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再定位——本土要如何承載社會記憶?

有關六四的爭議甚囂塵上,但大部分並不必要。也許是《明報》的soundbite太過聳動,將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的發言以「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為題,於是引發輿論群起回應。但孫氏的言論其實十分清楚,其一直強調敬重六四志士,也無半點詆毀,更未有要遺忘歷史,只是不滿支聯會的愛國情懷以及流於口號的作風,才質疑悼念意義。然而大部分評論純粹衝著《明報》的標題及報導發議,批評其泯滅良心,不近人情,根本文不對題。及後樹仁學報編輯的「龜公」論,矛頭同樣指向支聯會而不是六四本身,但就再激起任建峰律師說「不要再對學生客氣」。而支持孫氏言論的網民,又覺得此即係「支教」霸權,不容許維園悼念以外的討論,卻也一樣不對題,因為各種批評的出發點只是惟恐六四被新一代遺忘,而不是支聯會的種種。雖然激起議論千重,但雙方甚少針對相同議題。常言道香港社會撕裂,恐怕輿情更在網絡及資訊的碎片中,互相誤解,紛亂迷茫。其實彼此若平心靜氣,分歧未必如此大。事實上對於支聯會行禮如儀的批評數年前早已出現。且正如施永青日前亦撰文指出,泛民一早就應反省除卻藉六四表演自身的政治貞操外,到底能為港人實際爭取甚麼利益?何況一方面要結束一黨專政,又堅持要平反六四,更是自相矛盾——既然中共暴虐,而六四早有公論,何必執著要北京平反?正因為支聯會多年來未有正視問題,方始在本土情緒高漲下釀成當前論爭。今時今日,本土情勢已難逆轉,「建設民主中國」也有如當年國民黨在臺灣高喊反共復國一般蒼白無力,欠缺實際意義。不如由此為「六四」重新定位,重新出發。六四的本土意義正如各方所指,六四事件及其悼念是香港本土歷史不能割捨的一部分。不但是因為當年港人熱切投入北京學運、觸發百萬人上街,以及參與營救民運人士、驚心動魄的黃雀行動;更在於六四是不少人的政治啟蒙。多年來不少老師就是帶同學生在維園,具體地教授何謂民主,何謂自由。年年的悼念更是將歷史潛移默化為香港社會的內在價值。即使多年來有幾多言論指六四歷程複雜,真相未明,要大家「公正對待」,但港人都不為所動。因為我們明白,無論箇中有何轉折,任何政府在任何情勢下都不應用軍隊對付人民;而這一點無比重要,因為這是一切政治倫理的起點——政府的建立應是為了保護人民;傷害人民的政權不能是合法政權。由此我們才再會進一步要求政府有各種的形式和表現,例如民主,以避免少數人操控政府來為所欲為。我甚至認為基於長年的六四悼念,港人遂對政權的實體暴力有深刻感受,方在前年九月對催淚彈的鎮壓有強烈反應,而引發了劃時代的雨傘運動。拿走了六四,我們甚至無法了解香港當前的社會心理。同時,亦因為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能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多年來港人亦由此明確認識香港與大陸如何不同,成為港人身份認同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們確實無必要再執著於維園年復一年的悼念儀式。不如遍地開花吧——在樓下的空地播放六四影片或在街頭派發八九六四的剪報,重溫中共暴行,警惕北京所為;深耕細作吧,辦社區講堂由政權的實體暴力引論到制度暴力,以求民主意識在大眾真正紮根;展望未來吧,一起想像面對如此過去,我們希望擁抱怎樣的政治,怎樣的社會。以本土視角,多元、積極地承載歷史,六四的意義才能真正薪火相傳。 六四 明報 支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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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同胞書》的歷史謬誤──與香港民族黨訂正

日前,香港民族黨在Facebook發表《致香港同胞書》,號召香港人「效法美國先賢,開展抵抗殖民者暴政的民族運動,抗擊所有犯我同胞的異族人,將其永遠驅逐出香港境外」。不過,《致香港同胞書》對美國革命歷史的描述,與事實有許多出入。筆者支持本土,支持港獨,但始終對民族主義抱有懷疑。因為民族主義的極端,就是只談身份,不問是非。例如,只要有助團結香港人,對「民族大義」有幫助,就算憑主觀意志任意詮釋美國革命歷史,都沒有問題。希望民族黨回歸現實,作出修正。首先,美國獨立戰爭在1775年爆發,不是1776年。筆者斷言,有些網民看到這裡,已經覺得這是歷史佬「雞蛋裡挑骨頭」。那是你不知道這一年對美國革命有多重要。打個比喻,1775年列星頓及康科德戰役,擦槍走火,就如香港的佔中和佔旺,令殖民地的反抗者對宗主國的幻想破滅。抗稅和反抗《強制法令》(Coercive Acts)的和平抗爭,竟然換來血腥鎮壓。醞釀已久的新思潮迅速冒起:武裝自衛,繼而自決,最終獨立。華盛頓穿起軍服出席大陸議會(Continental Congress, 美國國會前身)、大陸議會決定組軍支援波士頓的素人民兵,但思潮始終需要思考縝密的人加以疏理。Thomas Paine就是這個人。他的《常識》(Common Sense, Jan 1776)在北美引發極大迴響,今日重讀仍然擲地有聲,因為他說出了「開槍之後」那一個時代的心中所想,勇往直前,最終促成議會在1776年7月宣佈獨立。對此,Thomas Paine有獨到的見解:Time makes more converts than reason. 時代比說理更能改變人心。民族黨把美國革命概括為一場外來人與本地人的爭鬥。雖然箇中的政治動機可以理解,但這是把香港今天的問題移植到美國的歷史,完全格格不入。美國革命不是「英國侵略美國人,美國人起而反抗」而爆發。恰恰相反,美國革命的遠因,正是英國協助北美殖民者開疆拓土。18世紀初,英國殖民者為了爭奪俄亥俄谷地,與法國殖民者時有衝突,最終因為華盛頓魯莽攻擊法國堡寨,而引發了法國印第安戰爭(1754-1763,歐美現在多稱為The Great War for Empires)。這反過來把英國拖入戰團,繼而引發連鎖反應,席捲全球,成為七年戰爭的一部分(1756-1763)。最終英國奇蹟地同時在歐洲、北美、和印度擊破法國,一躍成為全球帝國。戰後,北美英國殖民者的愛國熱情達到頂點,沒有人想過12年後會與英國兵戎相見。美國革命的近因,是1760年代英國施加的徵稅政策。或許民族黨是把這些政策視為侵略「美國」,而有「政府優待英國人而賤視美國人」之說。但北美抗稅運動,首要目的是維護英國王室賦予子民的一切權利,亦即所謂The Rights of Englishmen。北美抗稅運動的前提是「大家都是英國人,應該享有同等權利」。香港本土主義的前提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不能為了中國而犧牲香港人的福祉」,兩者根本不能直接類比。北美抗稅運動,早在17世紀末已經出現。1687年,新英格蘭自治領開徵新稅,牧師John Wise決定反抗。他在Ipswich的市鎮大會中主張抗命,不派稅吏徵集新稅,結果被總督Edmund Andros以煽動罪拘捕審訊。當時Wise在法庭辯稱抗稅是「英國人的權利」。這些權利,建基於大憲章及英國國會通過的多項權利法案,但當中有很多灰色地帶。新英格蘭的幾位法官隨即嚴詞駁斥:”Mr. Wise, you have no more privileges left you than not to be sold for slaves.” (懷斯先生,你現在只剩下免於出賣為奴的權利了);”They must not think the privileges of Englishmen would follow them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殖民地的居民,不能妄想把「英國人的權利」帶到這個世外蠻荒)。這番說話震驚了整個北美殖民地:英國人在殖民地,原來不能享有「英國人的權利」。這對1760年代抗稅運動,乃至後來《美國獨立宣言》的撰寫,都有重要影響。1760年代,英國為了解決法印戰爭及七年戰爭的財政負擔,向殖民地徵收新稅;又為確保殖民地邊境安寧,限制殖民地開拓(即侵略)俄亥俄谷地的原住民土地,隨即引發殖民地強烈反彈。當時抗稅運動的宗旨,是「無代表,不納稅」,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我們為大英帝國交了稅,打了仗,盡了英國人的義務,卻在英國國會沒有議席,被英國國會剝削開拓土地的權利,連「英國人的權利」也朝不保夕。解決方法,就是英國國會撤回法案,賦予殖民地更多政治權利,讓大家開開心心當大英帝國的子民。後來,英國國會多次撤回稅收,又多次重提稅收,和殖民地的衝突日益加劇,「殖民地與英國不是同路人」的思潮冒起,但雙方區分敵我的標準,始終是政治立場。簡單來說,親英國的稱為托利黨(Tory)、效忠派、保皇黨(Loyalist),親殖民地的稱為輝格黨(Whig)、叛黨(Rebel)、革命派(Revolutionary)、愛國者(Patriot,愛的當然是美國)。這個劃分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英國最終承認美國獨立,是因為國會表決通過對首相諾斯勳爵(Lord North)的不信任動議,托利黨政府倒台,輝格黨上台執政。而英美雙方的停火條件之一,就是容許托利黨安全離開美國。為了避免美國迫害協助英軍而重獲自由的黑奴、重新奴役這些按理要物歸原主的「財產」,北美英軍總司令卡爾頓(Guy Carleton)還把他們帶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安置。凡此種種,可見美國革命區分敵我的標準,根本不是種族、血統、文化、民族,而是政治立場。由此可見,美國革命的目標不是驅趕異族人,不是區隔美國人與英國人。這是19世紀20世紀的民族觀念,在18世紀根本就不存在。美國革命的確鼓吹身份政治,強調北美人民「合眾為一」,但用來論證「中港區隔」、鼓吹驅逐「中國人」,則大可不必。當年美國大陸議會,把保持中立的魁北克想像為「第十四州」,為了「招攬」魁北克居民加入革命,不惜在1775年派兵北伐,最終被英軍和魁北克民兵擊退。今天的加拿大歷史,仍然把此事件視為美國的軍事侵略。另一方面,北美十三州並不包括佛蒙特州,因為紐約州和新罕布什爾州都想吞併佛蒙特,而佛蒙特人卻想爭取獨立。美國獨立戰爭之初,佛蒙特只是以盟友身份從旁協助,後來在1777年建立佛蒙特共和國,甚至曾經考慮加入英國。要到1791年(美國立國15年),佛蒙特才獲准成為美國第十四州。「美國民族」,並沒有民族黨想像得那麼簡單。究其根本,美國革命不是保護「美國民族」而起的反抗。那是大美國主義的說詞,把追尋自由、利益、公義、守衛家園的決心,通通縮略成「美國人vs英國人」的正邪對決,得罪講句,嘔心程度不亞於中國抗日電視劇。民族黨宣言提及「英兵逐家逐戶傷害美國人」,筆者估計是指1776年新澤西州的戰事。新澤西州的人口,本來是傾向中立及保皇黨佔優。1776年冬季,美國革命因為連番敗仗而瀕臨崩潰,英軍和德裔傭兵卻在新澤西州強姦劫掠,令到包括保皇黨在內的新澤西人民起而反抗。他們四處狙擊英軍,向大陸軍提供物資情報,才促成了華盛頓在聖誕節強渡特拉華河,於特倫頓取得戲劇性勝利,徹底扭轉革命劣勢。但歸根究底,那幾千個衣衫襤褸、飢寒交迫、長期欠薪的美國士兵,冒著寒風暴雪,在佈滿浮冰的特拉華河強行前進,不是為了什麼「美國民族」而戰。新澤西戰事結束後,他們各散東西,還令到華盛頓的軍隊差點解散。數十年來,香港人相信中國民族主義,引狼入室,助紂為虐,最終釀成香港今日亂局。香港人必須訴諸身份政治,甚至動用民族主義理論,建立以香港為本位的身份認同。這點無可厚非,筆者完全贊成。但香港人就如革命中的新澤西州人民,我們的終極關懷始終是自由、利益、公義、家園,而不是民族構成。我們不介意梁天琦的出生地,也不介意鄭松泰在北京大學修讀博士,因為我們根本不關心一個人與「中國」有多少瓜葛。只要視香港為家,以香港本位思考,為香港謀幸福,他就是香港人。建立香港民族,無需挪用美國革命歷史來鼓吹煽動。多談家園,少談民族。Time makes more converts than reason. 自然水到渠成。 歷史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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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國立」事件:由「九二共識」說起香港國際角色的褪化

康文署在表演場刊中刪去臺灣學府的「國立」一詞,全城譁然。事件除了說明港府部門的政治審查,其實更可為香港國際地位如何褪色立下註腳。「國立」校名中的「國」,尚不是「臺灣國」但仍無法留低,即是變相連「中華民國」、臺灣統派所堅持的「九二共識」都一併否定。然而諷刺的是,當年破天荒達成的國共九二會談,正是在當時仍然真正自外於國共控制的香港舉行。香港與國共九二會談故事得由當年說起。1949年後兩岸分治,一直敵對。及至1980年代,除著兩岸大局已定,反攻大陸無望,臺灣方面就醞釀重整對陸關係。1991年,國府正式著手與北京溝通,並在翌年10月展開了正式會談;而地點選擇了當時仍在英國治下,作為國共第三方的香港。事實上,香港過去作為兩岸間的中立區一直是雙方互作試探的重要場域。早在1955年,北京就派章士釗(清末革命黨人,與黃興共創華興會,但後來投共)來港與國民黨接觸,試探與臺北和談的可能,惟後來不果;1973年章氏再來港試圖重啟談判,但出師未捷就在香港病逝。後來國府派元老陳立夫試圖回應北京,但又因爆發文革而止。因此九二年的國共會談在香港舉行其實並不意外。但會談最後沒有實質成果。雖然雙方都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並以統一為終極目標,但何謂此「一個中國」並沒有共識。北京始終堅持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合法政權,臺北則強調雙方於「一個中國」的認知各有不同,但彼此有各自演繹的空間,並單方面宣布「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為九二香港會談的「共識」。雖然兩岸事實上話不投機,會談最後連雙方同意的文字協議都沒有;且北京歷年來已屢次否認有「各自表述」的空間,但畢竟係雙方正式肯定統一前提的會談,因此就形成日後北京與及臺灣統派所謂的「九二共識」。香港以其英治背景,微妙的在兩岸關係間擔戴獨特角色。所謂「共識」:中共及後的對臺立場與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然而,正因為「九二共識」其實模糊,其對於兩岸政治身份的確認並沒有實質作用。臺灣綠營當然不承認與對岸有任何政治共識,北京亦繼續否認臺北為合法政權,因此其文宣當中,國府總統只能是「臺灣地區領導人」;青天白日紅旗不能在大陸宣示,即使在新聞片段中亦要劃去;「國立」字眼更要全面刪去或加上引號,如此環境於是成就了早前周子瑜事件的背景。本來兩岸爭議,香港自可抽身,但主權移交,政歸北京之後,香港已不再是中立地區。對於臺灣的「國立」名份,港府在政治壓力益發之下,難以不向北方靠攏。終於,當年以第三方成就國共會談的香港,今日其文化部門,卻連一間臺灣學府的正式名銜都容不下。因此,自歷史觀照,康文署「國立」事件說明的不僅是其政治審查,還有香港如何失去了在兩岸間的第三方角色以及自主空間。即使有指政府內部對於如何處理「國立」字眼並沒有一貫指引,然而面對能體察上意,劃走北京敏感詞的前線官吏,港府高層自然不能斥責否定;但若由此宣布港府將緊跟北京路線,嚴守政治正確,勢將衝擊香港一貫信奉的自由作風,恐怕馬上就掀起新一輪的政治危機,於是劉江華面見傳媒只能讀稿快閃。一國兩制之下,北京政治操作與香港社會文化的矛盾,又見一斑。 九二共識 國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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