間,習慣搭電車上班。從他的家沿士美菲路落斜,經科士街一幅巨型的石牆樹,它後方那時仍是個球場,對面是公眾泳池,熱天愛行在石牆樹蔭下,再到西環電車總站,坐上層車頭或車尾,開大個窗,叮叮一開風送爽,穿越吉席街一排舊唐樓,近電車站轉角曾有間麵包舖,那裏的合桃蛋糕好吃;隔幾間舖的水果檔,牛奶蕉特別香,後來,唐樓被買起重建,兩店隨之消失。西環尾尚未蘇豪化之前,活在那裏很美好,街坊價求得一餐,三餸飯魚蛋粉;那時深宵放工,路經仍是街舖的卓記,四元蝦米腸,飢寒交迫,吃一碟尤其滿足;還有祥香茶餐廳盛惠三塊半的餅皮蛋撻,找遍全港都「食唔返」。西環叮叮總站微型,驟眼看以為是更亭,車長人手捲動車頭的站牌,座位仍是連坐木椅、恍似舊式快餐店的膠椅,狹窄樓梯,有風有雨有風景,都是我深印腦海的電車印象。遊電車河的日子,最愛老建築林立的石塘嘴至上環海味街一段,上班通常坐電車到灣仔轉巴士,偶爾去北角春秧街,逛逛排檔;有時想去筲箕灣行轉東大街,再搭小巴回柴灣。在電車上俯視街道,車停之際,微觀閱讀街頭風景,記得有位奇男子,印度人骨瘦如柴猶如苦行僧,只靠雙腿沿電車路由堅城行到筲箕灣,兩處均見其蹤影,每行一小段,他便兩眼發直,立正停一停,他獨有的儀式。有一晚,我有樣學樣,以為自己好有型,好似蘇麗珍同阿潮,夜行電車路,路軌好長,行了良久,由中環行到石塘嘴,那夜感覺,歷歷如新。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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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腳雀仔在無垠旅程——他叫張國榮

《春光乍洩》的開端,有兩本正在蓋印的護照,我們知道有人正進入另一地域,鏡頭一剪,兩男在床上纏綿遊戲,黎耀輝以旁白(voice over):「每次何寶榮講『不如我哋重頭黎過』,我都覺得呢句說話好有殺傷力。」黎耀輝(梁朝偉)成為主要的敘事者,說出旅程的開始「兩個人行吓行吓咁就嚟咗阿根廷」。一個中鏡頭開始,何寶榮(張國榮)、黎耀輝、一輛私家車停在荒蕪的高架路,兩人重修舊好之旅開始。黎耀輝從遠走近,對何寶榮說:「我哋行錯咗,蕩失路。」黎耀輝怪罪何寶榮,「都話搭巴士架啦,買架廢柴撻唔著。」何寶榮回話,「依家好多身家咩?有架爛鐵好過無,我就唔想迫巴士搭成三十幾個鐘。」黎耀輝有點委屈說,「旅行係咁架啦。」何寶榮回得絕,「哦,我冇諗過係咁嗰喎。」迷路,爭拗,這是兩個人旅行毫無意外的畫面。何寶榮航著軚盤突然在公路旁煞車,然後揮袖而去,背景的一把聲又是黎耀輝,他成為畫外音,彷彿一個自語自言的局外人,那是王家衛電影常見的「偽對話」手法,弔詭的是,他不被「看見」但憑一把聲音顯示他的存在,黎耀輝繼續講古仔:「本來諗住去埋伊瓜蘇瀑布就返香港,但係我哋盪失咗路,我都唔記得咗我哋嗰日去過邊度。淨係記得何寶榮講過,『我哋係埋一齊好悶,不如分開吓。』『有機會撞返大家咪重頭嚟過。』」這組「在路上」的戲軌教我想起吉士雲辛(Gus Van Sant)執導的《Gerry》,雖然情節大不同,但兩者的角色都是迷失的人(lost soul),迷失是基於他們完全沒有計劃下一步要怎樣行,只因現實有許多變數,你從來僅此看到當下的一點點;全相,是無從看透,而這亦是背包客和流浪客會處於的狀態。所以,當黎耀輝跟何寶榮踏上尋找伊瓜蘇瀑布時,馳騁公路「Let’s go to highway 閃出眼淚」,闖向未知,同樣是兩人關係的暗示。佛經有云:「旗不動,風也不吹,是人的心自己在動」,兩人的心隨時變,尤其是不甘寂寞的何寶榮。我一直覺得《春光乍洩》的角色抱有背包客的心態,帶著一份膽色勇氣和擁抱未知的好奇,這正正是旅行需要的心理狀態。如果有人問關於旅行的電影推介,我會說《春光乍洩》是其中一部。深刻在於,電影說一個無根的命題,每個角色附著漂泊有靈魂,離開熟悉土地,帶著無所謂明確目的,負帶一些不如意不快樂,試圖在異地撞出新的經歷,如果有幸找到那瓶「醉生夢死」的酒,喝一口便能忘卻舊事,那就少了很多煩惱,可惜他們沒有找到,反之這趟旅程刻劃更深的回憶,黎耀輝不希望何寶榮的手康復太快,因為那段時間是兩人過得最快樂的日子。何寶榮、黎耀輝、小張(張震)都是漂到探戈之鄉放下原本的身分和膠著的狀態,異鄉客期望在新的國度下「重頭黎過」。張國榮從《阿飛正傳》到《春光乍洩》,一直飾演一隻無腳嘅雀仔,橫渡太平洋,流落在菲律賓的偏遠村鎮尋找生母,雖然他逃不過命數,終歸死在槍林彈雨之下,然而王家衛還是捨不得,未久讓他復活,這次他當一名孤獨的江湖殺手—歐陽鋒;年日再復,飛越南美,暫留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他一雙腳卻被黎耀輝逮住,護照被收埋,直到兩人分開了,何寶榮打電話給黎耀輝要取回護照,一一無果,黎耀輝不想見到何寶榮,理由是好怕他的一句口頭禪「不如我哋重頭黎過」,這句話對他來說很有殺傷力。殺人於無形,就像黃藥師愛念的對白:「人家說一個人有煩惱是因為記性太好。」這句說話對很多戲迷來說也很有殺傷力,因為那是港產片由花樣之年踏入頹糜衰期,《東邪西毒》之後,又有哪齣電影演員陣容如此星光熠熠?每當想起港產片曾經繁星若燦,我就不想自己記性太好。此刻世道不再堅固,曾經存在的東西可如迷霧一樣消失無蹤。看來黃藥師的那瓶「醉生夢死」對我毫無效用,記性太好有時會叫人傷心。打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喜歡Leslie,因為一位長我幾歲的童年玩伴大姐姐Anne是不拆不扣的Leslie迷,她喜歡的程度猶如《廣播道fans殺人事件》裡的歌詞,她有時會去追車;又有時她來我爸士多買支樽裝玉泉忌廉,公仔箱碰巧播放勁歌金曲,那時Leslie和梅艷芳都是勁歌常客,我和她必定眼甘甘望著電視,猶記得每次Leslie出場,溫柔的Anne會頓變瘋狂地叫Leslie,以為自己身處紅館,有香港James Dean之稱的Leslie又怎會欺場,單是舉手投足已教你跟著搖擺,勁歌熱舞大唱《Monica》、《側面》、《打開信箱》,還有同場加映梅艷芳《壞女孩》、《夢伴》,我們隨歌起舞,又唱又跳,鑲嵌成香港樂壇的經典回憶錄,深入民心,往後我和Anne姐姐再沒有上演這一幕,因為兩位樂壇巨星雙雙退一步,後無來者,神奇兩俠教人懷念。張國榮,在王家衛的光影世界是浪客(vagabond),或者過客(passenger)的代名詞,他的角色都有一個共同點—他的身世無人知曉。在《東邪西毒》裡,每個人都是浪迹江湖的怪客,每到某個時份自自然然找上故友,是聚舊又或者復仇,每個怪客都有相當個人的行事方式,懷著纏繞的心結,藏著不堪面對的過去。《東邪西毒》又是由一把聲音敘事,今次是張國榮,他看似洞悉世情,然而看真一點,他其實是最難忘過去的。他離開種滿桃花林的家鄉,闖入黃沙大漠當獨行殺手,專門幫人解決問題,諷刺的是,他能醫不自醫,因為顧慮太多,錯過時機,最終目睹所愛的人變成自己大嫂,悔恨一生。歐陽鋒相信一生皆有命數,一切都是篤定的,是宿命主義者。一以貫徹王家衛菲林下的角色:當初顧忌不敢抉擇,回過頭看又否定一切,認為是命運左右人心,令當初想做的事情被迫放棄,變成要埋藏樹洞的祕密。張國榮,Leslie,有著多個身分,留下多個無人替代的角色,旭仔,歐陽鋒,何寶榮,程蝶衣,十二少,Louis,無論擔綱任何角色,Leslie煞是一襲不羈的風,猶如他啍唱的那樣,風裡笑著風裡唱,戲裡戲外,觀眾對他亟待好奇,「是無力但有心/像謎像戲/誰又會似我演得更好」Leslie教一班戲迷寂寞,也教我們感受寂寞也揮發著餘香。他注定是無腳嘅雀仔,沒有人能夠留住他,十二年後,以至二十多年前撼動舞台的Leslie,懷在我腦海當中,這隻雀仔從未殞落,他只是獨個兒行開吓,好像「獨孤求敗」每天對望倒影練劍,又或者他只不過在另一國度飛行,繼續他的無垠旅程。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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