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梁」陷阱

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事事乖離常理,從逆線行車,到名不正言不順地聽取特區政府司級官員的匯報,插手香港內政,公然違反《基本法》。中共與在港代理人合演濫權醜劇,港人早已見怪不怪。值得花時間評論的,反而是22名泛民會議成員聯署要求「撤換特首、重啟政改」,以及4名代表面見張德江的經過。「換特首」變相更肯定中央權力話說,4名主流泛民代表與張德江會面的主要戲碼,是當着梁振英的面要求中央撤換他。事後傳媒的焦點,就落在梁振英被泛民「參一本」時有沒有手震。梁振英有沒有手震面黑沒人敢說實,但我肯定張德江不會手震,因為從措辭上看,「撤換特首」是比「梁振英下台」更被動,變相更肯定中央的權力(但實情是,按基本法中央是無權撤換特首的)。如此顧全委員長的面子,張德江沒有打從心裏笑出來,但心花可能已經怒放。泛民認為如此近距離和高層次的接觸,反映了自己更受重視。但我們首先要問,香港人如今明明諸事不順,鬱鬱不得志,那泛民更受重視的基礎在哪裏?肯定不是因為泛民領導的民主運動聲勢浩大,北京被迫跟他們溝通緩和氣氛:眾所周知,雨傘運動後,泛民已喪失了過去的街頭動員力,超過1萬人的遊行集會幾乎在香港絕迹,取而代之的是本土派的激進行動。比較合理的原因是本於中共「拉一派打一派」的統戰策略,眼見香港新興政團如雨後春筍,紛紛打出了「前途自決」以至「港獨」的旗幟,並且贏得眾多香港青年的認同,失去街頭動員力的泛民於是成了中共的拉攏對象,以孤立「自決陣營」,令香港整體局面更容易控制。回到與張德江的會面。如果會面真的如泛民所講那麼重要,除了「倒梁」外,有沒有公眾同樣關注、值得向張德江提出的問題?社民連和香港眾志成員冒着危險表達「全國普選」和「香港前途自決」等政治訴求;職工盟也在場外示威要求釋放去年底被捕的中國勞權人士,與會者為何不代為轉達?除了政治和人權議題,距港百多公里的台山核電廠被揭發多重安全問題,環團正要求停工。人命關天,又涉中港關係,那不是比「倒梁」更值得向張德江提出嗎?更何况,不少港人對張德江的心聲可能更直接簡單︰離開香港,香港人不需要跟這個阻塞公路、目無法紀、逆線行車的京官會面。泛民卻似乎為了倡議「倒梁」,為了一點「京官重視」的虛榮,把香港民選議員應有尊嚴放在一旁,位置相當尷尬。今年開始,泛民主流就將反對政治的主軸定在「倒梁」上面。公民黨楊岳橋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主打「倒梁」;民主黨為了「挺曾倒梁」,甚至不理過去立場,投票贊成財政預算案。再加上自由黨、唐營、反梁媒體、曾鈺成、王維基等人各自發功,營造出「Anyone but CY」的全城氣氛。這次泛民自我設限也要與張德江會面再踩一腳,明顯是希望借勢將「倒梁」一直燃燒到9月立法會選舉,吸引對政治抗爭一時泄氣的選民再一次以「大局」為重,為催票工程製造鋪墊。關鍵是怎樣看待後雨傘時代「梁振英下台」固然是社會大多數的訴求,但以「撤換特首」作為2016年的主打立場(這次還得到《環球時報》肯定),泛民主流派跟開明建制派和「第三道路」的界線只會愈來愈模糊。現在已經不是什麼也未發生的2003年,我們一起經歷了「倒董」、「倒曾」和「雨傘」,難道泛民還看不清楚,「倒×」在北京劇本中的作用,只是消解民氣,削弱民主運動,從而加強對港政治控制?關鍵是我們怎樣看待這個「後雨傘時代」?是應該「休養生息」,以「倒梁」來轉移視線,將政治前途問題拖得一時得一時;還是把握機會「百家爭鳴」,在論辯和選舉中更新民主運動的組織,讓香港人重拾鬥志,為自己本來應得的民主權利鬥爭到底?希望泛民最終會和雨傘一代一起,選擇後者。原文載於2016年5月21日《明報》觀點版 梁振英 2017行政長官選舉 張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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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MBIE政府的一帶一路報告?

香港特區政府的「特」別之處,就是(1)你不單FEEL不到他們是來自市民的政府,甚至(2)FEEL不到他們以香港為本,嘗試提出香港「自己的主張」。他們不斷接受指令,將外在於香港的框架套在香港人身上,告訴你「香港就係咁架」。先夾硬逼你接受大框架(之前是十X五規劃,今年是一帶一路),再要求所有政策環節都服務於大框架。今年誇張到連本地大專教育也成為「一帶一路」的跟班:「61. 政府會將獎學金的範圍擴展到整個『一帶一路』地區,向沿線國家推廣香港的大專教育,招募學生來港入讀學士學位課程,促進香港與沿線民眾的交往。」雖然《基本法》明明指香港除了軍事和外交,其他事務一律自主,但因為(1)香港市民沒權選出自己的政府,因此(2)也沒有方法在制度上阻止特區政府主動放棄自主。當特區政府一步一步放棄香港自主,放棄一國兩制,香港人當然FEEL到,也因此今年的施政報告幾乎沒人理會。但是,對於一個異化程度這麼高的「ZOMBIE政府」步步進逼,不理會和取笑並不足夠。我們需要從小處起建立自己的香港主張,達到取而代之的水平,同時建立能牽制資本家和政府的「香港自主社群」。下一年今日,香港人要有屬於自己的「自主施政報告」。 2016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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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回到革命」,香港呢?

最近逛中資大型書店,愈逛愈心寒。明明書展時有多本論述雨傘運動的書出版,但書櫃上看來看去也只有《佔中運動實錄》一類親北京觀點的書。大型書店透過控制大部分發行管道以實行變相審查,早已不是新聞,背後的想法無非是潛移默化地影響香港市民,以及在港大陸人對香港和中國問題的認知。從此,我學會帶着政治有色眼鏡逛大型書店,從它賣什麼,不賣什麼,用力推廣什麼書,來側面理解北京的輿論策略。北京阻止中港民主運動論述結合我的發現也不是很新鮮:本土民族主義論著,常常搶眼地與反佔中書籍並置,陳雲的著作更動輒有一、二十種。本土論述的光譜日漸廣闊,從名正言順地探討香港民族獨立,到《香港革新論》的新維持現狀論(「永續自治」),但貫穿其中的是出於不同理由提倡不干涉中國大陸政治;消極的理由是「鬼國事情由鬼國人自理」,現實主義的理由是香港對中國是「以小事大」,要自保就必須配合中國的經濟發展,維持不能被取締的地位。中港區隔論和香港民族論被北京看上,主動在全國力推,當然志不在香港,而是透過將香港民主運動往民族獨立的方向推,阻止在大陸推動憲政民主的自由派維權人士,在論述上(不是組織上)繼續結合中國和香港的民主運動。雨傘運動期間,這套醞釀多時的輿論策略,在中國大陸十分見效——儘管大陸還是有零星聲援雨傘的行動,導致多人被捕,但總體並沒有對大陸民運產生正面影響,今年形勢更急劇惡化。軟弱無力的「核心價值論」筆者記憶所及,中港民主運動的「共振」互動,在2010年曾達至高峰。當年民主派發動元旦日遊行至中聯辦爭取雙普選,大陸網民大力支持轉發,將香港遊行的消息推上twitter的全球首位。當然,當年就算有中港共振,受限於「路徑依賴」及社會主流意識,香港民主派也沒能夠好好把握時機,面對爭取雙普選背後的憲政基礎問題。泛民溫和派更在五區公投後接受了北京的政改方案,令民主運動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正如民間左翼學者區龍宇所言,香港的主流政治文化一直是自由主義(同時經濟上右傾),但香港的自由主義者卻拋棄了自由主義核心的革命傳統(包含了人民主權論、人民革命論及人民立憲民主論),廿多年來一直帶領市民在《基本法》的鳥籠中爭取民主,「不談對抗,卻走去妥協,被收編,這就令民主運動無法形成」(註)。在雨傘運動前後,自由主義繼續被等同於軟弱無力的「核心價值論」,如今和民主派一樣,面臨被本土民族主義全面取代的「危機」。所以稱之為「危機」,因為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將令香港反抗運動與中國大陸所有反抗論述脫鈎,當香港民主運動變化成民族獨立運動,北京即可以把香港孤立起來對付而不怕「後欄失火」。民主派要帶領市民爭取自決前途另一本在大型書店找不到但最近被廣為談論的書,是滕彪和王天成主編的《回到革命——中國大轉型前夜的激辯》(不賣的原因更明顯吧)。在一波又一波大逮捕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也開始提出「回到革命」,推翻中共政權,落實民主憲政。香港的民主派如果要重新爭取市民,特別是對「循序漸進」絕望的年輕人的信任,就必須放下對中共妥協的幻想,做一個名副其實的自由主義者,勇敢地帶領香港市民爭取自決前途,從「爭取雙普選運動」深化為「民主制憲運動」——《中英聯合聲明》沒有寫、《基本法》沒有保障、更加不會有人大常委會決定支持,唯一的根據就是相信主權在民,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走上這條如登天一樣難的窄路,和中國反抗運動重建互相支援關係,香港民主運動才有可能重新出發。註:〈特立獨行的反對者——區龍宇〉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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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攻區議會在地方「執政」

要市民反對「袋住先」,民主派除了要好好解釋,經提委會預先篩選的特首選舉,只會養大一隻破壞自由、人權和法治的「政治怪獸」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向市民指出否決政改後民主運動可以如何進行下去。我的答案是:將政治想像力灌注於今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把區議會「當成」有實權的市議會,假戲真做,提出18區「市政藍圖」,並以此動員慣於在立法會選舉才投票的民主運動支持者,爭取過半控制權,在社區重新發展民主運動長期作戰的「根據地」。自接掌主權以來,中共對香港政治架構的基本設定,就是不讓得到過半數市民支持的民主派奪得任何一個重要政治位置:選特首由選委會或提委會決定;立法會有「比例代表制+功能組別」雙保險;對民主化程度相當高兼每年有數以十億元撥款權的市政局,更是殺之而後快;對最底層的18區區議會,則以委任制、當然議席以及其他選舉策略來取得壓倒性的控制權。當政改方案被否決後,可以肯定,立法會選舉的「雙保險制」一定不會放鬆。換言之,民主派在立法會這個平台只能維持守勢,以「守住」三分之一議席卡住不利民主的選舉方案,以及在關鍵撥款或立法審議上發動議會抗爭。中共目前如泰山壓頂,維持政治角力形勢已經是相當難得的局面,不過,在金鐘立法會採取守勢不等於全盤棋都不能動。相反,為了避免「原地踏步」,民主運動必須尋找新的發力點,我認為應把重心由立法會轉移至地方政治,拉開戰線,全力爭取各個區議會的控制權,這樣才能重新激發民主運動支持者的參與熱情。以奪取區議會為民主運動的新目標,因為那是有可能的!一、2010年中共同意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後,今年年底的選舉,458席中只剩下27席不是直選產生,區議會選舉將成為香港最接近全面直選的戰場;二、民主政黨在過去兩次的區議會選舉中,得票率較同期的立法會選舉低很多。務實點看,這反映了兩場選舉在選民心目中的性質不同;樂觀地看,那代表如果民主運動支持者以立法會選舉的心態看待區議會選舉的話,民主派在選票上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從小選區格局中解放不過,如果仍然按照過去的玩法,民主派當然會繼續失敗。過去的玩法是怎樣呢?6個字:重協調、輕戰線。對於區議會選舉,民主派的主要部署是協調參選人不要撞區:A選區分了給A黨,A黨就自己找人「落區做工作」,之後就各自修行。因此大家只會盯着自己分配得來的選區,不理會同區的民主派參選人在幹什麼,甚至互不認識。這種小選區玩法,適合長期以社會工作姿態服務居民的民主派政黨(但因為資源不足,整個民主派面對400多個選區,通常只能派出200多人參選,導致大量選區由建制派自動當選),不過更加適合有錢聘請更多全職地區幹事的建制派政黨。要令區議會選舉成為民主運動的進攻重心,民主派要重協調,更要建立新戰線。建立戰線需要政治想像力。譬如,試想香港不是由18區,而是由18市組成,有大埔市、荃灣市和觀塘市等,人口由15萬(灣仔市)到65萬(沙田市)不等。18個區議會就是18個市議會,贏得市議會過半數議席,就能決定該市發展的方向(房屋、醫療、教育、文化、經濟、環境),以及控制一些資源(目前是每年約6億8000萬﹞。在這種設想下,參選人理所當然要跟政見相近的盟友建立選舉陣線,提出共同的「市政藍圖」,以爭取議會過半數的控制權。民主派願意將自己的思想從小選區格局中解放,問問自己在「大埔市」執政後會幹什麼,民眾的思想也會隨之被解放。激發起來的就是一連串有關地方治理的籌劃和辯論,也許因此會有更多人覺得「過癮」而參選,讓民主派參選人「湊夠」過半數,也許會有更多民主派支持者有興趣助選和投票。萬一打下一兩個議會,民主運動就有了長期作戰的根據地;就算激戰而敗,也會有更多人願意在社區建立更有行動力的組織,下次捲土重來。窮則變,變則通。中共在立法會卡住民主派,民主派就應改為主攻區議會,爭取在地方「執政」。區議員不必是民主運動的無名樁腳,他們可以是民主運動的新龍頭。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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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迪:從清明節「熱爆」看機三跑

清明節翌日,在生態導師的帶領下,到元朗一條主要的農村考察。今年清明節,不單沒有「雨紛紛」,氣溫更反常地超過攝氏30度,新界居民祭祖時卻不改放火燒山的習慣,結果農村整個後山都燒成焦黑。年復一年地燒,山頭長不出樹林,水土流失,剩下不多的流到平原的水,大多被位於山腳的禽畜養殖場截去;那些建得像監獄一樣的密封禽畜場,肆無忌憚地排出惡臭污水,令大半條村都瀰漫着糞便的味道。一座戰前大宅前的池塘,最近也被抽乾了水,腐爛的死魚旁邊堆積了各樣垃圾。「小型絕望真相」過千村民活在這樣的環境裏,他們並非無知無覺,可是每一家人都被現實束縛着、被無力感籠罩:不想池塘乾涸垃圾堆積,但覺得其他人都亂丟垃圾,自己不丟也沒用;不想見到地主將農田變成廢車場,但不敢跟搞廢車場的惡人纏上;不想聞禽畜糞便的惡臭,但連農場什麼時候在什麼地點排污也不知道;不想見到放火燒山,但覺得幾十年來的習慣根本無從阻止。類似的「小型絕望真相」,每日在香港不同的社區延續着,更被包裝成「和諧」、「進步」和「發展」,誰敢挑戰誰就是「搞事」、「破壞和諧」和「別有政治目的」。難得的是,那條元朗農村的新任村長終於願意帶領村民走出第一步,打破沉默,挑戰現實。怎樣做呢?首先是認識:要從最微小處開始,摸清燒山、截水、排污,破壞農地,亂丟垃圾如何環環緊扣,互相強化;然後是組織:從一起執垃圾開始,讓分散的村民重新走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培養向「假和諧」鬥爭的勇氣,一個人不敢面對的,一班村民聚集起來就敢面對了。將元朗的禿山變回樹林,和阻止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上馬比較,哪一樣困難點?也許前者比後者更困難,但前者的基礎卻比後者紮實。起碼村民願意由從前只顧自己的狀况走出來,共同認識和嘗試解決問題。香港市民在關注機三跑爭議時,絕大部分卻不打算反省自己愈來愈頻密地坐飛機的生活模式。清明節溫度打破紀錄這件事,可以讓我們留意到新界鄉郊種火以及水土流失等一連串問題,本來也應該成為討論機三跑的最佳切入點:機三跑工程只是環境問題其中一環,更為根本的問題是航空業作為其中一個帶來溫室效應的重要產業,在氣候變化危機迫在眉睫的今天,應否繼續無止境地發展下去?香港又應付上什麼責任?認真應付氣候變化的話,香港以至世界的經濟模式需要怎樣的改變?顧左右而言他可是,在這一輪有關機場第三條跑道的爭辯中,這方面的討論徹底被邊緣化,就連環保團體的圈子也似乎接受了航空業有必要持續膨脹——機三跑不應起的原因變成主要是空域難以協調、花錢太多,以及程序不當等等,甚至在大嶼山南面建第二機場也成為了解決問題的「出路」。正是欠缺了從社區出發對環境問題的認織、組織經驗和面對「假和諧」的勇氣,令香港的環境運動長期「離地」,也缺乏動員力。如果市民對自己身處的社區環境問題也闊佬懶理,在面對更大更難的問題時就難免集體做鴕鳥,或者像面對機三跑時那樣顧左右而言他。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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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迪:落區素人 咪學泛民

讀者有沒有留意,今年在社區街頭免費替市民寫揮春的攤檔特別多?除了政黨之外,還有為數不少新成立的社區組織。年輕的「社區主任」急不及待製作「大頭照」易拉架、橫額和單張——跟進巴士服務、社區設施、巴士站上蓋損毁,一舉手一投足,跟政黨區議員九成相似。他們很多是「雨傘一代」,佔領過後回到自己的社區,部署參與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希望能夠令民主運動遍地開花。他們當中有些人在輿論耳濡目染下,對泛民政黨沒有好感,「民主派30年來一事無成」是口頭禪。弔詭之處是,當他們自己走進社區以至計劃參選區議會時,卻迅速地把自己複製成跟批評對象一樣的人——一個沒有稜角、能討好最多人的「政治商品」,賣點是年輕和靚仔/女。他們也學會了建制和泛民的協調遊戲,內定誰在哪個選區出戰。多了支持民主運動的人願意從事被視為「厭惡性工作」的社區主任崗位,多了人願意參選,無論如何都不是壞事。只是,如果可以要求高一點的話,我期望「雨傘一代」在落區時能夠反省香港地區政治的制度問題(譬如區議會作為港英殖民政府「無實權民主櫥窗」的淵源);在批評泛民時也要講清楚是在批評什麼(譬如泛民主派以「朝七晚十一」的好社工形象「為民請命」,民眾長期缺乏投票以外的社區民主參與);最終提出並實踐組織創新,補足甚至顛覆泛民主派落後於形勢的政治操作。香港市民過去只懂要求政府「還政於民」,爭取「代議民主制度」;近年我們和世界各地民主國家的民眾一樣,對脫離民眾的政黨政治感到不滿,也開始要求政黨「還政於民」。佔領運動中的「拆大台」行動,背後雖然有本土右翼網絡策動,民眾和應的情緒倒是真切的。「拆大台」情緒的答案不應是反組織,這只會令陰謀政治當道,民眾再不能團結一致。我們需要的,是以民主的方式重建組織,讓民眾有真正的參與,這應該是後雨傘時代「更新」香港反對政治的重點,也是落區雨傘一代可以擔起的任務。?做一個西班牙的夢西班牙的左翼政治運動Podemos(「我哋得嘅」)的「還政於民」組織經驗很值得雨傘一代借鏡。Podemos的組織主要以「地區圈子」(circle)為基礎,小至一條村一個屋苑,大至一個像沙田大埔的區。每一個圈子最少由5個人開始發起,首先認識社區並製作「社區需要地圖」,然後從最小的工作開始做:知道有幾家人冬天沒厚衣服穿,就想辦法請有能力的人捐衣服。這類自發社區互助工作累積的同時,參與的人也會累積,討論和處理的問題也會愈來愈廣闊和複雜。圈子的運作完全透明公開,只要認同基本信念就可參與,當圈子壯大至有能力在選舉中競爭,圈子可以決定是否參與選舉及派出何人參選。幾千個這樣的基層民主圈子加起來,Podemos一年下來已成為西班牙其中一個最大的政治組織,並有可能勝出今年的大選,上台執政。香港不是西班牙,但雨傘一代最可貴的是創新和理想,我們在沙田做一個西班牙的夢,有何不可?與社區居民一起組織有理念、有民主和有能量的「社區圈子」,推動社區共享創新,不是比起自封「社區主任」,推銷個人重要得多,也有趣得多嗎?假設我們在上水或屯門形成了數以千人的大圈子,我們可以把水貨客問題放到圈子討論,之後再投票選出最適切的應對方法;我們也可以給自己清晰的目標:當一個選區儲滿500個圈子成員後,我們才會派人參選區議會。這樣的話,就算輸了,圈子也會繼續留下來。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選舉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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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迪:大家來選區議員

?佔領運動暫息後,除了關注政改第二階段諮詢以及泛民的投票意向,輿論的焦點落在雨傘運動將會結出什麼政治果實,不計這個星期日開始的村代表選舉,今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會是第一戰。高登網民早在11月初就發帖〈【反攻建制】2015區議會計劃〉,號召「巴絲打」參選,並迅速成立了涵蓋幾乎所有區議會的討論組。稍後金鐘部分佔領者亦宣布成立由商界人士和前政務官等組成的委員會,籌錢支持30歲以下青年參選。筆者側聞還有另外幾個「傘字頭」的網絡計劃派人參選。這些班底一般打出的旗號是把雨傘運動的力量「帶到社區」,一方面希望增加市民對民主運動的支持,另一方面則狙擊親北京的建制派。高登網友帖文列出四大目標:打亂建制派參選部署;防止建制派自動當選;偷雞;以及形成地區勢力,將年輕網民聲音帶入議會,長遠劍指立法會。然而,政治評論人多年來不斷提醒我們:一、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戰場,以全港政治議題掛帥的區議會候選人,結果往往強差人意。人民力量上屆區選派出62人出戰,高喊「票債票償」,僅1人當選。因此,雨傘一族「一身黃色」落區,不會有好下場。二、做好地區工作是泛民主派保住區議會議席的基本方法,但長遠亦難以頂住資源無限的建制派。?改變地區政治常規順着上述思路,有社運朋友勸雨傘一代不要浪費時間,亦有泛民地區幹事呼籲他們不應該以民主教育者的姿態落區,真要投身選戰就要學習幾個老牌泛民政團的地區工作方法,從頭做起。筆者認為,兩種講法都忽略了佔領運動帶給香港民主運動的新動力——雨傘一代絕對應該把握機會投身地區政治,更應該以改變地區政治常規的方式參與地區政治。無論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區議會地區政治的常規就是透過爭取政府資源,以向選民提供個人化的服務或利益,藉此鞏固政治代理人的地位。結果,表面上雖然有選舉(今年的區議會選舉,除了27個當然議席外,全部直選產生),但實質上社區並沒有真的走向「民主」,居民根本沒有權力決定社區的發展方向,亦沒有經驗構思更好的社區願景。雨傘一代能夠「帶到社區」最寶貴的東西,其實不是民主理論,而是實踐民主社區的經驗。在佔領區的兩個半月,這班人經歷了無數次以商討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幫手建立過各式各樣不以金錢來衡量的互助機制(物資組/急救站/廁所/自修室),也操作過以往從未想過的社會實驗(在金鐘的花圃種菜/垃圾桶被刻意封住,所有廢物都要先經回收區分類)。有學者形容,佔領區是自發社區營造的最佳例子。這種從下而上改變現實的經驗和創意,正是香港地區政治最欠缺的。全面打破「派福利」悶局過去泛民候選人專注於自己選區「揼石仔」做代表,陷於單打獨鬥的困局。雨傘一代「政治素人」的地區政治,強處在於「連結」而不是「代表」。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把新時代中所有更樂於參與政治的市民連結起來,一圈圈地壯大能量,包括連結各式網上社區群組(有關注議題的,也有消閒吹水的),推動不同的社區營造項目,譬如出版社區報、建立社區照顧網絡、發展社區經濟等;同時也連結所有志同道合的候選人,提出超越個別選區的「區議會政綱」,讓選民有更多層次的地區政治想像和選擇(例如城鄉共生)。台灣有民間團體在太陽花學運後策動類似的參政計劃,名為「大家來選村里長」,結果在較早前的「九合一選舉」中,42位參選,12人當選,成績令人驚喜。期待雨傘一代也可以藉着區議會選舉,全面打破「派福利」悶局,讓地區政治重新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前線。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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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迪:一國兩制病了 而港府沒有藥

雨傘運動一個月下來,出現過兩輪呼籲民眾撤退的呼聲,第一輪是在10月初佔領初期,那時有消息指政府考慮以橡膠子彈清場,旺角佔領區也爆發多次衝突,主調是「避免傷亡」;後來當民眾以頑強鬥志捱過警察與「親政府民兵」的連番進攻,消息也傳出北京在台灣11月底選舉前不會輕舉妄動,就在此時,第二輪的撤退呼聲湧現,主調是「見好就收」。這裏不是重複網上對「見好就收」論的反駁,我是想指出這種當佔領是一個「問題」的思路,已經大到令泛民陣營自亂陣腳,忘記了一路以來最基本的政治判斷。還記得今年上半年政界不同陣營對政改主導權爭奪戰嗎?最進取的有「雙學」公民提名方案,較溫和的有「18學者」方案。當時作為民主運動平台的「和平佔中運動」,為了讓所有民主派方案都不被排除,在6‧22全民投票臨時加入一題「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立法會是否應予否決?」結果「應予否決」大比數贏出,只是,當8月31日人大決定一出,連落三閘,所有方案都翻了船。其時泛民主派馬上團結一致宣布,會在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戴耀廷也宣布香港進入「抗命時代」。和平佔中演變成雨傘運動,民眾鬥志高昂,情緒由和平佔中的宣泄憤怒上升為爭取北京翻案。然而,這股氣勢隨着北京對運動的強硬定性以及鎮壓的陰霾而有所滑落,溫和民主派趁勢推導出學聯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的第一輪對話。我認為,自那時起,溫和民主派已踩入誤區,將解決「佔領問題」置於群眾運動目標,甚至過往的政治判斷之上。贏粒糖輸間廠林鄭月娥作為代表的特區政府,在對話中表明沒權討論有關改變人大決定的問題,正如學聯常委梁麗幗所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已經放棄了自己原有的位置,「自斷雙臂」。如果不是學聯以公開信〈履行一國兩制 民情直達北京〉重新為林鄭月娥提出的「民情報告」和「對話平台」加上條件,呼應運動目標,學聯以及泛民主派繼續在林鄭設定的框架下談下去,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可以預估,到時港府將高調地拋出多個改革提名委員會方案 (即原本在第二階段政改諮詢也可能提出的方案),譬如取消一些邊緣界別的席位(漁農界60席),或者如梁振英所說將部分界別選民由公司/團體改為個人等等。如此一來,處身對話平台的泛民主派不同黨派議員將有可能因應新形勢和民情改變而再次分裂,最終導致特首政改方案獲得通過。萬一事情踏上這條軌迹,香港民主運動就連否決人大決定這個「前雨傘運動最低目標」也達不到,名副其實的「贏粒糖(第二輪對話)、輸間廠(政改方案通過)」。我們要借助群眾力量讓民主運動的層次提升,解決最核心的權力關係問題,不可能為了解散群眾力量而令民主運動不進反退。「提升」的方向在哪裏呢?學聯在公開信裏提出,如果特區政府沒有權力解決香港市民的政治訴求,就希望林鄭安排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學聯對話,讓香港市民直接面對北京當局。自八九六四後,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幾乎禁足內地,但是「香港事香港了」的自我設限不單沒有令民主化得以落實,反而令香港一制在北京的干預下瀕臨崩潰,這次港人自發運動又被北京定性為美國控制的顏色革命甚至港獨,一國兩制像進了死胡同,前路茫茫。學聯提出與北京對話,正是嘗試與香港市民一起直面政治現實,把運動放到更準確的軌迹之上——香港的民主運動的核心正是如何理解和實踐一國兩制。香港市民是香港社會最好的醫生,雨傘運動是市民集體的呼喊,告訴北京政府:一國兩制病了,而特區政府沒有藥!在這樣的背景下實踐京港對話,香港市民大眾會感受到北京的尊重,北京也可以放下對港顏色革命的標籤。從制度上來說也是順理成章:國家領導人可以和香港富豪搞座談,自然也可以和香港學生面對面討論問題。學聯這個建議,一方面令泛民主派免於陷入政治泥沼,一方面也令運動走向更有能量的良性互動,並不是如報章社論所說的「盲動勇武」,希望各方能好好把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佔領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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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迪 :《前途解密30後》——愈解愈密?

北京引導香港政改輿論的最新說法是,普選香港特首涉及中國國家安全,因此務必要在提名程序設高門檻,篩走「對國家不安全」的潛在候選人。國家安全的危險主要指外國透過香港挑戰中共的專政地位,這面旗幟已成為北京壓制自由民主的萬應靈丹,只要國家有危機,連憲法保障的人權也可以懸擱不顧,何况一本小小的特區《基本法》。有需要時,想點解釋就點解釋。這種把香港置於大國角力的政治觀,黎智英政治獻金事件是「通俗版」,上星期有線電視的特備節目《前途解密30後》則意外地成了「嚴肅版」,影響力有過之而無不及。節目以新近解密的英國政府檔案為基礎,涵蓋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幾年的中英政治角力。《明報》早前已根據檔案報道過一次,有線電視的野心更大,希望以檔案為本,講述一九八四至今三十年的一國兩制歷史。為了補歷史檔案的不足,有線記者找來了十二位重量級受訪者,包括四位前中共幹部(周南、張浚生、陳佐洱和流亡美國的許家屯),一位匿名中共黨員、英國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代表包雅倫、香港代表則有李柱銘、陳方安生、李鵬飛、譚惠珠、曾鈺成、葉國華等。 儼如北京以勝利者姿態述戰功然而,這種擺明以中英兩國官員和香港精英角度綜合的香港史,無論有多少檔案支撐,也不會有多少「新意」——英方於七○年代主動提出前途問題、續租新界或主權換治權等方案先後被否決,都是已被多次講述過。比較新鮮的是以檔案證明英國八○年代在香港推動代議政制,部分是出於牽制中國的考量——不過這點也一直是北京的判斷,並且利用來抹黑在香港實行民主。無論有沒有檔案解密,香港幾百萬市民被排除在整個談判過程,沒有辦法掌握自己命運這一點,並沒有不同。主持人也多次提醒觀眾這點。記者似乎沒辦法在北京找到同一時期的政府檔案。有趣的是,雖然檔案沒有拿出來,但願意受訪的中方前官員明顯較英方多,包括近年先後出版回憶錄的周南、張浚生和陳佐洱(訪問很多時只是回憶錄的影像版),令節目儼然成為北京官員以勝利者的姿態憶述「香港外交戰」中獲勝的經過。北京是否早已料到特輯對他們的輿論戰有利,因此大開方便之門? 略過港人爭民主抗爭史到了沒有英國檔案覆蓋的部分,特輯繼續以中英角力為主軸,於是北京的故事版本愈來愈突出,屬於香港的聲音卻更幾乎消失了,或者說,敘事多次違反了一般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譬如北京官員認為所有九七前的香港政制民主化都是英方的陰謀,特輯卻略過了港人爭取八八直選的抗爭,以及劉慧卿在九○年代動議全面普選立法會的嘗試,好像香港的民主真的只有英國人單方面在推動一樣。又譬如談到八九六四後的政治形勢,竟然是先由曾鈺成以一副客觀口吻把問題轉換成香港政界疏遠中共,之後再由周南洋洋自得地表述如何利用簽署新機場備忘錄的機會為中共突破六四後的國際外交封鎖。香港主流輿論在六四後對中共政權以及《基本法》的全面否定,以及爭取三百萬港人居英權的運動,也是消失無蹤。最後一集來到九七後一國兩制的實施情况,特輯的論述變得更單薄。延續着大國角力的框架,英國人撤退後,北京彷彿突然間沒有了直接的對手,故事說不下去,而董建華執政的五年卻無端被多位受訪者視為特區的黃金歲月——還有比這個更遠離一般香港人經驗的觀點嗎?由北京欽點的無能特首,激起○三及○四年連續兩年幾十萬市民上街,最後被北京拉下台,然後北京開始違反《基本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到二○一二年梁振英上台後變本加厲。如果按特輯的敘事,一國兩制被破壞可是香港人以抗爭自招的!英方代表包雅倫最後的說法也令人莫名奇妙,他說:「中國正落實一國兩制,並忠誠地按《基本法》行事……可以理解的是,關注高度自治的人,總禁不住設法測試自治界線,但問題是這樣做,會否反而削弱自治?這問題我不想回答。」他是在怎樣的提問下作出上述回答?所謂「測試自治界線」是指香港人現在爭取沒有篩選的特首普選的運動嗎?單看這個回答,我會以為連英方官員都認為一切對一國兩制的衝擊都是香港人以抗爭自招的,北京反而完全沒有責任。整套特輯中,稍為脫離大國角力敘事的反而是那位匿名資深中共黨員。他評論到當前形勢是,沒有附和北京收緊對港政策的正當性,反而踢爆了北京利用香港的現實:「這三大基地(外匯、情報、革命)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講句不好聽的話,現在香港變成什麼基地?洗黑錢的基地、移民的基地。以前很多靠香港,現在不需要靠香港,所以對你不客氣。」 當年「民主回歸」 今日「國家安全」看罷《前途解密30後》,一股「愈解愈密」的鬱悶壓在心頭。雖然我絕對相信有線新聞部的獨立,但我確實感覺到,當困在大國外交的敘事框架,無論官方解多少密,也只能說出愈加複雜細緻的「香港人被擺佈史」,怎樣也講不出一段屬於香港人的歷史來。為了試圖「解解毒」,我拿出馬嶽編著的《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的羅永生訪問,談的是當年中大學生會怎樣開始舉起「民主回歸」的旗幟,希望可以從香港人的角度對照中英談判(有線特輯裏恰巧也說香港政壇在八○年代開始團結在「民主回歸」的綱領下)。羅永生在訪問裏說:「整個『民主回歸』的論述,當時覺得我們很主動的提出,但我認識的現實應該不是這樣的!應該是有點醞釀,有一些學生以外的人,可以有效的帶出這些想法的人(影響了我們)。那麼他們的想法從哪裏來?其實是有協調的,我覺得這是中共統戰的其中一個方式……即是用學生運動的方式去推行一些政策,或者運動的口號,其實是配合共產黨政權的方向。我覺得『民主回歸』也是這樣。」三十年前的「民主回歸」論讓香港進步青年主動接受主權移交,三十年後的「國家安全/大國角力」論又試圖說服香港市民為民族犧牲小我。共產黨的論述戰無孔不入,令人倒抽一口涼氣!文×朱凱迪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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